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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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
——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黎澍

最近《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举行座谈会，纠正了许多错误的文艺批评。其中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姚文元对吴晗同志所作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评。吴晗同志原是以对明史的精湛研究著名的历史学家，一九五九年底受北京京剧团委托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剧上演以后，除了少数戏剧界和历史学界人士表示赞扬以外，在群众中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使此剧的创作和上演突然成了一个举世震惊的严重政治事件。
姚文元的批评是强词夺理，不足以服人的。就在当时，已有许多作者提出不同意见，跟他进行辩论。姚文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坏人利用职权制造冤狱的可能，他的这篇精心罗织罪状的文章本身就证明它大谬不然。它不仅造成了吴晗同志的千古奇冤，并在全国各地株连了难以数计的作家、演员和其他知识分子，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举诬蔑、陷害，制造冤狱的开端。
本文试图根据现有资料对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造成的吴晗同志的冤狱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希望大家来进行揭发，使事实真相逐步澄清，得出应有的教训。

“保密”的真相

江青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以《为人民立新功》为题的讲话，其中讲到她组织批评《海瑞罢官》的经过说：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呵！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呵，还搞了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江青要找人写一篇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中央有关各部竟毫不放松地要跟踪加以“扼杀”，以致她不能不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而且参与其事的张春桥、姚文元还担了“很大的风险”。实则当时也许有些同志不重视或者不同意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但是谁也无从加以反对。江青所谓“他们就要扼杀”云云，张春桥和姚文元还为此事担了“很大的风险”云云，显然都是危言耸听。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海瑞罢官》问题座谈会上讲话倒是透露了一点事实，足以说明江青所谓“保密”的真相，张春桥说：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
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原来真正的秘密不外两点：第一是作者们对明史茫然无知，要写出一篇文章来批评以明史为题材的剧本，还得“埋头读书”，经历一个从无知到略有所知的过程；第二，要把剧本的创作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必须挖空心思。这两个问题对张姚和他们手下的那个写作班子说来，当然是“很伤脑筋的”。从姚文元的文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明史尽管“埋头读书”八个多月之久，不学无术依然是个一望可知的特点。把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更是一个难题目，因为根本没有联系。所谓“单干风”，在吴晗同志创作《海瑞罢官》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只是个别地区的现象，一九六二年大受批评，才以“风”著闻于世。吴晗同志在他创作剧本的时候根本不知有此风。至于所谓“翻案风”，那是指一九六二年根据中央指示对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反右倾”运动滥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这个工作刚开始不久，就有一些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极“左”分子跑出来指摘为“翻案风”。因此很快就被迫中止，还没有来得及成其为“风”。而且事出一九六二年，当时《海瑞罢官》已经上演约有一年之久了。可见所谓配合“单干风”、“翻案风”的指摘是毫无根据的。一定要生拉硬扯在一起，这就叫做诬陷。

