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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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略（一）

陈晋


常言道，书山有路。毛泽东一生登攀书山之路，别具风景。

毛泽东的阅读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认识发展史、思想升华史、情感愉悦和情感表达史。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阅读生涯和他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他的阅读史，也是他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

在不同时期，因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境遇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个人的兴趣和精神状态不同，毛泽东重点阅读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总体上来看，各个时期的阅读，都或隐或显地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达情意。从这几个角度来梳理毛泽东的阅读史，可以更切实而具体地了解他在不同时期为什么读书，重点读什么书，怎样读这些书，如何运用书本知识，这样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无借鉴和启发意义的话题。

一、求学年代：阅读与寻找“本源”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之初，和当时其他农家孩子一样，不过是略识之无，为谋生之备。他当时的读物，无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以及《论语》《诗经》等典籍文本。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诗经》和《曾文正公家书》。此外，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走上水的农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泽东培养成种田的好把式，最多是像他那样，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识些字，有纠纷能讲出道理；会用算盘，做生意时不至于吃亏。这种安排，使毛泽东在读了几年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学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田上面。

直到读郑观应那本他“非常喜欢的”《盛世危言》，里面讲，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这才使毛泽东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真正把读书与立志联在了一起。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抄写一首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实际上，17岁的毛泽东并不清楚他的志向到底是什么。但以“学”立“志”，且志在四方的决心，表达得很明白。

从1910年秋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近9年时间，除当兵半年，自学半年，毛泽东主要在学校读书。年龄比多数同学要大，社会经历也丰富一些。这使他在读书问题上多有主见。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是说源于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是说他和同学们谈论“立志”，常称“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把“读奇书”，当作了成为“奇男子”的首要条件。

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所立之志，相当程度上要靠读书才能接近和确定，由此宣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为此，1915年一度考虑从湖南一师退学去自修，原因是学校教的东西不能满足他“学以立志”的追求。后经人劝说，才打消这个念头。

那么，毛泽东在这期间通过读书要立的志，即他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他留下的文稿来看，最早谈到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所谓“储能”，即为未来干事情储备知识才能，和今天的青少年学子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但很快，毛泽东的追求便超越了这个阶段。特别是在经历了袁世凯称帝的乱局后，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说无才无能，但“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看来，光有才能智计，终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对修学到底应该储什么“能”，读书到底应该立什么“志”，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他说：今天许多人读书立志，说是将来要当军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于对成功前辈的羡慕，模仿别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据“宇宙之真理”来“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么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泽东说那个东西叫“大本大源”。“本源”这个概念，源自朱熹，为近代湘学士风所追慕，说起来很虚玄，其实很有些像黑格尔说的那个“绝对真理”。要找到这个“本源”，途径在“倡学”。也就是说，读书学习的目的，在于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青年毛泽东曾经很敬佩曾国藩，甚至说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类的话。许多人对此事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也是在给黎锦熙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当时敬佩曾国藩的原因，是曾国藩所以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有了这个“本源”，曾国藩可以“动”湘军之“心”，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毛泽东所敬者，唯在此耳。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近人当中，康有为“似略有本源”，无非也是看重康有为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这样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会的具体主张和目标理想。特别是其“大同”理想，在毛泽东看来，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泽东当时的社会理想，恰恰也是让人人“共跻圣域”，“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和康有为的想法比较接近。直到1949年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把康有为作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来提，认为他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正是沿着读书求“本源”的思路，毛泽东在当时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真理，然后“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个思路，他1917年9月23日和同学张昆弟等人谈得很彻底：“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再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毛泽东1918年4月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这就把寻求学术真理，以动天下之心的目的具体化了。

为了寻找“本源”，毛泽东当时下工夫读的书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典籍。

这类书籍，为当时毛泽东广泛阅读，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从毛泽东当时的通信和文稿来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和《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文史作品。渐渐地，毛泽东意识到，要读尽传统的经史子集是不可能的，由此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法子，他称之为“择书”。1915年22岁那年，作为湖南一师二年级学生，毛泽东在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这封谈论“择书”的信留存了下来，可惜开列的书目却佚失了。

读传统典籍，毛泽东比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影响。他很看重顾炎武《日知录》，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谭嗣同的《仁学》，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论著。这些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在修学储能和修身处世方面，特别是对他既张扬进取又勤苦务实的个性养成，有明显作用。

总的来说，青年毛泽东读传统典籍居多，这是那时学子们的普遍现象。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常常带着研究的眼光来读。如果翻看《毛泽东早期文稿》，很容易引发一个猜想：假设毛泽东后来没有成为革命家，而是当学者做学问，他一定会成为文史领域的学术大家。

第二类，是介绍西方“新学”的著述。

毛泽东发蒙的时候，科举废，学堂兴，新学大倡，各种介绍西学的报刊书籍比较普及，西学东渐已成时代风气。但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乎还十分微弱，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传统的。正是读了郑观应《盛世危言》这本介绍西方文明以促中国社会改造的著述，毛泽东开始“睁眼看世界”，下决心走出家乡继续学业。正是新学把他引向了新的天地。

从1910年下半年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后，毛泽东孜孜攻读传统典籍的同时，时刻关注新学。现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还保存一本毛泽东当时读过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4号，他在该刊所载的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一文处，批了如下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段批语，可珍贵者有三：它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阅读批语，也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表达政见的最早文稿，它表明毛泽东关于现实政治的思考起点是康梁维新派的主张。此外，像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这类打着传统旗号呼吁变法图强的著述，当时对毛泽东的影响也不小。后来在保安，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其实，当毛泽东读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著述时，他们的主张已经过时了。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第一次即时读到反映新学的报刊，思想开始跟上现实时代。当时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引领潮流的报刊是《甲寅》《民立报》等，毛泽东后来说，他在《民立报》上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看到“同盟会的纲领”，觉得是“激动人心的材料”。从此开始远离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的主张，转向孙中山、黄兴革命派的立场。这期间，他从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了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在湖南一师上学期间，他是酝酿新文化运动的《青年》（1917年改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对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

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西方新学著述，是1912年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的半年期间。其中，严复翻译的一批名著，给他印象很深，诸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肄言》, 涉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当时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或许受到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求心性修养，毛泽东初读新学著作，比较感兴趣的，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他1917年读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全书约10万字左右，竟写了12000多字的批语。他还手抄过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7册。

这些新学书籍，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思想启蒙作用，使他能够跳出中国传统典籍来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中作出求变求新的选择。毛泽东1950年重新看到自己早年批注的《伦理学原理》时，便对人说当时“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1918年4月，即将从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写了首《送纵宇一郎东行》诗，送给准备赴日本留学的罗章龙。他在诗中很自信地宣称：“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读书学习，把握本源，管好身心，保持胸中日月常新常美，沧海横流的人间之事，似乎就不难打理了。此番理路，呼应了刚刚成立的新民学会“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也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学生时代求学宗旨的一种概括。

二、五四运动前后：阅读与选择主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1921年1月初，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还明确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这年秋天，在参加中共一大后，毛泽东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生志业调查表》，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填写“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的是“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的依然是“‘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历史没有让毛泽东去当一名教师或记者。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时，新文化运动渐进高潮。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然间把他推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学生和教育界爱国运动，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四处奔走，倡导湖南自治，参加建党建团活动，创办自修大学培养进步青年等等。虽然公开和正式的职业一度是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和湖南一师附小主事，但他事实上已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再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依然钟情书本。可以说，恰恰是这个时期结合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需要的阅读，使他的探索异常活跃，认识不断提升，思想飞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1918年夏天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学得到图书管理员助理职位。这对喜欢读书的毛泽东来说，就像是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可以放开肚皮啃吃新鲜的“知识青菜”。毛泽东在这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一干进步青年也多有来往，这无疑是难得的幸运，也使他接触新思潮的起点大大提高了。

1920年夏天，为了在湖南传播新思潮、新文化，他创办了文化书社。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从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对这个书社，毛泽东从头到尾非常敬业。他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请胡适、陈独秀这些名人给他担保，从各个出版公司选进图书，还列出推荐书目，撰写售书广告，招募读书会友，发布营业报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营书店或个体书商。在此期间，除领导新民学会活动外，毛泽东还先后发起成立和准备组织健学会、问题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自修大学，等等，大力推荐和阅读各种新书。

毛泽东当时的阅读，已远远不是为“修学储能”，也不是为接近先前脑海中那个说不清楚的抽象的“大本大源”，而是同寻找现实的救国方案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21年元旦期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毛泽东便主张把原来“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改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读书的目的，已明确为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义”。

“主义”为什么重要？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给罗?阶的信中提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因此，一班刻苦励志的人，最紧迫的是“要变为主义的结合”。

“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理论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外来词汇之一。对当时的先进知识青年来说，寻找救国之道与寻找主义，是可以互换的表述。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种主义和学说，是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到1921年这段时间毛泽东极为迫切的阅读和思想探索主线。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会的变革运动，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为倡导，“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这才“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明确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更明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理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宗教上之主义；（五）文学上之主义；（六）美术上之主义”。 1921年2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谈中，毛泽东再次主张：学会的共同行动是研究主义，“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同时要求会员们在看书的基础上，定期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五六个主义”。

围绕“主义”问题，毛泽东这段时期注重阅读的书刊，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五四时期各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当时主要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改造》《少年中国》《劳动界》《新生活》《时事新报》《民铎》等。五四时期创办的这些刊物，引领思想风尚，塑造着进步青年的思想面貌。毛泽东是这些刊物的热心读者。比如，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他1920年夏天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主要经营的也是这些刊物。这些刊物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某种主张，以作为改造中国的方案。

那个时候，毛泽东对各种主张都感兴趣，算得上是新思潮的“追星族”。1919年7月陈独秀被捕，毛泽东写文章声援，称“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还到天安门广场听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组织湖南来京青年同蔡元培、胡适座谈；他参加由邵飘萍组织的新闻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会，由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5月，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上海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毛泽东正好在上海，也赶到人群中欢迎。1945年在延安还对黄炎培讲：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先生啦，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台下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1920年10月，毛泽东自愿为湖南教育会举办的“学术演讲会”作记录，演讲者除了各有主张的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中国文化界名人外，还有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等，他所作记录整理出7篇，供《大公报》迅速刊布。

第二类，是直接译介西方近代理论和思潮的出版物。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后，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半年时间，先后撰写过三个“书之重要者”书目予以推荐。被他列入的重点书，都是他亲自选进或率先阅读的。这些书目，按类归纳，大致情形如下：

译介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有：《柏拉图之理想国》《赫克尔一元哲学》《欧洲政治思想小史》《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西洋伦理学史》《欧洲文学史》《现代教育的趋势》等。

译介西方近代政治思潮方面的论著有：《现代思潮批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五大讲演》《美国民治的发展》《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欧美各国改造问题》《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国际联盟讲评》《到自由之路》《工团主义》《实验主义》等。

译介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有：《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试验论理学》《天文学》《科学通论》《达尔文物种原始》《创化论》《生物之世界》。

第三类，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关苏俄研究的著述。

通过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的书，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后来提到有三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都是在1920年读到的。在这年创办的文化书社经营书刊中，他认为重要并大力推荐的，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科学的社会主义》。1920年9月，毛泽东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经他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

寻找主义，是为了确立信仰。毛泽东当时重点阅读上述三类书刊，大致反映他的阅读和思想探索之间的关联。其关联的特点，颇给人启发。

---毛泽东通过阅读寻找“主义”，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书斋里和头脑中，而是习惯于把读书所得，拿来四处宣传，甚至拿到行动中来尝试和检验。比如，他读了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便在1919年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呼吁实行卢梭在小说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自教育”，以脱离社会压力的“苦海”。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就准备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还写了一份《章程》，提出要研究71类问题，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面。他看到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随即到周作人家里去请教，回到湖南后，又起草一份《新村建设计划书》，还跑到岳麓山一带去找地方，想邀约一些朋友到那里建个“新村”，做个实验。1920年，他读到拉丁美洲有一种叫工读主义的时潮，就在上海组织几个人半工半读，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计。这年在上海见了陈独秀，受托回湖南宣传新思想，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就办起了文化书社。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选择“主义”是件大事，必须经过比较研究和慎重思考。他当时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抛弃，恰如住旅馆一样，他在不同房间留住过，随之便匆匆离去。其中，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甚至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都是他或长或短徘徊过的“思想房间”。

---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他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反复比较而认为其他主义都行不通，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好的方法，才逐渐确立起来的。他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这个说法，符合那一代共产党人寻找真理的客观实际。毛泽东说他在此前关注过、宣传过甚至尝试过的一些主张，总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即使在跨进马克思主义门槛的最后一刻，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对各种“主义”的优劣作再次比较。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还专门对各种主义进行比较讨论。毛泽东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五种“主义”，供大家讨论，然后进行最终选择。这五种“主义”是：社会政策（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无政府主义。

参加会议的谢觉哉，在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从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毛泽东在会上就他提出的五种“主义”，分别作了一些分析：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尽管有毛泽东这样一番解释，参加这次会的新民学会会员还是不得不举手表决。结果是：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主义，2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3人弃权。

毛泽东从“五四”到建党期间的读书经历，不由得使人感慨。五四时期为新思潮推波助澜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原本以读书为业的人，通过阅读和相应的实践，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这种通过阅读和比较最终确立信仰的现象，很值得思考。

在那个年代，阅读确确实实与寻找真理有关。一旦寻找到真理，并真正懂得和理解，就不轻易改变，直至坚定地守望它、维护它、实行它。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需要补充的是，剑从来都是由思想来指挥的。因此，思想的力量是根本的，也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才能科学有效地改造世界。

当然，关于读书与信仰的关系也很复杂。读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读书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标准，而只是联结实践和信念的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可以引向不同的实践和信念。

例如，蒋介石也曾经读过马列主义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11月21日还写，“看《列宁丛书》”。看来，蒋介石当时确实用了些心思读马列，他当时也算是国民党进步阵营中的人物，但他的信仰和实践，终究相去甚远，背道而驰。1945年，蒋介石还读了中共七大制定的《党章》，对《党员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两节十分推崇，认为这两段写得太好了，“读了得益匪浅，本党必须要奋起急追，否则消亡无日”。蒋介石阅读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欢读书，读书对他们的思想信念确实能起到作用，但是，读什么书并不意味着就信仰什么，关键在于基于什么立场来吸收书本内容，并且要看其有否实践书本内容的兴趣。

三、风云岁月：阅读与实行革命

投身革命以后，毛泽东的读书和实践需求，就密不可分了。

读书与革命，毕竟是两件事，读书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读书。毛泽东1964年8月25日就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是在“实行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感到把革命书本运用到革命实践不易，光有实际经验没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因此，在“实行革命”的风云岁月，他始终把读书视为根据实践需要获取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

从1921年到1935年这14年间，毛泽东先后领导工人罢工、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主办报纸刊物、从事农民运动、领导红军打仗、创建革命根据地、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作、参加和领导长征，他依书仗剑，一路风云起伏，干得轰轰烈烈，又惊又险，甚至九死一生。他逐步从一介立志救国救民的书生，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这期间东奔西跑、南征北战，有计划的书斋式阅读少了，但读书的作用却更加具体和实际了。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和他作为革命活动家、宣传家的关联很大。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名副其实地搞宣传，除主编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以外，还阅读和指导一些地区和部门办的报刊。此后专注农民运动，主要途径也是宣讲教育，还是离不开和书刊打交道。

