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秋：我所领悟的北大社会学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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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 | 我所领悟的北大社会学定性研究

学人简介

刘亚秋，黑龙江省龙江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社区发展研究室研究员。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王汉生教授指导下先后获学士学位（1999年）、硕士学位（2002年）。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记忆、口述史、知青史、社区研究。代表作有：《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商务印书馆）、《口述、记忆与主体性：社会学的人文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1995年7月我从黑龙江省龙江县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算起来都过去26年的时间了，这也是我初识社会学的年头。听起来似乎很久远，但很多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依然鲜活有力。

这26年来，我由最初懵懂不知“社会学是什么”的年轻人，现在也算是社会学界中的一个从业者了。中间经历了青年到中年的各种人生转折，包括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子，也包括在职攻读博士、转换工作岗位，以及我最敬爱的老师王汉生先生的离世……说起来，伴随我的唯一不变的就是“社会学”这个学科了，以及如影随形的，对北大社会学系的这份特殊情感。

记得当年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看到“社会学系”时，我茫然无措。后来父亲替我在辞海中翻到了这个词条，记得其中有“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说法。父亲对我说，“这个系还不错”。这个词条的社会学定义对我来说却是那么的抽象。在北大社会学系真诚地努力学习了7年后，我对社会学有了切身的理解，但似乎还是很懵懂，因为还不能立下以社会学为业的志向，甚至还有些害怕以学术为业。那个时代的人都比较晚熟。硕士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继续深造，也没有选择去科研机构。说起来，近几年我才转入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前似乎一直是一个业余选手的身份，做起研究来不免常有身心疲惫之感。听起来有些坎坷，不过能以社会学研究作为立身之本，也是我亲历社会和生活后发自内心的选择。2002年我硕士毕业之际，我的导师王汉生先生希望我能继续攻读博士，她认为我比较适合科研和教学工作。但当时由于我对生活和社会的懵懂无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源自内心对未来的恐惧，让我“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社会。我走了一条兜兜转转的路，现在也算是完成了王老师对我的最初期待吧。

由于在杂志社工作过的关系，我一直对中国社会学史保持一份职业般的敏感。近来也在琢磨北大社会学系所蕴含的社会学学科底蕴到底是什么？她给学生留下的是什么？凭直观的感受，我认为还是一种从燕京学派延续下来的实地研究传统，更具体地说，就是由吴文藻先生开创、费孝通先生等践行的“以实地研究始，而以实地研究终；理论必须根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传统。

在北大社会学系的7年，我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想是对定性研究的深刻体会。在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是不分家的，这一学术定位对北大社会学的定性研究影响极大。我在本科的人类学课程由王汉生老师讲授。她讲过，人类学家通过对一个社区的育儿方式的研究，去考察社区文化，这个方法十分巧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王老师在课堂上还讲过布迪厄的“区隔”（distinction）、品味（taste）等概念，加上她当时提到的案例，场景十分鲜活，不仅深刻，而且可感。我想这应该就是教学上的极高境界吧。王老师的教学方式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思考，更有实践经验，我个人认为，这就是社会学强调的“经验感”，更是社会学特有的醇厚味道。它能传递给懵懂的学生，全靠老师极高的洞察力，以及对社会学的全般的热忱，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悉心栽培。王老师就是这样的好老师。在硕士毕业后，我还不断去找王老师请教问题，她曾热切建议我从知青记忆角度，以“层层剥笋”的方式，去探索“记忆是什么”这一形而上的问题。她还给我讲述了一位当代法国学者通过调研去医院人工流产的人，以实地研究的方式回答了“生命是什么”这个形而上的问题。王老师还将其中的研究过程告诉了我，我印象最深的是研究者阅读了200余本参考文献！我们谈话的场景就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在我的脑海中随着岁月流逝不断扎根生芽。可惜的是，至今我仍然未能完成老师的这个期待。