姚文元的陷害

姚文元在江青耳提面命下发表的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评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诬陷。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序言中说，此剧经过七次修改，“前四个本子的主题都是强调海瑞下令强迫乡官退还百姓的田，引起乡官的联合反对，被罢官回家。除霸只作为故事穿插，作为退田的陪衬。许多朋友指出，海瑞下令退田固然是历史事实，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从历史发展来衡量，这种政治措施肯定是改良主义的。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姚文元一口咬定此剧主题是退田。他说：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
剧作者本人清楚地说明了主题从退田改为除霸的经过，为什么姚文元拐弯抹角地咬定主题是“退田”呢？据曾经被江青指定写批评文章的其他作者说，这是江青的主意。一定要咬定主题是退田，这才能勉强同发生在一九六一年的所谓“单干风”和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的“翻案风”联系起来，证明吴晗同志创作《海瑞罢官》是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为了罗织这个罪状，姚文元采取歪曲史料的方法来证明他的一个非常古怪的逻辑：农民土地被兼并光了，进一步兼并就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官僚地主和中小地主的矛盾。据说：
“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
由此得到结论，海瑞退田不是退给农民，而是退给中小地主和富农。姚文元说：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
保护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在几年以后不正是“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和罗思鼎所谓法家路线的进步作用吗？被姚文元指摘起这种作用的海瑞岂不大有可能获得被封为“法家”的荣幸吗？可是在“四人帮”发迹之初，由姚文元所作的同样的论证完全是为了对知识分子大举进行打击和陷害的目的。姚文元明知他的这种论证不足以服人，于是就只有拿出以势压人的最后一招，蛮不讲理地说，“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创作的这个剧本既然宣传了保护中小地主利益的清官，配合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那就注定得被判为“一株毒草”。
“平冤狱”从来是清官戏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吴晗既把《海瑞罢官》的主题定为除霸，而以退田为陪衬，自然也就要把平冤狱作为此剧的一个内容了。姚文元的指摘，一则说剧中关于平冤狱的描写是假的，根据他们查到的资料：
“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
其用意仿佛是说，海瑞从来没有平过冤狱，剧中情节纯属捏造。历史剧就是历史，不许虚构。再则说剧中写海瑞为受屈的农民平冤狱是把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美化为超阶级的东西，所谓清官平冤狱是地主资产阶级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剧中平冤狱的描写不是破除而是加深这种迷信。姚文元在作了这些指摘以后，汹汹然质问剧作者要我们向海瑞学习什么，是“学习‘平冤狱’吗”？他说：
“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
狱”，“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
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
能‘平’呢？”
罗织至此，可谓极尽诬陷之能事而吴晗同志也就因为写这么一个历史剧被推到阶级敌人的行列里面去了。随后就是“四人帮”演出的冤狱遍于国中的大悲剧。姚文元反对写平冤狱的目的何在，不是昭然若揭吗？
可是姚文元的诬陷并未就此善罢干休。他的文章从一开始就抓住吴晗同志在剧情提要中所说“他（海瑞）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这种好的品德就是剧中着重描写的“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这可是触了大忌讳。“四人帮”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大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早已远远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倘若广大群众坚决跟他们作斗争，揭发他们的阴谋和罪恶，那他们就会混不下去了。他们需要的是人们的阿谀逢迎和紧跟照办，而不是对他们的直言不讳的指摘。姚文元在文章中多次把曲六艺同志写的一篇剧评的题目《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当作指摘的口实，他显然非常恼火，意在警告人们最好还是服服帖帖地做“甘草”和“乡愿”，并且举起“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派的大棒来进行威胁，仿佛高声喝道：“你们听话还是不听话？”

要害在罢官吗？

姚文元诬陷吴晗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江青及其帮伙立即利用人们因无法理解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发动了全国性的讨伐。参加讨伐的人又因为遵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指为把政治问题引向学术讨论，比不参加讨伐还要罪加一等。其中特别是由于有陈伯达、王、关、戚一类文化丑角穿插其间，信口雌黄，指鹿为马，造成了一场一时以非为是，一时又以是为非的大混乱。中国历史上文字狱多矣，未有大于此者！
现在“四人帮”垮了。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许多是非功过都因已成陈迹而渐见分明。吴晗同志早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死狱中。他的问题是个冤案，自应彻底平反，有些事实也还有说清楚的必要。
《海瑞罢官》最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它同彭德怀同志罢官事件的联系。最近有人揭发，最早指摘《海瑞罢官》要害在“罢官”的是那个窃取了文革小组大权的人。其实那个人的指摘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吴晗同志在剧本序言中说：“剧本原来就叫《海瑞》，后来有不少朋友提出，这个剧本写的只是海瑞生平的一部分，才改名为《海瑞罢官》”。这个说明太简略了。据参加排演过程的戏剧界人士补充说，此剧最初的本子原是以海瑞罢了官又复官，重新穿上大红袍作结的。大家看了感觉这是个大团圆的老套，未能免俗，后来才改以罢官结尾。据吴晗同志老友、一位植物学家说，他在看过吴晗的剧本以后，认为里面写的不是海瑞的一生，定名《海瑞》不贴切，建议改为《海瑞罢官》，并且大笔一挥，就在稿本上题了《海瑞罢官》四字。据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说，罢官结尾又经过多次修改，才完成了他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本子。由此可见，此剧的创作当初并非以罢官为主旨。
在一九六六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展开以后，原北京市委对吴晗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作过了解，据说二人既无工作关系，亦无私人交往。吴晗同志在创作《海瑞罢官》以前，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海瑞》一文，对海瑞为人极力加以颂扬，最后有几段话表明他已经了解到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精神有与海瑞近似之点，极力想把他所宣传的海瑞同彭德怀同志划清界限。这些话使我们为彭德怀同志不平，又使我们深深地同情吴晗同志本人。因为我们从这些话看到的是一个多少年来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挣扎的知识分子。他怀抱着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善良愿望，兢兢业业，力求不犯错误，同所有的错误划清界限。但是他总是被指摘犯了错误，左冲右突，不能摆脱这样的困境。
事实很清楚，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发表文章如此坚决地同彭德怀同志划清界限的人，会在一九六一年发表一个改了又改的剧本来为他鸣冤叫屈，那是不可想象的。吴晗同志的剧作本身表明他到底不过是个历史学家而不是戏剧家，除了忠实于他所标举的学习海瑞的目的以外，看不出有影射现实或反映现实生活的任何企图。作品的缺点恰好不在歪曲历史事实来塑造理想人物，而在于过分地为历史材料所限制，思想拘谨，以致历史性远过于戏剧性。这大概正是他平日所遵奉的所谓“当时当地标准”的一个具体表现。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以后，有的批评者指摘他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是为了反党的，完全不合事实。

