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1957年右派与文革造反派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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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上世纪下半期的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1957年“鸣放”、1967年“造反”、1989年“风波”，其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反专制、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或者说，这是三次被切断了的民主运动

　　老高按：非常感谢一位网友“万湖小舟1”1月15日在我《诗人、剧作家白桦不虚此生》后的留言，促使我写下今天的博文。
　　我在那篇博文的按语中提到白桦在1967年文革中印行的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一事。那本薄薄的诗集，是由文革中刚刚崭露头角的学生诗人胡发云（当时用的笔名是“杨帆”）和何帆两人奔走促成的。封面上印着三个武汉著名造反派组织——钢工总宣传部、红司（新华工）宣传部和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编印。胡发云曾写了一篇《历史的另一张面孔——从白桦一本文革诗集看“七二〇事件”》，回忆这一段经过，记得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上转载推荐过？但一时找不着了。这且不提了。且说我在按语中说：
　　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不是白桦一人。对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多篇文章。
　　网友“万湖小舟1”跟帖说：
　　老高博写的以下文字的概念是第一次看到。我觉得应该是个别现象。像白桦先生虽然在反右中划为右派，但处理较轻。仍然有公职，61年还调上海某制片厂当编辑。对于白桦先生来讲他并没有被当时的社会完全边缘化。文革中还可以参与其中，有造反派情节可以理解。对于大多数57年受到冲击的人来讲，早就被当时的社会边缘化了，文革中是逍遥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派，不应该有同情造反派的感情。
　　我随后回答“万湖小舟1”：
　　我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这是一个“实然”的问题，而非“应然”的问题。您说“应该是个别现象”，“不应该有同情造反派的感情”，都表明，您可能并未经历过文革，所以只是推断，应该是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
　　我说了“不是白桦一人”，但是否如您所说“个别现象”，我手头缺乏统计调查数字，不敢下断言。但正如我说过的：“对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多篇文章。”我本人就可以举出多个“右派”思想上感情上同情、甚至行动上支持造反派的实例。今天时间不够，我来不及查找，请容我随后提供一些比较准确的史料供您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同时我在跟帖中简要写了文革中的几个现象：
　　保守派组织成员一般出身“红五类”，造反派组织成员品流较杂，社会边缘人物较多；
　　文革打倒了大批领导干部，使得过去被他们整肃的人包括“反右”对象，有机会控诉受他们迫害，要求平反；
　　造反派需要寻找思想武器，很自然会接近社会底层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士，其中就有“右派”。
　　“万湖小舟1”随后跟帖回应我说：“在给您的跟帖中我采用‘应该’两个词（字）是为了避免武断。”“看来如何定义57年时的知识分子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讨论有益”。
　　在展开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今天想先转发一篇文章：武汉老学者姜弘教授所写的《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这是他2004年中秋节那天完成的给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一书所写的“序二”（序一是著名女作家方方所写）。在文中，他甚至大胆断言：“1957年的右派同情并支持造反派，这是普遍现象。”。

　　我在武汉工作和求学时，曾经在会议上见过姜弘教授几面，但没有深交，甚至我都想不起来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的相貌。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他1932年1月出生于河南焦作，那么如果今天还健在，已经89岁高龄了。他先后在武汉市文联创作研究部、中南作家协会《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亲历了1955反胡风、1957反右、1966年文革的炼狱。网上资料说，他曾长期在中学代课，但我认识他时，如果没有记错，他调到江汉大学或武汉师范学院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美学。网上资料还说，他晚年为自由撰稿人，从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
　　对我的博客熟悉的人，应该知道鲁礼安。这位武汉地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也是争议最大的人物，其《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一书，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王绍光教授（据称他是一位著名左派学者）帮助，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回忆录。我曾经与鲁长谈，写过长篇专访（在“老高的博客”上都曾登载）；并承蒙他厚爱，赠送给我回忆录的印刷版和电子版；他后来住院，我正好回国，去看望过他，他在病床上交给我一篇对当时百岁去世的老红军、文革时期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的控诉文章，我在当时何频主掌的多维旗下多个媒体上刊出，产生一定影响；后来鲁礼安突然失踪，生死未卜，扑朔迷离，我也曾作过跟踪报道。鲁礼安应该算造反派中有头脑、有见识的杰出人才，但真正叱咤风云，也就是一年半左右。这里我介绍这些，是给下面姜弘的文章提供一定的背景资料。
　　我回覆网友“万湖小舟1”的跟帖时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当然需要深入探讨，但首先要明白这是真实的史实——姜弘文章所举的许多人物可做佐证。他主要举的是武汉的人物，其中不少人如《李自成》作者姚雪垠、老作家、后来被认为是思想很左的李蕤我也认识（李蕤的儿子和女儿，后来都在中国媒体等界相当出名）；其它地区的许多“右派”，还有更多人物成为我的论据。例如北京的老诗人邵燕祥：
　　邵燕祥1959年9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的1966年6－12月，被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官方“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劳动。1967年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宣布官方文革小组对他的“戴帽”处理无效。剧团群众组织分为两派，保守派反对为他“平反”，造反派坚持为他“平反”。邵燕祥坦言“我在感情上是倾向后者的”。1967年2月起，他也起来造反了——写大字报批判迫害自己的剧团当权派。
　　时间和篇幅关系，这里就不多说了。期望姜弘的文章，引起包括“万湖小舟1”在内的博友网友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同时，我想特别郑重提请大家注意姜弘文章所说的如下观点，堪称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在即将迎来“六四”3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放宽探究的视野：
　　发生在上世纪下半期的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1957年的“鸣放”、1967年的“造反”、1989年的“风波”，其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反专制、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或者说，这是三次被切断了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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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

1957年的右派，文革中在思想上倾向造反派一点儿也不奇怪，眼看着1957年整自己的那些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如今被斗被打被整，咋的也会从内心有种“你也有今天！”的痛快感觉， 这不是从政治上理论上得到的结论， 而是自然的情绪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