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关于“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总结 1958

reading

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
北京日报关于“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总结

编者按　北京日报“共产党员”专刊从5月19日到7月29日，组织了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帮助党员正确理解和对待党性和个性、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从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做一个党的奋发有为的工具，为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这次讨论，北京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着重对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进行了讨论。特别是针对张家仁提出的反对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污蔑党决定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的党员是“没有理想”、“没有头脑”、“没有创造性”、“生平无大志”等谬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斗争。7月29日，北京日报对这次讨论作了总结。

在本报“共产党员”专刊上展开的“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是一场关于个性和党性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异常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的斗争。一种是以张家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他们假借“解放思想，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来夸大个性和个人志愿的“独立性”，把个性、个人志愿同党性、党的需要对立起来，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把个人自由放在组织纪律之上。其实，他们所了解的个性，只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个性；他们所了解的党性，也是资产阶级的党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他们反对党员做党的工具，尤其反对党员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他们污蔑党让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的党员是“没有理想”、“没有头脑”、“没有创造性”、“碌碌无为”的人。他们很猖狂地向党进攻，企图以西风压倒东风，以白旗压倒红旗。同他们针锋相对的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红旗。这些同志坚决地驳斥了以张家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保卫了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保卫了党的组织原则。可以说，这一场争论是以拔掉白旗，插上红旗，是以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而终结的。
张家仁等认为，党员服从党的分配，党让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就是“没有头脑”、“没有出息”的工具，而且傲慢地说，他们瞧不起这样的党员。我们说，我们首先是工具。我们是主人又是工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正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在个人和集体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请问，我们不是工具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做工具又做什么呢？党员是工具，是党的工具。归根到底，党员个人和党都是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是人民的工具。国家也是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剥削阶级的国家，是少数剥削者的工具；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工具。我们每个党员、革命者、主席、总理等等都是工具。
做工具好不好呢？很好。说做工具是“没有头脑”、“没有出息”，也就是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光荣”的“傻瓜”的说法，难道有丝毫道理吗？我们全党一千二百多万党员都在做工具，难道都是些“没头脑、没出息”的“傻瓜”吗？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也是党的工具，他们为了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难道都是些“没头脑、没出息”的“傻瓜”吗？我们过去能够打倒三大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从事“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难道都是一些“没头脑、没出息”的“傻瓜”干出来的吗？真是岂有此理！但是有的人，他们硬是不承认自己是工具，硬是不当这种“没头脑、没出息”的“傻瓜”，那么他们“有头脑、有出息”，他们是“聪明”人，他们想做什么呢？他们想把党当成他们的工具，想把党当成汽车，他是开车的，想爬到党的头上驾驭党，而不让自己当汽车，当工具，不让党来领导他、驾驭他。正像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书里批判孟塞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思想所说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奴隶束缚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之下实行分工，便发出可怜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对把人们变成‘机轮和螺丝钉’……，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便装出看不起人的样子，发出鄙视的……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请听一听吧，我们的那些反对把党员做党的工具，反对把自己做工具、做螺丝钉的“聪明”人，是多么像列宁所批判的孟塞维克呵！