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秋：中国社会学早期口述记忆研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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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

摘要：中国社会学的记忆研究传统中，一个鲜明特点是以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实践为田野，并能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解释中国社会的本土概念，本质上，这是一种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这一本土化的特征并不是盲目拒斥西方，而是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概念的基础上，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传统，并力图将自己的成果融入与世界学术的对话之中，从而推进一种文明间的对话。以方慧容的“无事件境”研究为例，方慧容提出的“无事件境”概念是传统农村社区特有的社会心态，是与现代性对张的一种存在状态；但它还不限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文化心态，它在现代社会、扬·阿斯曼讨论的古埃及社会，以及普鲁斯特追忆中的法国社会、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中都存在，可能是人类文明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心态。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人类生存理性，与现代理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而我们个体在现代所过的生活并没有全部被“现代化”，这便是“社会底蕴”在当代所承载的意涵。“无事件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记忆；无事件境；社会心态

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引论

中国社会学的口述记忆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孙立平等主持的“土改口述史”项目，已有一系列相关成果，包括郭于华对骥村女性口述史的研究、应星对大河移民的讨论、方慧容对西村农民口述史的研究等。笔者认为，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以及应星对质性研究的系列讨论和思考，都源于此。而且，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记忆研究传统，这一传统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中至为关键的是以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实践为田野，并能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解释中国社会的本土概念，本质上，这是一次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而且这一本土化的特征并不是盲目拒斥西方，而是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概念的基础上，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传统，并也力图将自己的成果融入与世界学术的对话之中，从而推进一种文明间的对话。本文以方慧容的“无事件境”概念为案例，来说明这一传统的更为具体而深入的特征。

“无事件境”概念来自方慧容对西村农民口述历史的探究。方慧容认为，这一记忆心态代表了农村传统社区的记忆特征，它与西村的另一部文字史《硬杆子之乡斗争史》中的线性叙事是相对照存在的，二者之间存在张力。

对于“无事件境”概念，她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结论，第一，这是农村社区的心态特征；第二，它不能在事件间建立起一种线性的因果联系。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推进对“无事件境”概念的理解，并以此说明中国社会学的记忆研究传统。

方慧容指出，当农村的一些重复性事件转换成“无事件境”时，“事件”才进入了人们的记忆之中，才能在人们的生活中获得更长久、更有吸引力的生命力。而且，这类记忆以更曲折、更隐蔽和更灵活的方式实现了对农村社区的整合。这说明，“无事件境”记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为什么当一类事件转化为“无事件境”后，才能在人们的生活中获得更长久、更有吸引力的生命力？这一记忆心态如何整合了农村社区？方慧容的笔墨多放在了外来权力对这种“无事件境”记忆心态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张力方面，而对于“无事件境”心态如何作用于农村社区层面，则还留有一定的空间。

本文试图回答，“无事件境”记忆心态是否仅存在于中国传统农村社区？它意味着怎样的社会传统？它的文化意涵又是怎样的？我们试图在这些探索中延长“无事件境”这一概念的解释链条。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不同文明间的对话。

二、“无事件境”记忆的特征

在方慧容的讨论中，“无事件境”的现象学特征是：西村农民们对过去事件的记忆是“凌乱”的，在这一状态下，调查者无法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这既意味着研究者无法在所获得的村事件之间建立起可比较的关系，也意味着无法将一个村事件“背衬”到一个跨地方的历史进程中去，于是这一事件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无法说明的事件，甚至成为一个无意义的信息。以下是“无事件境”记忆的具体特征：

