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英：往事的回忆（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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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回忆（选载之一）

李世英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编者按：李世英，河南鄢陵人，１９４５年５月生，１９６４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８１０专业。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９日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６年６月，在西安交大“六六事件”中，李世英被陕西省委工作团打成反革命，遭受残酷迫害，于６月９日，写下了三封感人至深的遗书被迫自杀，后被救活。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交大师生员工采用巴黎公社原则的方法选举李世英为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毛主席在一份批示中，称其为“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中央文革委托兰州军区党委批准成立了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李世英任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１９６８年４月３０日，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李世英被任命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曾兼任咸阳地区党委副书记，咸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１９７５年１月，李世英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８日，李世英以所谓“打砸抢首恶分子”被捕入狱。１９８１年６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李世英“免于起诉”，释放出狱。２００５年５月，李世英从咸阳市运输公司退休。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李世英因病去世，享年７２岁。
　　此文系编者根据李世英生前给部分校友的若干封邮件组合编辑而成，总题目为编者所加，各部分标题大多是原有。编者对原邮件文稿内容略有删节；个别地方的顺序作了调整；修订并改正了原邮件中少量词语的差错；文中各照片均为编者所添加。由于原稿尚是砌块，未正式成文，编者已完整的按作者的原意对其做了修订和少量引文的删除，因李世英已去世，未能经本人认可。因此可能造成的某些疏忽和遗漏，敬请各位读者指正。〕

附：

◇　说明之一

　　我现在开始写一些往事的回忆。由于搜索资料比较困难，所以，先就一部分一部分写出来，这些部分，就暂叫做砌块吧，算是一些建筑材料，最后再把它砌筑在一起。
　　请大家多提意见，补充材料，纠正我回忆中的错误。
　　为了方便识别，删除的部分请用红颜色；增加的内容请用黄颜色；修改的部分请用绿颜色，纠正错别字请用蓝颜色。关于颜色的用法，在word中比较简单，不会用的可以请教一下别人。占用大家的时间，在此先表示感谢。
　　另外，有什么意见、想法、建议等，请给我发邮件。
　　　　李世英２０１３.１１.１７

◇　说明之二

　　有的校友收到“砌块”后，给我打电话，发邮件，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提供了许多我不知道的生动、有趣的一手资料。有的同学提出，感觉这些“砌块”不连贯，希望知道总体安排。
　　目前发的东西，只是以后的建筑材料，我是根据资料准备的情况和我回忆的情况，感到可以写的就先写，所以时间上不按顺序。最终，我想还是按照时间顺序“组装”比较好。当前，各位还得耐着性子，让我一块一块地“搬砖头”。
　　至于体例和形式也没有最后确定，走着看吧，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有些问题处理起来有难处，比如，人名的出现，有的人可能觉得无所谓，有的人可能不希望出现自己的名字，是尊重个人意见还是依据客观？如此等等。
　　本来不应该给大家毛坯看，因为一些同学多次催促；而且大家都是古稀上下的人了，早点发，趁着大家眼睛还能看，脑子还清醒，给大家讲讲我所知道的西安文革。大家也有一个话题，各自讲讲，还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的！
另外，细心的人可能看出，我没有写到“李世英是个蛮子”，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问了不少人，都无法取得确切可靠的证据，说法也很不一致。
　　２０１３年６月７日上午，我给胡炜通了电话，内容如下：
李：我还想问你一个事，我们搞了“八五”静坐以后，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我，原来说是“李世英是个蛮子”
胡：是“八五”静坐以前，不是“八五”静坐以后。
李：“八五”静坐以前？
胡：不是“八五”静坐以后。具体讲话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但是毛主席的话，我记得有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我也说不清楚。上文、下文都不知道。
李：他那个原话你还能记清吧？
胡：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只记得“李世英是个蛮子”。
李：后边还有说是“不讲道理”，“不讲政策”？
胡：别的上文、下文都不知道。
李：传说有几个版本，我也弄不清。说是“不讲道理”，“不讲政策”。
胡：“不讲道理”“不讲政策”我都没有听见过，我就听见过“李世英是个蛮子”。
胡：老人家不在了，当事人也可能不在了，历史档案有没有也不知道，无从查起呀。
李：你原来也是他们口头传达的吧。
胡：这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搞清楚很好，搞不清楚关系也不太大，是吧。
李：不过对我很重要，因为是毛主席的指示呀。
　　关于“李世英是个蛮子”这个事情，这是目前最有权威的说法。借此机会，说明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李世英２０１３.１１.２０
〔注：胡炜，文革时任２１军军长，陕西省支左委员会负责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我在１９６６年８月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后补书记刘刚让工作团的人带着我到他在交大的办公室，我就跟着工作团的人到了刘刚的办公室，谈话时是我们两个人。他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然后说：“我现在代表工作团正式通知你，经过调查，我们认为，你不是反革命。听清楚了吗？”

　　我点点头，眼泪控制不住，喷涌而出。为了不是反革命这几个简简单单的字，我艰难地等待了近两个月，还几乎丢掉生命！我说：“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刘刚看我情绪激动，就说：“你现在先回去吧，先不要告诉别人。”我点点头，走出刘刚的办公室，还是由工作团的人带着我回到班上。走到大操场门口，就是在这里，我看到过王永婷被抬着跑向医务所的惨状。我不由地想对她说，王永婷，你太着急了，你怎么不再坚持一下呢？（王永婷受工作团迫害，于７月９日跳楼身亡——原编者注）

　　与其说我为自己被平反而高兴，到此时已经变成了对王永婷之死的遗憾和痛惜，心情非常沉重。

　　回到班里，我什么也没有说。可能工作团的人慢慢地给同学们作了工作，逐渐，同学们开始和我说话了。我当然很希望和大家说说话。很快，我们又像以前一样，关系融洽起来。

　　听他们说西工大、西军电（指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编者注）、西北大学大字报很多，北京的消息比较多。他们说了一些消息，我却一点也不知道，真像天外来客一样。我现在刚被“解放”，什么都不知道，必须“恶补”一下，好好地充充电才行。于是，我每天吃完早饭，带上馒头咸菜，到西工大、西军电、西北大学去看大字报，的确收获很大。后来，也到冶金学院、陕西师大去了几次。除了看消息，也看他们学校不同的意见，对他们几个学校的内部的派别和观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的一个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个是谭立夫的血统论。

（一）《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二三论）和毛主席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１１期刊登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

　　当时还传达过毛主席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全文如下：（略，见本刊zk９６０９b，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８日——编者注）

　　除了一些消息类的大字报以外，在理论性的大字报中，我特别喜欢清华附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三篇文章，这里面不仅充满了革命精神和革命激情，而且充满了对于革命事业的正义性的自信。读了以后深受感染，甚至感到对我来说是振聋发旷。毛主席肯定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那是说她们的大字报的斗争方向是正确的；而清华附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则深入浅出地说明了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和这一场文化革命斗争的目的和意义。原来自己以为明白了这次文化革命，其实并没有弄清楚，思想还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还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现在觉得豁然开朗，一下子清醒了许多。特别是毛主席给他们的回信中强调的“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这也是自己以后应该特别注意的。

　　清华附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毛主席给他们的回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自己在以后的文革活动中一直注意遵循的指导思想。

（二）另外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谭立夫的血统论

　　这个问题对于文化革命的影响极大，而且非常深远，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被批判，表面上销声匿迹，实际上它一直作为特权阶级的潜意识顽强地对抗着革命力量，并且在特权阶级压倒了革命力量，重新取得整个社会的统治权以后，实际上把血统论作为他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哲学基础。文化革命的失败和血统论的胜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后面我将专门记述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三）８月３日，晚７：３０－１２：００，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五万人的“大、中、小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这个大会我参加了，是工作组的人通知我参加的。路上，有的同学看到我参加这个会，还感到惊讶，悄悄地议论“李世英怎么来了？”我确实是得到工作组的通知才去的。而这时，其他一些“六六”造反者还不能参加这次大会。

（四）８月８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自从８月５日省委工作团撤销以后，工作团在７月８日宣布成立的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也随之瘫痪。被打成反革命的交大数百名学生在《十六条》公布后，也被全部平反。

　　此时，交大校园内曾短暂的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各种思潮泛滥，成立了各种名称的兵团组织和战斗队组织。随即出现了抓校党委成员游街，给他们戴高帽子。交大１５０００余名师生员工都期盼着能早日结束这混乱的局面。然而，交大却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８月２０日，民主新选举产生的文革总会成立后，这些过激行动便被及时制止了。

（五）８月１３日晚上，交大在大操场上召开了“万人辩论会”，记不起来组织者是谁。大会先是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的发表，反复播放东方红，还组织人扭秧歌，放公告录音等，到９点才由严克伦检讨。师生们不满意他的检讨，把他轰了下去。后边是王林，肖纯的讲话。大约１２点半才开始学生发言。我记不清楚当天的情况，但是，我们一个校友记述那天晚上我的发言。

　　“初识李世英是在８月１３日交大召开的万人辩论大会。经历过生死劫的以及学生斗学生之痛的李世英，跳上主席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第一，他反对校园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反对那些极端的侮辱人格的游街，罚跪，活人展览；第二，他反对校园里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特别是出身好的学生批斗出身不好的学生，反对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谬论；第三，全校要一致对上，，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提出要通过深挖工作团的问题，深挖出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里的黑根黑线。李世英的讲演受到了全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会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以上引自铸造５２的校友的回忆）

　　会上肯定还有其他同学的发言，大家的基本观点大体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从“反对工作团入手，深挖陕西省委、西北局的黑根黑线”。

（六）８月中旬，因学生宣传《十六条》的精神，以及张贴“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大标语，使得省委、西北局的老爷们非常不满，于是，组织和煽动一些干部和工人围攻革命师生。由于许多师生在省委门前被省委组织的干部、工人围攻、殴打的问题，交大、西工大师生及其他各校师生自发地到省委门前静坐示威，要求省委、西北局出面制止围攻殴打革命师生，承认错误并且向广大师生道歉。其他院校也闻风而动，前来支援。当时陕西省委的位置在建国路。参加静坐的人很多，队伍一直排到和平门。那时出面组织队伍，代表交大与省委交涉的可能还是董树梧为首的校文革委员会，具体是谁来了静坐现场我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是跟我们班的同学一起静坐的，地点就在和平门里，没有进入核心地段建国路。在静坐期间，８月１８日那天，大街上的喇叭广播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讲话，其中讲到“特别是在西安交通大学发生了所谓‘六六事件’，现在看来，‘六六事件’本来是西安交通大学广大的革命师生对当时工作组的领导的错误不满的一种抗议的行为，是一种革命行动，而我们当时听了错误的情况报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一种反革命事件。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自己打击了自己的同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痛心的事了。当时我们不清楚。当我将要上北京的时候，我看了李世英同志的遗书。他是自杀了，以后抢救得很快，把他抢救过来了。他给党有遗书，他给他的父亲母亲有遗书。我看了那些东西，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只有二十一岁。虽然他受了打击，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的家庭也不要埋怨党。我看了那个东西以后，就知道这里边有严重的错误，就逐渐开始纠正这个错误及其他的错误。”

　　当时我以为是刘澜涛在广播站讲话，后来才知道，这是他８月１８日凌晨在省委门前讲的话。我和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在讲话现场，一是半夜，我们可能回学校了；二是我们静坐的地方距离省委门前比较远。第二天，反复播放了刘澜涛的讲话。总的来说，刘澜涛这次讲话调子比较高，给大家的印象觉得还可以。可能这次行动的领导者也觉得满意，加上刘澜涛宣布当天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大会，要广大革命师生顾全大局结束静坐。于是，这次静坐就结束了，我们班的同学也就跟着学校的大部队回到学校。

　　在这次静坐斗争中，我没有参与任何组织和领导工作，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静坐者，一直坚持到最后结束。这次静坐示威从８月１６日开始，到８月１８日结束。

（七）８月２０日早晨，省委匆忙通知各校，要召开五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交大７０００－８０００师生参加游行时发生学生被围打事件。

　　这次大会我没有参加，应该是因为新当选的文革总会委员开会。

（八）交大文革总会（新）的成立

　　８月２０日上午，新当选的文革总会委员开会。

　　自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省委驻交大工作团撤销以后，工作团一手组建成立的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也基本瘫痪，但部分委员仍然坚持工作，虽然被动，是被群众推着走的。

　　当时校文革委员会的主任是学校武装部的部长董树梧，此人是个老革命，人很正派，文化程度较低，能力差一些，对党中央文化革命的意图可能没有理解，工作团在时，他可以按照工作团的指示工作，而工作团撤出了，他就非常被动，只能在群众的推动下走一步算一步。但是，他不搞阴谋诡计，没有私心权欲。

　　８月１６日到８月１８日静坐以后，回到学校，师生们群情激奋，学校贴满大字报，对校文革委员会的软弱无能表示强烈不满，强烈要求改选校文革委员会（我并没有写这方面的大字报，因为去别的学校看大字报了）。校文革委员会接受群众意见，顺应民意，立即主持了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

　　这次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是很难得的真正的海选——从提名到投票都是如此。可能刚好处于各个方面的权利真空时段：彭康及其学校党委已经被打翻；严克伦的工作团已经撤出；这两个强力集团都没有办法插手和控制选举。另一方面，我觉得原来校文革委员会的成员个人品质还是好的，特别是董树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交大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干净、透明、公正。包括我本人在内，没有发现任何竞选拉票的行为。

　　学校的各个系、部，大体按照人数，分配校文革委员会委员的名额，然后各系、部自己组织提名选举出各自的委员，集中到学校，成为学校文革委员会委员。

　　这次选举，在冲击校党委和反对工作团的“六六事件”中的活跃人物，多数被选为委员。也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的委员是原校文革委员会的成员，这次又被选为委员。

　　可能因为工作团时搞“查上当，放包袱”造成的影响，这次选举中，新入选的委员得票率不一定高，比如我，在系里被推选为文革总会委员，并不是压倒性多数，但是还是当选了。

　　新选出的委员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于８月２０日上午在老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仍然是老文革委员会的人，记得是段会林、倪德辉召集和主持的，先是选举文革委员会常委，大家酝酿一会，就提名确定了常委人选，我被推选为常委之一。然后新选出的常委们一起开会，推选主任、副主任（当时称为“主席”“副主席”，后来才改为“主任”、“副主任”）。我又被推选为“副主任”之一，其他副主任还有武登才，沈荣水，陈柏荣。接着推选主任，大家都静下来考虑了少许时间，开始提名。记得是戴慕蓉和郑叔良提出让我当主任，我极力推辞，说我是低年级学生，没有经验，不能胜任。但是别的人都说，不要紧，又不是你一个人干，大家都帮助你。大家异口同声，全都同意我干，而且又没有提名别人，我推也没有地方推。后来我说，那好吧，既然大家相信我，我就接受吧，靠大家支持帮助，大家一起搞好交大的文化革命。

　　这时，段会林就说，好了，我的使命完成了，现在该李世英主持会议了。

　　我主持第一次会议也很简单，主要是副主任、常委、委员的分工。因为大家相互间基本上都不认识，各人适合什么工作也不了解，所以就是按人头点名分工，大家也没有不同意见。接着，我们就一起到行政楼，查看各个办公室，按照分工，各办公室主任召集自己部门的会议，相互介绍认识一下，商讨部门的工作如何做好。等等。各个部门原有的工作人员基本不变，就是换了负责人。段会林是老文革委员会的这次又当选的，我们分配他与其他人一起主管办公室，搞得很不错。

　　我们还想再扩大一下代表面，虽然这次没有入选，我们可以讨论增补进入新的文革委员会。比如，老文革委员会主席董树梧，找他谈了以后，他不愿意再出来，说是年龄大，思想跟不上，也可能还有点不好意思。还有原来的学生会副主席，女同学唐素。她是前几天刚与一些人搞了一个文革筹委会，而且，与我们思想差距很大，也不愿意接受邀请。那就不能勉强了。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我们这个文革委员会成员的政治面貌完全不是社会上胡说的那种“痞子”班子，乌合之众，我，武登才，沈荣水，三个人都是中共预备党员，陈柏荣是中共党员。在常委中，党员和预备党员是绝对多数，在全体委员中，也能占半数。

　　我们新的领导班子进了行政楼，就是这座行政楼，我与我们班的同学和其他系的一些同学６月６日冲到学校广播台，要求广播我们的大字报，与广播台的人员激烈争辩，即所谓的“大闹广播台”；然后在广播台旁边的４０２大教室，质问工作团长严克伦，和严克伦辩论工作团的是与非，与严克伦“拼刺刀”，即所谓“围攻工作团长严克伦”；又是在这里，７月３０日，西北局候补书记刘刚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仍然由工作团员押送），对我说——经过审查，现在向你宣布，你不是反革命……而现在，我又走进这座行政楼，是要在这里领导全校师生员工，搞好全校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有许许多多的感慨，但是，没有时间去感慨，一大堆事情还都不知道怎么搞，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事，如同陷在五里雾中。内政、外事必须有个基本的方针，学校内部出现的一系列新的情况也要有一个对应处理的意见。

　　（１）学校文革委员会的称呼要不要改变？因为外地，像是北京，都不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回答是，不改称呼，因为这个称呼符合《十六条》的规定，我们这是老瓶装新酒，改变了性质，不影响我们干革命；

　　（２）立即组织各系部的文革委员会的改选，接着进行各专业、班级的文革组织的改选，尽快把从学校到班级的组织体系健全起来；

　　（３）工作团撤走以后，学校里自发地成立的战斗队、兵团等等组织如何处理，要不要解散？与系、部、专业、班级的文革组织关系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应该由各战斗队、兵团等自己考虑决定，可以继续保留，单独活动，但是与系、部、专业、班级的文革组织说明情况，搞好关系。

　　（４）如何处理好严克伦工作团时期挨整的人群和受工作团的蒙蔽和指使参与了整群众的人群的关系，这是学校内部的大事，校内有的班级已经出现这两部分人的冲突和对立，若不尽快解决，必然造成校内的大分裂，进而造成群众斗群众的局面。

　　（５）对于学校里面已经出现的批斗教师、右派等等行动，不能指责，但是要逐渐引导，纳入学校的通盘考虑之中；

　　（６）学校之间的革命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必要时集体行动，尽快在全市、全省形成统一的力量；

　　……

　　当然，这些问题在这次改选之前我都考虑过，自己也有一些初步的答案。从我被“解放”以后，我大部分时间是到西工大、西大、西电等别的学校去看大字报，一边看，一边想，一些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交大的这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它决定交大文化革命今后的方向和路线。

　　交大师生６月２日要求省委、西北局派工作组来交大主持交大的文化革命，这可能是全国第一家；工作团虽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群众，但是它同时也摧毁了彭康的校党委的组织体系，使其完全瘫痪，失去了镇压革命派的能力。基本上与“六六事件”同时或者稍晚一些，彭康校党委体系便完全瘫痪，这可能也是全国第一家。

　　６月５日晚间开始，于６月６日达到高潮的全校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多点群发、排山倒海式的反对和驱赶工作组，并且把烈火直接烧到省委、西北局，这从时间、规模、方法、气势和运动发展的速度及深度各方面都是全国第一家。

　　８月２０日，由工作团组建的校文革主持，通过全校师生公平的海选，新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诞生。整个过程出奇平静，没有争吵，没有打斗，像流水一样顺畅，像丝绸一样光滑。这样的案例可能在全国没有第二个。联想交大６.２、６.６时雄狮、猛虎一样的表现，此时又像一群绵羊一样静悄悄。原因是什么？作为事中人之一，我一直想这个事情，却找不出答案。也许这就是交大本源性的性格特征——轻个人，少私心，明是非，顾大局，识大体。

　　在出奇平静的气氛中，非常顺畅地产生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件事，却并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个学校的整体的政权交接，也就是整个学校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一这正是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风暴所提出的夺权的任务。作为学校的领导权，我们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就完成了。到一月风暴时，学校的大权，我们已经夺无可夺了。这样早的夺取整个学校的领导权，尤其是这样静悄悄地夺取整个学校的领导权，这也是全国绝无仅有的。

　　还有，我校新的文革委员会成立，低调、节约到了极点——没有开庆祝大会，没有锣鼓喧天，没有鞭炮齐鸣，我记得连大红纸的告示也没有，同样是静悄悄地就直接投入了工作。

　　事后回忆，我也感到有些迷惑，新入选的校文革委员会的委员们，我一个也不认识，而就是这些我一个也不认识委员们，一致选我做了文革总会主任。

　　交大师生对自己单位的评价，用的最多的词是“打不烂的一盘散沙”，说到自己班级，常常说是“打不烂的一盘散沙”；说到我们学校，大家更是异口同声说是“打不烂的一盘散沙”。的确，交大师生平时是比较独立，自由，讲求自己的个性，而在面临学校共同的问题上，又是那样齐心协力，万众一心，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为什么？答案应该就在平时的“一盘散沙”上，“一盘散沙”的松散状态下，能够相互探讨、磨砺，各种意见、观点相互切磋、扬弃，便于形成统一认识。“一盘散沙”的气氛是难得的，是大家喜欢的，是值得大家共同珍惜和维护的，所以，为了保持“一盘散沙”，而成就了“打不烂的一盘散沙”。可以这样理解吧？

（九）陶铸两次接见外地包括交大学生的学生代表，他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一场及时雨，对西安革命群众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的作用。

　　例如：
　　问：“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对不对？
　　答：是错误的，只能提“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问：大字报贴到街上就算反革命吗？
　　答：不算，大字报可以贴在街上，也可以在街上辩论。你们可以上街游行、宣传、辩论，把大字报贴在街上是革命的，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可以的，也可以贴标语在街上。《十六条》已经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工人、农民打学生不对，工人农民可以支持，不要打人。
　　西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西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陶铸：西北局打来电话，西安现在不准在街上搞辩论、贴标语、贴大字报，（大家问：这样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算你们的创举嘛！这样可以向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嘛！闹革命怎么能在屋子里闹呢？革命不能只限制在屋子里，辩论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上街。外国人究竟是少数，北京不是照样也有外国人，大字报不是也照样贴在街上了吗？

　　这些问题正是当时西安斗争的焦点问题，陶铸鲜明的态度，直率的言辞，给于省委、西北局当头一棒，使受他们蒙蔽的、保卫省委、西北局的群众受到很大教育。

　　我那时没有去北京，所以没有参加接见。我们学校去北京参加接见的同学是有功劳的。这些同学是谁，没有找到记录。

（十）新的文革总会成立后做的一些工作

　　１，在老图书馆筹备了一个展览会。将８月１４至８月２０日期间，省委、西北局组织干部、工人围攻、殴打革命学生的照片和被打坏的毛主席像、标语牌等证物搜集在一起，进行展览，还组织一个讲解员团队。有多同学上街宣传交大的展览，让大家来参观。许许多多的人到交大来看展览，看了展览以后，很多人都变成了“交大派”，回到单位以后成为造反派。

　　２，８月２３日，我们通知了西工大、冶金学院、西军电、陕师大、西北大学等与我们观点一致的造反派的负责人到交大图书馆开会。会议由我主持，我说明了会议意图，希望我们各个学校能够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共同行动，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然后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机构。最后确定名称为“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行动指挥部”，并且推举交大作为主席单位，由交大的代表主持“统一行动指挥部”会议。

　　这个会是下午开的，时间不长。就这样，“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行动指挥部”成立了。很简单，没有一个字的章程、条例，从它的诞生到最后消失。可能连名称有的人也没有记准，有时在各个学校的标语、文件上使用了不同的名称，但是，它的简称——“统指”则是没有人弄错。

　　３，处理李广仁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在省委门前，我们许多同学被围斗殴打，后来就把那些打人者扭送到派出所。这样，他们就诬蔑我们同学抓了人，打了人，企图把水搅浑。在静坐时，又让一些打人嫌疑者在静坐队伍中通过，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李广仁又态度顽劣，不知是谁，把他带回了交大。这下省委、西北局就有了借口，大肆宣传我们抓了人，打了人，扣了人。而且省委、西北局还给李广仁布置任务，让他赖在交大，住下不走了，以便给交大栽赃。这个李广仁真是个死皮赖脸的家伙，我们从来没有限制他的活动，他说是我们把他扣留在交大；他吃饭喝水我们有同学照顾他，还给他拿来西瓜，但是他说我们不给他吃饭喝水……反正要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交大。８月１７H，晚７点半左右，我们还在省委门前静坐，在建国路北口，和平门及和平路副食商店处突然冒出了几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发表了广播讲话，说是：（１）两个口号是错误的。（２）打人不对，抓人更不对。交大抓了人，特别是抓了李广仁同志……

　　８月２１日晚上，省委在人民大厦召开了各大专院校、工矿企业、红卫兵和居民代表会议。霍士廉、肖纯在会上讲了话，说会议的中心目的是要制止打人，为交大、西工大，冶院等校恢复名誉，以便加强团结。实际上恰恰相反，霍士廉当众造谣，并挑动保皇红卫兵与交大、西工大、冶院等校代表激烈争执，说什么：“反革命打人不过瘾，要杀人。抓了李广仁（指交大）还不行，抓几个省委书记、西北局书记，他们会更高兴。我们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敌人千方百计在搞破坏，他会以很革命、很左的面貌出现。革命的工农兵、干部、学生起来斗争他。”

　　所以，小小的李广仁，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陕西省委、西北局反复利用，企图破坏西安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事件发生在我当文革总会主任之前，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我们必须处理这个事。我们文革总会讨论这个事情，肯定了几点，（１）李广仁是个马前卒，不是我们斗争的重点，我们不能让他引导偏离大方向；（２）李广仁很赖皮，很会撒谎造谣，我们要同学们不要失去耐性，不要有过激行为，如果那样，就上了他们的当；（３）我们要揭露陕西省委、西北局在这个问题上的阴谋诡计，另外揭露李广仁的无赖行为；（４）外面来交大参观的人，如果对李广仁感兴趣，可以请他们看看李广仁的真实情况。

　　学校里很快出现许多大字报，揭露李广仁的无耻谎言和无赖行为，我记得有一副漫画——李广仁在控诉交大不给他吃饭喝水，但是，他的背后却是许多饭菜，西瓜，还有大量的西瓜皮。对他不批不斗，但讽刺挖苦，这样，李广仁脸皮再厚也呆不下去了，最后悄悄地溜走了。陕西省委、西北局这门重炮，终于成了哑炮。

　　４，皮椅子事件。大约８月２４、２５日吧，一些同学来到行政楼，检查文革总会的办公情况，有的人提出，你们这样不行，屁股底下坐的还是皮椅子，这样能不变修吗？所以，要求把皮椅子全部收起来，换成普通的凳子。这些同学也动手把一些皮椅子搜集到一起，但是，放到哪里，他们也没有找到地方，于是就摆在那里了。后来办公室的同志问我怎么办，我说，人家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在学生宿舍，坐的就是木凳子，也没有影响我们思考问题。最后还是封存了许多皮椅子，只是在椅子不够的办公室保留了部分皮椅子。

　　５，保护图书馆前面的学生塑像。大家都知道，老图书馆前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的塑像，而这两个塑像当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搞得我们不得不在文革总会专题讨论。

　　起因是我们学校一些同学，尤其后来又来了一批北京的学生，他们认为这两个学生塑像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样板，是白专道路的苗子，要坚决砸掉，有人向上面泼了墨水，有人拿着榔头、砖头砸塑像，但是因为塑像比较结实，没有砸动。北京的学生还扬言，明天拿工具来再砸。马上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文革总会，又告诉了我。

