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娜：风雨未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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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未同舟

刘维娜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主要人物（以文中出现次序）简要介绍。

　　⒈李世英：西安交通大学１９６４年入校学生，工程物理系８１０（核反应堆）专业。１９６６年８月任交大文革主任，１９６７年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批示中称他为“交通大学学生领袖”。１９６７年任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１９６８年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病逝。

　　⒉刘维娜：１９６３年入学西安交大数理系应用力学专业，１９６３年陕西省高考理工科第一名。１９６７年任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

　　⒊王永婷：西安交通大学１９６２年入校学生，动力系压缩专业。西安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长。１９６６年７月工作组时期受迫害，跳楼自杀。

　　⒋杨克剑：西安交通大学１９６０年入校学生，动力系制冷专业。西安交大学生会主席，文革前已当选为全国高校联合会副主席，后因文革未及公布。１９６７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因担任学生会主席延期一年毕业分配）

　　⒌严克伦：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交大工作团团长。

　　⒍霍士廉：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⒎杨文：文革前为原交大党委会常委，曾任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党委统战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７０年３月自杀身亡。

　　⒏武登才：西安交通大学１９６２年入校学生，动力系制冷专业。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⒐陈柏荣：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涡轮机教研室教师，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２０２１年９月病逝。

　　⒑张国强：西安交通大学１９６０年入校学生，无线电系无线电专业。１９６５年毕业留校任教。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委员。

　　⒒郭根英：西安交通大学１９６４年入校学生，无线电系元件专业。１９７２年与李世英结婚。

　　⒓沈荣水：西安交通大学１９６２年入校学生，数理系应用力学专业。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居澳大利亚。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文革前，我是学生会劳动生活部的宣传干事，王永婷是部长，我并不认识学生会主席杨克剑。我们这代大学生是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从小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无限崇拜毛主席的一代年轻人，把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

　　１９６６年，毛主席一声令下，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著名的高等院校都迅速行动起来。我们交大也奋起响应，紧跟中央精神，校园里很快就贴满批判的大字报，横扫校内一切“牛鬼蛇神”，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很快，省委派来了以严克伦为首的工作组领导交大文化大革命。可是，大家觉得这个工作组跟不上我们雷厉风行的革命步伐，他们的表现让大家极为不满，认为工作组是不合格的领导者，在６月６日这天，全校师生员工与工作组的矛盾终于大爆发了！大家群情激昂，同心协力，为了更深入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学生们用各种方式纷纷要求上级领导立即更换这个不称职的工作组，这一下就狠狠地触犯了工作组的威仪，挑战了工作组的领导地位，他们非常害怕事态再发展，坚决要把事态扼杀在萌芽中。工作组当机立断把６月６日这天的行为定性成反革命事件，再把各路带头人和积极参与者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把是否反对工作组定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在广播台反复播放这一规定。刹那间校园里风向骤变，杀气腾腾，在工作组的指挥操纵下，受蒙蔽的群众纷纷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校园里开始出现不少“揪出×××”，“打倒×××”的大字报和标语口号，杨克剑目标大，成了众矢之的。我眼看着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学生，群众斗群众的恶浪一浪高过一浪，看到大字报完全颠倒了是非，杨克剑作为学生会主席，他带领学生去西北局反映工作组的问题及我们的要求，怎么就是“大闹西北局”呢？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身文革运动，怎么就硬说他的目的是为了“保彭康”呢？他是全校出名的又红又专、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怎么就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呢？

　　我毫不怀疑工作组正在把运动引入歧途，和党中央唱反调，打击学生的革命热情，破坏文化大革命。在这关键时刻，必须有人站出来提醒大家不要上工作组的当，身边的同学看到我要顶风写大字报就提醒我：“你写了就是自己跳出来的“牛鬼蛇神”！”我说：“我不怕！”那天晚上我热血沸腾通宵未眠，写了“坚决支持杨克剑”的大字报，疾呼大敌当前大家不要自相残杀了，要把矛头对准真正的敌人。

　　６月７日清晨，我把大字报刚贴出，广播台又开始不停地播放工作组的错误决定，真是火上浇油，我一怒之下，又写了大字报“此地无银三百两”，直接提出赶走工作组！于是祸从天降，我被打成比六六事件里的带头人李世英和杨克剑更恶毒、更反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声讨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也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

