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不西 被「毛泽东神魂附体」的新岛淳良与《半夜鸡叫》

Gowest

《半夜鸡叫》日文版

《高玉宝》三种日文版

1955年解放军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半夜鸡叫》出版后，印了五百万册，还被选入小学课本，改编为连环画和文艺演唱，国内出版藏、蒙、维等七种民族文字版，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翻译了十五种以上的外文版。

本书第九章《半夜鸡叫》讲述的是一位本名周春富，外号「周扒皮」的东北老财主是个吝啬鬼，躲进臭气熏天，又脏又黑的猪圈旁边的小破屋，半夜学鸡叫，逼僱工们摸黑就下地干农活，榨血汗。放猪少年高玉宝识破了「周扒皮」奸诈的鬼伎俩，于是将计就计，让「周扒皮」当偷鸡贼，饱餐了一顿胖揍，还挨了日本鬼子的子弹。从此这个真人真名真地的高玉宝智斗「周扒皮」的故事从中国走向世界。

日文版就有三种。
几乎与中文版同时，1955年汉学家与中日关系研究者実藤惠秀与六角恆广的合译本刊登于《新日本文学》期刊，同年单行本出版。

这一年，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周恩来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生气勃勃的形象和独特的个人魅力，亚洲各国首脑表现出对中共领导下的共产主义的认同感。《高玉宝》合拍地代表新中国文学走入日本读者的视野。
1972年実藤·六角的合译版又由东方书店出版，收入《现代中国革命文学集》第二卷。

1966年，中国研究者新岛淳良的译本，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 ，收入《世界新少年少女文学选 》第七卷。


1972年翻译家伊藤克的译本，由青年出版社出版，伊藤曾是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会员，自1956年起，成为人民出版社的「特约翻译家」，译介过《红色娘子军》、《欧阳海之歌》等红色经典文学。

1972年，冷战背景的世界格局中，日本放弃支持台湾，转而与中共签订《中日联合声明》，「恢復邦交正常化」，因此，《高玉宝》的日文新版和旧版再版都顺应了歷史的新潮流。


三个版本中，笔者比较注意的是译者新岛。

被「毛泽东神魂附体」的新岛淳良离开中国研究界

新岛淳良（1928-2002）曾是着名的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文革期日本论坛活跃的言论人，对「造反有理」、「帝大解体」的「全共斗」学园纷争以及日本左翼运动产生过影响，其思想与实践歷程值得思考。


左：文革期的东京大学。/ 右：日本人民庆祝文革

新岛的一生中亲自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似乎不多，在文革爆发的这一年重新翻译别人已经出版过的作品，应当算他人生中的一件事情。但他对自己的生平介绍时，除了《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的思想》、《阿Q的乌托邦》等几本单着之外，不知为什么，对《高玉宝》译本却不多见文字。

限于篇幅，拙文只能对新岛做些清汤寡水的介绍。

二战后的日本原有价值的系统崩溃，出狱后的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为「日共」）领导人受到青年欢迎，新岛加入了「日共」，很快成为「毛泽东的高徒」。此时的「日共」对中共亦步亦趋，东施效颦。

新岛于1953年进入中国研究所。这是1946年成立的研究中国的重镇，但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发表的对华研究与言论都对「新中国」一边倒，几乎充当中共的口号与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的角色，缺乏独立思考与分析，新岛是其中之一。

这是因为战后很多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对战争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负有赎罪感，对「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感恩戴德。研究中国时，「中日友好」、「恢復邦交」的目的论与价值论先行，价值自由，客观中立、理性思考、冷静认识受到红色新中国的影响，其「研究」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宣传性，事实上忽悠与误导了读者。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6年，完成第三次核试验。同年国庆期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三次核试验成功的彩色纪录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映，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


