里戈：冯媛追忆王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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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媛追忆王若水：智慧衍生痛苦 智慧之树常绿

那几乎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一九八三年，《人民日报》大院里，一个瘦小的身躯，提了一串香蕉，向办公室走去。或许他过于瘦小，他手中不算大的香蕉也显得大了不少。

此时，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四川姑娘从他身旁走过。和姑娘同行的人悄悄告诉姑娘：他是王若水，著名理论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姑娘不由得多凝视了王若水片刻。她的印象是：身材不高，但是人很有精神。

姑娘叫冯媛，刚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这时已是深秋，天气逐渐转凉。王若水也正是在萧瑟的秋风中，被撤销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几乎同时，他和前妻钟丹旷时三年的离婚官司终告了结，他成了上有高龄老母、下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汉。

并非左右逢源

一天早晨，冯媛去食堂吃早点，途中遇到王若水。“您早！”冯媛礼貌地打招呼。王若水听到这陌生的问候有些意外，他很客气地回覆：“您早！你是新来的研究生？”

冯媛答：是。

王若水问：你叫甚么？

答：叫我小冯就可以了。（心里活动：我告诉你，你也记不住。）

问：你的名字呢？

答：（心里活动：再不说就不礼貌了。）叫冯媛，不过不是左右逢源的逢源。

王若水会心一笑。后来，王若水告诉冯媛，从最后这句话，他知道这位新来的研究生同意他的观点，也是同情他的。王若水从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副部长级干部变成没有职务，这反而让冯媛感到，两个人可以更平等地交往。“从认识他的时候开始，我就是一个很佩服他的人，但我并没有仰视他，”冯媛说。她对王若水并没有“英雄崇拜情结”，但她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不检讨，也不夸张自己的处境，不作悲壮状。

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冯媛带来很多困惑，冯媛有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忧思，希望请教王若水，和他探讨。冯媛形容自己当时处在思想危机当中，而王若水则很快成为帮助她度过危机的重要人物。

冯媛在大学时对哲学就有浓厚的兴趣，她认真地“啃”过大部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普列汉诺夫选集》和黑格尔的《小逻辑》等著作。当时中国理论界批人道主义、批异化，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学说中最吸引冯媛的两点。在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冯媛无法断然否定和拒绝这一政治运动，但是与此同时，冯媛又感到，人道主义和异化学说对中国的改革和前进至关重要。她的精神危机也就由此而生。

从第一次简短对话之后不久，一九八四年的春节前后，冯媛第一次正式拜访王若水，就有关哲学问题请教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当时冯媛完全没有任何预感，他面前这位智者将会是他未来生活的伴侣。“如果有这样的预感，那我将会没有勇气去见他。”冯媛当时是出于交流的需要，交流的需要取代了最初的佩服。

不寻常的姻缘

一九八六年夏，冯媛从研究生院毕业。当年十一月，在王若水被撤职整整三周年的时候，他们决定结婚。

王若水出生于一九二六年，冯媛出生于一九六二年，两人相差三十六岁。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婚姻，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冯媛承认，在迎接这一最初的挑战时，她做出的努力更大一些。用冯媛的话说，王若水确有很多顾虑，而她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事实上，他们两人的生肖都属虎）。

王若水极其坦率地对冯媛说：“不说别的，至少我会比你早死很多年。”冯媛的回答是：我们之间产生了感情，我们也维持了这个感情，这说明我们可以跨越年龄的鸿沟。冯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能维持这个感情，离婚可以是一个选择，你不是也离过婚吗？冯媛的基本想法是，爱情和共同价值观可以战胜一切，有了这两者，甚么都不用怕。

结婚前，他们去拍结婚照。他们在两家照相馆拍了照片，之所以要“双保险”，是因为他们希望及早履行完手续，给大家一个交待，免得大家纷纷扬扬搞不清状况。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王若水、冯媛结为连理。在中国办理结婚，要有单位介绍信。他们在人事局等了整整一上午，人事局很不情愿马上盖章；但是，人事局的办事人员也在悄悄耳语：婚姻法中并没有规定说像他们这样的情况不能结婚，例如，婚姻法没有说当一个人在受批判的时候不能结婚，也没有说年龄相差到多少岁就不能结婚。

当时正逢胡耀邦下台。王若水、冯媛结婚，在不喜欢他们的人看来，这多少有一点挑战的味道。“当时在大家的眼里，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党员，是一个有前途的记者，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有人认为我是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终于，他们拿到了介绍信，到朝阳区呼家楼办事处办理婚姻登记。让冯媛颇感意外的是，办事处方面并没有担心他们的年龄差对婚姻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办事处最直接的问题是：“你看，他有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你怎么和他们相处？”