其实这些不愿做工具的“聪明”人，他们的头脑并不那么聪明，他们的骨头并不那么硬，他们的灵魂并不那么圣洁，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那么光彩。阶级社会中明明存在着阶级，可是这些人同一切反动统治者一样，硬是否认阶级的存在；在阶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本来不是为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服务，总是作了某个阶级的工具，可是他们硬是否认这一点。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要死死地隐讳这些呢？这是因为他们怕人民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会反抗他们，就要革他们的命。可是我们那些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也跟着叫嚷起来，好像党的工具是瘟疫病，是万万沾不得的。其实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工具呢？只是他们不自觉或者是故意不承认罢了。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和享受，还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东奔西撞么？他们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还不是到处卑躬屈膝、孜孜以求么？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总是在资产阶级的宝座之下，顶礼朝拜，哀哀上告，心甘情愿做资产阶级的奴才犹恐不可得，这种人不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又是什么呢？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论者，因此也是“工具论者”。我们不像反动统治者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一样，我们决不隐讳这些，而是要大讲特讲。因为这是客观事实，这是真理。我们为了解放自己，为了建设美好的社会，就需要自觉地做党和人民的工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就是说：我首先做工具，然后才做主人。这是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以做党和人民的工具为耻，我们以能作党和人民的工具为最大的光荣。
有人说，作党的工具也可以，但是为什么非要作党的驯服工具不可呢？他们对“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感到很刺耳，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我们说，既然党员是党的工具，就有应当作什么样的工具的问题。是作驯服的工具，还是作调皮的工具呢？是作容易驾驭的工具，还是作不容易驾驭的工具呢？当然要作驯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驾驭的工具。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党为人民服务，要憎党之所憎，爱党之所爱，对敌人要“横眉冷对千夫指”，对党和人民要“俯首甘为孺子牛”，要善于领会党的意图，兢兢业业地，有时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地去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要会体贴人民的心情，知人民的冷暖，以党与人民之忧为忧，以党与人民之乐为乐，同党和人民心心相印，就像一个很精巧的工具，让党使起来非常灵便，得心应手。我们的无数先烈和广大党员都是这样的，党指到哪里，他们就奔向哪里，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党就是依靠了这些忠诚的党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胜利走向胜利。可是对这些忠诚的党员，有的人却瞧不起。他们看到这些党员对党这样驯服、这样忠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认为做党的驯服工具，有损他们的“自尊心”，有损他们的“清高”。因此他们对党总是若即若离，对党的话总是半信半疑，同党的关系总是格格不入、别别扭扭的；党叫他们干什么，他们总是讨价还价，犹犹豫豫。如拿工具来作比，也是一个破烂工具，使起来老不合辙，常出故障。试想一想，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怎么能够很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呢？他们的思想感情，在根本上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而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这种人必须进行认真的思想改造。
有人说，党员做了驯服工具，就会变成死脑筋，叫干啥就干啥，妨碍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才能。他们把有头脑同做驯服工具对立起来，把自觉地工作同服从党对立起来，说什么做驯服工具就没有理想，就不能发挥他的创造性和才能；要有头脑有创造性，就必须坚持个人志愿，不作驯服的工具。我们说，为了做党的驯服工具，正需要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特长。做工具，有死工具也有活工具。死工具，不推不动，推一下，动一下，像汽车，不开它不动，不关它不停。还有活工具，人是活工具，不仅身体活动，脑子也活动。脑子多活动些好呢，还是少活动些好呢？当然是多活动些好。要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精通业务。越是好的工具，越需要能动脑筋、能钻研问题，能大胆创造。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和才能同做好驯服的工具，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的。要做党的驯服的工具，而且要做积极性高、创造性大的工具。世界上只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最伟大的，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更伟大的吗？难道世界上还有比敢干前人从未干过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党员更能动脑筋、更能钻研、更有创造性的吗？远的不讲，就拿全国大跃进以来各地的发明创造来说，有哪一种不是愿做党和人民驯服工具的人创造成功的呢？问题不是很清楚吗？
