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康口述：陈国康先生（陈老头子）的文革资料收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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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巧合到圆满：陈国康先生（陈老头子）的文革资料收藏史

陈国康口述林升宝采访整理

我收藏了大量“文革”群众组织出版的报纸和传单资料，粗略计算有1297种、2781份（册），大部分是上海出的，最主要是在1966年8月到1967年9月收集的，2005年到2009年又补充了不少。这些资料现在已很少见，不少已成孤品。我能收集到这些资料很不容易，这里面有几个巧合促成这些资料的收集。

第一个巧合是时间上的巧合。从1966年初到1967年年底，我因为身体不好，正巧在家休养，属社会青年，我就有了收集这些东西的时间。那时，我每天从家里出发，先到浙江路，再到南京路，再从南京路到西藏路，然后从西藏路回到家里，路程大约500米，每越总能带回不少小报、传单。我就在家里一点一点的看。

第二个巧合是空间上的巧合。当时我的家就在南京路边上，占有地理优势。南京路是上海的商业中心，“文化大革命”时期，那里就成了一个政治中心。上海凡有风吹草动，那里马上就会有所反应。大串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到上海，一定会到南京路散发宣传品。上海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也一定会到南京路造声势。一些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就会带很多传单和报纸到南京路来散发、张贴。当时，在南京路两边，从外滩到国际饭店所有的橱窗和墙面，都贴满了大字报，空中还不时有传单散落，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大字报上再贴大字报，不断更新。有一次，我看到有人从橱窗上撕下来的大字报，都有一寸左右厚。因为我的家就在南京路的边上，所以社会上一有什么动静我马上就知道了，我就会跑去看热闹，回来的时候总能捧回不少小报、传单。

第三个巧合是出身的巧合。我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因为我的这个出身不属于红五类，不能参加工厂的造反，只能是旁观。如果我介入进去，在“文单”中投入了这个运动，大概就没有时间去收集这些东西了。

我当时收集这些东西，一是靠向人要、二是靠地上练，三是靠空中抓。刚开始我收那些小报和传单都是不要钱的，因为当时革命的宣传品，是不作兴用钱买的，况且，他们印这些报纸、传单的费用都是国家出的，也没有成本。免费的宣传品给我的收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有一份1966年9月1号出版的北京《红卫兵报》，就是北京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在马路上散发的。几个月以后报纸就要买钱了，价格一般是二到三分钱。

记得收集这些传单还起过一定的作用。因为出身不好，家被抄了。当时我们里弄都是独懂独户，住的都是一些开厂、开店，还有医生、画家等一类的住户，估计有一半住户被抄过家。抄家后接着就是批斗，在批斗的过程中红卫兵叫我们子女去看，接受教育。有些红卫兵批斗动作有点大，我当时年轻气盛，就跟他们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我找出来一份“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传单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以后，还真的起了作用，批斗的动作客气了不少，强按下晚的动作也没有了。

我这个人喜欢看书，抄家以后书全都抄走了。没东西可以看，我就看马路上的大字报，看传单、小报。不管是什么传单、小报，我都看，凡是可以带的我都带到家里看。看的目的，一是要了解当时的形势，了解“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情况；二是关心自己的命运，从中了解当时对我们这类人的政策。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所以我非得关心不可。

由于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上海发生的几个大事件，我或多或少都有幸目脂。像红卫兵在南京路“破四旧”、关于“老子、儿子”对联的辩论、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红三司”静坐公安局、“支联站”在人民广场召开支联大会，我都看到过。《解放日报》事件时，我看到“红革会”的人在《解放日报》社阳台上，把《红卫战报》从阳台上活下来，下面的游行人群检到后却把它撕掉。“支联站”在人民广场开支联大会是1967年的夏天。那年夏天天气很热，我居住的周围，不管老的小的，吃完晚饭，洗完澡，就拿着一张小极凳和一把扇子赶去人民广场听支联站的辩论会。那时陈卜昌有辆小卡车，上面装着喇叭，天天来宣传。陈下昌这个人的口才很好。打“联司”也是从人民广场出发的，我看到不少喊着口号的队伍，有些人还拿着长矛等武器，向人民广场聚集，居民都很紧张。

我这样陆陆续续地收集“文革”资料，看了以后就放在边上。我有一个竹子做的书架，抄家以后书没有了，我就用来放报纸、传单。我的住房当时只有七个平方，收的多了，家里就发生矛盾，要我把这些东西当废纸卖了，可是我哪里舍得响，辛辛苦苦收集，已成了爱好。就这样我在最乱的两年收集了很多这类东西，内中有不少重要的资料，现在已很少见了。当时没有集报这个概念，我收集这类东西只作为兴趣爱好。当时有这种爱好的人不少，上海南京路老杂技场边空地，有个交换报纸的集市，每天有几十人在那里交换报纸，我也常去。

