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晓庆 概念与革命：一项拓扑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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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革命：一项拓扑式分析  

阮晓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澎湃新闻 2023-05-13

阿甘本在《万物的签名：论方法》一书中提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哲人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o）在他的《论万物的本质》第九章即“自然物的签名”中论及“签名”问题，帕拉塞尔苏斯称“万物承担着一个记号（segno），它显示并揭露了其不可见的性质”，而作为“记号”载体的“签名”，它是“一门让隐藏之物得以发现的科学，并且，没有这样的艺术，任何深刻的东西都无法完成”。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二）》中亦指出，“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它通过这份时间的清单而被托付给赎救”。无论是“签名”抑或是“清单”，它是让那些“隐藏之物”或者分属“过去”的事物得以呈现或者标识。也就是说，万物得以被认识，离不开“签名”；历史得以被揭示，离不开“清单”。如果借用帕拉塞尔苏斯和本雅明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概念”同样具备着“签名”与“清单”的属性。这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既已成为“过去”，而被视为“过去”的内容，实际是一种“隐藏之物”，故此，“概念”，则成为进入“过去”，揭示“隐藏之物”的重要线索。换言之，通过“概念”探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揭示其或显或隐，或实或虚的面相，就成为一种或可期许的路径。本文是在整理2023年4月29日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第二届“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圆桌会议上各位专家学者发言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有限的阅读经验，略谈一点有关概念与革命之关系的心得体会。

一、概念史：理解近代中国革命的“抓手”

无论是关于中华民国史的讨论，抑或是将阐释对象聚集于特定的主题即中国革命，学界同人多从政治经济思想维度出发，对其内容进行重新厘定、梳理及探索。在此基础上，近些年来，随着新文化史、新社会史以及新革命史的提倡，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视野，无疑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在如是背景之下，概念史作为中国革命的新式阐释路径，同样引起诸多学人的关注。左玉河教授指出：

我们要研究中国革命，但是我们是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研究，从概念切入，通过分析这个概念来加深、升华我们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认识。

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的开篇即表示，“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而此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二十世纪的近代中国。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讲，亦可被视为战争与革命塑造的产物。对此，王奇生教授即指出，“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适合。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问题在于，革命尽管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但其自身所折射的或者内聚的意涵，并非“不言自明”，革命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歧性特征，何以能够借助概念史的研究路径加以揭示，或者说，概念史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成为革命实质呈现的工具，这一点，无疑需要加以说明。

科塞勒克

德国概念史领军人物科塞勒克在领衔编纂《历史的基本概念》当中，就从如下认识论前提出发，即“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而在其另一篇文章《“社会史”与“概念史”》中又指出，“真实发生的历史与其语言性工具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尽管“没有‘言说’，‘历史’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历史’绝不等同于‘言说’，并且也不能化约为‘言说’”。从前一论述来看，科塞勒克关于历史的论述，似乎存在化约性成分，甚至有着本质化理解的倾向；但若对照后一论述，即“‘历史’绝不等同于‘言说’”，不能“化约为‘言说’”，实际上是对前一论述的纠偏或者说补充说明。换言之，如果按照阿格尼斯·赫勒在《脱节时代》一书中讲的，由于“历史的真实就是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揭示，那么，将历史视为“概念”的“沉淀”，并非将历史直接等同于概念本身，而是在承认历史由概念与非概念事物结合成的综合性复杂体的维度基础上，突显“概念”作为历史“生长物”的重要性，据此通过“概念”认识进入历史，探知历史。职是之故，“谁懂得解读概念，谁就能窥见现代社会之秘密的运动规律，并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世界”，（见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第29页）基于这样的逻辑论述，大致可以说，在以革命为“主题”的二十世纪中国，谁懂得“解读概念”，谁就能“窥见”中国革命的内质与“秘密”。

对此，有必要补充的是，聂长顺教授在谈及“怎样去突破”中国革命史研究时，同样直言“运用概念史”视角的必要与重要：

实际上，主要我认为，是运用概念史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大而化之的，我们怎么去突破，从基本做起，那么，什么是革命？一定回答清楚。