这么一说，党是否还允许党员有个人志愿呢？有人说根本不允许有，只要有就是有个人主义，这种说法也不正确。但是，党员的个人志愿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个人至上的志愿根本不同。一个人不是个人独立的，他是社会中间的一个人，是集体中间的一个人，他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别是共产党员，他首先要有党性，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所以，党员个人志愿是不是正确，能不能实现，就要看它对社会、对历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是多促进一点，还是少促进一点。促进的是好的进步的，促退的就是不好的或者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就是促进的，而且促进得很大。有些自然科学家使人造卫星上了天，也是促进的，促进得也不小。有些人就促进得小一些。这都算做促进派。
如何促进？这就要看历史发展的方向，要看人民前进的方向。历史车轮是不能阻挡的。谁要作促进派，就要循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的方向前进。如果方向错了，就是促退，或者反动，再有天大的个人志愿，也会要碰得头破血流，顶多作个希特勒、蒋介石吧，还不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我们党是促进的。我们党坚持人民的方向，历史进步的方向，革命的方向。而且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能够预见，能够决定正确的方针，采取正确的措施。这是因为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点是历史上任何其它阶级的党派都不能做到的。
我们党的方向是正确的，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按照这个方向去奋斗。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里说：“在党的利益与党的发展中包括着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发展。党的阶级的成功与胜利，也就是党员的成功与胜利，党员只能在争取党的发展、成功与胜利中，来发展自己，不能够离开党的发展而去争取个人的独立发展。也只有党的发展、成功与胜利，党员才能发展自己，否则党员就不能发展。”事实证明，凡是把个人的志愿和党的方向一致起来，真心诚意地按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奋斗的人，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个人也就胜利了。否则，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独立”的个人志愿，其结果并不美妙，有的甚至走向反党反人民的道路。
有人也许觉得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不一定那样了吧？我们说，现在也是一样。
今天，党号召大家搞经济建设，搞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党调了很多人去搞经济工作、科学技术工作、文教工作，其中有许多同志还不是以前根本没有搞过，甚至也没有设想过，但是他们响应党的这个号召，克服困难，认真学习，去从事这种工作。结果，他们也就成了各个建设岗位上的优秀的尖兵和领导者。
有人说，我们这里谈的是个人志愿问题，是谈远大的理想，是谈将来呀，过去和现在的情况都不足为训了。是的，我们应该看到将来。将来怎样呢？再过若干年，中国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普通的社会分工，人人都能干，人人会种地，人人会作工；人人又都能专几门，会研究科学，会写文章……，成了“多面手”。那时候，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界限消灭了。人人是体力劳动者，人人又是脑力劳动者。那时候，城市和乡村的界限也消灭了。农民成了工人，工人也成了农民。那时将会有很多的发明家，取得人们的尊敬；但是那时谁也不能以一个“专家”的身份翘尾巴，摆架子，因为那时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又都是专家。这是党的愿望，也应该是党员的愿望。
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如果能够认识和自觉地服从这个必然性，就一定会有自己的发展前途，会实现自己的志愿，就一定会感到自由；否则，不认识这个必然性，或者不服从这个必然性，就一定不会有自己的发展前途，不会实现自己的志愿，就一定会感到不自由。
有人说，党所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党组织分配党员工作不合适，甚至发生错误怎么办？我们说，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所以我们党主张在分配党员工作的时候要尽可能倾听党员个人的意见，允许党员说明自己希望作什么，长处是什么，而且党也尽可能地予以照顾。但是工作的分配不能完全按照每个党员的愿望，而最主要的还是要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也就是党的需要来决定。因为革命事业是集体的事业，集体的事业就必须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而个人的愿望又是比较复杂多样的。也许某项革命工作需要人多，愿意作的人少；某项革命工作需要人少，而愿意作的人又多。所以，党组织分配党员工作是对还是错，首先也要看革命需要来确定。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党需要搞武装斗争，不会打仗的党员、革命者，也要打仗；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需要搞经济建设，不会搞经济建设的党员、革命者，也要搞经济建设。
有些人说，我搞这行工作已经摸熟了，党又调我去搞别的，老这样改行，还能搞出什么名堂，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我们说，一个人能不能搞出什么名堂，有没有作为，正是看他是不是服从党的需要和革命的需要。凡是党所需要的，革命所需要的，就都是重要的工作；为这个重要工作去进行有效的努力，不只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才使自己能够真正有所成就。有些同志过去想搞化学、物理……但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上了山，现在又搞了这样或者那样经济工作，而且工作做得很出色。鲁迅先生原来想做医生，后来觉得当时医生并不能救中国，就搞了能同敌人做斗争的文学，……他们都是改过行的，但是能够说他们没有作为、没有成就吗？当然不能。假如他们不服从革命的需要，不改行，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专家而已。