王老师教给我的定性研究，我想应该是一种“层层剥笋”、不断深入事情本质的科学方法。我的本科论文《生命历程理论综述》（1999）和硕士论文《“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2002）都是在王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本科的论文题目也是为了完成后来的知青研究而做。因为在本科毕业前夕，我就有幸定下来读王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也定下来硕士期间研究知青群体。现在想起来，那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每天往返于教室、食堂、宿舍之间，心里有光、脚底带风。在写作本科论文阶段，王老师对我的指导也让我如沐春风。我的一外是俄语，二外英语一直处于水平不足、自信不满的状态，王老师鼓励我阅读英文文献，论文初步完成后王老师还提议我拿给李猛老师看。李猛老师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在那个时代，北大的社会学传统，一方面是积极的社会调查，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理论有一种积极的保护和培植。尤其对于青年学生，可以说我们对理论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和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理论可以带给我们洞见，让我们理解看似枯燥的日常生活，更可以为生活增添一抹靓丽的色彩。感谢王老师和李猛老师的指导，我的本科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硕士论文的资料来自对北京知青的田野调查，大部分是和96级师弟孙秀林，师妹梁克、黄玉琴一起入户调查完成的。王老师也曾和我们一起做过至少3个重要的知青访谈，包括对杨善华老师、程为敏老师的访谈。王老师也是知青，她是老三届中的“老高二”，毕业于清华附中，她后来到延安下乡。让人痛心的是，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我也未能对王老师做一次完整的知青经历访谈。2015年8月13日，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王汉生先生猝然离世，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现在想起来，我们听到的只是她对知青经历的态度和观点。旁听王老师和杨老师、程老师的对谈，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我想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来自王老师和这两位老师的对谈，尤其是来自王老师和程老师的对谈。这就是知青们下乡经历坎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知青经历未能对之后的职业生涯有任何帮助，可是为什么大多数知青都说不后悔？在回答这一悖论问题时，于我而言是一个身心痛苦的过程。记得不断找王老师讨论思路时，王老师总是追问我“so what ”（这又能怎么样呢）。说起来有点惭愧，我当时脑力和体力上都有点不堪重负，也还生了一场小病，就是发热躺了几天。但这来自灵魂深处的追问，应该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在王老师的指引下，我去阅读了许子东对“文革”小说的最新研究，以及梁晓声的小说。现在想来，在王老师科学思维的深处，她对哲学和文学的态度也是包容、不排斥的。记得毕业后有一次我去找她，谈到酣处，我斗胆和她说，“我还是喜欢人文取向的，喜欢小说、喜欢文学！”王老师也热切地回应说，“老师也是很喜欢这些啊”。让我惊喜。据我所知，王老师对哲学等人文学科从小就有一种偏爱。我想正是因为如此，王老师在我的硕士论文中，才会容忍我对梁晓声小说的大段引用，甚至对小说的分析构成了论文的一个章节她也从未提出异议。当时的我太过于迟钝，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源自王老师的厚爱和宽容，更为重要的是王老师的学养、眼界和格局。每每念及此，想到自己未能完成“记忆是什么”的实地研究，心中就有一股隐隐的痛。是遗憾，更是痛失的感觉，当机缘不再，“再续前缘”似乎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了。

北京大学的定性研究氛围是一个给养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当时我的硕士论文的模板是方慧容师姐的《“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1997）。这是1990年代中期，孙立平老师带领一批青年老师和学生共同推动的土改口述史项目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是方师姐的硕士毕业论文。我被她论文中的丰富田野，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学叙事所震撼，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她提出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概念——“无事件境”，方师姐的论文在史学界也曾引起关注。她的论文在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孙老师开始口述史项目时，我还在读本科，不过也能有幸旁听孙老师组织的口述史读书会，也能分享到他们的最新翻译成果，以及他们的讨论。我被他们的神采飞扬和学术热忱所打动。当时系里有系刊《五音》，还有一本非正式刊物《社会理论论坛》，上面有李猛、李康老师等的文章，也有口述史最新翻译成果。我对社会学的朴素热爱，应该是从这里起步。在读研究生时，西方社会理论课由李猛老师讲授，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把理论读“活”了：理论不再是一个个教科书或考试卷中的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它是“活”的，它活在现实中，活在我所热爱的电影和文学中。在李猛老师的课上，我写了一篇文章《西方社会理论中的主体形象》，有幸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上。李猛老师给了一个不错的分数，但事实上与老师的期待应该有很大的距离。我后来想到，自己不是那种读书很多的人，或者说是抽象思维能力并不很强的人，导致读书速度不快，不能快速进入到别人的抽象理论中，而过于依赖感性或自己的体验，但现在想来，我的方式或者也是另一种存在，也是值得践行的学术研究之路。给我影响最大的社会理论方面的书是李猛、李康老师翻译的布迪厄和华康德的对谈（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以及杨善华老师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1999），涉及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福柯的微观权力说，等等，这些都是我的热爱。

