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陈登科长篇小说《风雷》文章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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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反动小说《风雷》出笼前后
安徽省批判反动小说《风雷》战斗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反动小说《风雷》，正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亲自授意下，由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之流炮制出笼的。《风雷》的出笼，又一次暴露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利用小说为他们篡党复辟制造舆论的滔天罪行。
《风雷》开始炮制是在一九六二年。
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大演反华丑剧。中国赫鲁晓夫也公开跳了出来，伙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大造反革命舆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疯狂叫嚣“对三面红旗不同意，甚至提出自己的路线、纲领都是允许的”。在安徽大组会上，他对李葆华们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他唯恐他的娄罗不敢写，又煽动说：“如果受到打击，可以辞职嘛，等以后路线正确时，你们再来当书记。”什么是中国赫鲁晓夫心目中的“路线正确”之时？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复辟成功之日。反骨毕露，何其狂妄！
中国赫鲁晓夫授意的这个黑使命由谁来完成？李葆华物色的是长期披着“工农作家”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陈登科。
陈登科，这个投靠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头目周扬一伙而青云直上的反革命分子，自称在反右派斗争后“埋着头过了几年日子”，一听到中国赫鲁晓夫的黑指令，顿时得意忘形，贼心毕露。他一边狂热吹捧：“除了他（指中国赫鲁晓夫），谁敢这样讲！”一边疯狂叫嚣：“好罗！现在我自由了！解放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在半年时间里，就赶制出一部四十五万言的大毒草。
这部大毒草名叫《寻父记》，即《风雷》的初稿。
《寻父记》，寥寥三字，包含了一个极端反动的政治命题。陈登科公开叫嚣：“那些吃着淮北农民的小秫秫蒸饼长大的”“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已经“忘记了用生命掩护过自己的再生父母”，已经“失去真理”，对人民“漠不关心”，“干出了一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寻父’，就是寻找人民，寻找党的真理。”
这一派黑话是有来头的。中国赫鲁晓夫就散布过这种谬论：“党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够了！原来陈登科亦步亦趋、紧紧追随的，正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足印”，和中国赫鲁晓夫唱的完全是一个腔调。
陈登科按照李葆华“不要直接写（前三年）”的反革命策略，借“反映合作化”之名，行“写前三年”之实；并打着“改造落后乡”的幌子，“把中央问题装到基层去写”。陈登科在小说中串起一根“冤狱”和“反冤狱”的黑线，污蔑社会主义农村“万分困难”，其原因在“坏人当道”，“好人受压”。十分清楚，这是一本直接宣扬中国赫鲁晓夫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的大毒草。
《寻父记》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写成的。当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开过，毛主席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已经传遍全国，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已经深入人心。不久，毛主席又指示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击。中国赫鲁晓夫见势不妙，便在新的形势下，玩弄起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把社教运动的口号接了过去，偷梁换柱，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以达到假四清、真复辟的罪恶目的。
为了使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适合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策略的需要，李葆华一伙和旧中宣部和旧中国作家协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纷纷出谋献策，进一步合伙炮制这株大毒草。
首先跳出来的是旧中国作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邵荃麟。他奉旧中宣部“阎王殿”头目周扬、林默涵之命，披阅初稿两遍，接见陈登科三次。他肯定“作品可以出版”，又感到其中“写前三年历史”太露骨，就为陈登科设计画皮，叫他多补缀一些“农业合作化”的章节，以迷惑广大读者。邵荃麟特别关照陈登科：“要突出结尾部分，有头有尾，熊彬最后要作处理”。意思是不让追随中国赫鲁晓夫“足印”的祝永康走得灰溜溜的，而要写成能够完成篡党复辟“大业”的“英雄人物”，用以歌颂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正确”和“胜利”。