确切记载毛泽东这期间读书活动的材料不多，但他当时下工夫编纂的两套丛书，可反映他阅读和思考的内容。

据毛泽东1926年5月20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宣传工作报告》，他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实施了一套5辑60本的《国民运动丛书》编纂计划。这个计划制定得很详细，具体编纂书目为毛泽东开列，主要有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为使这套丛书能够切实发挥思想普及作用，毛泽东要求，每册字数至多12000字，不能在这个规模内编纂成书的，如《中国近百年史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可以分册出版。对有的书，怎么编纂，毛泽东还具体作了说明。例如，关于《中国近百年史略》，毛泽东要求“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不宜纯记政治成为一姓家传”。关于《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毛泽东注明：“有一书可以依据，原书为俄人某所著，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解释过去历史。原为三本世界史略，今拟分为三册分题三名，则分合皆便，或可加小题曰‘世界史略之一’”。这里说的苏俄人写的“世界史略”，尚不知原著书名，但为他读过无疑。关于《将来之国际大战》，毛泽东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笔者注）之论文”。关于《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和《孙文主义》两本书，毛泽东要求“由中央委员担任编辑，不另征稿”。

为了完成这个编纂计划，毛泽东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中共早期党员沈雁冰（茅盾），担任驻沪编纂干事。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说：这套《国民运动丛书》，“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这套丛书究竟出了几种，现在记不清了”。

1926年5月底，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之职，专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推动工作的重要办法，仍然是通过阅读来宣传理论政策，进行思想教育。为此，毛泽东主持编纂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目的是总结推广国内外农民运动经验和理论，以促进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还为这套丛书写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开篇即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 编这套丛书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价值，鲜明道出。这套丛书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版了26种，包括：《列宁与农民》《俄国农民与革命》《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广东农民运动概述》《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等等。这些小册子的印发，为大革命时期各地从事农运的骨干提供了系统学习和研究的材料。

从毛泽东编纂上面这两套丛书的情况来看，他在大革命时期的阅读，主要是围绕当时的革命实践展开，理论上的思考比此前鲜明和具体许多，可以说是走在了国民革命的前列。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此时的阅读紧扣实践，能够初步运用它们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例如，在《国民运动丛书》中，他计划编译一本《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一本《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关于后一本，毛泽东注明“此共荐论文三篇，极关重要”。还有一本《妇女运动解放小史》，毛泽东注明，这本书以德国共产党人培培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为蓝本。在1926年3月写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一文中，毛泽东还介绍了苏联郭范仑科《新社会观》中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同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话。在广州农讲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他直接引用刚刚出版的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论述，来解释国家的性质和制度，并说，《国家与革命》把国家说得很清楚，“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的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善于把一些理论问题通俗化。1925年春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夜校教“打倒帝国主义”，农民不太理解，毛泽东便改为“打倒洋财东”；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更是大量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故事，来阐述《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点。

1927年夏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转入土地革命。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主要在偏远山区活动。环境变了，读书非常之难，常常是无书可读。这与青年时代的读书，建党时期的卖书，大革命时期的编书，形成强烈反差。在井冈山时，有次打下一个土圩子，毛泽东到一个地主家里去找本《三国演义》来读，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了，没有了，被共产了”，结果失望而归。毛泽东后来几次提到此事。

少书读，给毛泽东带来难以忍受的精神饥渴。1929年，他在福建上杭甚至找来两本当时中学生学习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津津有味地念。这年11月，他在福建长汀分别给上海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写信，提出的要求就是寄些书刊来。在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希望将党内出版的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俄国革命运动史》寄来，还说：“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可惜，毛泽东“另请购书”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在给李立三的信中又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也有幸运的时候。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毛泽东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里，翻阅了整整一上午，挑出好几担箩筐的书籍带回江西。究竟有哪些书，参与此事的曾志在回忆中说：挑的这些书中，很可能就有《资本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籍。不过，毛泽东1957年在北京见到曾志，曾对她讲：从1932年开始，我从漳州及其他一些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马列著作找出来，读了这本，就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硬是读了两年书。

当时，毛泽东读得最熟的两本书，是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读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立即推荐给彭德怀读，并在信中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书后，他又推荐给彭德怀读，在信中说：读了这本书，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可见，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能够指导革命实践的书籍，他的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读书理念，何其鲜明。

毛泽东当时如此看重列宁的这两本书，有特殊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红军长期战斗在落后的边远山区，革命队伍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比重占绝对优势。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怎样适应这种现实，如何解释开创农村根据地这种新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工具。此外，一批缺少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型的青年革命家，先后从苏联回国，在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俨然以马列经典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的“护法师”自居。中央领导层形成的这种精神氛围，逐步蔓延到各个根据地，把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作出的实践创新，视为“旁门左道”。毛泽东本人从1931年秋天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受到中央领导层“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逐步失去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实际领导权。受排挤和打击的理由，除了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就是认为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客观地讲，毛泽东当时读马列经典确实不算多，与从莫斯科回来的那批年轻革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在争论中，那些教条主义者搬出的一套套理论，也确实唬住了不少人。这是“左”倾错误统治能够在中央盛行达三年多时间的重要原因。

为了从理论上驳倒“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特别渴望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指导，一旦得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样的书籍，便反复阅读。此外，打下漳州所得的书中，还有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据译者吴亮平回忆，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多次邀请他到自己住处，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毛泽东还曾以“大禹治水之功”来比喻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功绩。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在宿营的时候，也常常阅读。不少人回忆，他在长征途中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等。

即使如此，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有人对毛泽东的打仗方法还是不买账，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照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这两本书来指挥战争，“并不高明”。言下之意，还是缺少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此事对毛泽东“刺激”不小，成为他到陕北后那样发愤“研究一点学问”的重要动力。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期）


毛泽东阅读史略（二）

陈晋


四、初到陕北：阅读与总结经验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逐渐稳定起来，毛泽东的阅读条件随之改善，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和倡导读书。

1936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致电红军西方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刘晓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表示："（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10月22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比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同时提倡在外面工作的同志"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其他渠道收到两批书，恰如雪中得炭。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在病中托冯雪峰转送毛泽东等人的，其中包括鲁迅自己的作品和瞿秋白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以及《隋唐演义》《世界知识》《论语》《大众生活》等；一批是在北平购买的，包括列宁《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李达《社会学大纲》等，均由王林送到陕北保安。毛泽东1956年春听取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王林等人汇报工作时，还提到当年买书的事，并说书现在还有，实在感谢。1965年10月又讲：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可见那时渴盼书读，真个是如旱望云。

初到陕北那段时间，除马列原著外，毛泽东重点阅读的书籍有两类：哲学和军事。

(一)"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

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作了深入的采访。他记述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至少在1936年8月以前就读到李达等人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这年8月给易礼容的信中说，"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并希望能够和李达建立通信联系。据郭化若回忆，在和李达取得联系后，毛泽东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他们讲：李达寄来他的《社会学大纲》（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我已经读了十遍，还寄来一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1937年1月迁到延安后，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逐渐增多。在发奋攻读哲学书籍时，如果条件允许，他主动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比如，1937年9月读完艾思奇《哲学与生活》，就写信给作者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随信附有用毛笔抄录的《哲学与生活》内容，4500字左右。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略有疑点"的一个问题，指《哲学与生活》中这段论述："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抄录这段话后，在后面加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地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

如此细微地辨析一个哲学概念，足见阅读之细、思考之深。毛泽东这段时期读的哲学书籍，保留下批注的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从批注看，他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用功最深，在前一本书上写的批注约12000字左右，在后一本书上的批注约2600多字。批注内容主要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以及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下苦功研究哲学？主要是他确实感到自己的马列主义哲学水平不髙。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毛泽东1937年5月至8月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四小时。每次备课，都花了很大功夫，但还是觉得讲不出什么东西来。郭化若的一个回忆很有意思。1937年8月，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拿起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它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当郭化若说没有赶上到"抗大"听毛泽东讲哲学课时，毛泽东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对此事，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还谈到："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

毛泽东当时发愤阅读哲学书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回击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对他的批判。教条主义曾给他戴了顶"狭隘经验论"帽子，甚至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能说毛泽东心里没有憋一口气。只有发愤读书，掌握理论工具，占领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制高点，才能澄清和回击此前对他的批判，才能从根本上驳倒那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这个出发点，毛泽东从不隐晦。上面提到的郭化若的回忆中还记述，1937年8月看望毛泽东谈到读书之事，"主席说：‘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再说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二）"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是为了甩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读军事书籍，也复如此。他当时阅读军事书籍的急迫之情，可从下面几则电文来感受，从中也看出他研究军事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1936年9月7日，毛泽东致电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作联络工作的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指红军大学）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提到"前电"，说明这已不是第一次请刘鼎买军事书；"需用甚急"、"快点写信"，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9月26日，他再次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代兵法书《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10月22日，大概是发现刘鼎寄回来的书不合用，他在给叶剑英和刘鼎的信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说，"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毛泽东当时读军事书籍，重点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而非一般的战术内容。这是他作为战略家的一个显著特点。1965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就坦陈："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毛泽东初到陕北，重点阅读军事书籍，一个重要原因是教条主义者曾说毛泽东只会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之类来指挥打仗，并不高明。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教条主义者的这些话，"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亊"。

"激发"毛泽东如此急迫地研究军事战略，还有一个契机。1936年初，李德不同意当时红军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3月间开会决定，"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这个委托，促使他下决心系统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重要成果就是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名著。写此文章的针对性，毛泽东后来从两个角度谈论过。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答复那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又讲，"那时看这些（指军事书），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三）总结经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很明显，答复教条主义和总结经验，一个是阅读的主观动力，一个是阅读的客观动力，这两个缘由，难以分割开来，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也只有把经验教训总结清楚了，才能真正答复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

那么，毛泽东在阅读中又是怎样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呢？可举他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的两段批语为例。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谈到俄共历史上的"少数派"，说他们"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这个批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接点了李立三的名，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则用"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指称，原因是中央对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还没有明确定性。二是毛泽东当时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集中在军事战略上，这大概与他当时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关。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说到资本主义体系和苏维埃体系之间的矛盾，影响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影响总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规律曲折反映出来的。读至此，毛泽东想到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注说："‘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这大段批语所针对的，是遵义会议期间，李德、博古等人为他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时，总是强调敌人强大这一客观原因，而不注意从自身的战略失误和内部政策上找原因。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明显找到了反驳的哲学理由，即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

毛泽东通过阅读收获的这些理论认识，在今天看来已是常识，但在当时却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醒世之言，联系土地革命的曲折经历来理解，显出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细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还为毛泽东1937年七八月间撰写《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了直接准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题注中明白表示，写这两本哲学小册子，是为批驳教条主义："《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正是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感思想认识工具的重要。教条主义者熟悉理论，但不会用于中国实际，说明不是真懂。毛泽东当时的名言是，"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党在历史上犯"左"倾错误，从哲学上讲，就是没有吃透唯物论和辩证法，导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没有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能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证明人们的认识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标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片言只语，导致中国革命出现严重曲折这样的历史教训，也还缺乏认识。

这个背景，使毛泽东当时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着重在思想方法上面，由此提出在党内解决思想方法这一重大课题。

1937年11月，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的陈云见到毛泽东，说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自己犯过错误，原因是缺少经验。毛泽东不同意他的说法，认为"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并建议陈云要多读哲学。读哲学可以学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掌握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和方法。这是毛泽东当时的阅读，从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经验教训切入后，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成果。

五、抗战前期：阅读与指导新实践、阐发新理论

除青年时代曾写过日记外，毛泽东后来一直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唯独在1938年春，在一个横 格本上写了七页的《读书日记》。日记开头即说："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从这个《读书日记》看，毛泽东从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读了李达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从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3月25日，"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在全面抗战到来之初的紧迫形势下，毛泽东为什么要沉下心来"研究一点学问"？对此，他1937年8月同郭化若谈话时，说得很明白："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一） 继续阅读研究哲学和军事战略：完善认识"工具"，指导新的实践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推动的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怎样看待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的抗战方针是什么，怎样认识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怎样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凡此等等，随着历史新阶段的到来，迫切需要回答，需要从理论上搞清楚，需要通过阅读进一步完善分析工具。

从毛泽东1938年春写的《读书日记》可知，他在抗战前期的阅读重点，仍然是军事战略和哲学书籍。与初到陕北有所不同的是，从阅读目的看，他这期间阅读研究哲学，主要是在此前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理论思维的分析"工具"；阅读研究军事，则主要为解决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到来的历史拐点上，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了。例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判机会主义，"虽曾努力记述并说明在他们眼前发生着的斗争的过程，却完全不能定出关于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毛泽东读至此，批注说："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还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存在着，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许多特殊性。"毛泽东在"许多特殊性"旁画了三道横杠，又加一条曲线，批注说："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一一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

面对指导抗日战争的责任和使命，即使已经写出哲学上的"两论"，毛泽东依然觉得自己的分析"工具"不够。1938年1月，他给艾思奇写信，说到自己的研究计划："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一直到1939年1月，他给何干之写信仍然讲："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为了研究哲学，毛泽东在1938年和1939年，曾先后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小组，分别叫新哲学会、哲学研究会、哲学小组，大体上是每周左右讨论一次。

毛泽东私下的阅读，一刻也没有放松。1938年12月，博古翻译出版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毛泽东不因为读过米丁主编的同名书籍而忽视该书，同样细读，同样写了不少批语。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艾思奇编辑的约37万多字的《哲学选辑》，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内容，荟萃一起，便于人们集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对这本书很重视，读了三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批注和圈画，写有3200多字的批语。还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最初读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李达和雷仲坚1935年6月翻译出版的第三版。不久，两位译者又翻译出版了第四版，毛泽东在40年代初得到这个新版后，又是一番细读，同样写了大量批语。可以说，毛泽东阅读哲学书籍，不是急功近利为一时之用，而是視之为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思想理论建设方式。

在军事战略上，抗战初期，许多人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存在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重视阵地战，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上。为此，毛泽东请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郭化若等人开座谈会，专门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12月28日，他在给郭化若的信中，作了详细布置："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总之，"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为"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毛泽东专门组织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研究会，成员有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等人。据莫文骅回忆：学习研究《战争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此外，毛泽东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也专门讨论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每次讨论，毛泽东除了插话，总是在最后发表自己的看法，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谈得较多。

(二）阅读研究历史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毛泽东的阅读史上，1938年1月读《乡村建设理论》后同梁漱溟的一场学术讨论，是一番不得不提的景象。

梁漱溟当时到访延安，把自己的新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很厚的两大本。毛泽东1月12日给艾思奇的信中提到，"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该书主要分析中国社会传统结构，阐述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毛泽东读此书，作了1500字左右的批注，还摘抄一些内容，同梁漱溟讨论一夜。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使他和毛泽东之间有着共同语言。梁漱溟主张"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赞成中共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改造中国，认为应该走乡村建设的改良道路。他向毛泽东直言：中共的革命是外来思想引发的，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这个国情。看来，改造中国的道路是革命还是改良，根子在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正是在理解"老中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梁漱溟分歧很大。

从毛泽东当时读《乡村建设理论》写的批语看，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本基础，是生活方式还是经济关系？二是怎样认识"老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阶级关系"？三是怎样看待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是什么？和梁漱溟长谈争论那天晚上，毛泽东或许感到梁漱溟认识中西方文化的思想方法有问题，临别时专门叮嘱："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书中的缺憾，在于不懂历史唯物主义。而毛泽东恰恰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乡村建设理论》，从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得出不同于梁漱溟的观点。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为什么要同学者争论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体现了他博古通今的学习习惯。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这场争论的意义。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指导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研究现实，也要研究历史，了解昨天的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但了解昨天的中国必须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梁漱溟的缺点在于他不懂历史唯物主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三个很重要的主张：第一，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仅要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还应当学习它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方法。第二，要学习中国的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第三，学习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三个主张，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曲折历程中，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成为此后改进与加强党的学风建设和思想理论建设的关键要求。

阅读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既要用中国历史文化来丰富、滋养、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阐述、继承发展中国历史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共的理论在实践中起到正确的和突出的指导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关注和指导延安学术界的历史文化研究。他组织了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亲自担任会长，对古代哲学很上心地研究了一段时间。比如，1939年2月，他连续读了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几篇论文，分别写信给陈伯达、张闻天进行讨论。2月20日写给张闻天长达2700字的信中，对《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出七个方面的修改意见。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后，毛泽东2月22日又给张闻天写信说，"改处都好"，同时又提了三条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在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杂志上面。

