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苗：用以“革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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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文革”，以“革命”作为视点，也可以“文化”作为视点。凸显普遍的社会暴力，意在强调“文革”的政治含义，我将其归为“革命”来理论。但总觉得这样的判断表层于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的分析，如同已经很有人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期的文学状态一样，叫做“伤痕”，痛苦于“暴力”和心灵恐惧。

我在《何以冠名“文化”的革命》中立在归复“文化”在这场“革命”中的本意，为了阅读的简捷，仅仅限定在冠名的流变和历史心念上。一个从“文化”层面或者“文化领域”开始着手的“革命”，事实上并非是“社会文化”，而是“学术文化”为其肇启，当时最明白的人也不过以为是通缉另一个俞平伯或者胡风，可为什么不知觉地逐步走出到原本意料之外呢？

“破四旧、立四新”，即便用“焚书坑儒”和砸孔府这样的极端来表征，也仅仅是“文革”过程中的一个片断。从毛泽东的言词和整体动作来研究，也不能理解出自他的直接动机。默许或者不以为然的欣赏，这样的解释也还是不能追踪到纵容的结论，更何况和他政治斗争的脉络没有必然的一致关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或者“四类分子”之类的特定指向，和“造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不仅缺少层面递进的直接联系，也是不同政治意图下不同政治领域中的独立对象。实事上，整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或者“四类分子”恰恰有着“造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参与，哪怕是用“不得不”来解释，又如何能排解其后迸发出来的热情呢？

对毛泽东的迷信或者畏惧，有史实上的证据。可这样的证据并不能将这场“革命”同“反右”、“大跃进”乃至更多的历史进程区分开来。其实，“文革”初期的过程，看起来更像是复制一次“反右”或者继续着一个“四清”，也就是“党委领导下的革命”和“工作组领导下的革命”，包括姚文元、戚本禹咄咄逼人地不依不饶也还是集中在对“三家村”的围剿。这个过程当然对“小人物”有“李希凡、蓝翎”般地再召唤，就算是对“蒯大富、聂元梓”们的诠解和脚注，还是不能证明为什么中年以上和青年间出现的反差。这个初期状态，和“反右”时老老少少一网打尽的规模也有着鲜明的比照。

“余孽”，作为“旧社会”的残留，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四类分子”，在这个定义下得到有效集合。他们的权力不再，但是由他们的身份决定的文化（或者反过来说：他们的文化决定的身份）还在。那么在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经济和无产阶级思想之外，无产阶级的文化失缺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革命困惑。“上层建筑”领域的状态，“帝王将相”抑或“才子佳人”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窃窃清谈有着高腐蚀的渗透作用。这样的现象肯定和党内高层的暗暗同情与默默容忍分不开来，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这些，也就说明这场“革命”的目标并非仅仅在于开始涉及的某一些人，而是某一类人，某一类操作甚至影响社会文化和社会精神的人。“革命”的一开始就关照在其普遍意义上。

“暴力革命”为形态的历史过程，并没有顾及，或者说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的价值理念。世俗的或者说“入世的”社会文化精神，并没有在高强度的意识形态的构造中得到更新，却随着战争造成的社会动乱的消退回归着自己，在“武训传事件”、“胡风事件”、“红楼梦事件”甚至“反右事件”这样频频弹压过程中，做就依依不舍的反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受到传统文化浸洇的中老年社会层面，对“文革”姿态一种逃避和惶惑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青年人感受到感召和积极参与。

青年人的精神造就，或许从《青春之歌》、《红岩》之类变造的诠解感悟历史，或许从《欧阳海之歌》、《军队的女儿》体味编做的现实。无论《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还是《战争与革命》，都能推动青年人民粹的心潮，包括《多雪的冬天》、《叶尔少夫兄弟》和《你到底要什么》之类“反修”的斯大林主义作品，无疑萌动着青年人赴汤蹈火的激情。注意，所有这些精神文化都和社会的现实文化不合，但在本质上却又和传统文化的本质有着高度同质的一致。这个同质就是“天下大同、江山永续”、“大公无私”和“忠诚信仰”。当“革命”逐步走离对具体社会形态的批判，开始向“终极价值”攀登的时候，全社会的感情终究要在这里会师，同仇敌忾地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进攻”。

从“终极价值”得到的推理，决定了其反社会现实的本能。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蔑视规则简约过程的急不可耐。对“终极价值”唯一性的认同，排他意识便寻求强硬手段来体现。对“终极价值”纯洁性的景仰，消灭社会的异端存在便成为实践者直接的目标。特别在用“忠诚”来构建社会群体形态的时候，同情心也罢，个人荣辱也罢，体现的是懦弱和背叛，群体意识需要每一个人用“忠诚”来证明自己，来定位自己，甚至来触摸自己。我猜想，这就是一些“文革”受害者为什么无怨无悔地为“文革”辩解和掩饰的根本所在，也是“文革”不能得到彻底清算的原因，——不能否定自己的“信仰”。

从一定形式上或者一定程度上，“文革”的确破坏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但，从本质上和社会效力上，“文革”不仅利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还为其高频淬火。“天下”精神和“江山”心念，也就将所有的罪恶容忍成为革命的必然，将所有的龌龊卑鄙的方式理解为革命的无奈。革命者永远能从祖宗那拿来令牌，今天的“为万世开太平”不过是“革命江山万代红”的精神仿古，“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是所有“革命接班人”的励志铭。这就是一种内在的生生不息的“文化”，“革命”的绵延根基和不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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