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用勤：澄清那些污蔑托洛茨基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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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富尔教授的谎言
澄清那些污蔑托洛茨基的谎言（一）

作者：施用勤


(施用勤，生于1949年，在内蒙呼盟插队自学俄语。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译审。译有《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版）、《先知三部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版）、《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版）等）

缘起

前几天（2016年10月20日）应一些年轻朋友之邀，去东四一家民营书社听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格鲁弗·富尔（Grover Furr）教授讲托洛茨基，题目是《托洛茨基面面观》。
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经不住朋友的再三邀请。早在去年10月，富尔教授在人大讲座时，朋友就曾请我去驳斥他，但我当时正和几位师兄一起在四川旅游。再者，我不习惯用手机，给我发来的短信我是在事后才看到的。
之前，朋友给我送来过这位教授的一些文章，我也草草翻过，觉得他的水平不高，立论极不严谨，不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更像是一个超级斯大林粉，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
我不想去还有一个原因，毕竟安排的是这位教授的讲座，人家又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是美国教授。美国教授的头衔在中国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我不可能在他的讲座中充分表达我的观点，与他唇枪舌剑地对着干。我一旦说得多了，或说得过于尖锐，就会被主持人或听众阻止。当然，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能喧宾夺主嘛。
虽然讲座场所比较简陋，面积不大，主室的条案两边坐了20来个人，就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讲座主办方还是做足了准备工作，把富尔教授的讲座内容翻译、打印出来，发给听众。但讲稿的题目与通知的不同，成了《托洛茨基——1920年代的争论，1930年代的谎言》。
多年来，我一直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研究与他相关的联共（布）党史，所以对富尔教授的讲座涉及的内容熟悉，几分钟就把它浏览了一遍。但留给我的印象仍像以前一样：水平不高，立论随意，没有一项他说的托洛茨基的谎言是能够站住脚的。
讲座主持人是北大教授，看来与富尔教授十分熟悉。他首先对富尔教授做了简单的介绍：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左翼，一直进行俄国革命史的研究，揭露各类对革命、对斯大林的歪曲诽谤，或是揭穿那些反对他的人的谎言。他已经撰写并出版了《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此书的中译本和俄译本也分别在中国和俄国出版，据说在俄国的销售还不错。主持人还说，因教授的左派观点，他的很多著作在美国很难出版，为此深感惋惜。他强调说，富尔教授精通20多国语言，他对托洛茨基谎言的揭示是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得出的。他对富尔教授为揭示真理不辞劳苦的精神大加赞扬，说教授今天下午两点抵达首都机场，马不停蹄地去了一所大学，之后只有20分钟的用餐时间，就来这里给大家讲座。听了这番介绍，所有在场的人都为教授热烈鼓掌。最后他说，今天的讲座先由富尔教授演讲，然后大家提问题。
为了表示我还有我的朋友不赞同富尔教授的观点，我说：“在座的都是对讲座题目感兴趣甚至是有研究的人，而且观点各不相同，说提问不合适，讨论更恰当。”
在富尔教授宣读完他的讲稿之后，开始讨论。我率先发言：“富尔教授说的是托洛茨基的谎言。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这个人物有大量不同的说法，判断他的言论是真话还是谎言，取决于你占有的资料，还取决于你的立场、观点和利益。要澄清历史、证伪、揭穿谎言，需要依据靠得住的史料和文献，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造成新的伪造和谎言。教授讲稿中对‘列宁遗嘱’的看法，说它是托洛茨基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伙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伪造的结论，依据的是推测和流言，是站不住脚的。”
富尔教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了一通他不是对托洛茨基做好坏判断，只是揭示托洛茨基的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而他说托洛茨基伙同克鲁普斯卡娅伪造遗嘱，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并非一定如此，等等。
我本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穷追猛打，这时书社主人出面制止我。我知道在这种场合是争论不出什么来的，于是承诺不再发言。
富尔教授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为斯大林招魂，传播别人和他本人对苏共历史和早期领袖人物托洛茨基制造的谎言。他在美国没有市场，在中国倒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原因并不难理解。在美国，有关联共（布）党史、党内斗争，各种不同观点、立场的著作、史料都早已公开出版，所以读者对相关问题的了解相对比较全面，虽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但要他们相信富尔教授的谎言和他借助谎言重塑的斯大林偶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在中国，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被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共虽然承认他犯了错误——肃反扩大化，但毛泽东亲自定调，功过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当年中共的反修斗争中，捍卫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对他的批判，是斗争的重要部分。在文化革命初期，更提出要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自比为斯大林了。那时虽然也出版了一些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书，但量很少，还都是内部读物，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即使对关于斯大林的宣传有怀疑的人，也无法进行相关的研究，一是没有资料，二是不允许。我认识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因与几个同学一起研究托洛茨基而遭受牢狱之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出版了一些揭露斯大林的真实面貌以及联共（布）党史真相的书。遗憾的是，这一过程始于1980年代的布哈林热。因布哈林是捍卫新经济政策，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化，反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又被说成是旨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农业生产开始的，所以布哈林热持续升温。殊不知，在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布哈林是政治局中与斯大林合作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一起捍卫所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起炮制“一国社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政策，反对1923年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后来的季托联合反对派，并在这一斗争过程中肆意践踏、破坏党内民主，在这场使列宁的生机勃勃的党退化为斯大林个人专制工具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他自己也沦为反对派，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我曾写过：“从全盘肯定斯大林到否定斯大林肯定布哈林，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位移。