一直到了1967年年底，我开始上班，就没有时间去收集这些东西了。经过“联司”武斗后，这类东西也少了。上班后，我就把我收集的东西整理一下，也没有什么标准，我个人认为好的就放在一起，不怎么好的就放在另外一边。好的那堆分大小装订成册，装订了好几本。当时我住处底层是个印刷广，他们印白猫牌洗衣粉的塑料袋。我就向他们要了塑料袋半成品，把装订好的那些东西卷起来放到塑料袋里面，两头给封扎了，放到走廊的桐板上，以后也就忘了，一放就放了三十多年。我认为不好的那堆资料，本来打算有空了再整理，结果被我老婆大扫除，卖到废品回收站去了。

上班后，我一门心思在厂里面工作。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是虹口区最大的工厂，也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食品厂。它专门生产冷饮、罐头、糖果、巧克力、威化饼干等。这个广当时是上海造反派最想要控制的工厂之一。造反派最想要控制的工厂，一个是手表厂，一个是自行车厂，还有一个就是食品广，因为这些广生产的产品都是热门货。自行车厂、手表厂产量少，而我们食品厂的东西就太多了，只要当权领导签个条子，东西就一箱一箱地往厂外运，马振龙常来我厂。王洪文在北京常把上海生产的东西送人，拉关系，里面就有罐头、酒心巧克力等，这些都是我们厂生产的。所以哪一派都想夺得我们厂的权，作为他们一个食品供应点。为夺权两派就武斗，一武斗我们就停产了。这两派我一派也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是因为我自知出身不好，敬而远之，没有被波及。所以，以后的一连串运动，像“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都同我无关。当时两派互相乱拟，拟出人数很多，而一旦被拟出来，必被抄家，抄家的内容之一就是书信，小报、传单这类东西也是重点，都要被抄走的。

记得1969年前后，上头有一个通知，规定职工要把家里面所有的非正规出版物，如小报等这些东西全部交出来。同事都知道我有这类东西，但我没敢交，不是故意不交，而是我的东西太多，内中有各类小报、传单，许多是已失势组织印发的刊物。当时我们厂里分两派，一派是工总司虹口区联络站，另一派是工总司轻工业局联络站，他们两派还在派斗，我收集的报纸里面两派的宣传品都有，我要是交上去，追究起收藏这些东西的动机、目的，那就麻烦了。而且，我认为这些东西产生于一个很反常的时期，很有历史价值，应该保存下来，所以我不敢也不愿交出去。好在我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好，也就没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文革”小报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遗留的不多，就是因为绝大部分在抄家、上缴过程中被销毁了，而我却有幸保存了下来。

还有一次更惊险，那是在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总理去世后社会上就传什么“总理遗属”等小道消息，还有“陈毅诗词”的手抄本。当时人们都关心国家大事，而且文化生活很枯燥，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陈毅是上海的老市长，上海人民对他评价很高，很尊敬他，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上海的老百姓都很同情他。“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一本《陈毅话陈毅》的油印小册子，流传很广，内容是陈毅的语录。陈毅进世以后，还流传过手抄本《陈毅诗词》。后来有个同事借到一本，我们机修部门生产任务比较空，就借来转抄，几个人分页抄，抄好以后就装订，这样每人可分得一本。我们还没抄好的时候，追查政治谣言的运动就开始了，各个单位都在搞，要追查。我们抄《陈毅诗词》是很公开的，很快被查到了。就谈话、写交代，我谈了几次就没事了，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个老广东，他的老要在香港，属有海外关系，就不好了，就有人到他家里去“清理”，把他所有书面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小报。过了没有多少时间，“四人帮”被打倒，没多久，保卫科叫我过去，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警察找我，他通知我，因为抄《陈毅诗词》，公安局已经立案，现在要撤消，要把上缴的《陈毅诗词》和检查还给我，问我还要不要。我没有要，他说就帮我销毁了。我自己还留有两本，这两本现在同其他资料一起送给了复旦。我真的不知已被立案，好在“四人帮”及时打倒，否则随着追查深入，我的那些东西也就保不住了。

我在厂里工作一直非常忙，把这些报纸的事情忘记了，一直到退休以后，才想起保存的报纸。久别重逢，动了感情，于是花了两年时间，把装订的报纸，一张一张给它拆开，学电脑，进行分类、编号、拍照、做目录，设计报夹逐张收藏，最后清点，里面有小报三百多种，七百多份，还有一包传单未计在内。

