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用勤：评杜应国《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

reading

双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
──评杜应国《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

施用勤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12月号，总第45期。2005年12月30日


一 前言

　　在革命史上，托洛茨基无疑是最具悲剧性的人物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以及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当成反革命来丑化。虽然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托洛茨基去世已经大半个世纪，把他打成反革命并对他进行种种诬蔑和诅咒的斯大林去世也半个多世纪了，但当年对托洛茨基的诬陷和诅咒仍有迹可寻。如中国当前高中使用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仍说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向党发动进攻，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斯大林与他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捍卫党的统一。在东欧易帜，苏联解体之后，知识分子纷纷打出「告别革命」、「人间正道私有化」的旗号时，托洛茨基又被重新归入革命家的行列，但不是为了让他进入革命的先贤祠，而是为了他的「革命罪行」把他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在苏联解体之前，即在1991年夏天，笔者在参观一个著名俄国庄园时，在一个展厅里就看到一个挂盘，盘上画的是俄罗斯神话故事中长着七个头的妖龙，这七个头分别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在革命的声誉已经被斯大林及其体制败坏殆尽时，人们懒得辨别真正的革命家和「革命官僚」之间的区别，于是，曾经彼此进行了将近二十年殊死斗争的「革命骑士」托洛茨基与「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语）」斯大林又被重新归在一起。

　　在80年代末，斯大林体制已经陷入绝境，因积重难返而改革的前景渺茫时，这种情况就已经很明显了。拿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为例。此人是历史、哲学博士。上将，曾任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因建议用信息—社会保障机构取代军队政治机构面被免除职务，降职为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他最著名的著作是「领袖三部曲」：《斯大林政治肖像》、《托洛茨基政治肖像》、《列宁政治肖像》。除《斯大林政治肖像》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外，其他两部都还没有中译本。在三部曲中，《斯大林政治肖像》于80年代末最先问世，在这本书中，作者仍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揭露斯大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行，号召回到列宁那里。这与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致的。在这本书中，对托洛茨基的描绘仍然没有完全重复斯大林时代的诅咒，但基本上是否定的，如野心家、虚荣心极强、只会夸夸其谈，强烈的权力欲导致他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进行派别活动，妄图篡党夺权，最后身败名裂，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泄他对斯大林的仇恨等等。作者之所以这样描写，或是由于他那时还没有阅读托洛茨基所写的大量文章和信件，或是由于当时苏联的环境还不允许他以另一种方式谈这位革命领袖，因为苏联当局还没有为他平反。在他写作于1992年出版的《托洛茨基政治肖像》时，他显然已经阅读了大量有关托洛茨基的材料和他本人的著作与文章。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我认为，伊萨克·多伊彻的巨著《先知三部曲》是这位俄国革命家的最客观的传记。」[1]了解他本人当时对革命的态度，他的这个评价就更为可贵。此时的沃尔科戈诺夫的观点已经和他当初写《斯大林政治肖像》时大不一样了，这时他已经开始否定革命了，但与他此后写《列宁政治肖像》时还有距离，在那本书里，他把列宁描绘成阴谋家、野心家、权术家，性格残忍、冷酷，比斯大林有过之无不及。在《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中，托洛茨基不再是《斯大林政治肖像》中的政治小丑，作者肯定了托洛茨基的个人才干，但整体仍是否定的，称他为「革命狂人」。由于误人革命歧途，而且还是「狂人」，故而他那超人的精力、非凡的才干给国家、人民乃至他本人都带来了灾难。
　　记得1997年，在《博览群书》杂志上曾读到某著名学者为沃尔科戈诺夫的《托洛茨基政治肖像》写的一篇书评。但该书评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其实仍是沃氏在《斯大林政治肖像》中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即政治小丑、野心家、根本不是斯大林的对手等等，其中完全看不到沃尔科戈诺夫对革命和托洛茨基看法的转变。其实，沃氏对托洛茨基评价的改变从他作为卷首语所引的别尔嘉哪夫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不算列宁的话，托洛茨基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高好几头。这是无可争议的。当然，列宁更伟大、有力，而托洛茨基更才气横溢、更出类拔萃……」。

　　在俄国，沃尔科戈诺夫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是有代表性的。至此，托洛茨基经历了双重的歪曲，已经面目全非了。第一次歪曲是在革命的旗号下，而且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歪曲无所不用其极，他的著作被严厉禁止，阅读、传播托洛茨基的著作者按反革命论处，被判处死刑、流放，最轻的也要被监禁几年。由此而造成的民众对托洛茨基的曲解是高压和无知的产物。但只要人们依旧信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对他的魔咒迟早会解除，人们迟早会通过阅读历史重新认识这位革命家和历史人物，阅读他的著作，对那段历史和托洛茨基本人重新评价，并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学习对形势进行革命分析的方法，从中汲取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勇气和智慧。