肯定布哈林鼓吹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肯定1928年以前的斯大林，只不过是把1923-1928年联共（布）中央多数派推行的经济政策的冠名权非常不公平地给了布哈林，而把斯大林甩到了一边，正如当年斯大林曾把这个破产的经济政策的罪责全都推给布哈林，把自己择干净一样不合理。这个位移不仅无助于澄清那一段历史，反而使它变得更加混乱。因为它再一次肯定了当年多数派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而不是反对列宁主义的，并再次用列宁的声望来加冕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毫无共同之处的错误的经济政策。更严重的是，它硬把那个早已破产的经济模式说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经济模式，必然会使今天处在革命运动低谷中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绝望。”[《误读的历史，破产的经济政策》，《视界》2002年]但这个过程延续了十多年，它对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斯大林官僚对它的损害和背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此期间，在中国宣传和出版有关布哈林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合法化。但在1996年，我译的《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一书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时，曾受到安全部、公安部、中联部和新闻出版署四个部委的调查，虽然对出版社、责编和我本人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但也足以表明，在那时，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非法的。其实这时，中国知识界已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告别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很多人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对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体制正确与否、斯大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各派的是与非等，都不再感兴趣。1999年，我参与翻译并对全书进行统校的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虽然也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一些报刊上也刊登了一些写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对此三部曲的评论，但只是一些微澜，根本热不起来。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我译的托洛茨基的三本重要著作——《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2008年）、《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2010年）、《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2012年），反应更微。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读者失去了深入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机会。而我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绝不单纯是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正名、讨回公道，更是要通过他让国人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真正的革命家。前几年逝世的俄国历史学家瓦季姆·罗高文倾其一生最后15年，撰写了7卷本的著作《是否曾有另一种选择》，说托洛茨基的道路是完全不同于斯大林道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缺了这一步，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仍然迷信斯大林，对他和当年的反对派领袖的看法，仍停留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简明教程》的框架内。富尔教授制造或搜集的新的对托洛茨基的谎言，不难在这些人中找到共鸣。所以有单位请他前来，安排他演讲，也有出版社为他出书，兜售他的谎言，而且还是十分低劣的谎言。
这一情况使我愤怒，同时也使我感到有责任揭穿富尔教授的谎言，驱散富尔教授粉饰假革命家、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语）斯大林，诬蔑真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迷雾，让有志革命的人看清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富尔教授讲座中的谎言有两类，一类比较具体，一类比较泛泛。如“列宁遗嘱”等，是非常具体的；如说什么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一切事情都说了谎，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所以不得不搞暗杀、破坏、同德国、日本勾结，都是泛泛的。对于第一类问题，我将举具体例子来反驳，对于第二类问题，我也只能勾勒粗线条，否则，写两本书也不够。
列宁遗嘱和其他
1、所谓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紧张关系
这些问题都是具体的，我先从富尔教授说的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紧张关系说起。
富尔教授依据史蒂芬·科特金的著作提供的资料来证明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紧张关系。
教授宣称，他揭示托洛茨基的谎言根据的都是第一手权威资料。然而他在揭示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紧张关系，依据的却是这个科特金提供的资料。
我承认自己孤陋寡闻，在阅读富尔教授的讲稿前，我对这个科特金一无所知。因为在我阅读过的相关权威著作或文献的作者中，并没有科特金这个名字。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科特金是1959年出生的美国苏联学者。1959年出生的美国学者怎么能提供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的一手资料呢？他不可能直接听到或看到当年的情况，他的书能够作为第一手资料，只有一种可能，即他所写的东西是他从尘封的故纸堆里翻出来的。
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科特金是这么说的：“1921年夏，列宁及其他同志曾经谋图将托洛茨基调到乌克兰，但托洛茨基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之后，列宁让步了。
科特金的说法显然出自政治局对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的信的答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的说法是来自一手资料。但他并没有引用这份文件原文，因而不能说科特金的说法就是一手资料，所以富尔教授在此引用的科特金的说法，顶多只能是二手资料。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太过苛求。不过，如果教授不宣称他的资料都来自一手资料的话，我也就不说这话了。不管怎样，这能证明教授用的是科特金的一手资料，而不是他自己编的。仅此而已！另外，如果这位科特金真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撰写的真是能够恢复历史真相的著作的话，富尔教授引用他提供的资料也无可厚非。但情况并非如此。

