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杏珍：周荣鑫与1975年教育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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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曲折历程中，教育是一个斗争相当激烈的重要领域。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在邓小平领导下，义无反顾地进行教育整顿，做出了巨大努力，并为此被迫害致死，在新中国教育史和先进文化建设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周荣鑫从就任教育部部长着手进行教育整顿，到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到批判，前后大约八九个月。按9月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明确提出“教育也要整顿”来划分，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段落。本文拟按前后两个段落，对周荣鑫与1975年教育整顿作一评述。

一、1975年9月前：整顿教育思想

周荣鑫认为教育上的问题不在教师，而在领导，特别是教育部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关于教育的理论，特别是没有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作的“两个估计”（即断盲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和建国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搞得十分混乱的思想搞得更乱，许多问题混淆了是非，界限不清，因此，他认为整顿教育，首先要整顿思想。要正确理解和贯彻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教育方面的批示，在摸清情况、全面理解的基础上，首先要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一）为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主要抓三件事


第一件事，学习、总结。即组织教育部内各司局单位，结合总结工作，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指示。

周荣鑫及时传达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关于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个方面的批示，对电影《创业》的批示，对湘剧《园丁之歌》的赞扬，对知识分子问题所作“老九不能走”的指示，对“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斥责，等等；组织大家学习领会，认清当前的形势，明确政治方向和主要任务。周荣鑫还先后组织编辑了《周总理有关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和《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供内部学习，明确教育整顿的指导思想。

周荣鑫参加各个部门的学习、讨论，提出问题，启发思考，发表意见，引导总结。

5月7日上午，周荣鑫同教育部理论研究组同志谈话，指出“根本问题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弄清楚，政策才能掌握好”，提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对知识分子队伍到底怎么看？学校中的问题，关键在知识分子还是在领导？是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还是克服“读书做官”的观念？大学的任务是什么？能不能说只能从城市到农村，不能从农村来城市？等问题，要求讨论清楚。

六七月间，周荣鑫组织司局级于部学习班，学习中共中央5号、9号、12号、13号文件，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教育的论述和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结合学习，总结上半年的工作。他连续出席各司局的讨论会、汇报会，发表许多重要意见。7月3日，周荣鑫参加普通教育司小组讨论会，主要就中小学教育问题发表意见。

7月9日，周荣鑫出席计划司总结工作汇报会，在听汇报的时候不时插话，发表意见。7月10日，计划司工作会议在教育部三楼会议室继续进行。周荣鑫传达了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谈话，联系9号、12号、13号文件，讲了当前形势，指出这三个文件反映了当前形势大好，也反映了当前存在的问题o教育形势不能与当前形势分开，要好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7月23日，周荣鑫出席普教司学习汇报座谈会。传达了邓小平6月2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关于教育方面的一段谈话。他谆谆告勉大家：不要把教育看简单了，有一亿八千万。这不仅是个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不要轻视，不要不研究[1]。

７月24日，周荣鑫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釆访，谈国内国际的教育情况和如何做好对外宣传的问题。周荣鑫就知识分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文科与理科、理科与工科的区别，“社来社去”，考试等理论与实际问题，比较系统地发表了意见，指出要分清界限，完整准确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这次谈话的内容，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内发表的意见的综合。

周荣鑫参加了6月16日国务院召开的、讨论经济各部门的十年长远规划和五五计划工作务虚会。从7月17日起，增加文教科学规划小组，随后又分成文教和科学技术两个小组，周荣鑫为文教组召集人。参加文教组讨论的为六个部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体委、广播局、计划生育办公室。讨论以下共同性的问题：一、知识分子问题，二、方针政策界线，至、体制，四、上层建筑怎样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生产力发展。文教规划小组从7月19日至8月8日开会9次，出简报5期k。会议指出，“要从指导思想等方面，解决不少单位不敢提智育、文化，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忽视基础科学，以及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等倾向。”[1]

第二件事，座谈、讨论。即有计划地在教育界组织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就教育领域的重大是非问题交换意见，力求划清界限。