　　然而，由于建立在高压和集权基础上的斯大林体制一直打着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号，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作法对革命和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被剥夺了独立思考权利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很容易把对斯大林体制的不满变成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不满。这也有情可原。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生产力，人们应该享有真正的、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但在斯大林和斯大林式的官僚的统治下，所有这些都只是停留在宣传上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是夜郎自大的夸夸其谈，人们对领袖和制度的拥护是欺骗和警察手段的结果。这种情况在苏联延续了六十多年。制度的僵化日益严重，人民群众的不满愈来愈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放松了压力，原来的制度就难以维持，连对它进行激进改革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把赫鲁晓夫的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对比，就很清楚。1956年开始的对斯大林的否定是回到列宁那里（当然，赫鲁晓夫没有也不可能回到列宁那里），而戈尔巴乔夫对体制的改革，其结果只能是倒退回资本主义。这种急剧的变化使社会丧失了重新梳理革命，把斯大林官僚毒瘤从社会主义机体上切除的历史机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被否定之后，革命巨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领袖、无产阶级专政的奠基人还能恢复他的历史本来面目吗？称他为「革命狂人」已经是很客气的了。由此形成了对托洛茨基的第二次歪曲，这次歪曲是对斯大林式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反感以及对托洛茨基同样的无知的产物。从某种角度说，第二次歪曲比第一次歪曲更严重。它完全剥夺了人们对革命的兴趣，而代之以鄙薄和厌恶之情，这样，作为革命最杰出的代表和领袖的托洛茨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杜应国先生对杜建国先生研究托洛茨基不以为然了，他以不屑的口吻说，居然现在还有人对托洛茨基感兴趣。

　　托洛茨基在中国的遭遇也大致相同。在改革开放前，他的著作一直是禁书，「托派分子」的罪名曾使许多原本与「托派」不沾边的共产党员死于非命，其中较有名的是王实味，后来在给他平反时又郑重其事地给他摘去这顶帽子；在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反党」之外，又给他们扣上了「汉奸」的罪名，「托派分子」真是十恶不赦。1952年，国内托派分子被一网打尽。鲁迅研究界颇有名气的李何林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托派分子」时总是义愤填膺，以「托匪」相称。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对托洛茨基的研究和重新认识是不可能的。不算解放前翻译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解放后翻译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共有五至六种，其中包括《我的生平》、《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被叛卖的革命》等，均属于「灰皮书」系列，即「内部读物」，不公开发行，够一定级别的领导和专业研究人士才能购买阅读。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记得在《好书》杂志评选1999年十大好书时，评委之一的中共理论家龚育之先生说，《先知三部曲》是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但要把它评为好书，就要涉及对托洛茨基的重新评价问题，还是不评为好。改革二十多年来，托洛茨基著作及有关他的研究著作的出版极为有限。在此期间新出版的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有《流亡日记》，另外，《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文学与革命》从内部读物变成公开出版物。但这只是托洛茨基著作中极小的一部分。据国外专家统计，托洛茨基著作全部出版的话，可达150多卷。80年代，出版过一部李显荣的研究专著《托洛茨基评传》，此书除了恢复了一些史实──如托洛茨基直接领导了十月革命，他是红军的缔造者和总司令──外，对他的评价基本仍停留在斯大林时代。确实，如今在中国托洛茨基著作不再是禁书，研究和出版托洛茨基著作也不再是违禁之事。国内目前托洛茨基著作的出版现状只能从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向右转、对左深恶痛绝中去找，在「告别革命」、「人间正道私有化」的口号下，还会对托洛茨基感兴趣吗？

　　不仅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情况不佳，国内图书馆连一套完整的托洛茨基原文著作都没有。笔者自翻译校对完《先知三部曲》之后，对托洛茨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去国家图书馆和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查找托洛茨基的原文著作。本以为在这两家图书馆中即使不能找到他的全部俄文著作，起码也能找到一大半。结果大失所望。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中，托洛茨基的俄文著作只有四十多部。即使是1927年以前苏联出版的二十一卷《托洛茨基全集》（其中不少是两册一卷）也不全，只有十几本，而且都是影印本，有几本复印得模糊不清，难以分辨。国际共运专业图书馆的情况都这样，其他图书馆的情况可想而知。

　　杜应国先生称，如今对托洛茨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的障碍已不复存在。从理论上讲。确管如此，托洛茨基的著作可以公开出版，对他的研究也不再是禁区。但根据什么？根据斯大林对他的评价？还是根据如今向右转的知识分子对革命史的新的曲解？还是根据国内已经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十五份之一？还是根据已经基本出齐的英文版托洛茨基著作？

二 杜应国先生对托洛茨基的曲解

　　尽管杜应国先生自认为与国际学界共识接轨，摆出一副师爷训人的架势，但在他的文章中部看不到他读过多少托洛茨基著作或对托洛茨基思想以及当年党内门争的历史完整把握的痕迹，而双重的曲解和无知却不少。下面将择其要者进行分析。
　　作者认为，托洛茨基虽然最早提出新经济政策，但他没有意识到和平建设时期已经来临，清醒地意识到这点的只有列宁。关于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及目的，在拙文《误读的历史，破产的经济模式》[2]一文中已经做了剖析，这里不再详述。仅限于指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在喀琅施塔得红色海军基地暴动的压力下制定的，而且他从新经济政策伊始就提出谁战胜谁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因素战胜社会主义因素，还是社会主义因素战胜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看来，在列宁的诠释下，新经济政策下的经济建设根本不是什么和平建设，而是充满了斗争的建设；更何况列宁终其一生都是世界革命的坚定信奉者，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框架内才能解决。把他的新经济政策与后来布哈林、斯大林一起鼓吹和推行的经济政策混为一谈，并把它与托洛茨基的工业化、集体化政策对立起来，是对列宁和他的新经济政策的极大的曲解。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模式的说法，完全是布哈林的观点，而不是列宁的观点。虽然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要「认真地、长期地推行」，只要指出列宁所谓的长期仅仅是五或十年[3]。读者就可以看出列宁与布哈林的区别了，从而也可以看出杜应国先生的断言是没有凭据的。