　　两天后，又爆出杨克剑新的“滔天罪行”，说他怀着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把毛主席石膏像涂黑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宿舍写检查，两个不认识的女生冲进来喊着：“快去看你支持的杨克剑究竟是什么货色！”我被推进动力系男生１２宿舍一楼西南角的一个房间，有个穿白衬衫的男生低头坐在窗前，旁边站着两个人。我环视了一下屋内，想看那个被涂黑的石膏像，没有看到。这时窗外有人喊：“谁是杨克剑？”，两个人就抓住那个白衬衣男生的肩膀，推到窗口让外面的人看。随着“打倒杨克剑！”的口号声，就有人向他抛掷土块和纸团等杂物。也许是他们把我作为接受教育的对象，几拨人过后，认为我受足了教育，就先放我走了。听说随后王永婷等人也被带进去供窗外的人羞辱和批斗，这就是所谓的“动物展览”。如果这算是我和杨克剑的第一次见面，那第二次见面就是漫长的五十多年以后了。杨克剑告诉我，涂黑毛主席像纯属诬陷。他宿舍里的那尊石膏像因时间长了，表面涂的金粉氧化发黑了，有个同学就“揭发”说是他涂黑的。知情者都知道这是胡说，工作组了解真相后故意不对外宣布，所以那次“动物展览”时，根本就拿不出涂黑的石膏像来。

　　工作组执导了长达五十多天的群众斗群众，不仅被斗的人遭罪，斗人者也很痛苦，他们迫于高压，为了把假反革命当真反革命来批判，不得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先要忍受人格扭曲的痛苦，才有胆量去颠倒黑白、歪曲事实、造谣污蔑。

　　有一次在可容纳几百人的１２００大教室里召开数理系的批斗大会，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上台发言批判我，他的重型炮弹是“刘维娜进交大是因为她思想反动，彭康亲自点名要的！”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１９６３年我高考的事，说明他是知情者，他竟然可以把事实捏造得如此荒谬。我克制住了想解释的冲动，很清楚此时此地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批斗，不能申辩，不可“嚣张”，否则只会自讨苦吃。

　　我上过几次批斗会后，工作组看大家也揭发不出什么新问题了。一天，有个女同志代表工作组找我单独谈话，她问我有没有和杨克剑谈恋爱，我说没有，根本就不认识他。她诱导我说，如果我和他有恋爱关系，问题就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说没有这种关系。她反复强调了利害关系后看我还是坚持不肯说假话，就叹口气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被说成又臭又硬，必须继续写检查。

　　王永婷和我同住第七宿舍，她是动力系住三楼，我是数理系住一楼。七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俩在学生一食堂到七舍的路上不期而遇了，我向东回宿舍，她低头向西去食堂。我见她脚步沉重，面容憔悴双眉紧皱，好像精神有点恍惚，和我熟悉的那个朝气勃勃、干劲十足的劳动生活部部长判若两人！我心跳加快，想上前对她说句“一定要挺住！”又担心被看成两个反革命分子在串通，倒给她增加一条罪状。在我犹豫不定时她瞥见了我，就快步走过去了。没想到这竟是我和王永婷的最后一面！

　　几天后悲惨的一幕就发生了！

　　那天下午我在宿舍写检查，突然被一种奇怪的沉闷的重物坠地声惊了一下。窗外传来喊声“跳楼了！”“有人跳楼了！”“王永婷跳楼了！”我一愣，立刻飞跑出去，看见四个人提着王永婷的四只手脚，正从我面前小跑过去。可怜王永婷向后仰着头，鲜血顺着短发不停地滴落，惨不忍睹！我像被冰水浇透了一样，几乎崩溃。至今都后悔得心痛！如果那天我大胆地给她说了一定要挺住的话，会不会给孤独无助的她增添一点力量和温暖呢，或许她就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吧。

　　我是幸运的。在我感到极度孤立无助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冒着很大的风险向我走来。那是６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看没人注意，就想溜回家去看看父母。我家在外语学院，快到外院北门时，管遵虞同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不等我问，他就主动地说：“我要去你家，把班上的真实情况告诉你父母，免得他们为你担心。”他对我父母说，同学们其实都认同我的观点，只是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多数同学家庭成分不好，怕受到牵连，不敢讲真话。他说同学们不会对我太过分的，请父母放心。我对管遵虞讲的情况并不感到意外，我相信批斗我的同学都是言不由衷。父母特别感动，多年后提起此事，他们还念念不忘地说：“管遵虞是好人”。管遵虞去我家的事班上同学都不知道，直到２０１３年大年初二清晨，管遵虞在酒泉的家中突发心梗去世，我很悲痛，流着眼泪写祭文回忆了此事，同学们才恍然大悟与此相关的一些事。