世界为之震惊。

因为自1945年人类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尤其是同年8月盟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人类歷史上第一场核武器空袭行动引发了毁灭性灾难，作为直接受害者的日本，弃核、反核与绝对和平主义一直是战后教育的重要课题。     
但日本左派在核问题上却政治正确先行，持双重标准，一面声色俱厉地抗议美帝霸权主义者持有核武器，却对新中国的核试验成功一片欢唿声。比如1964年毛主义者，社会主义学生同盟委员长河北三男听到中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狂喜高喊：「万岁！万岁！」。日本知识人对本国的民族主义抱有足够的警惕，却对新中国的民族主义高度赞扬。

1966年，「日共」没有同意遵照毛泽东的要求在共同宣言中加入指责「苏修」的内容，引起龙颜不悦，二者决裂，「日共」与「苏修」、「美帝」、「佐藤反动内阁」一起，被毛泽东并列为四大敌人之一。

新岛在期刊《经济学人》发表的《核试验的意义·整风的意义-围绕中国像的神话与现实》一文中，论及欧美日各国政府对中国第三次核试验的反应。由于日本民间对中国持有「高尚的道德、高水准的文化」印象，日本政府的抗议必将会影响中日民间交流。因此新岛提议，和平共存的基础是对需要劳神费力的另一方以理性善待，对在多方面有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国和中国人，决不能以「野蛮」的视点来看，这才是国际政治的基础。新岛对文革的「教育革命」以及对毛泽东思想与世界革命充满希望。

新岛歷任早稻田大学、东京都立大学讲师之后，1968年赴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以及现代中国论，这一年他才四十岁，正意气风发。
新岛译本出版后的翌年，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四人发起了对文革的抗议，指出文革本质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是中共政权对学问和艺术自律性的侵犯。新岛立即撰文反驳，不畏一人对四人，礼赞与拥护文革，谈文革对世界革命理论的意义，自觉而积极地维护毛的正面形象与文革的绝对正确性。

新岛甚至打算将毛泽东的「公社」移植进日本土壤，在日本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新岛的论调遭到青年学者中岛岭雄的反对，中岛认为文革期的中国已经变为绝对权威化毛思想的「兵营国家」。


在中日尚无邦交的1964年至1969年，新岛曾五次亲赴中国，获得「铁幕下」层层迷雾的中国现场信息。但他只看得见他想看的东西，当了一个搬运工和复印机的角色，他试图找出中国文革与日本「造反有理」的「完全同一的世界革命的意义」。

而同样访问了中国的中岛，发表《逃出毛泽东北京的真相-从动荡的中国回来》（中央公论，1967年3月号），透析了统一的高分贝声音下教条主义的毛思想，不过是「从旧社会遗留的母斑里剔除阶级敌人，这类阶级斗争，一百年、两百年都会搞下去」。

新岛收集了不少街头巷尾的各种红卫兵小报、墻报、大字报等资料，当时的各种大报小报都刊登毛泽东的讲话、指示、中共的决定和通知。但中共告诫他「可以看，但不能带出去」。新岛却认为都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消息，又不是偷盗情报，于是将告诫当做了耳边风。

1970年．新岛在日本出版《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三一书房）。本书包括原文资料的翻译与解说，新岛完全站在「礼赞派」的立场拥护文革，打算通过本书出版使得更多外国读者了解中国革命以及灵魂人物毛泽东的真面目，从而达到宣传其思想的作用。他甚至打算出版英、法等语言的翻译版，新岛的部分资料还发表在台湾的《中共研究》上。这一切也是出于他替中共宣传的一副好心肠。

但是本书的出版遭至中共的忌恨。因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与思想基础，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更不允许外国人在未经中共事先公佈与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翻译出版。

新岛由中共的座上客转眼变成不受欢迎的人，暗示他不能再入境。（还好他是外国人，文革中不少中国人因此招致杀头罪）。

在日本，新岛招致日本「亲华派」以及比他更为狂信毛思想的极左派的大批判。也许「村八分」式的空气，只有日本人能读懂。

新岛心灰意冷，卖掉自己的藏书，辞去早稻田大学的教职，离开中国研究界，进入日本一个农业共同体组织「山岸会」，在那里继续摸索与实践「日本的乌托邦与毛泽东思想的接点」。到去世为止，他在「山岸会」一进一出再进，终其一生。

