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晞华：知青大返城运动的定性分析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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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大返城运动的定性分析和经验教训

乔晞华

（乔晞华接受博闻社记者张杰的采访内容）

◇　定性分析

张：您最近发表了《上山下乡与大返城：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一书，能否为我们谈谈你的这本书？

乔：好的。我的书是由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本书研究重点有五个，（１）上山下乡的动员，（２）知青下乡后的生活，（３）知青大返城运动，（４）知青返城后的生活，（５）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因时间关系，今天着重谈谈知青大返城运动。

张：您对知青大返城有什么新见解吗？

乔：是的，我在书中提出新的见解。知青大返城发生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专业学者和普通百姓都把大返城视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运动的目的性、自主性、自发性、性质、对象和结果等方面，知青大返城和上山下乡截然不同。我运用社会运动学的原理和定义，对知青大返城进行分析，并用隐类别分析法，这是一个统计模型，得出结论，知青大返城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民众唯一获得成功的社会运动。这一见解得到许多知青朋友的认同。

张：这样的观点确实以前没有听说过，您书中提到运用西方社会运动学的理论进行分析，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乔：西方社会运动学是个较新的学科，是因中国的文革而兴起的学科。由于种种原因，该领域的发展未引起华人学界的注意。社会运动的定义是：一个有意识的、群体的、有组织的努力，试图以体制外的手段推动或阻碍社会变化。定义中的两个信息特别重要：“有意识的”和“体制外的”。“有意识的”指的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有意识的，不是盲目的。“体制外的”指的是社会运动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体制外的手段，包括示威、游行、请愿、静坐，绝食、罢工、卧轨甚至暴力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运动不同于政党和利益集团，因为它们拥有接近政权的渠道。
　　社会运动有四个特点：群体性，时间性，认同性和目的性。群体性指的是，社会运动是集体的努力，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时间性指的是社会运动是在一定时间内的斗争，不是一次性的抗议活动。认同性指的是社会运动的成员不仅仅在一起斗争，他们还享有共同的身份认同。目的性指的是，社会运动试图改变社会。
　　社会运动可以分为四种运动，替代运动，救赎运动，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知青大返城属于改革运动。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它的前身——群体行为学（Collective　Behavior）。社会运动学的理论挺多，有“坏人论”，“乌合之众论”，“理性选择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新社会运动论”，“构框理论”等。
　　我这里特别要提一下政治过程论，它的核心思想是：社会运动依赖于有利的政治环境。只有在政治环境有利的时候，社会运动才会出现和成功。

张：既然您特别提到政治机会，那么该理论与知青大返城有什么关系呢？

乔：在专制国家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往往依赖有利的政治环境，主要是上层精英的分裂。大返城有两次高潮，一次发生在文革初期，另一次发生１９７８年底。文革初期，毛泽东为发动群众打倒他的政敌，暂时给予民众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老知青以“造反”的形式出现，要求回城。湖南省６０，０００多老知青借串连之机返回城市，大造“户口”的反。还有知青写文章，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将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算在刘少奇的头上，声称上山下乡是对毛泽东的青年运动方向的彻底背叛。如果没有有利的宏观政治环境，提出彻底否定党的上山下乡运动是要受到惩罚的，轻则受批判，重则坐牢。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国政治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尽管以华国锋为首的文革新贵仍坚持要搞上山下乡，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务实派却唱反调，认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李先念更是提出著名的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正是在有利的政治背景下，各地知青掀起了大返城风潮。
　　特别是云南的大返城风潮，云南农场地处西南边陲，当时中共正准备对越南动手，战备吃紧，边疆需要稳定，妥善解决知青返城，可以为反击战提供稳定安全的后方，换个地方闹事，中共不一定这么着急解决。
　　政治机会不仅指宏观的政治环境，也包括微观的政治条件，发生在江苏南京的１９７４年下放户返城就是一例。下放户指的是文革时期被迫下乡的城镇居民，有干部、学者、工人等，是全家下放。南京一地就多达十多万人。当时的中国仍笼罩在极“左”政策之下，不可能否定和推翻正在进行之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但是南京的下放户做到了。
　　这是由于江苏的省级政治精英分裂，省级领导的内讧为民众创造了机会。许世友调离江苏后，他的追随者（军人）遇到了江苏旧官僚的挑战，旧官僚暗中支持下放户，以便取代军人。这一微环境对江苏的下放户极为有利，他们并没有提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挑战，只是要求回城。军人因在权力斗争中被动挨打，急于摆脱困境，同意了下放户的要求，打开了返城的大门。