（一）“事件化”与“无事件境”之间的张力

方慧容提出“无事件境”这一概念是通过与埃利亚斯的对话后引申出来的。在她看来，事件的“事件化”来自一种“文明的进程”，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事件按一定次序历时排列，而非杂乱无章地共存于一个平面的心理图景；它不是一种天赋的认知能力，而是一种文明化进程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文明化”的记忆方式，体现在1975年由某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西村村史《硬杆子之乡斗争史》中，即这一村史是一种“事件化”的过程，它首先是一种解放话语层面的权力，该书对村庄历史的描写成为新中国胜利历史的缩写版，其中表达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逻辑。该书叙事使用的方法是，将村事件插入到跨地方的事件序列中去，于是产生了西村朝向某一个必然的历史结局发展的线性历史的效果。她认为现代事件感的本质是，构成绵延生产的反思对象，是个人“同一性”和“自我价值”的生产，试图逼近“发现”事件“真实”的“求知之志”。

在《硬杆子之乡斗争史》中，一个突出的外来权力是土改的“诉苦”运动，“诉苦”是土改运动中发明的动员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种权力方式。例如，在诉苦中，一个苦难的故事被当作旧社会的缩影，将个人苦难去私人化，因此，个人的苦难也就具有了村史和新中国胜利史的逻辑。

这一叙事系列同时获得了“权威性”，即高于村民的“无事件境”记忆的特征。这也导致“事件化”与“无事件境”之间出现了张力，尤其是在量化阶级标准出现后，“查证式”的调查权力与农村社区的“无事件境”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

这表现在村民是否要为某一个人的历史“作证”。村民或者不想给自己添麻烦而常保持沉默，或者表现出宁愿让自己停留在一种“无事件境”心理状态中。在后一状态中，也并不是简单意味着他要隐瞒什么“事实真相”，而是在村民的记忆里，就没有一个事先存在那里的、调查者所要找寻的那种“事实真相”；村民记忆中的事件多是互涵和交迭的汪洋（即“无事件境”）。

（二）无事件境：事件之间的交迭和互涵

方慧容认为无事件境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一个事件和其他事件混杂在一起，并且经常是互涵和交迭在一起，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区分的模糊团，如同水中的水滴。她认为这是传统农村社区的一种心态特征，而这一心态之所以能够十分明显地表现于她所在团队实施的口述史调查实践中，在于土改及一系列现代性事件对于村民的个人生活的重组并不彻底。

能说明“无事件境”概念的典型案例是贾翠萍的故事。贾翠萍5岁开始做童养媳，婆婆对她比较狠，不允许她出门，她也因此养成了不串门的习惯，导致她对于村里的大小事情都不太清楚，例如，村民一般都知道黄海媳妇，她也是村里年纪最大的妇女，但是当访谈员问及黄海媳妇时，贾翠萍竟然回答：“她已经死了。”可见贾翠萍不仅对村里公共领域的事情参与甚少，对村里家长里短方面的私人生活也了解不多。在她身上典型地出现了“无事件境”的记忆特征，例如，她做童养媳起，狠心的婆婆总用针扎她，但76岁的她却对访谈员们无苦可谈。

我们问她婆婆怎么样？她却不知道我们在问什么，反问我们“什么怎么样？”或“那怎么样啊！”我们问婆婆打你吗？她用手比划，婆婆用针扎她。但是很平静，不觉得“苦”。

这种苦与诉苦文本中被动员起来的“苦”在修辞上完全不同。贾翠萍无法从她的生活状况中“剥离”出一个苦的“事件”来，方慧容认为，主要在于婆婆用针扎她这件事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事就像蓄水池里循环流动的陈水，早已既混沌又无味了，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事与事之间是互涵和交迭的。这种情感不断闪现和被吞没，是不连贯和非绵延的；它没有在一个因果系列中，因此无法建立起一个对比联系。而诉苦文本则可以通过诉苦建立起地主之恶与农民之苦这一因果关系。