　　如何处理，我觉得需要大家商议，所以，通知文革总会委员开会，其中一项议题就是塑像问题。

　　首先，塑像有没有问题？我和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塑像塑得很好，充满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对同学们有激励鼓舞作用，应该保留。可是，怎么保留？北京的学生往往是钦差大臣的做派，明天北京学生来砸，我们去制止，很容易发生冲突，影响不好。为这个事情发起辩论，又是小题大做，转移大方向。正在苦于无计可施时，后勤的工人委员，是朱奎林还是徐文明，提出一个办法，用三合板把塑像包起来，刷上油漆，外面写上文革标语、毛主席语录。他们来了，看不到塑像，也就熄火了。就是他们知道塑像包在立柱里面，外面是文革标语、毛主席语录，他们也不敢砸。听到这个建议，大家都鼓掌叫好。马上落实，让五七工厂的工人来做，连夜搞好。

　　第二天早上，那两个“惹事”的塑像不见了，两个崭新的宣传立柱树立起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立柱里面的两个塑像文革结束时才被“解放”出来。

　　６，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当天下午五点半到第二天（８月２５日）凌晨一点，与西安各大、中学和外地来西安革命串连的共７万多名革命师生员工，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

　　７，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０，组织部分师生与兄弟院校一起声讨《陕西日报》侮辱伟大革命领袖毛主席的斗争。

　　８，冷静对待彭会谋《我的检讨》事件。８月下旬，省委，西北局为了挽救越来越不利的形势，命令《陕西日报》开足马力，大量印发“揭露”交大、西工大、冶院等院校“一小撮牛鬼蛇神”的滔天罪行之类的传单。

　　８月３０日，省女中转抄交大机制２２班《为贫农》战斗队“牛鬼蛇神”彭会谋写的《我的检讨》，特别引人关注。这份传单散发到大街小巷，影响很大。虽然事情不大，但是严重地影响了交大的声誉。交大的师生看了，都觉得像吃了一个苍蝇一样恶心。所以，一些人就想要把这个彭会谋揪出来，好好批斗一番，解解气。我们做了一些说服工作，让同学们不要去追查，不要去揪斗，淡化处理。交大一万多师生，有一些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才是万分之一，他又不能代表交大全体，也不能代表交大文革总会，只代表他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把彭会谋当作批斗对象，那么省委、西北局刚好可以看热闹，他们巴不得我们搞群众斗群众。

　　省委、西北局满心希望我们把矛头指向彭会谋——一个学生，我们没有上当，没有理会他们那一套。以致于我直到毕业，也没有见到过，或者见了也不认识这个彭会谋。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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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回忆（选载之二）

李世英

二，声援战友同仇敌忾　万人绝食震惊古城　西北局省委软磨硬抗　周总理亲自解决温暖人心

　　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大清早，我刚刚起床，正准备去吃早饭，西安工业学院（以下简称西工院）的几个造反派战友找到我，说他们学校党委书记郭蕴一直顽固地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现在造反队被保守派包围起来，学校食堂也宣布不给他们吃饭。他们万分气愤，宣布绝食抗争。希望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我问：你们已经宣布绝食了吗？他们说，已经宣布了。我说，好吧，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坐视不理，我们马上召开文革委员会，研究一下如何支持你们的行动。

　　事情已经火烧眉毛，我立即让办公室发出通知，让全体文革委员会委员到行政楼开会。

　　我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吃饭了，一面就在会议室里等着开会，一面也思考着自己的意见。

　　会议开始后，我向大家介绍了西安工学院战友们的危机状况，让大家研究一下我们如何支持他们。

　　刚开头还有各种意见，例如，我们马上送一车馒头稀饭去，但是立即被否定——人家已经宣布绝食了，你给人家送馒头稀饭，不是破坏人家的斗争吗。我们分析，现象在西工院，根子还是在省委，只有给省委施加压力，才能解决好基层问题。

　　最后，经过讨论，做出决定，我们全校出动，到省委门前静坐绝食，要求解决西工院的问题。具体的要求是，一，承认西工院和我们的绝食行动是革命行动；二，要求省委罢掉西工院党委书记郭蕴的官。同时通知西安各个院校——西安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告知我们学校的行动，提供他们参考——因为来不及开会研究，只能这样处理。

　　这一天，距离我们学校新的文革委员会建立刚刚半个月，而西安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成立才十三天。

　　学校广播台很快就广播通知，宣布从现在开始进行绝食斗争，坚决支援西工院的革命战友。学校各系组织队伍，到学校北门口集合。

　　全校立即行动起来，队伍很快就集合好了。然后我们就带队向省委门前进发。全校九千多名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国际歌，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省委门前大街——建国路，先是高呼口号，喊累了，就席地而坐，唱革命歌曲，唱累了，打扑克的打扑克，聊天的聊天，等着陕西省委和西北局的领导出面解决问题。

　　当时省委门口的马路并不宽，我们学校师生一到，马路也就被占满了，大家陆续就位。

　　我们的人一来，省委里面的人很快就跑光了。其他各个院校的队伍，如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电信工程学院（他们原来属于军事院校，后来军委决定他们不再属于部队编制，但是他们仍然自称“西军电”，我们也跟着这样称呼）等院校也陆陆续续来参加这次绝食斗争。参加绝食的师生占满了建国路、和平路，各个学校的师生整齐列坐，红旗飘展，歌声起伏。据统计，参加绝食的师生有五万之众，真可谓气势恢弘。

　　我们各院校的负责人也陆续聚到一起。省委的人跑光了，我们“办公”的地方大大的有，于是，把大楼靠近大门的一间办公室作为我们的办公室。

　　别的院校的负责人向我询问详情，我刚好也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介绍了西工院的斗争情况，因为事发突然，来不及开会统一认识和行动计划。大家都表示坚决支持西工院的斗争，同意这次行动。随后我们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大家推举我作为总指挥，我当然无法推辞。再下来就是安排一些具体问题，如，各院校队伍的位置；如果有老弱病的师生，动员他们不要参加绝食；调整身强力壮的同学到队伍的外圈——防止保守派的冲击和捣乱；各单位组织好后勤工作，如给师生们送开水，准备好救护车、医护人员等等。大家分头安排布置检查，一会再来集合。

　　很快，我们学校食堂送来了几大桶盐开水，交大医院的救护车也开来了。为了搞好战地宣传，我们装备了高音喇叭——“九头鸟”宣传车，随着大队一起到达现场，校广播台的女播音员王国瑞不停地广播，给大家鼓舞士气。

　　一会，我们各单位的头又回到办公室，就是临时指挥部。这时候，指挥部里热闹起来，一下子来了十几个北京串连的大学生，有北师大的，北京钢铁学院的，还有别的院校的。我原来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那么灵通。他们一副北京学生的气派——热情洋溢、慷慨激昂、口若悬河，而且信心百倍，胸有成竹的样子。

　　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当时就想，搞大型的斗争，我是第一次，就像《刘三姐》里唱的“我是嫩鸟才学唱，绒毛鸭子初下河”，北京学生毕竟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所以我提出一个建议，由北京学生来指挥这次行动，我们各个院校按照他们的策划具体配合。西安各院校的头头都同意我的建议，而那几个北京学生稍微推辞了一下，也就答应下来。我和西安院校的几个负责人都觉得轻松不少。于是我们和北京学生就“合署办公”了。

　　省委领导一个都不出来，我们也不能坐等，从中午以后，我们各院校都派人出去找省委领导，特别是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因为他说话“管用”。但是省委领导却集体消失，好像都钻进地缝似的，一个都找不到。

　　随着时间的消失，我们心里越来越着急。

　　天气好像也站在保守势力一边和我们作对，天上几乎没有云彩，骄阳似火，对在马路上露天静坐绝食的师生们是极大的威胁。

　　第一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度过，虽然饥饿难耐，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太难受。

　　第二天中午，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省委领导，而我们的战地广播站开始陆续广播一些同学因为饥饿，加上太阳的烘烤，昏过去的消息。这种消息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如果能够传到省委领导耳朵里，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逼迫他们早一点出来接见我们，解决问题；同时这也是给我们自己施加压力，这里是几万条活生生的生命啊！

　　从第一天晚上开始，不断有一些送饭车出现在绝食现场，估计是省委指示一些饭馆、食堂给绝食师生送来吃的、喝的，其中还有一车一车的大肉包子，满大街弥漫着的肉包子的诱人香味，引诱着饥肠辘辘的师生们。而交大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着：“革命的同学们，大肉包子是省委黑帮送来的糖衣炮弹，他们是要破坏我们的绝食斗争，我们决不能上当！谁也不能吃，谁吃谁就是叛徒！”其实，即使没有广播员的提醒，广大的师生们也绝不会去吃他们的包子。大家来到现场，本来就有思想准备。在这个时候，吃与不吃，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分界线；忍受饥饿，成为对一个人革命意志的考验。坚持就是胜利！这是现场绝大多数的师生们的共同信念。

　　更让人想不到的事情是：那些北京学生在第二天中午以后，逐步减少，最终彻底“消失”。当我确信他们不会再出现时，我就与西安各院校的头头一起开会，我说，我们本来希望北京学生来领导这次行动，但是现在看来靠不住，他们都躲开了。我们的革命还是要我们自己干，靠别人不行，大家挑起担子来，大家意见怎样？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而且依然让我担任总指挥。这时候是危难时机，我只有领命，顾不得是“欣然”还是不“欣然”了。

　　我们商量的意见，一个是组织管理好各自的队伍，不要出问题；再一方面大家都派出人员，到一切可能找到省委领导的地方去，同时给在那里遇到的人都强调情况非常严重，已经饿昏许多师生，省委再不出面会出人命的。

　　下午，我们学校来人给我报告说，后勤的炊事员、医护人员都提出他们也要参加绝食，说是学校的师生不吃饭，他们要与绝食人员同甘苦，共患难。我一听马上就急了，我说，不行，不允许他们参加绝食，他们的任务很重，要保证淡盐水的供应，要保证身体不好的同学的救护，而且，等到绝食结束时，他们还要保证大家吃饭、喝水等等。不准他们绝食。来人告诉我，已经给他们讲了许多道理，但是他们态度也很坚决。我说，还是不行。再做工作。他就回学校做工作去了。

　　这个事情非常让我感动，后勤部门的人员，除了医护人员外，一般文化程度低，在大学里算是“洼地”，但是，他们富于同情心，讲义气，重情义，很多事情非常感人。他们这次支持师生绝食的行动使很多师生重新认识了原先不太关注的后勤人员，也使得我们学校内部更加团结。

　　大差市的民情是西安人心向背的晴雨表，这里的群众虽然文化不一定高，但正如古话所说“礼失觅诸野”，他们常常无所畏惧地表达他们的直感。我们绝食现场就在建国路、和平路一带，离大差市很近，西安人民听说学生绝食，奔走相告，纷纷上街观看。和平路、大差市一带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许多市民非常同情学生，带着食品和水来到这里劝说学生用餐，当然，他们都是一片好心。同学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解释和宣传。

　　另一方面，那些保守势力也没有袖手旁观，一些人跑到现场叫骂，有的喊口号“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有的散发反对造反派的传单，有的四处散布“绝食是假的，很多人偷偷启西”……还有的说：“向省委绝食是反动的，饿死活该。”但是他们也是胆小鬼，不敢靠近绝世食队伍，只敢在远处捣鬼。

　　最重要的是，这天下午“找到”了省委书记章泽，不知道是不是省委研究决定让他出面“探探路”，摸摸我们的“底”，因而故意被我们“找到”的。反正他与我们同学一起到了绝食现场，和我们临时指挥部的同志们见面座谈。我们向他介绍了事情的起因和经过，声明我们完全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好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也强调了我们的两点要求：一，承认西工院和我们的绝食行动是革命行动；二，要求省委罢掉西工院党委书记郭蕴的官。章泽是一个比较沉稳的老干部，说话不紧不慢，也很少提高声调，所以不容易产生争吵的僵局。这也许是省委派他出面的原因。

　　章泽听取了我们的说明后，极力劝说我们先吃饭，不要把身体搞坏了；至于我们所提到要求，他说，这个问题他个人不能答复，要省委决定，但是省委会非常重视大家都意见，我们会很快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满意他的说法，我们的要求是刀下见菜——必须在绝食现场答复我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既然他说他不能答复问题，我们就要求他转告省委一把手霍士廉，要求他立即出面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强烈谴责省委领导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和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广大革命师生的生命麻木不仁，不管群众的死活，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学昏倒T，以后出现任何问题，都只能由省委负全部责任。

　　章泽满口答应，然后就走了。我们并没有扣留他，对他还是非常客气的。

　　其实，后来我常想，我们的要求的第一条，让省委承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好像是个悖论——你然造省委的反，说明省委是不革命的，让不革命的省委承认我们的革命性，不是有点古怪、说不通吗？不过，那时候这是传统的做法，一方面喊“打倒×××”，一方面还要让×××承认他们是革命的。

　　章泽走了，我们又是多路人马寻找省委领导，尤其是第一书记霍士廉，必须找到他。

　　绝食进入第三天，绝食现场上，同学们都是一副疲惫的样子，聊天和打扑克的人基本没有了，大部分师生相互依靠着闭目养神，其实是饿得没有气力了。只有学校的各级领导坚持巡视检查自己的部属的情况，还有那“九头鸟”依然慷慨激昂威风不减，不断地向省委领导喊话，不断地“强烈要求……”。我知道，他们是轮换着拼着最后的气力。

　　指挥部里也开始焦躁不安，饥饿和各种情绪混和在一起。

　　大约每个人至少会有一次或者多次在心里默诵着中国传统俗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我比别人更“吃亏”——先一天晚上有事，我去食堂晚了，没有吃好，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有吃早饭就宣布绝食，也就吃不成了。主要因为心里压着千斤重担，没有时间去想肚子。

　　“九头鸟”更加频繁地宣布“我们又一个革命同志昏倒了，这一切都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造成的！陕西省委要负全部责任！”各个学校的救护车来回奔跑。可能省委也怕饿死了学生下不了台，急调西安市几家医院的救护车来帮助救治饿晕的学生。虽然省委的头们不出来，但他们还是在暗处观察着绝食的情况。

　　广播中更加频繁地播放《长征组歌》中的“红军想念毛泽东”——这是我们播放很多遍也经常唱响的歌曲——只要是我们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感到孤立无助的时候，我们都会呼唤党中央、毛主席，都会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倒是像基督徒祈祷上帝。党中央、毛主席也就是我们的上帝。

　　参加静坐绝食的有几万人，每个人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我必须思考“万一……”，我必须保全全体师生每一个人的生命，而又必须取得斗争的胜利，这个交汇点、结合点在哪里？如果今天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明天是第四天，会不会有个别身体羸弱的同学坚持不下来了呢？

　　在四处寻找省委领导的同时，我们也派人给党中央拍电报、打电话，希望中央了解我们的情况，敦促陕西省委火速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有得到回应。

　　９月８日下午，我们得到消息，说是找到了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并说他要来绝食现场，我们指挥部的同志们心情也平静一些。

　　傍晚时候，霍士廉才来到现场。我心里想，这个人要来还不早一点来，还要让几万人多饿一些时间，太差劲。我们把他让进指挥部的办公室（实际上这本来就是省委的办公室，我们是“借花献佛”了），先是向他说明了这三天的情况，我们的要求；他则说西工院的情况不知道，不了解，表示一定尽快调查清楚，认真处理。这与我们的要求当然有很大差距，我们表示不满意。他还是反复说服我们结束绝食，不要再拖下去，不要出了问题。

　　我知道，我们所担心的，其实他更担心，真的死了学生、出了人命，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我们虽然担心同一件事情，但是解决的方法完全相反——他希望我们立即结束绝食，此后再解决问题；我们的想法是，省委必须先答应我们的条件，然后才能结束绝食。这是一场拉锯战、心理战。我们坚持，不解决问题，不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决不撤退，而且，无论出了什么问题，都是省委的错误造成的，都要省委负全部责任。他也不反驳，可以看出他心里也很紧张，害怕激怒我们，僵持起来，问题更难解决。

　　后来我们建议他到外边见见群众，亲自给大家做工作。他显得很勉强，有些犹豫。我们说，你不要害怕，你要相信群众，相信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他这才勉强走向省委门口。我们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就是两边贴了几条标语，中间放了一张桌子，还有麦克风，喇叭，而且与外边的广播连接好了，使绝食现场的大部分师生都可以听到。

　　几个学校的头头让我主持会议，我稍微推辞一下就答应了——都是饿了几天的人了——现在主持会议是一件重体力活。

　　我先让大家安静，随后向大家宣布，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来到绝食现场，请他给大家讲话。

　　霍士廉又把他的那些话说了一遍。很显然，他的讲话得不到大家的响应，人群中响起一片不满的声音。

　　接着，我就讲了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静坐绝食，就是因为省委西北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攻、打击、迫害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扶植和鼓励受蒙蔽的保守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西工院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向霍士廉书记提出两点要求，省委必须给我们完满的答复，否则，我们就坚持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一，省委必须承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第二，省委必须宣布罢西工院党委书记郭蕴的官！

　　饿了三天，肚子里空空如也，感觉呼吸都费力，但在这个场合，我还必须表现出造反派的昂扬斗志，在声音的力度要压过他，在气势要压过他。所以，在上台之前，我把腰带束得紧紧的，可以说是拿出吃奶的力气，每一句话都是喊出来的。

　　我与霍士廉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拼刺刀”，上一次是在交大的４０２大教室，与另外一个省委书记、省委派到交大的工作团长严克伦“拼刺刀”。霍士廉不是伶牙俐齿的辩手，也不善于变通。但是，就是他的那几句车轱辘话，对于希望速战速决的我们来说，反倒非常难以对付。

　　我追问，我们的行动是不是正确的、革命的？

　　他说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一定会进行调查，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他就是回避正面回答我们的行动是不是正确的、革命的？但是我也不依不饶，抓住不放，说，你必须肯定答复，我们的行动的是革命的，否则，我们决不结束战斗。

　　反复若干次的追问以后，也许他也害怕绝食继续拖下去无法控制，所以勉强地含糊地同意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我马上非常肯定非常明确地宣布：霍士廉承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霍士廉就在当面，他不反驳也就是认可我的宣布。

　　接着，我提出，我们要求省委立即罢掉郭蕴的官，霍书记必须给我们明确答复。但是霍士廉说，他不了解情况，答应马上去调查。

　　我说，郭蕴为了保自己，组织保守群众围攻革命派，并且不给他们吃饭，要饿死他们。这样的官不应该罢掉吗？省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支持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走资派？省委必须表态！

　　霍士廉还是说他们回去调查清楚，严肃处理。

　　……车轱辘就这样转了快一个小时了。我也在想，按照组织原则，他是不能没有经过省委研究，自己当场宣布罢掉郭蕴的官。而且霍士廉又不会说圆滑的话。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说你们现在回去研究，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的答复。但是，这是不行的，这里是饿了三天的几万人！任何拖延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我站在主席台上，又不能暂时休会与其他几个学校的头商议，我只好独自决定，在“立即罢官”的要求上做一点变通。

　　我说，调查，是可以的，什么时候调查？必须立即调查。
　　霍士廉同意立即调查。
　　我说，如果我们所说的情况属实，郭蕴应该不应该罢官？
　　霍士廉最后终于牙膏挤出来了：应该罢官。
　　我重新追问霍士廉：省委立即组织调查，情况属实立即罢掉郭蕴的官。对不对？明确答复。
　　霍士廉终于承认是的。

　　我这时大声宣布：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答复了我们的两个条件，第一，承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第二，省委马上派人调查西工院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罪行，情况属实，立即罢掉郭蕴的官。我们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我代表指挥部宣布，我们的绝食斗争胜利结束！现在，各单位整理好队伍，安全撤离现场。

　　这时，大约是夜里１１，还是１２点了。据说，这么晚了，还有一些保皇派的在马路两边，在那里叫骂、吐口水，扔东西，进行捣乱。不过，各单位都排好队伍，没有理会那些家伙，安全回到了学校。

　　我们指挥部的工作结束了，各单位的头也分头走了，有的跟着队伍回去了，也有在指挥部又留了一会儿的。

　　我还在指挥部等着各单位的队伍完全撤离，看看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学校距离绝食现场最近，一会儿就打来电话，说师生们全部平安回校，后勤的工人们准备好了馒头、稀饭、菜。我说，让大家先喝稀饭，不要吃多，明天还可以吃嘛，免得吃的太猛，把人吃坏了。因为我听我妈说过，在解放前河南遭灾的时候，饿死了很多人，后来麦子快熟时候，割下麦子吃，吃多撑死了一些人。

　　同学们吃饭了，我也要开吃了。这时一个同学给我说，还有一些同学不吃饭，要继续绝食，因为他们认为斗争没有完全胜利。

　　我问有多少人，哪些学校的？他说有二三十个同学，交大的、冶金学院的、西工大的，还有什么学校的。怎么办？

　　这个情况我没有想到，怎么办呢？按我的性格，我如果不在指挥部，有可能也会和他们一样继续绝食。去劝他们进食，绝对没有效果。我亲自宣布了绝食胜利结束，同学们都撤了，我不能自己又在这里继续绝食，否则，就是欺骗了大家。我想了一下，说，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吃饭吧。

　　省委大约也时刻准备着食物，我们一宣布绝食结束，他们马上就送东西来了，有小米稀饭，馒头，烧饼，大西瓜，还有几样菜。我这时感到全身散了架一样，再走回交大吃饭，实在太痛苦了，就在这里吃吧。我吃了一些西瓜，吃了几个烧饼，还有别的什么，反正塞满了一肚子。然后，我和最后留在现场的两个同学一起走回学校，其实，这两个同学是害怕我一个人不安全，留下陪我回学校的。那二、三十位还在绝食的同学仍然留在那里。

　　回到学校，脸不洗，牙不刷，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别的没有什么，但是胸部很疼，我想可能是因为与霍士廉“拼刺刀”累坏了，明天就会好的。谁知道一直痛了一个星期，我真的以为肺部是不是挣得裂开了，又懒得去看医生，后来自己好了。

　　那些同学在省委绝食，继续抗争，有交大的、冶金学院的、西工大的，后来说是３６个人。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转机，省委门前静坐绝食事件终于惊动了北京，惊动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亲自派来了飞机，接交大绝食代表团一行３０多人到北京。他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仔细地询问了静坐绝食的原因，然后作出了几点指示，大致内容是：“第一，你们的革命热情值得肯定，出发点是好的；第二，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新中国，搞这种大规模的静坐绝食，这种方式不好，你们对省委有意见，有要求，可以到北京找我反映嘛！第三，我一会儿给西北局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他出来见你们绝食的同学。以前战争年代敌人都不怕，现在革命学生又不是敌人，有什么可怕的；第四，你们要保重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饱了饭才能搞文化大革命嘛！”然后，周总理请代表团的同学吃饭，吃的菜是白菜炒豆腐，主食是一般的米饭。周总理吃完以后，用开水把菜碗涮了涮，然后把开水当作汤喝下，感动得同学们热泪盈眶。不久，在北京的同学打电话回交大，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交大等各个院校宣传车就上街广播周总理的指示，又印发了许多传单，四处散发。

　　因为我和指挥部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参加北京周总理的接见，上边的情况是后来我听说的。

　　所以，省委门前的静坐绝食，大家通常说是“９６９”绝食斗争，从９月６日到９月９日，共四天，这是就整个绝食斗争而言。其中分了两个阶段，第一段，几万人的大部队是９月８日夜里结束的；还有３０来个学生继续绝食到９月９日周总理接见。

　　我和指挥部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参加北京周总理的接见，也没有机会和周总理一起合影留念。我的看法是，我和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背负着几万人的生命安全，可能出现的问题太多了，不得不见好就收；后面留下来继续绝食的同学也表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和西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意志。

　　这次静坐绝食的意义是：

　　一、首先是展示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因为这次斗争的目的，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是为着声援西工院的造反派的斗争。

　　二、展示了西安造反派不可征服的斗争意志和雄壮的力量，使得省委、西北局产生了真正的恐惧，也使得它们组织保皇派的企图难以为继。过去它们组织保守派的行动，都是靠的“物质奖励”——比如保守派行动以后，常常有吃喝款待，所以，我们把他们称为“刘澜涛的麻花兵”。用这种“兵”来对付敢于饿着肚子闹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然像是以卵击石，保皇派一看就怯场。

　　三、不久前才成立的西安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第一次展开统一行动，各个学校不再是分割的、孤立的，而是成了一个整体，大大加强了自身的力量。

　　四、周总理接见绝食代表的消息，传遍西安、陕西，鼓舞了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意志，使造反的烈火越烧越旺，而很多人清楚地看到党中央的意图和方向，使西安人民、陕西人民进一步看清党中央支持什么、支持谁，使得许多原来受蒙蔽的群众进一步清醒和觉悟，促进了保守派队伍的分化和瓦解，群众潮水般的投向革命派的阵营。

　　五、我们也从北京学生的中途退出中吸取了教训——自己的革命一定要自己来干，不能指望别人；陕西、西安的事情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来做好。所以对于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说法和做法，都通过自己的头脑进行分析，减少因盲信、盲从给革命运动带来的损失。

　　六、这次斗争，促使西工院的问题很快解决，保守派迅速瓦解，革命派很快控制了大局。

　　七、这次静坐绝食斗争，迫使霍士廉在９天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７日）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中说：“许多问题常常是群众逼上门来，才被迫解决。有些十分重大的问题，处理得很不及时，特别是静坐绝食事件发生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处理的不够，拖延了时间，直到周总理直接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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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回忆（选载之三）

　　　　　　　　　　　　　　　　·李世英·

三，冒险赴兴平执行总理指令　调研证实原是谎报军情　原以为此事早已清楚清白　又岂知至此时仍需辩诬

　　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凌晨，我在西安人民大厦，还没有睡觉，正在听取西郊回来的人员的报告情况，了解市内的动态，有人通知我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吴斌同志来电话，让我接电话。我吃了一惊，有什么大事吗？我满脑子都是武斗的后事处理和万一对方大举进攻时，应当如何应对的问题。我拿起电话，是总理联络员吴斌，我们之前见过面，相互认识的。他很严肃地在电话中讲，据报告，陕西兴平发生“农造司”抢夺“３０２”国防库中的武器，驻陕部队已经得到通知。总理委托你协助解决问题。吴斌最后特别强调，周总理委托他转告李世英：“党信任你，委托你去！你一定要坚持党性的原则。”

　　接完电话，我们当时在人民大厦的交大同学议论一下，当即猜想：总理可能认为兴平“农造司”与西安“农总司”一样是交大派，因此要李世英去做工作。现在仍然处于浓烈的武斗的氛围之中，现在立即去兴平，西安这一摊子怎么办？不过，面对周总理的委托，我们没有迟疑，无论以后会有什么事，一切放下，立即赴兴平执行总理命令，不能辜负总理的希望。

　　此前，交大同学付登华刚给我传达了周总理秘书郭贤荣打来的电话，内容一样。可能是周总理不放心，再次让吴斌直接给我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由此可见周总理的严重关切和此事的紧迫性。

　　我马上给在学校值班的革委会负责人，传达了总理指示，并通知一早召开革委会紧急会议。天刚明我们即赶回学校，在广播台召开了校革委会紧急会议。当传达周总理嘱托后，委员们深感事情重大，一致表示要坚决执行周总理指示，决定让我放下一切工作，立即带革委会委员李印生以及付登华等十人到兴平完成周总理的嘱托。我走后，由校革委会二把手武登才负责全盘工作。会上一些同志也特别强调注意安全，因为去兴平必须通过对立派的控制区，而且对立派还有一个重要负责人李洪明正在交大被看管。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我的身上做些文章，必须认真细致对待考虑。