下面我引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它出版的标题是《关于俄共（布）20年代的党内争论》，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5、6、7、10、12期和1991年第3期上。译文刊登在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内部读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和1999年第一辑上。这一组资料主要是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第一封信），政治局多数派对这封信的答复，托洛茨基对答复的反驳（第二封信），政治局多数对反驳的反驳，以及此信在俄共内部引起的反响。
研究历史，必须利用资料，从中得出的结论，必须要有史料的支撑。当然，史料本身在权威性、可信度上也千差万别。我在此引用的史料，不理某个研究者的观点，而是当年争论双方的原件，而且注明了出处：每一份文件都标明它出自中央党务档案馆第某全宗，第某目录，第几卷宗，第多少页。还标明它是以什么形式保存的。如托洛茨基1923年10月23日的答复，就有“用打字机打印的速记稿保存在苏共中央档案馆内”的字样。凡此种种，保障了笔者所引文件是权威的一手资料，而且出版单位也为文件的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当年政治局中的多数（除因病不能出席的列宁、鲁祖塔克）在这他们的答复中是这么说的：
正是列宁同志于1921年底在政治局主持通过了派托洛茨基同志以粮食人民委员部特派员的身份去乌克兰的决定，这一决定后来被取消了，但这正是由托洛茨基同志不断向中央大多数人发难这一令人难以容忍的举动引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辑第180页。]
然而要判断争论双方的是非对错，首先应该了解一下双方各说了些什么，才有可能，仅引用多数派对托洛茨基的指责，起码是不完整的。我认为至少还应该让读者看到托洛茨基是怎么答复的。
政治局委员的“答复”……认为需要提一下列宁同志1921年提出的派我到乌克兰担任“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建议，这不是令人吃惊吗？然而对事实的叙述有误，且带有某种倾向性。1921年秋，列宁同志担心乌克兰人在征收粮食税方面不会表现出足够的热情（那个时期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建议派我去（不是代表粮食人民委员部，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施加适当的“压力”。最初三、四年我曾有过多次这样的出差，所有这些出差同政治局内部的分歧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从上次对乌克兰的访问中得到一个印象，乌克兰的同志自己会把要办的事情办好，就认为这一次出差没有必要……列宁的建议被通过了。当时我建议，为了避免造成关系混乱，只临时（比如4-6周）任命我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这条建议被采纳了（自然其他职务并不解除）。但第二天，列宁同志在获悉来自哈尔科夫的令人比较放心的消息后到军事委员会找我，建议取消原来的决定。[同上，第197-198页。]
原文中对托洛茨基的反驳做了下面的注解：
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现有文件，此事看来是这样的：在1921年7月1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列宁提出的任命托洛茨基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的建议，建议被通过了。但由于托洛茨基的抗议，政治局同意在俄共（布）中央全会召开前不执行这个决定。1921年8月9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取消了政治局的决定，并通过决定说：“鉴于国际局势的尖锐化，托洛茨基同志的精力将更多地放在军事工作上。”[同上，第213页。]
这件事的三家之言，已罗列在此。前二者的说法，截然不同。政治局多数把列宁建议派托洛茨基去乌克兰的事说成是“托洛茨基不断向中央大多数人发难”的结果。托洛茨基首先纠正多数派的不确切的说法，说他“不是代表粮食人民委员部，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这一说法应该是准确的。鉴于他的身份，他去乌克兰肯定是代表中央委员会。他的临时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的建议，也采纳了。第三方的说法（注释）是，“列宁提出任命托洛茨基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这与托洛茨基的说法相吻合，是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而不是“以粮食人民委员部特派员的身份去乌克兰”。并明确指出，是俄共（布）中央全会取消了政治局的决定。决定中的“鉴于国际形势的尖锐化，托洛茨基同志的精力将更多地放在军事工作上”一句，毋宁说是表明中央认为它是需要托洛茨基的，派他去乌克兰是为了让他去解决粮食收购问题，而不是摆脱他的借口。即使注释无法证明托洛茨基的说法，是列宁亲自建议取消原来的决定，也绝对证明不了多数派的说法，即“这是列宁同志想通过把托洛茨基同志调往乌克兰，一劳永逸地改善政治局气氛的尝试。”[同上，第209页。]
在对政治局委员对托洛茨基第一封信的答复的多处注释中，都指出多数派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歪曲、捏造事实，几乎成了这封答复风格。难怪大名列在其中，当时已是五人小组成员，因在彼得堡而未参预“答复”写作的布哈林都看不下去了，他于１０月２０日给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往书记处发了一封电报：“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并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对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布哈林。”[同上，第186页。]
布哈林说的报纸小品文的味道，形式不严谨，有懈可击，应该也包括上面这件事。
两相比较，其中哪个更全面，更客观，读者自有公论。当然，我也不是说科特金就是有意扯谎。作为一个美国苏联学者，他获得这些资料比我们中国人要方便得多，科特金是有意屏蔽还是没有看到客观完整的相关资料，笔者不得而知。但他的结论至少是偏听偏信的结果，他仍是在传播当年多数派编造的谎言，这点是毫无疑义的。
科特金在讲述乌克兰一事之前，先做了这样的铺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坐下学习英文，却突然突兀地停下开始批评政治局不良的组织形式——这直接导致列宁失去了他的冷静。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据说宣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列宁）就是“小流氓”，使得列宁的脸色变得煞白。
他的叙述仍是取自政治局多数委员对托洛茨基的信的答复，但不是对后者的第一封信，而是对第二封信的答复。托洛茨基骂列宁“小流氓”（更确切的译法应是“无赖”）的说法出自列宁的妹妹。
答复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应该有人对政治局过去是而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精神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工作罪责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该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一连数月的时间里，托洛茨基同志出席政治局会议（当时还是列宁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总是带着一本厚厚的英语辞典，并且几乎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都在学习英语以表示对会议的抗议，只是暂时停下来，尖酸刻薄地插上几句如政治局工作杂乱无章一类的话。以托洛茨基同志为一方，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列宁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竟不止一次地发生激烈的争论和严重的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208页。]
答复中的这段话，是为了给他们歪曲事实[具体如何来证明他们是在歪曲事实？怎么证明托洛茨基中断政治局会议没有发生过？]、制造谎言找依据。再者就是要震慑对方：我们是多数，在这些事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讲事实真相，根本没用。
在这份答复中以及在其他地方，类似的歪曲和谎言还很多。由于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和斯大林的胜利，这些谎言就变成了真理，托洛茨基的驳斥和复原真相，反倒无人问津。相信谎言的人也形形色色，但现在还相信它们的人，大概不少是由于对当年党内斗争的起因和性质不大了解。
由于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所以在革命胜利后，他的肖像和列宁的肖像在苏俄各处并排悬挂。再加上他创建并指挥的红军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并在国民经济恢复中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苏共党内的二号人物。这引起苏共高层中的一些觊觎列宁继承人的位置的人的不满。尤其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时，就暗中结为三驾马车，旨在排挤托洛茨基。在他们看到所谓的列宁“遗嘱”后，他们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还不断扩展他们的小集团，从三驾马车到5人小组（三驾马车加上布哈林、李可夫），从5人小组到7人小组（5人小组加上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和监察人民委员）。政治局星期四开会，他们提前在星期二开秘密会议，以便协调立场，统一口径。可悲的是，他们心里明白，即使这样，他们仍无力与托洛茨基抗衡，必须把因病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列宁拉进他们的行列，还要贬低和抹杀托洛茨基对革命的贡献。而要做到这点，必须靠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答复》中说什么列宁让托洛茨基去乌克兰，是为了摆脱后者的说法，就是他们为制造列宁与托洛茨基不合或托洛茨基一贯反对列宁而编造的谎言之一。科特金至少是这些谎言的上当者和传播者。越往后，谎言的编造就越荒唐、越离奇。致使托洛茨基后来写了本书，书名就是《斯大林伪造学派》，用文件和史料来揭穿他们的歪曲和伪造。可惜中国看过这本书的人不多。