8月6日，周荣鑫出席北京部分中学领导干部座谈会并讲话，提出怎样适应新的变化，把教育革命搞好，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

8月9日上午、13日下午，周荣鑫在教育部三楼会议室主持座谈会，听取钢铁学院汇报，进行座谈。

8月23-30日，教育部召开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在23日座谈会开始时，周荣鑫着重讲了争夺青少年的斗争问题、文化教育问题、教师问题。27日下午，周荣鑫在小组讨论会上插话，分析应该怎样全面地完整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对“与十七年对着干”、“社来社去，厂来厂去”、“越办越往下”等当时流行的口号表示不能同意。30日上午，周荣鑫又在座谈会结束会上讲话。讲话中表明：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

9月15-23日，教育部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四省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研究城市教育中的一些问题。

10月4日，周荣鑫出席理科教育革命汇报会。在会上指出，要研究这几年问题是什么，历史和现状是什么，要追根穷源，把产生问题的根子找到。

10月20日，周荣鑫听取铁道部人事局同志汇报七所铁路高等学校接交及教育革命情况，发表长篇讲话。针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反对整顿的舆论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

10月24日，周荣鑫出席理科教育革命汇报会，在会上作了许多插话。强调小平同志的讲话要好好学，指出不能只讲形势大好，不讲形势逼人；不但要讲路线，还要讲方针、政策和方法；领导班子是关键，好多问题不出在教师身上，不要一批就批教师。

第三件事，办好刊物。即办好《教育革命通讯》，用以统一认识，引导教育整顿的进行。

周荣鑫非常重视舆论阵地。办好《教育革命通讯》，就是他亲自抓的一项重要工作。

《教育革命通讯》每一期的清样都送周荣鑫和李琦副部长审阅。为了在舆论上给教育整顿开路，《教育革命通讯》按周荣鑫的意图精心组织了两篇重要评论：《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第8期）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第10期）。强调要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上好政治课和社会主义文化课，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指出要重视基础理论课。反对单纯学理论和轻视理论学习的两种偏向。周荣鑫还亲自出题目，要求发几篇重视基础理论的文章，这就有了后来的《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等。这些文章和评论批评了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于代学”的实用主义货色。并指出，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2]

（二）在四个主要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周荣鑫在部内学习总结、教育界座谈讨论的谈话中，在指导《教育革命通讯》编发文章的谈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四个主要问题，大都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的角度，作深刻的分析，鲜明地表示了对“左”倾理论和做法的否定。

１.关于“两个估计”。

究竟怎样认识和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工作，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认定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教师队伍和建国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曾断言：“两个估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从文教阵地开刀，工人阶级所以开进学校的重要依据；是制定教育革命一系列方针、措施的重要前提。否认这‘两个估计’，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从根本上取消教育革命。”[3]而包含“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这就增加了否定它的难度。周荣鑫采取的基本办法是，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并不表示否定的态度，但对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搞出来的“两个估计”则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否定和批判“两个估计”，成为周荣鑫这一时期谈话的共同主题。

周荣鑫明确指出：简单地把知识分子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错误的。有人说17年培养的学生，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那就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厉害。10月4日和24日，他在关于理科教育革命汇报会上又一次说：有人讲17年培养的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这不全面吧！打击面太大了。有人讲学校里40岁左右的教师有权有势，这个打击面更大了。我们就是依靠他们。这是最不讲政策。“两个估计”要继续研究。“两个估计”讲清楚了没有？11月8日，他更概括说，“两个估计”实际上是一个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主要是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认为17年都是知识分子搞坏的。

周荣鑫还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看问题。他说：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一讲就讲两个，一个是17年，一个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不符合主席的方针？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呷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留情面地批评迟群，说迟群在朝阳居然说17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经济是个破坏；在清华大学还提出：知识分子是知识私有化、经营个体化、成果商品化。周荣鑫反问道：现在到底是“知识私有”还是“不学知识”？恩格斯曾经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对立的，在社会主（时期，是差别，并且还不能消灭这个差别，这个差别要在共产主义时期才能消灭。关于教师问题，周荣鑫说：一进教育的门槛就不行了，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要挂上“资产阶级”，不挂也要挂。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2.关于以学为主和如何看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问题。

