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雷颐：“叛徒”瞿秋白的平反为何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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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牺牲于国民党的屠刀下，三十年后又被他的生前战友戴上叛徒帽子长达十三年，且株连九族，亲朋故旧乃至研究瞿氏的学者分别被批、斗、管、押，其妻杨之华被迫害致死，父母坟墓被夷平，瞿氏自身则遭掘墓扬尸之辱。积郁已久的愤懣，令我于1978年底写成《重评〈多余的话〉》，期望引起舆论关注，还瞿秋白以历史的公正。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学术界以《多余的话》为中心的大讨论，尽管看法迥异，但大多数人认为《多余的话》绝非“文革”时期谬加的“叛徒自白书”。

本文为两篇文章组合而成。上篇为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下篇为陈铁健《瞿秋白案复查散记》。据悉，陈铁健老师于2023年11月23日在北京辞世。沉痛哀悼陈铁健老师！

《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发表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口述回忆，在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属后来遭遇等以往人们知之不详的细节，颇有意义。不过，她说“‘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却不甚准确。因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也正因为主要并非“四人帮”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过程才非常曲折艰难，瞿独伊在《文史参考》2010年第9期发表的《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一文，对平反过程的曲折艰难有详细叙述，但对为何如此曲折艰难的原因则语焉不详。只有了解瞿秋白冤案的起因，才能明白为何为他平反如此曲折艰难。

对于“瞿案”，“文革”后参与复查、平反工作的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陈铁健（见本文下篇），都有回忆文章公开发表。笔者谨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对“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略作概述。由于事情重大，而且孙、陈的文章早就公开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故笔者将在多处直接引用这些资料，一为慎重，二为使这些珍贵史料为更多人所知。

为瞿秋白平反，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

1979年3月，《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轰动，因为此时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一些冤案开始平反、昭雪，但刘少奇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案件尚未平反。所以，有人在报刊上著文对此文进行“大批判”，东北一家省报，用整版刊出批瞿长文。这些“文章”，仍坚持“文革”时的“钦定”标准，口气严厉。陈要求著文反驳，却被拒绝。1979年6月，他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主持者执意要他在全体会上讲瞿秋白，然后对他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围攻”。

但就在被“围攻”两天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转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要陈铁健即日赶赴上海，与瞿秋白案复查组人员会合，参加复查工作，这时会议的“论调”突然一变。7月1日，陈赶到上海，住东湖招待所，见到中纪委瞿秋白案复查组负责人、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孙克悠，她向陈详细介绍了情况。

瞿秋白的亲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恢复名誉。中纪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组”，准备复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时已七十九岁的瞿轶群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

“陈云同志于1979年5月20日对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同年5月22日耀邦同志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陈野苹同志于同年5月29日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样，中纪委临时机构“第八组”就于1979年6月开始瞿案复查工作。“第八组”由五人组成，先已借调了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参加工作，中纪委则由孙克悠和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孙读过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于是要求陈也参加。孙任“第八组”组长，具体负责此案复查工作，中纪委常委曹瑛则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希望她相信党中央会作出正确结论。

谁叛变了？两篇文章引爆“瞿案”

“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与瞿的多位亲人见面访谈，访问知情者，举行座谈会……

他们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后一直被视为烈士，所以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从1953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陈列展览，于1959年开始陈列展出；而后，又准备瞿秋白故居陈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开始接纳内部参观。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瞿秋白陈列于8月停办。”

原来，有两件事成为“瞿案”的导火索：一、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的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二、1963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戚文刊出后，学术界和文艺界反映强烈，意见反映到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约集二十多位历史学家开会，讨论此文，与会者严厉批评此文歪曲历史。中宣部表示赞同与会者的观点，认为戚文在事实上站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然而，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最高层“先后在《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且急切地把两者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做出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以下三条重要材料，说明此点。

一、周扬1979年8月28日在万寿路住所对中纪委第八组谈话时说：

戚本禹评李秀成的文章（指《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当时，我不知道，没有看。有一天看戏，总理问我看过戚的文章没有，我说还没有。总理说你要看看，过问一下。现在台湾也在反对太平天国，这么样一个历史人物翻案，怎么也不和中宣部打个招呼？弄得阳翰笙的戏（指《李秀成之死》，写李秀成征战，太平天国灭亡）也不演了，博物馆也停了（英国送来一把剑刻有李秀成的名字，文章一发表引起全国反响，剑也收起来了）。

我看过戚文后，在中宣部召开一个会，意思是戏还要演，文章也作为学术讨论大家发表意见。范文澜、郭老、刘大年都对戚文章有不同意见。刘大年根据我的意见写一篇文章，尚未发表。文化大革命就批判刘大年、周扬为叛徒李秀成辩护……