（三）“似事件”向“无事件境”的转化

“无事件境”记忆的另一个心理特点是，因为事件本身的高重复率，村民在心理上无意将这些重复性事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这类事件在农村不仅繁多而且复杂，包括各种轮作的农业生产活动、婚丧嫁娶、民间娱乐活动，等等。这些事件还是一种“似事件”。她认为存在一个从“似事件”向“无事件境”记忆的转化，如此，这些事件才在人们的生活中获得更长久、更有吸引力的生命力。主要是因为“无事件境”是过去事件通过在村民记忆中的沉淀，转而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在一些“意外事件”转变为“无事件境”的过程中，只有那些能“白话”的村民才有可能成为“权威”，但这里没有“求真”的权力，人们陶醉在“无事件境”下微小、变化莫测的愉快/苦感里，这也是有趣/苦感的“无事件境”记忆的心态特征之一。在“黏稠”的“无事件境”叙事中，事件的记忆得以保存，它强化的是一种情感，而非“真相”，它还提供了一种感染力（以保持能“白话”的人讲故事的热情）。

方慧容还通过对比调查权力中的“求真意志”，得出一个较为重要的结论：现代意义上的事件感和事件真实与农村社区的“无事件境”以及“无事件境”下的真实是矛盾的。而且在农村，这种“无事件境”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心态。

通过对上述“无事件境”特征与现代性/国家力量的对比，方慧容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农村的“无事件境”无法放在一种对比关系中，这种“无事件境”与跨地方的现代性/国家力量之间有很多不契合之处。

但事实上，如果不以跨地方的现代性事件作为对比背景，而就在“无事件境”中去体察，我们会发现，“无事件境”自身是有一个对比关系和意义系列的，如黄文本讲述的父亲好赌给家里带来的苦，最后是得出了因果结论的：“人别耍，要正经八百过日子。”这是农村社会的“理”，但方慧容对此发掘得不多，下文提及的杨善华、孙飞宇的“社会底蕴”概念则是对此的细致探究，笔者认为，“社会底蕴”的探究对于深入讨论农村社会的“无事件境”的实体意涵十分重要。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三点值得继续探究，首先，在方慧容的讨论中，我们得知，农村“无事件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农村的周期性时间，如重大节庆。在农村的叙事中还有很多不精确的时间，例如时间用语多为早起、晌午、秋后等，与现代的钟表时间相比，它是随意、杂乱的，因此看起来也是无序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其次，这种心态仅是传统农村社区的特点吗？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普遍特点，是有关生存的知识，因而在其他人类社会中可能也是存在的，而无关现代性等问题。最后，如果如方慧容所说，“无事件境”心态是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中的，是一个传统心态，那么，它是否会随着现代性的推进而消失呢？我们将在以上三个层面上进一步理解“无事件境”概念。

三、“无事件境”记忆：概念延展、社会传统与循环时间观

（一）“无事件境”概念延展

“无事件境”是否为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的特有记忆心态？这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事实上，很难说这一心态是中国社会独有的。在方慧容的分析中，也谈及普鲁斯特的记忆案例。她指出，在农村社区，有一种意外事件通过叙事转化而构成村民生活的“无事件境”记忆。这一叙事转化的过程是：通过对意外事件的重复讲述，产生一个有关意外事件的“无事件境”记忆。她援引的案例是热奈特讨论的《追忆似水年华》：贡布雷按照惯例周六不接待外人，但有一次一个外人来访打破了这一惯例。此后，弗朗索瓦丝（贡布雷的女仆）的重复讲述将这一“意外”变成了惯例，在这一过程中她还增加了讲述这一重复事件的乐趣：她拉长对话，编造来访者的答话。《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听众是这样反应的：“我们非但不抱怨她添枝加叶，还嫌这样不够，我们说：‘我觉得他还说了别的话哩。你第一次讲得更长。’我的姑婆也放下活计，抬起头，从夹鼻镜上面朝外望。”方慧容指出，通过反复讲述，意外事件变成一种记忆中的“重复”事件，从而转化为人们的“无事件境”心态，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鲜明而深刻印象。

事实上，这一引证已经说明，“无事件境”的心态特征不仅局限于中国传统农村社区，它甚至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心态。在记忆研究中，也常被很多学者谈到，例如集体记忆研究的创始人哈布瓦赫。