在聂长顺教授看来，“同样一个词，随着历史场景的切换，随着言说主体的变更，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而通过概念史这一研究路径，正为解决“什么是革命”问题，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革命”的意涵并非固定不变，或者铁板一块，“革命”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与流血。换言之，“革命”这一概念，其本身的内容指向，充满着流动性与多歧性，不同的言说主体在使用“革命”一词的过程中，往往会随着“历史场景”的变化而进行“切换”。针对这一点，郭若平教授在《实践限度》这篇文章当中就有具体阐释，“‘革命’概念的政治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故而，“概念史研究中的‘革命’这一政治词汇，也就不能不被嵌入革命的政治实践语境之中而被观照”。正因如此，五四事件之前，李大钊对于“革命”一词的使用，还区分为“有血的”与“无血的”的差异，这与1921年7月中共建党之后的“有血的”专指，明显存在区隔。在此，聂长顺教授对于中国革命的审视窗口，其实是通过“作为概念的革命”进入到“作为世纪主题的革命”密丛。但无论如何，其思想的关键点，无疑是承认概念史路径之于中国革命研究的契合性与有效性。故而，聂长顺教授进一步建立起概念与革命，乃至概念与世界的关联性认知框架：

概念也是我们和历史对话的一个工具，也是我们面对现实的工具，我们整个人类都是生活在符号世界，主要是文字符号世界，它的内核就是概念，（现实就）是这样的一种世界。

这段引文，其实涉及到符号学与语言学两方面内容。按照约翰·迪克在《符号学基础》一书中对于符号学的阐释，现实世界是由符号构成，且任何意义或者价值体系，同样依赖或依托符号这一状物加以呈现，质言之，“任何意识没有符号的参与都无法实现”。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意识”范畴，其喻指的对象可宏可微，可虚可实，但归根结底，这些事物如果不能借助“符号”来表达与明示，那么“意识”将面临着自我消解的困境。反之，当“意识”凭着“符号”，或者具体一点说可以是“文字符号”加以表征，“意识”亦开始有状有态。革命意识亦是如此，对其实质内容的揭示，同样离不开“符号”，而这一“符号”可以是“文字符号”凝结而成的“概念”。故而，革命与概念的联结，或者确切地说，用“概念”来描述或揭示革命内涵，正是通过“符号”呈现“意识”世界。

与此同时，这里面则溢出另外一个问题，即“概念”能否有效揭示革命意识的问题。这一点，实际上可以置换成语言描述与革命内容之间的张力与限度问题。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是我们世界的绝对屏障”，“我们只能在语言的范围内来把握整个世界，来赋予世界以意义”。（见阿甘本《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译者序）如果革命或者世界的范畴超越语言或概念描述的限度，那么，借用语言或概念来揭示革命或者世界的内涵，则只能触及到革命或者世界的大体而非整全。确然，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时刻，正折射出“言”语“传”达的限度问题。即便如此，维特根斯坦尽管以语言的圈界划定世界的范围，但其并未否认语言或概念解释世界的有效力度。正是这一基础上，作为历史沉淀的“概念”，虽然不能说能够实现革命图像的完整勾画，但至少可以对其大体进行深描。

《拉莫莱特之吻》

由此看来，通过概念史的研究路径来揭示或者阐释具有复杂内涵的中国革命，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概念”在此既是探索中国革命的工具，也是“抓手”。“概念”虽不能说离开革命土壤就无法生成，但至少可以说，革命土壤为“概念”的生成提供“培育”空间；反之，革命又须借用“概念”得以表达与动员。美国新文化史代表人物罗伯特·达恩顿在《拉莫莱特之吻》一书当中就讲道，“法国人在1789年以前没有多少政治词汇，因为政治只局限在凡尔赛宫里，在国王那遥远的宫邸里”，但是在大革命爆发阶段，普通民众“便感觉需要恰当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于是就有了全新的概念范围，像‘左’、‘右’、‘革命’等等”。针对这样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正反映出“概念”与革命其实存在某种同构关系。然而，说起这层“同构”关系，正与历史大分裂或者说时代大转型的背景密不可分。据此，孙江教授在揭示“概念史”的出场背景时讲道：

在概念史的创立者看来，修史的方法有三种：传记的、计量的和概念史的。概念即历史。他们试图通过概念所凝聚的近代历史，揭示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以来“近代世界”的分裂——政治和社会的二元、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二元以及内心的自由和外在的服从的二元，这撕裂了中世纪那种融权力、法律、正义、情感于一体的共同体世界，并将人们带入远离过去的经验的期待的视域中。