　　托洛茨基主张「拧紧螺母」、「整肃工会」、「工会国家机构化」是实有其事，并非作者有意歪曲。只是作者没有交待清楚其历史背景，其结果仍是在歪曲。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早在20年初，托洛茨基就意识到俄国经济形势严重，有可能对革命政权造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他提出以实物税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旨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中央委员会以十一票对四票否决了他的建议。他主张的新经济政策被否决了，而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又刻不容缓，他只能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寻求出路，即「正确地、系统地实行战时方法，以求得实际经济成果」。而当时的工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并不理解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极大地妨碍着经济建设的有序进行。托洛茨基采取的「拧紧螺母」、「整肃工会」、「工会国家机构化」的措施只能说是不得以而为之，或者说在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中，他最早意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与列宁当时在工会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于「列宁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使他嗅到了这个危机时刻（指广大工人群众不能忍受战时的命令方式──本文作者）的来临」，而托洛茨基则「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让工会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旨在解决「糊口之粮和工业所需的燃料、原料等刻不容缓的问题」[4]。这两种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下，只能各执一端，顾此失彼。因而不能说列宁的考虑是正确的，托洛茨基的考虑是错误的，反之亦然。没有糊口之粮、工业燃料、原料，光考虑政治不行，不考虑政治，单单考虑粮食、燃料和原料也同样不行。联系到托洛茨基是在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建议被否决后才不得以求其次，就更没有理由说这些措施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独裁者的嘴脸，若是他在权力角逐中获胜，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新经济政策兼顾了这两种考虑，消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列宁起草了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即站到了他的一边……几个月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有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全新的规定。我完全赞同他的决议案，于是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团结一致。」[5]至于「工会国家机构化」，托洛茨基本人是这样说的：「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有物资至少在原则上都国有化，并根据国家命令分配。因此我看不到其中有工会独立作用的余地。既然工业生产是有赖于国家保证工人得到必需的产品，那么工会应该被纳入国家工业管理系统和产品分配系统之内。工会国家机构化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6]说得够清楚的吧。

　　如果真像杜应国先生所说的那样，列宁意识到和平建设时期已经来临，而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与列宁的背道而驰，那么杜先生又如何解释列宁在其「遗嘱」中在经济、政治、乃至人事安排上都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呢？

　　杜应国先生认为托洛茨基在派别门争中「屡战屡败，但屡败展战」，可嘉的似乎只是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但也有些堂吉词德的味道。事实究竟如何？

　　记得一次我与朋友聊起联共（布）20年代业内门事，我说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朋友吃惊地说，不对，斯大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的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我对他说，你说的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即权力门争的另一方面，即思想、观点、方针政策斗争的结果。单纯从谁赢得权力，搞垮了对手来说，斯大林是大赢家，但从思想观点、方针政策的斗争来说，赢家就不是他了，而是托洛茨基。一般来说，政治斗争的这两方面的结果应该是统一的，即使有背离，也是暂时的。在党员和民众还无法分辨方针政策、路线的对错时，错误的一方可能获得胜利，正确的一方可能暂时失利。一旦实践做出了裁决之后，广大党员和民众为了党和国家以及自身的利益，肯定会回过头来支持正确的一方。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苏维埃俄国中，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的特殊条件下，政治斗争的这两个方面出现了长期严重的背离。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列宁领导时期，党内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远的不说，自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到1923年初列宁彻底失去理政能力之间，党内斗争曾发生过多次。如二月革命后，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与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以斯大林、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党的上层领导发生争论[7]；十月革命前夕，在列宁与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右派在是否进行武装起义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期间，党内主和派与主战的左派共产党人的严重分歧；内战期间，中央军事路线与军事反对派的斗争；在恢复经济建设时期爆发的工会辩论；列宁晚年在外贸断制和民族问题上与三鹰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激烈斗争。[8]