　　我说具体的安全问题由去兴平的同志详尽考虑，会上就不具体讨论了，我把我走后的革委会的工作交待给武登才总负责。然后，我们去兴平的一行人马上开会讨论具体问题。首先强调我们必须按照总理的指示，坚持党性原则，如果确实是我们一派观点的组织要抢３０２库，我们坚决制止，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必须落实总理的嘱托。

　　接着研究讨论如何安全地到达兴平的问题，去兴平要经过西郊，西郊是对立派的控制区、大本营，这是首要困难。另外，对方的消息也很灵通，他们肯定知道了总理的指示，也知道我一定会去兴平，必然会针对我采取一些手段，无法估计他们会怎么做。

　　我提出的想法是：
　　（１）先与几家部队联系，如果能跟他们一起去，那么安全就得到保证；
　　（２）硬闯，有总理指示在，他们难道会一点不顾大局？
　　（３）仔细筹划，出其不意，让对方的埋伏计划落空。

　　我首先打电话给几家部队，２１军，兰空，总后，他们都回答部队已经出发了——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我没有办法和部队一起去兴平了。想想也对，部队肯定行动迅速，已经出发应该是事实；再一方面，我本身是受怀疑的一方，他们和我一起去，从工作角度说也不合适。

　　一条路被堵死了。如果采用硬闯的办法呢？经过一番分析，大家一致否定了这个方案，觉得，我们自己安危事小，影响总理指示的执行事大，我们没有权利去冒险。

　　然后着重讨论第三个方案，特别注重细节，不能出差错，否则前功尽弃。最后决定，因为我的知名度高，认识我的人多，所以要简单地化妆一下——不穿平常经常穿的衣服；借了一顶鸭舌帽戴上；眼镜路上不带。另外，估计对方认为我坐汽车去兴平的可能性大，那么，我们坐火车去，铁路系统是我们一派占压倒优势，万一有事，不至于“虎落平阳”；再有，不从西安站上车，从西安东站上车。

　　一切细节商定以后，马上出发。一路顺风，没有出现一点问题，当天上午平安赶到兴平。

　　到了兴平，我们立即开展工作，着手调查。我们先到驻守３０２库的部队，我向指战员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指战员们先是吃惊，他们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３０２库根本没有发生过“农造司”抢劫问题！随后，指战员们纷纷气愤地说：那么，周总理为什么会得到不实的报告呢？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欺骗总理，企图赶走多年来和他们并肩联防的武装基干民兵，然后趁机抢３０２武器库里的武器！

　　我们听到他们的话，感到肩上的压力轻松了很多，但是同时又感到问题比原先想的更加复杂，工作显得更加棘手。

　　我们提出希望见一见这次事件的“主角”——“农造司”的负责人，通过３０２部队首长请来“农造司”和武装基干民兵负责人，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与西安“农总司”没有组织联系，不过知道交大观点，支持和拥护交大，对我们很客气，但是他们与交大也没有组织联系。这些人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朴实诚恳，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深情溢于言表。从直感上来说，要说他们策划抢夺３０２库，让人难以相信。

　　我们讲明了这次来兴平的原因和目的。他们听传达总理指示以后，首先表示完全理解总理的指示精神，一定尽一切努力协助解放军保卫３０２库，让总理和中央放心。同时他们也对有人给他们栽赃陷害非常气愤，他们说，最近西安不少人来兴平活动，频频进入２１军驻秦岭公司支左部队，宣传“农造司”等组织是“保皇派”，鼓吹“军民联防，文攻武卫”，搅得兴平“打、砸、抢”越来越凶，城乡人心惶惶。他们说，如今诬蔑我们抢３０２库，欺骗党中央，这是一个阴谋。我们农村武装基干民兵与３０２部队“军民联防”已经多年。但是，我们从没有越过职责进入过库房，谎报情况的人是想以他们的“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取代我们，从而抢夺３０２库里的援越武器。

　　他们请我们转告周总理：“我们兴平＇农造司＇过去没有抢３０２库，保证今后也不会抢３０２库，请总理放心。我们的武装基干民兵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与３０２部队指战员加强联防，誓死保证３０２库的安全！”

　　我们肯定了他们的正确态度，希望他们言行一致，一定要保证３０２库的安全。郑重承诺：我一定如实把他们的态度向周总理汇报。

　　为了说明３０２库目前的安全状态，３０２部队首长带领我们进地库看了存放的大量的各式武器，这使我们深感震惊：这些武器如果流入社会，那将会造成多大的灾难，会使多少无辜的人死于武斗啊！我们更加理解总理为什么对这个事情那么重视，态度那么严厉。

　　在我们来兴平前不久，兴平两派发生了一次武斗，“农造司”的人说是对方主动进攻，而且还打伤了“农造司”的人，现在还有一些伤员在３０２部队医院治疗。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们提出去医院看看伤员，他们就带我们到医院，我们看到有六七个伤员，有的是腹部受伤，有的是胳膊，腿部受伤，基本都是枪伤。我们没作评论不能说什么别的，只请能说让他们好好养伤。

　　我们到达兴平的当天下午，兴平街上又发生了小规模武斗。３０２部队为防止仓库被骚扰，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我当即提出要一起到现场去。３０２部队首长认为危险大，为了我的安全，不同意我去。

　　我坚持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委托我们来这里，我们应该向他反映第一手情况。如果被打死了，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而牺牲，死得其所。”

　　看到我态度坚决，而且理由充分，首长最后同意我去。但是，他们是开一辆军用吉普，只能坐四个人，他们去两个人，一方面搞调查，一方面也是保护我们，这样，我们只能去两个人，除了我，再加一个人陪我去。付登华报名，要求一起去，别的人也不好争，就定了付登华同去。

　　３０２部队一名参谋和一名战士，带我俩坐吉普车到了武斗现场，时间已经接近傍晚，大街上没有什么人。武斗已经停了，没有见到死人。正走着，忽然一声巨响，是什么东西打到我们汽车上。大家都大吃一惊。参谋对司机说，别停，往前开。拐到街边，停下车，看看车上也没有窟窿，参谋说，不是枪，是弹弓打的。参谋说，这种弹弓很厉害，打着人非死即伤。

　　我们提出设法与“农造司”的对立派见面，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必须听取双方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在兴平我们两眼一抹黑，还是委托３０２部队的同志帮我们联系。

　　在３０２部队参谋的带领下，到了与“农造司”对峙一方的兴平中学。我们还没有自我介绍，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农造司”那边过来，便不由分说，把我和付登华包围起来了。吵闹之中，他们把围攻的重点放在了陪我去的付登华同学身上，推来推去，口水横飞，根本不听他讲什么，把他整得满头大汗。他们可能认为他是头头，我是随员吧。中间有两个年龄大一些的人，我问，你们两个也是兴平中学的？那两个人支支吾吾，但是，别的人说：他们是西工大的，是来支持我们的。

　　这样乱哄哄没有办法说话。这时，付登华同学忽然大声说：“我们受周总理委托来兴平解决３０２库问题。同学们想干什么？”趁中学生们一愣神，他宣布：“现在请李世英传达周总理指示！两位西安来的红卫兵也请安静！”

　　听到“周总理”三个字，果然使得大家安静下来。再说，我的名字当时也是非常响亮的，不管观点是否相同，总还会给与相当的尊重。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时人们都静下来听我讲话了。

　　我首先传达总理的指示精神，围绕着３０２库的安全的中心说，两派观点有分歧，可以讨论，辩论，但是不应该采用武斗的办法解决，不能把群众的宝贵生命当儿戏。３０２库的安全是党中央关心的大事，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心的大事，听到３０２库有危险，凌晨３点多钟打来电话，要求我马上来兴平协助处理３０２库的问题。周总理日理万机，凌晨３点多钟还没有睡觉，还在为兴平３０２库的事情操心着急，作为兴平的两派都应该感到问心有愧。两派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到底是不是造反派，要用行动证明，真正的造反派应该想中央所想，急中央所急。眼前３０２库的安全就是对两派的考验，谁打３０２库的坏主意谁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谁不全力以赴保卫３０２库的安全，谁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不配做造反派，也绝对没有好下场。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

　　在场的那些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最后纷纷表示一定尽全力保证３０２库的安全，保证不冲击３０２库，不做不利于３０２库安全的事。

　　为了使他们更加铁心，我索性拿出“钦差大臣”的架势说，你们的态度很好，很正确，这一点我们会向周总理报告。

　　后来，他们又提出这次武斗是对方挑起的等等。我说，我们不是裁判员，可以做调查，了解真实的情况，向总理汇报。我们已经听取了农造司方面的说法，也看了他们的伤员。

　　他们说我们也有伤员。我说，那也请你们带我去看伤员，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他们口头应诺，但是直到我们走，也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的伤员。

　　最后，我针对西工大红卫兵有所指地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煽动分裂，也不会鼓动大家搞武斗！我们到基层来要多做促进团结的工作，不要激化矛盾，增加仇恨。”

　　３０２部队参谋见时间差不多了，催着我们走。

　　我们与他们告辞离开，走时候的气氛和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他们显得客气的多了。

　　出门上车离开了兴平中学。３０２部队参谋说，他见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心里很担心安全问题。我很感动地表示谢谢。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到秦岭公司向工人和支左的２１军指战员传达周总理指示，希望群众组织和部队一起保证３０２库的安全，让周总理放心。遗憾的是，２１军支左的那位营教导员我们始终没有见到。

　　经过两天多的调查研究，把基本情况作了汇总，大家认真讨论以后，拟了一个简单的汇报提纲。我与总理联络员联系以后，向总理作了尽职汇报。为了在兴平继续观察这里的动态，留下李印生等几个同志在兴平再呆几天。我和付登华９月６日晚上回到了学校。回校以后，我们又写了书面材料，寄到周总理办公室。材料中我们直言不讳说，所谓兴平“农造司”抢３０２库的事纯属子虚乌有，但是我们还是给两派群众做了一些工作，以保证３０２库的安全。

　　还应该说明，这次事件中，除了兴平农造司受到诬告，３０２驻守部队也受到牵连，也是哑巴吃黄连，说不出来的委屈。

　　按照胡军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是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胡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没有片刻迟疑，马上就向徐保俭团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亲自率领一个营的兵力，用最短的时间火速赶到该武器库，全面接管武器库的防务。

　　因为有总理“可以开枪”的命令，部队官兵也就不再缩手缩脚了。部队一到该武器库，徐保俭就命令战士们把武器库的防务全面接管过来，里里外外布置了好几道警戒线。他们架起机枪，子弹上膛，并向造反派发出警告：如果有谁胆敢跨越警戒线抢夺武器弹药，解放军就要执行周总理的命令，开枪制止！

　　可以知道３０２驻守部队无端被“接管”——对于部队来说等于被缴枪，等于被解除武装。对于该部队的指战员来说，怎么能不感到屈辱？

　　兴平之行圆满结束。事后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说明：

　　⒈去兴平我采用化妆，坐火车的方法是正确的。后来大联合以后，对方的一个头头说，他们得知周总理的指示，也知道我一定会去兴平，推测我会坐汽车去，在路上布置了埋伏，准备抓我，也不是要加害于我，主要是想用我交换李洪明。我说，我就害怕你们会有埋伏，所以坐火车去的。他笑着说，这个没有想到，没有抓住你。当然，即使我被他们抓住，不一定会有生命之虞，但是肯定会耗费时间，影响我们执行总理指示。

　　⒉关于“农造司”抢３０２库的假情报是由什么人，又是如何炮制出来的？这个假情报通过什么人，什么渠道上报到国务院，又惊动了周总理的？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而且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进一步调查，所以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所幸此事没有落案，如果这个“赃”真的栽到“农造司”头上，这可是“反革命”大案呀，会遭到武力镇压的。我心中一直为他们躲过这一场大灾难而庆幸。

　　不得不作的辩诬。我们当时去兴平时候，一直为兴平“农造司”操心，也为他们被诬陷而不平。岂知此事过去若干年后，我们不得不为交大自己辩诬了。

　　这个事情在胡炜军长的回忆录里这样陈述：

　　“９月初，东派（交大派）要抢咸阳３０２国库的武器，总理深夜来电话告我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制止对方抢夺国库的武器。又由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直接给交大头头李世英打电话，责成李立即到咸阳把要抢武器的群众撤回。”

　　按照这个说法，“东派要抢咸阳３０２国库的武器”，那还不止是兴平“农造司”的事，变成了“东派”的事，那就包括交大、工总司、农总司等等的事，这就比那个时候所说的情况严重得多！

　　而且说“责成李立即到咸阳把要抢武器的群众撤回。”这意思是说：

　　⒈李世英派出了“要抢武器的群众”；
　　⒉总理要我去咸阳“撤回”“要抢武器的群众”，就是说我派出的“要抢武器的群众”已经出发，没有到兴平，至少也已经在路上了！

　　总理给我的电话不是这样说的。若干年后，不可理解胡炜有什么必要篡改总理的指示呢？

　　这样的记述是不是不符合事实？２１军当时也派了部队去兴平，有没有查清我派了什么人去抢３０２仓库的武器？有没有见到我派出的“要抢武器的群众”？如果有，你们有没有抓到？如果没有“要抢武器的群众”，那让我们“撤回”什么？

　　后来在网上看到《海事大观》２００６年第２期，一篇由记者耿耿写的“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这篇对胡炜的采访，胡军长对记者说：

　　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设在西安市的军部总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胡炜军长接电话。
　　胡炜拿起话筒，听到了总理那熟悉的声音。周恩来告诉胡炜：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胡炜同志，你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胡军长还给记者说：“周总理给我打过电话之后，又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吴斌同志给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责成他们立刻前去把准备抢夺武器弹药的人员全部撤回来。”

　　——在这里，胡军长说是周总理给他说的“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这里说的“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头头”当然是我了，等于点了我的名，我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这也不由使人想到，如果是周总理说的，那么是谁给周总理报告的虚假情报？如果不是胡炜、黄经耀给周总理报告，那么，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不报告，那么多部队驻扎陕西，干什么吃的？不是严重的失职吗？此事有没有向周总理作检查？

　　如果说周总理指示的当时，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这样说可以理解，事过若干年后，仍然这样说，仍然硬要把这无中生有的“抢武器”的罪名栽到我们头上，这就太不公道，也太不地道了。

　　当时我们不知道，也不敢怀疑是谁，为什么造了这个谣言，撒了个弥天大谎，谎报军情，欺骗周总理和党中央。而胡军长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说法，使人不得不怀疑……而且，当时胡军长主持陕西大政，可以直接上报总理，又很受总理信任……

　　是否可以这样推理：支左委员会给中央和周总理报告说“东派要抢咸阳３０２国库的武器”，总理感到事态严重，所以给我打来电话，但是并没有完全采用支左委员会的说法？如果不是胡炜和支左委员会向周总理汇报的情况，那么在情况完全明了以后，为何非要坚持那些虚妄的说法？

　　我不得不再次说明，事实是在此事之前，我还不知道那里有个３０２武器库，我本人根本没有想过去抢那个武器库，我也没有听说过“东派”的谁想要抢那个武器库。整个“东派”也没有一个人去那里抢那个武器库。当然我就更不可能派人去抢３０２武器库。

　　何况，如果我派人去“抢武器”，而且是３０２武器库，这样重大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支左委员会为什么从来没有为此批判过我？给我、交大、工总司等办了若干次学习班，有隔离的，也有不隔离的，怎么从来也没有提起过此事？还有我经历３０万人大会被逮捕，两年半的铁窗生涯，这期间都没有一字半句提及我参与抢兴平３０２武器库的事，可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回忆录里郑重记载，又给记者那样违背事实地述说，想要用写史的方法，让我们把这个“莫须有”罪名，把这个黑锅永远永远背下去呢？

　　本来确实不想说这些话，可是，不说又感到太委屈，况且涉及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算了，就算是留个悬疑吧。反正，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用舌头是改变不了的。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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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回忆（选载之四）

　　　　　　　　　　　　　　　　·李世英·

四，风云突变返校隔离十个月　毫无名堂竟是抓５·１６　本欲结婚计划全部打乱　不能严肃不妨游戏人生

（一）

　　结婚，在古今中外都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在中国古代，所谓人生的两件最大的幸事，就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后面一句是指做官，名利双收；前边一句就是指婚姻大事。

　　中国人对于婚姻素来比外国人严肃认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人们对于婚姻更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终身可能只结一次婚。所以，那时，人们那时把结婚说成是终身大事。

　　既然“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相提并论，当然是一件大大的喜庆事。虽然那个时候物资供应不太丰富，不像现在这样豪华铺张，但是婚礼还是要办，糖，瓜子总是要散的，也照样要请客吃饭，办得热热闹闹的。

　　但是，我的这个终身大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特定的条件下，却成了一桩艰难的婚礼——苦涩混合着甜蜜。

　　我和未婚妻多次商量，原来计划１９７２年春节结婚。那时我们两都在宝鸡４８号信箱（一个国防厂）当工人，也已经向工人师傅们和亲友们发布了信息，并且向班组，车间和厂里请了结婚假，也都准了假。可谓万事具备，只等出发了。

　　我们相亲相爱，两情相悦，是在大学快要毕业时确定的关系，后来我们分配工作时也分到同一个工厂。她家里是老工人出身，我们家也是工人家庭，家里都没有多少钱，所以，我们毕业以后还不能马上结婚，必须先工作两三年，积累一点资金，以应付结婚购物，请客之用。那时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做的。

　　原计划是先到我家，举行婚礼，再到我爱人家——上海探亲，回来后请厂里的领导、同事、师傅和工友们吃饭，散发喜糖。因为当时供应紧张，好一些的糖果要我爱人家在上海买。其实我们两家亲友早就忙活起来了，各种东西早就在准备了。我家和她家都为我们准备了棉被，衣服什么的。

　　我们内心充满着喜悦，一边上着班，一边准备东西，等待着出发的日子，等待那个盼望已久，酝酿已久，准备已久的神圣日子。

　　１９７２年元月２３日，离春节只有二十来天了。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等待那个大喜的日子时，一件出人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我被叫到工厂办公室，厂领导告诉我，西安交大来人了，让我回学校参加学习班。交大来的人也在场，其中有的交大老师我也认识。然后交大来的人严肃地通知我，按照省里的指示，你必须回学校参加运动，参加学习班。我问是什么内容的学习班？他们说，到了学校就会告诉你。我问什么时候走？他们说：现在就走。我问什么时候能结束？他们说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问题弄清楚了就会结束的。

　　这个回答使我如坠五里雾中。我一门心思在考虑结婚的事，现在竟然要把一切全部推翻，而且没有任何时间表。虽然我经历过许多这类事情，但是在当前的具体情况下，仍然觉得不好处理。别的先别说，只是如何对厂里的同学（我们交大与我一起到厂的就有五十多人）和厂里的师傅们解释，如何给双方家里的亲友们说明，就是个大问题。而且结婚的东西都买好了，不知道要放到什么时候，有些东西，像食品，是不能久存的。那些都是亲友们省下或者向别人周转来的，以后重新凑集并不容易。

　　基于这个原因，我当时就提出，运动是大事，当然要服从全局；但是，我结婚的事虽然是个人的事，但对于我们两个来说，也是人生大事，而且两个家庭，还牵涉到很多人，所以事情也不算小，也应该按照毛主席说的“弹钢琴”，统筹解决好。我提出建议，学习班推迟办，等我结婚回来再办，并且把自己的理由说了一遍。但是，他们一口回绝，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且，要求我收拾一下东西，马上跟他们一起走。

　　没有办法，我只好通知我的未婚妻郭根英，告诉她这个情况。她也被这个突然的变局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默默地为我拾掇东西，无可奈何地目送我离开。

　　我心里想着，交大来的人也做不了主，不如先跟他们走，到了交大，看看哪里有决定权，然后再说吧。
　　
　　交大来的汽车是一辆大屁股吉普车。冒着大雪上路，视线不好，路又滑，本来应该开得慢些，可是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为了赶路，反倒开得比较快。到了蔡家坡，正在下一个漫长的大坡，车子突然失去控制。司机手忙脚乱地好不容易才把汽车停在半坡上，把车上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我们下车一看，好悬啊！汽车已经横着停在半坡上，车头向着大坡旁边的深沟，离沟沿只有一米多。这的确是万幸，因为冲力稍微再大一点，我们不是顺着大坡滚下去，就是一头栽到深沟里去。无论哪种情况，我们的学习班就办不成了。

　　大家上车以后，我开玩笑说，咱们还是慢一点，别弄得学习班办不成了。

　　谁知道不久又出了一次险情。那是在一段平路上，本来应该安全吧，但是，司机车开得快，对面迎头来了一辆大卡车，也开得飞快，双方都没有提前减速，大卡车占的路面又宽，我们的车只好猛地向边上躲闪，几乎要窜到路边的排水沟了。司机又快速地回顺方向盘，车子因为惯性向外侧滑，我觉得我们的车的一只后轮都已经滑到路边的排水沟而悬空了，车上所有的人又是大惊失色。最后，终于平安地返回到公路上，大家才算放下心来。否则，起码要车毁人伤。

　　经过这惊心动魄的近２００公里的历程，下午，我们到了交大。地方早就给我安排好了，在西二楼的一层，一个教研室那么大的地方整个腾空了，全是为我服务的。我到了以后，就向我宣布了意图和纪律。把我弄回来是要给我办学习班——实际是搞专案，要清查“５·１６”。纪律是严格的，不经过专案组的同意，不能走出这个教研室的大门；出了这个大门，包括去食堂吃饭等等，都必须有专案组的人员陪同（监视）；如果路上碰到熟人，也不许打招呼。等等。

　　刚刚经过了生死之旅，又听到这些安排，我憋了一肚子火。抓“５·１６”抓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莫名其妙。你可以有许多借口来审查我，批判我，但是，以这个名义隔离审查我，的确没有想到。

　　我所知道的“５·１６”，那是１９６６年８月份的事，那是一些中央干部的子女，组成的反动组织，例如，北京西城纠察队等等，干了很多坏事，抓人、打人、抄家，据说还打死了几千人。这就激起社会严重的不满，后来被抓了２００多人，最后还是毛主席开恩，让把他们都放了。这个已经是过去几年的事了，怎么现在忽然想起来“５·１６”，而且现在正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却让我们在这里抓什么“５·１６”，实在想不明白。

　　当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思潮起伏，浮想联翩，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晚上，学习班召开了全体会议，其实，中心只有我一个。学习班的领导和其他同志严肃地提出了学习班的要求，也要求我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接受审查等等。最后让我表态。我一肚子的不高兴，慷慨激昂地发言２０多分钟，中间还出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大故障——也许因为情绪激动，加上休息不好，我讲话中途，忽然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所幸我是坐在椅子上，而且时间短暂，我又清醒过来。别人可能都没有觉察到，以为是正常的停顿。我又接着讲话，直到散会。

　　随后几天，在食堂吃饭时，又陆续看到了我们原学校革委会的几个负责同志，武登才、沈荣水、戴慕蓉。他们早都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了，这次也都被抓回来办学习班，也像我一样，是隔离性质的，因为他们后面也跟着监视的人。当然，我们之间不能说话，只能相互点头致意，互相给个笑脸，算是打个招呼。

　　见到他们，一方面觉得不平，一方面也觉得高兴——因为我们多年不见，这次能把我们公款召回来见面，省得我们自己掏腰包，也算一个收获吧。
　　
　　这样，我更感到这次审查的来头不小，动静很大。如此兴师动众，更预感到这个学习班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时间很可能会拖得很长。道理很简单——动静很大，说明决策者的期望值很大，不能获得预期的“成果”，那是很难结束的，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个“成果”是什么。

　　其实，对隔离审查，我虽然不理解，很反感，但并不太在意，因为，一方面，我经历过的这种事情已有多次，有一定的“适应性”了；另外，我自己知道自己没什么问题，早晚会还我清白，能够经得起这次审查。

　　可是一看这个架势，这次的审查不是短期能结束的，原来安排的结婚问题实在无法处理，拖延婚期，牵涉的人太多，我又被圈在这里，没办法作工作。思来想去，只有设法按期举行婚礼，哪怕是简单的，这样，至少可以安抚双方的亲友，我思想上也减少许多压力。

　　不过，这个愿望要实现，可能性微乎其微。要知道，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年代，一个正在被隔离审查的人，要在隔离审查期间结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这也是被审查者的态度问题。

　　不过，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我认为比较好的结果，我必须极力争取。

　　从第二天起，我就一门心思考虑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过了几天，我下了决心，就正式向学习班的负责人提出我必须在春节结婚的要求。他们当然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这是我提前就预料到的。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提出了要求，只能不断地，反复地继续提出要求，并且反复申明我的理由。他们当然也是反复拒绝，并且要求我改变态度。

　　本来，对于政治运动的事，我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可是，这次学习班，使我无法严肃认真，第这次办学习班的目的我已经看清楚了，其实就是要抓５·１６分子，要么把我搞成５·１６分子，要么通过我的手，揭发（或者诬陷）别人，把别人弄成５·１６分子。我对于我自己当然了解，我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从未动摇，我不可能是５·１６分子；别人呢？对于我们校革委会和各系革委会的成员，以及我所熟悉的学校的一些活跃分子，按照我的了解，他们都不可能是５·１６分子。虽然最终结果我能预测出来，但是这个过程还必须走完，时间也非要耗费不可。既然如此，这次学习班本身就是很不慎重，很不严肃的决定，简直就是一场游戏。

　　既然不能严肃认真，那我也就“游戏人生”吧。

　　我每天首先一件事就是要求结婚，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安抚了两家的家属和亲友，使我无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地思考和回忆问题，提高学习班的效率，否则，我现在人在学习班，心却在学习班外面，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头昏脑胀，什么问题也想不起来。

　　这样反反复复，学习班的负责人没有办法，答应向学校领导汇报，请示，看学校怎么答复。过了两天，学校的答复下来了，说办学习班是是很严肃的政治事件，在这期间应该专心致志，把结婚的事还是推迟到学习班结束以后再说。

　　我听了以后，非常失望。我不甘心我的要求被这样轻易否决。我就仍然不断地要求，请求。我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无法专心致志，一心想着外面的双方年迈的双亲和其它的亲友，想着他们正在为此事忧心忡忡，本来的喜庆之事，却意想不到地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悲伤和惆怅；再设想我爱人，全厂上下都知道我们结婚的事，在宝鸡的还有很多同学和熟人，他们也都知道，现在突然又结不成了，我被隔离审查了，究竟出了什么事？在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可我既无法解释和说明，又无法分担这些压力和哀愁。所以，我无法按照学习班的要求去做，既不能专心学习文件，又不能思考和回忆问题。

　　于是，我就对学习班采取消极的、软磨硬抗的态度。每次在他们“陪”着我吃完饭后，在床上一躺，或者看书，或者睡觉。他们批评我，我也不管，就说是睡不好觉，没精神。

　　过了几天，学习班的负责人感到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学习班肯定也办不好。我的专案组的人多数是交大的老师，对我比较熟悉和了解，而且或许还抱有同情之心，可能他们也在向学校领导汇报说了好话。

　　后来有一天，他们说，学校领导要见我。于是，他们“陪”着我，去见学校的某位领导。这时候早已经是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学校了。

　　我们去见的这位领导是我还在学校时就认识的，算是“共过事”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当然不是当年，完全变了。不过，这位领导态度倒是很客气，说，你恐怕也知道，你的事情，我们学校无权作主，你所提的要求，我们也无权处理，无法批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好好地把学习班办好。学习班结束了，再考虑结婚的事情。我说，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明白，你们不能批准我的请求我也理解。可是事实上如果不先处理好结婚的事，对于办好学习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是这个专案组的核心人物，首先我无法静下心来，无法专心地回忆和思考问题，别人又无法代替我，那么，这个学习班能办好吗？我希望你们能向省上反映我的请求，使得学习班和结婚两不误。其实它们本质上也不是对立的，矛盾的，而是统一的，一致的，相互促进的。作为我本人，理解你们的难处，我也不要求你们非要批准我的请求，只希望你们能答应我，如果我给省上领导写信，请你们能够代转。他说，这个我们可以作到。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