一九六四年六月，修改后的《寻父记》，改称《风雷》，由“三家村”黑掌柜邓拓亲笔题名出笼了。这株陈登科自称是“在‘后十条’的指导下”炮制成的大毒草，把“后十条”和“桃园经验”中的黑货，什么“扎根串连”，什么“开辟根据地”等都塞了进去。从《寻父记》到《风雷》，一直紧跟着中国赫鲁晓夫的“足印”走，从一九六二年的右倾走到了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给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树碑立传，给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复辟制造舆论。
李葆华一伙经常吹嘘：“《风雷》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好作品”。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头目彭真，把它作为“教科书”发给北京郊区社教工作队员；前团中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把这部毒草发给社教工作队员人手一册，用以“武装思想”。短短两年中，《风雷》的印刷总数竟达百万册以上。在旧文化部指使下，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电影制片厂的一些人，还争着将它改编成电影，以便更广泛地散布其毒素。
但是，广大的工农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心明眼亮，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早就识破了《风雷》的反革命实质和炮制者的罪恶用心，曾写出大量批判文章，投寄有关报刊。陈登科闻讯后扬言：“《风雷》不倒我不倒，《风雷》要是倒了，我也就完了。”他一面求救于李葆华一伙，一面乞怜于反动学术“权威”，甚至采用重金贿赂、送礼设宴等卑鄙手段，请他们保《风雷》过关。
其实，李葆华一伙和中国赫鲁晓夫在文艺界的代理人，更明白“《风雷》倒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一面扣压革命的批判文章，一面搬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压制“小人物”的革命行动。自一九六二年以来，毛主席曾多次对文艺界作了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李葆华做贼心虚，有意散布“利用小说反党，我们这里没有，可能笔下漏出一点错误”的论调，拚命捂住安徽省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死保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一伙。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召见了陈登科，当面吹捧小说写得不错，“没有生活是写不出来的”，为陈登科撑腰打气。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揪出了陈登科，更加深刻地揭露了《风雷》的反革命本质。《风雷》倒了，陈登科倒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李葆华、周扬之流也倒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必须乘胜追击，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反动小说《风雷》的黑后台中国赫鲁晓夫，以及他的代理人李葆华、周扬之流，彻底批倒、批臭！


批臭黑《风雷》，粉碎翻案风
解放军某部营长、一级战斗英雄　胡修道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在《风雷》中，别有用心地描写了一个被罢了官的民兵大队长任为群。通过这个人物，大做翻案文章，大刮翻案黑风。
在陈登科的笔下，这个任为群，“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又不为吃和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干部”。就是因为“火气大”，“性子暴”，“脾气硬”，捆打了反动富农黄龙飞，竟然被罢了官，缴了枪，只留下一个“总支委员”的空头衔。为了渲染“罢官”的“冤屈”，陈登科借任为群之口，大肆叫嚷：“我的心是红的，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是红的”，恶毒地攻击我们党“平白无故”地“错打了好人”！
陈登科这个反革命分子，是在为谁鸣冤叫屈呢？是在为谁翻案呢？只要看一看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贩卖的黑货，查一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到安徽后所干的罪恶勾当，真相就大白了。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赫鲁晓夫公然跳出来为被罢了官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德怀翻案，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就是大刮翻案黑风的罪魁祸首。
中国赫鲁晓夫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就在安徽大搞“一风吹”，“一批批，一串串，不留尾巴”地为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翻案。
在中国赫鲁晓夫亲自授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直接指使下炮制出来的《风雷》，卖命地为其黑主子大刮翻案风摇旗呐喊。《风雷》为任为群翻案，就是秉承中国赫鲁晓夫和李葆华的旨意，要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反党分子翻案。
这些反动家伙，大刮特刮翻案黑风，就是为了洗刷他们那一伙的反党罪行，就是为了篡党篡政篡军，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翻案就是要变天。