　　然而那时的斗争，是同志之间不同观点和意见之间的斗争，斗争的手段是公开辩论，赢得多数者获胜，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除了最后两场斗争──即有关外贸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的斗争──之外，没有一次斗争曾导致人事变动，就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泄露起义日期，也不例外。
　　然而，列宁生病和不能理政之后，布尔什维克这一党内斗争的良好传统被破坏了。党内斗争主要不再是因为对方针政策的观点分歧，而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目的的变化使斗争的形式、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时的目的就是要把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备受诅咒的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核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1902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开始时，托洛茨基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后来，他脱离孟什维克，为党的统一而斗争，因此与布尔什维克冲突不断，他与列宁多次论战，彼此攻击。他于1917年5月加入布尔什维克。由于他杰出的组织和宣传鼓动才能，他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在内战开始后，他出任军事人民委员、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缔造了红军，并率领这支队伍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战结束后，饱经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破坏的俄罗斯满目疮痍、一片凋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工业的动脉──铁路运输──已濒临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任起铁路人民委员之职，在短期内修复了大量机车，使铁路恢复正常运转。因此，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地位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也因此被列宁誉为最能干的两位中央委员之一。这在布尔什维克的上层领导中引起了不满，尤其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这两个野心勃勃的人。

　　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严酷的内战时期，党只能高度集权，最后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政治局。那时，布尔什维克党主要为生存而斗争，无暇进行体制建设，当时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应急性的，如权力高度集中、普遍的任命制等等。这些特殊的情况造成党内产生了一批官僚，他们产生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大多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十月革命和内战──没有作为，因为他们不具备作为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的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但在革命后，他们身居要职，掌握了不小的权力，他们对长远的革命目标失去兴趣，对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变得愈来愈冷漠。他们热衷于权术，更喜欢自上面下的传统的统治，更顾意享受革命已经给他们带来的结果──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权。他们为了权力无原则地勾结起来，这种作法本身证明了他们的堕落。病中的列宁察觉了这一情况，他提议与托洛茨基结盟，反对官僚主义，并以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和吸收更多产业工人入党来加强党内民主，消除战时高度集中所造成的弊端。[9]可惜为时已晚，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其结果是使三驾马车及其支持者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
　　三驾马车正是利用列宁打算消除的那些弊端，巩固加强自己的阵地的。开始时，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三驾马车──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局中掌握多数，以便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中心。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10]。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1924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西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严守纪律，即「七人小组」在内部调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在党的领导层中被完全孤立，用季诺维也夫的话说，他被「箍了起来」。「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难怪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11]。一旦形成了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但这个核心不是在革命中形成的，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共同的革命目标，也不是共同的立场和观点，而是夺权的野心。党在这样的核心的控制下，逐渐从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退化成为少数野心家服务的驯服工具，这个所谓的核心在几年之后就发生了分裂，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驾马车」为了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不择手段，在开始时他们不敢直接与托洛茨基对抗，就借助神化列宁，再翻出十多年前列宁与托洛茨基论战时的彼此攻击来败坏后者的名声，并把自己装扮成列宁的学生，并歪曲、诬陷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一直推行一条反列宁的孟什维主义路线；而他们这些在外贸垄断制和民族问题等事关国家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上公然与列宁对抗，为私利而背叛列宁遗愿的人，却无耻地把自己说成是列宁路线的忠实捍卫者。领袖──列宁──永远正确，党内斗争是正确的领袖（列宁）和拥护他的学生（七人小组及其支持者）与反对他的人──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当然，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陆续沦为反对派后，他们就失去了列宁的学生的桂冠，成了列宁的凶恶的敌人；而斯大林的地位则进一步提高，当时的党内斗争就成了他和列宁一起反对孟什维克、反革命和叛徒的斗争。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曲解为后来斯大林的独裁奠定了基础，并对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请回忆一下文革中对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诠释。

　　即使这样，他们对战胜托洛茨基仍没有把握。他们还需彻底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民主，并利用斯大林手中掌握的组织局和各层书记队伍，对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进行威胁利诱：反对托洛茨基者就能提升，不反对他的甚至不能当厂长、车间主任、会计乃至缮写员。以此把革命领袖与广大群众隔离开来。十月革命本来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胜利后始终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他们不断向群众发表演说，用革命的理想和目标鼓舞人民，让人民了解当前的任务和困难，在教育鼓舞人民的同时，他们也能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拥护与否。他们不仅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还深入到工厂兵营演讲。列宁就是在工厂演讲时遇刺的。演讲更是托洛茨基的主要斗争武器，正是他那雄辩、充满激情的演讲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倾向革命，保证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仓促组织起来的工农红军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英雄队伍。而后来多数派之所以能战胜他，靠的是限制他的观点的传播，把这位革命的泰坦神与赋予他不竭的力量源泉的大地──人民群众──隔绝开来。
　　就是上述情况造成了联共（布）当年党内政治斗争中权力斗争结果与思想、方针政策斗争的结果长期严重背离的原因。