　　我还收到过一封长长的匿名信，那口气不像是本班的同学。作者在信中诉说了六六后他思想的极度矛盾和苦恼，恨自己太懦弱不敢公开支持我，只能写信来表达对我的敬佩和支持。这封真诚的信，减轻了我不少的痛苦。六六事件平反后，写信人也没有来找我，我多想对他当面说声谢谢啊。

　　终于，两个月后，工作组的错误得到了纠正，六六事件彻底平反了，全校的“反革命分子”先后也得到了平反和昭雪。

　　１９６６年８月交大成立了文革总会，李世英担任文革总会主任。

　　１９６７年５、６月交大筹建校革委会，李世英要我参加筹建工作，主要是调整原文革总会，增补一批具有造反精神的人，这些人要从各系推荐的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有影响的人中挑选，我注意到动力系没有推荐杨克剑，却疏忽了究其原因。我被公认为是交大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造反派之一，推举我进校革委会的呼声很高。可我深知自己不能胜任这种工作，也有人质疑我的组织能力。７月１日交大革委会成立，最终我还是被强力推选进了校革委会担任常委，完全是赶着鸭子上架。

　　有一天，接革委会通知，晚上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和霍士廉“拼刺刀”大会，指定我主持。我内心慌乱，竭力推脱但无用，只好硬着头皮上阵。记不得是怎么主持大会的，仅存的印象是有段时间在大操场的西南角出现了一阵骚乱，我说“大家要警惕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竟然得到了一片掌声。这个大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李世英也看出我不是很适宜主持群众大会，后来就改派我做一些适合我的工作。在西安各高校陆续成立革委会时，常派我代表交大革委会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表示祝贺。因为我对两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不热衷，比较适合出席这种场合。

　　我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底毕业离校，虚当了一年半的校革委会常委。这期间我常对复杂的形势感到困惑，革委会开会时我很少发言，甚至还有厌倦情绪。李世英对我很包容，没有批评过我，其他人就众说纷纭了。校内有说我是交大最大的逍遥派的，回家时从父母嘴里也间接听到外院有说我不想当官的，有说我激流勇退的。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也不愿稀里糊涂被潮流裹挟。幸亏如此，在毕业离校后清理三种人时，压根就没有叫我回校接受审查，免遭一劫。

　　毕业分配时，工宣队说我可以留校，我婉言推辞，一心想赶快离开交大，填报了去汉中褒河水库劳动锻炼。

　　修水库需要把原来沿褒河的公路改道升高，还要修建高位置的灌溉渠，最初那段时间我们都是在半山腰干活。那是１９６９年初的一天上午，我在山上工地看见一辆白色小汽车开到褒河边停下来了，很快就传话要我下去。我一路小跑下山，惊喜地发现杨文满脸堆笑地向我频频招手，杨文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结合进校革委会担任副主任的。见到他我也很高兴，杨文慈祥和蔼地笑着说他路过此地就顺便来看看我，在仔细问了我的情况后说：“瘦了，但更精神了！”

　　２０１６年交大１２０周年校庆时原革委会副主任武登才告诉我，那次杨文从汉中回校后，过了一段时间就自杀了，自杀前他是专程来汉中和几个人告别的，包括我。我大吃一惊问及原因，他说杨文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彭康，对彭康的死非常内疚自责，一直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快速地努力回想杨文当时的表情，还是没有发现他那时内心还隐藏着这么大的痛苦，他给我的最后印象依然是美好的。

　　１９７０年６月劳动锻炼结束，我没有选择去中学当老师，因为对学校仍存有偏见，认为在工厂更有利于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分配到西安自行车厂当工人，先开了四年牛头刨床，然后辗转在机动科、技术科、研究所、开发部等部门搞技术工作。国企改制后，西安自行车厂更名为诺克公司，后来再次更名为天马机械厂，领导让我承包轻工机械分厂，我于２０００年退休。随后该企业越发举步维艰，最终被一家房地产公司收购了。

　　在工厂的那些年，我认真做事，低调做人。虽然我学的应用力学专业在自行车厂不对口，但经过自学相关专业知识，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也没有难倒过我。厂资料室的国外期刊杂志都是英文版和日文版的，我只学过俄语，就去交大夜校学习科技英语，还请交大日语教研室的许振凯老师到我厂办了一年科技日语学习班。