在反动小说《风雷》中，那个被罢了官的民兵大队长任为群，后来不是又上了台、扛了枪、当上了总支书记、掌握了党政大权吗！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精心安排的这个结局，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大刮翻案黑风的罪恶阴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革命的人民，决不允许阶级敌人翻案变天。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反党集团，罪行累累，铁证如山，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是永远也翻不了的。要想翻案变天，这只能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大刮翻案风，是阶级敌人惯用的反革命伎俩。这种伎俩他们不仅过去使用，今后还会使用。当前，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又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黑风。
我们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对反动小说《风雷》所刮起的翻案黑风，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批判，肃清其流毒；我们对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的右倾翻案黑风，也必须彻底粉碎！



《风雷》是怎样贩卖“后十条”的
宛敬青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吹响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攻的号角。中国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篡改，炮制了极端反动的“后十条”，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力图把运动引向邪路。
反动小说《风雷》，不仅为中国赫鲁晓夫刮起的翻案风、单干风卖命地呼号；而且使尽了力气为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呐喊助威。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供认：《风雷》是在“后十条”的基础上修改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一九六三年才开始的。《风雷》却让他的主人公祝永康在一九五四年就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作法又和中国赫鲁晓夫搞假四清、真复辟的作法完全相同。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解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国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运动的性质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妄图用所谓的两个“交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达到其假四清、真复辟的罪恶目的。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紧步中国赫鲁晓夫的“足印”，在《风雷》中挖空心思捏造了黄泥乡这样一个“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纠结在一起”的典型。为了表现这个“交叉”，陈登科编造了一串荒诞离奇、肮脏庸俗的人物关系。在陈登科笔下，党的干部、“英雄”人物、反动富农、贫下中农，都被一根亲友关系的纽带连结着：反动富农黄龙飞是区委书记熊彬的老丈人；熊彬是县委书记方旭东的大舅子；方旭东是“英雄”人物祝永康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好干部”任为群的嫂子“贫农”羊秀英又是黄龙飞的姘头……。在这些人物中间，陈登科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例如阶级敌人和“贫下中农”互相勾结；党内外坏分子串通一气，密谋陷害干部；祝永康和朱锡坤之间以个人恩怨为核心的斗争……真是矛盾重重，错综复杂。但是，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独独看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质。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动小说《风雷》中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整的是什么人呢？是群众。在陈登科的笔下，黄泥乡的群众，坏人成群，坏事成堆，苦大仇深的羊秀英是“破鞋”，讨饭出身的黄大叔是懒汉。他们投机倒把，为非作歹。似乎黄泥乡的问题，就出在他们身上。于是，他们就成为重点挨整的对象。请看，小说中这样的描写，同中国赫鲁晓夫用所谓“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论调，制造种种借口，大整干部，大整群众，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如出一辙吗？
《风雷》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又完全是中国赫鲁晓夫的“暗察私访”、“扎根串连”那一套。中国赫鲁晓夫疯狂反对毛主席历来主张和历来实行的群众路线，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向社会作调查，胡说什么“贫下中农不向我们说真话”，“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把解放十几年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当作“敌占区”，荒唐地搬出了一套所谓“白区工作经验”，主张“工作队进村以后，要进行“秘密工作”，“扎根串连”。
反动小说《风雷》，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祝永康隐姓埋名的神奇活动，如“夜访何老九”、“巧遇羊秀英”、“三请陆素云”等等，祝永康的这一套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它和资产阶级分子王×ד捂个大口罩，包个大头巾”，在桃园大搞神秘活动完全是一路货！对于这种“私访”，陈登科倍加赞赏，并极力夸大其政治“威力”，竭力宣扬就是用这种方法平反了任为群的“冤案”，揭开了黄泥乡“阶级斗争”的盖子。真是荒唐已极！