张：您书中还提到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证明大返城运动不同于上山下乡。请你谈谈是怎么回事。

乔：以上讨论了社会运动的有关理论以及与知青大返城的关系，现在我谈谈用数学统计模型，来证明知青大返城不同于上山下乡，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运动。中共建政以来，历次党的运动有相似之处，这些运动都是由中共发动的，运动的方针和目标都是上边规定的。我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七个具体指标来对比党的运动和群众运动。
　　分析运动的七个指标：
　　抽象概念　　　　　　　　　　　　具体指标
　　———————————————————————————
　　运动的目的　　　　　　　　改革现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
　　运动的自主性　　　　　　　由各级党组织高效控制？
　　运动的自发性　　　　　　　运动中民众成立草根组织？
　　共产党对运动的政策　　　　高层态度一致？
　　运动的对象　　　　　　　　矛头向下？
　　运动的结果　　　　　　　　运动积极分子受迫害？
　　运动性质　　　　　　　　　是整人运动？

　　根据社会运动的定义，一个政党进行的运动不属于社会运动范畴。由于语言的差别，中文无法区别群众运动（如六四民运）和党领导的运动（如镇反运动）。在英语中，群众性的社会运动用Movement表示，而政党或利益集团的运动则用Campaign表示。两者的意义和用法是不同的。后者译为“战役”更为合适。例如，１９９４年美国中期大选中，共和党在金瑞奇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场共和党人称之为“与美利坚达成契约”运动。在那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全面胜利，夺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
　　事实上，这是美国共和党的一场战役，与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进行的三大战役极为相似。两者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只不过采取的手段不同。美国的共和党采用政治手段通过选举，而中共则采用武力手段通过战争。
　　从七个方面对比一下上山下乡党的运动和知青大返城群众运动之间的区别，两者毫无相似之处。知青大返城运动符合社会运动的四个特点，即群体性，时间性，认同性和目的性。在群体性方面，知青大返城运动是群体努力，要求中共放弃上山下乡政策。时间性方面，知青大返城运动历经波折，无权无势的知青，与中共进行了长时间的抗争。认同性方面，知青大返城运动的成员不仅仅在一起抗争，他们还享有共同的身份认同——“要求回家的知青”。目的性方面，大返城运动的目的，改变中共的上山下乡政策。
　　我的分析模型包括中共建政以来开展的３０个重大的党的运动（如三反五反），和八个群众运动（如１９８９年六四民运）。在分析模型里还加入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作为参考。
　　我采用隐类别分析法（Latent　Class　Analysis）。结果是这些运动分为三类：第一类运动有镇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清理阶级队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取缔法轮功等，显然是“斗争运动”或“整人运动”。第二类运动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学雷锋运动，学大寨，五讲四美，三个代表，这些运动属于思想教育或生产建设运动，第三类运动有（１）全红总运动，在文革初期，民众要求提高改善临时工和合同工的地位和待遇；（２）南京王金事件调查运动，南京民众在１９６６年下半年，为被无辜打死的工人讨回公道，参与人数达几十万人；（３）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民众敢于向当权者发起攻击，与党的整人运动具有质的区别。以往的整人运动矛头总是向下，对准百姓，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第一次把矛头对准中共的各级干部，从基层的领导直至党的第二号人物；（４）知青大返城运动，这是广大知青及其他下乡人员，为返回城市，向当局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争取自主迁徙权和居住权的运动。作为对照参考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属于第３类，进一步证明该类运动的性质。
　　中共建政以来的运动可以分为三类的定量分析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广大知青、下乡人员，以及家长们没有把改朝换代作为他们的目标，也没有把推翻国家政权作为运动的宗旨，但是知青们的矛头不是以往党的运动中的平民百姓，斗争矛头直指他们痛恨的上山下乡党的运动。
　　从社会运动的七个指标上看，知青大返城运动与党的运动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运动的目的（是否改革社会不合理现象），运动的组织形式或自主性（是否经过层层党组织的严密控制），运动的自发性（是否成立草根组织），运动的对象（是否矛头向下），运动的性质（是否整治百姓），知青大返城运动与党的运动有天壤之别。知青大返城运动是对中共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是上山下乡的克星。知青大返城运动却与中国历次出现的民主运动和美国的民权运动相似。忽略这些特点就不能正确理解知青大返城运动。
　　我在书中对知青大返城的定义如下：知青大返城是中国民众自发的，为争取自由迁徙权，进行的一场为时２０多年的民主运动，迫使中共停止上山下乡政策。这是中共建政后，中国民众唯一获得成功的社会运动。
　　知青大返城运动与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历次的民主运动同为一类说明知青大返城运动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的红卫兵怀抱民主的理想，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文革，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成为牺牲品。在知青大返城运动中，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战。文革后，中国出现的数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文革群众运动和知青大返城运动的继续，而文革群众运动和知青大返城运动则是这些民主运动的前奏。
　　早在１９５３年就有人在中共的号召下奔赴农村，知青的大返城也于１９５６年以病退的方式，由民众拉开对抗的序幕。为什么我说１９５６年呢，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最早的知青返城时间。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进行的网上调查问卷中获得此信息。一位女知青１９５６年初下乡，当年１１月病退回城。
　　这是一场民众和政府之间长达２０多年的博弈，这是一个顺应世界潮流和倒行逆施的两股力量的较量。幸运的是，民众在这一斗争中胜利了。