　　无原则的勾结和阴谋手段只能保证斯大林摄取权力，却不能保证他运用权力的能力。这就是斯大林在方针政策斗争中从一个失败走另一个失败的原因。如在经济政策方面，他不顾托洛茨基的批评和建议，顽固地推行他和布哈林自命为正确、稳健的、能确保「工农结合」的「新经济政策」，对托洛茨基对工业严重滞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导致经济危机，破坏工农结合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采取行政措施强行压缩消费者的需求，最后终于在粮食收购危机的沉重的打击下，被迫彻底抛弃他推行了多年的经济政策。在国际政策方面，这类的例子更多。在中国革命、英俄委员会等问题上，在革命高潮时，他拒不同意采取托洛茨基让中共退出国民党，发动工农群众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在后者的警告声中，一步步地把中国革命和英国总罢工引向灾难的深渊；而在革命已经失败之后，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又以极左的冒险主义使革命力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斯大林受够了右倾政策的苦头之后，从1928年开始，在国内外政策上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全世界已经进入革命高潮的「第三阶段」理论，直接导致纳粹在德国上台，使人类遭受空前浩劫。在这个理论中，他提出了「社会法西斯[12]」概念，命令德国共产党集中全力打击社会民主党，绝对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托洛茨基与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力主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它们的共同敌人──纳粹党。[13]在纳粹上台前那几年中，他竭尽全力对共产国际、德国共产党敲响警钟，在德国形势发展的每一个转捩点上为他们指出正确的策略路线，但那些领袖们不仅不听他那些睿智的分析和建议，还对他百般嘲笑。

　　客观地说，如果讲的是不同的观点、方针政策的斗争的话，鼠目寸光的官僚经验主义者斯大林根本不是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革命理论家、战略家、策略家托洛茨基的对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斯大林从斗争伊始就借助不正当手段，如无原则勾结、拉帮结派、造谣诬陷、耍阴谋、使用流氓手段，动用组织措施、国家镇压机器进行党内思想斗争，把党内思想、观点、政策、方针的斗争战场变成血腥的屠宰场。这本身就证明了他思想上的软弱。还有一个更好的证明。30年代末，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到遥远的墨西哥，他几乎是孤身一人进行反对斯大林的内政外交政策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他组织的第四国际还未成气候，无法与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抗衡。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不能释然，多次派刺客暗杀托洛茨基，直到后者惨死于特务的冰斧之下。流亡者托洛茨基除了思想之外，是不会对作为苏联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独裁者斯大林构成任何威胁的。那么斯大林为甚么还要怕他，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恐怕只能从托洛茨基的思想、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他对斯大林昏庸的政策的犀利批判中找答案了。这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宽容只是胜利的强者的品格，在以卑鄙手段获胜的弱者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杜应国先生对这两个人的界定，其实只适用于斯大林一个人。他才是为夺取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为了把列宁领导的生机勃勃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改造成惟他的马首是瞻的驯服工具，他不惜把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杀光。这些手段保证他战胜了所有反对派（当然是在无原则、无远见的党内高层领导人的配合之下，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他们和斯大林勾结起来，为战胜托洛茨基破坏党内民主，最后自己也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保证了他二十至三十年的独裁统治，却保证不了他准确地判断形势，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即真正的领袖的能力。

　　笔者译完美国开拓者出版社出版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3－1928）三卷本中的头两卷。1923－1927年党内斗争最激烈的五年中，托洛茨基所写的文章和书信大部分收入其中，已经收入专集的有关中国革命问题和英俄总委员会问题的文章除外。他的文章和书信涉及的都是经济政策、党内制度、外交政策等问题。文章不是笼统地否定多数派（先是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加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破裂后，则是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中右派联盟）的政策，而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对方的错误，阐明自己的观点，还为对方指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和正确途径，预见对方的错误将导致的后果。他对多数派的批评确实是建设性的批评。由于多数派对他的睿智透彻的分析和劝告只是一味谩骂，固执己见，并狂妄地称他们的政策是惟一理智和正确的政策时，托洛茨基的文章中也不乏激愤之词，但其主旨是维护十月革命的成果，对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错误政策将导致的恶果大声疾呼，敲响警钟。直至他被开除出党，流放到阿拉木图，乃至被驱逐出国，他仍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他与斯大林的斗争是党内斗争，国际左派反对派是共产国际中的一派，为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进行改革，纠正当权的多数派的错误路线而斗争。因而，他坚决反对另立新党、建立新国际的主张，甚至不惜与坚持这些主张的人分道扬镳。1933年，在斯大林的错误的「第三阶段」理论的指导下，德国共产党不发一枪就让希特勒上台，托洛茨基才决定与第三国际决裂，着手建立第四国际。

　　如果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真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性格、禀赋的不同，是权力欲和野心之争的话，值得兜这么大的圈子吗？其实，除了作者指出所谓托洛茨基错失夺权良机之外，他还有更简单可靠的办法：即发动军事政变。他是军事人民委员，在军队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23年12月27日致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的一封信表达了军队对中央多数派诋毁托洛茨基的愤慨，他在信中说，当多数派为在军队中破坏托洛茨基的威信，派代表在军人党员会议上诬蔑他是孟什维克、分裂党、是政治上的破产者时，与会的官兵义愤填膺地高呼：「托洛茨基万岁！报告人滚下去！」军人党员中许多人提议，大家必须万众一心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14]。仅仅是为了夺取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军事政变，又有列宁罢免斯大林总书记的遗嘱的尚方宝剑，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利用列宁提供的炸弹去夺取政治斗争的胜利，或利用军事政变来达到这个目的，托洛茨基本人是怎么考虑的呢？他说：「当时，能全部了解反对机关权势分子、官僚主义分子的『列宁－托洛茨基联盟计划』的只有我和列宁两人，政治局其他成员只有些模糊的猜测而已。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文件和他的遗嘱，谁也不了解[15]。我的出击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更确切地说，是被描绘成我个人争夺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斗争。我一想到这点就胆战心惊。我认为，这将使我们的队伍军心涣散，既便获胜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16]「我尽可能长期地避免介入这场斗争，因为其性质是一场非法阴谋活动，至少在开始阶段是旨在反对我个人的。这样的斗争一旦爆发，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必将会采取极端尖锐的形式，会导致致命危险的后果。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以极大的个人让步为代价试图保持集体工作的共同基础，还是我进行全线进攻，虽然没有这种行动的必须的政治基础……有导致陷入绝境的胜利，也有开启新的未来的失败。」[17]这是目光远大的政治家，还是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的野心家，读者自己判断吧。