看看祝永康扎下的“根子”和依靠的对象都是些什么人吧：有不通过群众就平了反、翻了案的任为群；有叫嚷“解放以来”“还没翻过身来”的“老贫农”李学成……。祝永康就是利用这一些人，在黄泥乡大刮翻案风，大刮单干风，大搞复辟资本主义活动的。
反动小说《风雷》，极力宣扬和美化中国赫鲁晓夫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为了配合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罪恶阴谋，他的小娄罗陈登科和几页发了霉的《风雷》，也逃不脱彻底灭亡的命运！〔本版由《新安徽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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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祝永康是谁家的“英雄”
战犹酣

反动小说《风雷》，打着“写农业合作化”的幌子，极力污蔑公社化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的笔下，我们的农村一团漆黑，完全是一个“困苦凄凉”的世界。在他看来，为了拯救这个“困苦凄凉”的世界，需要一个“救世主”。这个“救世主”，就是他在《风雷》中精心塑造的“为民作主”的“青天大人”祝永康。
祝永康是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是陈登科极力歌颂的“英雄”人物。小说开头几章，就不厌其烦地写他如何私访淮北。他在大雪漫天，“灾荒压顶”的淮北平原上，冒着严寒，四处奔走，明察暗访，俨然是一个公案小说中微服出行的“清官”。私访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寻父”。他第一次出现在狗肉摊上，向羊秀英提出的问题是“寻父”；他在去黄泥乡的路上，思索的是“寻父”；他同万寿年夜话家常，中心话题还是“寻父”。
“寻父”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部小说的情节要用“寻父”来贯串和展开？陈登科自己招供说：“对‘寻父’不要理解得太狭隘，‘寻父’就是寻找人民，寻找党的真理。”为什么要“寻找人民”，“寻找党的真理”呢？陈登科借祝永康之口作了明确的回答：当年
“在战火纷飞中得到淮北人民救助的”那些人，今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再生父母”，忘记了对人民群众“应尽的责任”，使党的真理即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遭到了破坏。现在需要祝“青天”式的人物来恢复这种联系，关心人民，“为民作主”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陈登科之流却胡说我们党忘记了人民，失去了真理，这是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最恶毒的攻击。
祝永康是在所谓人民群众“饥寒交迫”的生死关头，来淮北私访、“寻父”的。祝永康私访黄泥乡之前，那个世界是多么天昏地暗；祝永康私访黄泥乡时，那里的群众又是多么热切地希望他留下来；而当他决定在此“安家落户”时，这个“黑暗世界”立即奇迹似的出现了光明，连“桌上的煤油灯也更显得明亮了”。这种种描写都说明：祝永康私访、“寻父”，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恶毒攻击我们党忘记了人民，背叛了人民，只有祝永康这个“青天”才不忘人民，才是人民利益唯一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这就是陈登科塑造这个人物的罪恶用心。
如果说，《风雷》开头几章，通过私访来颂扬祝“青天”时时不忘人民的“美德”，那末，梅家渡口一场，则通过祝“青天”的走马上任，把他打扮成一个拯救人民，“从天而降”的“救世主”。当时，灾荒严重的黄泥乡正在闹事。祝“青天”带着三十万斤大米，领着几十只帆船，“立在船头”，指示着“航行的方向”，疾驰梅家渡口。祝永康一到，“把在场的人全部吓得目瞪口呆”，在他那“春雷一般轰鸣”的喊声中，这场闹粮风波轻而易举地平息了。神奇般的传说，在黄泥乡迅速地流传开来。祝“青天”这次出场，陈登科特意为他描绘了一幅与私访时截然不同的画面。你看：“晨雾消散”，“积雪融化”，“河水解冻”，好一派“早春气候”！
“解冻”，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惯用的政治语言。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就是雪压冰封的酷寒世界。他们疯狂叫嚣“解冻”，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陈登科诅咒我们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的公社化后的农村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一点生气；而祝“青天”一来，就冰化雪融，春回大地。这不是说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要由祝永康这样的“英雄”来解救吗？这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由祝永康这样的“青天”来“改造”吗？祝“青天”这个“救世主”身上寄托了陈登科多么强烈的复辟幻想，陈登科又是多么狂热地希望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的“解冻”啊！
祝“青天”上任之后，立即就开始在黄泥乡施行他的所谓仁政。他带来三十万斤大米，使黄泥乡的饥民得到了“赈济”；他指点