毛泽东如此看重《孔子的哲学思想》，是要借此表达自己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些基本看法。比如，2月20日给张闻天信中，他不同意陈伯达原文中"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这个观点，认为应该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原因有两条，一是，"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二是，"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这个评论表明，毛泽东是如何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

在2月22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还提出，对中国近代以来研究历史文化有影响的学术思想，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吸收他们的观点。他说，"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

强调对近代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批判，表明毛泽东阅读研究历史文化，不是书斋式的学习研究，而是重视与当时思想界的实际相结合。1940年9月5日，他读范文澜《中国经学史演变》的讲演提纲后，觉得"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随即致信范文澜，进一步提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疏理近代以来研究历史文化的学术思潮，不能不提到康有为、梁启超、叶德辉、章太炎、胡适、廖平、吴虞、冯友兰诸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观点，有的比较熟悉，有的或泛泛接触过，总体上认为他们的学术思想不无缺限。特别是其中一些人的学术思想，还与抗战期间国统区出现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潮有关，属于极端保守主义代表，可入"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行列。比如，毛泽东比较熟悉的叶德辉，连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主张都不能接受，专门编《翼教丛篇》，来批判康有为。其保守复古思想，不利于科学民主的文化思想的传播，在抗日战争中确实是一股逆流，自然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清算"的对象。这样做，不只关乎学术，也是"目前思想斗争"的一个任务，涉及能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这个学术领域的问题。

在指导古代哲学研究的同时，毛泽东还推动延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他1939年1月17日给陕北公学教授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要求很明确，研究历史，要着眼于并服务于当前的抗日战争这个大局。

1939年底，毛泽东果然和几位历史学家合作，开始研究中國历史了。为了给延安千部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提供基础读本，毛泽东组织一些学者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该文从中国原始社会讲起，对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尤其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特点，作了提纲挈领的概括。

为推动延安干部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还提议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范文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42年出版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对该书出版的意义，看得何其重大。

毛泽东阅读和研究历史文化，在党内领导层，无出其右。他的阅读和研究，注重用历史上的人和事来阐述一些道理，为现实服务；同时，也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理解和发挥，拥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这些特点，当时到延安采访过的外国记者，也突出感受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她的文章中说："他（指毛泽东）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三）阅读和与理论上的新创造

毛泽东在抗战前期的阅读研究，当然不限于哲学、军事和历史文化三个方面。他阅读研究马列著作，这期间仍然是一以贯之的投入。比如，他对曾志说道："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这个话还表明一个事实，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理论创新及艰苦写作是连在一起的。

1938年10月，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学习号召。学习的目的，一是研究新问题，因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掌握和创造科学的理论，因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丰富和深入的阅读，使他的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异常活跃。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分别从局部和全局上，论述了抗日战争中应该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针，贯穿了出色的军事辩证法，对敌后根据地的抗战和全国的抗战，起到很强的战略指导作用；1939年10月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回答了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获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具体特点。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论著。

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这期间阅读研究的最大收获，是确立了他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理论思维"工具"：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

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个讲读书做学问态度的传统概念作了改造。他的新解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由此进人思想方法的最高层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中共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本人，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陈云1987年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文中说："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对立统一。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最感兴趣的是辩证法中的三大规律，他认为三大规律其实就是一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他在延安时期的理论著述，《实践论》讲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矛盾论》讲矛盾事物的同一性及其转化，讲矛盾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论持久战》讲中国和日本力量的强弱转化，讲抗日战争的几个阶段的关系；《新民主主义论》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讲民主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都鲜明地贯穿着"对立统一"这个分析"工具"。

到陕北以来的阅读和研究，使毛泽东逐渐成为掌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的大师，进而使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最后一段路程。这里说的"领袖"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正是因为毛泽东有一系列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佩服，使他从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延安整风开始后成为了思想领袖。

对于毛泽东完成如此艰巨的身份跨越，党内其他领导成员有着切身的感受并有中肯的评价。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1943年11月下旬，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六、整风前后：阅读与转变学风、文风、党风

到延安后，毛泽东对党内干部的学习风气和思想状况，始终存在忧虑。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年轻时在苏联留学，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对苏联革命的历史经验比较熟悉，容易犯"洋八股"、"洋教条"毛病；一部分是从国统区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对五四时期传播的西方文化更感兴趣一些，也容易犯"洋八股"、"洋教条"毛病；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容易犯经验主义的毛病。这些都是滋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温床。

在1942年普遍开展的延安整风，从内容上讲，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目的上讲，是克服"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本质上讲，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实现途径上讲，实际上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学习运动。

整风期间，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毛泽东任主任。各系统、各部门都建立了由主要领导负责的学习组织。毛泽东开列了22个整风文件，其实是22种（篇）书和文章，要求无论什么人"都要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他还亲自査阅一些人的读书笔记。

除了这22个基本文件，还应当学什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三方面具体要求。第一是研究客观实际现状，调査研究周围环境，这是针对主观主义的；第二是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这是针对言必称希腊，忘记自己祖宗的"洋教条"的；第三是有目的地研究马列理论和国际革命的经验，这是针对所有党员干部的。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整风前后倡导读书，目的是转变学风、文风和党风，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这一重大目的。

整风前后，毛泽东又是怎样践行自己提出的这些学习要求的呢？

（一）阅读研究马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1938年到1942年，解放社出版了一套主要由马列学院编译部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包括《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等等。同时还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一批著作。

根据曾在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的同志回忆，当时中央领导人学习马列经典作家的著作，热情很高。有时译稿在送出版社之前，就被毛泽东要去阅读，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也经常提前借阅。那时马恩著作较少，大家就相互传阅，第一个看完送第二个看，第二个看完又送第三个看。现在保存下来的那时出版的一些马恩著作扉页上，还写有"某某同志送某某同志学习"这类字样。

毛泽东不仅自己阅读马列经典，还常常把它们推荐为整风学习的读物。他1941年9月29日起草的《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专门列入解放社出版的《"左派"幼稚病》。那时，毛泽东很看重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原题为《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把它作为党性党风教材。这篇文章提出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在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斯大林的十二条，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这年11月12日西北局召开髙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又逐条讲解，突出谈到：领导革命的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要精通同实际联系的而不是同实际脱离的马克思主义，党的队伍要有新的革命的作风，做群众工作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尾巴主义，统一战线要反对冒险主义和迁就主义等等。记录下来的稿子，有1万多字。

1944年初，毛泽东还提出集中阅读五本马列经典，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3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他解释说："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引用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再次强调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他说："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为此，他又谈到此前推荐的五本马列著作，说这五本，马、恩、列、斯的书都有了，都"写得很好"，"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毛泽东再次推荐这五本马列经典，显然是为了使大家能够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了。

（二）阅读研究哲学：让思想方法弃旧图新

整风学习的重要目的，是让党员干部在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弃旧图新，在思想理论水平来一个大的提升。哲学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是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方法"的"牛鼻子"，只有抓住这个"牛鼻子"才能真正转变思想方法。毛泽东1941年9月29日起草的《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就明确要求，整风学习"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所列"阅读材料"，则包括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李达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河上肇《经济学大纲》"序说"。

这期间，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更多的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党的现实政策来理解原著。比如，读博古翻译的斯大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原文说："正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发展着，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无产阶级。"毛泽东的批注是："在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段前途，但基本的应该依据无产阶级。"原文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行动，"应该根据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根据这些规律的研究上。"毛泽东的批注是："抗日战争应根据于抗日战争规律性的研究"。

读哲学，是整风学习的重点内容。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重点就是学哲学。每人先读原著，大家每周讨论一次，同时还请一些懂理论的人来讲课。从保存下来的陈云笔记看，他有一段时间每周都要去听讲。听讲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讲德国古典哲学，讲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史；艾思奇讲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讲文化起源、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宗教，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有孙中山哲学思想；王学文讲商品生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法则和剩余价值法则。陈云1987年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文中回忆："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三）阅读研究时事材料：正确把握和引导当前形势

整风是为了促进理论联系实际，最终落实到学风、文风和党风的转变上面，落实到正确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上面。关于此前延安干部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描述道：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从而造成了"理论和实际的分离"，"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为改变这样的学风、文风和党风，毛泽东当时很注意调査研究和总结党、军队及边区政府的现实工作经验，特别注意阅读和编研有关时事的各种材料，甚至把它们作为整风学习的读物。

为研究现实，毛泽东提议在延安成立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并指导编辑了一套《时事问题丛刊》。这个研究会不光阅读研究中共这方面的材料，还注重国统区、沦陷区以及国际方面的读物。1939年10月，《时事问题丛刊》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出版时，毛泽东专门为这本书写了篇序言，里面说："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这些说法针对的，正是党内那种不注重现实调查研究就做判断决策的主观主义作风。

1941年8月，毛泽东推荐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就直接属于整风学习的内容了。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叙述了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毛泽东读完稿子，很是兴奋，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还主动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査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査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通过阅读推荐一篇调查报告，反对主现主义、促进党风转变，提倡新文风、批判党八股之意，跃然纸上。

整风前后，毛泽东阅读研究现实材料，正确把握和引导时事，特别突出地体现在边区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

先说阅读现实经济材料。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如何渡过难关，成为边区最大的现实问题。但怎样增加财政经济收入，党内却存在意见分歧。为了找到解决困难的切实办法，毛泽东从两方面着手，系统调査研究经济问题。

一是钻研经济理论，广泛搜集、阅读各种经济书籍和时事经济类报纸杂志。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毛泽东先后七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写信，要求代购各种经济杂志、书籍及统计资料，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实用民国年鉴》《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央银行月报》《金融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拔萃》等。

二是开展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实际调查，并向内行的人请教。毛泽东多次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军后勤部领导以及经济部门负责人，通过书信、谈话等方式探讨经济问题，以掌握边区经济第一手材料。例如，从1941年8月5日至22日，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他五次致信谢觉哉。在6日的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人口。"谢觉哉1941年七八月间就经济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则达数万字之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阅读研究，毛泽东1942年12月为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写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边区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形成比较系统的财政经济思想，消除了党内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被贺龙称之为"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这个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诸如"对于经济无能就要陷于灭亡"，"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以农工商为序安排经济建设"，"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等，正确反映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当时对边区文化现状的调査研究，更为文坛佳话。

整风期间，毛泽东很关注延安文艺界内部的各种争论，花很大功夫调查研究。他当时写给文艺家的信有好几十封，内容是帮他们安排工作，劝解矛盾，解决困难，交流文艺观点。此外，他还为各种文艺活动题词，看了文艺家们的演出或画展，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有不同意见，就把他们请到自己的窑洞和他们讨论。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文艺版拟定征稿办法，说"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直接点名给陈荒煤、张庚、柯仲平、周扬、吕骥等人分配征稿任务，要求他们对"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毛泽东主要还是通过阅读文艺家们的文章作品，来研究文艺现状，引导文艺界的整风学习。比如，读了徐懋庸《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就告诉作者，希望他多写这样的好文章；读了刘雪苇《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给作者写信说，"赞成你写这本书"；读了萧三诗稿《第一步》，鼓励作者道，"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读了王实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就直率表示，对延安现实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不应该是冷嘲暗箭；读了艾青《秧歌剧的形式》，认为"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读了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文章，对作者说，"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査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读了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报告文学，立刻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正是对文艺界现状有了这些细致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才可能在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从此有了明确的和经典的指导文献。

(四）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做外国经验的"留声机"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感慨地说，在党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从而使中国近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这就带来一种恶果，有些留学回来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所谓"留声机"，事实上也是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经验的一种体现。

为改变这种风气，毛泽东大力提倡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提出这项要求，对不少干部，警省非常。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韩光回忆："他（指毛泽东）号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社会发展史等，但那时教员讲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条条，讲的都是外国革命史，至于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对于毛主席批评那种不懂自己历史、不重视自己历史的错误倾向，是心悦诚服的。"

在1939年1月17日给何干之的信中，毛泽东说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但亲自动笔，毕竟不现实。于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定一些人先分别写出中国近代的各种专题史，让范文澜负责政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负责军事，陈伯达负责经济，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这些安排，由于形势的变化，除了范文澜1946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外，多数后来没有实现。但延安时期，朱德组织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确实编写了一本《中国军阀战争史》，同时还编写了滇军战史、陕军战史、晋军战史和桂军战史等。为什么编这些书，怎样读这些书，朱德的解释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止，我们都亲自经历过。只有更好地进行总结，认清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

中国革命是在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演变的逻辑搞清楚了，就会更加深切地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等，进而有助于理解中共的历史，有助于澄清党史上的是非。这是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研究党史，编辑"党书"：弄清路线是非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能获得这个共识，得益于毛泽东在会议前夕编辑印发的一本叫《六大以来》的文献集。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彻底弄清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那段时间的中央决策，毛泽东花很大功夫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该书分上下两卷，按专题汇集了1928年6月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共约280万字。由于该书篇幅太大，毛泽东从中选出86篇有代表性的文献，以散页形式印发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研究。

关于《六大以来》发挥的作用，毛泽东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作过评价。他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如果没有《六大以来》，高级干部甚至连"整风也整不成"，可见其作用之大。毛泽东称之为"党书"，也足见党史文献的价值之高。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11月4日致电各地高级学习组，明确提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要学习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要"通读"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又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提出："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为推动高级干部更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党史，毛泽东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又先后主、持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部"党书"，均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基本读物。

把阅读"党书"、研究党史，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针对性何在？这要从王明的一个举动说起。1940年3月，他不经中央同意，即将其1932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翻印重发，还写了个序言称："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说明王明仍然坚持土地革命后期那套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此事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由此引发他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1941年上半年，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写了篇长达5万多字、后来定题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分析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九个文件，火气很大地逐一驳斥，指名道姓地批判王明的思想错误。该文当时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公开。毛泽东后来说，原因是"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对党史的认识分歧明摆在那里，不解决不利于统一思想。中共成立后，始终存在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这个大问题。因为认识不清楚，以致出现了大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两次右倾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都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整风开始后，党内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还不能形成共识，在高级干部中还存在分歧。抗战以来入党的新党员对党的历史和路线分歧，对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是不甚了了。这样一种思想状态，迫切需要改变。

改变的办法，就是阅读"党书"、研究党史。因为反映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文献，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哪些结合得好，哪些结合得不好，甚至走错了路。《六大以来》这样的"党书"，最能说服人、教育人，是澄清是非、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最基础和最权威的读本。

从实际效果看，阅读"党书"，确实为高级干部打开了新的视野。比如，编印《六大以来》之前，党的领导层还没有人提出过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读了该书，说那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就有了可靠的根据。读了《六大以前》，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从党的创建到大革命失败后这段时期的党史，从中可以看出大革命后期犯的右倾错误，也有助于人们把那时的右倾错误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做些比较。读了《两条路线》，领导干部对土地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就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认识。所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说，"党书"一出，"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

从1943年10月起，党的高级干部整风，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全党的整风也转入总结提高阶段。1944年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发表《学习和时局》的演讲，针对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五条基本结论。这些重要结论最终完整地体现在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修改了七次，并最后定稿。《毛泽东选集》作为附录收入，说明这个决议事实上代表了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当时研究党的历史、澄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所达到的认识水平。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北京 10001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



毛泽东阅读史略（三）

陈晋


七、在新中国：一份书单标示的“精神地图”

新中国成立后，告别了戎马倥偬，毛泽东的阅读范围更广了，阅读心态更从容了，阅读目的也更多样了。阅读成为他重要的工作内容和领导方式，是他思考探索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必要途径，也是他密切人际交流、传达文化素养、抒发个性情怀的重要渠道。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菊香书屋，是名副其实的书房。外出视察，毛泽东总要带上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登记本上。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这份书单中，有19种马列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这些马列著作，是毛泽东常读的书。这里只说一下《资本论》和《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最早接触《资本论》，应当是在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当时他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到延安后，1941年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农村调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等论著，便引用不少《资本论》的一些论断，诸如：“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等等。毛泽东还说：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资本论》，当然未必是通读。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还起了一个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三种《资本论》上面留有他的圈画。一种是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毛泽东在扉页上写有186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间——笔者注）和1938的一个竖式，用铅笔标注：“在71年后中国才出版”；一种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资本论〉提纲》；一种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资本论》，共29册。