不过，即使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会议上学英语的事是真的，也不能使他们的歪曲和谎言变成事实。因为形成这两个伟大政治家之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根本不是科特金所说的这些东西。
我认为，决定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托洛茨基对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建设的历史贡献，还有他在当时党内斗争中的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在二月革命后，两人分别在大洋两岸——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美国——得出在俄国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然而，列宁的观点在准备在苏维埃中扮演反对派角色的布尔什维克上层中遭到抵制，是托洛茨基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立场。在列宁躲避通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夺取政权甚至泄漏起义日期，斯大林消极怠工的情况下，是托洛茨基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国内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想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刚刚获得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他们接管的国家又是被沙皇的腐朽统治和连年战争消耗殆尽的国家。在这危若累卵、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担负起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长达两年半的内战烽火中，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以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在战火中组建了红军，并率领这支队伍南征北战，先后粉碎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科尔尼洛夫、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英法两国支持的白卫军，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战尚未结束，他在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一年前，就向中央提交了废止战时共产主义，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集制的建议。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它将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建设。但经济建设的命脉——铁路运输——却濒临彻底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起了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在一年内恢复了铁路运输的生机，创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在列宁晚年进行的两场重大的斗争——对外贸易垄断制和民族问题——中，托洛茨基是病中的列宁在高层中唯一可以依赖的人。
对托洛茨基的杰出贡献和能力，列宁不止一次地发出由衷的赞叹。十月革命前，当托洛茨基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反对，提出抵制预备国会[预备国会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存在于1917年10月3日至11月7日。预备国会是立宪会议召开前俄罗斯各政党的“代表机关”，由民主会议产生只拥有咨议职能。十月革命后，预备国会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的口号时，躲避通缉的列宁称赞说：“好样的，托洛茨基同志！”对托洛茨基在加入布尔什维克后的表现，他用“自从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没有比他再好的布尔什维克了”来概括。对托洛茨基对十月革命的贡献，列宁充分肯定，革命后的第二天，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由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托洛茨基表示反对时，他说：“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脑，是它夺取了政权。”[《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296页，国际出版公司1996年版。]对托洛茨基在组建红军和内战中的作用，他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他曾对高尔基说：“请您告诉我，谁能在一年内组建起一支几乎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还赢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就有一切！奇迹将会发生。”列宁对托洛茨基如此之高的评价甚至令高尔基感到惊讶，他对列宁说：“您的这个评价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这段引文是高尔基的《忆列宁》第一版中的。笔者手头没这本书的中译本，也没有俄文本。根据网上的一篇文章译出。后来，此书再版时，高尔基本了适应多数派反托斗争的需要，把这段话改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了我的惊讶。‘对，我知道有人在我和他的关系上扯了谎。但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沉默了一会儿，他不愉快地补充说：‘可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和我们同路，可不是我们的人。虚荣。在他身上有某种从拉萨尔那儿来的不好的东西……’”]列宁答复说：“是啊，是啊，我知道！在我和他的关系上，人们扯了许多谎。对我和托洛茨基的谎言好像格外多。”托洛茨基在内战中起用旧军事专家，引起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不满，列宁也曾对此表示过疑虑。但在和托洛茨基交谈后，他在一次讲话中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不久前，当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说我们军事部门里有几万名旧军官时，我就得出了一个具体概念：利用我们的敌人的秘密何在……如何用原来是资本家对付我们的砖块来建设共产主义。”[ ]在他晚年进行的两场斗争中，他对托洛茨基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赞赏，在他的最后信件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在此就不重复了。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他们在这些事关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观点、立场的一致形成的，他对后者的信任，主要是由后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贡献及忠诚决定的。因此在所有关键时刻，列宁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他。两人之间这样的关系怎么会被在双方激烈争论中的过激言辞和个人性格特点而破坏呢？
当然，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人，个人的性格脾性、个人恩怨也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被这些东西主宰的话，他们还能成为伟人吗？
衡量历史人物必须用相应的历史尺度。脱离重大历史事件来评价伟人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根本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的。对他们之间的龃龉和彼此言语冒犯津津乐道，并由此来断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矮化了伟人，也暴露出这些矮化者本人的不高的情趣。
看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不仅在当时是谎言的对象，而且在后来的党内斗争直到今天，一直是谎言的对象。如果列宁的在天之灵有知，他一定会更加强调“在我和他的关系上，人们扯了许多谎”，并表现出更大的愤慨。