　　回到学习班，我的思想就更不能平静了，现在皮球交到我的手里，实际上是我把皮球抢到了我的手里，成功和失败也都取决于我怎样作。我现在只能用写信这个唯一的方法向省上的领导请求批准我的结婚请求。可是，信写给谁，却成了问题的关键，写信的对象正确，就还有成功的希望；写信的对象选错了，那就前功尽弃，竹篮打水一场空。

　　按说，虽然我当时身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与省上的许多领导，首长都是很熟悉的。但是，当此之时，我却感到那样孤立无助，求援无门。那时候，政治比天大，平时与省上的那些领导在一起，说说笑笑，关系也算融洽。而到了这个时候，我在隔离审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有谁能理解我此时的处境和心情？有谁还能对我抱有同情之心？有谁敢为正在被隔离审查的人说话？有谁敢于作主批准我的在隔离状态下的结婚请求——在那个年代这肯定被当作荒唐的、不可思议的无理要求？搞得不好，还会认为我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态度不好，对抗运动，那就对我更不利了。

　　反复思量，我圈定一个人，而且只有一个人，那就是２１军的胡军长。他当时也是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支左委员会副主任。虽然都是副职，但是他却是省上大事决策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是“一言九鼎”。我们学校因为“八五”静坐与２１军有过节，有隔阂，但是，对于胡军长本人，我一直是比较佩服的。我认为他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通情达理，敢作敢当，而且，他在省上又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如果他能够理解我的处境和心情，愿意在省上为我说话，那我的结婚请求就很可能会被批准。如果他不为我说话，省上那么多领导，却也无人可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只有我自己去化解自己的酸楚和烦恼了。

　　想好以后，我就开始给胡军长写信。信里既恳切地表述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情，也难免带有一些牢骚和情绪，我把我结婚的理由重新阐述一番——我们决定结婚在先，学习班通知在后，舆论早就出去了，亲友们也早就在策划安排了。况且我是省革委会群众代表中最后一个结婚的，而且，从晚婚的角度说，我们也堪称榜样，我已经实足２７岁，我爱人比我还大半岁，早已超过晚婚的标准。希望这最后一个结婚的人能够顺利一些。我又讲了我们双方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家里都不富裕，好不容易买来结婚的东西，却用不上，造成浪费，既增加了两家的经济负担，也对国家不利。最后，我恳请胡军长能在百忙之中，关心一下我的婚事。如果我的要求能够被批准，我会很严格地遵守学习班的纪律，保证呆在家里不随便外出；不与别人搞串连；婚礼上除了自己的直接亲友和老邻居外，不邀请其它外人参加。婚假结束，保证按时回到学习班，决不拖延。信写好后，我封好信封，在信皮上写上“胡军长亲收”，交给学习班的管理人员。然后就静等信息。

　　我根本无法预测会有什么答复，更不敢认为一定能成功。只是抱着困兽犹斗的心理，不管结果如何，按照我的性格，必须去作自己最后的努力。

　　眼看年关将近，我心里更是焦急万分。就在过年的前两天，学习班的管理人员通知我到学校办公室去。我跟着他们去了。学校领导告诉我，我的要求，省上领导已经批准了，同意你的结婚请求。学校的具体安排是给你１０天婚假，从离开学习班算起。希望你能遵守学习班纪律。

　　我当时高兴极了。本来几乎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事情，竟然能够梦想成真！我心里暗暗感谢胡军长，也更加敬佩胡军长。

　　我向学校的领导表明说，我会履行自己的诺言，一定遵守纪律，保证不与别人串连；一般情况下不外出；婚礼也只有少数亲友邻居参加，不再邀请别人；保证准时返回学习班。

　　于是，我本来一年前就决定了的婚礼，经过了这么迂回曲折艰难努力，终于能够如期举行。虽然它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婚礼，没有长长的迎亲车队，我爱人是自己坐火车从宝鸡赶回来的；没有到外面的饭店吃饭（那时也还不流行在外面的饭店吃饭），就在我家里摆了两张饭桌，又借我们邻居家的地方，摆了两张饭桌，后来，邻居们来得多了，坐不下，就又加了一桌。幸好我爱人的大弟弟在宁夏服兵役，为参加我们的婚礼，安排春节回上海探亲，刚好作为“娘家人”参加婚礼。

　　我也遵守诺言，除了送内弟上火车外，整整１０天，我也没有出过门。我们当然叮咛内弟，回去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办学习班是正常的事情，不必担心，等我的学习班结束以后，我们再到上海去看望老人。

　　１０天期满，我就如期返回学习班。我爱人也一个人自己回厂去上班。

　　现在，离我们结婚已经过去３０多年了，两个孩子也都长大成家，我们有了孙子和外孙女，这一切，都起源于那场来之不易，简朴得近于寒酸，喜庆参杂着惆怅的婚礼。而没有参加婚礼，但却是这场婚礼能举行的促成者，就是胡军长。像忘不了我的婚礼一样，我也对于胡军长永怀着敬意和谢意。

（二）

　　送走我爱人，我又回到学习班，向学习班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婚假期间的做法，强调了自己完全按照承诺，一点也没有违背。学习班领导也没有表示不满意。

　　可是，即使我认真起来，又怎么样呢？我自我揭发什么？揭发别人什么？

　　什么都没有。这个学习班注定是只能开花，不能结果。如果以“成果”而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好的评价，宜到学习班不得不结束之时。

　　这场按照正剧编排的，几个重量级演员（我们学校革委会原来的主要领导人）出演的大戏，也注定只能当作喜剧和闹剧来演。

　　那就轻松一点吧，自由一点吧。虽然我并不喜欢，但也只好游戏人生了。

　　通常，只有吃饭时才能到外边去。我们办学习班的地方是教学楼西二楼一楼金相教研室，吃饭是在学校的学生食堂，这要从北到南穿越整个学校。学校的教职工不可能短时间大换血，很多人都是认识的。学习班有交代：尽量不要与别人打招呼。开始时，走在路上，我尽量低着头，避免和别人打招呼，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害怕牵连和影响别人。后来，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索性昂首阔步地走路，路上和在饭堂排队的时间，我还用筷子敲着碗，后来，我的“跟班”让我不要敲碗，说是影响不好，那就不敲吧。碰到熟人，一般我是采取与对方对等的做法——你对我点点头，我也对你点点头；你对我打招呼，我也应承一下。因为，大家都是经过了运动的，都会考虑自己愿意采用的态度和方法。

　　学习班刚开头是学习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讨论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

　　当时我感到有些滑稽，林彪的政变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中说：“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你现在这样给我们办“学习班”，隔离起来，抓５·１６，不是刚好应了林彪一伙的说法吗，不是变成了给林彪一伙提供炮弹吗？

　　我也想，为什么把交大的主要头头都控制起来，是不是害怕我们揭发他们的问题？想想也没有什么道理——林彪一伙主要是军队的，我们跟军队没有什么联系，不会了解多少“深层机密”，他们自己也应该知道，又何必害怕我们揭发什么？

　　隔离起来，抓“５·１６”，又与林彪反党集团有什么关联？林彪一伙才没有心思组织“５·１６”呢。

　　总之，这个办班决定搞不清什么目的，就走着看吧。

　　这样过了几天，我觉得有点太无聊，所以提出来，我想锻炼身体，要不然整天头昏脑胀，不利于学习班，而且，时间长了，身体搞坏，将来怎么为党和人民工作，我提出要求每天到大操场跑步。学习班研究不同意，害怕在外面影响太大，只能在室内锻炼。我说，也行，给我找拉力器和哑铃吧。他们给我找来拉力器和哑铃，我没事就锻炼锻炼。

　　学习班原来说要抓“５·１６”，看样子进展不下去，因为这个问题跟我们毫无关联，既没有组织联系，又没有思想基础。而且，如果说西安曾经有过“５·１６”极左思潮和组织，也只能与西安的红恐队有直接关联，而我们一开头就是反对红恐队的，这一点证据确凿。所以，把我们往“５·１６”集团上扯，那根本是豆腐渣贴对子——不粘连。

　　后来，学习班的中心就转移到“八五”静坐上面。这到底是原来学习班的真实意图，还是中心不得不转变，这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后面学习班的重点和中心就从“５·１６”的问题变成了“八五”静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以前搞了多次，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对于这方面的错误，我们也反复检查了N次，并且也承受了因此带来的种种影响。

　　关于“八五”静坐，胡军长说过“交大一派害怕我会报一箭之仇，不会的，你们要相信我不会那样做。”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完全相信胡军长的为人。何况，从“八五”静坐的１９６７年，到现在的１９７２年，５年过去，就算是胡军长要报“一箭之仇”，这支箭也射得太远了吧？

　　但是，既然到了人家的地方，那就只能按照人家的意见办，“八五”静坐就“八五”静坐吧，反正是陈谷子、烂套子，搞不出什么名堂，难道还会有什么新东西吗？我基本上能够预测到学习班的结果了。

（三）

　　很快，五一节要到了，学校的老师们都要放假。

　　我呢？让老师们“陪”着我过五一？我想，还是再“突破”一下吧——我向学习班提出，让郭根英来学校探亲——我讲了我的道理，我结婚１０天假，连个蜜月都没有。全国都放假，我们也应该享受一下这个权利；我爱人来了，我的安全有保证，你们也可以放心休假。这样大家都好。

　　开头，学习班领导有些犹豫，我后来又给他们说，你们想一想，我结婚省上领导都能批１０天假，那还是在社会上；五一节，两三天，又是在交大校园里，在学习班，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他们找学校领导请示，还真的批准了。我马上给郭根英打电话，给她说明了情况，她就带着一些吃的，到交大“探亲”来了。

　　隔离学习班里“探亲”，这恐怕也是难得的待遇吧。

　　这个五一节，我和郭根英“占据”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面积，一个教研室的一大片房子。
“探亲”结束，郭根英回厂去了，我仍然在学习班“学习”。

（四）

　　这个学习班注定要虎头蛇尾，因为上边说的原因。到８月初，学习班已经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然后就是等着做结论，可能是要经过省上批，所以就等待。

　　到８月１日，拥军的时候，省上通知我参加拥军座谈会，这说明我被“解放”了。此前，省上的会议是不通知我的。在省军区，军区领导招待我们吃饭，上的一个菜是香酥鸡，我拿了两只鸡爪子啃，刚好省军区的谷凤鸣政委过来敬酒，看到我在吃鸡爪子，就笑着说，有好好的鸡肉，你干吗老啃鸡爪子？我说，咱这是黑爪牙嘛，所以就啃鸡爪子。他听了哈哈大笑。其实说明，我对这次隔离审查心里还有怨气。

　　不过，交大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做事有始有终。我们要求他们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因为我们都是别的单位的人了，回去要向单位交代的，如果没有一个结论，那我们回去算什么。交大也答应给我们做结论，后来，他们果然也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结论，让我们回去好向单位交代。

　　我在若干年后，才搞清楚，这次抓“５·１６”是全省的部署，省政工组有个第三办公室，是专门主管这个业务的。下面的各单位也组成第三办公室，上下对口。比如，交大就组成了第三办公室，与上级的第三办公室对口。

　　关于交大的第三办公室以及给我的结论，抄录如下：

陕西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批复）
陕革教发（７１）９０号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报告悉，经研究同意由楼绍文、桑永海、刘若曾三同志组成你校清“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楼绍文为组长。
　　同意由李剑秋、张正、曹润有、陈志宏、杨忠义、郭守义、姜亚一、牛振东、王文景九同志组成第三办公室，李剑秋同志任主任。
　　陕省革教育局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
　　抄报省政工组第三办公室
　　李世英学习班调查组人员：负责人：朱学忠、宋余九成员：宋余九、顾海澄、庞炳祥、杨泉妹、盛海华、彭勋等１２人。

毛主席语录
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关于调回李世英、武登才的请示报告
　　省委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省革委会政工组三办、省教育局三办：
　　自我校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以来，广大革命群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狠批“五·一六”罪行，揭发了李世英（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校文革主任、校革委会主任，现分配在陕西宝鸡７６５厂）和武登才（省革委会委员、原校文革第一副主任校革委员第一副主任，现分配在陕西省略阳钢厂工作）等人大量问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我校和西安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某些重大事件的直接指挥者和组织者，是有错误和罪行的。
　　目前我校批清运动已深入到重点事件，重点人的揭发批判和审查阶段。许多重大问题都直接涉及到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戴慕蓉等人早已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现在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为了彻底查清我校和西安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及李、武俩人的问题，把“批清”运动进行到底，我校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经学校党委研究同意，将李世英、武登才调回学校办学习班，接受审查、交待揭发问题。
　　妥否，请批示。
　　　　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

省政工组：
　　现将李世英同志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的情况报告如下：
　　１９７１年我校开展批清运动，为了查清李世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经校党委讨论，报请上级批准，于１９７２年元月２３日将李世英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经过内查外调，现问题已基本查清，学习班已于１１月１０日结束。
　　主要问题是：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间，李世英同志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用发”造反声明”和静坐的方式错误地对待陕西省支左委员会，造成了长达四十三天的“八·五”静坐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军民关系。李世英当时担任了“八·五”造反指挥部的政委，讲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
　　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认为，李世英同志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问题是属于革命小将在前进上的认识性错误，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敌人无关。
　　李世英同志已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回原单位工作。
　　　　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
　　　　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

西安交大（７３）交发字第２０号
省委三办：
　　现将李世英同志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的情况报告如下：
　　１９７１年我校开展批清运动，为了查清李世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经校党委讨论，报请上级批准，于１９７２年元月２３日将李世英从工厂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经过内查外调，现主要问题已基本查清，学习班习已于去年１１月１０日结束。
　　经查：主要问题是：
　　１、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晚十点多钟，交大大批人员到达玉祥门支左委员会接待站。８月６日凌晨一点多钟，李世英赶到接待站。李世英与付登华主持召开在场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行动和发表造反声明的问题。李世英在会上介绍了交大采取“八五”造反行动的原因。会议研究、修改、制订了一个“八五”造反声明。李世英同意将声明送交大付印。会议还决定将队伍转移到建国路支左委员会接待站。１９６７年８月６日下午，在原省委“红总”的小院，由李世英马希圣主持，召开了交大与诸总司的头头会议。会上成立了“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八五“造反总指挥部”，李世英被推选为政委，马希圣为司令。从此，有几十万群众参加所谓”八·五”静坐，在指挥部统一领导下持续长达４３天，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
　　２、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上午，马希圣、李世英、武登才等商量，要找支左委员会首长解决问题。马希圣提出拉队伍到２１军军部，李世英同意派交大队伍去２１军军部，武登才具体组织了队伍。当天下午，交大队伍到达２１军军部门口后，有一百多人翻墙爬门，冲入院内，造成了在军部门院内长期静坐的后果，严重影响了部队工作的开展。
　　３、中央“八·一零”明码电报和”关于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下达后，李世英继续坚持错误的“八·五”静坐。在交大革委会和群众会议上，李世英先后说过：“我们中央对胡、黄两位首长的肯定，我们的斗争就更加充满信心……”“我们再次重申五项要求……我们重申支左委员会必须迅速答应，否则我们的斗争绝不停止。”“要看拥军的实质……两家的关系搞得好，搞得不好的关键在于他们，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他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斗争，达到五项要求就是拥军，他们答复五项要求就是爱民。”
　　４、１９６７年８月（编者注：此处应是９月，疑似西安交大（７３）交发字第２０号原文的疏忽）上旬总理联络员几次来电要李世英等人去京，李世英在去京前于９月１０日、１３日、１６日三次写信给“八·五造反者”信中说：”支左委员会某些负责人已经走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险边缘。”“支左委员会的一些老爷们拒不回答我们的五项要求，一拖再拖，他们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来越远了，对革命群众对西安文化大革命犯了越来越多的罪行。”继续错误地对待支左委员会。
　　５、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９日晚，”八·五”总指挥部在交大图书馆二楼，召开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外地驻西安的记者、外地的群众组织代表等二百多人。马希圣主持会议，李世英等在会议上发了言。李介绍了“八·五”造反经过及所谓支左委员会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态度。李说：“在＇八·五＇造反问题上，我们认为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革命群众，而不是八一三三首长，特别要指出在八一三三，他们的作法是极端错误甚至是危险的。”“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地斗争下去……斗争的方式是多样的，但决心和信心是一贯的，坚决斗争到底！”李世英想通过记者招待会的方式取得外界的支持，并向支左委员会施加舆论压力。
　　６、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交大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讨论”八·五”造反如何办。会议前已有人向李世英提出绝食的建议，会上当有人提出绝食时，李世英就说“搞多少人？是否八一三三搞２０人，袁政委家搞一些。”８月２３日晚在交大召开的“八·五’总指挥部会议上，李世英也提出绝食问题，说：“开一个大会，以抗旱、去铜川支援煤矿等名义把人抽回去，然而重坚持五条要求，要求支左委员会解决，在建国路留２０人，二十一军留××人，军区袁政委家去３０人，限定时间回答我们要求，不然就绝食。”会议并未作出绝食的决定，故没有行动。
　　李世英同志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间，制定“八·五”造反声明，亲自主持成立“八·五”造反总指挥部，并任政委，采取以静坐方式对待支左委员会，已虽经中央首长多次劝阻、教育，但仍坚持要静坐下去，使静坐持续长达４３天，影响很坏。李对“八·五”静坐，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但是李世英同志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和资产阶级派性作怪所致，讲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未发现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阶级敌人有联系。
　　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认为：李世英同志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间的问题是属于革命小将在前进中的认识性错误。
　　李世英同志已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回宝鸡工厂工作。
　　　　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６日
　　抄送：省委政工组、三办、组织组

（五）

　　学习班快要结束时，我们这些“班员”解除看管了，可以聚在一起了，我才知道，戴慕蓉夫妇二人都被“调回”学校了，她爱人贺相家在北京，曾经是我校驻京办事处的，可能以为我们通过他与北京“５·１６”有联系；还有付登华，他被叫回来最早，比我们还早两个月，可能是为了从他那里打开突破口吧。

　　这个学习班一直持续了１０个月，到１１月份才正式结束。学习班结束后，我才与我爱人一起到上海探亲。在上海也没有办酒席，只是把我们带去的苹果，核桃，红枣，喜糖等给邻居们散发了。

　　到了上海，见到了岳父、岳母和郭根英的兄弟姊妹，他们对我这个刚刚解除隔离的人并不怀疑、冷漠，很热情，很尊重。我这时知道，我岳父，一个老工人，解放后在扫盲时才认得一些字，拿着我们写回去的安慰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可能是猜透了我们信背后的无奈，常常忍不住老泪纵横，这是岳母悄悄告诉我们的。这个形象常常会出现在我的眼前，而引得人鼻子发酸。

　　不管怎样，人生的这个坎儿算是迈过去了，那就先高兴吧。

　　沈荣水、戴慕蓉都是上海人，我们刚好在上海还可以见几面。

　后来回到厂里，才宣布我们结婚的消息（在学习班期间还是保密的）。

（六）

　　胡军长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们陕西没有抓“５·１６”。应该说基本属实。不是一点没有抓，也抓了一点，比如我们交大的这些人。但是，别的学校好像没有抓；社会上的情况不了解，但至少没有听到什么声响和反映。而别的一些省份，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抓“５·１６”，大批、大斗、大逮捕，成千上万地、大规模地、残酷地迫害造反派。陕西省并没有这样做，这一点，现在看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运动中，只是我们几个受一点委屈，那就是小意思了。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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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回忆（选载之五）

　　　　　　　　　　　　　　　　·李世英·

五，世事变换儿女苦　锒铛入狱幻想灭　隔离十月近尾声　风刀霜剑踵接踵

　　在华国锋抓了“四人帮”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面对面批判，在省的大会、地区的大会接受批判，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查。１９７７年春节以后，就让我到农村去蹲点，带领一个几十个人工作队，到一个公社，实际上是背靠背审查。结束以后，又接着办隔离学习班，一办就是将近一年。

　　我的隔离审查将近１０个月了，看样子进入了尾声。材料也写了不少，审查的主管好像也提不出更多问题了，我也整天闲的没事。看管我的工人师傅也悄悄地给我说，快要结束了。我也是这样估计的，只不过有一件事，像一个阴影老是在我心头游荡——在此之前有两个省革委会副主任（群众代表，一个是工人，宝鸡的单英杰，一个是学生，杨梦云）被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据说他们在四人帮被抓以后表示不满，并且声言要上山打游击什么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与他们不同，还是保留了一点希望；但是，运动搞起来就会出现各种偏差，“萝卜快了不洗泥”，“拔出萝卜带出泥”，“不管胡萝卜白萝卜一起拔”等等，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对前景也不能过于乐观，还是多考虑一些曲折，避免后来大大的失望比较好。

　　就在认为学习班快要结束时，学习班又给我提出“九·二”武斗时，是谁派刘安全（工总司常委）带队去西郊解围的。这个问题其实原来很清楚，刘安全后来被对方抓住，自己交代了全部过程，而且在对方的小报上刊登出来大量散发。现在又问我这事，可能他的日子也很难过。我对他是同情的，他被对方抓了以后，肯定吃了不少苦，后来工总司内部有矛盾，说他是“软骨头”“叛徒”。我们到北京解决西安问题，在等待中央接见时，他自己来到北京，找到我，说想作为代表参加接见，这个事情我们交大的人定不了，要工总司的人来定。他说工总司的人不见他，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解决，就劝说他回去。他说吃饭没钱了，我马上找戴慕蓉借了１０元钱（我那时是学生，没有收入）给了他。戴慕蓉知道了我借钱是为这事，就不让我还了，我这就变成了“借花献佛”了。

　　这事现在再提起来，已经过去了１１年，想起刘安全在北京的落魄，就想算了吧，就说是我派他去的吧，给他减轻一些压力。我就这样写了材料，交上去了。一是作了一个假证。为了对刘安全的恻隐之心。

　　这以后，学习班气氛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少。

　　（后来，有人说，你被抓是因为你说刘安全是你派到西郊的，刚好让人家找到一个借口。当然我这样说，肯定会给我加点分，不过，就是没有这事，我仍然逃不掉，他们目的是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去的。）

　　因为近一段时间审查方和被审查方的我都没有什么事，所以看管人员晚上就陪我一起去看电视。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大家家里都还没有电视，在地委的大办公室配有一台电视机，很多人晚上都来到这里看电视，房子里挤得满满的。

　　那是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８日晚上，大约有９点多钟，我正在那里看电视，什么内容记不得了。这时，地区政法办的一个人，这人我认识，他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出来一下，有点事。我想也没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就随着他出去。一出门，我立刻就感到情况异常，因为走廊的两边站着两排人，每隔四五步就是一个人，背靠墙，面向走廊。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知道这样排场的布置肯定是为我准备的。我随着那个人从这个夹道中走过，出了办公楼，走进东边的办公楼——是政法办和公安局的办公楼，被带进刚进楼门的第一间办公室一个位置选得不错，可以缩短运动的距离。

　　走进房子，我就明白是要干什么了——不大的房子里，有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还有几个地区公安局的干部。

　　站定以后，正式开戏。一个人高声问我：你是李世英吗？我说：是。

　　他又大声说：李世英，根据什么什么的决定，现在对你正式采取拘留措施，说完，就拿出手铐。我知道是给我戴的，所以就主动伸出双手——配合人家的工作嘛。然后他拿出拘留证让我签字。戴着手铐签字，这还是我一生的首次。到写日期时，我问，今天几号？他们告诉我是８号，于是我又写上日期。我真的不知道那天的日期，因为在隔离中，日期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就要带着我出去。我说，不让我给我爱人打个招呼。他们说，不用了，会给她通知的。我又问，我的被褥，洗漱用具什么不拿吗？他们说，不用拿，那边都有。

　　于是我跟着他们上了车，两边是持枪的战士。

　　整个过程很平静，对他们来说也很顺利，所以完全不需要那么多人，搞那么大的气势，简直把我想象成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

　　汽车开出地委院子后，我也没有关心车往哪儿开，因为关心也没有用，而且外边很黑，看不清。还有，那时的吉普车窗户很小，两边的战士一挡，没法看到外部。

　　我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要尽快想明白我目前的处境和应对措施，所以一路上我的脑子在高度紧张地运转着。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刚开头我觉得像是以往的审查一样，严厉地批判，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反复审查，错误弄清楚了，也就结束了。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让我感到不像是那么回事。首先，对“四人帮”采取逮捕的干法，就使我吃惊不小，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但是心存疑虑。在我党的历史上，按照路线斗争的惯例，从来不采用逮捕的形式，而这次可以说是采用了最高级别的做法。这是树立了运动的样板，还是特例？我的被捕，说明了抓捕“四人帮”不是特例，而是各地各部门样板和标准。毛主席过去处理国内矛盾时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恐怕不会被执行了，代之以疯狂的报复为主基调的所谓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的方针。这样，我们这些人不是没有好果子吃的问题，而是要把生命本身别在裤腰上的问题了。

　　正在想着，车子进了一个院子，晚上也看不清什么，我被带到一个办公室一样的房子，把我交给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别人管他叫“所长”）。他旁边可能还有两个人吧，记不清了。我站在所长对面，所长又核实了一次我的姓名什么的，然后给我讲几个不准的监规，例如不准交流案情；不准交朋结友；不准违反禁令；不准打架斗殴等等。

　　然后开始搜查随身物品，手表、少量的人民币、钢笔、笔记本、纸片——所有的东西全部上缴，说是替我保存。大冬天，等我把衣服（外边穿着棉袄，里边一层又一层的，包括裤子）的口袋全部掏了一遍以后，他又亲自在我的衣服，裤子的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捏了捏，掏了掏，很是认真。

　　最后，他确认没有什么东西以后，让我把裤带解下来，这个我有点不情愿，说，能不能不解裤带？要不然浑身没有力气。他说，这是这里的规定，必须遵守。我只好把裤带解下来，交出去。后来知道这是安全措施——害怕犯人自杀，的确，别小看裤带，它既可以用来自杀，还可以用来杀人。至于我的留下裤带的理由，实在是可笑，监狱里就是要让你没有力气，才不容易反抗和逃跑。

　　这些办完以后，他和另一个管理人员一起，带我到后院，借着灯光，可以看到一排房子，一看就知道是牢房。因为每个房子都没有窗户，而且是铁门，这就够了。那时候一般都不用铁门，都是木头门，不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是厚厚的防盗门，又是粗粗的钢筋防盗网，和自己给自己造了个监狱一样。

　　那个管理人员打开一个牢房的门，正在睡觉的犯人们全都醒了，从地铺上坐起来，一副迷惘的神色。所长说，今天晚上给你们这里加一个人，他的被褥还没有来，你们谁被子大一些，与他合盖一个被子。犯人中一个人起来（第二天我知道他是这个号子的号长）指定了一个人，让他与我打通铺。那个人没有说什么，把被子揭开了一些。

　　所长对我说，你睡吧。然后就走了，牢房门也就锁了起来。用的是那种大铁锁，夜深人静，大铁锁撞击铁门的声音特别响，也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窝。我也不客气地钻进那人的被窝，仰面躺着，两边都是人，挤得无法翻身。