王若水有一子一女，冯媛和他们一直以朋友相处。冯媛当时的答覆是：“我们之间都认识，相处得不错；相互间会有问题，但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钢印印在了大红的结婚证上。他们没有张扬，没有买喜糖，没有操办喜宴。用冯媛的话说，这叫“革命化的婚礼”。如果说有甚么“仪式”的话，是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亲自下厨，为王若水夫妇庆贺了一番。胡绩伟与王若水在同一天被胡乔木罢了官。胡绩伟不轻易下厨，但他的手艺相当不错，特别是他的拿手好菜“陈皮牛”，冯媛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婚姻，冯媛事先没敢和家里商量，她决定先斩后奏。之后她写信告诉家里，父母回信说，这是“晴天霹雳”。长话短说，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加上两位老人对王若水的了解，他们终于还是认可了这桩婚姻。

乐观面对人生

王若水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走完人生路，这个日子距离他们结婚十五年纪念日只差三天。在王若水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和冯媛会经常谈起两人的婚姻生活，他们都同意，两人的感情生活越来越好，矛盾越来越少。当时已经是王若水病情的后期，死亡的幽灵时时萦绕。他们坦然面对这个对人有巨大精神压力的问题。他们的共同看法是，如果此时此刻就是他们婚姻的终点，他们没有甚么遗憾的；如果有，就是这个愈加美好的婚姻没有能够更长久一些。

但是，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冯媛的新的感受是，当时实在是有点不知愁滋味。当王若水再度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就生与死的问题谈笑风生，当他们互相总结对方的优点之后，王先生会说，“为了防止你骄傲，我再指出你的一点缺点。”

一九八七年王若水娶冯媛时，已经六十一岁。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他在晚年能够继续写作，写出这么多文章来，与他和冯媛之间成功、和谐的婚姻有直接的关系。

一九九六年六月底，王若水发现患有肺癌。七月一日住院，七月八日切除左肺全上页。手术前一天，医生对王若水半开玩笑地说，手术不会有危险，除非麻醉出意外。一贯乐观的王若水和冯媛微笑以对，他们互相说，看有甚么重要的话，赶快说。

王若水口授了三篇文章的提纲：《失乐园：我看红楼梦》、《哲学基本问题批判》以及对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写作计划。到当晚九点，口授完毕。第二天一早，冯媛赶到医院，王若水说，他失眠了。看看心疼、担心不已的冯媛，王若水说，“不过，我都在想这一辈子的好事。”

冯媛称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面对人类尚无根本对策的癌症，冯媛建议王若水倒计时，把最重要的文章先写出来。她希望王若水能够把重要文章分门别类，这样将来也可以方便她进一步整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几部好莱坞影片《偷天陷阱》等在中国放映，王若水、冯媛一起冒着寒风去看电影。拉着丈夫的手，冯媛第一次感到，为甚么他那平时一向很温暖的手，今天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冯媛心中感到一丝凄凉：一个生命正在悄悄地离去。

一九九九年底，体检复查时，再度发现王若水肺部有阴影。口无遮拦的协和医院医生说，“肯定是转移了，再做手术吧。”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出在淋巴上，医生在王若水的腹股沟发现了低分化的转移癌。此时的王若水明确告诉自己，生命的终点，或许真的不远了。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自以为我很平静，摸我的脉搏，还是快了。”他还写道：“我的身体已经不管用了，但是脑子还管用，很多东西想写而写不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恰好白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二零零零年元旦期间到北京演出《斯巴达克斯》，最好的票三百七十五元人民币一张。冯媛问王若水想不想去看。王若水说，“看吧，最后一次了。”平静的语调中带着沉重。

了却哈佛情缘

王若水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在哈佛大学，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一九七八年，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新闻代表团的成员访问美国时，曾经到过哈佛；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和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两度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一九九八年，在瑞典为时半年的研究访问结束后，王若水取道哈佛回北京。在哈佛，他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研讨会”。一回到北京，他就建议冯媛申请尼曼研究员，这是哈佛大学为全世界优秀新闻工作者设立的研究基金。

王若水从一九八三年被免职起就失去了新闻工作岗位，而在职新闻工作者是尼曼基金对申请者的唯一硬性要求。因此，他希望冯媛能够圆他的尼曼梦，他也可以以“家属身分”重返哈佛，好好利用一下哈佛的图书馆，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尽可能多进行一些对毛泽东的研究。

当时，冯媛对王若水说，过两年吧。两年后，王若水旧话重提，冯媛觉得，就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不能再拖了。她抓紧时间，赶在截止期前一天寄出了所有申请材料。