如果说特伦斯·保尔指出的十八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概念变动期”，与此对照，近代中国的情势可谓有其相似性。二十世纪近代中国的大部分时间，无不处在战争与革命相交相织的状态，若要具体形容这一状态，既表现为经济的动荡与政治的失序，又呈现为思想文化的离乱与价值伦理的崩解，而这一历史背景，正构成概念变动的剧烈期。如果要对由战争与革命造就的变动中国情势进行揭示，按照孙江教授的观点，“概念史”正是描述“大分裂的时代”的切当性路径。

二、概念“力”：作为中国革命进程的动能因素

罗志田教授在《思想史中名相的模棱》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本是一个‘过渡时代’，其典型特征就是包括政治、社会、生活、思想、学问等各方面都乱而不定，总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没有整合出一个稳固的秩序”。因而，就激进化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选择革命道路实现政治秩序与道德文化价值的重建，就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革命在此正构成“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一切问题的解决，似乎聚焦到革命身上。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曾指出，“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将要展开，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革命确实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但是造成这种“根本性”变化的众多合力当中，“概念力”则为其一。职是之故，“概念史”作为描述“大分裂时代”或者是深入革命历史现场的切当选择，其重要性原因之一，即“概念”本身是作为革命的内生动力而存在。李里峰教授在评价《概念的历史力量》一书时，亦揭示出这一点，“概念变迁既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也是推动变化和发展‘因素’，概念本身是有其‘历史分量’的”。在革命的历史条件下，“概念”的“分量”，是因“概念”作为一股革命发展的推“力”而得以彰显。

其实，科塞勒克在编纂《历史的基本概念》时，就提出“四化”标准，除却“时间化”（Verzeitlichung）和“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外，还包括另外两项，即“可意识形态化”（Ideologiesierbarkeit）以及“政治化”（Politisierung）。就“可意识形态化”而言，指的是“概念可以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程度”，具体特征之一表现为“使用了‘主义’（-ism）这样的语言形式”。从五四之际始，中国社会就普遍弥散着各种“主义”思潮，诸类“主义”竞逐局面，一则隐藏着五四价值虚无显现的个体信仰追求状况，另则映照出近代中国知识人“造社会”的集体心态图谱。因此，像傅斯年讲述的“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又如少年中国学会时期的黄日葵所言说的，“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有须一种主义的必要”等，其实正是“主义时代”来临的表征。当然，五四时期的“主义”提倡，从整体上而言，更侧重在知识与学理的讨论，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即“三党竞逐”的时刻，“主义”彻底成为革命意识形态召唤的“法宝”。无论是陈独秀，抑或是孙中山，作为革命者，他们无一不坚信“主义”之于革命所内聚的力量。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孙中山在撰写《三民主义》第一讲的时候，开篇就针对何谓“主义”问题，自答为“主义”就是“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主义”以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出场时，它逐渐地就使革命获聚足够的吸引力与破坏力。质言之，“概念”给予革命行动无穷性能量。

孙中山

就“概念”的“政治化”而言，简单讲，即是指“使用者按照自身的意图对概念重加塑造和应用”。（见孙江：《科塞雷克“命题”与跨文化的概念史》）这些被重新加以塑造的“概念”，也就成为不同的革命政党之间“相互竞争”或者彼此污名的符号与武器，他们将这些“概念”，有的变成“宣传口号”，有的视为行动指针等等，以此付诸社会。总之，其最终目的是为实现政党“自身的意图”。如“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晚清之际梁启超使用“帝国主义”这词时，并非是以一种负面化的认知加以定位，而是作为民族危机情势下中国抵御外侮迈向富强阶段的话语进行使用，但是，随着时空转至五四时期，更进一步说，到1925年“五卅”阶段，“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已经完全指向外来殖民者，成为革命打倒的对象。“五卅”过后，陈独秀就曾针对“帝国主义”作为外来侵略者的名号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说明，其言：最初喊出这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确然，在很长一段时间，普通民众并不知解“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到底何指，对他们来说，“最常见的误解，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有皇帝的国家的主义”。对此，陈红娟教授指出：

我们现在看到的概念是以文本为主的，那我们用的这些概念，难道都是普通老百姓用的这些概念吗？所以在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概念从政治的文本，知识分子的文本然后到大众使用的话语或者概念，它本身是产生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但是我们主流研究的概念，……到（民间）下面的话，到老百姓去用这些概念的话，会产生许多的误读、曲解。