我问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他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陈是为李辩护的。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是也写过一个自述吗？陈说是黄敬告他的，因为黄敬被捕后也写过这种东西。

我见到江青，向她说起黄敬说瞿秋白写过自述的事。江青说：什么自述，他（黄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离开的。

我见到了（毛）主席时，把对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一言不发。

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晚节不终？），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你，但我还是告你了。

我又见主席时，主席第一次对我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从来总是表扬我，没有批评过）。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我当时听了很难受。总理在一旁承担责任说他有错误（因为是总理要我过问的）。我说还是我的责任。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江青不同意罗尔纲的观点（罗认为李秀成是伪降），她会经常向主席讲的。

二、陆定一1979年4月16日在北京医院对中纪委第八组等谈话时说：

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杂志，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毛主席，有总理，还有我，三个人，怎么谈起的我不记得了。我向他们报告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请他看。……后来，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就是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他的话是那么讲的，此外就没有多的话了。周总理想把《多余的话》的原稿找到，据我所知，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1966年总理派了两个人来问过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况再一次报告了他。

三、戚本禹1979年6月12日在秦城监狱的交代材料：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我给总理写信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是错误的。总理告诉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功，军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我认为这是攻击主席，我应起来作战。1963年，我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写的目的是说对人的评价应看到功劳，也要看到晚节，晚年反对毛主席也不行。这是决定我对《海瑞罢官》的态度。我投入文化大革命，犯错误，都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都知道，斗争是尖锐的。当时周扬批评我，他骂我很厉害，翦伯赞也反对我。这时我与江青就有接触了，她批了一个材料给我，我也不知道她是赞成我，还是反对我。那时我跟田家英很好，田也支持我的文章。江青叫我去，田家英说你要去，她是中南海的首长。我去了，江一开口就说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表扬了你，他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你可别骄傲。又说主席叫把《李秀成自述》原文影印本给你，叫你继续作战。我说现在还开会围攻我，她听了大发其火，说她给主席汇报。这次接见是决定我以后跟她跑的原因。在我困难时，她代表主席支持我。她叫我再写文章，要快写。这是1963年底的事。

看到戚本禹这篇交代材料，陈铁健和中纪委八组同事们感到有些事情要进一步查清，于1979年秋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问他写《评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

戚回答说：“1963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1963年底，江青找他谈话，说是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在饭桌上，康生等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如此，才能置对手于死地。1964年，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发表，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到彭德怀，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在全国引起更大震动。”

“瞿案”复查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认真、仔细查阅从公安部调来的关于瞿秋白被害案审查卷宗，共二十卷，约三尺厚。公安部关于瞿秋白被害问题的调查，是1954年初根据湖南省公安厅上报的两名参与杀害瞿秋白案犯的有关口供材料，按照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责成湖南省公安厅追查的。同年10月，由公安部十三局组织专门力量查办。“经过十年的严密调查侦审，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中央决策者完全可以据此做出瞿秋白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论。而这时正是常州瞿秋白故居陈列展被下令停办之后两个月。”

以打倒刘少奇为主要目的的“文革”开始，批瞿亦随之公开。瞿母金衡玉1916年因贫债交逼自杀，葬于常州，1967年1月19日，其墓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像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瞿父瞿世玮1932年在济南贫病交加中去世，葬于济南南郊，“文革”中也被红卫兵砸墓平坟。而且，“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正是这个重要文件，给瞿秋白平反造成巨大障碍。

“12号文件”，瞿秋白的平反为何曲折艰难？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则未被大会采纳，所以五中全会没有讨论也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

对这个至关重要的“12号文件”，如前所引，孙克悠说是“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毛主席定的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按此理解，是这个“12号文件”说瞿秋白是叛徒，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这个“中共中央中发［1972］12号”文件，是“文革”中影响最大、传达范围最广、学习时间最长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题为：“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到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多次谈话。正是“林彪系”人员将这些谈话向林汇报，触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1972年的中央“12号文件”转发了这些谈话，作为“批林”的重要材料，当时，确实做到了传达到每一个机关、车间、营房、田头、教室。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几乎都是“党的历次路线斗争”，谈到瞿秋白时毛泽东说：“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虽然因为“12号文件”的“定论”使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在1980年2月29日的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秋白时，邓小平则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尽管为瞿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事实上已经开始为瞿“平反”。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座谈会上还有许多人发言，孙克悠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我记得李维汉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长制。”第二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八组负责人及瞿的亲属瞿独伊等人，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

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标志着对从1964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正式、彻底平反。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从“瞿案”的起源、定性到最后平反，可以清晰地看到“权力”与“历史”的关系。

外一篇

陈铁健：瞿秋白——生前死后都遭遇极其不幸的好人

近二十年前，一个严冬的寒夜，窗外西北风怒号。寒舍更冷，身上穿着厚衣，依然不觉得温暖。白天接到李新先生电话，问我年初写的悼念黎澍先生的文章找到发表的地方没有?