这对夫妇如愿以偿。二零零年八月，这对夫妇登上国际航班，飞往波士顿。

九月十九日，是王若水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王若水拖着虚弱的身体，打上红色领带，穿上米色西装，和哈佛的研究生们谈毛泽东为甚么发动文革。不知底细的人，甚至感觉不到，他们面前的这位学者的人生路，只有一百多天了。即使是与王先生朝夕相处，冯媛也没有感受到王若水的虚弱。直到王若水去世后，冯媛在编辑由她拍摄的王先生录像带时，才发现从二零零一年七月开始，王先生眼部已经开始出现浮肿。

十二月二十三日，王先生最后一次入院。十二月十九日，是王先生化疗的最后一天，按照常规，化疗结束第三天，体力就会好转。这次不合常规，第三天、第四天情况一直不好，呼吸困难，人也发晕。冯媛给医院打了电话，护士与王先生通过电话后，马上派救护车接他去医院。

在医院里，王若水和冯媛的话题不由得又涉及到死亡。一向豁达的王若水此时和以往似乎略有不同。他在谈到不保留骨灰、在人民日报大院里种一棵树之后，话锋一转说，“我，嘿嘿，不喜欢这个话题。”

一月八日晚，冯媛十点十五分离开医院，因为要赶末班公车。最后两天，医生已经停止治疗，并考虑把王先生转到临终医院。

一月九日凌晨三点十分，王先生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五分钟后，医院来电话。医生说，“你的先生过世了。”虽然有所某种心理准备，但此时冯媛还是相当的惊愕，她脱口而出：“为甚么？”事后冯媛也感到自己问的没有道理，但是当时，她说出来的，就是这个“Why”字。

痛苦孕育永生

王若水写文章精益求精，改起来不厌其烦。他在晚年重点研究的一个题目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由于他的治学严谨（过于严谨？），直到他去世，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终于没有完成，甚至连一个完备的大纲也还没有完成。

后事不要仪式，是王若水生前和冯媛谈起过的事情。一月二十二日，王先生在妻子和儿女的护送下火化。看着自已那么熟悉的人离去，看着一个刚强的身躯化为灰烬，冯媛感到了一种悲哀：那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快就过去了；那么多独到的见解，终于没有能够留给后人……

冯媛从学术和精神两大方面，来看待王若水的精神遗产。在哲学方面，王若水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他试图从哲学意义上说明唯心主义不是那么可笑。在社会影响方面，王若水倡导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以独特的思维和文风，被视为一面旗帜；他强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王若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始于一九五八年。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青年马克思问题。一九六四年，他奉命写批人道主义的文章；经过研究，他反而成了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在探究文革原因时，他发现重要原因之一，是人的非人化，一个人从人变成了神，其它人都从人变成了兽；红卫兵打死的不是人，而是“兽”，阶级敌人成了“牛鬼蛇神”，也是一种兽。王若水认为，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反思中国的人间悲剧的很好的理论工具。

王若水很早就提出，总结文革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他后来一直在巩固这一观点。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研究文化大革命，是王若水晚年研究的两大领域。他把文革发生的根源探讨，从斯大林去世，向前推进到延安整风，他认为延安整风是文革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从王先生留下的手稿中，冯媛发现，王先生把脉络向前推进到三十年代初的苏区肃反，推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们，推到苏联的肃反，追溯到中共最初的建党思想。

胡乔木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一本批王若水的小册子，在全中国印行三千万册。他“欢迎不同意见”，但是，当王若水的文章写好后，胡乔木不允许他发表。王若水从五十一岁到五十七岁，做了六年人民日报副总编，失去官位后，他仍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的天性。

在冯媛看来，每个人都在历史的基础上承袭了历史的遗产，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应该做出学术上的清算和思想上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若水的工作很有意义。”冯媛相信，王若水所关切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王若水喜欢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个人利益一定要服从集体利益。在异化理论方面，王若水形象的比喻是，这仿佛是母亲生了一个逆子，变成了母亲的对立面，压制、欺负母亲。从这里出发，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思想上的异化是个人崇拜，把人变成神；政治上的异化，就是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经济上的异化，是为数字而生产，而不是满足人的需求。

每个人都有走完人生路的时候。冯媛是无神论者，她也不相信往生。但是，她相信，他们的心灵会永远对话。将来有一天，当他们都到了同一个世界的时候，冯媛与王若水再会，她的第一句话会是甚么？

冯媛莞尔一笑。她说，这恰好是她和王先生每天都会对对方说很多遍的那句话。无论用中文说还是用英文说，都是那永垂不朽的三个字。

在结束了尼曼项目之后，冯媛将在日内启程回北京。令她无限伤感的是，他亲爱的夫君不能再陪伴他，与她同行的，是先生的骨灰。她会小心翼翼地护送夫君回家，她也会按夫君遗愿种下一颗树。

智慧常常会带来痛苦，但智慧之树常绿。

（2002年采访于哈佛大学, 全文原载于2002年6月30日《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