但富尔教授采用科特金的说法，并把它放在自己文章的最前面，是有其用意的：旨在以此表明列宁甚至都不愿意与托洛茨基一起工作，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更加亲密，为他的下一个结论——列宁遗嘱是伪造的 ——作铺垫。但如上所示，科特金的说法不客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谎言只能够支撑谎言，而不能恢复历史真相，更不能靠一个人的谎言去揭示另一个人的谎言。富尔教授这么做，只能是徒劳一场。
2、列宁遗嘱
富尔教授宣称：“我们发现，所谓的‘列宁遗嘱’可以确定并非他本人写的，因此，这份遗嘱也许并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说可以确定“列宁遗嘱”不是列宁写的，这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所有相关材料都说：列宁中风第二次发作后，他失去了书写能力，后来的著作都是他口授的。但由此推断“遗嘱”不能反映列宁的思想，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
而使教授得出这个结论的，是莫斯科州立大学的历史学者瓦连廷·萨哈罗夫的相关研究。他说，萨哈罗夫的研究，依据的是1990年代苏共首次公开的档案，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长达700多页的论文，专著由莫斯科州立大学出版。教授认为，萨哈罗夫的研究非常全面和详细，无法全面介绍，结论概括如下：所谓“列宁遗嘱”主要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炮制的，帮助她的是列宁的秘书，尤其是首席秘书马莉娅·沃洛季切娃和利迪娅·福季耶娃。这里并没有现存的原始文档是来自列宁本人。（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事实上最开始连标题都没有），它们的真实性从未得到过证实。……
首先来分析一下萨哈罗夫说这份文件并没有“遗嘱”的标题的说法。列宁本来写的就不是遗嘱，而是他希望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解决的紧迫问题，他一度还希望他能亲自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中，一般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章被放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它的标题是《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对这封信的注释中说，这是病中的列宁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在１月23日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在括弧中也明确地标出了它是对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所以，“甚至没有‘遗嘱’之类的标题”云云，不仅不能给萨哈罗夫加分，还能让人产生他对这段历史了解有限的印象。他说的没有标题，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列宁全集》的目录中，凡是标题前面标有星号的，都表明标题是编者加的。如果以没有标题来认定文章是别人伪造的话，那《列宁全集》的篇幅要减去不少。《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个标题确实是编者加的，因为前面有星号。但编者用这个标题是有根据的。列宁的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在1922年12月23日的日志中是这么记的：“８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去住所。口授了４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463页。]由此可见，这个标题完全符合列宁的本意。
把明明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这些文件说成遗嘱，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里面肯定会有不少幕后交易，而文件矛头所指的对象，同时又是列宁治疗的中央监护人的斯大林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读者不难想象。[就是说，斯大林宁愿这些文件是列宁的遗嘱也不愿意承认它是列宁向大会的提议？
而这也并不能妨碍其成为会议提议？]
富尔教授由此推断——实际上也是萨哈罗夫的推断：文件的第一段声明据说是列宁于1922年12月22日，第二段据说是于1923年1月4日做出的。但是没有记录显示列宁的秘书记录了这两段口述。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除了列宁的秘书们，列宁的妻子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也显然与两份文件的制作和延迟发表有关联。托洛茨基也许也参与其中。实际上，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可能一起通过伪造文件的方式来攻击斯大林。
我在网上查了查，萨哈罗夫否定“列宁遗嘱”的真实性的著作《列宁的政治遗嘱——历史事实还是政治虚构》现在很热，多家网站转载。他否定遗嘱的真实性，从否定列宁1922年12月21日对克鲁普斯卡娅口授致托洛茨基的信——祝贺在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上的胜利的信——开始，认为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伪造的，从而进一步否定遗嘱的真实性，推断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伙同列宁的秘书和托洛茨基合谋搞的，旨在阻止斯大林上台。
当前在俄国，否定列宁遗嘱的真实性，说它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合谋的产物的说法有很多。在此仅举两种。一种说克鲁普斯卡娅年轻时漂亮、有魅力，托洛茨基在伦敦时，两人成了情人，几乎导致她与列宁离婚。克鲁普斯卡娅帮助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出于以前的旧情。还有种说法说托洛茨基是主宰世界政治数百年的共济会的成员，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是由于共济会大佬的支持和资助，而克鲁普斯卡娅之所以帮助他，因为她也是该会的成员。
与上述两种离奇的说法相比，萨哈罗夫的研究还真是挺历史的。因为除了上述这封信，萨哈罗夫还研究了列宁值班秘书日志，指出日志不全，缺了1922年12月24-29日的记录，而且杂乱无章。并对照了列宁值班医生日志，发现秘书日志关于列宁口述的记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医生记录的病人的身体情况根本就不允许他口述。
他还以一定的篇幅描述了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由于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关系不好，所以她不希望他上台，因此她要帮助托洛茨基，打击斯大林。但这不是列宁的意愿，所以她就只能求助于伪造。于是，一个伪造列宁遗嘱的完整的证据链就形成了。
笔者没有条件像他一样去俄国核实他所说的一切，也无意这样做。我在此只想说，即使上述一切都是真的，他的结论仍只能说是推断。因为萨哈罗夫指出的种种可疑现象，完全可以做相反的推断。如值班秘书日志的阙如，不少研究者就认为这是斯大林所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以中央对列宁的医疗监护人的身份，严密地控制了列宁的秘书，列宁最后口述的文件，虽然他一再强调保密，但都被他的秘书在第一时间交给了斯大林。
我在此只想问一个问题：莫非斯大林他们没发现《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关键几天的缺失，莫非他们没有把它和《值班医生日志》加以对比并从中得出“列宁遗嘱”是伪造的结论。为什么这些问题要在几十年后由萨哈罗夫来发现呢？斯大林对列宁晚年的言行是如此关注，他怎么会忽略这两份重要的文献呢？怎么会发现不了萨哈罗夫发现的问题呢？而最希望发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人，莫过于斯大林了。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不是没有发现，却对此闭口不谈，那结论只有一个，即这些缺失和混乱的出现，是和他有直接关系的。
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的多数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他怎么会容忍这份对他极为不利的伪造的遗嘱呢？不当时就揭穿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的真实性在当时是不能否认的，于是只能在次要环节上作文章，什么“娘们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在难以忍受和令人无比沮丧的病情所带来的压力下写出的”来间接否认它们的真实性。
另外，历史人物在历史环境中行动，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制约，他们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行事。拿“列宁遗嘱”来说，当时帮列宁记录“遗嘱”的秘书们还在，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还在，克鲁普斯卡娅还在。显然，知道此事的人还要更多些。所以对此事不是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的。另外，当时的许多人对列宁、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了解，当然比后来人更清楚，当年的当事人显然比几十年后的萨哈罗夫更清楚地知道，说病中的列宁会受制于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他口授的文件是他夫人伪造的，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斯大林就是对遗嘱再恨，再想否定遗嘱，他也只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小型领导人会议上以他特有的风格，说列宁的信是处在“娘们”（即克鲁普斯卡娅和两个秘书）的影响下的病人的文件，但不敢说是“娘们”伪造的。并在必须搞清楚列宁的真实意愿的借口下，决定把信封存起来。[引自托洛茨基的《列宁遗嘱》。]富尔教授引用的皮达可夫对列宁最后信件的看法，也只说它们是在列宁承受着难以忍受和令人无比沮丧的病情所带来的压力下写出来的。[尤·皮达可夫曾是1923年的反对派成员，1928年向斯大林投降。他的话应该是他在投降后说的，重复的是当初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说法。]皮达可夫在说此话时，已向斯大林投降，在当时事关重大的“遗嘱”问题上，他当然要按照多数派的口径说。