1. 哈布瓦赫的重复性记忆场景

哈布瓦赫在讨论家庭集体记忆时，提到一种重复性现象（指一个场景或人物在现实和记忆中的重复），并在社会成员的记忆中经常浮现。他提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家夏多布里昂回忆的家庭场景：夏多布里昂的父亲一言不发地踱来踱去（给人一种压抑之感），他还记得大厅的装饰以及希望解脱于此的心情。哈布瓦赫指出，这个场景是仅此一次的吗？不是。显然作家是把对多个夜晚的回忆都集中于这一个单独的场景里了。而这一场景暗示了某类家庭习俗的存在。人们往往是通过反思来重现逝去的现实的，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在于重构了一种过去的情感和氛围；事实上，这样的回忆即便不精确，但也给出了一种家庭的理念（包括对这类家庭的情感及其反思）。即便过去的形象“朦胧晦暗、模糊不清”，但在日后也会经由情感构建和反思而展现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影像”来。在回忆中，过去往往通过这类反思，吸纳了更多的现实性，从而变得更为复杂而不是简单化。这也是哈布瓦赫所谓的记忆“重构”的过程：首先，它离不开某个特定的“社会框架”；其次，它具有反思性，从而将过去复杂化，因为被反思之物加入了现在的时间维度；再次，被反思的人或生活，呈现出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性”或是“生活中的某个完整的时期”，并表现为一种“意象”。因此，对于“重构”的过去的认识，借助简单的认识工具（如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是不够的，因为它无法抵达过去的“整体性”、复杂性等。

方慧容的“无事件境”可以被视为是对这类记忆的再呈现和研究，尽管她与哈布瓦赫的讨论方式不尽相同。哈布瓦赫认为，这种重构的记忆即便不够精确，但也是我们群体存在、延续和整合的基础。

在哈布瓦赫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事件境”记忆心态的社会理论意涵。过去的事件通过多次呈现，构成习俗的一部分；即便这类记忆并不是重现真相（也无法重现真相），但它通过多次反思，不断吸纳现实的因素，让过去变得复杂化。一方面，这是过去重构的一个机制，另一方面，它也构成“社会框架”的一部分，即它明示了某类社会习俗（包括心理构图）的存在，它是构成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总体”的一部分。

2.“社会品质”与“无事件境”记忆

哈布瓦赫还将这样一种重复出现、无关特定事实真相的记忆称为社会的心态。在讨论家庭记忆时，他指出，每个家庭都有其特有的心态（mentality），它大致是指家庭自身的逻辑和传统，也是可用于说教的模式，它有其自有的品性（quality），并可以传授。这一品性构成了家庭记忆的社会框架（带有集体观念的性质，也可以支配时间进程），并成为家庭的保护层。而家庭记忆的框架就是由观念组成的，其中包括有关人的观念和事实的观念。

哈布瓦赫的上述所论也是方慧容所说的人们将生活中的重复事件转换为“无事件境”记忆，从而在人们的心中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的原因/机制，即回答了这种生命力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在哈布瓦赫的理论中，是因为它是沉淀为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态，构成习俗和社会框架的一部分。哈布瓦赫对这类重复性记忆的现象学描述并不多，但对于重复性记忆的后果——社会品质/社会框架则做了大量的研究。

3.“无事件境”作为亲历者记忆的特征

哈布瓦赫对重复性记忆的特点的思考，可以在他对“亲历者”记忆的特征及其作用的论述中找到痕迹。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中，他提到亲历者和非亲历者的记忆分类模式，这可以描述出无事件境记忆的某些特点。《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中“圣地”之所以能够形成，恰恰在于亲历者记忆与非亲历者记忆之间的交互作用，亲历者的记忆是不稳定和模糊不清的。