　　为夺取政权而调动军队，作为政治家的托洛茨基是根本不会考虑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列宁卧病之后，当追随者的触角伸进军事部门时，我力求避免有关党内分歧的话题，尤其是同军事部门工作人员谈话。局势很不明朗，分歧已初露端倪，在军队中拉帮结派蕴藏着极大的危险。」[18]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他「毫不反抗，甚至怀着宽慰的心情交出了我的军事职务，因为这样可以夺去敌人散布我搞军事阴谋等流言蜚语的口实」[19]。

三 杜应国先生文章中的知识性错误

　　除了上述分析、判断性的偏颇和错误外，杜应国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一些知识性的错误。这里仅谈最重要的两处。一是作者断言，托洛茨基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共同决定封杀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嘱。这大概是因为作者只看到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对加米涅夫讲的那段话。那是在列宁已经准备与斯大林摊牌，作为「三驾马车」成员的加米涅夫已经乱了方寸，托洛茨基对他阐述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请你记住并转告他人，我根本无意为改组而在代表大会上掀起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我反对清除斯大林。」[20]或是他还记住了伊萨克。多伊彻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对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早期的消极状态的描述。他没有看到1923年4月18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建议的意见汇编》。在这份标着「绝密」字样的文件中，托洛茨基和与会的其他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1、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的正式理由的话。在公布（在公布的情况下）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论苏汉诺夫》）是否要有些区别。托洛茨基

　　2、不能公布：这是没有讲的政治局讲话。仅此而已。文章的基础和内容是个人鉴定。加米涅夫

　　3、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也持这种看法，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的问题我没有问，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仍认为）这个问题不存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在公布的情况下就没有区别。只是这份记录（《论国家计划委员会》）稍晚些时候转交给我──在几天前。季诺维也夫

　　4、我认为没有刊登的必要性，况且没有得到伊里奇对公布文章的批准。斯大林

　　5、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了解此事。不予公布，因为从对广大群众的公布中谁也不会搞清任何东西。托姆斯基

　　6、弗·伊·的意见不是写给广大群众的，而是给中央委员会的，所以把这么多篇幅用于个人鉴定。论合作社的文章就与之不同。不应该发表。索尔兹

　　7、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同意季诺维也夫的建议。斯洛瓦廷斯卡娅[21]

　　笔者之所以把这份文件全部翻译过来，除了证明托洛茨基没有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共同封杀列宁遗嘱，还为了让读者了解当时托洛茨基在党的上层领导中多么孤立，简直是孤掌难鸣。其实，1996年出版的郑异凡的《天鹅之歌》摘引过这份文件，也就是说，这份文件的中译文并不是在本文中首次披露。另一个知识性的错误是作者武断地说，托洛茨基赞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不知作者根据什么资料得出的这个结论，不知是不是根据国际学界的共识。我记得《先知三部曲》中明确地说，托洛茨基反对消灭富农，集体化只有建立在相应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效果。他主张在国家工业的支持下，为集体农庄提供拖拉机、汽车等农机具，在国家工业不能为农村提供全部所需的农机具的情况下，只能搞试点，显示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优越性，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中派政策（经济政策也包括在内）定性为左右摇摆政策，他要求左派反对派对它的哪怕是向左的摇摆，也采取有批判的支持的态度。当斯大林向左转，许多反对派成员因此向他投降时，托洛茨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杜应国先生大概会说，伊萨克·多伊彻是「狂热的托派分子」，他的话不足为凭。那就来听听托洛茨基本人当初是怎么说的。笔者最近正好读了托洛茨基于1930年2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经济上的冒险主义及其危险》[22]，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定性为冒险主义，并断言它会带来危险。文章对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做了全面批判，这种充满了历史主义的精彩批判，至今读来仍令人赞叹。为了避免转述的讹误，让读者更好地领略作者的风采，将整段文字翻译下来[23]：

　　土地耕作生产集体化要求以一定的技术基础为前提。集体经济首先是大型经济。但是，经济的合理规模由它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性质所决定。虽然把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驽马联合起来，不能从中创立大型农业经济，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渔船制造轮船一样。农业经济集体化只能是其机械化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业化的总规模预先决定了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模。