10月20日，周荣鑫在听取铁道部人事局同志汇报七所铁路高等学校情况时指出：当前形势，就是要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和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统一起来，不能割裂开。我们现在有人把政治和经济、业务、技术总是割裂开。毛泽东一再教育，要讲对立统一，割裂开的思想不对，而现在有人就是搞形而上学。四个现代化需要培养有较高政治觉悟和较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将来要拖后腿的啊！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不能前进还不是“复旧”？科研不抓，理论不提，这样下去怎么行？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现在对以学为主都发生了怀疑，学校不以学为主，以什么为主？说无产阶级不要高度的文化水平，这也是错误的。毛主席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四个现代化也是体现高度的文化。他还批评说，甚至（有人）荒唐到说不要文化也一样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学文化。

8月23-30日，周荣鑫在囚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上讲了关于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文化教育、教师三个问题后指出，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文化知识。对青少年是争，不是整。首先要解决理想教育问题。学不学都上学，这不行。学生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认为“读书无用”，不想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学生中流传着“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都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干不干都吃饭”的顺口溜。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1972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周荣鑫进而分析说：1964年以后，毛主席对学校批评得很多，主要是批评学校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究竟要害是学文化还是理论脱离实际？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中贯穿了一个重点，就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反对脱离工农，反对的是“死读书”。现在批“智育第一”很起劲。毛主席（1971年）讲，七八岁起学外语，而且要有七个语种。到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周荣鑫还说：“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1]（P，474）

说到考试问题，他认为：也要一分为二，以学生为敌人是不对的，为什么不能文化考查？主席并没有否定考试，主席讲要考试，不要出偏题、怪题等。现在一批判，就摇摇摆摆，要花点功夫，把理论搞清楚。[4]

３.关于基础理论和理科教育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了反复的斗争。

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进行整顿的时候，就提出要改变教育界的许多极“左”观点和做法，做出一系列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理科教育的指示。但在当时，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把这些正确的主张诬蔑为“右倾回潮”而受到批判。

周荣鑫在1975年领导教育整顿时，同“四人帮”针锋相对，编印了《周总理有关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主要内容是1972年整顿期间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理科教育的谈话和批示（共14次）。以后又编印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供内部学习。

周荣鑫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做根据，说明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主席对李政道说，基础科学来自应用科学，又指导应用科学。总理也讲，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要在广大实验基础上，把科学理论向上提。总理特别抓了高能加速研究试验。又说：主席历来重视科学实验。现在看来不搞基础科学问题不大，十年八年就看出问题来了，国防、国民经济都要出问题。学文科，先到社会上接触两年再上大学，可以。理科、外语，年纪大了可不成啊！主席对文科、理工科的指示，是区别对待的。而我们执行时一刀切。k

在一次讲话中，周荣鑫指出：“过去搞理论——实践——理论是违反《实践论》的，是错误的，但是反过来实践——实践——实践也不行，也不符合《实践论》。学校要重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单纯学理论不对，但轻视学理论也不对，现在单纯学理论的不多，轻视理论是主要倾向，这两种倾向都要克服。”[2]十分明确地点出了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

４.关于“社来社去”与大学的培养目标问题。

“四人帮”及其亲信曲解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毛远新“推出”的朝阳农学院经验更把“社来社去”绝对化。周荣鑫无所畏惧地提出问题：“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千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1]（P，474）他对毛远新所在的辽宁省的做法很不满。他说，辽宁来电话，要求学生全部“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全部分配在省里，我答复不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电报，向计委要150名俄文翻译。我告诉计委，没有，都“社来社去”了。培养出来都“社来社去”，不给国家办事，行吗？都“社来社去”，教育部门也不好办，教师队伍的来源就成问题。[5]