我是带着这些背景知识进入田野的。我的硕士论文也自觉以深度访谈（也可以称之为口述史）为方法去获取资料，前后访谈了约20位知青，历时2-3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现在想来，其实这些资料就是他们的生命史，过往岁月中有他们的热爱，也有他们的遗憾，痛苦快乐都在其中。也只有在研究者自己亲历了岁月之后，才会更真切理解他们的人生，但当时的自己涉世未深，所完成的论文也仅是一个阶段的训练成果。王老师的科学思维在其中发挥了引导作用，我自己的感性思考也不时闪现补充。这也给王老师指导我的论文带来了麻烦，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师说，“我们写论文都是先有一个逻辑框架，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写，可你的是一切东西都有了，但它是‘堆’在那里的，框架什么的都没有。”也就是，我写的东西需要事后清理逻辑什么的。王老师还有些遗憾地说，“当时你的本科论文以调查为基础去写就好了”。我的本科论文相当于写了一个生命历程理论综述，并不是基于调查，而是基于文献，导致基于调查的论文训练在硕士阶段才开始。大概这就是我当时被老师不断追问、自己有些不堪重负的原因所在。我的毕业论文《“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的逻辑清理过程，王老师费了很大的劲儿，我自己也在其中信心不足。后来与王老师再次聊起这些时，先自我批评了一番，但老师给我的是鼓励的评价，她说我悟性很好。听到这些，在高兴之余，更多的是感动。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王老师给了我极大的空间，包括我的田野、选题，以及我的写作方式。我迄今仍然记忆清晰的是，王老师说，“老师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东西”。想到这里，我体会到了最深厚的情感，那是一种极为深沉的爱，如同宇宙间的那些伟大的存在，光如日月、巍如山斗。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也尽在其中，那是一代代北大人的坚守，也传递给了她的学生。

在我看来，北大社会学系的定性传统，一方面是对社会理论的精心培植和养护，另一方面是带领学生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调查。我在学校时多次参与社会调研，本科时去大连做残障人士的田野调查、广东肇庆的土地制度调查，读研时对长春、北京的下岗工人做调研，还曾在北京走街串巷深入菜市场做流动农民工调查、去工厂的生产线做工人调查，还曾深入四合院社区以及商品房小区做调研，其中有访谈法，也有入户问卷法，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曾和同学一起录入问卷数据，也曾摆弄自己一直无法喜欢上的统计软件。可以说各种方法也都尝试过和学习过。如此训练下来，培养了一种不怵田野、不怵与陌生人沟通的能力。记得一位同班同学曾提起上大学之前，也是不知道社会学是什么，于是家人请教了一位社会学系的老师，据说该老师的回答是：“不好回答社会学是什么，但我敢保证，您的孩子学完社会学，很容易拿着一份问卷，站在大街上与陌生人进行很自然的沟通。”确实如此！我认为，学过社会学的人，都具备了这份能力。这是社会学专业给我们带来的，它也是社会学的底蕴——田野调查的精神。我们社会学的天然优势，就是去“阅读社会”这本大书，而不是仅仅向书本求得知识。这就是早年吴文藻先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倡导的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他的学生费孝通先生是践行这一理念的经典人物，更是我们社会学人学习的榜样，他从事的社会调查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之中，也融入中国社会学的血液之中。例如大瑶山的社会调研，这是费先生第一次阅读社会这本书时所经受的考验——他的新婚妻子王同惠先生为社会学献出了生命，但这就是田野调查的精神：不畏艰险，从实求知。它也饱含一种使命感的召唤，鼓励我们后人更好地建设中国社会学。

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后，1982年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遥望1922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传统，今天的社会学发展有薪火相承之意。我入校的1995年，当是社会学恢复重建的早期阶段，当时社会学系师生间有如父子，至今想来，依然能感受到老师们对学生的如慈父般的呵护和期待，有很多温暖的瞬间永远烙印在心头。我在北大社会学系习得的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是用来阅读社会的一个方法，事实上就是田野调查的一个方面。我们看到，恢复重建的北大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贡献了自己的积极力量。就我所知，孙立平老师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2002）的提出，就基于1990年代中期他主持的口述史项目的方法论的总结；杨善华老师提出的“社会底蕴”（2015）概念，也是基于他长期的农村社会田野。这些都成为极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是阅读中国社会这本书的基础性概念。值得我们后辈不断努力学习。

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后，经历了一个学科化、规范化的过程。如今回望过去，似乎还需走回吴文藻、费孝通等提倡的整全的社会研究传统，因为对一个社会问题的理解，向来不仅仅局限在一个情境中。定性研究给予我们的其实就是一个整全的思路。但是研究者稍有不慎，就容易流于表面的常识。阅读社会这本书，需要极高的学养和眼界，它需要人生与社会之间的不断对话，需要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共鸣和共情，然后研究者再走出来，获得对社会和自我的认识，以位育社会和人生。我很赞同深受孙立平老师口述史研究传统影响的应星老师的说法：定性研究是一门处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技艺。其实它就是一门手艺。它是科学，同时也是艺术。

我进入社会学的门，如果从1995年算起，迄今已有26年；从事社会学这一职业，从2002年进入杂志社做社会学编辑算起，也有近20年的时间了。如今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做好定性研究是我一生的功课。北大社会学系的学习生活是我的起步，它太重要了，这不仅是一个奠定学术基础的问题，还成为我的人生底蕴。其实，学术研究是一项非常个性化的工作，它的本质毕竟还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生，做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研究，所谓学术人生、道德文章，诚哉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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