　　我要拿被褥和洗漱用具，公安局的人说“什么都有”，这就是他们说的那里什么都有！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情了，现在，终于到了人家希望我来的地方。我明白，这个地方是好进不好出的地方，到了这个地方，那就不是我有罪没罪的问题，而是我必须有罪的问题，很难想象有什么奇迹出现。现在准备在这里长期住下去吧，多长时间呢，起码１０年吧。

　　如果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还是有些自信的话，对当局心存信任和幻想的话，那么，这一切都被我被捕这一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我已经立即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思想也随机应变了。

　　我现在面对的现实是：已经进行了两年的清查运动，是全国性的一场政治的暴风骤雨，凡是在文化革命中有所表现的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头头，都被以各种形式压制，包括坐牢，判刑，隔离，撤职，批斗等等。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轨道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这些并不是那些当权者考虑的，他们只是享受报复的快乐。

　　这场清查运动将是长期的，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有枣没枣三杆子”，“有枣”说明你该挨，“没枣”你也是白挨——再说，哪有“没枣”——既然进来了，你就必须“有枣”。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抓了你，你就必须有罪。发明了“莫须有”理论的秦桧有了现代传人。

　　过去运动的“与人为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针对我们是不适用的，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谋求自己的生存和抗争之道了。

　　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中心任务就是保持健康，保存体力，准备长期斗争。

　　在短暂的激烈的头脑风暴之后，心情完全恢复平静，而且出奇的平静，像是无风时明镜一样的湖面。

　　既然想也没用，那就保存体力，睡觉吧。你别说，也还真灵，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别的犯人吵醒的，起床声，洗漱声，撒尿声——声声入耳。我定睛一看，原来我睡在这里！我还以为是睡在隔离学习班！我什么都没有拿，所以那些工序就省去了，穿好外衣，像他们一样靠着墙坐着。

　　我这时才开始看看这个环境，房顶很高，比一般房子高得多，是不是害怕犯人会爬上去？房子很旧，我琢磨是不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房子里关了连我十个人，基本上人挨着人，睡的是一排地铺，下面可能铺的麦草，上面是芦苇席，各人把自己的被褥铺在上面。铺的对面有一米多宽的一条走道，通到墙角的马桶，大家就在这里小便，大便放风时候解决，但是有特殊情况，等不到放风时候，那也就只有在马桶上大便了。

　　一会儿，铁门上的小门开了，他们都知道规矩，都拿着饭碗打饭。我没有碗，号子头不错，他给人家说，我们这里昨晚又来了一个人，还没有碗筷。发饭的去给我拿来碗筷，我也打了饭，其实就是一大碗包谷榛子，还切进去一些萝卜，放了一些辣椒，辣椒是整个的，连辣椒把儿也没有摘。碗是过去吃羊肉泡的那种大粗瓷碗。我默默地吃着，很快就要吃完了，那些辣椒，我琢磨着怎么利用，还是吃下去吧，想着我要长期坚持，任何一点养分都不能浪费，于是，连辣椒把儿也用力嚼碎，全部咽了下去，又把碗边的饭尽量刮干净。

　　号子头给我宣布了这里的规矩，不过语气还是和蔼的——新来的人靠近马桶睡，和前边来的那个人一起抬着马桶，倒马桶，洗马桶，等到再来新人，往前升级。如果一个星期还没有新人来，那就按照次序轮换。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像有的号子，一直让一两个人睡马桶边，倒马桶，并说一会儿放风，你就和某某一起倒马桶。

　　我说，好的。

　　果然，一会儿响起了开牢房门的叮叮胱眦的声音，各号子陆续放风。等我们的房门一开，我和另一个“号子”（这里对犯人的称呼）抬着马桶去洗。

　　我看到所长在不远处看着，他把我们的号子头叫过去，说，你们不能让人家（指我）老倒马桶。因为院子小，所以他们的谈话我能听到。

　　号子头辩解说，我们没有让一个人老抬马桶，我们是轮流的，最长只有一个星期。所长又对他强调了不能让一个人老倒马桶。

　　放风结束时，我走过所长面前时，他叫住我，问我们号子倒马桶的事，我如实说了我们是轮流的。他说，不是老让你倒马桶吧？我说，没有，我们号子还是公平的。他再没有说什么。

　　我深深地体会到所长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他无力改变大局，只能在这个小小的范围内表现他的一片好心。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人间地狱中，他的善意和关照温暖着我正在逐渐冰冷的心。后来我出狱后，很想去看看他，谢谢他，但是我的身份一直是黑的，又害怕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一直没有去见他，但是我内心的感谢一直永存。

　　上午，大家没有什么事，他们聊天我也插不上嘴，就想想自己的事。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想。我本来就不应该被抓到这里，我到这里，纯粹是政治需要。我的自我辩护词也可以脱口而出，不需要准备，只是也没有机会，或者说给不给我机会辩护的问题。

　　又开中午饭了，饭与早饭一样，我也像早上一样吃得干干净净。

　　下午还是没事，大家又是靠墙坐着，因为有墙做标尺，整整齐齐。我注意到他们好像一直看着我，想要和我说话。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憋不住了，就是昨天晚上和我一个被窝的那位，问我，新来的，报报大名吧，为什么进来的。

　　我犹豫着，没有说话。他又催促说，说说你的情况吧，人到这里了，大家也可以相互关照。

　　我说，昨天所长规定，不许互通姓名，不许交流案情。所以不说了。

　　那人说，管他呢，我们都是互通姓名，交流案情的。到了这里，要敢做敢当嘛，连这都不敢，胆子那么小？

　　号子头也说那个规定，大家都没有遵守，而且他们又各自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案情。

　　我想了一下，觉得如果僵持，反倒不好，以后的日子不知道有多长，必须把小环境搞好，就说：我叫李世英，因为文化革命的事进来的。

　　他们听了，愣了一会，问，李世英，是交大的李世英？
　　我说，是的，就是我。
　　他们更加惊讶，说，你怎么也进来了？
　　我苦笑着说，人家让我来，我也不能不来。
　　他们感叹了一番，说，真没想到，怎么把你也抓了。放心吧，到这里了都是难友，相互关照，没人会欺负你。
　　我说，谢谢各位的好心。我不懂规矩，有什么不对请你们原谅。
　　他们都说，好说好说。

　　昨夜和我同被窝的那位又说，怪不得，我想着别人刚进来时，吃不下，睡不着，你昨晚睡得比我都死；别的人刚进来吃不下饭，我们还可以分一点饭吃吃，谁知道你吃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

　　听到这话，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真对不起。我刚进来，肚子里还有油水，我以后少吃点，给大家做点贡献吧。

　　大家都说不必要，我们还都可以。

　　我说，我是因为政治原因进来的，不知道时间会有多长，我想可能需要十年吧，所以，也许你们很多人出去了，我还在这里蹲着，所以我就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否则就顶不住。他们也都表示理解。

　　昨晚和我一个被窝的那位是个复转军人，说了他的案情。他说，我谈了一个女朋友，咸阳国棉一厂的，后来她不愿意跟我了，我实在太生气了，就把她约到渭河滩和她谈，她还是不同意，我就把她打倒在地，从地上拔了一个木撅子，在她脖子上猛捅，脖子都快捅断了。

　　他说的很平静，我听得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么个一野蛮、冷血、残忍、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我昨晚居然和他一个被窝里睡了一夜！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幸亏我还没来得及有什么事情上得罪他，我睡觉睡得死，整死我比整死那个女的还要容易得多！眼前浮现起那个女青年的冤魂和血淋淋的披头散发的形象，我心里非常痛恨这个家伙，可那家伙说起他的杀人经过却是那样轻松，我只想马上站起来，抽他两个耳光！但是，还是忍住了——这里不是我行侠仗义是地方，我自己的小命还拿在别人手里呢。

　　入狱第二天，我爱人终于通过我的专案组把我的被褥等生活用具送到监狱里了（她本人不能来），我可以不睡那个家伙的被窝——虽然按照监房规矩我的铺位紧靠马桶。

　　在我自我介绍以后，过了约有一个小时，一个人悄悄偎过来，坐到我身边，先介绍了自己是某单位的头，也是因为文化革命进来的，说，你不认识我，但我们对你很了解，我点点头。他又轻轻地给我说，你干嘛把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来？这里边情况也很复杂，我就没有报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和罪名。我听了感到挺有趣，问他是报的什么罪名？他说是“绺窃”。我听了几乎笑出来，怎么会给自己安个这样猥琐的罪名！

　　我解释说我喜欢直来直去，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害怕啥？

　　事实上，监狱里面虽然是大多数是有罪之人，但不一定没有一点正义感和同情心。我在直率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反倒得到他们的尊重和关照。时间长了以后会怎样，不知道，因为我只在咸阳监所呆了五天。

　　下午，一阵钥匙响，牢门打开了，管理员叫那个杀人犯去提审。他回来时很兴奋，带回来一支香烟和几个烟屁股，号子里的人轮流抽了，解解馋。号子头问他提审的情况怎样，他说预审员跟他说，你的问题并不大，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清楚，罪就可以减轻了。预审员还请他抽烟。看他那样子，好像他的故意杀人罪还没有我的那个文革朋友的“络窃”罪大。

　　人们相互交换了目光，好像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他又被叫出去提审时，大家就热烈议论起来，都说他是个没脑子的家伙，预审员说是他问题不严重，他自己也觉得他问题不严重了。人命关天，把人都杀了，案情还能轻到哪儿？

　　当他回来时，还是那么轻松自如的样子，把预审员如何对他好描述一番，好像只等着放他出狱了。大家没有什么事，也就半真半假地预祝他早日自由。我知道，这些人说的都不是真心话。我认为他必死无疑，否则天理不容，而且那时这一类故意杀人案，肯定要杀人偿命。不过，他愿意自我麻醉，心情好一些也行，由他去吧。

　　可能是入狱第三天上午，我无意中摸到我棉衣的内里小口袋里有什么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片刮胡子刀片，可能是我下乡蹲点时装在口袋里备用的，忘记了，还是新的。监所所长搜身时竟然没有发现！这在监狱中可是重大的事情——这锋利的刮胡子刀片，既可以伤人杀人，也可以用来自杀！

　　发现这个刀片以后，我向号子头报告。他是很有经验的，说，这可是很重要的事，要立即报告管理员，赶快上缴，不要出事。

　　全号子的人都在议论这个事。到我们要敲门呼唤狱警时，有人提出，晚一点上缴吧，让我们先刮刮胡子再上缴。我说，没有刀架，怎么刮呀？他们说可以。我问了号子头行不行，号子头说，可以。我就把刀片给他们，他们硬是用手捏着刀片，一个一个地刮了胡子。

　　然后我们高喊“报告！”，呼唤狱警，狱警过来，号子头给他说了情况，并把刀片交给他，让他转给管理员。

　　没过一会，牢门打开了，管理员让我出去，我跟着他走到所长办公室，所长正在那里等着。我一进去，他就急切地问，那个刀片是你上交的？
　　我说，是的，在棉衣内袋里发现的，可能是原来下乡时候装进去的，都把它忘了。
　　还有没有？——所长又问。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感到他紧张的心情。
　　我说，没有了。
　　检查检查，看看还有什么不应该带进去的东西。——所长又说。我说，没有了，我仔细检查过了。
　　所长可能也觉得不会有什么了，就对我说，如果再发现什么就及时报告。我说“行”。
　　他又问，他们没有欺负你。我说，没有，我们这个号子头人不错。
　　他点点头，就带着我回到牢房。

　　接下来的两天没有什么事，也没有提审过我。放风的时候，我和另一个人一起倒马桶，洗马桶。

　　这里的伙食不敢恭维，可以说是很差，要么是包谷榛子和萝卜白菜一起煮，里面还有带把的辣椒；要么发两个馒头，给一碗菜，也是白水煮萝卜白菜，还有带把的辣椒，对着亮光看，碗里也看不到油花。不过，我还是一点不剩，吃得干干净净，包括辣椒把。我只是尽可能吸取营养，不管它味道如何，好吃不好吃。

　　“号子”们说，监狱里，会做猪食就会当厨师，此言真的不虚。不管怎样，我还是我的老主意，“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适者生存”，我必须成为一个“适者”，我必须生存下去。

◇　押往西安拷问魂魄　打定主意慷慨就义　直到看到高墙电网　才知转场虚惊一场

　　我被关进咸阳监所五天后的早上，吃完早饭，所长提着手铐，打开牢房，叫我出来，并且让我把自己的东西都拿上。牢房里的难友都很惊讶，说不出原因，虽然他们自以为“很有经验”了，如果是提审，不会让拿东西。他们帮我收拾东西。我给他们说，祝你们早一点走出这个地方。道了再见，就提着东西出了牢房门，看到院子里停了一辆吉普车，两个持枪的武警战士站在旁边。所长让我到车跟前，把东西放在车上，然后给我戴上手铐，让我也上车，坐在后排中间，两个武警战士上车后把我夹在中间。还有一个管理人员坐在司机旁边。

　　所长什么都没有说，目送我们开车离开。短短几天，我觉得所长是个很好的人，已经尽力照顾我了，本来想给所长说点什么，可是没有机会，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所以，也就什么都没说。其实没有说什么反倒更好，至少对所长而言，让他更安全一些。

　　这次是白天（我被抓进来是夜里），车开到街上，我认出来了，原来这个监所就在咸阳市内的老街上。我在咸阳呆了几年，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座监狱！

　　我坐在车上，还在想着我们到哪去，干什么。

　　经过人民路，西兰路，过了咸阳桥，又向东，那是去西安的方向。然后过洋东，洋西，三桥，这是去西安的路。去西安干什么呢，是不是上大会？如果上大会，西安当时有两个体育场，西安市体育场和西北体育场，应该是其中一个。可是上大会不需要带着行李来，为什么带行李？这也不好解释。车开到西安玉祥门，没有向市内开，而是向北拐了，这不是去那两个体育场的路！

　　虽然我在车上端坐着，脸上没有任何紧张的表情，但是我的脑子里却是翻江倒海，迅速地思考着各种状况及如何应对。

　　在我被抓以后，我也就对形势的严峻有了新的认识，已经丢掉了一切幻想和希望。四人帮那样的大人物都可以抓起来，我们这些人的生命还不是像蚂蚁一样，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所以我就想，坐牢或许十年以上，如果能准许坐那么长时间监牢或许还是好事，也许形势需要，随时可能掉脑袋，反正刀把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成为人家案板上的肉，由着人家切。

　　车子的方向是向北！一直向前就是红庙坡！这个地方出名就是因为在刚解放时，是镇压反革命行刑的地方，就是枪毙人的地方！我心里默默想着，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了吧？我生命的终点到了，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死，没有什么可怕，我会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死也要死得像个人样，那些我敬佩的烈士们就是我的榜样。我要求面对偿子手的枪口，我还要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真理必胜！正义必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我把一切都想好了，只等着最后的一声枪响。我表面上非常平静，那两个押解我的小战士可能既不能觉察，又不会想到我在想什么。

　　这时，汽车忽然向东拐了——不是去红庙坡？向东是市区的外围，人口比较稠密，不可能在这里杀人吧？突然，我看到高高的红砖墙，上边还有电网，岗楼，好像是个监狱，是的，再转过一个弯，就是大门。汽车开到大门边，与我们一起来的干事去办理相关手续。

　　这时，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到肚子里，原来是变换一下关押的地方！我这条小命暂时还是由我保存着，那当然好了，心里绷紧的那根弦一下子松了。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我的思想经历确实是真实的，我的生死考验确实是真实的。如果我准备的那种情况出现，我会毫无畏惧，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无愧于后人。

　　在别人毫无觉察，无声无息之中，我已经“英勇牺牲”了一次。

◇　３０万人大会正式逮捕　心中无愧挺胸昂首　上会挨批还有“报酬”　辛苦所得宝贝馒头

　　在我转入西安监狱以后，刚开头管理很严，我们这些被抓的人都是单独关押的，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不久我们就被押上３０万人大会，被宣布为“打砸抢首恶分子”，被正式逮捕。关押办案的方向当然要按照这个定性来做。具体的手段五花八门，诱供，逼供，干哄冒诈等等。

　　这座监狱总的布局分为前院和后院，前院是监狱管理人员的工作区和住宿区，后院是监所区。后院又分为东院和西院，西院可能是原来的老房子，基本上是可以活动的犯人们的生活区，有澡堂，公厕，还有一块菜地，由劳动号子种菜，改善伙食。东院有五六排房子，每一排房子有十来间监室，各排房子都隔离开，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院。这里的监室相对现代一些，水泥地板，地面上放着木头床板。还有水龙头，兼做小便池。比我在咸阳呆过的那个监所的条件好多了。

　　在咸阳监所，我住的是十来个人挤在一起的号子，晚上睡觉都要错开，觉得太拥挤了。到这里，住单间，开头觉得不错，后来又觉得只有一个人也寂寞无聊。总之，在失去自由的监狱中，给你再好的条件，你也不会产生幸福感。好在我喜欢看书，只要有东西看，我就能排解孤独和烦闷的情绪。

　　那时，我被关押在第一排，就是第一个院子，而且还是第一间监房。

　　这时候，不给我们放风，只是给我们送吃喝。送饭的也是服刑的犯人，被称作“劳动号子”，这些都是罪行较轻的人，或者是快要释放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美差，工作比较轻，吃的也好一些。他们对我们不错，因为他们也是陕西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文化革命的事，所以对我们的名字也是有印象的吧。他们在给我们送饭时，也给我们传递一些信息。我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我们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常委、副主任一锅端到这个监狱来了，而且，到后来，我也知道姚连蔚（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被抓到这里来了。

　　“劳动号子”还告诉我关押我们的这个监狱，以前关押的最后一批犯人是国民党的县团以上的人员。前不久，他们被特赦全部释放，监狱就空下来了。说起来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监狱里再也没有一个国民党人了，这是显示共产党的政策宽大为怀。可是，这座监狱并没有空下来，而且，无法想象的是，接替他们的竟然是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对党赤胆忠心，把共产主义事业当做生命的，随时准备为此赴汤蹈火，奉献自己生命的共产党人！这又说明什么呢？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唏嘘慨叹不已。

　　别的人被抓的消息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而姚连蔚也被抓起来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这个级别的人被抓说明了这次大逮捕的深度和广度，使人更加了解了这次运动的目的和意图。姚连蔚虽然后来位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是，毕竟有造反派的案底，尽管不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也要彻底清除，可以想到，这次运动是要斩草除根，鸡犬不留。

　　大便问题的解决是每天由干事带着去一次公厕，一个一个的，互相不能碰面。

　　过了几天，省上要召开３０万人抓捕大会（事先我们当然不知道），干事（监狱中对管理人员的称呼）一大清早来通知我今天有事情，让我做好准备，表现好一些。

　　一会儿，劳动号子来送饭，我以为像平常一样。但是他拿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告诉我，你今天要上大会，你可以多要一些吃的，要吃饱，还可以剩下一些以后吃，或者给别人。我说，还有这样的好事？那我就放开肚子好好吃一顿。我是相信健康首先是吃出来的，而且我是做好了“十年抗战”长期坐牢的打算的，所以，不能放弃任何补充营养的机会。吃了两大碗菜——还有一点肉呢，吃了六七个馒头。然后我给劳动号子说，还能不能要？再拿十个馒头。他说我去给你拿。果然又拿来十个馒头。我很高兴，这下我可以匀着吃几天了。我无法支持别的狱友，就给劳动号子说你们拿一些去吧。他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够吃，你自己留着吧。

　　后来，我就被戴上手铐，由干事和武警战士们押着，用车送到西安最大的体育场——西北体育场。在那里，我终于见到了可以说是庞大的难友队伍，是１４个人吧——４个省革委会的副主任，３个省革委会常委，还有西安市革委会常委、委员。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大家相互点点头，算是打打招呼，因为已经告诉我们不许相互交谈，还要守规矩嘛。

　　我们这些犯人在武警的指挥下进入体育场的中心地方，排成三排还是四排，相互拉开一定距离。职务在这里又起了一次作用——副主任一级的排在第一排，面向公众，背对主席台。播音员领着大家呼口号，呼的什么口号我也没有在意，费那心思干嘛？不过，我注意到跟着播音员喊口号声音并不大，对我没有什么震撼力，可能很多人并不愿意跟着喊口号吧。我想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站在这里的这些人，不管有多少错误或者罪过，不久前都是这些群众曾经鼎力支持过的，马上要把他们看成是十恶不赦的敌人，开这样的公捕大会抓进大牢，这么大的思想弯子，转起来恐怕没有这么快。而且，刀虽然是架在被捕的人们头上，实际上也是对在场的群众的精神威胁，能够真正感到大快人心的人恐怕未必很多。

　　主席台上宣布大会开始以后，就开始宣布一个个犯人的罪行，我们统一的总罪名是“打砸抢首恶分子”，各自有各自的具体“犯罪事实”，点到谁的名字，谁就向前五步走。我排在两个工人副主任之后，第三名。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挺起胸膛，目光平视，走了五个正步，会场里发出一阵低声的骚动。

　　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是挺胸抬头地站着。为什么？首先是我认为把文化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头头全部抓起来的做法是无耻的报复和诬陷，是全面否定文化革命，我不服气。当然，我从来不否认自己有许多错误，包括文化革命中的严重错误，但是，我认为罪不至此，简直是窦娥冤的现代版。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群众，我问心无愧，理直气壮，所以没有理由低头。加上早饭吃得饱饱的，能量也很充足。

　　这个情况估计引起了主席台上的人的注意，因为把我们押上会场的小武警，悄悄走到我的跟前，轻轻地对我说，你把头低一些，有反映。我说，我不能低头，否则我会昏倒，那就效果不好了。小武警也没有办法，退回去了。过了一会，他又过来，说，你把头低一些吧，我仍然说，我不能低头，否则我会昏倒。他有些为难，就说，那你就根据情况稍微低一点吧。我也无意使他为难，为了这个小武警，还是稍微把头低了一点，也只是一点点。

　　抓捕大会开完了，用一些大卡车分别把我们拉出会场，我和另一个省革委会的常委、西安红色造反司令部司令李洪明分到一辆卡车上，我们两个站在卡车车厢前边——这是那个时代游街示众的模式，但是，没有给我们挂牌子，只是戴着手铐。

　　卡车开到会场出口处，人们涌到出口处来看。我还是那样挺胸抬头，面带微笑。我还听到有人在说“人家一点不害怕”，“他还笑呢”。

　　卡车开到大街上以后，我同车的那位省革委会常委问跟车的干事：“咱们还往哪里去？走什么路线？”
　　干事回答“直接回监所。”
　　那位常委又问“直接回去？也不游游街？”好像还没有过瘾，希望游游街一样。他的话把我逗笑了。我们相互对视一下，会心地笑了笑。

　　回到监所，又是安静的终日幽禁的生活。

　　我找到了《陕西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头版对这次公捕大会对报道，放在这里做个官方的注解吧。

　　报道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于１２月１５日上午，联合召开陕西省暨西安市批斗打砸抢首恶分子大会，依法逮捕了打砸抢首恶分子张培信、马希圣、李世英、孙福林、李盛茂、李洪明、安文保、吴文杰、权聚凡、苗敬志、章谦、翁谭、李守先、韩平邑等１４名罪犯。
　　陕西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西安市委、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李尔重、姜一、王林、傅子和、刘民立、郭允中、张毅忱、林茵如、张涛、王真、邵武轩、王明春、尚寅宾、卜克义、蒋锡白、冯元硕、亢思逊、阎明、刘蓟、肖华，以及省市政协和省市各部门、群众团体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西安市革委会副主任魏明中主持，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傅子和讲了话。
　　……
　　打砸抢首恶分子李世英，原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咸阳地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李犯大搞打砸抢，极力贩卖江青“文攻武卫“的反革命口号，积极策划、组织武斗，提出了“巩固东郊，保卫市区、北郊，守住交大，东退渭南或南山”的武斗策略，亲自去丰峪口查看地形，到东方机械厂检查武斗准备情况，从部队拿回步话机和望远镜，多次在交大召开会议，研究武斗问M。１９６７年”九·二”武斗中，李犯亲自研究了“声东击西”的武斗方案，决定了前线指挥，同意派刘安全带领人员去西郊参加武斗，他亲自带人接应。他策划搞尸体展览，激发武斗情绪，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１９６７年元月，李犯策划并组织抢某地战备档案两千多份，至今尚有绝密材料下落不明。批林批孔中，他另搞一套，大批《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向省委发难。他极力贩卖王洪文放虎归山的黑讲话。１９６７年７月，公开向省委提出“要当咸阳地区一把手”，妄图篡党夺权。

◇　押回咸阳再“捕”一次　挺胸昂首形象依旧　宣布年龄满场惊讶　谢意永铭善良咸阳

　　此后的第三天吧，我的“生意”又来了。在被捕前除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外，兼任咸阳地区党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在省上召开了公捕大会以后，咸阳地区当然要如法炮制，召开公捕大会，把地区的群众组织头头抓起来。我虽然已经在西安被公捕，但是还要赶场去咸阳的公捕大会“陪绑一下”，并且肃清一下我的“影响”和“流毒”。

　　当天一早，干事通知我今天有事。我就知道要干什么了。也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党叫干啥就干啥嘛。

　　到劳动号子送饭时候，我又趁机“索取”了一批馒头，两大碗菜，美美地饱餐一顿，备足后面几天的干粮，然后就戴上手铐，坐上吉普车，在武警的押送下，奔咸阳而去。

　　西安到咸阳这条路，我不知走了多少遍，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是如此这般刑具在身，被武警押送到咸阳。我在此工作了４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此番去“过堂”，内心的感慨，无语言表，有一点林冲刺配的感觉，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路上车开得比较快，到了咸阳，拐到体育场，这是我熟悉的地方。那里公捕大会会场已经一切就绪，人坐满了，主席台上的领导也都就坐了。等我一到，大会主持人就宣布公捕大会开始，我和咸阳地区的那些被抓的群众组织头头被押上会场。

　　在西安的公捕大会上，我只能屈居老三——前边两个是作为工人代表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然要排在我这个学生代表前边，而在咸阳我就是第一“花魁”了。被抓的那些人多数我认识，相处几年，一起工作，谁能预想到我们又同时在这样的场合“亮相”。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古人对于人生命运的无常变幻概括得精辟至极！

　　对视时我给他们轻轻点点头，笑了笑，他们也同样还我。我看他们表现得还比较镇定，没有什么惊骇恐惧的样子。

　　虽然我在西安已经被逮捕过了，不过，在咸阳我还没有被捕，所以要再逮捕一次。接着就是宣布一个个人的罪状，当然首先宣布我的，内容与西安大会上的一模一样，我似听非听，无须用心。可是，在宣布我的罪状时，与会群众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在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宣布到我的出生年月１９４５年５月，现年３３岁（当时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吧）时，全场轰然发出一声“呀——”的声音，这一声长长的叹息，不是轻蔑，不是仇恨，很显然是震惊、同情和惋惜，当然也是与会者们的无奈。如果说世事变迁，流水落花，沧海桑田，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在脑海里淡去，而这一声“呀——”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铭记不忘。朴实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咸阳人，竟然在这样的公捕大会上，抑制不住而发出这样的声音，足以显示咸阳人令人肃然起敬的整体人品风貌。咸阳，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首都，也是中国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后的第一个首都，２５００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秦始皇那种胸怀、霸气和大气，应该还保留一些吧。

　　其实，我在咸阳的几年，还是兢兢业业地干具体的实事的，也没有搞过什么派性，与当地的两派群众代表关系都相处得可以，也没有像宣布的“拉帮结派”。因为我做人的原则是：好好做事，正直做人，别人自然会尊重你，无须去搞那些歪门邪道，自轻自贱。至于文化革命中的那些错误，那都是在西安时的事情，与在咸阳无干。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曾经想过，将来出狱以后，好好地做事，报答淳朴善良的咸阳人民。可是，我出狱以后一直被打入另册，直到退休，也没有什么转机，所以我再没有机会为咸阳人做什么事，没有机会偿还他们这一声震撼心灵的那一声“呀——”。每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甚是遗憾。