◇　经验和教训

张：我们继续来谈谈知青大返城运动。您在书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您能否谈谈你总结了哪些经验教训。

乔：好的。文革结束后，中国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但是自从１９８９年的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是专制体制的结果，一党专制的国家，不可能允许人民自由结社和自由集会，也不可能允许社会运动存在。认真总结大返城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将对未来的中国社会运动不无益处。

张：您能否说得具体些，有哪些具体的经验教训？

乔：首先一条是掌握时机。社会运动有三要素：政治机会，动员结构和共鸣构框。政治机会稍纵即逝，需要运动的组织者和发起人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目前没有历史资料记载江苏南京下放户返城风潮的发起者，但是他们的敏锐政治嗅觉令人佩服，掌握时机的能力令人拍案叫绝。１９７４年４月初，江苏高层发生内斗，南京的下放户们在当月底即开始行动，拦截火车进京告状，造成铁路大动脉中断。在中央的严令下，５月２日控制江苏的军人政权与下放户被迫达成协议，下放户顺利返城。
　　当年１０月中旬，江苏的军人统治倒台，旧官僚上台。如果下放户的行动晚几个月，上台后的旧官僚比军人在执政方面更有经验、更狡猾，结局很可能截然不同。数月前，旧官僚们袖手旁观，甚至暗中支持下放户，为的是推翻军人统治。但是数月后成为统治者的旧官僚出于执政考虑，未必再支持下放户回城。五个月的时间差，定会造成天壤之别的结局。时机选准了，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张：那么第二个经验呢？

乔：一鼓作气。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丁惠民，及时点火发起云南知青的大返城风潮。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成功，不仅时机得当，更是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旬第一封联名信发布，到次年的２月仅四个月的时间内，云南知青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行动：成立请愿总指挥部、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全面罢工、第一批上访受阻时卧轨中断铁路、第二批进京上访成功、继续罢工并举行绝食抗议，直到中央派来的专员到现场，最后同意知青返城。从开始闹事，到成功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反观新疆知青的返城浪潮，却是另一番景象。新疆阿克苏地区知青在１９７９年２月初受到云南知青返城的鼓舞，也开始行动要求返城。当年４月下旬到达北京上访，然后就是等待。一直到第二年１１月中旬（即２１个月之后）才勉强成立统一组织，举行绝食。１２月，新疆其他各地的知青才开始行动起来。年底，阿克苏知青的返城风潮遭到重创，多位领导人被捕。返城抗议行动断断续续近达两年。如果新疆知青能像云南知青那样全面动员，各地人马联合作战，马不停蹄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出击，如游行示威、全面罢工、绝食、卧轨，结局也许会大不一样。俗话说，趁热打铁，新疆知青未能把握有利时机，一鼓作气达到目的，太可惜了。

张：那么，您对运动中的组织作用是怎么看的？

乔：运动组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组织发挥领导作用，运动只会停留在原始阶段，并会很快分崩离析。云南知青返城运动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在运动初期成立了核心指挥机构，明确以丁惠民等人的领导地位，为后来一系列的有力行动，奠定了组织基础。指挥部一声令下，数万名知青立即举行大罢工，相继接管各农场。如此有效的指挥，必然有效地扼制对手。

