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惠明：浅论新方志如何反映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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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新方志如何反映政治运动？

时间：2005-12-30

何惠明

新编地方志怎样反映好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是方志界十分重视的问题。在新编《松江县志》中，设置《专记》卷，集中记载了“文化大革命”一段历史，这在上海方志界引起了一些反响，大家对方志怎样反映政治运动，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本文就新方志如何反映政治运动，作一粗浅的探索。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志属信史”，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最突出的难题是怎样反映建国以来的重大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新方志要突出时代特点，必须反映好建国以来本地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和新人新事，无疑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点，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其中有些运动阻碍了社会主义进程，这同样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侧面，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客观事实。只有将建国后发生在本地的错综复杂的历次政治运动编写好，新方志才能“立足当代”，反映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的要求。

有人提出政治运动太复杂，牵涉到国家政策、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详细和完整的情况还是留待后人去写吧。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回避困难，放弃了修志为后人“存史、资治、教化”的历史使命。章学诚说：“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可以想见，后人不可能象我们今天这样，对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有着较深刻、完整的认识。因此，在新方志中编好“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内容，是不应回避的。值得研究的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如何实事求是地把它写好。有些是非曲直一时判断不易，可以留待后人去评说，但是重要史实应该留下实录。当代人写当代事，才可能把重要史实比较客观真实地录下来。

志书作为信史传之后世，不允许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存在丝毫的随意性。地方志作为官修的资政之书，要充分体现时代性。在记载政治运动时，应该在对事物的过程和本质有了完整认识的基础上，准确地运用史料，正确地编写好政治运动篇章，特别是实质性的大事、要事等，更不能随意省略、淡化或回避。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试图用简单片面的图式来描摹历史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任何一件事，只写一面之词，先入之见，而不把实际上存在的各方面情况全面地、客观地记录下来，方志的时代性就难以正确反映。因此写志，特别是写政治运动，每一段历史都要写出成功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不仅要反映令人振奋的方面，作为历史的镜子，更应当反映曲折发展的方面，这样，新方志才具有时代性。

要实事求是地写好政治运动，就必须科学地反映历次政治运动的基本情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这为我们在修志过程中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树立了典范。要正确地全面地反映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必须领会和掌握《决议》的精神，对政治运动在本地的表现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载。

坚持实事求是还应注意对于那些有损于中华民族、社会主义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有违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偶发性事件，坚决不予记载。这是因为，这种言论和事件不是社会发展中的本质现象，如果片面地记录下来，对社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有些社会表面现象，如果不进行深入调查，而盲目地记录下来，就会给历史留下错误的史料，使后人难以分辨而产生错觉，因此，对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要作深入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把那些符合客观事实的材料加以记载，以更好地发挥新方志的作用。

怎样理解“宜粗不宜细”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根据政治运动所具有的特殊性而提出的。“宜粗不宜细”要有一个限度，因为太粗而看不清事件的面貌不行，一般要求“粗”到能反映政治运动的概貌及其对本地区的影响或后果，“细”到不损害党和国家、人民群众的形象，有些政治运动规模大，牵涉面广，很多情况不是原则问题，但社会敏感性强，这些东西写得过细，只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对政治运动中的人与事，有的不宜详写，有的可以不写。

写政治运动贯彻“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还有一个区分主流和支流的问题。我们对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应该从现象中看到本质，看到主流，首先要明确共产主义目标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是时代的主流，而在社会发展中的那些失误毕竟是支流。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广大干部、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没有变，依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指要否定“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实践，但并不是否定这段历史时期的一切活动。当时劳动人民仍然在和自然界作斗争，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还是在发展，解放军仍然警惕地守卫着我国的边疆。这些基本情况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如果新方志中不分主流和支流，在记载时平分秋色，甚至颠倒主次，就会使读者产生模糊的甚至错误的印象。从已经出版的个别新县志中，对“文革”中具体的事件写得过细，对群众在运动中的错误写得过多，把一般问题作突出的记载，这样的记载从根本上讲是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的。因此，要使方志对建国以来政治运动的记载，真正做到反映历史真实，就必须采用“宜粗不宜细”的方法，坚持分清主流和支流。

在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的同时，要力戒简单化、抽象化、极端化，要作深入地调查研究，掌握全面的资料，然后实事求是地、事无巨细地进行鉴别核实，使撰写的史实能经得起历史和社会的检验，最好邀请有关人士座谈讨论，并征求决策部门的意见，最后进行斟酌取舍，掌握大体和要点，加以记载下来，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信史。

此外，我想提一下关于写政治运动“宜分不宜合”的问题。所谓“宜分不宜合”，是要新方志把某些造成严重后果的政治运动的内容拆散开来，分散到大事记和各卷各章中去记载。这种化整化零的办法，是编写形式上的问题，和“宜粗不宜细”是两回事。分散不一定细，集中不一定粗；分散不一定略，集中不一定详。取分散而避集中，实质上是人为地拆散一个完整的政治运动内容，给读者制造麻烦。一鳞半爪、藏头露尾的记述，不能给读者，特别是后世读者以完整印象，使后人难以认清这些政治运动的实际情形和严重危害。当然，各地具体情况不同，我们并不反对有的方志采取分散写的尝试，也不是说所有政治运动都必须集中写；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认为反映一件事物，特别是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某些政治运动时，要写清楚其特殊的产生条件和发展过程，以及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后果。如果能在坚持实事求是等原则的前提下，有系统地集中记载，则对于发挥方志的功能，将获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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