　　但现在，这两个过程事实上是完全分离的。苏联工业的发展无论多么迅速，它仍是十分落后的，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很久。高增长系数是对总体低水平而言的。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工业即使在完成拟定计划的情况下，在五年计划末，顶多能为20－25%的农业经济提供拖拉机和所需要的农机具。这是集体化的实际限制。由于苏联仍是孤立的，农业经济的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只能在连续几个五年计划的前景中来考虑。

　　十分清楚，今天的集体化的速度不是由生产力因素而是行政因素决定的，……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它本身没有市场是无法生存的。消灭新经济政策使中农──商品生产者面临抉择：或是回到自然的消费经济，即走向灭亡，或是为市场而展开内战，或是在集体经济的新路上碰运气。

　　这段引文不仅驳斥了斯大林的集体化走的是托洛茨基指引的道路的说法，也驳斥了他消灭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张。至于消灭富农，托洛茨基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实践中，消灭富农导致用纯行政的方式消灭富农：没收财产，剥夺土地，最后把他们流放。这项政策是如此贯彻，好像富农在与农村的关系上完全是异物，就像是来自异体的肝脏或是波洛优齐人。[24]事实上，富农只是中农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施）。单独消灭每一个富农，在两位民警（全副武装的）的帮助下就可以了。阻止富农的产生，哪怕是在集体农庄内部，要困难得多。为此需要的是工业和文化革命。[25]

　　反对派从未提倡过「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我们要求加快工业化，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城市对农村的领导角色。
　　我们对工业化的可能性的评价比官僚分子在1928年以前要广泛和大胆得多。但我们从不认为，工业化的资源是无穷尽的，它的速度只取决于官僚的鞭子。我们永远把系统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作为工业化的主要条件。我们永远让集体化取决于工业化。我们总是把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放在几十年的远景中考虑的。……因此，我们从未要求在斯大林－克里日扎诺夫斯基的五年计划的框框内消灭阶级。我们要求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为工业化而有计划地削减富农的积累。[26]

　　这些引言足矣驳斥杜应国先生对托洛茨基赞成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的论断了。看来，杜应国先生在撰写《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之前，还应该再多读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再多了解一下当年党内斗争的历史。另外我还想到，如果领导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是托洛茨基的话，他关于集体化、工业化的睿智论述大概可以让我国人民避免「大跃进」的灾难吧。

　　杜应国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是没有读过这篇文章。这也不能全怪他。除了上述历史政治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托洛茨基著作的数量太大。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苏联和世界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问题都在他的视野之中，他几乎对所有问题都能说出独到的见解，对形势的分析清晰透彻，对发展趋势的判断、预见的准确率极高。读过托洛茨基对3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分析和判断的西方学者认为，他这些方面的著作堪称经典。我在此提西方学者，并非拿他们来压人，因为国内学者很少有人读过这些著作，至少在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看不出来。但杜应国先生不该把他的管窥蠡测之见当成客观的历史结论，甚至戴上一顶「国际学界公认」的吓人的大帽子。

　　也许有人会说，在论战中，尤其在攻击对手时，谁都会把自己装扮得公允、不偏不倚，来加重自己对对方的指责的份量。说漂亮话，批评别人谁不会啊。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归批评，他若大权在握的话，这么左的人，能比斯大林好到哪儿去啊。

　　集体化只能建立在农业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这是托洛茨基的一贯思想。早在1922年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写于1925年11月、于1926年9月在《真理报》上连载的长文《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他明确地说：「土地国有化的全部意义只能在高速发展的农业技术和由此产生的土地耕作集体化──即许多年以后的前景──的后果中表现出来。」[27]

　　说托洛茨基「左」，这是对他的又一个普遍的误解。虽然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称为左派反对派，这是相对于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和布哈林领导的右派而言的。而且，不能把中派理解为不偏不倚的中庸的派别，更不能把它看成像斯大林自我标榜的那样是既不左也不右的永远正确的派别。按托洛茨基的理解，左派是革命派（对那些把革命与极左、左与极左混为一谈的人来说，这种区别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它的立场和方针政策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正确立场和方针政策；右派的立场和方针政策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向国内外资产阶级投降的机会主义的立场和方针政策；而中派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和方针政策的经验主义的官僚，它在左右两派和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下采取左右摇摆的政策。而且，由于斯大林不仅不听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批评，反而在争论伊始就把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上纲上线，定性为孟什维主义、反对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并自吹自擂，说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这样，就使他没有回旋的余地。另外，他是鼠目寸光的官僚经验主义者，不是理论家，因而他没有理论预见能力，再加上他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和为争夺权力不择手段，把他的每次摇摆（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都变成灾难之后，再开始新的摇摆，给党、国家、经济、政治和共产国际造成剧烈的震荡。对斯大林政策的这一特点，托洛茨基作了形象的比喻，说他像在婚礼上哭丧，在葬礼上贺喜，因而处处挨打的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傻子伊万一样。在高瞻远瞩、雄才大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托洛茨基与鼠目寸光的经验主义者、「革命的掘墓人」斯大林之间划等号，只能是曲解、偏见和无知的结果。