　　大会进行中，我站在“犯人”们的前排，依然是在西安西北体育场大会上的形象，挺胸抬头，双目平视，面带微笑，心情也静如止水。又像西安一样，引起了主席台上的领导们的注意，于是，又是武警小战士走过来，轻轻地说，你把头低一点，影响不好。我还是说，不行，我低下头就头昏，昏倒就更不好了。他说，你稍微低一点就行。他过来说了两次，不为别人，为了这个为难而又态度诚恳的小战士，我还是把头调整了五度。

　　大会开完了，我又像来时那样被押送回西安。大约害怕出现意外，没有在咸阳停留。

　　我在咸阳的家近在咫尺，离会场只有１００米，我思念的妻子，儿子，还有帮我带孩子的老岳父（我的女儿当时在上海，由我岳母帮着带），几乎就在我的身边，他们肯定也在强烈地思念着我。但是，我们不能相见。当你有自由时，你不会感觉到自由的宝贵和不可或缺，如同决定你的生命的空气和水，在平时你不会感到它们的宝贵，而在浩翰的沙漠中，你才能真真实实地感觉到水就是生命，每一滴都比金银宝贵；同样，在缺氧窒息的环境中，在即将丧失生命的时候，你对每一口呼吸都会充满着渴望，你才能真真实实地感觉到空气与你的生命密不可分，空气就是生命。当你随时可以与亲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感到这是多么宝贵的享受，是多么重要的权利；而在你像我一样处在亲人们就在身边而不能看上一眼的时候；当你像我一样正在亲身体验什么是＂咫尺天涯”时，你才能体会到自由，哪怕是一点点自由，是多么的宝贵，才能真正体会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是多么发人深省，宣示了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道主义精神。随着坐牢时间的延续，我对自由的渴望也与日俱增，也越来越认识到，没有自由的人生不是人生，只是非人的生命存在，是行尸走肉，或者是僵尸。

　　热闹的事情结束了，又回到静寂的监室生活。

　　不久就开始“提审”，就是把我们由后院的监所区带到前院的管理人员工作区，通常是在一般的办公室提审。开头一段时间提审的频率和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我的理解是，他们必须把在公捕大会上宣布的我们的那些“罪行“落到实处，并且得到我们的认可和亲笔签字画押，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罪行”铁板钉钉，所谓“铁案如山”吧。

　　可是，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公捕大会上宣布的那些“罪行”，很多是虚妄不实之词，我们都不会轻易承认画押；再有对一些事件的定性是无限上纲，陷人于罪。

　　具体的经过没有什么意思，无非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办案的干事希望给我们多多落实一些“罪恶＂，我们是要说明事实，驳斥那些指控捏造虚妄。

　　不提审的时候，就是自己看书学习。在外面时，有书没有时间看，现在倒是有时间了，那就补补课。有时千事布置写一写某个问题的材料，那就划拉上一两张纸交差。

　　过了一段时间，案情大约处于僵持状态，或许上方也有什么新的动静，对我们管理的不像前一段那么严厉了。而且让人高兴的是，还给我们放风了，就是定时给我们把牢门打开，让我们可以在小院里晒晒太阳。这对身体有好处，当然是大大的好事了。

　　我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８日被捕，１９８１年６月被释放，坐牢两年半。出狱时，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我所做的决定是＂免于起诉＂。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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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回忆（选载之六）

　　　　　　　　　　　　　　　　·李世英·

六，狱中邻居委员长解愁泄愤吼秦腔

　　刚到西安八处，我们这些被抓的人是分开关押的。开完公捕大会，那些搞预审的干事们就忙着如何给我们安置罪名。

　　送饭的时候，劳动号子告诉我姚连蔚被抓的消息；我问他们姚连蔚关在哪里，他说就关在我的那一排监房。我虽然知道姚连蔚就关押在我那一排监房，不是隔壁，就是错开一两个监房。但是我们见不到面，因为我们都不能出房间。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然是不许往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把我们这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集中到一起，不再单独关押，而是集体学习，总结教训。后来干事竟然说我们不是被逮捕，而是“办学习班”！这引起大家的反弹，说，哪有在监狱里面办学习班的，外边就找不到一个地方？有的说，明明３０万人大会上宣布的逮捕，现在又说不是逮捕，那还得再开３０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一下。干事们也不辩解，他们当然知道不能自圆其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再说什么。这时，姚连蔚依然单独关押，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再后来，大约１９８１年初，又把我们这些人分开，单独关押——看样子政策又紧了，非要给我们弄个什么帽子戴上，安个什么罪名判刑不可。干事们又忙活起来，频繁提审，而且态度强硬，声色俱厉。我当然也意识到事情的严峻，所以坚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决不承认，所以每次提审都是一番争吵。

　　这次我仍然是关押在第一排，刚来时的老地方。劳动号子送饭时给我说，姚连蔚就关押在我的这一排，他还是老地方，没有动。

　　原来我对姚连蔚没有什么具体印象，在省革委会讨论推荐他到中央的时候，我们这一派的人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是西派（即统指派）的基层组织的头，我们认为这是省委加强西派力量，削弱我们一派力量的做法。

　　如果从基本资料来看，他是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的。他是陕西长安县人，１９３４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上学上到初中，就开始务农，其间还做过几天的小贩。１９５１年，他１７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５年退伍，分到西安昆仑机械厂（军工厂）当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组长、政治指导员。I９６０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称号。那时候，工农兵的经历都是政治上可以得到高分的，他三者齐备，当然是很好的。

　　１９６７年七八月份，西安的武斗逐渐升级，发生在西安东郊的两大派在胡家庙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其中较大的一次，据说姚连蔚参与指挥。虽然我们都背着武斗的嫌疑，但是没有人认为指挥武斗是个光荣的事情。

　　我们也提出姚连蔚参与大规模武斗的问题。省上的负责人曾经解释说，他只是基层的小头头，武斗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我还有印象，关于他的介绍材料中介绍他在瓜菜代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曾经写过打油诗，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个问题我也提了出来。我提出这个问题，倒不完全是为了我们一派的利益，而是这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的一个转折点对立。我恰恰是在那个困难时期开始了思想的突变，在那以前，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觉悟，也没有什么追求，但在苏联变修，给苏联还债的形势下，激发了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认为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无论如何，一定要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所以，我虽然那时候整天饥肠辘辘，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应该做出的牺牲。所以，我也就维护当时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赞同对它们的任何不满和攻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我这些想法完全是自觉的，不是受什么压力而被迫的。我那时也不是共青团员，现在想来，我的觉悟应该够得上党员、团员，可惜他们没有发现我。

　　但是，这一点疑问也被省上的负责人否定了，好像说是这是他一般性的认识问题，一时的糊涂，想不通，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最终，我们的意见被否定，姚连蔚仍然被推荐为中共九大代表，不过我心中始终存在这么一个芥蒂。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开，被推选为九大代表的姚连蔚，来到了北京，参加大会。后来的发展出乎我们的预料，恐怕省上的负责人们也没有料到，在中共九大上，姚连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陕后，当然还要为他落实基层的职务，这对群众代表当选中央委员的人来说，在当时是一个通例。于是，他成为省工代会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１９７３年８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

　　说实在话，他的“进步”之快，的确让人瞠目。如果别人认为我们也是火箭干部，但是我们的“进步”是拿命换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是经历了多次生命危机的。说个笑话，我们要算也只是“短程火箭”，他那可是“远程火箭”啊！

　　后来有一种解释，说是，当时，中共九大主席团圈定人选，发现陕西组的代表中，胡炜（第二十一军军长，陕西“支左”委员会负责人）是河南人；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陕西“支左”委员会负责人）湖北人；著名的赵梦桃小组的继承人，全国劳动模范吴桂贤也是河南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是陕北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只有姚连蔚是正儿八经的陕西长安籍工人——这正是大会主席团要物色的人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后，进中央委员会也就一路绿灯了。历史的一幕就是这样演出的。也许真的是这样的考虑，为了广泛的代表性，于是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不知道，其实也无须知道那么多，相信和拥护中央的安排和决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在北京召开。姚连蔚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最后，会议选举当时８９岁的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女）、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壮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乌兰夫（蒙古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周建人、许德术、胡厥文、李素文（女）、姚连蔚为副委员长。

　　姚连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下子成了国家领导人，这更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此后，我与姚连蔚的接触不太多，见过几次，也都是礼貌性的招呼，没有深入的交谈过。不是还有什么芥蒂，而是地位相差太远，不便深谈。

　　然而，命运是那么捉弄人，我能有机会与他有进一步接触和相互理解，却是在这里——监狱中。这是后话。

　　开头，我与姚连蔚的放风时间是错开的，所以我们相互见不到面。放风前，已经给我们规定，不能到别的监室门口，当然不能犯规了。别说放风，就是打饭时我们也见不上——打好饭，我就得到监房里，干事把门锁好，然后再给下一个人打饭。

　　后来，政策又宽大了一些，也不一定是政策宽大了，也许因为提审阶段结束了，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上级——那时好像有政法委了，省委主管书记就是原来派驻交大的工作团长——我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上午在交大４０２大教室与他“拼过刺刀”的严克伦。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可以一起放风了。于是，我和姚连蔚就可以一起交谈了。

　　这一排监房并没有关满犯人，东头的监房有时也关一两个犯人，那都是不能放风的。所以，放风时间，整个院子里实际就我和姚连蔚两个人。

　　虽然原来我们两个接触不多，但是在这个地方见面，我们仍然觉得非常高兴。长期不能见到熟人，突然能够见到一个熟人，那种感觉，无异于在大漠中发现一个甘泉。

　　我与他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没有交集，所以干事们也不必担心我们串通案情，订立攻守同盟什么的。

　　他看起来很沉静自若，淡然从容，似乎坐牢的环境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精神压力。按照我的标准，他表现不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未来还有什么憧憬，反正自从我被逮捕以后，我已经不对官方抱有任何幻想了。

　　不管怎样，我们聊起来谈笑风生，非常投缘，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他是作为工人代表进入全国人大的，学历不高，原来以为他文化水平不高，实际经过接触交谈，我的印象改变了。不能只以数理化的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要特别注重文艺修养、社会历练、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等等多个方面的能力才比较全面。他在后面的这些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不能认为凡是工人代表就一定是“大老粗”，这是我和姚连蔚进一步接触以后很快就建立起来的新印象。

　　他是很爱学习的人，能背很多古诗，有些我也没有看过。比如，忘了什么人写的，后边两句是“日上三竿僧酣睡，看来当官不如闲”等等。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读这首诗，自然另有感悟。我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所以我们东拉西扯，话题甚多。我们两个的知识还有互补性——我国外的文学作品读的多，特别是原苏联的；他中国古典读的多，包括野史。

　　我还发现，他是一个秦腔戏迷，甚至可以达到票友的水平，很多戏的全本唱词他都能背下来，使我佩服不已。于是，他成了我的秦腔老师。

　　我其实也是喜欢戏剧的，不过这种爱好被完全压缩了，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迸发一下。

　　第一次迸发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我们班上有一个豫剧戏迷，我们两个关系很好，一来二去，我也受了“传染”，而且发展速度很快，达到戏迷一级。我们两个约好晚上去看了几次豫剧。当时西安的豫剧团有两家，一家叫“狮吼”，一家叫“民众”吧。像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成为戏院的常客。哪怕像我们买的是两毛钱的站票，也是太奢侈了。但是，那时候就是那么着迷，还曾经有两次，我们两个逃学去看戏。我还买了豫剧唱本的小册子，按照简谱学着唱。其实，倒没有想当演员的念头，只是单纯的喜欢而已。

　　第二次就是文化革命中唱样板戏，这下改成京戏了。一方面有政治形势的原因，另外，我觉得唱词唱腔也都很优美，所以也很喜欢。有的样板戏中的不少唱段我都能完整地唱下来，尤其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记得有一次我与省京剧团一起去宝鸡拥军，我也即兴唱了一段少剑波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上厕所时，碰到同行的尚长荣——他现在京剧界的大腕了，他还称赞我唱得不错。

　　这次应该最有纪念意义的了——在高高的拉着电网的围墙之内，在武警战士的巡视监察之下，学唱秦腔。

　　事情是从我说到一个唱《周仁回府》挺有名的秦腔演员，下放到我们咸阳地区，我下县的时候还专门去看过他。但《周仁回府》的戏我没有看过，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真是问到兴奋点上了，他给我详细介绍了全部剧情，说原来全本戏名字是《忠义侠》，《周仁回府》是其中比较精彩的一场戏，后来全本戏也叫《周仁回府》了。然后哼唱里面的一些唱段——可以说，我不怀疑他能够把全本都唱下来，而且抑扬顿挫掌握得也很好。后来，谈到《火焰驹》、《三滴血》，都是一样，他都能不打绊子地唱下来。

　　对于秦腔，外地人一般都不喜欢，主要是黑头、花脸一类角色扯着嗓子喊的缘故，所以，有的陕西人也把秦腔称作“挣破颡（sao）（头）”。其实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秦腔的女声非常婉转优美，男声也激越慷慨，雄浑苍劲。我对秦腔没有成见，还是喜欢的，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欣赏。

　　我听了他唱以后，挑了两段跟着他学，一段是《三滴血》中《路遇》贾莲香的唱段：

　　未开言来珠泪落，
　　叫声相公小哥哥。
　　周天佑：（夹白）你不要把我叫哥哥咧，我把你叫姐姐得成？
　　贾莲香：（唱）
　　空山寂静少人过，
　　虎豹豺狼常出没。
　　除过你来就是我，
　　二老爹娘无下落。
　　你不救我谁救我？
　　你若走脱我奈何？
　　常言说救人出水火，
　　（留板）胜似焚香念弥陀。

　　另一段是《周仁回府》第八场夜祭周仁的唱段：

　　周仁：
　　见嫂嫂直哭得悲哀伤痛
　　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
　　怒冲冲骂严年贼太暴横
　　偏偏的奉承东卖主求荣
　　咕哝哝在严府贼把计定
　　眼睁睁我入了贼的牢笼
　　闷悠悠回家说明了情景
　　气昂昂贤德妻巧计顿生
　　急忙忙改行妆要把贼哄
　　哗啦啦鼓乐响贼把亲迎
　　恨绵绵暗藏着短刀一柄
　　弱怯怯无气力大功难成
　　痛煞煞莫奈何自已刎颈
　　血淋淋倒在地严贼胆惊
　　哭贤妻哭的我悲哀伤痛
　　盼哥哥大功成衣锦回京

　　姚连蔚小声教我，他不大声唱，不张扬。

　　我就不同，我学了以后，只管大声唱。贾莲香的唱段，比较委婉抒情，唱一唱可以调节一下人的心情；而周仁的唱段，唱了觉得特别解气，更是激情迸发，扯着嗓子大声唱。当然，作为被管制人员，我当然要考虑干事如果追问“严年”、“奉承东”是不是有所指，我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之词，所以我才敢大声唱。这看来有些过虑了，人家压根就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排监室紧挨着管理人员的办公区，我唱戏的声音办公区的人肯定能够听到。我以为会引起干预，但是，干事并没有干涉我唱戏。在高墙上来回巡视的武警战士，开头是警惕地跑到我的监房前面看了看，看看没有什么危害，就是唱唱戏，也就没有干涉，于是，我就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吼秦腔的感觉，给我寂寥的狱中生活增加了一种调节的方式，也给我了一种干事和警卫战士没法干预的喊冤和泄愤的方法。

　　我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８日被捕的，１９８１年６月释放的，坐牢两年半；姚连蔚是１９７９年２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被逮捕的（比我们这伙人晚两个月），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９日释放的，坐牢两年８个月，比我多两个月。出狱时，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一样的，都是“免予起诉”。

　　我出狱时他还没有出狱，４个月后他才出狱。听说本来要早一点放他出去，但是他坚决不出去，一定要让人家给他说明白为什么抓他，不说明白不出去。谁来给他说明白？又有谁能说明白？这一切本身就是知法犯法，疯狂报复，恣意妄为，他们哪有摆得上桌面的理由？如果有，他们早就对我们进行公开审判了。我是希望公审的，但是审判者不愿意，可见审判者内心的空虚和胆怯，他们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搞名堂。

　　后来他之所以出了监狱，还是有关方面动员姚连蔚的家属来做工作，最后是他哥哥连拉带拽地把他搞出了监狱。

　　可能因为不给他安排工作，医疗费也不能报销的原因，听说他出狱后，“上山下乡”，甚至住在山上，拜道士为师，学习医术，就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这也符合我对他的了解。后来，他又在长安老家，开了一个小诊所，治病救人，也算是寻找机会和位置，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贡献，为民众谋利益吧。当然严格地说，要找他的事，还可以抓他个“非法行医”，因为他至少手续不全。不过，已经把他弄成了一介平民，无职无权，没有什么威胁性了，也已经解了心头之恨，也就没有人去管他了。

　　姚连蔚做了两年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当了两年八个月囚徒。１９８４年，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个处分和我一样。

　　他在北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拿的还是他１９５９年四级工的月薪５８·８６元。当时，中央对他和吴桂贤、李素文等人实行了一种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这个与我们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是一样的。

　　出狱后，国内多次调整工资，当同姚一起进厂的工友月薪已提到１３０多元，他夫人的月薪也升为１１０元，而姚仍是５８元。姚连蔚已申请退休，昆仑机械厂年轻的厂长邱世杰说，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他主张对姚退休时的工资放宽一些。

　　后来，我们这些毛主席的崇敬者每年都聚会一次，纪念毛主席的诞辰，歌颂毛主席的功德，只要通知到他，他都会从长安他的小诊所赶来参加，可以知道他对于毛主席崇敬和热爱依旧，这也使得他与这些人增加了相互了解和感情。

　　大约２０１１年冬天，他骑电动车外出，胳膊受了风寒，开始有些麻痹，小诊所也无法料理了。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越来越糟。

　　有一次，说起他办诊所的事，我说你这是符合古代圣贤所说的“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他说，没有那么崇高的动机，没有“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的志向，我之所以学医，首先是因为工厂不给我报销医药费，我只好自力更生了。既然学医了，就顺便办个诊所，也给乡亲们看看病。有钱的给点钱，没有钱的就算了，只要总体上包住药钱就行。

　　２０１２年８月，我和夫人到广州带孙子，知道他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走以前想去看看他，也想好好聊聊天，他还是我的秦腔老师呢！但是因为走得急，没有去，心想，回来再去看他吧。谁知道这竟然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是在广州得到他去世的消息的。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日，他平静地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１０月４日，开追悼会并火化。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难过。我遥在南国，没法回来给他送行，也感到十分遗憾。我曾经计划的“好好聊聊天”，如今阴阳两隔，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奢望。

　　应该说，他至少是个对社会，对自己都认真负责的好公民。不能说他达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所称赞的那样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但是他至少是以此为目标和追求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至少可以对他说：祝好人一路平安！

　　官方对他的去世，没有一个字的报道。我一方面对此愤愤不平，另一方面，我又对此感到欣慰——这正说明他没有与那些不齿于人的家伙们同流合污。

　　我在此写下这些文字，表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我再向他说一句：祝好人一路安！

◇　附：一张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落魄讣告

讣告
　　西安昆仑公司退休职工姚连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日上午１１时５０分不幸去世，享年７８岁。
　　　　姚连蔚同志治丧小组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日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






往事的回忆（选载之七）

李世英

七，我和彭康校长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

　　西安交大校长彭康的死，所有的师生员工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而关于彭康在文革中的具体的情况，还没有见过比较系统地说法。我想就这个问题，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做一个说明。

　　大家都知道，在文化革命以前，彭康校长在我们大家心里就像神一样，广大师生对他不仅是尊敬，而且是非常崇拜。都知道他是老革命，他的行政级别很高，他的理论水平，也非常高，而且还传说，他在被捕的时候，为了不吐露党的机密，把舌头都咬断了。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有些吐字不清。当然，没有人去仔细的考究，但是我们都坚信不疑。

　　对我个人来说，彭康校长当时提出来的“三活跃”（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编者注），我是从心底里面拥护和支持的。因为，我本人就不愿意接受太多的管制和干涉，而且我觉得，这也符合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关于教育的讲话以及１９６４年夏和毛远新谈话的精神。尤其是，我在大学一年级时被评为全校三好学生；在二年级时，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在彭校长主持的纪念“１·２９”运动的全校大会上，我与王永婷等几个人做了大会发言。这一切进步，除了自己的努力，同学们的帮助和支持，当然也有学校和彭校长的领导的重大因素。我当然一直怀有感激之情。

　　按说像我这样的人，用当时的套话，应该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应当是保卫校党委的骨干分子。而这一切，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央台广播北大那张大字报以后，都发生了变化。

　　在北大的大字报广播之前的一段时间，通过批判“三家村”，批判文艺界的一些“毒草”，提出了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不能让资本主义复辟，不能让工农兵广大群众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等号召。作为一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子弟，当然是旗帜鲜明地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实际上，自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后，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就我个人来说，当时已经是激情澎湃，随时都准备爆发。自己的心里已经堆满了干柴，随时都可能点燃。北大的这一张大字报，就是点燃自己心中革命烈火的火柴。

　　我们工程物理系是保密系，我们班的同学，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所以都是比较“红”的，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我当时是预备党员，而且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所以我不只是有个人的思想影响，而且还有组织上的便利条件。北大大字报广播以后，我们班上立即组织讨论。对照北大的情况，发现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确实也有很多问题，也有捂盖子，冷冷清清，不温不火等等各种现象。于是我们也写了大字报，向学校党委提出质问，而且要求停课闹革命。一夜之间，学校里贴出了许许多多大字报，据说有万张之多，并且揭发出了很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是作为一个学生所不知道的。比如，学校党委布置在学生中间摸底，排左中右；还有彭康一些对抗毛主席思想的言论，大讲黑格尔小逻辑，不认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认真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后来，又有一些人揭发出来，彭康有若干个舞伴而且关系暧昧，特别是后面一条，使得彭康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崩溃了，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很讲究的，尤其是男女关系，常常是打倒一个人的终极武器。

　　我尊重别人，敬仰别人，实际上，有一个前提，他首先必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如果他违背了这一个前提，我的尊重和敬仰就不再存在。所以，我们当时对学校党委，已经失去了信任，对由彭康校长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也失去了信任。于是，我们就要求陕西省委、西北局派工作组来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希望省委向交大派工作组，首先还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后来，省委果然很快派来了工作组，以后又扩大成为工作团。但到了６月６号，又爆发了反对工作组的“六六事件”，我是反对工作组的积极分子之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和管制。后来，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平了反，恢复了自由。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在工作团撤走以后，学校进行了文革委员会的改选，改组了工作团炮制的文革委员会，我当上了改组后的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还称为主席）。

　　在此之前，我只是８１０－４１班的团支部书记，可以发表观点，可以写大字报，但是对于彭康问题如何定性和处理，我无权置喙。而现在不同了，对于彭康问题如何定性和处理，变成了我们文革总会的一个重要的事务。当然，前期的揭发批判，都是一样按照中央的部署一步一步来。在我的思想中，关于老干部的问题，就像是胡适所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揭发批判，可以严格一些，但是最后结论，一定要慎之又慎。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彭康来说，并不容易。

　　第一，１９６６年７月６－８０，工作团召开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工作团长严克伦在７月６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颠倒黑白，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

　　第二，按照康生的说法，彭康就是叛徒，任何时候批判都没有错，而且几次在接见的时候，指责我们批判不力；

　　第三，工作团撤走时，留下了一批材料，包括彭康被捕后叛变的怀疑点；

　　第四，工作团在校期间，曾经对彭康做过定性处理。陕西日报曾经发表《西安交通大学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康，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热烈拥护省委决定，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组西安交大党委，撤消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彭康的一切职务，改组期间由省委交大工作团代行校党委职权》等新闻报道；

　　第五，有些同志回忆起，在批判彭康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署名西北局干部，揭发彭康是叛徒，吸引了很多人围观。这是不是故意把水搅浑，造成思想混乱，也值得深思。

　　特别是工作团长严克伦在７月６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颠倒黑白，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一事，影响极为深远——严克伦是派驻西安交大的工作团团长，又是省委书记，是代表省委，西北局的。他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等于是组织正式结论。交大师生不可能知道彭康的历史细节，严克伦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就成为群众的思维定式，逐渐成为西安广大群众的固定认知。

　　在当时宁左勿右的思潮和氛围中，对严克伦宣布的彭康同志为叛徒的结论怀疑或者否定，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题，以卵击石。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谨慎面对而又要出于公心去解决的问题。

　　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处理好彭康问题的定性，我们文革总会在专案组人员的配置上，选派高年级的学生，调干生，相对比较有经验，处理问题比较冷静稳妥的同志进入彭康专案组，王春杰，郑叔良把关。我记得，专案组的人还有史立民，张克安等人。我们不止一次开会，让专案组汇报彭康问题的调查情况。他们也如实地说明彭康的叛徒问题定不下来。主要的问题是彭康从苏州反省院是如何出来的问题。他出狱时，写了“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看着简单，实际很奥妙，如果去掉中间的逗号，“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那么这样一句话，重点在后面，就是说拥护蒋委员长的前提是他抗日到底，如果蒋委员长不抗日到底，那就不一定拥护蒋委员长了；而如果中间有逗号，“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这一句话就容易发生歧义，可以理解为两件事，既拥护蒋委员长，也要抗日到底。如果写的是前边一句，那么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写的后面一句话，就是有逗号的这一句话，那么，问题就复杂了。

　　为了把这个事情搞得更加准确，我还专门亲自参加了一次提审彭康。为了不让他认出我来，我还戴了一个帽子，换了一副眼镜，假装是做记录的。我害怕他认出我来不方便，就让专案组的同学先问问他“认识不认识李世英”。彭康说不认识人，在广播里听到过名字。这我就放心了，可以直接向他提问了，我问他出反省院时写了什么，彭康坚持说，他写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问他“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中间有没有标点符号？他坚持说“没有”；另外，他也没有承认是共产党，而且一直使用的假名字，所以也没有给组织造成破坏。彭康是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中文在理解上的渠渠道道，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但是我们又没有理由否定他的说法。最好是能够查到当时的敌伪档案的原件，那就能铁板钉钉，但是在当时的敌伪档案中专案组查不到这个资料。

　　这期间为了更准确地审查彭康，也了解了彭康的生平。

　　彭康于民国五年（１９１６）毕业于萍乡中学。民国六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实习半年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高中部。高中学业结束，直接升入该校大学部哲学系，毕业后获博士学位。

　　彭康在日本时就追求进步，曾与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沦为大汉奸）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他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回国，次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的时候。他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共同组织“创造社”，并任该社理事会理事、党组成员。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２月１５日与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冯雪峰５１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同年４月，为掩护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直至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加上党组织的营救，被关押７年之久的彭康被无条件释放。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彭康的入党，是在１９２８年。那时候正是蒋介石搞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人最困难的形势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本身，就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

　　后来，我在一个老干部那里看到在延安出版的毛主席的文章，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共产党对外也承认蒋介石是全民族的领袖；合作前国民党用青天白日旗，共产党用一颗红星的红旗。抗战开始后，大家认为一个中国不能用两面旗子，于是共产党临时把红星旗收起来。所以抗战八年中国只有一面旗子，就是青天白日旗。我们的八路军是国民党的番号，有七路军、八路军、九路军、十路军，八路军是其中之一。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共产党的八路军只是国军的一部分，军饷和弹药都是国民政府发的，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毛泽东和八路军没有关系。尽管当时共产党事实上领导了八路军，但表面上不这么说，因为中国抗战只有一个系统，八路军是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手下的一部分，它的全称叫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理论上最高指挥是蒋介石。所以彭康出狱也是当时形势发展的正常结果。我还把这些情况给有些革委会的同志说过。