“三老”（何老九、万寿余、李学成）、“三花”（金花、银花、翠花）们编席，为他们找到了“本薄利厚”的生财之道；他察访了何老九、李学成等人，找出了黄泥乡“多灾多难”的政治根源在于“坏人当道”，从而平反了“冤案”，昭雪了任为群的冤屈；他惩处了“残害老百姓”的朱锡坤、熊彬，并以自己的“美德懿行”感化了方旭东。总之，祝“青天”在黄泥乡赈灾荒，平冤案，拯救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为了美化这位“青天”，陈登科还特意安排了一个传说，把这位祝“青天”鼓吹为人民群众的“内心的某种情绪、愿望和要求”的寄托者。祝永康成了人民的代言人，成了救世济民的“青天”。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种种手段，包括文艺这种手段，鼓吹“青天”式的人物，宣扬“为民请命”、“为民作主”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舆论准备。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刮起了一阵乌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豢养的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人，曾经抬出了“青天”这个偶像，扯起了“为民请命”的黑旗，疯狂地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鼓动一切牛鬼蛇神起来向无产阶级夺权。不论是吴晗、周信芳笔下的海青天，还是田汉笔下的谢巡按，都是这种“为民请命”的“英雄”，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化身。中国赫鲁晓夫一伙极力抬出“青天”的偶像，就是为他们自己篡党、篡政、篡军制造舆论的。

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李葆华，到安徽上任之后，便极力树立“李青天”的偶像。什么“葆华书记”如何私察暗访、平反“冤狱”呀，什么“青天大人”如何“关心群众”、“民主、谦虚”呀，等等。他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在安徽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风雷》中的祝永康，正是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化身。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旧安徽省委召开的一次作家会议上，陈登科特地表白：李葆华“来安徽，群众有许多传说，可以不可以写？”同一时期，他还散布过什么中国赫鲁晓夫“化装下去摸情况……。”十分清楚，陈登科如此卖力地塑造、歌颂祝永康，目的就是替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一伙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篡政、篡军制造舆论。也正因为如此，《寻父记》中被罢官的“青天”，在《风雷》中变成了胜利的“英雄”，不仅熊彬成了祝永康手下的败将，方旭东也在祝“青天”面前“沉痛”地检讨，最后，跟着祝永康一道“前进”。中国赫鲁晓夫一伙日夜梦想的反革命政变，在《风雷》中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听吧，通过祝永康之口，陈登科不是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发出了狂妄的“挑战”，要让祝“青天”上台“另砌灶锅”吗！看吧，跟在祝“青天”之后向我们扑来的，不是一阵阵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吗！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把他们“青天”的反革命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把祝“青天”之流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社会主义就是好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凤阳县东方红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 陈学孟

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指使陈登科这个反动家伙写了本黑书，叫什么《风雷》。那本黑书又臭又长，尽是胡说八道，它给社会主义抹黑，为资本主义叫好。陈登科这个反动家伙，打着写农业合作化的幌子，污蔑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可真是泥地里的黑蛇，又毒又滑！
这本黑书，大刮单干风，说什么单干是“天堂的生活”。
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俺们贫下中农尝过单干的苦头。俺们深深懂得：搞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斜路，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在安徽大搞“三自一包”、“责任田”，刮单干风，俺们贫下中农就坚决反对。他们宣传“责任田”的“十大好处”，我们就宣传
“责任田”的十大坏处，还编了顺口溜：“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公社就是通天路，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理是我们的壮，气是我们的粗，人是我们的多，路是我们的正！
这本黑书，胡说什么俺们贫下中农“害怕”走社会主义道路。书中有个老贫农出来组织互助组，结果到处碰钉子。他跑弯了腿，说破了嘴，许多贫下中农还是不干，最后把他都气病了。这完全是造谣污蔑！俺们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积极，最坚定。俺们搞合作化、公社化的时候，那劲头可大啦！连日加夜写申请，红彤彤的申请书一张挨一张。广大贫下中农一听说毛主席发号召，大家就向前奔，敲锣打鼓，喜气洋洋，自觉自愿，哪里还有害怕的啊？！
要说害怕社会主义的人，那倒是有，但不是俺们贫下中农，而是那伙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总后台中国赫鲁晓夫。
这些反动家伙为啥要刮单干风呢？为啥要大叫资本主义“好”呢？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代表地、富、反、坏、右利益的。他们就是妄想搞垮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让俺们重吃二遍苦。这真是白天做梦！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俺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定了。谁要想复辟资本主义，不管他是陈登科还是李登科，不管他是“黑猫”还是“白猫”，俺们的铁拳就要砸碎他的脊梁骨！