关于《国家与革命》，早在1926年给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课时，毛泽东就谈到：列宁这本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目前保留下来的一本毛泽东读过的《国家与革命》上面，还写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读”、“内战前夕”等字样，上面有很多圈画。1960年9月25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还遗憾地说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好。现在许多国家的党不读这本书了。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不断发展武器和加强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却散布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幻想。这大体可视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阅读《国家与革命》的着眼点。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和《艺术论》、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大众哲学》等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的书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这两本书，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读得比较熟，在前书上写下不少批语，把后书列为中央研究组的学习读本。1959年这份书单中写的“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可能是指这两本书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后的修订本。河上肇常常修订自己著作的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他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谈到：“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河上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依据苏联教材，并且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教学。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毛泽东一直存有心结，由此推动胡绳、艾思奇主持编写了一部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1年夏天，就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备定稿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约李达到庐山谈话，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说：“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起了很大作用，我读了10遍，还做了笔记。”李达接受这个建议，修改《社会学大纲》，改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于1965年印出上册，供内部讨论。毛泽东收到书稿，又是一番阅读，还在批语中提出，应该改变过去哲学教科书中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不难推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注和阅读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有突破苏联哲学体系、在理论上创新的用意。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外，只列学科未列作者和书名的，有“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书名的，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

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体评论，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创立了形式逻辑；康德创立了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搞了对立统一的12个范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同外宾谈到：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

研读西方哲学书籍，使毛泽东深切感受到，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总是反映和支持着各国的现实需要。对此，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有过表述：“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虽然都是唯物论，但“各有特点”。如果没有对西方近代各国哲学的了解，他就不会有这样具体的认识。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赵纪彬《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下面引两段毛泽东的谈话，看看他对这些学者及其专著是怎样评论的。

一段是他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的：

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的书，《老子译话》，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你们上海的，我有两个同乡，一个叫周谷城，一个叫刘大杰。刘大杰有部文学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

讲历史分期，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王（国维）、罗（振玉）的书值得读。靠乌龟壳、殷墟的发现，震惊世界，国王死，殉葬几千人。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郭沫若、冯友兰把孔子封为革命党。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陈伯达、任继愈说老子一派是唯物主义，我看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两段随兴之论，表明毛泽东阅读的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著述，除了1959年这份书单列出的几种外，还有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思想史》、赵纪彬《论语新探》和《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毛泽东读此类书，很关注它们对儒法两派思想的分析评价。对郭沫若《十批判书》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推崇儒家，甚至“把孔子封为革命党”，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同时也认为推崇法家的杨荣国，对法家的本质也“没有讲清”。

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上面所引两段谈话，他提到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老子今译》，提到杨柳桥讲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老子译话》，提到陈伯达说老子是唯物主义，是指其1939年发表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此外，毛泽东晚年印成大字本来读的，还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等。

20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搜集、保存、考释，开启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业”。这中间，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贡献很大。毛泽东比较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爱读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校点注释古籍之难，毛泽东随口说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在其《金文丛考》上写的几句话：“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意思是注释古籍，要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屈原受贬才写出《离骚》；韩非被秦国囚禁，才有《说难》《孤愤》这样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实际上是表达“自励坚贞”的爱国心志。

——在这份书单中，笼统开列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书单中提到“讲透平、锅炉”具体指什么书，不得而知。像《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苏联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类科技普及读物，毛泽东是读过的。1958年秋天，张治中陪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发现毛泽东在读一本《冶金学》，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读这本书，毛泽东回答：要广收博览。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来读。

据记录这份书单的逄先知回忆，1951年，毛泽东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时间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但一有时间，他尽可能阅读自然科技方面的书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还专门讲：“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中国科学家的论著，毛泽东读过李四光《地质力学概论》，竺可桢《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和他同宛敏渭合作的《物候学》，席泽宗的《宇宙论的现状》等。读了华罗庚《统筹方法平话》，毛泽东支持他到各地推广“优选法”。对古代的医学著作如张仲景《伤寒论》、李时珍《本草纲目》，毛泽东也发表过一些评论。

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外国自然科技方面的书，诸如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施密特《宇宙体系论》等。他读了苏联威廉斯《土壤学》后，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们也读一读，说是“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为什么会生长”。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斯诺时，毛泽东说：“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1974年，他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又详细谈到：英国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佛教经典。

就在开列这个书单10天前，毛泽东约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时，对他讲：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道教、基督教后，毛泽东提出：那可不好。几百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还说：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在书中论述佛教华严宗的地方，写下大段批语。

可以确证的是，对《金刚经》和《六祖坛经》这两部佛教经典，毛泽东读得较熟。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时，同陪同的赵朴初讨论了《金刚经》中“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种“奇怪的语言”。1959年10月22日，同十世班禅大师谈话，毛泽东提出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对大乘佛教的传播“有功劳”，进而认为，“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1961年1月，他再次同班禅大师谈到：“《金刚经》很值得一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毛泽东对他讲：我读过禅宗的书，叫《六祖坛经》，随后讲了禅宗的发展历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回忆：“毛主席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即惠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这份书单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是他1912年自学时读过的。1959年，他提议把中国近些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和近数十年的逻辑学专著，不管内容如何，都汇编出来。中央编译局姜椿芳等人负责编《逻辑学论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挑选和编辑逻辑学专著。1959年7月，毛泽东审阅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论文篇目，觉得是用了功的。这本论文集收录了1953年以来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150篇，分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则从解放前出版的逻辑学专著中，选出11本，出了一套“逻辑丛刊”。其中包括严复翻译的耶方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穆勒名学》，还有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的《逻辑》，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章士钊的《逻辑学指要》入选“逻辑丛刊”，与毛泽东推荐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章士钊，听说你出版过一本逻辑学著作，能给我看看吗？章士钊回答，这是在重庆时期写的，立场有问题，给你看岂不是对你的侮辱？毛泽东说：这是学问上的事。章士钊遂将《逻辑学指要》送给毛泽东读。三个月后，毛泽东约谈章士钊，对他说：我通读一遍，多年来我读这类著述甚多，许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你的书却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这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应该把它印出来，为今日参考。章士钊在用文言文写的重印《逻辑学指要》序言稿中，记述了上面这段毛泽东关注和阅读此书的情况。

故事还没有完。章士钊对《逻辑学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删补，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他写信说：“实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毛泽东索性代章士钊拟了一个“说明”：近年以来，关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表明毛泽东对逻辑学研究领域的熟悉，和对章士钊这类老先生的诚心呵护。章士钊正式写的“重印说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内容。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毛泽东喜读古人笔记小说，谢觉哉在1944年7月1日的日记中即有记载：“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这年７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信中所说《容斋随笔》，是宋代洪迈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笔记性小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此书，不仅在1959年这份书单中有这本书，1976年8月26日，他已进入病危状态，又索要《容斋随笔》，逝世前几天还在读。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读过的古代笔记不下60种。比较著名的有：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干宝《搜神记》、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宋朝李昉《太平广记》、张师正《括异志》、明朝冯梦龙《智囊》、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梁晋竹《两般秋雨庵随笔》等。毛泽东喜读常读《容斋随笔》，不知为何，未见有批注，倒是在冯梦龙《智囊》里，圈画不少，对其中的20余则故事作了批语。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开列有《荀子》《韩非子》《论衡》《昭明文选》《张氏全书》（张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等20多种。

毛泽东读这类书籍，是常态，不必细说。仅以他读《荀子?天论》为例。

毛泽东读《荀子》，很注意前人注疏对荀子观点的解释，认为不对的地方，均作驳疑。《荀子?天论》说到“不与天争职”的问题，注疏者引庄子的话解释，“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毛泽东批注：“不对。六合内外圣凡皆应论议，此天文地质学所以应研究也。”再如，《荀子?天论》说到“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注疏者解释为“圣人无为而治也”，毛泽东批注：“六合内外皆在为，而所谓不为，黄老之说，大半骗术。”

毛泽东很欣赏荀子的两个思想。一个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毛泽东概括为“人定胜天”。1965年6月13日，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他还说：“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一个是“法后王”的历史观。毛泽东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称拥护秦始皇的李斯，在“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也算”。

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等等。1959年的这份书单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对他人提出的要求。

人们把阅读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泽东博览群书，更像是一个几乎要游遍知识世界各个角落的“游子”。

但在每个游子的心底，毕竟都藏着一个“故乡”。“故乡”是出发点，也是行程的归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阅读世界的“故乡”，既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担负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使命和追求目标，以及沿路碰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难题。

八、建设路上：阅读承受之重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预言，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领导干部会存在“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提升干部们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成为党的建设一项突出课题。毛泽东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下10条谈到学习，中心意思是反对不懂装懂、业务稀松的“空头政治家”。他说：“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泽东心目中的重大“业务”，是经济建设。这期间，他通过阅读来熟悉“业务”和“学新本领”，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这是全新的历史课题，阅读和理论思考所承受的任务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一）为“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推荐12本马列著作

早在1948年9月，国共两党开始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为迎接未来的新形势而读书，并说：七大提出读5本，如果5本不够，可以选10本，但不要太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划建国思路，读书问题也提上了日程。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定12本马列经典，起名为“干部必读”，发给与会者，号召全党学习。3月13日，他在全会总结讲话中说：“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2本“干部必读”，不是随便选择的，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应该从哪些方面提高干部理论素养的思考。如果把马列经典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分为革命和建设两大部分，七大推荐的5本书，主要体现的是如何革命的内容。此时推荐的12本书，除七大推荐的5本外，增加的书目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新增书目，涉及思想方法、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突出学习这些内容，目的是落实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12本“干部必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和建设经验，无疑是当时中央领导层借鉴学习的首选。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就表达了这种心情：“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历数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历程，结论是：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起学习苏联的规模和效应，那是差得很远。我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谈到，这本书告诉我们，在列宁之后，斯大林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毛泽东写信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他将12本书中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六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在京参加全国组织会议的代表，“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此时，新中国迎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已开始。毛泽东还规定中高级干部普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至12章。这几章论述的，恰恰是苏联建设时期的经验，包括苏联如何“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实行新的宪法，等等。这些，都是新中国即将面临的实践课题。

（二）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与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

1953年后，有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进入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受到格外重视。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召开经济问题讨论会。斯大林根据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于1952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相关的三封信，当年结集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一些规律，涉及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54年正式出版，后经修订，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说，新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

很明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互为补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对正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中国，是难得的参考读物，并且来得很及时。

1952年12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一问世，毛泽东就批示将其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这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结束，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事情。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开始，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所能参考的，也只有苏联的实践和理论。毛泽东这年为悼念斯大林写的文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强调该书对“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的贡献，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思考过渡时期中国经济的性质和应该运用的经济法则。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毛泽东这年7月在一个材料上的批示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判断有苏联经验为据。那么，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法则呢？在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很明显，毛泽东这时的着重点，是避免出现立刻“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左”的倾向。为此，他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中央政治局要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并让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小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

到1954年底，在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法则的关系上，毛泽东思考的重点发生微妙变化。这个变化，在他阅读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会当中也有体现。

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的《人民日报》，连载《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2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文中说：“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新的生产目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也就产生并逐渐开始发生作用”，“在苏联，在过渡时期开始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及其发展法则就已失去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种论述，大概使毛泽东想到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应该着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了。于是，11月18日，他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向他们推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章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在信中还叮嘱：“请伯达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讨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显然，毛泽东这时候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尽快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和运用范围。

理论认识对实践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奇妙。毛泽东当时阅读和运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体上看，他坚持过渡时期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创造性地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和平改造道路，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当他认为应该承认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时候，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设想，是谨慎的，说是大概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当他强化“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的时候，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也就陡然加快了速度。

（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三大改造”的过渡时期，中央领导层1955年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速度和规模，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争论。为了弄清楚基层农村究竟是怎样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么问题，合作化起来后有什么好处，好的、中等的和差的农业社各有什么特点，毛泽东阅读研究大量报告和通讯，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全书收176篇文稿，90多万字。毛泽东为其中的104篇写了按语，为全书写了两个序言。该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

该书第一稿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编于1955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中央全会材料印发后，有些省委书记提出，书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作会议总结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根据各地报来的新材料，毛泽东在1955年12月重编此书。留下原来的91篇，新选85篇。有的篇章，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又重拟大部分材料的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毛泽东还为其中的104篇材料写了或长或短的按语。最后定名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1956年1月公开出版。

毛泽东是在兴奋状态中阅读材料，编选此书的。他甚至说，1949年全国解放都没有这样高兴。原因大概是，他原来设想，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变农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没有想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么困难的事情。站在今天的角度，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方面，反映了他想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急切愿望，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领导运动的气势和风格，他精心写的不少按语，对于农村建设有积极指导作用，是长期有效的；另一方面，编选此书，也确实是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运动的进程，特别是按语和序言中对他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不能说是正确的，体现并助长了当时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毛泽东一直很看重编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件事，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调查研究。在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

（四）从良好开端走向曲折的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开始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坦陈：这“是必要的”，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弊病，相继显露出来。实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一个紧迫的历史课题，摆在了探索者的面前。但是，中国不仅没有成套的经验和理论可循，对这个问题甚至也没有开展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正如毛泽东1958年11月21在武汉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那样：“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

毛泽东下决心去“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件一直困绕着他的事情，是从1956年开始的。理论参考的起点，依然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有件事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意在全面了解经济建设中带规律性的问题。4月4日，正是在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期间，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在读的时候，“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当时既总结苏联经验，又“动脑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成果，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以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为标志，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了令人喜悦的良好开端。经济方面的发展，格外顺利和稳当。但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着突破苏联模式的信心越来越足，随着赶超英美的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在探索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上，不久便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时期。

曲折起伏的探索思考，不难在毛泽东当时的阅读中看到一些线索。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基本思路是通过提高生产关系的水平来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仅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已完全建立，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就很不平等，还有差别。于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会议期间，他反复谈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阐述的“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概念，认为现行的以工资形式的分配制度，就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在8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8月24日他在会上又说：搞等级制、薪水制，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上海的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写了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58年9月发表在上海《解放》杂志上。毛泽东读后，让《人民日报》转载，并代拟编者按语，提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在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的文章后，14日毛泽东还在天津召开了一次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理论座谈会。

在这以后，为了说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进一步把自己的阅读延伸到中国古代历史。1958年12月在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并写了篇不短的批语，介绍张鲁类似于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诸如，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总之，张鲁的做法表明，“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这些阅读中获取的思想资源，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一些误解，对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五）为克服“共产风”，研究政治经济学

事实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普遍搞起来后，毛泽东就意识到一些做法难以为继。1958年10月，他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共产风”，搞“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农民的财物，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理论界也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错误倾向。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毛泽东开始纠偏、纠“左”。借助的方法，还是阅读。

读什么呢？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说明：“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又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这确实是不得已的选择，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理论。于是，毛泽东再次捡起此前阅读推荐过的这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几乎是逢会必讲领导干部要读这两本书，目的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958年11月4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奔主题：“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法不同了。”

11月9日，毛泽东给全党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写信，要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

11月9日和10日，毛泽东又给参加郑州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讲解自己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体会：“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如此苦口婆心，毛泽东说他是“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即说服大家搞人民公社不能废除商品经济，不能刮“共产风”，必须运用价值法则作经济核算。郑州会议形成的两个文件《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和《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这个思路。

在11月下旬召开的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材料《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立刻批示印发与会者。11月21日，他在会议讲话中说：现在全国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前期议程依然沿着纠偏和纠“左”的思路进行。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当天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议方向大扭转，实际上影响了领导干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安排。

1960年1月召开的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1961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恳切地说：“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在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如此密集地阅读推荐两本书，在毛泽东的阅读史上还未曾有过。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过程中的谈话或笔记，都有留存。

