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湘：关于建国以来群众运动不断生成的另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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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群众运动不断生成的另一种解读

作者：佘湘 来源：现代哲学发布时间：2016-04-08


群众运动是1949-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政治现象。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建国以来单个群众运动生成原因的考察可谓是方兴未艾，成果迭见不鲜。近年来，把群众运动作为一个总体现象进行宏观考察，对其生成原因进行探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但总体上看来，大多学者都将建国以来这一政治、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毛泽东个人因素的结果，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本人试图从政治社会学的另一种角度，对建国三十年来群众运动不断生成的原因进行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路径依赖与群众运动的回归

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尔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斯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当下和未来起到正面的反馈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起到负面的反馈作用，就如厄运循环，事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即“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行为模式的灵活性”①。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群众运动曾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和重要途径。民主革命时期展现给人们的实际上就是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不断开展群众运动的壮丽画卷。透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既有面向各类人群的运动，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等，又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虽然，运动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正是通过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并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等等，都是在长期的群众运动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以群众性的整党整风运动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诸多因素中，群众运动是至为关键的。就如亨廷顿所讲，在东方类型的革命中，政治动员“是旧政体灭亡的原因”①。没有“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值得疑虑的。正因为群众运动在革命实践中的巨大成功，导致了运动自身的不断强化，以至于产生出了运动的飞轮效应。群众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二十多年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和掌握了一套关于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的策略法则，还形成了群众运动的惯常模式和运动文化，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执政有不同于革命时期的规范和要求，按道理革命斗争时期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模式也要跟着转变。然而“习惯”一经养成就很难改变。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这个历史是整个社会场域的历史，是特定子场域中某个生活道路中积累经验的历史。”②社会运动理论也认为：“一个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形式库有着很大的稳定性，它的稳定性来自于人们一般都会依据他们所熟悉的常规办事，集体行动形式的创造和革新因此并不常见。即使发生了创造和革新的话，这些创造和革新也只是在原有的集体行动形式基础上所做的一些有限的改变。”③从客观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经过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创立的，长期的群众运动的斗争实践，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对革命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使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仍处于后革命的“亢奋状态”。就主观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和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思维模式，所以，即使历史方位和身份转变了，但过去养成的运动习惯和思维却总会按照其惯性轨道发挥着作用，一矣出现过去类似的诱因，就会毫不犹豫地走到前台。

二、危机状态下的功能需求

群众运动之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存在并受到倚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具有满足现实需求的特定功能。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近代中国，由于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又是异常强大、异常凶狠的，不仅拥有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而且得到帝国主义经济、军事和技术的援助。中国封建军阀势力同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凭借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对人民实行残暴的恐怖统治和军事专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产生和开展的。基本上每一次群众运动的开展与进行就是一次美好与丑陋、光明与黑暗、解放与奴役、生存与死亡的你死我活的决斗，来不得半点犹豫和仁慈，否则就是血的教训。回溯既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领导工人、农民、学生运动直接开展革命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与壮大也是通过扩红、拥军优属等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保障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所开展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合作化运动、乃至整风运动等，既有效地应对了外部的压力，更加强了根据地自身的生存能力和政权的领导能力。群众运动以其强大的动员功能和突击性的特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严酷的革命斗争中解决生存和发展危机的一种有效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主要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工作、治国理政。这虽然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群众运动的历史惯性以及中共党人工作方式和工作思维上的路径依赖，然而事实上，运动方式在新政权和新环境中得以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在当时条件下最有可能满足现实政治功能的需求，也就是说，运动在当时是执政党解决现实危机的合理性的选择。