我说，上海一家出版社原拟编入文集，后来受到压力又停下来，恐怕一时难以发表了。他说，那是意料中事，就等吧!他在电话中念了一首诗，悼念黎澍、陈旭麓和李宗一：三位先生在前一年冬天相继谢世，史学界同人备感沉痛，李新先生尤感痛惜。我请先生多念一遍，把诗记下来：

世间多少不平事，

最痛好人命不长；

我欲问天天不语，

天道从来最荒唐。

诗虽四句，意蕴深长。坐在灯下细想，中国现代史上，不该早死却死得很早的好人不知多少。于是，又想起瞿秋白：他是那种生前死后都遭遇极其不幸的好人。

参加瞿秋白案复查组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牺牲于国民党的屠刀下，三十年后又被他的生前战友戴上叛徒帽子长达十三年，且株连九族，亲朋故旧乃至研究瞿氏的学者分别被批、斗、管、押，其妻杨之华被迫害致死，父母坟墓被夷平，瞿氏自身则遭掘墓扬尸之辱。积郁已久的愤懣，令我于1978年底写成《重评〈多余的话〉》，期望引起舆论关注，还瞿秋白以历史的公正。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学术界以《多余的话》为中心的大讨论，尽管看法迥异，但大多数人认为《多余的话》绝非“文革”时期谬加的“叛徒自白书”。

在《多余的话》成为学术界关注热点并将溢出学术界的同时，1979年5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八个专案组对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等冤案以及康生、谢富治问题同时立案复查。

《重评〈多余的话〉》发表后，我于6月间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会上，对《多余的话》发生争论。一位曾经是红极一时的“讨瞿”干将，搬弄“文革”话语大打棍子。我告诉他：你的论据和语言都是重拾《讨瞿战报》牙慧；瞿秋白不仅应予昭雪，而且应当为他树碑立传，不管有人怎样的不高兴。会间，我自去参观长汀西门外罗汉岭瞿秋白就义地，那座原来高耸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已被造反者改成革命烈士纪念碑，排除了瞿秋白，失去了它的独特魅力。

就在“讨瞿”干将们批我两天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转来中央纪委的通知，要我即日赶往上海，与瞿秋白案复查组人员会合，参加复查工作。7月1日，我坐火车抵达上海。在站台与常凡见面。常兄身材高大，脸庞端正，沉稳和气，彬彬有礼。我俩同是东北出生，一见如故，备感亲切。当天日记写道：

昨乘178次车自南昌起程，今上午9点27分抵沪。常凡同志以车接，往东湖招待所一号楼311房。此处为“海上闻人”杜月笙公馆之一，原杜美路七十号。前读台版《杜月笙传》，知此屋美轮美奂，今日目睹，果不其然也。中纪委孙克悠同志介绍瞿秋白案复查组工作简况。据谈，四月，瞿氏胞妹、杭州瞿轶群和秋白女儿独伊，分别写信给中央，要求为秋白作结论。五月，陈云、胡耀邦同志指示，明年要为秋白同志作出公平的结论。中纪委调集五人，成立瞿秋白复查组，对外称八组，以孙为组长。此次来沪以调查瞿氏早期革命活动为主，并召开一次座谈会，请了解秋白的同志谈对瞿评价问题。拟请沪纪委与宣传部门主持。邀请人员名单待由杭回沪后商定。要我多做些联络工作。

克悠大姐时任中央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老干部，曾与华国锋在山西共事。大姐告诉我，八组筹建，先已借调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中央纪委由她和军队团政委转业的老王参加。她考虑应有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参加，遂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联系，院里请她到现代史研究室找李新先生。先生说，我推荐我的学生、《重评〈多余的话〉》作者给您如何?