为了让省部级领导干部能够集中一段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央在1960年初还专门举办了自学和讲课相结合的学习班。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当时日记中，记载了他参加学习班前后的活动和自己的理论思考。为体会毛泽东和高级干部们互动学习研究的气氛，不妨作些引述——

1月4日：“今天听一位同志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分析得很深刻，确实是高度的理论概括。”1月7日：“这几天，用几个半天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很有收获。主席、少奇同志讲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开脑筋。”2月16日：“继续由薛暮桥同志介绍第一单元，胡绳同志传达主席的意见（读书的意见）。”2月25日：“打算明天开始写笔记。”3月2日：“学习班正式结束了。文件是读完了，听讲也听了许多，但是消化还是不够。”3月3日：“下午七时半主席找我们谈话……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这样无限反复地认识问题，丝毫不停留。”

（六）“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很有文章可做”

毛泽东“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前提是他自己作了深入的阅读研究。对这两本书，他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究竟读了几遍，无法确证。可以肯定的是，仅1958年就三次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不少批注，还留下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解记录。批注和讲解记录，已分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集》。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1958年以前就已读过。1958年第三版出来后，他又读。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还专门组织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此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党内“秀才”。他们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毛泽东发表许多谈话。他的谈话记录，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叫《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一个叫《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原文顺序，同时印上原文和毛泽东针对原文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节选了部分谈话记录，分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四个部分。

对这两本书，毛泽东始终以分析的态度来阅读。在评论中，常常指出书里哪些讲得正确，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应该怎样理解；哪些讲得模糊，作者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不足，毛泽东认为：第一章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书里表达出想用经济力量控制别的国家，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等等。

毛泽东阅读和评论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涉及中国在建设中哪些搞得对，哪些搞得不对，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例如，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毛泽东就说：“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在读该书的批语中，毛泽东甚至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一贯联系实际读“本本”的理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生动体现。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时期。说其关键，是指这段时间是从顺利到曲折的一个拐点，正确的、基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思路常常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确实面临甚至陷入一些理论思考的困境。但越是艰难，毛泽东越是执著地探索和思考。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打开了他的思想空间，在认识上前进不少。他的阅读着眼点，事实上已经不局限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还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进行思考探索。

毛泽东读这两本书的批语和谈话，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难得的观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还有对未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些设想。

从大的思路上讲，毛泽东的阅读收获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服务；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搞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我们还没有掌握经济运行的客观法则，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等等。

从具体政策上讲，毛泽东的阅读收获有：搞经济计划，我们没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经济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不摸到商品生产规律，会把农民引到敌人那里去；商品生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也应该包括生产资料；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将来的城市不要那么大，需要建立许多小城市；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和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变化；等等。

这些阅读中的思想收获，即使今天看来，也非常难得，很有价值。当然，毛泽东当时的认识还带有不稳定、不完备的特点，其思想发展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他在阅读中，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理论探索的精神，让人感佩。

毛泽东读这两本书，有一个浓郁的心结，就是希望能够写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理论著述。此番心迹，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展露无遗。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但是，要写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论，毕竟不那么容易。对其难处，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有清醒的认识：“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没有实践的充分发展，没有足够的经验准备，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不现实的。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8期）



毛泽东阅读史略（四）

陈晋


九、政治演进:读书、荐书和编书

毛泽东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上的阅读和思考，即已表明，在重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通过读书、荐书、编书，来理清思路，提高认识，丰富知识，端正风气，倡导正确方向，是他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他比较习惯的一种决策方式。在诸多政治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以及推动决策实施过程中，毛泽东读书、荐书、编书的情况，尤为如此。从这个角度讲，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演进，多少也可以从他阅读思考的变化中，看出一些线索。

(一）比较中外宪法文献，制定"五四宪法"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初稿是毛泽东这年春天在杭州主持起草的。

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告诉他们宪法小组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为便于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间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他亲自开列一批中外宪法文献，"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

这封电文开列的宪法文献分属三类。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包括1918年苏俄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以及罗马尼亚、波兰、民主德国、捷克等国宪法。毛泽东在电文中对这些宪法的评价是，"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二是民国时期的宪法，包括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推荐理由是它们"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种制宪思路。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只列法国1946年的宪法一种，推荐理由是"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以上宪法文献是毛泽东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和政务院办公厅编辑的《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等书中挑选出来的。显然，他事先作了比较充分的比较研究，推荐哪部宪法，均有所考虑，视野很开阔。刘少奇收到毛泽东的电文后，复电说："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第一次系统阅读研究各种宪法文献，对新中国法制建设意义不小。

事实上，在起草和讨论"五四宪法"过程中，毛泽东参阅的宪法文献，远不止上面他推荐的那些，对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评论，也深入许多。

据当时在宪法起草小组搞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参考的资本主义的宪法，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毛泽东说，这些国家，开始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还带有进步性，它的民主性还不能完全抹杀。他就举了法国的一个宪法。"1954年6月14日在讨论"五四宪法"草案的会上，毛泽东还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关于从清末到民国制定的各种宪法，毛泽东在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作过评论："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在"五四宪法"起草和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讲，这部宪法必须体现两个原则，一是民主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原则，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因此，他参考较多的无疑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有的"取其较新"，有的"取其较详"。1918年的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泽东受到启发，决定为"五四宪法"增写一个序言。这是新中国宪法的重要特点，目前我们实行的"八二宪法"，经多次修改，依然保留有序言。

关于"五四宪法"和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关系，毛泽东也作过说明。他在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说："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在讨论中，有人说"五四宪法"是"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表示这个观点不妥，并列举了清末以来颁布的8部宪法，认为名副其实的说法应该是，"五四宪法"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读谈"红学"论著，反对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论

1954年，思想文化界出现批判俞平伯"红学"观点，进而批判胡适唯心论观点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毛泽东有关，事情缘起于他阅读和推荐李希凡、蓝翎的两篇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

李、蓝的论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毛泽东读后，于1954年10月16日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文化方面的改造，一直是毛泽东很关注也很纠结的事情。1951年放映的电影《武训传》，在主题歌里唱出"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这样的"赞诗"，誉武训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就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在他看来，把"行乞兴学"的改良主义吹得这样高，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当时就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到1954年，又冒出两个"小人物"批评"红学"研究领域的"大人物"，却受到"阻拦"的事情。毛泽东借此把文章做大，也就势所必然。

毛泽东有兴趣和有理由借此做文章，还因为他对《红楼梦》并不外行。他不仅熟读《红楼梦》，且一向有自己的观点。说来也巧，就在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引起李、蓝著文批评的时候，毛泽东在杭州同随行工作人员也讨论到《红楼梦》，认为这部小说"是讲阶级斗争的"，"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毛泽东也确实读了不少"红学"论著。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也并不陌生，甚至也未必是读了李、蓝两篇批评文章才开始了解的。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的俞平伯《红楼梦辨》，毛泽东

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在全书打了50多个问号。在批语中，毛泽东写有"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这样的话。在第六节《作者底态度》"《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一句旁，毛泽东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毛泽东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还附加上问号。对第七节《〈红楼梦〉底风格》，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

毫无疑问，无论是批俞之前，还是批俞之后，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来读的倾向，既明确，又是一贯的，同胡适、俞平伯代表的"新红学"不是一路；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更是两样。因为熟悉并且不同意"新红学"及俞平伯的观点，毛泽东自然支持李、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他在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陆定一、习仲勋、胡乔木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负责人，以及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冯雪峰等文艺界头面人物。如此范围，可知毛泽东把"红学"问题看得何等之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何等之大。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内容，有一个自然的延伸逻辑，这就是：对俞平伯本人应采取团结态度，主要是批判他在学术上的错误观点；对唯心论观点的批判，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范围，还应包括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由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反映了"胡适派唯心论思想"，最终主要是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逻辑？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在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说得很明确：因为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

接下来，思想文化界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中，拟定了九个题目：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对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毛泽东最关注的，也是克服唯心论哲学在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1954年12月，哲学家李达把自己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寄送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回信表示："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思想文化界这场运动，在1955年就结束了。但毛泽东对"红学"论著的阅读和关注，并没有停止。1964年8月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里，把中国近代以来有影响的"红学"代表人物，都点了出来，在同"旧红学"的对比中，认为胡适开启的"新红学""比较对一点"，这多少是对"新红学"的一种客观评价。

(三)评价《简明哲学辞典》，思考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不少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比较熟悉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这本辞典1939年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参考资料出版。到1954年，即已增改到第四版，译成中文达67万字，事实上成为一部独立的和系统的哲学辞典。《简明哲学辞典》当时在中国大受欢迎，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替代的工具书。

毛泽东和《简明哲学辞典》主编之一尤金很熟悉。尤金20世纪50年代初受毛泽东邀请来中国，负责校阅《毛泽东选集》俄文译稿，后又成为苏联驻华大使。毛泽东时常和他讨论哲学，曾开玩笑地对他说，《简明哲学辞典》一些条目，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条目"是整我的"。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发表了对《简明哲学辞典》的看法。他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

经毛泽东提倡，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讨论。1960年11月12日，毛泽东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该报把文中提到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来给他看。

毛泽东当时如此重视"同一性"这个哲学概念，除《简明哲学辞典》的解释确有片面性外，显然还有别的动因。至少，与毛泽东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有关。

第一，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后，毛泽东由此探寻斯大林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在1957年1月27日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尔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不能统一，不能转化。"这显然是联系苏联实际来解读《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这个条目。

第二，促进党内领导干部进一步理解和认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避免斯大林那样的形而上学错误？办法就是让正确的东西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这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初衷。但是，这个方针提出来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有不同意见，认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贯彻"双百"方针，在国内也有阻力。毛泽东1957年2月曾有这样一个估计：全国地委以上干部，真正理解和赞同"双百"方针的，也就十分之一。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解释，正是为了阐述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第三，毛泽东当时在酝酿论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强调对立面的同一性和转化，正好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哲学工具。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专门谈到怎样看少数人闹事的事情，认为研究这个新问题，在思想方法上必须承认矛盾的对立和转化。他说："对闹事又怕，乂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的"；"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树立和坚持矛盾同一性转化的思想方法。一个月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便吸收了这次讲话的许多内容。

《简明哲学辞典》同当代中国政治的瓜葛，还没有完。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人从《简明哲学辞典》里选出一些条目内容，编成一份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材料，发给与会者。毛泽东还给与会者写信，建议读《简明哲学辞典》，要求在半年内读完，并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1959年读《简明哲学辞典》，背景和1957年已明显不同，重点转向了该书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彭德怀等人的。毛泽东认为其思想方法属于"经验主义"。抽象看，运用《简明哲学辞典》的观点来反对"经验主义"似无不妥，但把这个帽子戴在彭德怀等人头上，则是误判，显然错了。阅读与实际的脱离，运用书本的复杂性，此为一例。

(四）借助人物史传，纠正"大跃进"领导作风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主要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讲，反映出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诸如，有的遇事不商量，在生产指标上给下面很大压力；有的蛮横压制不同意见，只看"风向"作决策；有的对上不敢讲真话，一味浮夸。这些，都属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后，下决心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角度进行纠正，由此阅读推荐三篇历史人物传记。

一是阅读推荐《明史?海瑞传》，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泽东在多次中央会议上宣传海瑞精神，即敢讲真话、说实情的精神。他专门把《明史?海瑞传》推荐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阅读。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接着，毛泽东把《明史?海瑞传》的有关内容讲了一遍，总结说：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气，我们的同志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讲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导，还借此对自己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很少听得到真话进行反思。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二是阅读推荐《三国志?郭嘉传》，推崇"多谋善断"。

毛泽东这期间阅读推荐最多的是《三国志?郭嘉传》，目的是希望领导干部做事情、订计划，既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又要善于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样"多谋善断"。

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几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传》的内容讲了一遍，总结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毛泽东这样讲，是要求领导干部不要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制定决策要多商量，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一个月后，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讲《郭嘉传》的故事，然后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由此联想到"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就是少谋武断、独断专行，于是，进一步解释说：多谋就是要听取不同意见，没有多谋，就不可能有善断。人们对事情的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讲到郭嘉事迹，说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要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等。

三是阅读推荐《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呼吁"民主纳谏"。

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谋与断的结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团队的决策者和谋划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这样幸运遇合。最典型的悲剧，就是项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谈到《史记》记述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不听意见而失败的一些情况。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接着详细讲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郦食其求见刘邦的故事，最后归结为："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比较刘邦、项羽不同领导作风的成败，针对的是"大跃进"运动期间一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不肯纳谏的作风。毛泽东在讲话中直面现实，提出告诫："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五）编选《不怕鬼的故事》，应对多事之秋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在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国际上，由于中国在西藏进行平叛，中印关系随之紧张，西方世界掀起反华浪潮，中苏友好关系这时候也开始解体。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应对这些挑战，渡过难关，是毛泽东当时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从1959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经常讲古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他向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介绍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和中印关系的紧张情况，随即把话题引向不怕鬼的问题：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

说干就干。毛泽东让胡乔木落实这件事，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这部书稿从古代笔记小说里选了几十篇和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毛泽东读了书稿，选择部分故事在一个会议上印发。此后，他又让何其芳进一步精选充实书稿，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注解，还写了一个序言，说明为什么编选这样一本书。1961年1月4日，毛泽东约何其芳谈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完序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作了多处加写。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加写的一大段话里，毛泽东把他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现实意义表达得格外直接："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付印前，毛泽东批示把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看，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版时，又指示将序言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把全书译成几种外文；出版后，又推荐给参加整风的干部们阅读：如此大张旗鼓地推荐，显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现实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泽东当时说的"鬼"，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一是国内的困难和障碍。《不伯鬼的故事》所倡导的，就是坚定意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和毛泽东这期间写的诗词中说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为互证。

当然，面对各种鬼魅压力，不是只讲"不怕"就能管用的。从毛泽东历次谈话和对《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来看，不怕"鬼"的精神，有这样一些内含：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注意争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对象。

(六）研究西方政要著述，把握国际局势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在各种场合谈论西方政要著述的情况多了起来。这大概与他更多地关注东西方冷战格局，开始考虑调整国际战略有关。阅读国际材料和西方政要的著述，可以及时研究西方政要或学者的观点，正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局势。

毛泽东读法国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从中了解到戴高乐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很欣赏他敢于和英美"闹别扭"的勇气。戴高乐1958年竞选法国总统，毛泽东这年6月提出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这个问题在中央领导层讨论。他对讨论作的结论是："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这个判断，与当时国际国内多数意见不同。那时，国际评论说戴高乐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泽东从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看出他的民族意识很强，有独立意志，敢于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这对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有好处。戴高乐上台后的政策，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1960年1月，英国前首相艾登的回忆录一发表，正在外地集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毛泽东，找来《艾登回忆录》中译本翻阅，随后对读书小组的人评论说：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这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又说：我读过艾登的回忆录。他讲到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美国坚决反对，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相提并论。从毛泽东的这些阅读引述，可看出他总是敏锐地把握西方各国的内部动向和他们有关中国的政策。

蒙哥马利1960年访华，给毛泽东的印象不错。在他走后，毛泽东找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来读。该书的主要论点是：西方虽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但在政治上输给苏联；西方战后在同东方的全球性斗争中实际遭受失败；未来的斗争已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西方必须改变策略，承认东西方关系中的某些"现实因素"；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应该成为西方政治目标之一。毛泽东在这类重要内容处作了不少圈画，还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读，说是"很有意思，必读之书"。蒙哥马利1960年6月9日在出席一次宴会的演讲中，称赞中国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西方国家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基督教文明的基础。毛泽东读到这个演讲材料，批给江青，让她研究蒙哥马利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研读戴高乐、艾登、蒙哥马利等人的著述，毫无疑问，对毛泽东此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有影响的。

毛泽东还细读过美国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的《音调不定的号角》，注意到他关于美国在核战争和常规战方面的策略。泰勒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驻越南大使。1963年7月会见古巴一个代表团时，毛泽东评论：泰勒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他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战争。又要打原子战争，又要打常规战争，叫喊打原子战争，但又不打，这就叫做音调不定。