永远不能重演的悲剧

吴晗同志的冤狱终于平反了。人们应当从中得到教训，这样的大悲剧再也不能允许重演了。
最近看到江青一伙布置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一份材料，其中记录的种种“指示”，名为展开讨论，实则完全是把无辜的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对待。这些所谓“指示”，大量使用了对敌作战的军事术语，例如：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面上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不是。这是思想斗争吗？不是。这是为了改造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吗？不是。只有一个回答可以说明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无辜的知识分子。“四人帮”阴谋建立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统治，而知识分子是他们实现这个阴谋的大障碍。为了排除这个障碍，他们用尽了各种最恶毒的诡计，诱使所有被认为不听驱使的知识分子落进他们布下的罗网，制造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而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名精心罗织的吴晗同志的冤狱是这场大悲剧的序幕。在经历了这么一场浩劫以后，人们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施再施的诡计已经使得那些足智多谋之士信义全失，想要人们照旧上当，照旧听人摆布，再也不可能了。
平反吴晗的冤狱是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因为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思想界起破坏作用的重要的因素。他的文章认定讲历史一定是对现实的影射，不是为了影射就不需要讲历史。这使历史学家为之心惊胆战，十分诧异地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从事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可以任由他人对研究的成果和目的作出随意的解释，不知何时祸从天降。而林彪、“四人帮”也确实害怕有人看出他们是从古坟堆里爬出来的幽灵，干脆从学校教学中取消了历史课。戏剧家也很紧张。因为姚文元批评吴晗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不惜改写历史，认为历史剧必须忠实于历史记载，不许有虚构的情节。另一方面，“四人帮”又发明一种文艺理论，要求戏剧创作“三突出”，反对写真人真事。这种历史观点和文艺理论使人们啼笑皆非，不知如何是好。到处有人公然声言“心有余悸”，实际上是展示这次劈头盖脑乱打棍子的批评运动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是对“四人帮”专制统治满怀愤怒的抗议。
吴晗同志的冤狱是一次大冤狱。现在给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这个长期悬而不决的冤狱彻底平反，总算解除了一个精神负担，使人心胸为之一快。
可是“四人帮”的全面专政造下的冤狱太多了。吴晗的冤狱无非是许许多多冤狱中的一桩。然而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破坏的开端，是我党历史上的耻辱。我们应当牢记“四人帮”反革命复辟事件的教训。这个万恶的黑帮是在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封建残余至今未能完全消灭，如果我们不坚决为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党内民主而斗争，一旦有隙可乘，它又将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只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使国家和党的领导机关处于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监督之下，才能有效防止和及时粉碎野心家们阴谋复辟的活动。这是我们从平反吴晗同志因创作《海瑞罢官》而造成的冤狱应当得到的结论。


人民日报 197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