有些人一提什么个人志愿，就想当技术专家。党分配他做政治工作，他就消极，说什么做政治工作的是“万金油”干部，不顶事。我们说，没有做政治工作的干部绝对不行。技术专家固然重要，政治工作干部仍然要挂帅。干革命，搞建设没有政治挂帅不行。什么是政治挂帅？就是政治领导，什么是政治领导？就是搞阶级关系，搞人与人的关系，搞相互关系，就是看形势、指方向、提任务、想办法。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政治家领导，技术专家就会迷失方向，就会“专”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政治家领导技术专家是一般的规律。政治工作干部缺少不得。服从党的分配做政治工作干部，不只对革命有利，对自己也是无尚的光荣。当然，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应当又红又专，不能只红不专。因为不能专，也就不能在具体业务上红。
至于服从党的分配之后，是不是允许党员在本职工作之外还有其它的志趣，我们说，在一定限度内是允许的。因为只要不违背党的利益，不妨害完成党所分配的工作，党员有其它的志趣并不是坏事。过去上山打游击的时候，有些人还不是可以写诗、写小说；今天搞建设，有些人还不是也可以成为业余的歌唱家，无线电爱好者。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每天不需要八小时工作，可以作四、五小时工作，其余的时间不能都玩了，还不是可以学习、研究、搞副业。
从这次讨论来看，什么人爱强调个人志愿，什么人把个人志愿同党的需要对立起来，什么人看不起和不愿作党的驯服工具呢？我们看，只能说是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张家仁就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强调个人志愿，强调个人的理想，鄙视服从党的分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人，说这些人“没有头脑”、“没有出息”、“碌碌无为”、“生平无大志”。他们鄙视这个鄙视那个，但是就不鄙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教训这个教训那个，就是不教训自己应该服从六亿人民的集体利益和需要。他们树起了白旗，好像所有党员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实际是向一切忠诚的共产党员挑战。他们想西风压倒东风，压倒我们。试想一想，如果我们全体党员都像他们一样成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那将是些什么样的党员？由那样的党员组成的党，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它同万恶的国民党还会有什么区别？
从本文上述分析来看，这些人所提倡的什么志愿也好，理想也好，创造也好，才能也好，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资产阶级的解释，同我们党所提倡的志愿、理想、创造、才能是根本相反的。不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揭开来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堆破烂而已。他们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一些追求低级趣味的人。真正“没有头脑”、“没有出息”、“碌碌无为”、“生平无大志”的，恰恰正是他们自己。在讨论中，这些人还抓住我们党内有的党员朝气不足、安于中游的现象而大作文章，来证明他们的谬论好像是有根据的。当然，有的党员朝气不足、安于中游是不好的，是缺点，应该批评教育，要他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绝不是要他们强调个人志愿、个人理想。这些同志多数是可以教育的。事实上，经过整风和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很多同志已经扫除了暮气，干劲十足了，他们同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根本不同的。从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在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幌子下，在“发扬朝气、敢想敢做”等漂亮的词藻掩盖下，贩卖他们资产阶级的私货。他们不是提倡人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即全心全意为六亿人民服务，做党的驯服的工具，而是强调什么个人至上的个人志愿；他们不是按照总路线的精神去敢想敢做，而是按照他们的个人打算胡思乱想；他们不是鼓励人们全心全意、精神奋发地去完成党的任务，而是制造思想混乱，涣散人民的斗志；他们不是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而是妨碍和削弱党的团结；他们不是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道路，而是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歧途。总之，他们所宣扬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腐臭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这次讨论实质上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张家仁是代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宣战的白旗，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同它进行斗争，拔掉这面白旗，插上我们的红旗。
当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是通过几次讨论就能彻底扫除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到处表现自己，乱刮他们的歪风，传播他们的谬论，散发他们的臭气。我们要提高嗅觉，善于识别风向。发现歪风，坚决顶住，发现白旗，坚决拔掉，到处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共产主义的红旗。
共产党员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呢？任何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做一个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的工具，为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7月29日北京日报社论）


人民日报 1958.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