1965年1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再次谈到读泰勒《音调不定的号角》的体会，他说：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泰勒那本《音调不定的号角》，"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这番评论，足显阅读所起的"知彼"效用。

毛泽东还读过尼克松的《六次危机》，1972年会见尼克松时，称赞他写得不错。毛泽东逝世前已经说不出话来，依然关注当时日本自民党的总裁竞选，曾敲了三下木制床头，表示要看参选者三木武夫的书，工作人员随即找来上海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捧着给他看。对国外政局的关注和思考，伴其一生，哪怕已经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这或许就是战略家的本色。

(七）在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阅读推荐30本马列著作

1963年，中苏两党就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列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国内则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情，虽分属内外，但实际上互有关联，都是为了防修反修。根据形势需要，毛泽东这年提出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学习30本马列原著。

1963年5月，毛泽东审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导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加写的一段文字中提出阅读马列著作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随后，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拟出"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报毛泽东审定，最后确定30本。其中，马克思的8本，恩格斯的3本，列宁的11本，斯大林的5本，普列汉诺夫的3本。

有一点颇为蹊跷。30本马列著作中，包含有普列汉诺夫3本讲历史唯物论的书，分别是《史的一元论》《论艺术》《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是毛泽东提议加上的。尽管列宁曾经称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毛泽东也讲过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功劳的，相当于中国的陈独秀；但在中苏论战、防修反修的背景下，把普列汉诺夫纳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行列，似乎有些扦格不通。事实上，人民出版社当时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中，就有上下两册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普列汉诺夫受此"待遇"，与他后期和列宁发生分歧，曾受到批判有关。不知道编译者是否清楚，毛泽东1963年7月11日召集宣传教育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马列原著阅读计划时，专门讲："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在7月11日这个会上，毛泽东还说：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要有办法引起中高级干部读书，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200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

对这个阅读计划，毛泽东抓得很细。1963年8月4日，他为印制大字本马列著作写信给周扬，特别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这样的厚书，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以方便干部阅读。1964年2月15日，他在中宣部就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一事的报告上，又对陆定一作出批示：三十本书，大字，线装，分册，"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实施30本马列著作阅读计划后，毛泽东又开始落实为这些马列著作"写序，作注"的设想，目的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学习的精要有针对性地提示出来。为此，他于1965年3月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人召集到长沙，专门研究"写序，作注"之事。毛泽东当时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六人一人一篇，《共产党宣言》的序由他亲自来写。这年11月，毛泽东乂把原班人马召集到杭州，继续讨论。由于姚文元此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局骤变，毛泽东注意力转移，这个计划也就搁浅了。

十、心智交流：书香润物细无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上的读书、荐书和编书，关涉全党和全国的重大实践活动，具有政治上的考虑和突出的针对性。他的日常阅读，则既有工作需要，也是个人兴趣，还是和他人作思想交流的重要途径，三者相融，不分彼此。书香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所润之"物"，既是毛泽东的心智，也有他人的心智。

(一）面向统战人士的情感通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接到一些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的来信，其中不少是谈论学问之事，有的还把自己的著述寄给毛泽东，希望得到评价。通常情况下，他对寄来的著述，总是收读后作一回信，私下里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看起来是个人交往，实际上把阅读和做思想工作融在了一起。

柳亚子是民国时期的旧体诗坛领袖，又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几度写诗给毛泽东，毛泽东几度奉韵应答，既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劝说，又共享"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喜悦。此番唱和，既是诗人情趣，文化对话，也是政治沟通的有效渠道。

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张元济，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先后寄来其诗作《积雪西陲》《告成诗》《西藏解放歌》以及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等，毛泽东一一复信，称其"积雪西陲一诗甚好"，"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

爱国将领陈铭枢，把自己的《论佛法书》寄来请提意见，毛泽东"略读"后回信："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看了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立刻致信："一口气读完了"，"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

文字学家杨树达来信，批评中国科学院在审査其《耐林庼甲文说》时有官僚主义作风，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该书自序。毛泽东回复："惠书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把自己的《周易古经今注》《墨经校诠》《老子正诂》等研究著述和词作《水调歌头》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高文典册，我很爱读。"

对老先生的长篇巨制，毛泽东读得最细的，是章士钊达100万字的《柳文指要》，并关注该书的修改和出版。毛泽东读此书稿，在其"跋"文中写下批语："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读过一遍后，毛泽东还想再读一遍，给章写信催要已经退回的上部，并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把《柳文指要》推荐给康生读，并附信告诉康生这部书稿在学术上的贡献和缺憾："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取得成功的一个"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外许多具有深厚文史素养的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交往频繁，他的阅读优势，也就转化为一条别有洞天的通道，通向这些统一战线领域的朋友们内心世界，成为和他们沟通思想、密切感情的重要方式。

(二）指导学术讨论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报纸杂志，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刊转载代拟编者按语，以期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影响。这类阅读，事实上是他指导和促进理论学术建设的一个具体途径。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界讨论，大多不赞成周的观点。毛泽东关注到此事，找来一些文章阅读，发现《教学与研究》1957年初发表的王方名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观点相近，遂提议把王方名三篇文章汇成小册子出版，还转告周谷城说，你的观点并不孤立。为了推进对逻辑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又亲自出面邀集哲学界一些教授名家，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1957年初，在推动文艺界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报刊上，读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希凡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读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读了陈其通等四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读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和范瑞娟生活随笔《我的丈夫》。对这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发给一些人阅看，或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感，有鼓励，有建议，有辩护，有批评，态度鲜明。这种做法，对活跃文化界气氛，产生不小影响。

1957年春，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李汝祺《从遗传学谈到百家争鸣》一文，随即让《人民日报》转载，并把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拟编者按语，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推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毛泽东读后，深有同感，多次宣传该文观点。私下里还和老同学周世钊讲，为曹操翻案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周世钊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他翻案。5月10日，毛泽东专门致信周世钊："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史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曹操等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讨论。

1960年11月，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们写信说，"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写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泽东读到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两篇争鸣文章，遂让中宣部把两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毛泽东还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按语："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准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1965年7月，毛泽东读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真伪驳议》手稿。郭沫若此前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书帖，不是王義之真迹，乃后人伪托；高二适不同意，认为传世的《兰亭序》确实是王義之真迹。毛泽东得知，大概是碍于郭沫若的名声，有人不主张发表高二适文章，随即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时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文章在这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一文答辩，发表前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复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三）调査风物历史的别致途径

毛泽东生前有一个强烈愿望：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他把这个计划称为"学徐霞客"，大概是读《徐霞客游记》得到的启发。为此他作了充分准备。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定下出发日期，派出了打前站的人。但8月5日发生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北部湾事件"，中国受到威胁，抗美援越势在必行。6日早晨，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所谓"我的行动"，即指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之事。

"学徐霞客"，是实地调查研究，了解黄河、长江沿岸的地理气貌、风俗民情和历史材料。虽未能成行，但毛泽东喜欢阅读各地的方志，调査研究各地民情、地理和历史，起到的作用，和"学徐霞客"计划类似。事实上，在毛泽东看来，阅读本身就是对历史和现状的调査方式。读方志，是毛泽东到外地考察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新中国成立后，据可査的材料表明，毛泽东看过的方志书，不下30部。

1952年10月30口到开封的当晚，便找来《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阅读。1958年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几天后又读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了一批书籍和文章，包括《都江堰资料》《成都由来》《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联集》《司马错论伐蜀》。1959年6月30日到庐山，清晨略事休息，便借阅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随后又让人找来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在书上作了一些眉批。庐山会议期间，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谈到《庐山志续志稿》，认为：这部书写得很好，对理解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随后，毛泽东又讲起历史上"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说：南宋大儒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谈此典故，实际是借古人之事，来解释自己喜读方志的原因并引起大家读方志的兴趣。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经湖南茶陵，提出要看茶陵县志，当时茶陵未新修县志，只好找来1870年版的《茶陵州志》一读。

外出考察，毛泽东不仅喜欢读当地方志，还习惯找来一些前人吟咏当地的诗歌作品来读，甚至亲自编选一些反映地方特点的作品集子。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就亲自编了两本小册子，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词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印发与会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介绍："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让与会者阅读有关当地历史、地理和诗歌著述，意在让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1965年初冬在杭州，毛泽东让田家英为他借来一批古人吟咏西湖的诗词，浙江省委政治研究室由此编选一本《西湖古诗集粹》，收录从唐初到清末100位诗人的200首作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很感兴趣，认为可以出版，并把书稿交省委负责同志转给了出版社。

诗与历史，诗与地理，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互相激活和印证，成为他熟悉掌握各地历史和地理的重要途径。

(四）表达期待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荐书，目的是倡导或纠正某些风气。他私下向一些人荐书，也属常态，用意却更为具体，往往是根据特殊情况，希望对方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和借鉴。

先说向亲属荐书。这类事颇为频繁。1954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在那里给李敏、李讷写信，让他们读曹操的《观沧海》，大概是想让孩子们通过此诗，和他一样感受北戴河观海的壮阔。李讷1958年曾生过一场病，毛泽东写信让她读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说"这里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60年12月，他把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向他们推荐《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还把这篇传记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最后归结为："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希望他们善于接受批评帮助，树立干一番事业的志气。1963年，他写信给李讷，推荐《庄子?秋水》，说读了这篇文章，就"不会再做河伯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千部子女那样"翘尾巴"，完全是一副情细理微、循循善诱的家长模样。

对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则鼓励他们多读理论书。1957年8月4日，毛泽东请秘书林克给他找列宁的《做什么?》和《四月提纲》，在信中特别交代：要多读点理论书，理论书不容易读，但要培养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1960年，他让人找来好几本冯契写的《怎样认识世界》，送给在身边工作的青年人，希望他们懂得一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他还把自己阅读过的一本《怎样认识世界》送给机要室的一位青年，对她说："冯契写的这本书，我看不错，值得一看，比较通俗易懂，是适合你们青年人读的，个别处有错误也无妨"。这位青年拿回书一看，上面有毛泽东许多批注。

对在中央工作的一些笔杆子，毛泽东不是简单地荐书，而是和他们互动学习，要求更高。1953年，《学习译丛》刊登一篇题为《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文章，认为辩证法讲"对立的统一"概念，是黑格尔表述方式的残余，应该用"对立的斗争"这个概念来代替。胡乔木看到后，推荐给毛泽东读，毛泽东读后说，"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随后又把这篇文章批给陈伯达看。1958年4月，毛泽东把班固《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推荐给田家英读，并在信中说，这"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经常写政论的人，毛泽东向他们推荐"切中当时事理"的古代政论，期待之意，不言自明。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部队将领文化程度不高，毛泽东多次向他们推荐《三国志?吕蒙传》。关于推荐的初衷，毛泽东1958年9月同张治中说得很明白："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常常针对部队一些将领的具体情况，向他们荐书。比如，李德生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和他第一次谈话，就开了一批书目给他，特别让他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该书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意在让李德生熟悉辖区地理形貌。对许世友这位传奇将军，毛泽东当面说他的特点是"厚重少文"，劝他读《红楼梦》，意在磨磨性子。

(五）个性化的研究兴趣和人文情怀

毛泽东读书，常常是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人文情怀，不一定与工作，与现实问题直接相关，至少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比如，他研读专业学术刊物《文学遗产增刊》上面有关李白、王维、《琵琶记》《汉宫秋》的论文，批注清代纳兰性德的词，批注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对这副长联的修改，详读朱熹《四书集注》，背诵《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明显是个人的情趣和爱好，就是喜欢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按个人兴趣阅读，有时也聊作消遣。1972年，毛泽东给旅居北京的老同学周世钊送去清朝梁晋竹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附信说，"旅夜无聊，奉此书，供消遣之用"，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把一些笑话类的书，诸如《笑林广记》《历代笑话选》《滑稽诗文集》《幽默笑话集》等，印成大字本来读，也属这种情况。当然，这类阅读，既可了解世间风俗百态，也可实现精神上的宁静致远、从容鉴思，是一种看似闲适、实为有用的心智建设。

毛泽东休闲式的阅读研究，有时也别有深意存焉，或为抒发一种心情，或牵连工作上的一些思考。比如，刘少奇曾在一个会议上谈到，自古以来官员出外做官，都是不带家属的。举的例子是唐朝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诗，说明贺知章老了回乡，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他了。毛泽东觉得，这个讲法恐怕不妥，就回去翻书，作一番详细考证。1958年2月10日给刘少奇写了封不短的信，详述自己的考证过程，最后得出结论："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为引用诗句的妥与不妥，在"睡不着觉"的时候，详细考证，写长信论述，确为一桩异事。也只有毛泽东这样对阅读研究有特殊爱好，并把个人兴趣融入工作的政治家，才可能为之。

毛泽东私下里做这类考证研究，有时候甚至也不是为了和人交流，纯粹是为吐一吐心中的感慨。他读清朝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一时兴起，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旁，写下1000字左右的批语，考证出王勃写《滕王阁序》时的年齡，在24岁至26岁之间。由这番考证，连带出一些感慨："青年人比老年人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毛泽东还说："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吐"出来的这些感慨，事实上把阅读研究中的个人兴趣和人文情怀，甚至和他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融在一起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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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阅读史略（五）

陈晋


十一、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读书与“文化大革命”的矛盾

毛泽东晚年，主要指“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期间，他一如既往地勤苦读书，但对读书又多有非议之辞，看起来很有些矛盾。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在公开场合质疑读书的说法多了起来。最典型也最激烈的言辞，是1966年4月14日在一个批示中说的：“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单从文字看，这些话并没有大毛病。革命确实不是靠读无用之书和大量经史子集干起来的，更非靠这些取得胜利，人们一般不会把无用之书、经史子集与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讲这些话，比较明显地是在传达一种不满情绪，与他自己的阅读爱好也存在矛盾。

毛泽东晚年，不仅倡导并带头阅读马列著作，还要求高级领导干部多读点中国古代文史哲著述。他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中明确讲：“历史要多读一些”。他本人阅读大字本古籍，更是常态。1974年10月在长沙，听工作人员读《人民日报》报道的一个消息，说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简牍、帛画等珍贵文物，国家正在组织专业工作者进行整理、修复、释文和研究中时，毛泽东随即约请参与主持挖掘工作的同志谈话，提出：不知这批帛书什么时候能够整理出来，印不印书。印了书，也给我一本看看。其阅读古籍新资料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晚年在读书问题上的矛盾，颇耐人寻味，却也不难理解。总体上讲，主要反映他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不满。所谓“文化大革命”，本来就发端于文化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他当时在读书问题上多有非议之辞，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对学校教育方式不满，进而提倡教育革命有关。毛泽东一贯反对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死记硬背。1964年2月13日，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批评学校教育，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由此他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让学生学工、学农、学军。为推动这些改变，他对啃书本现象，自然要说一些非议的话。

二是和毛泽东当时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理解有关。由于旧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知识分子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划入劳动群众范畴，没有列入工人阶级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希望培养和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军”。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他不断讲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创造发明都是文化低的人和年轻人干的，即已体现出对读书少的劳动群众成为创造发明主力军的强烈期待。这种愿望，反映在处理实践与书本的关系上，就是反对“烦琐哲学”式地阅读，更多地宣传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更看重在实践中运用书本知识的能力。他常常讲高尔基、瓦特这些大文学家、大发明家没有上过大学，孔子也是自学成才，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不是进士出身，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和毛泽东当时对思想文化界的现状估计直接相关。毛泽东认为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受“封资修”思想的影响太深。1966年12月21日会见外宾时，对方问起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毛泽东的回答是：“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斗争，反孔夫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大学文科如历史、哲学、文学、美术、法律等领域。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68年10月31日，他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又讲：“大学里头读历史、读经济学、读哲学、读法律，读四五年大学，不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阶级斗争”。显然，毛泽东当时主要是对读什么书有意见，认为学生读“封资修”方面的书太多了，思想受到不好的影响，进而把这种情况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这多少是拿读书说事，像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实际上传达的，是他当时想推动的同旧的传统思想决裂的主张。