亲历者的记忆特征也出现在方慧容所说的“无事件境”记忆状态中。“不稳定”和“模糊不清”的记忆状态对于探究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真相”是有困难的，但这些特征不能妨碍它带来的鲜明而激烈的印象，因为其中饱含了人们的情感，当然，这些情感也会干预人们有关真相的认识。但换一个角度，似乎人类社会得以维系，靠的并不是所谓的“真相”。在方慧容的讨论中，她提到，村民面对外界的调查权力是如何“躲闪”和“回避”的，因为这些追究“真相”的过程会破坏村民间的关系，从而给村民带来麻烦和尴尬；而不去追求“真相”的“无事件境”心态恰是农村社会（共同体）得以维系的一个基本支撑。

（二）“无事件境”中的“社会传统”：历史社会得以存续的机制

方慧容提到，经过某种叙事转化后的一些“无事件境”记忆心理，可以滤去事件发生时带给人们的痛苦、震惊、无奈、幸运或任何其他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而只剩下了“可笑”。这或许是人们继续前行、应付苦痛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会维续的方式。

对于社会何以持续这一问题，恰是集体记忆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社会存续问题，涉及到“传统”的作用。一般学者认为，哈布瓦赫的理论没有给予传统以位置，因为他一直在强调“现在的社会框架”对于记忆建构的关键意义。事实上并非如此。哈布瓦赫讨论的维系社会运转的传统一般是“好的传统”（即用于整合社会的“社会框架”和“社会品质”），与方慧容的滤去伤痛的正向情感有类似之处。

如哈布瓦赫所说，尽管每个时期社会都有其自身要完成的任务，而不得不与时俱进地不断更新传统，即我们保存下来的过去，都可能在新时期面临不再适用的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传统价值已不再发挥作用。正因为凭借着对一些传统价值的执著，社会才得以延续。

哈布瓦赫提到，当一个贵族的后代在仰望祖先画像的时候，无论当今境况如何，他都会将自身与过去的荣耀相对比，这些会激发他甚至“美化”他当下的自己“也能荣耀后世”的想法，而这一观看祖先画像的过程所起的作用就是保持和维护传统的生命力。传统在今天也发挥着整合社会的作用，以保持社会转型过程的连续性。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过去的观念和现在的观念汇合在一处，今天的群体和昨天的群体以某种方式勾连在一起”，彼此之间也能够取得某种平衡。

哈布瓦赫还在此提出一种延续社会品质的正义问题。以贵族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例，它建立在个人对家族的声望和功绩进行精确估价的基础上，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对贵族品性的尊重。贵族群体中传承并保持着一种相互尊重的精神，这种正向的社会品质，及其被赋予很高价值的做法，是社会延续（或良性运转）的基础。他还指出，在较低的社会阶层中，难以造就这样的品质，但是较低阶层可以延续这个品质。或者存在一种被广泛传承的贵族品质：贵族的个人品性在社会记忆中已经牢固地扎下了根，并能在后世进入到社会各阶层的职业体系中，共同形塑一种“好”的个人修养和职业品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品质。他提到，在当今社会，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类似贵族的人物，或者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的精神活动。概言之，古代贵族的遗风尚存，头衔依然受到尊重。

在集体记忆理论视角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本质并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具有社会品质特征的亲属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维系要依赖从社会（如原生家庭、学校等）习得的观念和情感（包括爱慕之情、尊敬、感激等），这些情感也是某种戒律规训的结果，例如，通过家庭结构来规范这些情感。一个家庭组织除受制于整个社会共同的规则，还受制于其特有的思考模式。“无事件境”记忆心态可归于后者范畴。

上述讨论回应了哈布瓦赫讲述的家庭故事的反复记忆现象（以及方慧容的“无事件境”记忆的类似问题），及其对于构建社会习俗和社会框架的作用。

（三）“无事件境”记忆与循环时间观

“无事件境”记忆除方慧容提及的“事件重复”“无法确定精确制度时间”特征外，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循环时间结构。所谓“事件重复”就是在不同时间点/段的循环往复。在方慧容提及的可能转换为“无事件境”记忆的“似事件”中，很多都具有这类特征，例如婚丧嫁娶、一年四季轮换的农活。其他两类“似事件”，如意外事件和外界“历史入侵事件”（在方慧容的研究中指各种过军、驻军、飞机轰炸，村民参加的大小战役，也包括以后共产党发动的各种运动），即便很多看起来都是一次性的，但在向“无事件境”记忆的转换过程中，“重复讲述”都是一个关键而必要的前提。在“重复讲述”中，这些意外事件/一次性事件也变成一种（记忆中的）循环时间结构了，例如对意外事件的重复讲述。