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面临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三个方面的重大任务。就巩固政权来讲，尽管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取得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但仍然面对来自国际敌对势力的敌视、威胁和国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抗破坏。如：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仍然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尚有140多万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在这些地区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基层政权尚未健全和巩固，国民党溃逃时遗留下的残余力量以及潜伏的各种反动分子仍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甚至直到50年代中期，全国大约还有40万以上土匪未肃清，还在进行暗杀和破坏作用。在国际上，新中国面临着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包围等等。如何在包围、封锁等冷战状态下的国际局势中站稳脚跟，如何彻底清除国内反抗势力，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新政权还要不断应对来自思想战线上的挑战，①在冷战最为严酷的历史时期，如何完成政治文化的转换，如何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与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也成为巩固新政权的重要基础。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固然令人欣喜，但更为严峻的是来自人力、技能和经验的严重不足的挑战②，中国共产党显然还没有做好对整个政治制度进行直接控制的准备③，这是影响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控制全国、巩固政权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有学者指出：“在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国家，往往面临的是一个险恶的缺乏运用常规手段渐进地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环境，相反必须运用大规模地、急风暴雨式的横扫方式奠定日后进入正常社会状态的基础。”④而革命战争年代普遍运用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超常规的运动方式对于满足上述需求，克服上述困难，实现政权的建设与巩固颇具效果和吸引力，这样，支持社会整合和社会改革的动员运动就先于新体制的制度化而在建国初期被广泛运用。

就经济状况来看，共产党政权接收的是一个经济结构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且又饱受战乱破坏的烂摊子，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新政权面临恢复经济秩序和发展生产的严峻挑战。为改变经济落后地位，缓解独立的民族国家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压力，也为了使新政权从经济建设的成就中获取合法性基础，“赶超战略”成为国家在经济战略上的首要选择。“赶超战略”意味着国家经济必须采取超常规的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对经济生活实施强有力干预，要在较大程度上掌握、调度和动员经济资源，而作为全能主义工作手段的运动则有助于实现国家在这方面的要求。

就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讲，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战线上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变革，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任务非常艰巨。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各项基本制度尚待完善的情况下，运动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用以应对困难局面、推动社会变革的首选方式。

所以，建国之初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剿匪、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增产节约、 “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三大改造都是以运动形式来进行的，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以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发展和进行社会改造的一连串相互关联的重大群众运动，这种方式在当时被中共领袖看成是必要和极为有效的，所谓“不搞群众运动是不行的”⑤，“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①

渡过政权初建的种种危机以后，运动作为一种全能化的工作方式和手段不仅没有从治国理政的舞台中消失，相反却在此后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中逐步升级和强化，这是否表明运动生成的“危机论”难以继续解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运动现象？本文认为，能够产生威胁感的危机实际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现实存在的明显的紧迫压力，另一种则是人们思想上或认识上的隐形危机或社会生活中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更深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或潜意识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选择。经过建国初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虽然国家经济秩序得以恢复、土匪特务的颠覆活动被基本扑灭，但是冷战的氛围仍然存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视、封锁与包围并未有丝毫的减弱，60年代开始又平添了一个中苏之间的对抗，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和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使得执政党的领袖时时强烈地感受到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重重危机。在这种危机意识之下，群众运动不但没有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相反还在一个较长时期愈演愈烈。

三、体制内资源的严重匮乏

“与面临紧迫任务时求助于钱袋的西方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往往求助于扩音器。”②这是汤森等人对中国政府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依赖群众运动的一种比较性的形象化说明。也就是说，任何政府都有可能遭遇现实的和潜在的种种危机，为什么运动却并没有成为每一个政府的主要运作方式？这虽然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及意识形态有关，但也涉及到建国后运动生成的另一个因素：即现有体制框架内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汤森这里所指的“西方政府”是已经实行了成熟的议会民主制的政府，他们不仅有比较丰实的钱袋，而且有比较成熟的制度基础。而经济、技术与制度等资源的多重匮乏正是新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这种资源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经济资源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前文提到1949年的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已陷于崩溃。百余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不仅造成了原本落后的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发展，外敌与内战的频繁上演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与恶性通货膨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微弱，城市中工厂倒闭、大量人口失业、工业产品产量普遍下降；农村经济在长期的超强剥夺和国外农产品的冲击下走向破产。传统经济结构下人均收入少、人均寿命短、积累率、投资率和生产效率低等状况长期延续，现代工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③这就是中国进行建设和现代化的基本基础。在社会生产力极低且又饱受破坏的经济基础上，实现巩固政权、改造社会和发展现代化的目标，其资源提取的困难局面可想而知。所以，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常挂在嘴边、强调的非常多的就是中国落后的国情。如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平均很低，穷得很。可以说是“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④1956年12月7日，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过程中，他甚至说要像韩愈一样写一篇《送穷文》，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这个穷鬼送走。周恩来也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⑤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58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更是指出：“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曾经不只一次地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予我们的困难，也不只一次地遇到了物资、财政和技术力量不足给予我们的困难”①。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②。