此外，在读古书的问题上，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多少也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社会倡导作了些区别。他喜欢读古书，但反对青年人读那么多经史子集；他喜欢读一些看起来可不必去读的闲书、杂书，但不赞成学生去读。这容易让我们想到他喜欢写旧体诗词，但同时又说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人中提倡”；也容易让我们想到鲁迅曾经花若大工夫去整理古籍，还写出《汉文学史纲》《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经典著述，却劝青年人不要去读古书。怎样理解这种明显的矛盾？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确实不宜让青年人普遍陷进去，但又不能不去适当了解。其间的分寸，很难把握。毛泽东拿捏的分寸，就是他常讲的：古书不可多读，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你不懂帝王将相，你就不大好反对。他的这些说法，考虑现实政治的因素比较多些。

“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读马列著作，始终抓得很紧。现实中遇到难题，他比较习惯强调读马列。多次讲，我们党不读马列的书，不好。最典型的，要算为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阅读推荐9本马列经典的事情。

197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根据林彪、叶群布置，搜集整理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在会上散发，为毛泽东一直同意的设国家主席的方案造势，由此搅乱了会议进程。对这些反常活动，毛泽东无法容忍。于是找来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在上面批示：“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显然，毛泽东是把陈伯达搞的这个材料，作为突破口，来扭转被搞乱的会议倾向，也作敲山震虎之用。同时，他还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陈伯达搬出马列经典作家语录讲“天才”的做法，能在中央委员中引起这么大的共鸣，说明不少人的唯物史观还不牢固。毛泽东由此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批示中说：“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为了照顾林彪的情面，毛泽东说这是他和林彪“两人一致”的观点。

接下来，毛泽东顺势提出：高层领导干部要读马列原著，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他专门讲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会后，毛泽东9月16日又同汪东兴谈到提出读马列的针对性：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在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把1963年确定的30本马列著作书目和毛泽东的有关批示找出来，从中选出9本著作书目，请毛泽东审定。周恩来等挑选的9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其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毛泽东这次推荐马列经典，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但细细琢磨，主要还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为扼制林彪、陈伯达等人在要求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所体现的政治意图而扔去的一块“石头”。

一年后，在1971年8月29日视察南方途中，毛泽东再次同汪东兴等人谈到读马列著作的问题。他说：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离开具体的政治背景，来看毛泽东的这个感慨，很让人深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在严重犯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分析点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认识同实践的矛盾，也反映了他在读马列和实践的关系上陷入的困境。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困境，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苏论战是有关联的。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后，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指责，都认为自己坚持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分歧不限于理论认识，而且导致国家关系的紧张。由于苏联不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使毛泽东更加有理由坚信，苏联违背了马列主义，进而使他阅读和提倡阅读马列著作时，不断地从中寻找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和词句。结果，就像邓小平后来总结的那样，论战双方都难免说一些错话。

中苏论战这个背景，还促使毛泽东越加重视国内的防修反修，进而把国际斗争和党内、国内的一些矛盾搅在一起，对现实国情做出错误估计，把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分歧，视为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的表现。这种判断，进一步促使毛泽东重视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去找依据，找答案，找思想武器。结果越是这样，越容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国情出现误判，越发感到现实危机日益迫近，以至于认为形势严重到不进行一场全党和全社会的“大革命”，就不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终在理论认识上导致对马列观点的一些误解。思想和政治悲剧由此出现。

毛泽东晚年的这个认识困境告诉人们，读马列著作，当然要结合实际，但到底结合什么样的实际，也很关键。每个人头脑里的“实际”，都是被主观认识“过滤”过的。真实的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实际，毕竟更多地要靠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才能正确把握，而不只是从书本知识和主观判断的框架中得来。

借三篇古文，道人事心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常常借古代文史，道今日心曲。其中，运用发挥李固《遣黄琼书》《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后汉书?刘盆子传》三篇古文，所道心曲，均涉人事，有深意存焉。

关于李固《遣黄琼书》。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林彪事件后曾经作为文件传达，如今已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全文披露。该信写得文采飞扬，气韵生动，更以其分析自己的个性，使人耐读。全信用典不少，其中几句，给人印象深刻：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大搞个人崇拜的忐忑和忧虑，以及面对林彪等“朋友们”的吹捧，所体现出来的无奈和勉强接受的心情。信中所云“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多少道出他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特别是引用李固《遣黄琼书》中，“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话，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毛泽东这封信还透露，他曾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过李固《遣黄琼书》中的这几句话，表达“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思。

毛泽东不仅借李固《遣黄琼书》，透露自我心曲，也用它来诫告别人。1974年11月，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抱怨，说自己从九大后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回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随即要求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意思很明显，是要江青小心谨慎，“人贵有自知之明”。江青只好给毛泽东回信，说自己“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不无深意地对高级干部们讲起《战国策》中的这篇文章，也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原文说的是：秦国进攻赵国，赵国请齐国派兵解围，齐国提出，要把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因溺爱长安君不愿意。大臣触詟劝她：各诸侯国的子孙，受封为侯的，三世之后就没有继嗣的了，原因不是子孙们“不善”，而是不经世事，从小“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如今，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位置，那么肥沃的土地，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您去世后，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不让他去齐国做人质，不是真正的爱他。赵太后觉得有道理，即刻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也就派兵解了赵国的围。

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又加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这篇文章（即《触詟说赵太后》）反映了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把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不使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既是毛泽东的一贯想法，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年轻人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初衷。

关于《刘盆子传》。毛泽东晚年，从经历农民、战士和工人三种角色的年轻人中，看到了一个苗子，但不久就失望了。这个人就是王洪文。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刘盆子是景王刘章（刘邦的孙子）之后，新莽末年，参加了赤眉农民起义军。这支队伍为能够号令天下，要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起义军中有70多个刘邦后人，于是就采取抽签的方式来选，结果让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抽中。但当上皇帝的刘盆子却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终于没有出息。毛泽东让王洪文读此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还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对王洪文的隐忧，传达无遗！

面对文史哲研究的无奈和期待

在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阅读了一批当代学者写的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其中包括范文澜修订的旧作《中国通史简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毛泽东在范文澜和任继愈的书中分别留下一些批注文字，1965年还曾向郭沫若推荐杨荣国的思想史，同刘大杰当面交流对文学史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反复要求领导干部读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著述。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向中央委员们提出，“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1971年8月，视察南方的途中，对汪东兴讲，“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委员懂得一点历史，当然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懂一点；1975年1月4日在江青来信上批示，“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可以一阅”；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又说，“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毛泽东晚年，书房里摆着“文化大革命”前高教部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陆侃如与冯沅君合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他同工作人员谈过对这些文学史著述的评价，有肯定的，也有不同意的。工作人员问：要不要把这些意见转告作者？毛泽东回答说：不要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说的，就不好了，改吧，人家又不同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作者为好。

毛泽东晚年如此热衷于阅读和推荐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明显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气氛不合拍。他的热衷，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古代文史哲是他向来关注并有兴趣研究的领域；二是在他看来，破除“封资修”思想，创造新的思想文化，并不是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应该了解它，研究它，特别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科学总结。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流露此意，谈到应该怎样对待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杨荣国、任继愈、赵纪彬、杨柳桥、周谷城、刘大杰这些学术权威的问题时说：帝王将相这一类，我们不大熟悉，特别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们；有少数人去搞，不是讲以后再出帝王将相，而是说帝王将相这个历史要有人注意。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得更直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甲骨文）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尽管这方面的总结研究不尽人意，但毕竟还是要靠那些学有专长的学术权威们来做这件事情，这既是没有办法的事，也是必要的。

毛泽东读得比较熟的几部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恰恰是这些学术权威们“文化大革命”前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作。对它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毛泽东并不很满意。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我看了许多家，越看越头昏”。他希望各“家”能够结合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期待有所突破和进展。1968年7月20日，“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他委托女儿李讷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法写下去。”无奈和期待交织之状，不言自明。在随后举行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学术权威们的著作毛泽东只好说：你要叫他离开那套观点也很难。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

对一些主动修改旧作的学术权威，毛泽东总是热情支持。杨荣国补充修改其196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易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于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影响很大，就与毛泽东认同其观点进而推荐有关。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刘大杰对旧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修改，将其未定稿的修改本印成大字本来读，多有批注。受此鼓舞，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信，请教文学史上的几个问题。尽管写字已很不方便，毛泽东还是在1976年2月亲笔回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实事求是，尊重学术之意，跃然纸上。

在“西学”领域的追问和思考

除马列著作和中国文史典籍外，毛泽东晚年还曾比较多地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著述。他先后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籍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还读《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读物。

毛泽东也不是漫无目的读谈西学著述。从下面几则谈话，可大致体会到毛泽东晚年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关注的重点。

据王任重1966年2月3日的日记记载，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正在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告诉王任重，要在武汉读几本经典著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他说：“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唯物主义代表和无神论者，是达尔文学说的发扬者。毛泽东年轻时读过一本《赫（海）克尔一元哲学》。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了海克尔的代表作《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了海克尔这本书，还有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机械人》。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时，曾问在座的外宾，是否看过海克尔的著作。只有施密特和他的顾问克劳斯?梅奈特看过，其他外宾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其人，年轻的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尔。毛泽东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中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

法国的拉普拉斯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由于和康德的学说基本论点一致，后人称之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苏联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施密特（今译施米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陨星说”，又称“俘获学说”。毛泽东晚年对这两种学说都很关注。1969年5月19日同李四光的谈话时表示：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观点还有点道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常常讲起拉普拉斯的贡献。比如，在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时，大概因为马里是法语国家，毛泽东对他讲：拉普拉斯“对康德的学说大有发展，建立了星云学说，就是说，整个宇宙开始都是云雾状的，后来慢慢凝结，形成火球，变成现在的太阳系这个样”。

1974年，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他又详细谈到：英国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凡此等等，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体现出对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对物质的构成和运动，对古代社会的起源，有着浓厚的兴趣，似乎要从根本上追问和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终极课题。

毛泽东晚年为何喜欢这类话题，很值得研究。1975年10月30日陪同施密特和毛泽东谈论海克尔《宇宙之迷》的克劳斯?梅奈特曾思考过这个问题。1975年11月30日，他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介绍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情况。文中说：“海克尔怎么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梅奈特的分析是：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克思主义也坚持一元论哲学，但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克尔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或许，“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现录存这个分析，聊备一说。

读谈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背后

毛泽东晚年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一些反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生平的书籍。

他当时读过多种版本的拿破仑传，曾嘱印大字本的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和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来读。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选了几种有关拿破仑的书来读，“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自己读过“法国社会主义者马蒂叶（今译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个英国作家写的书，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从这个评点，可知毛泽东当时还读了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权威的法国历史学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英国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传》。

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熟悉程度，让一些法国人也感到惊讶。担任过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曾回忆：“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马纳克说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1970年10月14日，他陪同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和他们讨论了“拿破仑究竟害了什么病死的？”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是否曾经占领法国土伦港的问题，毛泽东和马纳克还出现了争论。

毛泽东在1964年1月30日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曾说：“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了《民约论》作者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还有你们的巴黎公社，《国际歌》也出自你们的国家。”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在西方世界里有特殊性。

毛泽东晚年喜欢读谈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其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无出其右，可以从中看出更多的社会演进的规律和特点。他在1970年5月1日对西哈努克讲，要搞革命，就要研究法国革命、美国革命。1973年9月12日，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他又说：“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喜欢读谈拿破仑，关注的重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各国的干预和包围，以及拿破仑打破包围又反过来称霸欧洲，侵略他国的战略失误。

就欧洲各国干预和包围法国这点讲，不能不让人想到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的现实。这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威胁，也使外国人也看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环境，并且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处境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形联系起来。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说到法国大革命“整个欧洲都反对你们，打到巴黎附近”时，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便直接比喻说：“当时我们被包围的形势比现在中国被包围的形势还要严重，整个边界上都是武装的军队。”

毛泽东肯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打破欧洲五次反法联盟的正当性，但拿破仑后来超出为捍卫革命成果而战的范围，去侵占别国领土时，性质便发生了变化。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又明确讲：“我们总感觉西方各国有一股潮流要推动苏联向中国。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随即和蓬皮杜谈起拿破仑称霸欧洲而遭受失败的具体情况。这事实上是直接把拿破仑称霸的国际战略和苏联70年代的国际战略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从1968年到1973年，毛泽东十多次同外宾谈到拿破仑国际战略失败的教训。其核心观点是：拿破仑“吃亏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在1972年7月10日同法国外长舒曼讨论拿破仑失败时，毛泽东甚至说：“你（拿破仑）让人家来，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又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几年仗。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

“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所指再明显不过了。70年代初，正是毛泽东着手改善中美关系，实现联美抗苏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同时和一批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关键时刻，也是全国落实他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应对措施，大搞防空洞建设的时刻。从强大的拿破仑军队的最终失败中，毛泽东看出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彰显出中国不怕霸权国家侵略威胁的信心。

关于“评法批儒”和“评《水浒传》”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着眼于复杂的政治现实，越来越多地把阅读视野投向历史文化，思考历史和现实的关联。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按那时风气，必然引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为，属于极“左”还是右？说其极“左”，可能意伤“文化大革命，由此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着“形左实右”。这样的右，不是一般的右，而是极右。这样讲，比较符合当时的思维习惯。

事也凑巧，从林彪的住处发现他抄有“克己复礼”之类的孔子语录；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把毛泽东说成是“当代中国的秦始皇”。这就为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提供了依据，由此引发毛泽东把现实问题和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思考，进而把对儒法两家的评价推到讨论的焦点位置。因为提倡“克己复礼”的孔子从理论上代表儒家，秦始皇从实践上代表法家，他们的历史发展观是不同的。一个向“后”，一个向“前”，用今天的说法，恰如一“右”一“左”。

事实上，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读谈中国思想史，就表达出“扬法抑儒”观点。“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观点越来越鲜明。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明确讲：“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书），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他还对在场的郭沫若说：“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文澜）老的书（指《中国通史简编》）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

把“评法批儒”同“批林整风”联系起来，是1973年点的题。这年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到：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这期间，毛泽东还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这篇史论，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属于偏向秦始皇的法家一路。毛泽东读之，联想到郭沫若《十批判书》中“扬儒抑法”观点，写诗“呈郭老”，也属自然，似不关涉现实中对郭老的政治定性。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是毛泽东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作。以“扬法抑儒”为主题封掉诗笔，也引人遐思。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的发展，似乎也存在着相似的选择：是像法家那样厚今薄古，“法后王”，向前看；还是像儒家那样厚古薄今，“法先王”，向后看。林彪要“克己复礼”，步孔子后尘，显然是要复辟倒退。这就涉及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问题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从“批林批孔”发展到“评法批儒”的基本逻辑，大体如此。

“评法批儒”运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4年6月中旬，江青让中央办公厅把好几篇评法批儒文章印成大字本，送给毛泽东阅读。其中包括：梁效的《论商鞅》、燕枫的《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廖钟闻的《尊儒反法的〈辨奸论〉》、郑教文的《儒家的仁——阴险狠毒的杀人术》、庆思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等。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几次谈话中，还说道：“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这些要求，整理进了中共中央1976年3月3日发出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也将其公开发表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水浒传》发表的一个谈话也在当时发生了重大影响。1975年8月13日晚上，他同请来读书的芦荻谈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个谈话，主要是表达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一些体会，反映他晚年阅读此书，特别关注梁山起义军最终投降朝廷的悲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读谈《水浒传》，基本上没有从这个角度议论过。这个变化，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的。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4年，他又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1975年集中评价《水浒传》时，他又提出：根本点是要求把这部小说“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关注《水浒传》的投降悲剧，不能说和毛泽东晚年对现实的忧虑没有关联。但是不是要搞成全国性的“评《水浒传》”运动，那倒也未必。姚文元等人无疑是借机造势，把批判矛头引向党内高层的所谓“走资派”，把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略带现实忧虑的评论，极端地引向政治现实。特别是江青于1975年9月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无端大讲评《水浒传》的现实政治意义，甚至说宋江架空晁盖，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这些，显然已超出毛泽东评论《水浒传》的初衷，引起他强烈反感。在得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内容后，毛泽东批评：“放屁，文不对题。”此后，“评《水浒传》”的热潮才逐渐歇息下来。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毛泽东晚年，把不少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其中，按他的要求，有计划地校点注释的一批大字本文史古籍，透露出他晚年的忧思所在。