作为从域外引介而来的“帝国主义”概念，其意涵几经转变，最终沉淀的结果则是：作为强权势力的外来侵略者、压迫者、剥削者的符号指称。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内涵被接受的历史，无论是从政治上层到底层位阶，还是从知识精英到工农群众，这一由上至下的过程，皆需要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与传达时间。当然，一旦这项概念被固化为预定的特殊对象，政治动员的功效，也就随之生成。换言之，当“帝国主义”成为负面化指涉之际，它不仅构成中共革命策略中反帝的有效力量，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同时还建立起一套简易化的敌我认知体系。至于这套认知体系涉及的利弊问题，则须另行加以讨论。

据此看来，在革命进程当中，“概念”所扮演的历史动能要素，不可谓不重要。甚至毫不夸张地说，革命赖以特定的“概念”而推进。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概念”的批判性与解放性内聚的“推力”，其实隐透出它的背反面，即“概念”的僵化。也就是说，“概念”既能构成革命的动能，亦能使革命失却其原有的解放潜力，成为它内在的阻力。

无论是“概念”的“可意识形态化”，抑或是“概念”的“政治化”，如果将其放置在二十世纪近代中国的语境中进行审视，尽管存在“概念”僵化使用构成革命行进的障碍的情境，但从另外一维度出发，不难否认，特定的概念之于革命行动，仍旧充当着重要性动能要素。而这一要素正是将“概念”作为“历史行为主体”的方式彰显出来。对此，郭若平教授讲道：

把概念看成历史行为主体。概念史研究肯定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或者从概念解释到概念解释，……概念史应当是把概念作为历史当中一个行为主体来看待，研究概念这个东西在历史过程中它是怎么变化的。

确切来说，这里需要区分或者辨识两项内容，即“人”作为“历史行为主体”与“概念”作为“历史行为主体”。一般而言，强调“主体”的践履性时，往往聚焦于前者；但在这里，郭若平教授赋予“概念”的历史行为“主体”地位，其指意可能是对科塞勒克观点的呼应，即强调“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罗兰·巴特在《S/Z》一书中开篇言及，“据说，某些苦心修行的佛教徒能够在一粒蚕豆中看到完整的景致”。就特定的“概念”本身而言，它其实就是一粒“蚕豆”，但其作为历史沉淀的产物，实际上，暗含着世界的“完整的景致”。无疑，“概念”自身承载着历史动能，而革命恰恰是将这一动能加以发掘，使前者发挥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作用。

三、“事件”与“无事件”：概念史阐释的双重性

邹谠在《中国革命再解释》一书中曾讲道：“对中国革命的阐释，需要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分析入手。对我而言，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理论角度。从一个特定的观点出发去分析某个历史事件，就必须在历史与理论、参照框架（conceptual schemes）、或概念体系之间交叉孕育（cross-fertilization）”。在此，邹谠就“中国革命的阐释”问题提出两条重要线索，其中，除却凸显“特定的理论角度”这一线索外，还强调“历史事件”分析需要结合特定的“概念体系”。如果将应星教授关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阐释路径与邹谠提出的后一条线索进行对照，会发现二者在思考方式上的相似性。

《中国革命再解释》

应星教授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层面，第一种层面，是比较宏观的，聚焦点在于比较宏大且意涵复杂的概念，比如“主义”、“阶级”以及“人民”；第二种层面，则是比较微观的，其内容指向底层的革命动员技术，比如“翻身”、“翻心”及“诉苦”等概念；第三种层面，表现为中观的，即从具体的“事件”着手，结合“制度史”、“组织史”的内容，“最后扣到概念史”。若据应星教授这三种层面的区分或者说提法进行分析，大体上可以讲：第一种层面的核心特点是“文本”取向，第二种层面聚焦在“实践”取向，最后一种层面无疑是“事件”取向。在这三种层面中，应星教授特别强调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事件”取向；当然，承认“事件”的重要，并非否认另外两种取向的意义价值，而是将“事件”取向作为沟通概念史分析的宏观与微观两种理路，凸显“事件”取向的中观/中介作用。