1983年，新岛撰文反思曾因仰望新中国到「颈脖子疼」的自己，如何「被毛泽东神魂附体」。但毛思想的「公社」蓝图终究与自己追求的乌托邦产生偏差。亲赴中国，耳闻目睹宣传机器下人造「乌托邦」背后的阴暗面，却侧目而视，只字不提，批评了自己「理论上的混乱」。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岛是一位诚实的日本知识人。

日本鬼子开枪的细节是一个大乌龙

新岛去世十年后，周春富的后人孟令骞经过调查考证，发现「半夜鸡不叫」，「鸡根本不会半夜叫」，无良老财主「周扒皮」逼僱工摸黑下地干活，这个仇恨神话根本就是一个大乌龙。几亿，十几亿中国人读者，甚至严谨的外国译者和研究者，全都囫囵吞枣，不加思考地接受了这个完全违背生活常识与是非逻辑判断的谎言。

周春富死于1947年的暴力土改运动。批斗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有人用绳子头蘸水把他往死里打。周春富所在的辽宁南部的復县，一个月中被处死近两千人。（参见孟令骞《半夜鸡不叫-揭开地主周扒皮的真实面目》 台湾秀威出版  2011年）。

《高玉宝》这本书也不是「大字墨墨黑，小字不认得」的高玉宝本人写出来的。解放军为树立扫盲文化典型，请一位笔名叫「荒草」（本名郭永江）的专业作家帮助高玉宝名为「修改」，实为代笔出笼的，但为政治需要，这个重要事实被刻意隐瞒了。

据说高玉宝写「日本鬼子」的「鬼」写不出来，就画个伸出舌头的吊死鬼代替「鬼」字，「杀人」的「杀」字写不出来，就画一个人，然后在人的脖子后面画一把刀。

「东山坡上农民正忙着春耕，看见山岔口跑来一群男女，惶惶张张地说日本鬼子朝这边来了，一路上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村民都放下手中的活计收拾农具回家赶牲口进山躲躲……这情景可乐坏了村公所的阎王保长周长安和屯长王红眼。鬼子兵来到太平村抢粮、抓劳工办思想犯，一小撮鬼子头目还住在周长安的爹老周扒皮周春富的家……。」

住进周家的日本鬼子也参入了本书「周扒皮半夜偷学鸡叫」这一「脍炙人口」的情节：

「喊抓打偷鸡贼的声音传到上院，惊动了住在西厢房睡觉的鬼子军官，听见喊声，带了两个护兵，拿着手枪就爬出来，边跑边喊：贼的一个不要，统统打死。来到黑煳煳的下院，小鬼子军官哒哒地照着鸡窝，就是两枪，老周扒皮『哎呀』叫了一声，直喊是我是我，一头钻进了鸡窝里，吓得拉了一裤兜子尿」。

日本鬼子这两枪正打在周扒皮的大腿上，直流血，好像骨头也打坏了。鬼子军官看着满头鸡屎的老财主好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半夜要抓鸡。

「要是叫鬼子一枪打死才好呢」。

僱工们总算解了恨。
时隔多年后，孟令骞调查《高玉宝》中描写日本鬼子驻扎辽南农村的情节，老辈人的回答，那是「扯淡，扯淡」。类似的日本鬼子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描写，「基本属于虚构」。因为「伪满洲国」时代，日本人主要佈局在满铁沿线大小城市和矿产资源地，而本书描写的当地的老百姓几乎没见到过日本人。

至于高玉宝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抗日故事，当小说看吧，也不失精彩。

「一名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中国少年的记录！本书讲的是中国农村的一名少年，在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军的影响下，身怀民族恨与阶级爱，而与日本鬼子兵战斗，走向抗日与解放的故事。良书献给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实现中日两国邦交的日本人民。」（伊藤版书腰）

《高玉宝》这本小说告诉读者，日本军国主义如何作恶，日本人必须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新岛版后记）

作者》老不西  时事评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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