从1972年10月到1975年６月，毛泽东先后开列有86篇文献，让人校点注释，印成大字本。不少篇目正文前有内容提要，均按毛泽东的意思而写。承担校点注释和内容提要撰写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一批专家。所印多则二十几份，少则几份，供毛泽东和中央少数领导人阅读。这86篇大字本文献已于1993年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参与此事的刘修明先生，在该书序言里叙述了毛泽东交待校点注释的情况。其中提到，毛泽东阅读这批文史古籍，可分为读历史传记、法家论著、诗词曲赋三个阶段。

毛泽东每个阶段所要的古典文献，基本上与他当时面对的国内形势有关，与他关注和考虑的问题有关，与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时特有的心境有关。

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毛泽东主要读历史传记。按他的要求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等史书中的23篇人物传记。

林彪事件后，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不小规模的重组，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同志，相继回到领导岗位，而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四人帮”一伙则越来越明显地抱成了一团。双方思想分野明显，政治格局走向尚不稳定，毛泽东很担心党内团结问题。他从《晋书》中选印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和“刘牢之传”，主题相似。这四个人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东晋的胜利与朝臣“辑睦”、“同心”有关。上述四人文武融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打败了南侵的苻坚大军。这时候，毛泽东自己读或让一些领导人读这类史传，其内心的忧虑和期待，不难体会。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不只是在1972年阅读这类史传，有8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的“1975，8”、“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

第二阶段，从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毛泽东主要读历史上的法家论著。按他的要求，选注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和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26篇文献。

读法家论著，与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及体制的考虑有关，是借法家思想提倡革新、法治和中央的集权统一。当时阅读这类古籍，背景正好是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恰好是在1973年8月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时，布置校点注释柳宗元《封建论》的。当时参与评法批儒写作班子的北大教授周一良，在其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开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欣赏此文，意在宣扬文中意旨，以防止大军区形成割据局面。”这个回忆虽无其他确证，但毛泽东1973年12月决策八大军区主官对调，却是事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法家论著的现实考虑。

正式记录毛泽东精心阅读、布置校点注释法家论著的材料，目前看到的是他于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在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到校点注释法家著作的事情，他说了下面这大段话：王充《论衡》中《问孔》这一篇，上海注得不错啊。《刺孟》搞不搞啊？不过，《刺孟》，他（指王充）不讲路线，尽讲一些形式逻辑、前后矛盾那些事。其他法家的书我看也要注一下，比如荀子，桓宽的《盐铁论》。一个荀子，一个韩非，值得好好注一下。《韩非子》只有唐朝人杨勤注了，注得好，就是太简单了。韩非的书难读，比如《说难》。读懂《说难》的前半篇很不容易，后半篇容易读。

第三阶段，从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毛泽东主要读诗词曲赋。按他的要求，选注了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辛弃疾、张元幹、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

这期间，毛泽东还让文化部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的《渔家傲》、岳飞的《满江红?写怀》、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59盒，请当时的著名歌唱家和乐曲演奏家演唱配乐。这些作品，与校点注释的上述辞赋、诗词、散曲大字本，篇目和主题大体相近。可见，对这类作品，他不光读，还要听。

读听这类作品，与毛泽东晚年复杂的思绪与心情有关。这些诗词曲赋，展示的题材和传达的情绪，多是悲壮慷慨、志气沉雄一路。蕴含的主题，也多是把个人命运与爱国精神融在一起，很容易引发毛泽东关于社会政治和个人命运、关于理想和现实、关于壮志和暮年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容易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到相应的心志勉励、忧虑抚慰和情感表达。

比如，1975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逝世。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不语，反复听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上阙最后四句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毛泽东觉得太悲了，提出把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一听一改之间，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情感，奔涌突现。

这年7月，毛泽东是听着岳飞的《满江红》上手术台做摘除白内障手术的。术后打开眼帘纱布的当晚，他读的是大字本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读后呜呜大哭，引得在外屋值班的大夫不明所以。作为南宋爱国词人，陈亮在这首词中，反对所谓天然界限、南北分家的谬论，认为江南的形势有利于争取中原，历史上六朝统治者划江自守是自私的打算，由此批判南宋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路线。该词下阙希望南宋当权者要像祖逖北伐那样中流起誓，要像谢安那样不畏强敌：“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陈亮写此词，是借六朝故事说南宋现实。毛泽东读此词，则是借古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浇自己晚年的胸中“块垒”。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其他诗词曲赋，诸如：辛弃疾的《水龙吟》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的《永遇乐》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张元幹的《石州慢》中“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洪皓的《江梅引》中“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等等。表达的都是或壮志未酬，或暮年悲患，或遥想当年，或欲试雄风，或思念故里这样一些情绪和心态。这种复杂的情绪心态，似乎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却毕竟是确凿的事实。

由此想到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说的一句名言：“经常有人问我，读古典诗词有什么用？我告诉大家，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毛泽东要求选注的诗词作品，南宋爱国词人的作品居多。其中有一首辛弃疾的《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一）》。上海方面的校点注释者写的内容提要是：“写景咏怀之作。词中运用典故描绘秋天景象，并表现了怀念北方的爱国思想和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悲凉情绪。篇末通过对友人的答话，表现自己不甘心于长期退隐，而积极关心政治，准备有所作为。”

该词下阙为：“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大字本作如下译解：

汉武帝的《秋风辞》流传千古，它的章句真是文采风流，能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美。看到木落江冷的秋天景象，不免像屈原那样心中忧愁。老朋友来信，劝我不要忘记退隐。谁会想到，我在新凉的秋天，一灯之下，还拿着一部《史记》在研读呢？

研读风云变幻、政治兴衰、历史迁革的《史记》，不是“闲坐说玄宗”式的消遣和无聊，恰恰表明对现实社会走向的执着关注和牵挂，在忧思中期待着继续作为，引领时局。

“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不仅传达了毛泽东第三阶段选读诗词曲赋，思考时事，悲患忧国的心曲，或许也折射出他晚年选读86篇文史古籍时内心世界的总体感受。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


毛泽东阅读史略（六）

陈晋


十二、毛泽东的学用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创造这一成功经验，并带头读书学习的典范，首先要算毛泽东。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既经历如此大的起伏曲折，如此多的惊涛骇浪，而又如此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确实罕见。

未知的东西，对毛泽东总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他试图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属于一种兴趣和达到自己追求的途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毛泽东来说，读书还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自如。

（一）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作完备统计和周详介绍。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汗牛充栋，约1万余种，近10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他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为了全面反映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专家学者，历经7年时间，汇集毛泽东批注评价和引用发挥的1000余种著述作品的材料，编纂出《毛泽东读书集成》。该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编。这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并且是有次序、有重点地反映毛泽东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类书。其博览群书的情形，遂现出轮廓。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大路货”，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例如，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才为人知。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说明对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读书之专深以至于偏深，来自于兴趣。阅读兴趣浓厚而且广泛，便会关注和记住那些别人不太注意或偶尔一过的细琐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原始出处。比如，他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939年《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提到拿破仑讲“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询访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处。足见其阅读之专深和精细。

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缘由不言自明。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内阅读马列著作的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12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30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在马列原著中，比较起来，毛泽东更强调也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从马恩著作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一些重要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读哲学。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哲学？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犯错误，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由此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哲学，追求万事万物的“大本大源”，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中外学者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中国文史。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难以正确地走向未来。毛泽东的一些名言，更直接地道出他为什么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因此，读历史其实是个大概念。毛泽东读史，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他对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感兴趣，包括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他喜爱曹操及李白、李贺、李商隐“三李”诗作，研读《楚辞》，背诵《昭明文选》的一些散文，反复读谈《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使他拥有罕见的古典文学素养。

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中，他读的西方著述并不算少。

青年时代，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他在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外宾时回忆说，青年时代，“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五四运动前后，他十分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

从延安时期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读谈西学。他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福尔的《拿破仑论》，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

比较起来，在西学方面，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

关于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他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说：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关于西方近代史。毛泽东比较注意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他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他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

（二）毛泽东为何读书

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生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意思。人们的阅读目的，虽各种各样，总体上说，无非是为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毛泽东酷爱读书，自然也包括这些追求。

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对书本的亲近感，培养出鲜明的“读书人”本色。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什么那样酷爱读书的关节所在。他的阅读动力，若具体分析起来，或可用另外的方式来概括。比如，毛泽东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满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由此，把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行程中来理解，答案或许会更为具体。比如：

在学校求学的年代，他的读书目的便已和一般学子有所区别，不单纯是为了修学储能，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他心目中能够变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

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的阅读，围绕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展开，或为推进国民革命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或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理论依据；

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作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

延安整风前后，他的阅读，主要是为转变和改造党内不良的学风、文风和党风，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的针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

1956年前后，他的阅读，更多的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为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风气，更是孜孜不倦地读书、荐书和讲书；

60年代前期，他的阅读，比较注重从中苏论战和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出发，目的是防修反修；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阅读依然很执着，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满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

这些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为了实用，是实用主义的。他看不少“闲书”，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喜欢看古人随笔和各种笑话集子，甚至翻小人书，那样执着地研读书法，等等，就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直接关联。事实上，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毛泽东有如此多的动力酷爱读书，又该怎样理解他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口号呢？

解开此疑不难。那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毛泽东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用错了方向；有的人在实践中摸到正确道路，却难以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面临的奇特矛盾。

于是，毛泽东当时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中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他做了10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达8万字左右。写得非常详细，寻乌县城有多少杂货店，是什么样的人在经营，经营的本钱和货物，都详细列出。全县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过多少秀才、举人和进士，他们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也都写上了。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反对“本本主义”。随后，他读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相应的理论书籍，把书上说的内容和现实感受一结合，便产生“恍然大悟”或“点石成金”之效。这种阅读效用，和那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使毛泽东越发觉得“反对本本主义”的必要。

“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反映了毛泽东在读书问题上一个鲜明而科学的主张：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答案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

他不仅不反对“本本”，甚至把读“本本”当作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

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听人汇报，也包括阅看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把读书视为调查研究这个提法，反映出毛泽东酷爱读书的又一层原因。他是理论家，理论家总是要通过阅读来汲取前人和别人的思想成果，不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进而创造出自己的东西。他是着眼和立足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家，习惯于把阅读和不断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感慨地说：“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在阅读和理论探索上，毛泽东常怀未竟之志。1961年12月5日在会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很有几分遗憾地说：马列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三）毛泽东怎样读书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1959年，他再次讲：很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止、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着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从60年代起，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他在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0时10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7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很感人，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毛泽东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1939年5月20日他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作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又形象地解释了应该如何去“挤”和“钻”：“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时，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他同样经常读。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由此，他提出要编辑蒋介石全集，此外还要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自己还熟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1965年，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有关部门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5000册。他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60年代，他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书籍，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5卷），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3册），收录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其中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期，他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研究小组，甚至为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也专门组织了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四）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不通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能代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复杂判断和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他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他把自己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1958年11月他同陶鲁笳等人谈话中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他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者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 “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再如，《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此外，他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说明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比如，他细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与他提出 “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不能说没有关联。毛泽东1964年读了竺可桢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后，又有新的想法，当面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还应该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所推崇。朱德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周恩来1949年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刘少奇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讲：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邓小平在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专门讲道：现在我们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学点历史。“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这个要求，显然也是从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启发。

（五）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领导力及影响力

毛泽东于读书世界透露的春光，是一道难得的景观。他在读书过程中留下的那些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批注，和写进论著的对于各种书籍的引用和评论，以及在各种场合关于所读书籍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他的思想智慧和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些材料，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的许多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脉络，还可发现他某些稍纵即逝的思想探索火花，体会他卓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来源。

1.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思想智慧

毛泽东的经验、智慧和才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孜孜不倦的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从阅读生活，可看出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创造，多多少少可以从其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博览广学，深读细品，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领军、理政和治国的思想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内涵和领导能力。

毛泽东最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来自他主导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丰富阅读有密切关联。他的理论思想，常常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仿佛是一个人的灵魂；二是丰富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躯体；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五四”以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作风、气派，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血脉。没有科学的灵魂，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坚实的躯体，其灵魂则无所依附；没有畅通的血脉，其躯体则难以得到滋养因而羸弱。三者俱备，便形成鲜活生动的毛泽东思想。

2.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领导风格

驻足毛泽东的读书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作为知识分子，毛泽东是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选择后，才确定未来道路的。他深深懂得，人们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影响很大。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那么复杂曲折的过程，每段行程都面临如何总结经验、如何认识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的问题，但党员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理论准备又往往严重不足，如果不通过读书学习，使他们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国共产党要干成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才全面成熟起来，才得以准备了那么多成熟干部，才能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穿越那么多险隘，取得那么多成就。

除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用他1939年1月27日在一个会上讲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顺理成章地就成为毛泽东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人们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他很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或者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者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行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编书、荐书、讲书，就属于实现领导的桥和船。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促成党内浓郁的读书学习气氛。就领导层来说，刘少奇的理论修养很高，这与他勤奋读书有关。始终在一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从来不放松读书，这从他1973年3月26日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凌晨读《史记?汲郑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朱德的名言是，“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董必武是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在自寿诗中常常谈读书学习之事。《七十自寿》讲：“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八十初度》说：“观书有得觉思清”；《八六初度》再道：“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这些，都使人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来看待的。

3.毛泽东的阅读和他的文化影响力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也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建树和创造的人。

毛泽东酷爱读书，拥有多方面才华，实践能力又那样突出，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人格内涵，形成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谈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同来访的外国政要谈世界历史和现状，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进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这些，都使对方油然而生特殊的亲近感。毛泽东深厚的学养，还使他能够和学界大师们轻松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见识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以及文史哲领域的一些学术话题。此外，他喜欢读古代诗词曲赋和书法作品，使他成为杰出诗人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即使是外国人，在同毛泽东有过一番接触交谈后，也无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个领袖的文化素养和个性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后，写了一篇《不会失败的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谈到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亨一写的《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一文说：毛泽东的文史素养“大大有助于使他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他成为具体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形象”。

1973年访问中国，见过毛泽东一面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回忆说：“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1974年访问中国，同样和毛泽东只见过一面的英国前首相希思也说：“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角度考虑问题。”

在中国，毛泽东的文化影响力又如何呢？在他去世30多年后的2008年，学者康晓光在《领导者》第2期发表《复兴传统文化现象研究》一文中，说他对10个样本城市做了统计调查，涉及1254个统计样本，其中一个问题是问受访者谁是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毛泽东、孔子、马克思排在前三位，认同毛泽东的有653个，占受访者的52.1%。被访者对思想家的定义未必一致，但他们大体是根据自己所接受的思想影响来选择答案的。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把古往今来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分成两类，一是“办事之人”，一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认为后者的道德学问和事功俱全，是理想的人格楷模。对这种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条伏线，影响到他后来的一些想法。比如，其诗词代表作《沁园春?雪》直陈：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再如，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打算退出一线，理由就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考虑理论和战略问题。他晚年讨厌强加给自己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却独独认为可以保留“导师”这个说法，理由是在英文中，导师和教师是一个意思。这个保留，很耐人寻味。

毛泽东的读书和倡导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思想理论建设，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途径。从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抓好学习这件“大事情”，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和方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内读书学习的典范，给人们提供的启发赫然醒目，即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所谓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所谓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