之后我就考虑这些东西怎么办。我想这些东西就是历史，我人老了，东西不能庵没掉。放在家里也不好，家里没人感兴趣。我在网上留意集报方面的消息，结果发现这方面的东西很少，没有我的珍贵。2004年的时候，我到档案馆、图书馆等地方去查这方面资料库存的情况，了解我收集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结果一查，他们那里的东西很少，还不如我多。我就发邮件到档案馆、图书馆，打算捐赠，但都没回音。

2005年我找到中国报业协会的集报分会，会长姓罗，是《人民日报》的老编辑、老记者，离休老干部。我跟他们联系，并把我自已编的目录还有部分照片寄给他们。他们很重视，说我的收藏很珍责，在北京能排前三，希望我能够到北京来开报展。2005年9月，在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的主持下，我在北京开了一个“陈国康精品报展”，其实是全国首次“文革”报展。开幕的时候来了六十几个资深老报友，不少是从外地赶来的，还开了个研讨会，在会上会长和报友特地跟我讲，叫我好好保存，不要把这些报纸散失掉，不要外流。他还讲现在北京有很多外国人在收这些报纸，准备把它弄到国外去。在我的留言薄里面有一个老报友也特地留言：“愿文革资料留在国内，不要流失国外，为创建文革展览馆作贡献。他们的时属，我一直记在心中，希望“文革”博物馆能早日建立，使我的收藏有个归宿。

我的这些收藏，是想为后人提供点研究资料，但要使研究者知道我的收藏，必须广而告之，我就学写博客，希望通过写博客来做我的收藏“广告”，并以此找到一个能保存、研究这些资料的可靠机构。2006年4月，我在新浪网开博，头一篇上去，可能是有“文革”的内容，一上去就删了。我又找了人民网，开了个“陈老头子的集藏博客”，专门写“文革”报纸的历史故事，三年多来，我累计写博文二百多篇，没一篇被删。我还被评为2007年度“《人民网》十大魅力男博”。《人民网》开博有四万多个，共评出十个“优秀”，二十个“魅力”，三十人中我年龄最大，学历最低，能评上也不容易。我明白，能评为“魅力”，在子我拥有资料的优势，看图说报，以报说事，实实在在评说“文革”，使人对“文革”有了新认识。例如我有篇博文写张春桥在“积代会”上的31句口号，发表没多久点击率就五千多，这让我觉得人们还是很想了解“文革”这段历史的。

我写博的目的，是要通过介绍我收藏的“文革”资料，把信息传出去，引起“文革”史研究者注意。很快，有不少“文革”研究者联系到我，跟我交流心得，寻找相关资料，他们都感到现在能找到研究这段历史的原始资料太少。同他们的交流，我是有原则的，我的收藏，研究者要参考可以，倒贴复印、邮寄也可以，但不外流，不卖钱。有人要我查找相关资料，我先问清楚他们的身份，外国人免谈。写博过程中，我结交了一些研究者，成了好朋友，我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他们也送我不少珍贵的收藏。

我在写博客的过程中，还关注网上“文革”资料的消息，见到有用的，尽量收入。我还认识一个“文革”资料经营者，他的东西大部分来自废品回收站，经整理后，再放到网上卖。我的《工人造反报》原先只有开头的四十几份，我有一次去他家，发现他那里有很多《工人造反报》，都是后期的，一次就收进了近四百份，为以后补全这套报纸，打下了基础。

说起这套《工人造反报》，还有个红烧头尾的故事。它的创刊号和第445期终刊号，可能是一个出得早，一个出得少，都很少见。创刊号是我原有的，记得是1966年年末，有两个人在南京路上贴报，我向他们讨一份，不肯，我就帮他们刷摇糊，从时装公司刷到国际饭店，最后一张他们就送给我了，这样使我得了一份《工人造反报》创刊号。而445期终刊号，就是从那个报纸经营者那里得到的。当时他给我的只到444期，我说后面应该还有一份，他说有几份有破损，扔到场圾桶里了，我就叫他拿回来，我拿来一看，其中刚好有份445期终刊号，那份报就少了一个角，里面为什么要停刊的内容都有。

就这样，在两三年之内我着重找与上海“文革”有关的报纸，收获很多，使我的收藏快速增长。去年年底至今，好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价钱也直线上升，以后再找就难了。

我原以为原有的一大包遗留的油印传单会很不起眼，但着手整理后我感觉到，油印传单内容很丰富，有不少珍贵资料，引起了我的重视。一次偶然机会，我一次收到了十五本机床厂的传单集，内容很多。报纸上是没有的。