　　１９８６年工厂党委副书记胡继禹找我谈话，说我是中央组织部在册人员，按规定是不能用的，但根据我的一贯表现和群众反映，如果不发展我这样的人入党，上级党组织就会认为我厂还没有解决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竟然是中组部在册人员，毕业后交大清理三种人时也没有通知我回校接受审查呀，究竟是谁、哪年、依据什么罪行把我这个文革后期的逍遥派列入中组部那个终生不得使用的名单的？直到最近我才想起，我曾经主持过和霍士廉“拼刺刀”大会，难道就是这个原因吗？是霍士廉复出后把我划入该名单的吗？联想到校革委会副主任陈柏荣就是因为霍士廉发现他被杭州汽轮机厂重用当厂长后坚决把他拉下来的事，我就认定了这一判断。无论陈柏荣这个外号“老黄牛”的老党员、涡轮专业的研究生多么优秀，无论陈柏荣兢兢业业对杭州汽轮机厂做了多大贡献，这个在文革中对交大有成见和仇恨的霍士廉也要坚决把他拉下来，并一拉到底。

　　１９８１年６、７月份，我在咸阳轻工学院参加轻工部举办的全国自行车力学理论学习班，听说李世英出狱了，就赶去他家看望。那时他住在咸阳地委对面的二楼，他气愤无奈地告诉我，抓他时不说原因就突然抓进去了，放他时不说清楚问题就推出来了，完全不讲道理，这成了他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

　　李世英退休后有了空闲时间，忽然对汉字输入法产生了很大兴趣，就埋头钻研起来。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研究出了一种速度很快的汉字输入方法，只需要改变一部分汉字的写法就可以实现。还说有些汉字的写法本来就不合理，他给我列举了几个字，按他的构想应该怎么改写，我现在还记得他把“轮”改写成了什么样子。几年后我问他完成了没有，他遗憾地说，遭到一些传统文化人的阻挠，反对他改写汉字，搞不下去了，白费了这些年的心血。

　　生活中的李世英幽默风趣。有一天他说要和张国强老师来我家吃饭，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家。他俩气喘吁吁地爬上六楼，我开门问：“你们怎么找到的？”李世英笑着说：“我们闻着香气就找来了。”我说：“我还没做呢，哪来的香气。”一年后我搬了新居，他俩又要来。这次看见李世英一手提着一兜孜然炒肉夹馍，一手提着几个凉菜，我说：“是我请你还是你请我呀？”他憨笑不语。

　　当然，李世英最想做的还是写回忆录。一天他来电问我电脑里有没有QQ，我说没有，他说有了QQ咱们和戴慕蓉他们几个聊天就方便了。我说不会安装，不料他第二天就从咸阳赶来帮我把QQ装好了。当时我没好意思告诉他我看电脑时感觉眼睛很难受，早就不用电脑了，所以后来也没用过他装的QQ。现在想起来真对不起他。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９日我在宝鸡妹妹家。中午忽然接到李世英的电话，他问我妹夫的肝病是吃什么药好的。我奇怪他问这个干什么，他说有一个朋友肝不好，帮他问一下。我直截问：“是不是你病了？”他支吾了一会，最后还是承认是他病了。我说妹夫就在旁边你问他吧。他俩在电话中交谈了一阵后，妹夫给我说，他的情况肯定是肝癌。当天下午我和老伴王大赤开车回西安经过咸阳就赶快去他家看望。郭根英开门后我吃惊她的消瘦，她说半年来瘦了三十斤。李世英跟在她身后来迎我们，他身体很虚弱，面部有点浮肿，但很兴奋，执意要请我俩出去吃水盆羊肉，我们哪有这个心思，争执一番后他才作罢。我说：“看到你在风雨同舟群里每天发那么多帖子，还以为你很好呢。”他诡笑着回答：“要伪装嘛！”他详细谈了生病和治疗过程，叮嘱我要严格保密，因为他夫妻俩保密工作做得好，半年多了邻居都不知道。他行动缓慢仍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看他的小院子，指着一棵大树说这是批把树，每年他们吃了枇杷就把果核扔到地里，所以院里就长出了许多高低不同的枇杷小树苗；还指给我看那片四季常青的是马兰头，随时都可以掐来做菜。他很珍惜这次见面，说：“今天要好好照两张像”。那天他的话很多，也不回避谈死，说死后不做墓，打算把骨灰分成三份，一份撒到渭河（他工作生活的地方），一份撒到黄浦江（女儿在上海），一份撒到珠江（儿子在广州）。从他家出来后郭根英告诉我们：“医生说只有半年时间，现在已经七个月了。”两天后我们就要回深圳，只能祈祷有奇迹降临了。也许是这次见面李世英耗费了太多的精气神，听说他第二天就虚弱得不能下床了，也极少说话，从此病情每况愈下。３月２７日噩耗传来，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次日一早从深圳飞咸阳去他家吊唁。遵照李世英的遗嘱（见本文后附），丧事从简，２９日和遗体告别的亲朋好友及领导同事仅３５人，其中只有９个交大的老师和校友。