　　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总体来说，没有证据给他定叛徒。

　　彭康叛徒问题定不了，这在我们文革总会的常委中间是公开的秘密，开彭康的批判会，仍然按照原来的说法说。但是，我们心里面都有数，只是需要等待时机，对外还是保密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交大带来了大麻烦，几乎把交大压垮。事情是一次我不经意间把彭康不是叛徒的看法透露给了“统指”方，于是很快出现了反右倾，西边那些院校，动员了一切力量和手段，在全市反我的右倾。这一下，那些反我右倾的人，好像得到了原子弹，印发大量的传单，广播车全部上街，西安满大街的大标语都是说的这个事。

　　消息传到我们学校，全校轰动，有的直接找到总会，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的写大字报，要求我讲清楚。看到这个局面，我也大吃一惊，而文革总会中别的人也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立刻开会，紧急通报情况，商议对策。会上，我先回答大家的问题，说明这个事情的由来和过程。然后大家对我一阵猛轰，一致批评我不应该对外人说彭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学校内部都是保密的，怎么能够对外人讲这个事情呢。我承认自己这个事情做错了，特别是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又把我们学校置于危险境地，我诚恳检讨。后来大家说先不说这些，先讨论怎么办吧，现在同学们思想也很混乱，外边又在对我们猛烈攻击。沉默了一会，有人提议，解铃还须系铃人，人家说是李世英说的，只有李世英出面否认，这才最有力量。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等着我表态。我沉思了一会说，我不能这么做，我怎么能出尔反尔，说自己没有说？我不能撒这个谎。

　　会议一下子僵在那了。大家理解我，也知道我的牛脾气，让我出面否认我说过的话，办不到。但是形势紧迫，全校师生都在等待着答复。后来，我记得是戴慕蓉提议说，现在需要稳定人心，这个任务交给沈老总处理，怎么样？沈荣水想了一会，说好吧。大家一致同意。

　　沈荣水宣布在４０２召开大会，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没有露面，但是我们几个人在广播台那里听会，了解大家情绪。记得沈荣水说，西派的人说李世英说彭康不是叛徒，证明我们交大右倾。大家都知道，从北大大字报，到反工作组，静坐，绝食，李世英都是非常坚定的革命派，他会说这样的话吗？而且还是给他们说的。大家想一想，这可能吗？明显的是他们造谣。他们那些人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沈荣水这么一讲，会场里沸腾了，掌声雷动，大家都觉得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精神振奋起来。散会后，我们学校立即大举反击，说西派是黔驴技穷，造谣污蔑……

　　解决了稳定人心，避免校内分裂，这才是第一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必须要有原子弹来对付他们的原子弹。也是我们交大命不该绝，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在刘澜涛的黑材料里面找到了西工大的头头陈启顺，杨梅生写给刘澜涛的效忠告密信，所谓“陈杨信件”。我们如获至宝，的确，这是我们的原子弹！在批判交大“右倾”以后，西工大成为西派的领头羊，而他们的头头居然和刘澜涛勾勾搭搭，投降叛变，你还有脸说交大右倾？我们的大字报、传单、广播车全部开动起来，这下就该他们忙活了。他们内部也吵吵嚷嚷，发表声明说“陈杨”是他们自己揭发出来的等等等等。

　　西工大前校文革会副主任陈启顺和文革会委员杨梅生秘密给刘澜涛写“黑信”，向刘澜涛“投降”，西工大学校师生非常气愤地骂他们俩是学生运动的“叛徒”，并把把陈启顺和杨梅生揪回学校进行斗争并游校示众。他们自己辩解都来不及，也没有心思来说彭康是不是叛徒了。

　　到这时，才算是化解了我一时不慎给交大造成的凶险处境。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我们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我担任革委会主任，对于彭康问题如何定性和处理，仍然是我和校革委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彭康去世时，我在北京参加省革委会的筹备，不在西安。彭康去世的消息，还是胡炜先告诉我的。学校可能正在忙于处理彭康后事，还没有通知我。胡炜给我说，你们学校彭康死了。我大吃一惊，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胡炜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我心里五味杂陈，半天说不出话来。从他那里回到自己房间，给学校打电话询问情况，也就如同附件三中电制同学所述的过程。另外，把彭康送到医院，需要医院出具死亡证明，他们告诉我，医院的证明是１，彭康本身有多种疾病；２，彭康死于肺气肿的窒息，还有一条什么，我没记住，最后一条是今后要注意政策。

　　当然，彭康年老多病，即使没有文革，也有可能因病去世，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毕竟彭康校长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在批斗的过程中去世的，这个责任只能落在我们身上。作为当时学校的一把手，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为痛心的事情之一。每每想起都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总有一种失落感甚至是失败感。

　　经过了若干年以后，我再回头看看，我们在审查彭康问题的时候，在“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这一句话上，费了那么大的功夫，那么认真，真是有点儿小题大做，完全是浪费时间。看看邓小平和胡耀邦处理所谓６１个叛徒的事情，我们就有了新的感觉，他们出狱时，所发表的登报声明，和彭康的所写的哪一句话，两者性质完全不同——特别注意下面的内容，“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反共启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北平军人反省院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需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周斌、张永璞、杨仲仁、董旭生、刘华甫、夏维勋、冯候斋、徐之荣
　　现名介绍：徐子文（安子文）、张永璞（薄一波）、杨仲仁（杨献珍）、刘华甫（刘澜涛）、徐之荣（徐子荣）、周斌（周仲英）、董旭生（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

　　如果连发表这样的反共声明的人，都可以不算叛徒，那么，按照这个标准，还有什么人能算叛徒？彭康的问题，那就连怀疑的根据都没有。世上的事情变化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感到懊悔和疼惜，没有让彭康校长活到后来这个时候。

　　有时候也想，人算不如天算，对彭康校长，我们是一片诚心，希望能够给他一个客观的符合事实的结论，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而且为了“彭康不是叛徒”这一句话，交大文革总会当时差点陷入灭顶之灾，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最终却得到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只能说，百密一疏，一个蚁穴毁灭了整条大坝；一个细节的失误断送了之前的全部努力。

　　敬爱的彭校长，我向你汇报，作为当年你当党委书记时入党的一个党员，我一直没有忘记我入党时候的宣誓词，我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人欲横流的时代，我坚守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在许许多多的人动物化的狂潮中，我没有被异化；我可以无愧的说，我没有玷污你当校长时，我荣获的三好学生的声誉。亲爱的彭校长，用现在人的网络语言来说，你会给我点一个赞吗？

　　正值清明节前夕，我向敬爱的彭校长赔罪，鞠一个９０度的深躬，并且祝愿你在天国一切安好。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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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回忆（选载之八）

　　　　　　　　　　　　　　　　·李世英·

八，我给了交大临委会特级大礼包——交大临委会流星式兴灭记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４日）

　　对于交大临委会，很多人都没有记忆，因为它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这个事情对我却记忆深刻，因为我亲自处理了交大临委会的事情，对他们的成立，我还给他们送了特级大礼包。

　　根据我的回忆，大约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临委会写过一张大字报，说要成立，大字报贴在中心楼东面南北路上。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场玩笑，所以没有多少人去认真的对待。我记得，只有少量的几张大字报，贴在他们大字报周围，基本上就是，讽刺挖苦，篇幅都短得很。

　　据了解，临委会的骨干成员就是几十个人，人员也比较杂，有工人、教师、原来学生会的干部、政治辅导员、工作团执政时的老文革总会的成员等。

　　据有的同学回忆，看到有一张大字报，是一个政治辅导员写的，说他为什么要参加临委会。没有任何反响，大家都懒得批驳。

　　关于如何对待交大临委会的成立，学校总会的态度是不干预，看它以后的发展再说。

　　但是，我想清闲却求之不得，他们找上门来了。作为他们的代表是校办工厂的一个工人，姓武，我原来就认得他。我没有想到他是代表筹办中的交大临委会找我谈判的。聊了几句以后，他开宗明义，说我们要成立交大临委会。我听了着实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他竟然代表临委会出面来和我谈判，至少还是骨干吧。

　　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就直说吧。他也不犹豫，说，我们需要办公房子。我说这个好办，你给后勤部门说一下，他们会按照规定给你们批办公用房的，如果不能解决，你再来找我。他说后勤部门不给他们房子。我说，不会吧，你们有多少成员，把名单报给他们，他们就会按照你们人员的多少批给你们办公用房。

　　我问他，你们有多少成员？他说２００多人。我说，有这么多成员肯定会给你们批房子的。你把人员名单报给他们，如果不给你们房子，我去找他们说。

　　他停了一会，才说，他们名单上只有十几个人。我说，你不是说你们有２００多人吗？那些人呢？他显得有些尴尬，说，别的人害怕，不敢登记名字。

　　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奇怪，有些同情地给他说，成立一个组织，宣传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我们学校对于不同观点的群众是很宽容的，你也知道别的学校是如何对待不同观点的群众的。在我们学校这样的条件下，你们连名字都不敢暴露的那些人，你能指望他们对你们临委会忠心耿耿？好了，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是你们考虑的问题。根据你们人员的情况，只能批一间小办公室。

　　但是他不同意，说我们有２００多人，我们要两个教室。我说，你这就让我为难了，我怎么给后勤部门的说呢？他却坚持要两间教室。

　　说实话，我当时心软了下来，原因有两个，其一，老武本人，是复员军人，他和校办工厂的一批人都是参加过西北沙漠的核爆的人员。我本人是学原子能的，知道他们为国家核爆做的贡献，当时的防护相对来说也比较差，他们复员以后还要定期体检，而且，有些人已经出现白血球减少，毛发脱落等症状。所以，我对他们这批人非常尊重和同情；其二，他说的他们的成员不敢暴露名字，使我心里受到冲击，我想，难道我们学校内言论自由的氛围还不够好，使得别人不敢说话？那就索性给他们更好的条件吧。再一方面，他们来找总会要房子，又不是抢占，至少还是尊重总会的，索性更加大度一些。于是我就说，好吧，就按照你们的要求，给你们两间教室。

　　本来我以为谈话可以结束了，站起来准备送他走。可是，他坐着没有动，又狮子大张口，提出来让我大吃一惊的，无法接受的要求，他提出要用学校的宣传车。这个要求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的宣传车是我们学校的“镇山之宝”，大马力的太拖拉柴油车上装有大功率的广播机，配有大功率的“九头鸟”喇叭，威力十分强大。这部宣传车开到对方的宣传车跟前，只要一开机，对方的宣传车就像哑巴一样，只能开到别处。所以，这个宝贝只有总会使用，各系、各兵团都没有使用过。现在，能给他们使用吗？

　　我说，宣传车的事我不能答应，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是他坚持他的要求，说，房子你都批了，你好事要做到底。

　　我犹豫了一阵，最后说，好吧，我破坏一下规矩，同意你们使用一天。

　　他听了非常高兴，说，好，那就这样。我说，话先说到前头，无论房子，还是宣传车，都是公物，损坏了要负责赔偿。

　　他说，这我知道，没问题。然后告了别，他高高兴兴的走了，留下我心事重重地反复问自己，我今天怎么了？怎么答应了临委会可以说是出格的要求？我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树立一个对立面。如果他们能够赢得群众，那就说明我们搞得不好，否则，给他这么好的条件，他们也成不了气候；如果他们能够赢得群众，你今天什么条件都不答应，最后，人家也能得到。

　　老武兴冲冲地走了，我的麻烦就来了。先是管房产的人员来找我，说，李老总，你给临委会批了两间教室？我说，是的。他说，这不符合规定。我说我知道，他们是按照特殊情况处理。他说，那以后别的战斗队，兵团怎么处理？我说，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件事是我的特批，下不为例。他显然不满意，但是，我已经批了，也只好无奈地执行。

　　我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开宣传车的贾师傅来了，我们很熟，他说话也直爽，他劈头就问，李老总，你怎么批准临委会用宣传车？我说，我是批了。他说，他们算什么东西，还要用宣传车？我说清楚，你批的是车，不是批的人，我可不给他们开车，怎么能帮助他们宣传？我有我的自由吧？

　　他一下子把我说笑了，说，你当然有你的自由，我没有权利强迫你给他们开车。话说回来，即使总会用车，你贾师傅也可以说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我不给你们开车。他笑着说，李老总，你放心，总会用车，不管刮风下雨，不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然后随便聊了一会天，他就告别走了。

　　我想着下一个来找我的应该是广播台的机务，广播员？可是等到吃饭时间也没有来。我估计临委会在贾师傅这里碰了钉子，正在想别的办法吧。

　　要知道，在当时，司机和机务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不像现在，人人都可以摸摸，按照临委会的人员结构，估计很难如愿，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后来听说他们在召开成立会议时，几个工人找他们辩论，他们处置失当，搞得会没有开好；宣传车也没有用上，因为他们没有司机和广播机务。房子倒是使用了，但是也没有使用多长时间，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成员不去。

　　关于我给临委会批了两间教室的事，很快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包括我们总会，也没有人说什么。只有飞鸣镝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大操场门口北边，但是矛头不是对着我，而是讽刺临委会多占房子，标题是“屁股大如鼠”，画的是一个老鼠，小小的头大大的屁股，占据了很大的办公室。

　　后来，临委会自动消亡，像是一个流星，一闪而灭。

　　我给临委会送超级大礼包是真实的，不是虚伪，不是故弄玄虚，只不过是他们无缘享受，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正如毛主席所说，要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如果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坚信不疑，你就不会害怕别人说话，甚至鼓励别人说话，在别人的反对和诘问中使自己的思想和追求更加准确，更加明晰，也更加坚定。

◇　附：郑叔良关于交大临委会的情况补充

　　西安交大临委会成员主要来自：交大少数复转军人，如校机械厂工人武永泰；原交大党政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和政治辅导员，如保卫处科长齐涛，极少数学生，如学生会副主席唐素。李世英文中提到武××，就是武永泰，我国第一批防化兵退伍军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由他们负责现场处理，因而多数受核辐射影响，白血球减少。文革前，陕西籍的这批防化兵约有五十人复员到交大工作。临委会中多数人员对原交大党委情感较深，不同意西安交大文革总会的观点，因而要求成立临委会。

　　我当时任文革总会代组织部长，因工作关系，与当时同意临委会观点，或参加临委会的原交大党政部门工作人员有较多接触。他们成立临委会时曾来找过我，要求文革总会提供话动场所与必要的宣传用品。我告诉他们：按照宪法，公民有结社的自由。现在由文革总会掌权，应该提供一定的方便。但我无权答应，此事可找文革总会李世英主任，他一定会满足你们的要求。

　　果然李世英批给了他们几间房间作为临委会的活动场所，我记得还给了他们一些必要的宣传用品与工具。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少数同学对文革总会这样处理有看法，认为应该像其他学校一样，对临委会采取“打、压”政策！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文革总会正确处理了与临委会的关系，因而没有多久，西安交大临委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从而使西安交大真正成为一派统一，全国仅有，独树一帜的交老总！

九，我见证了王永婷自杀后送医时的惨象——不忍目睹的历史定格

　　文化革命前，我和王永婷在学习生活上没有什么交集，互相并不认识。第一次见到她，是在１９６５年年底，在纪念“１２？９”运动的全校大会上，我们两个分别做了大会发言。我的印象，她讲的是如何为大家服务，因为她是学校学生会的劳动生活部部长；我的发言内容是，为革命刻苦学习。彭康校长参加了大会。王永婷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诚恳，泼辣，朴实。之后，我们并没有什么联系。

　　北大的大字报发表以后，在反对校党委和反对工作组的过程中，我们也没有一点联系，只是偶尔在广播和大字报上，看到或者听到她的名字。

　　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我愤而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６月２０日，我出院回校，继续参加文化革命，也就是继续接受批判。

　　７月９日上午，我们班在中心楼一个大教室开批判会。中午时，我们排队回去吃饭。队伍走到大操场门口，我们班的队伍忽然骚动起来，大家都扭头看着什么。我也跟着看，这一看，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这是多么凄惨的画面，一个女同学，被４个男同学拉着，小跑着奔向医务室。我认不出这是谁？队伍里有人说，王永婷，王永婷。听说她是跳楼自杀的，被送到医务室抢救。可是，既不是背着，也不是抬着，而是象五马分尸那样，两个人拉着胳膊，两个人拉着腿，几个人向后扯着，免得掉到地上。我记得她好像穿的灰色的衣服，头在前方，身子在后方，头发披散着，垂向地面。后来知道她没有被抢救过来。

　　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优秀的学生，一个未来的精英，就这样踏上了黄泉之路，而且最后的情景，又是这样的凄惨。这个惨不忍睹的画面，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我与那个热情，诚恳，泼辣，朴实的王永婷，竟然是这样的见了最后一面。俗话说，惺惺惜惺惺，可以想象，我心里边是多么的难过，作为从死神那里捡回一条命的我，我多么真诚地希望她能被抢救过来。但是，没有……

　　后来，我还曾经在心里怨怪她，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或许我们都可以获得自由了。其实，这是我太想当然了。过后，我从他们班了解了她的个人经历和她所受迫害的情况，我才知道，有两个方面，我过去了解得很不够。第一，她比我了解的更加优秀；第二，他所受的迫害，远比我想的严重的多。

　　王永婷是个敢想、敢干、敢革命的同学。她一贯表现很好，初中和高中都是保送入学，曾受过多次表扬和奖励。特别是大学五年来，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政治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对同学关怀、诚恳帮助。在担任学生会劳动生活部副部长、部长工作时，任劳任怨，积极肯干，热心为同学服务。

　　６月１日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她立即行动起来，并组织她班同学揭发校党委的问题。６月３日晚，她写出了揭露动力系党总支副书记召开黑会的大字报。６月４日晨，她写大字报揭穿校党委抛出凌雨轩是个大阴谋，６月５日，她就贴出罢彭康的官、要求改组校党委的革命大字报，质问“你们心中还有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

　　同时，她积极地鼓励其他同志大胆揭发校党委的问题，并写出大字报，要求动力系教师把大字报从教研室搬出来，不要再上阶级敌人的当。

　　从６月２日到５日，王永婷同志共写出近２０张革命的大字报。她的这些革命行动，完全表现出她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

　　由于工作团进校后，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方百计地压制同学革命，竭力扑灭熊熊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他们一系列的错误言行，使王永婷对工作团产生了很大的怀疑。６月５日晚，听了严克伦“急刹车”的广播讲话后，怀疑就更大了。

　　６月６日凌晨，王永婷对一位同学说：“我对工作组有意见。我昨晚想了一个晚上，我把许多事实联想起来，越想越感到问题很大。”“为什么严克伦对校党委的态度一天三变，调子越来越低？”，“为什么还要大家坐下来讨论是红线，还是黑线呢？”，严克伦说中央的问题管不了，为什么管不了？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人都管得了，心里没鬼怕啥？为什么严克伦一听到别人对自己提意见，就感到气愤？我看这种态度就有问题！

　　当另一位同学谈到这几年毛主席有时听不到真实的情况汇报时，王永婷哭了，气愤地说“走，我们到西北局去！”，“如果不行，就上北京去！”。王永婷连早饭也没吃，就带上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和制冷专业的同学到西北局去了，并被推选为发言代表。

　　在西北局，王永婷发扬了“舍得一身刚，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慷慨激昂，对以严克伦为首的交大工作团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了严厉的批判。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彭康诬蔑、攻击毛泽东思想，说：‘一个人爬竿，一个人在下面念语录，念了半天还是爬不上去。’；让我们学唯心主义，不学马列主义，喊‘唯心主义万岁！’。这样的人，严克伦还称他‘同志’，我们怎能受得住呢？我们是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不能再忍受了！不是我们扣字眼，实在是想不通啊！”这时，她很激动，边哭边说：“原来我对工作组寄予很大的希望，想他们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但几天来的事实使我看到他们并不是如此。他们把毛泽东思想扔在一边，只是说根据省委和西北局的指示如何如何，为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不向我们传达呢？”因此，她完全同意组织赴京代表团，并说：“交大这么大的问题，中央不知道怎么能行？”

　　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在一连串铁的事实面前，被质问得目瞪口呆，狼狈不堪，内心十分恐慌。于是，他们就依仗权势，下达黑指示，说什么：省委是革命的，省委工作组也是革命的。王永婷听了，气愤地站了起来，说：“说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我想不通……我对工作组就是有怀疑，说工作组是革命的还有些早，……”

　　以刘澜涛为首的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从此便把王永婷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把她和她的战友们连根拔掉。于是，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降临交大了。

　　“六六”发生的当天，就被刘澜涛打成了“反革命事件”，王永婷同志和其他许多好同志也就成了“反革命急先锋”。

　　王永婷从西北局回校后，什么“打倒反党分子王永婷”，“打倒女妖精王永婷”、“痛打落水狗王永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压下来。当晚，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星火报前围攻她。工作组为了残酷打击王永婷，挑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造谣说她参加了６月５日晚吴镇东召开的６人秘密会议。诬蔑她在西北局“披头散发，口吐白沫，拍腿击桌，呼天唤地，疯狂至极，借骂彭康攻击工作组”等等，等等。

　　６月７日早上，我被工作组押着，带着高帽子，坐着喷气式在全校游街，回到宿舍，我已经决定自杀。６月９日中午我写完遗书，喝了安眠药，等着死神的来临。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她正在受难。她在电影广场遭到大规模的围斗，有人打她，还有人揪住头发，硬要她低头认罪。斗争后，又被拉到１２宿舍１１９室，进行“展览”。工作组胁迫窗外许多受蒙蔽的同学高呼口号，骂自己的阶级兄妹；把石头、棍子从窗口扔进去，打自己的阶级兄妹；有人强迫她站好，强迫她低头，还逼着她把头从窗口伸出去，给大家像动物展览一样轮流观看……一个２０来岁花季少女了，有谁能够忍受这样的侮辱？她那憔悴的面容，凄惨的目光，谁能忍心多看一眼？当你回想起这场群众斗群众的惨景，谁不感到万箭穿心？这怎能不激起我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无比愤恨？

　　我自杀以后，被送到医院抢救，到６月２０号，才回到学校。在我回校前，工作组做了群众工作，说李世英要回来，不要打他，批斗还要批斗，但要注意方法。其实，同学们都是有感情的，谁愿意那样做？还不是工作组逼的。所以我回校以后，再没有受到人身侮辱。

　　但是，王永婷所受的苦难，一直在继续，而且还在不断升级。工作团为了将王永婷彻底孤立，以便进一步打击，挑起更严重的群众斗群众，除在全校动员大造舆论，用大字报和广播大骂特骂、造谣生事外，还千方百计在本专业之间将王永婷搞垮、搞臭。

　　由于王永婷班上的同学对王永婷一向了解，对她恨不起来。工作团看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动员外面不明真相的同学用大字报围攻王永婷班上的同学，施加压力，要他们班上的同学对王永婷问题表态；另一方面，又利用同学们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阶级斗争经验的缺乏和个别人头脑中的“私”字，提出“对王永婷是恨，还是同情是区别革命与不革命、左派和右派的标志”，同情和支持王永婷的革命同志也遭迫害。他们就这样拉一批，打一批，分化瓦解。

　　７月初，在外地实习的同学归来后，王永婷迎上前去，帮他们搬行李，但都被同学们拒绝了，因为她是“反革命”！无奈，她只好摇头而去。在高压政策的逼迫之下，同一个宿舍的女同学也不敢和她说话，有时刚刚开口，但一想到她是“反革命”，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有位同学，从７月４日回校直到王永婷自杀，只对她说过一句话，那就是：“你不要替我拿行李吧！”

　　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团，为了将造了他们的反的王永婷同学进一步置于死地而后快，使尽各种卑劣手段，要王永婷同学交代“六？六”的所谓主谋、黑线，交待和彭康黑帮的关系，还硬逼迫她承认“对党和毛主席有着刻骨仇恨”。

　　王永婷同学对党和毛主席一贯无限忠诚，无限热爱，她怎能出卖自己的灵魂，去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呢？于是，工作团就搬出那套混账逻辑，说什么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六六”是反革命事件，所以你就是反革命分子。

　　他们还查三代，翻老底，想用“血统论”把王永婷打成“反党分子”。他们竭尽造谣、诬蔑、诽谤之能事，她昔日对同学的热情关心，今天也成了虚情假意，别有用心；过去积极搞好工作，现在却成了“向上爬”的罪证，成了“阴谋”。她的一言一行，所有举动，现在都成为投向王永婷自己的匕首和炸弹，甚至当上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作的学习心得报告也成了放毒，听了报告的人，还必须赶快写大字报来消毒。谁如果认识王永婷而不表态，一顶顶大帽子就会压下来。王永婷作的有些好事，实在无法否定的，便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但是，不管工作团怎样对她施加压力，她都斩钉截铁地说：“要我承认对党和毛主席有刻骨仇恨，这比打我还疼！就是劳改３０年，我也不承认！”正因为王永婷同志这样的坚强，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迫害也就接踵而来了。

　　王永婷同志整天被迫写交代材料，饭吃不下，觉睡不好，黑天白日地写呀，写呀，一张又一张，一份又一份，可总满足不了那般老爷们的要求。他们责骂她“死心塌地”、“顽固不化”，什么“金蝉脱壳”，什么“小骂大帮忙”，威胁她“再不交待，死路一条。”她被整的不知所措，在她临死前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大家说我刻骨仇恨党和毛主席，我自己感到……平时我还是不声不响地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要我交代，我自己又着急，又想不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办呢？”

　　６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她在宿舍里为此失声痛哭达４０分钟之久。她边哭边说：有人要把我一棍子打死，不让我革命，我感到委屈。还说：“说我对党和毛主席有刻骨的仇恨，劳改３０年我也不承认！”但是马上就有人说：“你今年２０多岁了，劳改３０年还不承认，说明你是死心塌地、顽固到底！”

　　第二天，批判她的大字报就贴了出来，指责她以哭来搞“反革命的反扑！”在那黑暗的日子里，王永婷同志常常手拿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久久对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好像在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老人家赶快派人来呀！”

　　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折磨下，短短的一个月中，一个充满革命朝气和青春活力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面目憔悴，精神萎靡，神志恍惚，走路弯着腰，两眼常常发呆的木头人。她有时神态稍微安详一点，有人就说她“气焰嚣张”，简直弄的她左不是，右不是，坐不是，站也不是。

　　７月６日上午，王永婷又去找动力系工作组长宋涛谈话。工作组非但不予接待，反而打电话要班上派人把她押回宿舍。当时在班上的工作组马上召集全专业的同学（３０余人），做了层层森严的布置，恶狠狠地要整王永婷的态度。工作组董××赤膊上阵，会前添油加醋地把王永婷同志诽谤的一无是处。会上竟然无耻地对王永婷同志进行了的人格侮辱，说什么：“一个女同学，脸皮怎么那样厚，人家组长还没起床，就往人家房间里跑。”并说王永婷不老实交代，无理纠缠领导，恶狠狠地说：“她还想让她放包袱，她根本不是放包袱的问题，而是交代的问题。”

　　工作组布置好之后，便把王永婷带进来，让她坐在中间，处于大家的团团包围之中。在工作组的高压和蒙蔽下，会上大家都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同志，说她“不老实交代”，“破坏运动”。最后，在工作组的授意下，勒令王永婷同志保证以后“不许乱跑，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平时行动必须向文革小组汇报，要受同宿舍女同学的管制。”有人还威胁她说，“再乱跑就戴高帽子游街”。