这类循环时间结构也发生在扬·阿斯曼所讨论的古埃及的社会记忆中。他认为，文化将时间表达为各种结构形式，他所说的“历史发生器”也是在这一含义下使用的，“历史发生器”是指特定文化中人们表达过去的形式和结构。这一形式和结构就是某种文化特征，如扬·阿斯曼认为，在西方一些国家，“法”就是历史发生器；而历史的产生来自于人们观念中的“什么东西值得回忆”。方慧容“西村口述史”研究发现的村民的“无事件境”记忆心态，事实上来自人们记忆历史的形式和结构，即村民对历史的体验特征。从线性时间和非线性之间的区分角度可以加深对这一观点的理解。显然，“无事件境”记忆的时间是非线性时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循环时间结构。如上所述，这也表现在扬·阿斯曼所研究的古埃及社会中。埃及人有着丰富的历史表达，拥有各种各样的文献汇编，但其中没有任何总结性和回顾性的历史撰写，即他们拿过去“无所作为”。他认为这与埃及人的时间观以及与之相关的认同有关。因为埃及人的时间是一种轮回的时间——把时间想象成一个圆圈，这也是埃及人建立秩序的基础。轮回的时间比较重视节日和庆典，它指向规矩、重复，而不是“革新”。扬·阿斯曼认为，任何文化都有自身对历史的总结形式，文化之间无先进和落后之别。我们发现，方慧容的“无事件境”记忆的心态恰是一种“周而复始的轮回”，它指向重复，并建立了村落中的秩序。

这种基于循环时间观的社会秩序与线性历史观所形成的结构之间又形成一对颇值得探究的关系。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专注于基于不变的稳定性而形成的社会称为“冷社会”，反之则是“热社会”。他认为前者更典型地存在于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这是一种防止历史（变迁）发生的特殊智慧形式，其社会秩序是建立于“循环时间观”之上的。“热社会”则把历史当作自身发展的动力，它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秩序结构。如果说古埃及社会建立于一种循环时间观之上，那么，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则刚好相反：国王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需要建立在过去之上，如此，基于线性时间观形成了另一种“正义”。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关国王的铭文是对国王在位期间的较长统治史的梳理。也就是说，国王去世后，他的治国理政情况会被追溯和反思。被追溯的过去在时间上可以非常久远，但追溯过往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将“罪责”思想作为社会延续的基石。这些“罪责”也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事件的意义。而在循环时间观的古埃及，所发生的的事件则是混乱和偶然的，它没有被梳理出意义，在这类社会中，关于不朽、彼岸和阴间法庭的观念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热社会”，人们不仅追溯过去，还把视野扩展到未来，扩展到不断接替的后世，这样就产生了传说中的历史。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所谓“冷社会”和“热社会”是为了文明间的（粗略）比较而提出的宏大概念，它在一个具体社会中是否决然二分，是颇值得商榷的。

四、“无事件境”记忆的文化意涵

在杨善华、孙飞宇所讨论的“社会底蕴”的意涵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无事件境”记忆所包含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国家力量进入民间社会时，那些在“难变”的层面上体现为“恒常”。它可以表现为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也可以表现为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如风俗习惯），或者是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