技术力量和人力资本的不足和水平的低下，也是当时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7、18世纪就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正如周恩来所指出：“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接收了什么遗产呢？他们留给我们什么科学器材、设备和资料呢？太少了。”③而毛泽东则说得更形象、更生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④这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指出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落后与低下。在人力资本的问题上当时面临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就如薄一波所指出：“科技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⑤据统计，1952年底全国总人口近5. 75亿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仅42.5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而且这40多万科技人员分门别类，工程技术人员16.4万，卫生技术人员12.6万多人，教学人员12,1万多，农林技术人员1.5万，科研人员仅8000人。到1955年底，各类科技人员虽有增加，如科研人员增加到1.8万人，高等院校毕业生增加到21万多人，⑥但是还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人水平。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要想尽快改变面貌，仅有这点数量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是很难办到的。

就建国后的制度资源而言，常规制度体系也不足以支持高效率的社会动员。常规制度体系的不足主要在于其技术基础薄弱和形式理性的缺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一套政治控制、社会管理和政策贯彻的制度体系，但是，这一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不足以应付全国范围内千头万绪的复杂工作。五十年代的制度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显然远远落后于现实工作的需要，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常规化制度在巨大的外部压力面前似乎仍然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⑦

张培刚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存在五种基本因素：1．人口；2．资源及物力；3．社会制度；4．生产技术；5．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⑧麦迪森也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有四个：1．技术进步；2．物力资本的积累；3．人力资本的积累；4．单个国家经济通过商品和劳务的贸易、投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相互租用更加密切地走向一体化。⑨由此可见，经济资源、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源等等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过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制约着国家政治过程的运作。那么就1949 - 1978年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资金、技术、包括制度等方面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使中国无法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得资金与技术支持；虽然苏联从1952到1953年向中国提供了3亿美元的长期贷款，1954年又提供了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专用于购买苏联的机器设备，但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资金仅占当时国内总投资的3%，相对于中国的庞大的需求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①。唯一比较富足就是劳动力资源。人口众多，一穷二白就是当时中国的典型镜像。在这种情况下要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怎么办？难道可以“依靠对于殖民地的掠夺，依靠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显然如刘少奇所说，“这些办法，我们都是不能采取的”。②实际上只能是人多靠人多的办法，依靠人海战术，依靠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群众运动汲取社会力量和资源支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③。他在1959年底至1960年春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一九二八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决议曾强调指出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跟苏联1928年的情况差不多，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决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④

显然，由于革命时期通过群众运动获取社会资源支持革命斗争的经验，再加上运动本身在政策贯彻、意识形态控制和动员社会资源诸方面的的不寻常的功效，群众运动的生成与运作也就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无奈而又符合现实需要的一种选择。正因为如此，西方有学者才认为运动的作用不仅在于克服经营管理和资源的瓶颈与限制，更为重要地是，运动战略对于人口资源远远超过资本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非常有利的⑤。汤森等人也认为“劳动力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刺激在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金和技术贫乏的国家有他的道理”⑥。

四、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政权巩固、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外部压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控制体系内部资源严重不足的困境，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开发必要的资源、实现政权控制和社会发展就成为了新政权紧迫的任务。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以其动员广大民众和社会力量起来支持、变革社会的强大效力为中国共产党人和新政权所看重，从而成为1949-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用以解决内部困境和外部危机的主要手段。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毛泽东个人因素对于群众运动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所选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群众运动在建国后的不断生成，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也具有满足现实需求的合理逻辑。仅仅从体制或个人的主观喜好、认识上去探讨运动生成的原因，是无法揭示其生发的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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