　　２０１７年夏天，通过沈荣水的微信，７月１日我很偶然地和杨克剑联系上了，那时他正在美国的女儿家。通过微信聊天，我这才知道，六六事件平反后，他竟然还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苗子”。直到１９６７年底毕业分配时，中科院到动力系来挑选毕业生，系里对他仍然存在好和坏两种极端对立的评价，幸好来者比较明智，他查阅了杨克剑的档案后，决定录取他。几年后那人还特意到杨克剑工作的研究所告诉他录取的经过。

　　由于文革前杨克剑就完成了大学的全部学业，又有幸分配到了专业对口的中科院科研单位，加上他本人的勤奋努力，才华尽展，贡献突出，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先后获得过国家、中科院、科学大会等诸多级别的科技进步奖。他主持研制的一种超低温制冷系统成功地应用在多种型号的人造卫星地面试验上，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发展“天然气液化技术”，推动了全国天然气液化工程的发展；他还参与了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主持了中科院负责的毛主席纪念堂制冷系统的研究，并作为获奖人员的代表，受到了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的接见。退休以后，他仍继续工作，敢冒风险，成功地开发了一种煤矿瓦斯气的利用技术，这个技术不仅有利于煤矿的安全生产、减少污染，还能变废为宝，把瓦斯气变成安全可利用的天然气，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他还深入到山西一个煤矿工作了几年，亲自建成了一个示范工厂，并拥有十几项国家专利。

　　此时此刻，我很自然就想到了李世英。如果他能完成大学的全部学业，走上对口的工作岗位，实现他做“红色原子能专家”的理想，他一定会取得和杨克剑一样的骄人成就，报效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人与人的聚散离合看似偶然，冥冥中又像早有安排，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机缘巧合，来自几个不同学校并互相不完全认识的人在北京欢聚一堂，时隔半个多世纪，我和杨克剑再次见面了。百感交集，杨克剑把千言万语都浓缩进了一首诗里：

　　《喜相逢》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刘维娜来京，与旧友重逢，当年同时被批斗，做“动物展”，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常忆六六起狂涛，奋起抗争不折腰，
　　五十二年重相会，万千感慨难言表。
　　京城秋色无限好，故友言欢笑声高，
　　少时都有报国志，老来只愿乐逍遥。

◇　附：李世英遗嘱（郭根英提供）

　　１、关于此生的评价。周培源先生在去世前曾经评价自己这一辈子说，这一生不是我想过的。意思是说他本来是想一心搞物理来着，但是最后搞了政治，没有全心全意的搞自己深爱的物理学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有同感。我的人生设计本来是做“红色原子能专家”，最后完全介入了政治，原子能彻底离开了我。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跟随一个超越时代的、代表人类前途的伟人，参与了他最后的为了保卫人民利益的一场大博斗。虽然不到两年的真正的文革闯将的生活，换来终生被压在五指山下。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和千年伟人联系到一起，既是空前的，也可以是绝后的。

　　２、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收唁金。除至亲挚友外，其余的人，不必通知。

　　３、我去世后，不买墓地，不留骨灰，把骨灰分为三份，分别撒入渭河、黄浦江、珠江，让一个爱水之人在五湖四海之间畅游。得其所哉！

　　４、我去世后，大家不要悲痛。我，生逢其时，一生活出了人生的尊严，离开人世时，我心情愉快，非常满足。何来悲痛？希望大家高高兴兴地送我上路，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５、我的遗体，捐献给医院。能够利用的部分，让医院尽量使用。剩余的部分，交给火葬场，烧成骨灰，按照前述条件，分成三份处理。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对于这个世界，做一点奉献。

　　６、如果需要祭奠，可以在网上设计一个纪念堂，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祭奠，非常方便。

　　７、我去世后，属于我的动产不动产全部由郭根英继承。如果不足，由子女补足，保证母亲的晚年生活的质量。

　　　　李世英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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