“无事件境”的问题背景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那些远离权力中心但同时又被卷入其中的老百姓们的记忆特征是怎样的？方慧容认为，这一记忆特征与现代性的叙事之间充满了张力，而以寻求真相为目的的现代调查权力包括研究者的口述史调查，都是与“无事件境”的文化心态相悖的。在方慧容看来，这一“无事件境”是村民的文化心态，也构成村民内心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而“社会底蕴”的意涵正是存在于“以家庭或家族为依托的、有一大堆‘婆婆妈妈’的家务事和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的私人空间，乃至老百姓的观念和意识层面”中，而且，无论经过怎样的风雨变迁，这套意义系统还能够沉淀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恒常”。我们认为，这套意义体系也构成了“无事件境”的本色及其内在的实体意涵。

杨善华、孙飞宇指出，这套意义体系事实上也是农村老百姓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清晰而理性的认知结果，即“他们知道如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也知道如何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融入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主性’”。

在杨善华、孙飞宇看来，社会底蕴沉淀于在中国居于社会主体部分的老百姓的生活中，深深嵌入“他们的生命过程、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琐碎和最普通的行动中，以某种看起来肤浅却深刻的各种形式（而存在）”。虽然看起来“肤浅”，却是老百姓关于“生存或生活的智慧”，是“人如何生存下去，或以何种方式生存下去”的手段。杨善华、孙飞宇认为这是“思想史上最为久远和核心的问题”。

方慧容讨论的农村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重复事件或意外事件转化为“无事件境”记忆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乐趣”和“笑话”这两个特点，事实上已经体现为她笔下的农民的理性选择的记忆。

例如方慧容文章中提及的村民对于黄俊盛、黄俊满离婚事件的讲述。据林奎儿子的讲述，村里只有两家离婚的，一家因为丈夫（黄俊盛）梦游，媳妇实在受不了；另一家则是因为丈夫（黄俊满）是村中有名的懒人，宁可吃坏肚子，也不下地干活。事实上黄俊满离婚是在西村被多次调查的一个问题，它被牵扯进西村干部乱搞男女关系和打击报复等多起纠纷中；黄俊盛离婚也并非上述那么简单。林奎儿子将上述两起离婚事件“笑话化”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种理性和智慧的行为，他成功地避开和阻止了调查员的进一步查问。在多次调查中，村民的多次讲述或许也导致了该事件积淀为一种“无事件境”记忆的心态。

再比如对西村“雇短工”情况的调查。因为对1944—1946年雇短工天数的查证涉及一些村民“成分”的划定。一方面，村民对于1996年前去调查的调查员的询问是回避的，当问及“您给谁打过工？”时，回答是“那都做”。这是一种理性的远离麻烦的态度。另一方面，如方慧容所说，从打短工的真实情况看，“记不清”也是很自然的，哪个村民能说得准自己在哪一年给谁家打了多少天短工？因此，打短工构成村民的“无事件境”记忆（高重复性和缺乏制度时间的精确定位）。

这些“无事件境”记忆的事件和特征，在现代性制度中居于边缘地位，却是以极为具体的方式存在着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力量。

五、结论与讨论

（一）延长“无事件境”概念的解释链条与文明间的对话

我们可以在学术上延长“无事件境”概念的解释链条。尽管它来自方慧容所讨论的西村农民的社会生活实践，但从其内容特点上看，它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方慧容给予它的本意是：事件的重复性和时间上的无法准确定位性。它是一个社区内日积月累沉淀下来的社会心态，对于社会秩序具有正面功能。我们在记忆研究传统中发现，这类记忆心态并不局限于中国传统农村，至少它的外延是可以拓展的。在哈布瓦赫的记忆研究中提及了这类心态，他以某个反复出现的家庭记忆作为案例，试图说明这类记忆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即便它“不精确”，但它构成了社会群体存在、延续和整合的基础；它甚至还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成为维系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力量。恰在这里，我们发现，“无事件境”记忆也蕴含了“社会底蕴”的意涵：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恒常”，构成了农民生活的本色，即便是在社会巨变中，也能得以保留。

