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庆：“三个代表”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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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代核心，他的旗帜叫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是第二代核心，他的旗帜叫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是第三代核心，他的旗帜是“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可是，许多人并不了解“三个代表”的真正意义，更不知道“三个代表”是从哪里来的？我在这里提供一个独特的版本，仅供参考。

编者按：徐滇庆1967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自动控制系，1981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0年任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2003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徐滇庆教授是中国民营银行的倡导者，主编有《民营银行二百问》。本文来自作者发表在海外网站的题为《清思在位卑：1990—2018》的系列回忆文章中的第三十五节。在大家都缅怀杨小凯的时候，徐滇庆关于“三个代表”的来龙去脉的回忆引起不少关注。这段往事固然重要，也需要文献支持和其他考证，但他徐滇庆提到的马恩原著的中文翻译与英文或德文原著大相径庭这一事实更为重要。

被迫上垒，选修《资本论》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代核心，他的旗帜叫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是第二代核心，他的旗帜叫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是第三代核心，他的旗帜是“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可是，许多人并不了解“三个代表”的真正意义，更不知道“三个代表”是从哪里来的？我在这里提供一个独特的版本，仅供参考。我无心哗众取宠，更无居功自傲之意。也许“三个代表”犹如黄河、长江一样，有多个源头，最终汇集到一起奔流向东，不妨一并拿出来，相互印证。

我于1984年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二年艰苦努力，我终于撵上了博士班同学，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进入专业课阶段。按照匹兹堡大学的规定，要取得经济学博士必须选一门经济思想或经济史的课程。由于我的英文基本上是自学的，水平很烂，翻开经济史的教科书，看到一大堆陌生的英文姓名，心里发秫。我在选修课程的清单中发现了《Capital(资本论)》，心想，虽然在国内也没有学过《资本论》但是毕竟在红旗下长大的，对《资本论》一知半解，也许比别的课程好混一点。

开学了，在《资本论》的课堂里坐了十几个学生。David Houston教授是很出名的研究马克思的专家，他有一把很漂亮的大胡子，有点儿像恩格斯。他开的《资本论》是一个系列，学士课程讲《资本论》第一卷，硕士课程讲第二卷，博士课程讲第三卷和马克思的相关书信、论文。有好几个同学从学士课程开始，已经是第三次追随他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中国学生。Huston教授上课前很友好地和我点点头，要求学生们预习一下《资本论》第三卷的前三章。

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第三卷，按照Houston教授的要求开始预习。我的妈呀！快100页！《资本论》出版于1894年，距今100多年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剖析了资本运动的过程，论证了价值、货币和社会运动的本质。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可是在有些章节中十多行字没有一个句号，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断地遇到生词，有些连字典上都查不到。努力奋斗了一个小时才看了3页。倘若这样下去，期末考试必死无疑！我灵机一动，跑到东业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中文版的《资本论》。对照着看，阅读速度快多了。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我必须写英文。如果我写中文，Huston教授看不懂，肯定给我不及格。我拿中文版当做字典，反过来看看相对应的英文单词。连蒙带猜，用不着查字典了。

哪个是原版

看着看着，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英文版的某些段落在中文版上不见了。其中就有“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的人民”。

我跑去问Huston教授：“英文版的《资本论》是不是原版？”

在我的印象中马克思是德国犹太人，他写的原版应当是德文。我以为必须根据德文版才能判断英文版和中文版孰是孰非。Houston教授答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前三分之一是拿德文写的，后面是拿英文写的。马克思的英文水平相当好。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查阅的资料大多是英文，引用的文献和资料也都是英文。马克思去世后，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婿法拉格主持下，把英文部分翻成德文，把德文部分翻成英文。两个文本同时出版。因此，英文版和德文版都是原版。两者并无区别。”

我问道：“为什么在英文版中的许多内容在中文版中被删掉了？”

他笑着说：“你是我的教室里的第一个中国人，我估计你会有许多问题。我给你几篇文章，看过之后再来。”

考茨基和列宁的争论

我看了Houston教授给的几篇文章，恍然大悟。在恩格斯去世之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是考茨基，他和来自于俄国的另一名执行委员——列宁发生了剧烈的争论。列宁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引用马克思的话批判列宁，说他不学无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赞成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更不赞成搞无产阶级专政。他引用最多的就是马克思说的“三个代表”。

考茨基是个大学者，连列宁本人都承认考茨基是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在这场辩论中列宁明显地处于下风。可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列宁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痛批考茨基，报了当年一箭之仇。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铲除群雄成为唯一的领袖。他为了表示正统，下令编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全集。由于考茨基曾经大段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批判列宁，如果让人们读到考茨基的话，必然有损列宁的形象。怎么办？斯大林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粗暴，下令干净利落地删掉了马克思原著中所有涉及到这场争论的话。

195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马列编译局，准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约见毛泽东，转达斯大林的意见，希望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团结一致。毛泽东何其聪明，立刻表态，坚决保持一致。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集完全照俄文版翻译。也就是说，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马克思讲过“三个代表”。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重大缺陷

其实，弄清楚这段公案，对我的考试并没有多大好处。我经常跑去请教Houston教授，他给了我一个选择，或者参加期末考试，或者写篇论文。我选择了后者，认真地写了篇论文，讨论无产阶级专政和全民党。