与“社来祉去”相联系的是批“读书做官”，主张所谓“拆梯子”。周荣鑫说：“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对所谓“拆梯子”，周荣鑫指出，“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这里有个界限问题。是不是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只能从城市到农村，不能从农村到城市。这样成不成？在二十世纪内，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产量提高，农业人口相对减少。县社也要办工业。一再强调社来社去，其他部门需要怎么办？”[3]把当国家于部说成做官是错误的。脱离了现阶段的需要和可能来谈教育，很危险。在10月２０日谈话中，他对“拆梯子”的说法又作了进一步分析：有人认为学校是读书做官的梯子，说要“拆梯子”，大学生毕业后先下去劳动两年，然后提拔。他把当于部、当技术员都看成是“官”。这哪里是“拆梯子”，而是“搬梯子”，把“梯子”从学校搬到工厂、农村去了。他指出，好多问题带有方向性。不能什么口号都接受。

二、1975年9月以后：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

1975年9月，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教育也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重新确立教育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科学院工作。周荣鑫出席了这次会议。当场听取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的指示，研读了胡耀邦、胡乔木等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为完成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整顿的任务，周荣鑫决定学习科学院的办法，起草一个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提纲。报请中央批准后，以此来统一思想，指导教育整顿。他说：“教育战线问题成堆，不向中央领导汇报，这样下去很危险。”“这个提纲汇报后，送到主席那里，如能经中央批发下去，一系列工作也就可以跟上去了。”[4]

（一）《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经过

周荣鑫亲自领导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他在教育部内成立了一个起草小组，明确由野时负责《教育革命通讯》编辑工作的方玄初执笔。小组成立后，周荣鑫即向他们传达了邓小平9月26日在国务院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讲话，要求大家学习、领会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把邓小平的指示贯穿在汇报提纲之中。

起草小组处于半秘密状态。经过几吹讨论，确定要把毛泽东1957年关于“十年树人”的一段指示作为立论的基点。毛泽东在1957年曾经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内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庞大的技术队伍，百年树人，应该改为十年树人。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不成。无产阶级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理论队伍、专家队伍（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不行。”[5]《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要把毛主席的论述作为旗帜，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是教育上不去，就会拖后腿，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四个现代化的全部进程。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在周荣鑫直接指导下前后写了三稿。

10月8日，在第一吹研究《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时，周荣鑫说；“小平同志讲了两句话，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要看到逼人的一面，要头脑清醒；要端正路线，要有于劲搞四个现代化。”[5]25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对如何写好《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周荣鑫讲了意见。他说：汇报提纲的精神，“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来武装。”还说，“汇报提纲要写存在问题，把对立面的典型言论拿出来……把尖端拿出来，不能掩盖”，让人家一看就懂。他还说，“要扣住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写，这样可以省好多文章。把《纪要》重新改动一下，改掉林彪的东西。‘代中央拟个通知发下去，这就是教育上的宪法’。通知要写明‘不许整老师’、‘不能矛头向下’。”周荣鑫看过第一稿后，“要求在修改时针对偏差，正面讲清涉及面大、有普遍性的几个关系。并对起草者说：《纪要》里有对整顿教育有用的东西，还是讲了一些，文化学习’，”[3]（P，155）我们可以强调这些部分，打出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旗号，在教育整顿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O月23日，第二次研究《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时，周荣鑫要求，主要从正面阐述几个关系问题：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分数挂帅和必要的考试、智育第一和智育、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普及和提高、师道尊严和必要的组织纪律的关系等。一万面既全面讲清楚这几个关系，另一方面又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纠正排斥业务和不搞业务的倾向。《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还要专门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和整顿领导班子。此外，还汇报了高等院校下放后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6]

第二稿写好后，因为形势有了变化，没有立即送上去o周荣鑫交代起草人：修改《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时，要加强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第三稿便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但主要的思想内容没有变。11月12日，《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执笔人方玄初把稿子送给周荣鑫，同时写了一封短简。信中特别提到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教育战线形而上学错误的实质，一是要全面看问题，不能搞折衷主义。这也正是周荣鑫多次提醒大家注意的、教育整顿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二）《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共六个部分：一、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二、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的面前。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五、坚持两条腿走路，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六、整顿领导班子。k