　　紧接着，７月７日、８日，工作组对实习队大搞罪恶的所谓“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运动，在外出实习三十个同学中，把八个同学打成“反革命”，无中生有地说王永婷和在上海、成都，沈阳、哈尔滨等地实习的同学有反革命的“黑线”联系，王永婷是这些黑线的总根子。工作组还肆意践踏党纪国法，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强迫要她交出私人信件。

　　７月８日晚，王永婷前脚刚踏进宿舍，后脚就有两个人紧跟而来，向王永婷同学追逼所谓黑信。王永婷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信给了他们，他们一看不是“反动信件”，便气势汹汹的对她说：“你搞什么鬼，你耍滑头！”王永婷同学此时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说：“我耍什么滑头，没有嘛！”她没有办法，继续找信。突然发现一封信，她吓的一惊，连忙跑出门去，追上已走远的那两个人，交给了他们。这就是王永婷自杀前一天的晚上。

　　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住着５个“反革命”的８人女生宿舍依然通宵亮着电灯，王永婷怒视着布满全屋的大字报、对联、警告和通令，同时用渴望的目光端祥着每一个人，似乎有好多话要说，然而大家都什么也没有说。其他几个人依然一会儿躺在床上沉思，一忽儿又自己起来赶写检查，没有理会她，碰在一起的眼光又迅速离开了。她到处翻腾，找出本宿舍同学曾经给自己的信件退还给主人。除了门外值班人员踱来踱去外，屋里静悄悄的，大家象躲瘟疫似的，近在身旁却又相距万里地在这里共渡了这不眠之夜。我们的好同学王永婷捧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深情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慈祥面容，思想起伏，联想万端，期待着黎明。

　　第二天，７月９日，也就是王永婷和我们永别这一天。工作组又搞出一个新花招——就在这天早上，某班贴出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的专栏大字报，这份大字报对她作了低级下流的人格侮辱，说他们“臭味相投”等等。这些东西王永婷同学都看了，工作组竟然卑鄙无耻到这样地步！早上班里又开会揭发实习队阶级斗争盖子，她又被牵扯进去了。一个同学不小心说了声“给王永婷提意见”，立即受到严厉训斥，说：对她不能提意见，对她只能是揭发，她是敌我矛盾。工作组鼓动一个人污蔑说，她的日记本上有她入党介绍人的一篇反动话，于是许多人齐声怒吼要她交代……

　　不过今天的王永婷表情不像昨天了。她今天虽然是照样吃力地拖着疲惫双腿，然而对于这种诬蔑，她卑视地摇摇头，用沉默表示了抗议。课间休息时，昨晚登门逼信的人又跟在后面高声叫骂：“把信交出来！”她愤怒地说：“信？已经撕了。”对方大怒：“毁脏灭证，要罪加一等！”

　　揭发会又开始了，王永婷坐在那儿显得特别不平常，她那发呆的双眼射出逼人的目光，依次端详着每个同学，好像在告别，那一双手在使劲地撕着碎纸。

　　同志们，她到底在想什么呢？她也许在想：工作组进校几十天来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呀！我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怎么会有刻骨仇恨呐！她也许在问着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保卫毛主席就要遭到围攻和迫害？为什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竟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同窗五年的战友要互相残杀？

　　也许，年轻的王永婷正在与死神搏斗，而且，死神已经逐渐摧垮了她的生存意志……这惊心动魄的３０多个日日夜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啊？这血泪凝成的３２份长达１６２页的交代材料又是怎么写出来的呀？在这众叛亲离、人妖颠倒的气氛中，不间断的批判斗争，卑鄙无耻的造谣污蔑，低级下流的抹黑侮辱，一直摧残着她的身心，她一直沉默地斗争着、忍受着……

　　可是，这些不断增加的大山一样的重压，终于超过了她的承受力，她再也没有力气忍受和承受了。她已经下了决心：她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热血来控诉她无法理解的罪恶现实！她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热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冤屈！她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热血来再一次宣示自己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

　　批判会议一结束，她就愤愤离开了那工作组主持的互相残杀的揭发会，一转身，她含着满腔的悲愤，义无反顾地从三层楼跳了下去，……鲜红的热血流在地上，洒在路上……几个同学送她到医务室抢救，可是，不是背着，也不是抬着，而是象五马分尸那样，两个人拉着胳膊，两个人拉着腿，几个人向后扯着，免得掉到地上。

　　这就是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在大操场门口，亲眼看到的那一幕惨不忍睹的情景！这就是工作组制造的又一起惨无人道的血淋淋暴行！

　　王永婷的自杀以后，工作团的老爷们惊恐万状，怕得要死，慌忙地组织同学立即用拖把擦去血足迹，并且规定不准看人，不准看现场，不准将此事外传，谁传出去谁负责。就这样，同学们长时期不知王永婷同志的死活，不敢过问，不敢议论。工作团企图以这种方式，掩盖自己的罪行，开脱自己的罪责。但是，他们这是枉费心机，王永婷已经用自己的鲜血把他们的罪恶书写到历史的铁券上！当王永婷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企图从她身上榨取她最后的一点油水，工作团分三批到抢救现场，并对医生说：“她是保皇派，她身上有许多重要材料，要尽力抢救。”

　　王永婷终于在７月９日下午１时４０分，永远停止了呼吸。

　　王永婷惨死了，工作团并没有因此停止对她的迫害为了逃脱罪责，硬把“反革命”的帽子牢牢地戴在王永婷的头上。他们立即在全系范围内布置讨论，预先定下调子，说“王永婷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继续连夜调动人马，整理王永婷的“反党材料”。一个工作组成员整不出王永婷的“反党材料”时，立刻被骂为“笨蛋”。这是整材料还是编造材料！

　　在王永婷死后，工作团的老爷们就说过：“中国七八亿人口，少一个、两个没关系”。工作组一个系领导恶毒骂道“她死了还给国家每月节约３０几斤粮食”，“她死了比鸿毛还轻，狗日的，把她烧了，死了也要把帽子戴±。”听听这些诅咒，这些人还有一点人性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心肠何其毒也！

　　王永婷死了，她用鲜血和生命对万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最强烈的控诉。

　　每每想起王永婷同学所遭受的残酷的批斗和侮辱，想起她怀着满腔的委屈和悲愤被迫死亡，我的眼睛里就涌满泪水。

　　我是不相信迷信的，可是偏偏让我在这种场合与王永婷见了最后一面，这个事情的偶然性太过离奇，使我一直不断地在思考，交大的人都知道，从学生食堂到医务室，按照小跑的速度，也就只需要一分多钟，如果我们班的批判会结束早一分多钟，或者，再晚一分多钟；如果王永婷跳楼的时间，早一分多钟，或者晚一分多钟，我和我们班的同学，都不可能看到这么凄惨的情景。使人怀疑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作这个事情，使得时间赶得这么巧。如果说是偶然，这个事情的偶然性也太过离奇，让人不敢相信。所以我只能解释，也许这是她在冥冥之中对我的临终嘱托，希望我，将来为她年轻生命的逝去，讨得一个说法。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她有这个权利。我一直在心里边把这个事情当作我的一项义务，一直不敢忘记。我复印了她的照片，一直保存在我的移动硬盘里面。

　　每年，我都会有若干次想起她，不过我每一次，都只能遗憾的告诉她，王永婷，你还要再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我也不知道，这样每年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话，还要对她说多少年？多少遍……

　　现在，一个老干部在五七干校呆上几年，都可以大肆渲染受了非人的迫害。我也知道，王永婷所在系的工作组的那位领导，很快官复原职，以后还被提拔；而被老干部的错误造成青年学生的死亡，这无辜的生命却没有办法申诉，无人理睬。这合理吗？这公平吗？在上帝面前，所有的生命都是等价的，无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乞丐，他们的生命没有贵贱，而在现实中，他们生命的价值，差别竟是那样的悬殊，这合理吗？这公平吗？

　　不过我相信，每一个不该逝去而终于逝去的生命，都会化作一朵永远不败的血红的雪莲花，无论是有意的，无意的雪藏，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无论雪埋得多么深多么厚，总有一天，雪会化掉，人们总有一天会注意到，这一朵永远不败的血红的雪莲花……

　　王永婷，你还要再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我相信，我希望你也要有信心，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王永婷同学所遭受的残酷的批斗和侮辱的叙述引自王永婷同班同学。）

十，西安交大文革组织的称谓和演变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前，学校的文化革命由彭康为书记的交大党委领导。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省委工作组（后改为工作团）进驻，以彭康为书记的交大党委被停止活动，学校的文化革命由由省委工作团领导。

　　１９６６年７月６－８日工作团召开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这就是第一届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团长严克伦在７月６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颠倒黑白，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６至８月１８日陕西省委门前的静坐就是在校内广大师生的呼吁和推动下，董树梧为首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参与组织和领导的。我那个时候是跟我们班的同学一起静坐，地点就在和平门里。我在东方红广播站的喇叭里听到刘澜涛传达他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也说到交大，说他们的看法和处理是错误的。说到我的时候，是说“比如，西安交大的李世英，是一个学生，他不是反革命嘛。”但是也没有说我是“革命的”。在这次静坐斗争中，我没有参与任何组织和领导工作，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静坐者，一直坚持到最后结束。

　　这次静坐以后，师生们群情激奋，学校贴满大字报，对校文革委员会的软弱无能表示强烈不满，强烈要求改选校文革委员会。校文革委员会接受群众意见，立即主持了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

　　学校的各个系、部，大体按照人数，分配校文革委员会委员的名额，然后各系、部自己组织提名选举出各自的委员，集中到学校，成为学校文革委员会委员。这次选出来的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学校老图书馆召开，先是选举常委，然后由全体常委推举副主任，主任。

　　这次选举选出来学校文革领导机构是第二届学校文革领导机构，以我为主任，名称没有改动，还是称为“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个名称比较规范，仍然沿用这个称谓，换酒未必非要换瓶子。

　　后来，交大学校文革组织的称谓“交大文革总会”是交大学校文革组织的称谓的简称之一：因为交大还有几个系和部，都要成立文革会，比如说，机械系，全称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文化革命委员会，相对于学校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为“机械系分会”，这样学校文革委员会就相对称为“总会”，即，“交大文革总会”。一些人写大字报还嫌长，又简写成“交大总会”，“交大总”，“交大（总）”。

　　“交老总”则先是外部单位（包括同观点和不同观点）对交大校革委会的俗称（还是来源于交大自称的“交大总会”，“交大总”，“交大（总））”。以后交大的一些师生也有自称“交老总”的。时间长了，学校的师生把校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姓氏后面加上“老总”作为亲切随意的称呼，如把我和武登才、沈荣水、陈柏荣称为李老总、武老总、沈老总、陈老总。

　　“狡老总”的说法是在双方发生分歧，出现“反右倾”之后，对方认为我们提出“反对打砸抢”的口号，是引导他们上当，为了跟我们对抗，他们就提出“打砸抢万岁”、“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等口号，使他们犯了错误。所以把我们叫做“狡老总”，说我们交大“狡猾”，“两面三刀”等等。

　　北京和外地一些文革组织常常以××兵团、战斗队形式出现，像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新北大”，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及后来的“井冈山公社”等等，但是，西安的学校一级的文革组织一开始就是以“临委会”、“筹委会”的名义出现，至于下属组织，则以战斗队、兵团的名义出现。

　　北京和西安的这个不同可能与交大的文革组织称谓有关，因为交大文革委员会成立比较早，大家也都认可，都称为“文化革命委员会”，只是加上了“临委会”、“筹委会”后缀。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经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委托兰州军区党委正式批准成立《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校革委会是由学校文革总会主持，采用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自下而上的群众海选，一层层推选，直到学校革委会主任。

　　到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９０，工、军宣队进校后，名义上仍然由校革委会领导学校文化革命，其实是工、军宣队行使全面领导，校革委会主要是配合工、军宣队的工作，执行工、军宣队的决议。

　　随着校革委会中学生代表毕业离校，校革委会的成员越来越少。到１９７０年８月，最后一批学生代表毕业离校，只剩下教师代表，工人代表，干部代表，已经没有学生代表了。
１９７３年９月３日工、军宣队撤离，由林茵如为书记的交大党委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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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的回忆（选载之九）

　　　　　　　　　　　　　　　　·李世英·

◇　附文一：李世英的三封遗书

　　▲　第一封《最后几句话（摘录）》

亲爱的同学们：

　　让我最后用“亲爱的”这个字眼，固然你们大家都不同意，但是毕竟是同学两年，一块生活，一块学习，在同一饭桌上说说笑笑，高谈阔论；尤其是在思想上，相互帮助，不断地取得了进步。现在要永远再也不能如此了，再也听不到鞠烽炽山南海北的谈论，再也听不到诸文君、方必福的二胡，再也看不到忠诚老实的大个子，再也听不到李群滔滔不绝的朗诵，再也……的确，这时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留恋！算了吧，决定了！

　　不过最后请同学们替我了解一些情况，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同学们给我调查清楚（１）在这个事件中，我的动机是要反党？还是要保卫党？……（２）我布置文章是要煽动大家反党，拉同学下水吗？（３）—个人某一点犯了错误，是不是这个错误就必然贯穿到他的每一个行动里？是不是他的过去就必须否定掉？入大学后，我是否工作卖力？是否积极要求进步？是否刻苦学习？是否通过忆苦思甜，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是否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全都是假的？全都是个人野心？这些的主流不是为了党的事业吗？……

　　我的态度是镇静的，因为我心中无“鬼”，我敢向党面对面地回答：“伟大的党，我对您是忠诚的。”但也感到非常委屈和冤枉，……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相信同学们早晚也能看得清楚。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我的话谁也不信。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今天晚上，我是多么想和同学们多谈几句话，以后我永远也不能谈了啊！……

　　希望我班青年同学更加努力些，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赵景贤现在转变很大，过去我们关系不好，现在有初步的基础，可是却要永别了。对每个同学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现在说不成了，将来永远也不能说了！假如我的细胞组织不破坏，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永远永远地怀念你们！！永远，永远怀念你们！！！

　　话象一眼泉，涌涌流不断。现在必须要断了！
　　永别了！永别了！！永别：！
　　祝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战斗中成长，成为党所需要的红色接班人！
　　老实讲，我的确没有后台老板。硬要说，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
　　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没收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这给我打击很大。

　　　　李世英１９６６年６月８日晚１２点半

　　▲　第二封《终前碎语（摘录）》

　　我感到太离奇了，这些天事情发生得生硬而又自然，痛苦而有趣。连我自己也很难想象。……现在有什么人敢为我作证？有什么人能理解我的内心深处的苦痛？有什么人能够澄清事实？

　　……无论他们大会斗争，小会斗争，游街，戴高帽子，加上挨拳头，口号的高呼，震耳欲聋，一个个紧握的拳头，直至眼前，我丝毫不怕，因为我并没有反革命思想，在斗争的过程中，戴高帽子的过程中我也暗暗地说：“同志们，你们斗错了！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谈这些还有何用呢？现在还是考虑考虑我现在的心情吧。恋恋不舍呀！祖国壮丽的河山；恋恋不舍呀！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恋恋不舍呀！共产主义伟大远景；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同学；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妹妹；恋恋不舍呀！年迈的父母；恋恋不舍呀！熟悉的校园；恋恋不舍呀！今后我要做的事情；恋恋不舍呀！……

　　然而留恋无益，我也考虑过，活下去今后为革命事业还能尽力，但却还要人家来监视我，这样，消耗别人的力量比自己贡献出的还大。所以留下无益，还是去的好！

　　马上就要发生一个质变了，这是生死的质变。迎接它吧，不过心中不舒，因为生为革命人，死后却成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鬼了！呜呼，呜呼，此冤何时伸也！

　　去了，去了，远了，远了，永别了……
　　冤枉啊！问题弄不清，死难瞑目！

　　　　李世英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

　　▲　第三《给父母亲》

父母亲：你们好！请接受孩儿最后一声问候。

　　本想到家里去最后见见你们，无奈现在不行了！

　　我一向不关心家里事，父亲、母亲操劳、教育二十余年，然未得粒米之报，该不会感到吃亏吧！不要紧，我自己已将二十余年的大部分贡献给党的事业。孩儿做得如此不好，父母亲该责孩儿不力！

　　望父母多辛苦，自力更生。
　　望父母勤教三个小妹，使他们更好的成长。
　　望父母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不可再舍不得自私的想法。
　　望父母在儿死后，不要埋怨党，不要埋怨同学，不要埋怨组织，心胸开阔，健身长命。

　　千言万语，忍心截止。
　　儿　莲枝上
　　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注：莲枝是李世英的乳名）

◇　附文二：在陕西毛诗会咸阳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２０周年大会上的发言（２０１３年９月８日）

一、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对我和我全家恩深似海

　　我老家是河南的，解放前的河南苦难深重，水、旱、蝗、汤、匪，五灾翻滚，百姓无法生存。就像人们说的：河南人民多苦难，水旱蝗汤加匪患。有人硬说那时好，黑白颠倒瞎扯淡。

　　冯小刚拍的电影《一九四二》比较真实地表现了那个苦难的时代，但是实际上那只是人们经历的苦难的万一。

　　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树皮、草根、棉絮、大雁屎都成了人们的食品。这里说的“水”指水灾，这个水灾不光是黄河的，还有黄河的支流，以及其他河流的，经常出现水灾；除了自然的，还有人为的，那就是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坝。“旱”，旱灾，那时水旱灾交替，人民苦不堪言。“蝗”，蝗灾，河南称“蚂蚱”。“汤”，指国民党在河南的军阀汤恩伯，曾经管制河南。“匪”，土匪，河南一些地方称“砸家”，经常打家劫舍，祸害百姓。一些国民党军队，给养不足，军纪涣散，就靠抢老百姓的钱物过日子。老百姓也不敢问他们的部队番号，只能统称为“坏兵”。

　　说起蝗灾，人们无法想象它的可怕，听老人说，蝗虫飞过的时候，可谓“遮天蔽日”，还发出吓人的呼呼声。掉落的蝗虫满地都是，水井里、锅里、水缸里、屋子里……到处都是蝗虫和它们的尸体。水井里一股臭味，水也吃不成了。刚开头，人们把蝗虫放在锅里烘干，用来充饥，到后来谁也吃不下去了。那些蝗虫落在庄稼地里，只听见一阵“刷刷”声，等它们飞走的时候，地里的庄稼全部成了光杆……人们也在地头挖一些深沟，把蝗虫赶进去埋掉。但是，蝗虫太多了，很快挖的沟填满了，可蝗虫还多得是……蝗虫飞走了，它们给人们留下的只是半年的绝望。

　　我的外祖父家，并不是有钱人家，只能勉强度日，但是，也遭到土匪两次。把一切东西都抢光，我的外祖母苦苦恳求他们，才给留下了一床破棉被。

　　我的家乡的人会打铁的手艺，我外祖父带着几个人，推着一辆铁匠车子，到外地干活。那时的铁匠车子就是一辆独轮车，上边放的铁匠炉子和风箱、工具、行李。风餐露宿，非常艰苦，在外面干了几个月的活，要回去了，看着当地的盐比较便宜，就把所得的工钱买成盐，想带回家。谁知走在路上，就被那些所谓的“坏兵”抢等一干二净，连铁匠车也被抢走。几个月的辛苦什么也没有落下，还赔了铁匠车子。

　　解放了，我到了陕西，我父亲是一个装卸工人，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我们姊妹四个都能上学，特别是我还上了大学，这在解放前无法想象的。在上大学期间，我不仅不需要家里负担，而且我还能“挣钱”——学校给我每月１５块５的助学金，我用１３块钱，有鱼有肉，吃得很好，剩余的两块钱，我还可以买文具，买书，买日用品。这只有在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上贴着“打倒现行反革命李世英”的标语，戴着高帽子游街。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救了我的命，给我平了反。

　　我和我家的经历不是个案，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共同经历。他们都沐浴着毛主席的阳光雨露，他们都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由奴隶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水有源，树有根，穷苦人家爱党爱毛报恩人。

　　这不是文学的夸张，而是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当然，这也是我和我全家人心声。

二、尤其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在毛主席装着全世界人民利益，日理万机的脑海中，一直惦记着西安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而且还记得了我的名字。这是我终生的荣耀，也是对我的极大的促进。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１日毛主席在《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中说：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夭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毛泽东１９６６·０７·２１

　　毛主席又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中说：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毛泽东１９６６·０９·０７

　　北京红卫兵领袖李东民回忆中说，１９６７年，毛主席说，群众领袖里有三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一个就是我。

　　毛主席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４日又就西安问题做了重要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对王明坤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４日）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主席批示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文件，在文件中说到“李世英同学”地方，毛主席写了注释：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主席注

　　在我提出的建议“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后面，毛主席写了批语：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主席注

　　在我提出“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的建议后面，毛主席又写了批语：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主席注

　　能够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爱护，在他浩瀚的脑海留下记忆，这的确是千年难求的历史际遇和无上荣光，我怎能不把它永远铭刻在自己心中，怎能不把它珍藏着脑海深处，永志不忘！

三、毛主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头号伟人，在世界的伟人榜中，他也是完全有资格名列前茅的。

　　他在哲学、唯物史观、科学共产主义等等各方面都极大地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列宁以后最大的贡献；而且在文学艺术、军事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等等各个方面都总结和提炼出自己独特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中的最新成果。这些都成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文明和精神的共同财富。

　　有人说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而“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我们的民族怎样才能不再可悲？我们的民族如何彻底摆脱成为“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的悲惨命运？这正是目前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危机和噩梦。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护、爱戴、崇仰我们永远的领袖、永远的导师毛泽东！

四、毛主席在建国后所建立的一整套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管理模式，正是从西周三千多年来希望实现的大同世界的架构，当然这只是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而这正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和全世界的社会形态，这才真正是全世界“普世”理论。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创建了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朝代的社会形态和管理模式，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官员不再是官僚，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公仆；军队不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而是保卫国家、保护人民的武装力量——所以可以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历史奇迹；你只要专心工作，住房、孩子上学、公费医疗、死后丧葬……总之，从生到死，不需要你多操心。

　　正是因为生活安定，生死无忧，这就使得中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得到超乎寻常的提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不很高，但是，拾金不昧蔚然成风，有些外宾丢了东西，不管在哪里丢的，很快就能够完璧归赵，使他们深深感动。拾金不昧，成为全国人民的习惯，甚至小孩子拾到一分钱，也主动地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人人学雷锋，人人当雷锋，成为一种国风。毛主席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两句诗非常贴切地表述了中国人民当时那种自豪、自信、自主、自由、自立、心情舒畅的精神风貌。实实在在地说，那时候中国的六亿人，可以说是人人都是传说中的道德模范尧舜。这些，都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赏和钦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现实，毛主席把占据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由封建统治阶级主宰的“小康社会”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把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大同世界”之梦在中国大地上从空想变成现实，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创举，是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他给现在的未来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样板，这个光辉的样板必然会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们奋斗和追求的目标。

五、为了使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管理模式——“大同世界初级阶段”的架构更加完善，更加巩固，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在完成了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攻和复辟，解决社会长治久安，人民永远当家做主的大问题，开拓全世界人民建造一个和平、平等、自由、和谐的理想的新世界的新的途径。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理论，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太高；这样一个伟大的理论，更会永远照亮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漫漫的前进道路。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就是毛主席给全世界人民规划的理想乐园的雄伟蓝图，我们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把它变成现实。

六、毛主席以７３岁的高龄，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为了探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以惊人的魄力，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结了许多最先进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组建了以两个三结合（“军干群”，“老中青”）为基础的各级政权机构，更是其中理论和实践的极为重要的创新。

　　它的历史意义至少体现在人类社会的人民民主形式和制度的探索上，提供了宝贵的可借鉴总结的素材。

　　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军干群”、“老中青”的结构中，“军干群”代表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尤其是群众代表进入革委会，这是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让群众代表进入革委会，就可以身贴身、面对面的直接了解、监督各级权力机构的运作，并且参加管理；“老中青”既在年龄结构上代表了各个年龄段的群众，又为老同志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又为中青年干部学习和继承优良的革命传统，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锻炼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最好的方法和组织形式。

　　全国各级“军干群”、“老中青”的结构的革命委员会，比以往的所有的权力机构都更加接近了无产阶级政权最理想的政权结构形式——巴黎公社，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一个大飞跃。

　　另外，逐步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机关，三分之一在基层，三分之一学习。

　　这些措施，都是防止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贪污腐败等等的极为有效的刚性措施。

　　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贡献不胜枚举。

　　什么是最先进的思想？那就是毛泽东思想；什么社会形态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那就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建立的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将不仅在精神道德文明方面，而且也将在物质文明上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世界人民尊敬和钦佩的民族，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的首善民族，使中国成为世界的首善之国，

　　总而言之，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伟人，是伟人中的伟人。与毛主席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伟人都只能是“一览众山小”，这就是毛主席应该得到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最新成果，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福音书、护身符，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这些，都已经被历史证实，而且还会被以后的历史反复证实。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是的，就是有一小撮披着所谓“文明”外衣的人，他们总是忤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对毛主席这个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大英雄，不仅不崇拜、不敬仰，对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和文明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不拥戴、不学习、不实践，却极尽造谣、诬蔑、攻击、谩骂、贬损、诋毁之能事，他们的最终的罪恶目的就是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就是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他们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中国的第五纵队。

　　他们用什么做武器呢？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孔子在教育和伦理方面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孔子的社会理论是倒退的、反动的，支持奴隶制复辟的，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不准反抗，不准造反，麻痹人民，让他们安心于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让统治阶级能够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统治。孔子那一套，历史上不是没有用过，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千多年时期里，是什么效果呢？两千多年来用孔子理论建立的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度过，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缓慢前进，只是一个个王朝在腥风血雨中建立，又一个个在遍地血污中崩塌，广大的人民群众饱受苦难，民不聊生。如果孔子理论真是建设理想社会的独门暗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王朝更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农民起义？为什么还会有辛亥革命？为什么还会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还会有国民党，共产党？为什么还会有孙中山、毛泽东？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他从一诞生就是靠的血腥镇压，残酷剥削生长和发育起来的，就是靠吸吮广大人民的血汗养肥自己的。我们难道这么快就忘记了吗？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甲午海战，抗日战争等等等等，这些制造了我们民族苦难的强盗，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些糊涂虫和别有用心的人的老师和榜样？社会实践也用大量的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孔子的封建思想和嗜血资本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精神崩溃，道德沦丧，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甚至丧葬，新的五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对立情绪加剧，整个社会成了一个高压锅，成了不定时的大炸弹，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这些，难道还不能使我们清醒吗？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他们只能拿出孔子和资本主义来对抗和抵挡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进一步深入人心，说明他们已是黔驴技穷，没有什么新东西，拿不出新玩意，只能像屎壳郎扒粪那样，从历史的垃圾和尘土中寻找所谓“先进”的东西。可以预言，他们必然会无功而返，同样，他们的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挥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他们这些历史垃圾、阴霾雾瘴清除干净，重新澄清玉宇。

　　总之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毛泽东是中华民族至功至伟的大英雄，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实现大同之梦唯一的正确的理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通向悬崖和深渊的歪道邪路，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决不能上当受骗。

　　只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富中虱强中虱其他的社会庸医开出的药方或者是毒药，或者是无效，这是已经被验证、还会被不断验证的历史的铁论。

　　因此我崇敬毛主席直到永远，我笃信毛泽东思想直到生命结束。

（选载完）
□　摘自《西安交通大学文革风云——回忆与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２０１９年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