收集过程有辛苦，也有开心事，最开心有如下几例：

一、集报协会的报友都不看好的《工人造反报》，他们认为太多太杂很难收完整，但是被我收齐，还发现第215期有两个版本，可能是存世最完整的一套了，我很得意。

二、我看到“文革”研究专家金大陆先生的《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使我对复旦的“文革”资料留了意。当得知在北京相识的重庆报友，有整套《新复旦》、《复且战报》时，立刻与他联系，在我再三尽求下，朋友忍痛割爱。寄来一看，四个合订本，还是复旦的原物。现在回归复旦，算是我长期学习金先生著作的回报。

三、在报友的交流中，我用一份1966年《南通日报》“我国发射核武器成功”的号外，换到“文革报大王”《新北大》创刊号，据北京报友说：这是全国现世的第二份。我同报友各取所需，皆大欢喜，这是我集报过程中一次最满意的成绩

四、在网上见到有“文革歌曲一堆”拍卖，我很顺利就拍下了，这个“一堆”，其实是东北一个县文化馆在“文革”开始就收集的歌曲散负组成的《毛主席方罗歌曲集》，绝大部分是油印、手写、原创的，跨时十年，从《鬼见慈》到《批林批孔》都有，至少有歌曲347首，很少重复，是研究“文革”歌曲的难得资料。这是我最意外的收获。

收集“文革”资料需要学习，要了解这些报纸的来龙去脉，这里必须提到全大陆先生，他的《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使我开了跨，还有《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建立和撤消》《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等论文，我都学习过，对我的收集和整理文革资料，写博文介绍这些资料，帮助极大。

至于想给这些资料找个好的归宿，等建成“文革”博物馆也难，直是我的心病。所以当上海社科院历更所金大陆先生特地来访时，我知道“写博广告法”成功了，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了。金先生本是“文单”专家，资料专业对口，他又是我的“心中偶像”，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收藏资料交给历史研究所保存、研究。而金教授考虑的是，怎样使这些资料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他认为这些资料，放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更多，保存的条件更好，研究更方便，收效会更大，况且复旦大学历史系有金光耀、冯才等教授积极推进“文革”史的研究，这使我很感动，并与复旦协商要当，待整理完毕后，复制一套给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留存。近半年来，复旦历史系投入两位教授、八位研究生，启动大型地图扫描仪整理、编目，已基本完成“文革资料库”的筹备工作。想要我的收藏的机构或个人也有，而考虑到这套资料能留在上海，要善保存，充分利用、研究，是我最满意的。我内心里很感谢金大陆、金光耀这“两位金教授”。

在金大陆教授的筹划下，复旦历史系金光耀、冯薇才教授与我详细商谈了在复旦建立“文革研究资料库”的计划，这正是我梦麻以求的理想，心甘情愿为此出一份力。2010年2月4日，立春，是个好日子。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第19楼，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了“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捐赠仪式”。陈国康，就是本老头子。那天，金光耀教授主持了会议，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章清教授代表校方向我颁发了捐赠证书和纪念奖牌，还有一笔不菲的奖全，使这个老头子很不好意思。

陈国康先生文革报刊资料指赠纪念

义大票历变学

章清教授说哈佛、斯坦福等大学的历史学科为什么有名，资料建设工作做得好，是重要的原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徐建刚副主任也到场税货。还有文革史研究工作者季逊也出席了会议。大家对我捐赠这些文革报刊资料高度赞赏，认为是对深入研究文革史作出了贡献。记得半年前，金光耀教授曾带我参观过复旦历史系的资料室，那里窗明几净，设备齐全，一群群的年轻学子在刻苦攻读。想到我多年收藏的宝贝，终于找到了好要家，欢欢喜喜地出嫁了，我真的很高兴。所以，当看到朋友们的祝贺：“热烈祝贺陈老头子联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诺贤达完成大功德一件！恭祝为人民再立新功！时，我心里乐开了花。回想这些“文革”资料，从收集起始，至在复旦建立“文革研究资料库”，四十多年曲曲折折，终于大团圆。我想这过程，必将成为后人研究“文革”的一则佳话。

史料重在利用，从中了解来路的曲折，以利于前途的顺畅。十年“文革”，涡国欢民。现在看一些现象，我有些看不懂了。否定“文革”早有定论，现在却有人说要再来一次。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不了解“文革”，也不懂“文革”。所以我通过写博客，就是以当时的报纸说事，看图说报，以报说事，都是有凭有据。现有的一些“文革”史研究，还是浮在上层，线条太粗。这主要在于许多研究者，很难找到原始资料，所以挖掘这些遗存的资料很重要。

我只是一个有心的集藏者，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感到一身轻松，觉得很欣慰。期待复旦的“文革研究资料库”，不断壮大，向社会开放，为研究者服务，建成中国的“文革资料研究中心”，功德大圆满。

口述者简介：陈国康，男，1943年出生，原上海益明食品一厂职工

采访者简介：林升宝，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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