不过，他们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成就了萨哈罗夫，让他有机会根据对《值班秘书日志》和《值班医生日志》的研究，写出700多页的博士论文，得出骇人听闻的结论：“列宁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伙同托洛茨基伪造的。
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与这些文件利益攸关的、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没有人否定过它们的存在，也没有人否认过它们的真实性。
1923年6月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在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的建议进行讨论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托洛茨基：“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它的正式理由的话。如果传达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评苏汉诺夫》）时（在传达的情况下）是否应有区别。”
加米涅夫：“不能公布，这是没有发表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文章的素材和内容仅是个人鉴定。”
季诺维也夫：“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 娅）也认为，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是否要公布的事我没有问，因为我那时认为（现在仍然这么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可以提这个问题。在传达的情况下是没有区别的。只有这份记录（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是稍晚转交给我的——在几天前。”
斯大林：“我认为没有必要刊印，况且也没有得到伊里奇的刊印的批准。”
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们知道。不是公布。没人能从大范围的公布中知道任何东西。”
A·索尔茨：“弗·伊·的这些意见不是面对广大读者的，而是中央委员会，因此用这么多的篇幅做个人评价。与那篇论合作社的文章毫无共同之处。”
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苏联的共产党反对派——1923-1927》第56页，CHALIDZE PUBLICATINS1988年版。]
上引文件是一份绝密文件，标题是《政治局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对季诺维也夫公布“列宁遗嘱”建议的意见汇总》，记录者是斯洛瓦廷斯卡娅，时间是1923年6月初。而季诺维也夫的相关建议是6月2日提出的。
这里需要说一下，这份文件用了“遗嘱”两字，虽然列宁当时尚未离世。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遗嘱，但由于列宁已经失去行动和语言能力，他的这些文件已不能由他亲自处置，他在这些文件中表达的愿望也不能由他亲自来实现，所以用了遗嘱二字。
这份文件的日期，证明富尔教授“这两段声明1924年5月或者6月才出现”的断言是错误的。
我引这份文件有两个目的。一是证明文件中提到的几个人最迟在1923年6月初就知道所谓“列宁遗嘱”的内容了。二是想请读者注意，在当时，除托洛茨基外，都只是反对公布“列宁遗嘱”，但没有一个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斯大林承认“遗嘱”存在，并用它来打击政敌，还有多次。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为反对派后，他用了其中对这两人的界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后来，在布哈林沦为反对派后，他又用了列宁在遗嘱中对他的鉴定：“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 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927年10月，在同反对派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声明：“列宁‘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至于为了防止“遗嘱”扩散，对宣读过程做的种种限制，媒体也都有介绍，而且证据确凿。
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还有一段他为自己的粗暴辩解的名言：“我对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只说斯大林粗暴，但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 同上，第151-153页。]
上述文件和斯大林本人的文章证明，当时联共（布）高层都知道“遗嘱”的存在。可斯大林和多数派在公开场合仍竭力否认它的存在。如果说上面列举的那份文件教授看不到的话，斯大林文章中的相关说法他是应该也能够看得到的。这正是以揭谎言为己任的富尔教授揭穿斯大林在列宁“遗嘱”问题上制造谎言，证明自己客观公正立场的好机会。但他不仅不这么做，却以托洛茨基在1925年曾撰文否认美国同情者伊斯特曼在其著作《列宁死后》中公布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和他后来流放时又再度承认“遗嘱”的真实性，来揭露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不一，出尔反尔，连对他曾引证过的科特金称托洛茨基否定伊斯特曼著作引用的“列宁遗嘱”的真实性的文章是斯大林口述的说法，他也反对。这一切只能表明富尔教授揭露谎言是有倾向性的，他的谎言揭露本身就是谎言，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从哪个角度来判断“列宁遗嘱”的真伪。列宁是否口授了“遗嘱”，主要应该根据他的政治活动来判断，而不是《值班秘书日志》中的混乱和它与《值班医生日志》，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的关系。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缔造者、领导人。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直在为生存而斗争：与德国人进行的和平谈判、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外国武装干涉、内战、苏波战争，内战结束后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无暇进行全面的政体建设和党的制度建设，当时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权宜之计，是应急性的，如战时共产主义，余粮征收制，任命制、禁止党内派别活动。这些措施压制了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为官僚主义的滋生和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措施既是形势的产物，也是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的产物，因此，即便在环境好转（内战结束，经济恢复工作初见成效）后也不能马上废除它们。开始时，列宁并不为这些事情感到担心，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和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上，希望欧洲革命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体制问题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困难。但这一希望破灭了，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解决革命政权的建设问题。
早在1920年，列宁就觉察到官僚主义对革命和革命政权的威胁，成立工农检察院的初衷就是让它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与官僚主义作斗争。1922年列宁对官僚主义的泛滥更加关注，他不断的指出官僚主义的危险，并考虑采取新的反官僚主义的措施。他忧虑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政权偏离了革命的方向，“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它要去的方向”；[《列宁全集》第43卷第85页。]并指出危险来自官僚主义：“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不是他们（共产党员——引者注）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同上，第94页。]在有关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列宁想通过对工作制度的彻底改革把这些部门从“滥发文件、乱下指示”的官僚主义积习中解脱出来。[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387-395页。]这时，列宁认为当时的苏维埃机关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消灭官僚主义的方法是加强党对苏维埃机关的监督和对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进行改革。