第二部分中引用了毛泽东1957年的指示，从毛泽东提出的“十年树人”的任务，指出：“我们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题：要是教育上不去，就会拖后腿，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四个现代化的全部进程。”并作了具体的分析，郑重地提出，应当清醒地看到：（一）我们的教育改革还处在试验阶段，改革还不彻底，改革的成果还不巩固。（二）各类教育事业在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和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距很远。（三）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我们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对此缺乏认真研究，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存在不少片面性。所以，“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把教育整顿好”。

在第三部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中着重分析了当前教育改革试验中要着重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一）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二）“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的关系。（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四）普及和提高的关系。

此外，还要正确处理教员和学生的关系，划清“师道尊严”同正确教育和管理学生的界限，“管、卡、压”同执行正确的规章制度的界限。鼓励教员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部分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指出教师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主要原因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很好贯彻落实。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不加区别地把广大教员一律称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动不动就斥责教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要全面贯彻落实知识分于政策，善于团结教育他们，领导他们前进。建议明年召开一次全国先进教员大会。

在第五部分“坚持两条腿走路，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中指出，对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办好，不能偏废，不能把“一条腿”并人另“一条腿”。为了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少数院校可考虑改为中央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而以部门领导为主。

第六部分“整顿领导班子”，指出：搞好教育整顿，领导班子是关键。要改变相当一部分领导班子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软、懒、散”的情况。还指出，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要坚决克服形而上学，不能用一种片面性反对另一种片面性。在领导作风上，这几年有几种风不好：一是不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凭“风”办事，看“风”不看线；二是脱离群众，不深人教育革命第一线；三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听不得批评也不作自我批评。因此，各级教育部门（包括教育部在内）和高等院校领导，有必要开展一次整风。重点是思想整顿。同时要加强教育战线领导班子的组织建设。对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屡教不改的，尽快调离，对混进来的坏人，坚决清除。

（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厄运和周荣鑫的逝世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提出：如果同意以上汇报，可否将这个提纲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

可惜的是，《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十一月十日稿）》印出铅字稿的时候，清华大学已经在一个星期以前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送刘冰的信的严厉批评，一场以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特征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已经在那里掀起。11月8日，张春桥己经找周荣鑫谈话，责令其检查。紧接着，周荣鑫得到通知，要他于11月14日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批评。11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大字报，周荣鑫被公开点名批判。这个概括了教育整顿内容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还没有来得及上送，就被扼杀了。惟其如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没有很快被发现。张春桥等后来得知，看到这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恨恨地说：发现迟了，要不然，这就是第四株大毒草。此话说明，在张春桥的目中，《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同《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一样，都是击中“四人帮”要害的文件。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因没有暴露而一时避过了“反击”的锋头，但周荣鑫从1975年12月起即一直受到追查、批判，终至重病住院。但从1976年1月起，迟群一伙强令重病未愈的周荣鑫出院，接受追查、批斗达50余次。1976年4月12日上午，迟群一伙又开会批斗周荣鑫。直到周荣鑫当场昏厥，13日凌晨即不幸去世，年仅59岁，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周荣鑫为整顿教育劳心尽智，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所领导的1975年教育整顿，虽然中綴，但为后来教育界的拨乱反正，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起了先导作用。周荣鑫部长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尊敬。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476.

[2][N]．人民日报，1977-09-15（4）．

[3]张化．1973年教育界的斗争[A].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51-152.

[4][Z]．1975年12月25日《国内动态渭样》第262期．

[5]方玄初.《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A]．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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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周荣鑫：《在普教司学习汇报座谈会上的讲话》，（1975年7月23日下午）。

k本段以上内容据：1.《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的情况》；2.周荣鑫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记录，（1975年7月24日）

[2]此段资料据方玄初：《〈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第47页。

[3]参见《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6期“秦怀文”的文章。

[4]周荣鑫1975年7月9日在计划司总结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k周荣鑫1975年5月7日和理论研究组的谈话。

[5]周荣鑫1975年7月24日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6]据方玄初：《〈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第49-50页。

k《教育工作汇报提纲》（11月10日稿）存教育部档案处。本文叙述此件内容均据此稿。


来源:《邓小平与9175年整顿》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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