克悠大姐说可真巧了，我们正要找他呢……后来，在半年多工作过程中，我始终在克悠大姐的关照下，与大家一起愉快地顺利地完成了复查报告。30年过去了，我仍能深切感受到克悠大姐种种关怀的暖意。

沪、杭、常、锡、宁之间

7月2日，车发上海赴杭州，拜访秋白胞妹轶群。时年八旬的轶群，仅小秋白一岁。1916年春节，母亲因贫债交逼自杀后，轶群携弟景白、坚白先后借住舅父、伯父家。景白后随秋白参加革命，1928年在苏联大清洗中“失踪”，年仅22岁。坚白后至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4年在太行区第三地委调研室工作，遭遇日军“扫荡”，牺牲于河北武安百草坪，年32岁。

轶群沉痛地说，当年哥哥秋白被国民党杀害，我们家人感到悲愤。几十年后，哥哥被自己人打成“叛徒”，掘了他和父母亲的坟墓，我们更感到寒心。这个打击，比国民党的屠杀更残酷，怎么也无法接受。我给陈云同志写信，请求中央给秋白作结论。轶群的倾诉，使我更理解瞿氏一门在中国革命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辛酸。逝者已矣，生者将何以自存?老人要求为秋白正名，岂止是一人一家的恩怨，难道不是中国人要求摆脱世纪劫难的强烈呼声，向往光明自由的正当追求吗?

返回上海第二天，克悠大姐带我们去看望住在东湖招待所七号楼的王震副总理。在座的还有王的随员胡启立、伍绍祖和小张(张爱萍的公子)三位。王是到上海主持新长征火炬长跑开幕式的。听到我们复查瞿案，他说起秋白1934年2月7日在瑞金叶坪“二七”纪念大会上讲话的情形。毛泽东要铁路工人出身的王震主持大会，王特地邀请秋白到会讲话。他说那时秋白大名鼎鼎，受人尊敬。当他说到《多余的话》不好时，伍绍祖插话说那是严于解剖自己。胡启立则说老同志应多写些回忆录供历史研究参考。

为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我们先后到市委、市政协、档案馆、博物馆，拜会陈沂、罗文、郑超麟、杨兰等。因为人多，座谈会分别在7月10日、11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方行、丁景唐、陆志仁、沈以行、蔡尚思、陈旭麓、陆诒、周晔、刘振海、蒋森荣、张炳隅、王铁仙、钱世锦(以上出席10日会议)；陈一诚、温仰春、王尧山、陈修良、许德良、黄逸峰、李培南、罗竹风、汪原放、乐嗣炳、黄有恒(黄平)、郑育芝、刘冰岩、杨之英、吴幼英、王凌志(以上出席11日会议)等。

与会者绝大多数认为，《多余的话》与狱中诗词、致郭沫若笔调一致，感情相同，不必怀疑其真实性。秋白没有求生之念，对敌人不抱幻想，只是自我解剖，对王明路线不满，又不好明说。秋白一生革命，应该照历史决议的结论恢复其名誉。秋白历史功绩不容抹煞，他的错误应与共产国际的错误联系起来考察。长征时一些老同志都随队撤离，或骑马，或坐担架，安全抵达陕北。秋白那样的重病人又为敌人熟知，更应随军撤走；不让他走，是王明一伙故意甩掉他。

谈及党史研究，发言者一致指出，应该公布历史档案。党史许多问题至今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封闭档案?不公布历史档案只对那些文过饰非、掩盖历史真相乃至伪造历史的人有好处，而对党和人民有百害无一利。历史问题，不能凭某个人一句话定论，否则学术不能发展，社会不能进步，人民不能幸福，那个“顶峰论”害死人了。秋白昨日烈士，今日“叛徒”，领导人那样讲，真叫人寒心。当时的发言者，只把责任承担者看成某个人，而没有洞察制度层面的弊端。

两次座谈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它集中反映了上海学术界和党政领导层对瞿秋白历史评价的倾向。除证明瞿氏被俘后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外，对作为杰出政治活动家、理论宣传家、文学家的瞿氏的历史地位予以高度评价，并提供大量资料。它对复查工作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也给复查人员一次良好的学习机会。

上海座谈会结束当晚，我们与丁景唐、王铁仙一起赶赴常州，四天后又到南京。其间，先后访问常州秋白故居、冠英小学、常州中学、博物馆、无锡江溪小学、江阴贤庄环溪、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博物院等。同时拜访羊牧之、苏辛伯、李文瑞、周邨、姚迁。常、宁、锡三地事毕，孙克悠、常凡返京，我与丁景唐返沪。在30日返京前，拜访李子宽、罗竹风、夏征农、陆诒、方行、杨之英、吴元坎，并取来郑超麟所写有关秋白资料。行前，到丁景唐府上告别，丁公以所著书文相赠，我回奉拙文《重评〈多余的话〉》请他指教。书生之交淡如水，唯以文字相知而已。

来源：往日风


http://w.hybsl.cn/article/12/64981

难得糊涂

一言九鼎的人说了瞿秋白是叛徒这一”言“， 平反却没有”九鼎“的一言出来说话， 自然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