在论文中我指出，在夺取政权之前，革命党需要号召群众投身革命，因此把人群根据经济地位区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穷人动员起来，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但是革命成功以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如果继续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势必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列宁判断资产阶级的准则是：掌握生产资料，攫取剩余价值。如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掌握生产资料，攫取剩余价值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共产党自己。掌权者很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有无产阶级就一定要找出资产阶级。按照这个逻辑毛泽东提出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搞文化大革命，而且要七、八年来一次。

文革已经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这条路走不通。马克思提出三个代表，根本就没有提及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在取得政权之后，如果再提阶级斗争就是在挖自己的墙角，跟自己过不去。在取得政权之后，执政党必然要改变口号，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压根没提代表无产阶级。如果坚持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斗争的对象就是自己。三个代表的核心就是否定阶级，否定阶级斗争。从此以后，再也不提谁是资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大家都是共和国的公民。

找不到英文版的《资本论》

在1988年，我第一次回国，在拜见薛暮桥的时候，我提起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资本论》不同。他对此很有兴趣，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他向陈云谈起此事，陈云只回答了三个字：“我知道。”再也没有下文了。

1995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国际学术会议，刘吉给我很大的支持。在闲聊中我和刘吉提及此事，刘吉非常敏感，要求我详细地介绍考茨基和列宁争论的要点。事后他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的英文很好，立即指示拿一套英文版的《资本论》来，他要亲自看一看。中央办公厅找遍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社科院、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英文版的《资本论》。迫不得已，连夜电令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用外交急件送一套英文版的《资本论》回北京。不能不佩服当年舆论管制的严格、彻底，连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资本论》原版都不可能成为漏网之鱼。

在我临上飞机返回加拿大的时候，接到刘吉的电话，问“三个代表”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哪一页？因为是科班学的，记忆深刻，我大致上还能记得住，回答之后就登机了。

第二年4月，我回到北京后给刘吉挂了个电话。刘吉听说是我立刻说：“教授，向你致敬！”

我莫名其妙。好像我啥都没干，如此郑重其事，至于吗？

刘吉问道：“你这次回来要呆多久？”

“二个月左右。”

刘吉说：“好极了。我和王沪宁同志要出趟差，回来之后马上和你联络。”我搞不清楚刘吉和王沪宁去哪里，搞什么名堂，好像挺神秘的。

划时代的里程牌

隔了半个月，刘吉派车把我接了去。刘吉说：“总书记派王沪宁和我去北欧考察，和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关系。当初我们批判赫鲁晓夫全民党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看来，批错了。瑞典、丹麦等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社会稳定、经济发达、贫富差距很小，他们更贴近真正的社会主义。”

王沪宁说：“我们应当回归马克思，代表大多数人，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不应当把民众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不应该搞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说，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毛主席说过，每七、八年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从1976年文革结束算起，到1995年，快20年了，早就超过了毛主席说的时间跨度。我们遇到一个重大的理论挑战，要不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刘吉解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如果说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那么，就一定要找出资产阶级来。在取得政权以后，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势必要清理阶级队伍，把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批斗。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来的。在文革中大字报、大批判，造谣污蔑，栽赃陷害，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不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难道我们还要天下大乱，再折腾一回吗？”

我说：“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近几年我们到底是不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四个坚持天天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是真的。其余各条，随便说说罢了，千万不能较真。如今是打左灯，朝右走。”

刘吉很认真地说：“提出三个代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既然我们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就不能说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改变党的性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王沪宁说：“我完全赞成，但是，许多老同志还健在，恐怕他们转不过这个弯来。提出三个代表就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以后，我们不在群众中划分阶级，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当然，更没有阶级斗争。至于说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提为妙，放一放吧。搁置的时间越长，支付的成本越低。”

他换了一个话题：“徐滇庆，马克思的英文真难读，你是怎么读下来的？”看来，他在读《资本论》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头。

我无奈地笑了笑：“考啊考，老师的法宝。如果不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我才不会去啃一百年前的英文。”

刘吉问：“你考得好吗？”我说，没有书面考试，而是交了一篇论文，Houston教授给了我一个A-。王沪宁说：“能不能把这篇论文给我看看？”

我说：“算了吧，我的英文写作惨不忍睹，既然你要看，我就拿中文再给你写一遍。”

刘吉很认真地说：“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你的贡献。在我党转型探索中，你参与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环。这个弯转得很大，只能转好，不能转坏。只能慢慢转，不能转得太急，弄不好会翻车。因此，请你在这个问题上对外讲话要有分寸，尽量少讲一些。如果你有什么新的观点，可以交给我。我会立即送给总书记和常委会。”

事后，有人说：“弄了半天，三个代表是你提出来的。”

我回答：“瞎说！那是马克思说的。怎么也不能算到我头上。再说，我也不是先知先觉，主动去探索，完全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不过，老天爷安排得很巧。如果我不去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如果不是博士学位要求我选修一门经济思想课；如果我的英文很棒；谁会拿个中文文本和英文反复对照？如果没有发现许多马克思的重要观点在中文版当中被删掉了，三个代表以什么形式出现就很难说了。如果不是碰到了刘吉，而他和王沪宁正在为江泽民解套，我的发现只不过是饭后茶余的谈资罢了。当然，如果不彻底扬弃阶级斗争理论，改革开放也许会走一段更长的弯路。我的贡献仅仅是让总书记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国内连套英文版的《资本论》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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