砸烂资本主义破“灶锅”
北京市新华印刷厂批判《风雷》战斗组

反动小说《风雷》是为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制造舆论的大毒草。
书中的主人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理想“英雄”祝永康，第一天到黄泥乡，就透露了自己的罪恶阴谋。他在春芳家说淮北的灶锅又矮又脏，烟气很大。“……我要是在这里工作，非下命令不可，要各家把闷灶锅拆除……”。看来这似乎是一般的生活用语，其实，这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黑话。这批反动家伙，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另砌灶锅”，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在《风雷》中大刮单干风，大刮翻案风，竭力宣扬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反革命分子公开声称，要重新寻找所谓“党的真理”。他们要寻找哪家的真理？他们要寻找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真理”，即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很清楚，陈登科这一伙，就是妄图推翻我们党的领导，“另砌灶锅”，让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武装起来的党。一小撮阶级敌人妄想“另砌灶锅”，推翻我们的党，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为了“另砌灶锅”，让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反动派重新上台，陈登科在《风雷》中又大肆污蔑党的干部，把所有党的组织都描写得一团漆黑。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定地率领人民群众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只是一小撮。可是，陈登科这个反革命分子却污蔑农村干部一团糟，都坏了。从县到区，从区到乡，没有一个好干部。县委书记方旭东是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区委书记熊彬，革命意志衰退，严重丧失阶级立场。黄泥乡总支书记朱锡坤，公然宣扬“十大自由”，反动言论一大堆。乡长万寿年是个不问政治，只知发救济粮的庸人。总之，所有党的干部都不行，都应该下台。一句话，就是要“另砌灶锅”。真是反动透顶！
祝永康走马上任以后，就决心沿着中国赫鲁晓夫在淮北这块土地上留下的“很深”的“足印”走。很明显，陈登科之流要“另砌”的“灶锅”，就是中国赫鲁晓夫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之流的狼子野心！
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喽罗们要“另砌”的资本主义破“灶锅”砸个粉碎！



反动小说《风雷》为谁招魂
皖安机械厂工人　陈廷宜

最近，报纸上开展了对反动小说《风雷》的批判。我们工人认为，这个批判好得很！
批判反动小说《风雷》，决不是简单的批判一本书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在《风雷》中口口声声叫嚷要“寻父”。他要“寻”的“父”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个在淮北土地上留下过深深“足印”的中国赫鲁晓夫。陈登科之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寻”中国赫鲁晓夫这个“父”，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把国民党反动派“寻”回来。中国赫鲁晓夫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篡党复辟阴谋如果得逞，国民党反动派就会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
反动小说《风雷》，洋洋几十万言，它是在为什么人招魂呢？陈登科在小说中居心险恶地穿插了方旭东唱歌的一个镜头。方旭东唱道：“……活捉杜聿明，消灭黄伯韬。打过长江去，推翻蒋家王朝。”这样一首革命歌曲，反革命分子陈登科听着却感到“厌烦极了”。他通过书中的“英雄”人物祝永康之口恶毒地咒骂道：“好爸爸，你拿刀杀死我吧，愿听狗咬仗，也不听你唱唱”。陈登科为什么不爱听“活捉杜聿明，消灭黄伯韬”？为什么一听到“推翻蒋家王朝”就感到比“杀死”他还难受？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家伙是蒋家王朝的孝子贤孙，是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立场上的。正因为如此，他在《风雷》中，大刮翻案黑风，大刮单干黑风，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国民党反动派招魂！
《风雷》的作者陈登科是什么货色呢？这个家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所以能够长期混在革命队伍里，并且披着“工农作家”的外衣，大写特写反动小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中国赫鲁晓夫撑腰。陈登科曾经毫不隐讳地说：“我这本书（《风雷》）是根据上面意图写的。”所谓“上面”，指的就是中国赫鲁晓夫。
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我们批判反动小说《风雷》，正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作斗争，正是和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中国赫鲁晓夫作斗争，正是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