在研究主题上，对“无事件境”的探索属于“道德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认识，不仅需要传统社会学向深处的挖掘，还需要拓展社会学的概念。费孝通晚年的反思就提出了这一倡议。他认为，社会学不仅包括科学性，还包括人文性。事实上，在时间的视角下，科学性也是现代性，而人文性则是跨越更广的一个领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在于它处理的是传统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科学性目前还是社会学的主流，这导致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和对传统的领悟都有所不足。生活在现代或后现代时代中的我们，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被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就如同方慧容讨论的西村村民，即便经历了各种现代性事件/社会主义实践，但这一社区中还保留着强大的村庄传统，其中“无事件境”记忆就是一个难以改变的社会心态。“无事件境”表达的是人类的生存理性，它与现代性的科学理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我们个体在现代所过的生活并没有全部被“现代化”。事实上，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田园牧歌”或者“乡愁”的想象。也可以说，其背后很大的可能在于“无事件境”记忆心态是人类某种处世方式的遗存，并成为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的一部分，以及我们构建自我安全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在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中也发现了类似心态，这在某种角度上，或可构成不同文明间对话。

（二）“无事件境”记忆与社会科学视角

有关“无事件境”概念还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探究和认识一部分世界是乏力的。杨善华、孙飞宇指出，在老百姓的意识观念和日常行动中，积淀着用“国家—社会”视角或者纯粹的社会科学视角无法进入的部分，这也是方慧容口述调查寻求真相的初衷最后宣告“失败”的一个原因。

这就涉及以怎样的方法才能发现“无事件境”这样的概念的问题。首先，可以发现，这些概念的难以发现与学者们使用的既有的社会科学的认识框架有关。例如“无事件境”概念在被发现的过程中，研究者参照了“国家—社会”框架，即在国家力量下的社会问题，研究的结果警醒了这一视角的问题。在本质上，“国家—社会”框架是一种权力视角。在这种视角下，社会本身的呈现是不完全的，例如郭于华对骥村女性记忆特点的讨论。与男性的讲述相比，骥村女性的口述特点具有更多的“非体制性”因素，看起来她们缺乏“大的社会关怀”，记不清在村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对农业合作化中的政治动员、土地转移和家庭财产计价等问题或“记不清”或“不晓得”。她们的记忆鲜明地铭刻在与切身体验密切相关的事情中，如带孩子、挨饿和病痛记忆等。事实上，郭于华的这一研究一直紧密围绕着“集体化”这一历史事件，因此，骥村女性们的讲述事实上也是“集体化”时期的女性记忆，而对于村庄社会的记忆心态到底是怎样的，则还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讨论。方慧容的基于口述史访谈资料的研究得出“无事件境”记忆这一心态特征，从而将研究真正“插入”/ 切近到村庄社会本身。

其次，在社会科学视角下，除上述“国家—社会”框架的限制，还存在来自“求真意志”的干涉。“求真意志”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一种观念，“无事件境”在面对外来的“求真”调查中，出现了与“科学”的“真相”之间的张力问题。方慧容明确指出，村民的“无事件境”记忆与以发现“事实真相”为目的的口述史调查以及各种外界权力介入后的“真相”追查之间发生冲突，她提出需要对后者进行反思。西方学术界一直以来的“求真”冲动在中国本土社会的遭遇，已显示出这套理论/伦理对于中国社会有不适用之处。“无事件境”记忆证实的是事件发生的“可靠性”，更多是对“真有这么回事”的回应，而不是对事件细节的充分考证。村民甚至在心理上也无意将这些众多的重复性事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其重在“重复性”以及村民从中生发出的心态特征，并积淀为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社区环境/社会底蕴，在外人看来颇值得详细讨论的事情甚至在他们看来都是“没什么可说的”。

那么，进一步的追问是，“无事件境”概念为何能被发现，以及如何在中国发现类似的原创性概念？“社会底蕴”研究明示了一种通过“面向事实本身”的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认识乡村社会自身运行逻辑的有效性，同时也反思了既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遮蔽问题。这对于我们的相关思考提供了很大的启发。对此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1期）


http://sociologyol.ruc.edu.cn/sh ... 1f9697b0e7da42f.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