但是，他建议的措施未能产生希望的效果。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令1922年10月大病初愈、恢复工作后的列宁震惊不已。在他的晚年，在中央又发生了两场严重的斗争：对外贸易垄断制和民族问题。前者事关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对列宁当时主张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并与主张放松垄断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之间的斗争，有些学者表示不能判断二者之间的对错。大概这些人是受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但他们忘了，当时苏维埃俄国所处的环境与8、90年代的中国不一样，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想和苏俄做生意，而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后者事关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在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奥尔忠尼启泽的行为中，看到了与无产阶级革命格格不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因列宁身体不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反反复复进行了一年多，中央委员会甚至还通过了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最后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以他们共同的名义在全会上讲话，才使中央放弃了它以前通过的决议。而民族问题，则由于列宁因病失去理政能力而不了了之，为后来苏联时期的民族冲突和后来的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列宁当时正值一个政治家的盛年，如果不是身患重病——中风，他还有时间来通过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他的患病——尤其中在中风复发后——使所有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他感到来日无多，认为他必须在他生前解决它们，至少为它们的解决奠定基础，否则，他创建的党和国家会就偏离革命方向，会发生可怕的蜕变，背离革命的初衷。完成这个任务，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所献身的事业对他的要求。于是就有了这份“遗嘱”。这是一个革命领袖，在面对死亡之际，为了党的前途和革命的命运，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的折磨，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再次完成的惊人壮举——为保障革命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接班人。
显然，在列宁的心中，接班人的问题是首位的。把俄国革命航船的舵轮交给他身边的战友中的哪一个，才能保证它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呢？他反复衡量“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在他身后能够主宰党和国家的，定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也很到位，充分表现出领袖人物的知人善任。“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
在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在当时，斯大林确实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但因为他在理论上的短板，没有人把他看成领袖人物，更没有人认为他会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在列宁第一次患病时已经与斯大林一起结为“三驾马车”的另两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没把他当成领袖，而是他们排挤托洛茨基的助手。列宁在信中把斯大林放到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位置，充分表明列宁对身边战友的洞察力，他预言的党的分裂，也让他不幸而言中。政治领袖的知人善任、高瞻远瞩，难道是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能伪造的吗？
列宁对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的评述，至此打住。这表明，在列宁的心目中，他身后能够成为党的领袖的，只有这两个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位党政要人，他只说他们“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十月的事”指的是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反对夺取政权并在报纸上泄漏起义日期的事，并说此事不是偶然的，是提醒党注意， 他们在日后的关键时刻，还有动摇、犯错误的可能。又是一语成谶。他们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不顾列宁的叮嘱，为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拒不执行列宁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嘱托，还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疯狂破坏党内民主，成了苏共退化堕落的千古罪人，最后本人也沦为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十分可悲。后来，当季诺维也夫也沦为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成季托联盟后，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党内斗争中反对托洛茨基的错误，比他在十月时犯的错误更加严重。
斯大林的杰出，在于他掌握的无限的权力，使列宁忧虑的是，他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在他身后，在专政和无人能够控制和监督他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后果？另外，列宁还指出了斯大林掌握的无限权力的根源——他的总书记的职务。如果说斯大林的杰出是由于他掌握的权力和他的职位的话，托洛茨基则不同，是由于他的杰出的才能，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让列宁担心的是：他们的这两种特点会导致党的分裂。
列宁12月24日的口授表达了他对党在他身后的分裂的担忧，但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直到1923年1月4日的续中，才说出了他的最后决定。在这10天时间内，他一定回顾了斯大林在革命和革命后的表现：在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反对继续革命，主张布尔什维克充当苏维埃中的反对派，并在他主持的《真理报》上阻止列宁的《远方来信》和后来的《四月提纲》的发表；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无故缺席中央委员会决定发动起义的会议，致使列宁在当天晚上，当起义已经开始后，还在他藏身处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敦促他们立即起义；在内战期间，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为染指军权，他在部队中拉帮结派，支持受他指使的伏洛西洛夫等拒不执行司令部的命令，严重干扰了战略战术的落实，致使中央不得不把他从前线召回；在苏波战争中，他为了争功，擅自命令他所辖的部队进攻利沃夫，而使进攻华沙的主力部队侧翼暴露，使得攻取华沙的战斗功败垂成；在建立联盟工作中他表现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列宁对他更加失望。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斯大林手中掌握的、而又不能永远谨慎地使用的“无限的权力”和他的粗暴及“不忠”[列宁原文中的“более лоялен”被译为“较为谦恭”，лояльный一词在俄文中有两个词义，一为忠诚，另一个为谦恭，中译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个词译为“谦恭”。列宁当时已经清楚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事，更了解斯大林为攫取权力不择手段，在他生病期间在民族问题上对他搞封锁和欺骗，所以这个词译为“忠诚”更加准确。]是今后党的分裂的隐患，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在他的心目中，托洛茨基是接班的更加合适的人选：“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0页。]
可惜当时身居高位的人，被自己的野心迷住了眼睛，置列宁的忠告于不顾，一心排挤托洛茨基，死保斯大林，使他不仅保留住他的总书记职务，而且最终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独裁者。让列宁的担忧不幸成为现实，他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他身后多次分裂，它的精华几乎被杀光，而且从一个生机勃勃的革命党退化为斯大林的独裁工具。
斯大林日后表现出的滥用权力、残暴、不忠诚，不知比列宁当年所说的要放大多少倍，而且早已成为确凿的、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至今仍有人为他涂脂抹粉，甚至不惜诋毁对此做出准确评价和预言的列宁。