张：文革中下放了大量的知青，他们经历过文革，参加过红卫兵，您认为这一经历对知青大返城运动是否有影响？

乔：参与大返城运动的知青大多经历过文革。根据受访者有５１％的人参加过群众组织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参与大返城运动的知青中，约有半数的人参加过文革的群众组织。例如，新疆阿克苏知青领袖欧阳琏，就曾参加过文革时期的造反运动。大返城运动中的知青是否运用文革群众组织的经验不得而知。出于对敏感政治话题的顾忌，至今为止，很少有当事人把文革结束后的知青大返城运动中的抗议行为，与文革的造反经历联系起来。然而，知青们形成组织的过程与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方式极为相像：通过民主选举，运动过程中发生不同意见，几乎产生分裂（如云南知青）。有学者提出，以前的组织经历有助于运动的动员和进行。以前曾参加过组织的人们，更容易参加新的群体行动。以前的运动积极分子由于扮演过参与者的角色，更容易重新进入积极分子的角色。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张：知青大返城都发生在兵团或农场，这是为什么呢？

乔：您这个问题是个高水平的问题。大返城风潮在云南首先发起，动静较大的返城风潮都发生在建设兵团或农场，是因为人员相对集中，增加了社会运动发起的可能性。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发生，是在大量黑人从分散的农村来到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以后。农场和兵团的组织建制为运动的发起提供了组织上的便利。
　　这种情况在文革群众运动中也突出地表现出来。各省均有以大学、大工厂为核心的在当地闻名遐迩群众组织，如清华的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南大的八。二七，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南京的金陵船厂红色纵队。原有的大学、工厂组织建制为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有利条件。
　　相比之下，插队知青由于人员分散，组织起来相对困难些。湖南长沙老知青１９６６年的大返城风潮，是老知青回城后，在长沙城里组织起来。

张：运动总得有人出来领导，您对运动的领导问题，有什么看法吗？

乔：一个社会运动的力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参与运动人数的多寡，而是取决于小数精英分子，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领导艺术。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具有从众的倾向，只要一小部分精英分子团结一致，就可以推动广大的参与者，执行制定的方案。
　　按照以往的经验，社会运动离不开有能力的领导人物。而现代社会运动（如“阿拉伯之春”），却显示运动的发动和发展好像离开领导人物也行。我曾在以前的访谈中，讲过三无运动，无线、无领导、无阶级。但是真正成功的社会运动还是有领导的，既不是一小撮精英自上而下地领导运动（一个极端），也不是民众自下而上地完全没有领导（另一个极端），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运动领导者的策略对于运动的成败至关重要，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丁惠民，不仅具有勇气和胆量发起知青大返城风潮，同时还体现策略性和前瞻性。当他决定发起知青大返城风潮后，丁惠民自己也记不清考虑过多少问题，一次次地提出各种方案和假设，被自己一一推翻否定，进入新一轮的思考。
　　虽然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并未完全按照丁惠民的设想进行，但是他的总体设想和计划，体现出运动领导人的严谨和缜密，这是其他地区的知青所不具备的，这也是为什么云南知青能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张：您在书中写道，云南知青大返城中，出现不同意见，他们是如何解决的，有否不利影响？

乔：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群众运动兴起以后，最大的危险来自内部的分裂。例如，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是因为造反民众的内讧。许多省的保守派在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基本垮台，造反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造反民众还未来得及庆祝胜利，就立即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派别。两派很快卷入残酷的武斗，自相残杀，两败俱伤，直至最后的灭亡。文革的群众运动是被自己打败的。
　　在云南知青的大返城风潮中，知青内部曾经出现不同意见，处于危险的分裂边缘。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丁惠民，在此事上的处理，显示出过人的智慧和宽容。丁采取冷处理，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避免了知青的内讧。
　　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走势，基本沿着几位核心领导人的计划进行，但是也出现下属群众不听号令，自行其是的倾向。丁惠民告诫自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讧。在请愿团何时出发问题上，指挥部分为两派，丁惠民让步，同意一部分代表先行出发。事实证明，第一批北上人员虽然未获成功，却歪打正着，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掩护了第二批人员北上请愿。他们勇敢地卧轨，为最后的胜利奠定基础，功不可没。如果不是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能够宽容不同意见，避免分裂，云南知青的大返城风潮，要想获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张：知青大返城运动表现出他们的智慧，其中一点是他们目标专一，这是否也是一条经验？