四 今天还有多少人对托洛茨基感兴趣

　　杜应国先生对今天还对托洛茨基感兴趣的人居高临下，简直就像成年人看小孩胡闹一样。这大概又是作者的一个想当然。除杜建国外，对托洛茨基感兴趣的还大有人在。在google搜索网上，无论用中文、俄文和英文打上托洛茨基的名字，都可以找到上万项的相关信息。前些时候，笔者在网上还看到有人要求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将它存放的托洛茨基档案全部上网，因为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就个人著作来说，能在网上查到托洛茨基俄文原文著作和英译本，大概还是古往今来的作家中最多的，虽然这远不是他的著作的全部。

　　沃尔科戈诺夫在其《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一书中说，1989年他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在大厅入口处，看到一张堆满了印着第四国际领袖托洛茨基大幅肖像的托派出版物的长桌，那些推销自己的小册子和杂志的年轻人郑重地说，他们代表托洛茨基同志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德国支部。当然，他的感觉应该与杜应国先生一样，因为他断定，第四国际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宗派组织[28]。

　　托洛茨基著作的出版在西方世界一直没有停止。70年代中期，他的著作的英译文已经出齐，他档案中的保密部分除外，因托洛茨基在把他的档案卖给哈佛大学时，规定这些档案到1985年解密。

　　苏联时代，托洛茨基著作一直是禁书。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他的著作才能在苏联公开出版。笔者1990－1991年间在苏联时，只看到两本托洛茨基著作，一本是《文学与革命》，另一本是《斯大林传》，还有四卷本的《托洛茨基档案》。整个90年代，俄国总共出版了十五种托洛茨基著作，其中包括俄裔美籍人费利施京斯基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托洛茨基档案编的四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反对派》，后来又出版了ПисьмаизСсылки（《流放地来信》）АрхивТроцкого[《托洛茨基档案》（三卷四册）。去年，我托在俄国的朋友帮我购买这些书，他告诉我早已脱销。看来，研究托洛茨基著作的人还是有的，尽管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对托洛茨基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诬陷。我在网上看到，托洛茨基研究所于1991年在莫斯科成立，而且至今一直有活动。

　　特别值得介绍一下的是，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学家瓦迪姆·罗高文（ВадимРоговин，1937－1998），他倾其一生最后十五年的时光，写下了七卷本巨著《是否有另一种选择》。此书描述了从1923年左派反对派形成到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身亡这段时间，托洛茨基和他领导的反对派为捍卫十月革命与斯大林集团进行的政治斗争的历史。以一个学者最成熟、最宝贵的十五年时间研究撰写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斗争，并明确地说托洛茨基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代表，不知杜应国先生看了会作何感想。厚厚的七卷书和十五年的时光，这不是杜建国的一篇文章可以比的。居然还有人下更大的力气，不仅为托洛茨基翻案，还要重新阐释社会主义，把托洛茨基立为正统！就像著名的中国托派郑超麟坚持的一样：马恩列托！

　　我想，这是包括杜建国在内的大部分托洛茨基研究者的目的。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失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他们不愿意走「告别革命、私有化的人间正道」，为了解决当前和未来人类面临的危机，他们不畏艰难地挖掘被斯大林的血腥镇压、封杀、诽谤、歪曲所掩盖的历史真相，在托洛茨基开拓的崎岖道路上奋力攀登，不顾他人的嘲讽和冷眼。人各有志，杜应国先生大可不必奇怪。


注释

[1] Д.ВолкогновТроцкийизданаНовостямиМосква1992-гCтр.18.

[2] 《误读的历史，破产的经济模式》，载《视界》第14期第192-207页；《红鼹鼠》2005年第3期第77-88页。

[3]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25页。

[4]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05-40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5] 同上，第406页。

[6] 同上，第405页。

[7] 参见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1页。

[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有关文章和注释；莫西。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拙文《神话与事实──列宁晚年与斯大林的关系》，载《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二期第73-78页。

[9] 参见《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17-418页。

[10] 参见《斯大林研究》1993年第二辑第1－16页。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四辑第221－223页。

[12] 根据「第三阶段」理论，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政党，但由于它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更有欺骗性，因此它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敌人。

[13]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中的相关章节。

[14] 《马恩列斯研究》1999年第1辑第199-200页。

[15] 斯大林收买了列宁秘书组组长福季耶娃，列宁遗嘱的拷贝当时就交给了斯大林以及几个政治局委员，甚至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第1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6] 《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420页。

[17] WritingsofLeonTrotsky[1929]pp.42-43.

[18] 《托洛茨基自传》第447页。

[19] 同上，第447页。

[20] 同上，第424页。

[21]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ициявСССР(1923-1927)том1стр.56.另参见《天鹅之歌》第125页。

[22]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тр.1-8, Published by Monad Press 1973.

[23]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9 февраль-март стр.3-4

[24] 波洛优齐人是十一至十三世纪欧洲南部的突厥系游牧民族。

[25] 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стр.4.

[26] 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9февраль-мартстр.6.

[27] Л.Троцкий : К Социализм или к Капитализм стр. 20, изда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1926 г.

[28] Д.ВолкогновТроцкийкнига2,стр.176,изданаНовостями,Москва1992г.《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四十五期2005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