澄清那些污蔑托洛茨基的谎言（二）

“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

看了这个标题，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对不上的。我怀疑是译文出了问题。我看了原文——“Permanent Revolution”versus“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确实是“不断革命论”对“一国社会主义论”。而且还明确地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教授把当年党内斗争中两场理论争论“versus”在了一起，再次证明了教授的对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的理论之争缺乏起码的了解。如果教授稍稍看看当年争论双方的第一手资料，再下点功夫搞清他们争论的是什么，就不会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了。

更可笑的是，富尔教授直接从这个不搭界的versus中得出了结论：“在我看来，托洛茨基是被自己的谎言所强迫，不得不串通谋杀，并且在苏联内部搞蓄意破坏，同德国与日本合作，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

由于理论破产和拒绝承认理论错误，被迫铤而走险，走上谋杀、破坏、与德、日军国主义合作颠覆苏联。把理论错误和密谋颠覆活动结合起来，确实是富尔教授的一大发现。但是，如果“不断革命论”对不上“一国社会主义论”呢？富尔教授的努力岂不白费了？他指控的托洛茨基的“串通谋杀，并且在苏联内部搞蓄意破坏，同德国与日本合作”就不存在了？

在此笔者不得不给富尔教授补补课，简单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每个新理论的提出，都是针对旧理论，要解决旧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在1905年革命前，于1904年底问世的，所对的是“俄国革命三阶段论”。该理论是他对即将爆发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它将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它并不复杂，可简单地概述如下：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它没有能力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俄国无产阶级身上；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它不可能让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上，必然会使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论证了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还取决于许多主观因素。他以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例，证明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并明确地说，俄国革命将会创造条件，让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取得政权。这一理论打破了当时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从而也打破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一致认可的革命三阶段理论，即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据此，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到遥远的未来。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论证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远景，而是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没有不断革命论，就没有十月革命，也没有后来俄共把国际共运的工作重心向落后国家革命的转移，也就不会有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以及上世纪50、60年代波澜壮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了桥梁和助产士的作用。

不过在这一理论于1904年底问世时，却遭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一致攻击。不仅如此，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胜利，但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和逝世后，这个理论被当权的多数派说成是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甚至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向斯大林投降时，也都从批判他的不断革命论开始，更加让人觉得这个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

首先来看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目前国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二月革命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布尔什维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这是误读。二月革命并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是推翻了沙俄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土地革命。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临时政府能够完成土地革命，结束战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土地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由布尔什维克完成的，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最终完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夺取政权，也绝不能在后来的内战中取胜，因为它不可能在那场战争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完满的验证，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没有间隔，它们交织在一起，交错在同一个阶段中。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论不断革命的小册子多次出版，还译成各国文字一版再版。在列宁病重前，没有人对这个理论进行过批评。党内斗争开始后，政治局中的多数为了把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核心，煞费苦心地把他和列宁对立起来，开始把他的“不断革命论”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支柱。他们根据列宁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不断革命的批评——说它不顾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批评它的激进，不顾现实，超越阶段。也就是说，他们是根据革命的阶段论来反对不断革命论的。

所以，“不断革命论”versus的，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而是阶段论。因为“不断革命论”论证的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形式，是在1904年底提出的，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哪里谈得上什么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呢？所以它不可能是针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而“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如果非要说二者有联系，只能在这一点上，即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来，二者之间就有了因果关系，而不是versus了。当然，这是个不恰当的比喻。

托洛茨基最初认为不断革命论只适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所以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当多数派把这个理论当作攻击的靶子时，托洛茨基为了化解矛盾，曾表示可以把它放进革命历史博物馆。但在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再次得到检验后，托洛茨基改变了他的看法，认为它是对所有落后国家都适用的理论。因此，当反对派领袖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准备投降，也发起对不断革命论的批判时，托洛茨基为捍卫这个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国社会主义之争

“一国会主义”versus的不是“不断革命论”，上面已经说清楚了，它实际上versus的是“世界革命论”。

富尔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建设证明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中国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富尔教授的说法，根本没有触及当年“一国社会主义”之争的核心。“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其实是争论双方都没有异议的。俄国革命已经爆发，但它并没有引发世界革命，甚至是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因此，它只能在一个国家内进行建设。由于革命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破除了私有制，对生产资料和土地实行了国有化，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布哈林在1924年底炮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能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违背了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的传统，引起了轩然大波。它首先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批评，从而导致多数派的第一次分裂和季托联合反对派的诞生。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在一个国家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不是不断革命论者，而且还是该理论的主要批评者。这也证明了对 “一国社会主义论” 的不是“不断革命论”。

同样，“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也有其针对性。它针对的是什么理论呢？可以用斯大林本人在争论中说过的话来回答：“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黑体是我加的——施）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请注意，不是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引用斯大林本人在1924年说过的话来反驳他：“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指建成社会主义——施），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同上，第8卷第60页。]

上述两段斯大林本人的话中的第一段证明，“一国社会主义论”强调的是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引的斯大林的第二段话，是斯大林在成为“一国社会主义论”者之前，即他还是一个世界革命论者时说的，引文中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表明 “一国社会主义论”针对的是世界革命。而且，世界革命对的不是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即建成社会主义。

在澄清了这两个理论后，还有必要再分析富尔教授对托洛茨基在“一国社会主义论”上的前后矛盾的指控，还有他对列宁后来赞成这个理论的断言吗？

看来，富尔教授太着急了，没弄清两个理论谁versus谁，没弄清“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本身是怎么回事，也没弄清两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就匆匆下了结论：

“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是可能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证明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中国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他有这个资格吗？

退一步说，即使“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是在一个国家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就能证明“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逻辑何在？莫非“不断革命论”反对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证明的也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性，而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真实性，社会主义胜利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富尔教授还要据他用这种方式得出的托洛茨基的理论错误，来推导后者颠覆苏维埃政权、搞破坏、暗杀，与德日法西斯合作的原因：因为他拒绝承认在他的所有理论立场上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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