乔：是的，您说的太对了。关于策略，有三大要素：目标、战术、时机。知青大返城运动的成功，还在于他们的目标专一，就是两个字：回家！参与大返城运动的各地知青，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要求，仅希望返城回家，尽可能避免使知青大返城运动涉及政治。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北京发生大学生游行事件，给山西的知青活动带来政治阴影。九名知青核心人物对如何下一步行动进行表决，以５：４的微弱多数取消在京游行。由于知青们坚持一个目标，始终避免与政治挂钩，才使当局失去镇压的借口，避免运动胎死腹中，半途夭折。不能不说，知青们具有令人敬佩的政治智慧。

张：前面讲的这些具有战略意义，那么知青采用哪些战术，取得胜利的呢？

乔：制定战略以后，运动的领导人需要选择有利的战术，最大限度地扬长避短，争取胜利。知青大返城运动中采用的战术包括：抗议，如，集会、请愿、静坐、游行、绝食、罢工、卧轨等。我们分别来讨论这些战术的运用和结果。
　　迄今为止，资料显示在五个地区，发生过大规模的有影响的大返城风潮，即江苏、云南、新疆、青海和山西。
　　五地区知青和下乡人员采取的战术：
　　地区　　集会　　绝食　　罢工　　卧轨　　胜利返城
　　————————————————————————
　　江苏　　是　　　　　　　　　　　是　　　是
　　云南　　是　　　是　　　是　　　是　　　是
　　新疆　　是　　　是
　　青海　　是　　　是　　　是　　　是　　　是
　　山西　　是　　　　　　　　　　　　　　　是

　　在五个地区的返城风潮中，四个地区发展得较为顺利，很快达到目标，我们视之为“胜利”。新疆阿克苏知青遭到镇压，多人被判刑，我们视之为“失败”。我试图量化分析集会示威、绝食、罢工和卧轨与胜利返城之间的关系。由于样本太小的原因，我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ison　Analysis，QCA）进行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法是一种介于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之间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能够兼得两种方法优势的综合研究法。由于能在数量有限的案例中归纳分析，该方法首先被应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五个地区都发生集会示威，其中四个地区的知青返城获得成功，一个地区（新疆）的知青抗议失败。
　　举行绝食的有三个地区，其中两个地区返城成功，一个地区返城失败，另外两个地区并未举行绝食却也获得成功。换句话说，绝食的未必成功，成功的未必绝食。这样看来，绝食与成功的关系不是很明确。
　　我们来看罢工，只有云南和青海两地的知青公开举行罢工，其他三个地区的知青或下乡人员并未公开宣布罢工，我们默认为没有举行罢工。返城成功的地区未必举行过罢工，但举行罢工的知青们都成功返城。这关系比绝食要明确些。
　　五个地区中有三地的知青或下乡人员勇敢地卧轨阻断交通，造成巨大的影响。举行卧轨的知青或下乡人员在大返城风潮都获得成功，但是成功的并一定卧轨。这一关系与罢工相似，比绝食要明确。
　　以上结果较为抽象，不太好理解，我采用QCA方法，以量化的方式，比较各战术发挥的作用。
　　定性比较分析法的计算结果：
　　　　　　　　　　　　　　　集会　　　绝食　　　罢工　　　卧轨
　　　　　　　　　　　　—————————————————————
　　一致率Consistency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７５
　　覆盖率Coverage 　　　　０·８０　０·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０
　　共存率Coincidence　　　０·８０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７５

　　上表是充分性、必要性分析，即判断各战术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返城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及其对返城成功的解释力度。相对而言，集会示威的综合指数（共存率）最高，达到０·８。值得注意的是，罢工和卧轨的覆盖率（必要条件）非常高，达到最高可能值１·０。这是其他战术无法比的。在各战术中，卧轨、罢工、绝食的综合指数分别是：０·７５、０·５０、０·４０。这就意味着，卧轨优于罢工，罢工又优于绝食。
　　绝食虽然是较为极端的做法，但是从各地知青大返城风潮的效果来看，并不比其他方式体现出更多的有效性。这一做法对知青们自身伤害很大，但对于当局却几乎没有作用。这是个自损一千，杀敌为零的战术。面对专制体制，绝食不是民众的有效武器。在各种战术中，罢工和卧轨对知青自身的伤害较小，对当局的杀伤力最大（尤其卧轨），是非常有效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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