作为法国年鉴学派同时亦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看来，由地理、气候、人口等诸种系统组成的历史的“长时段”最有价值，而“事件”是短暂的，是一次“爆炸”，或者说仅仅就是泡沫。布罗代尔在《论历史》一书中讲道，“我想起巴伊亚（Bahia，巴西地名）附近的一个晚上，当时我入迷地看着萤火虫的‘灯火表演’。它们微弱的磷光发亮，熄灭，再发亮，但并没有发出任何真正的光明来刺破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的光辉之外，黑暗依然笼罩着”，“就我而言，我愿意将‘事件’限定在短时段内：一个事件是一次爆炸”，“它的迷人烟雾填满了当代人的心灵，但是它不可能持久，人们刚刚勉强看到它的光亮”。“事件”是短暂的，它的影响“不可能持久”。由此分析，布罗代尔强调的重心，即“‘结构’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但是，在应星教授看来，布罗代尔对于“长时段”理论的推崇，其实质，恰恰是“用结构淹没了事件的重要性”。应星教授认为，“事件”是作为“总体史”意义上的事件，其范畴可大可小，它并不为“结构”所“吞噬”，亦不为“琐屑”事物所支离，而是有其独立属性与内在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预设，“事件”取向的概念史研究，既能摆脱“概念”理解被结构化的危险，同时亦能避免视一切“概念”都值得研究进而沦为意义琐碎及空泛的境地。据此，应星教授讲道，“以还原事件真相为中心的事件史分析与以探究概念含义为中心的概念史分析是两种不同的分析传统。然而，将事件史分析与概念史分析截然分开，对这两种传统都是不利的”，职是之故，将“话语分析与非话语实践”，即概念分析与事件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深入理解特定“概念”的意涵所在。（见应星：《从“过程—事件分析”到“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应星教授就“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的研究，展开了“事件”取向的讨论：

其实，我始终围绕一个概念在做工作，那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核心的组织制度，而且已经有无数的研究，但是，我真的觉得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我是觉得理解这样一个概念，是需要紧紧把一些关键时段的关键事件，重新理清楚，你才能理解刘少奇是这么讲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刘少奇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论党内斗争》，《论党内斗争》当然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很重要的讲法，但是你直接去读这个文章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它很抽象，因为他没有讲一个例子，他只是一般讲我们党性（是）个人服从组织，……他里面没有一个名字，没有一个地名，但是，刘少奇的这种理论，他从哪里来的呢，而且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式的（讲话），他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因此，你不理解刘少奇他这一生，他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党内斗争，他在这些党内斗争中他有什么教训，……你不去理解这些事件，你是很难去理解刘少奇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实际含义。

在这段引文末尾“你不去理解这些事件”一语，其所衬托出的含义，即是要求将事件史纳入到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行列中。毕竟，像“民主集中制”这类概念，它的出现确实与“若干关键性的事件密不可分”，如果“脱离了对这一类重要事件节点的深入研究”，很可能就无法透彻地理解这类概念的真实含义。质言之，以“事件”为基石的概念史分析，在根本上讲是一个虚与实相互结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即“概念”以“事件”为历史载体，并得以解释；“事件”以“概念”为现实表征，而得以呈示。

与此相较，在谈及有关历史研究或者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时，沈洁研究员提出了“反理论与反结构”的研究思路：

我觉得，历史应当是具体而微的，是反理论与反结构的。而我们现在历史研究当中，尤其是革命史研究，我们通常会去讲那些矛盾的，冲突的等等，事实上，更多情节里面，是“无事件”的，是没有这么多的冲突，这么多的土豪劣绅，这么多的宏大事件的。那么，这个就是，大历史和无事件，其实恰恰构成我们历史研究当中非常具有对抗性的两种模式。

方慧容在对河北省归远市西村的土改问题研究中，提出“无事件境”这样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意指一种特殊的事件记忆心理”，也就是说，相较于现代人有着清晰化的关于“事件”的时间记忆序列，传统中国的村民却对于“事件”的记忆，往往“重复事件序列中的各种事件”，因此导致“事件”记忆上常出现“各种细节的互涵和交迭”。“无事件境”指向的不是“事件”的不存在，而是“事件”记忆上的前后置乱和“高重复率”，它呈现的是村民心理上“无意”将“众多的重复性事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见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然而，沈洁研究员并不是在方慧容的理论基础上使用“无事件”这一概念，其“无事件”并非关于“事件”的记忆研究，而是立足于“大历史”结构的对立面或者说张力面而存在。

沈洁研究员认为“历史应当是反理论与反结构的”，那些将历史纳入特定理论或者结构的叙事，恰恰违背历史自身的内在逻辑，历史有其“旁逸斜出”的特性，它本身并非“像念珠一样”首尾相联而呈现出闭合性的系统。（见[日]梅森直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与他的时代》，第317页）因此，张爱玲在《烬余录》中的一段话，正体现出这一意涵，“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了小说”。职是之故，沈洁研究员强调的“无事件”理论，不是让事件成为结构的“囚徒”，不是带有先验目的去建构事件与事件的相互关系或者因果联系，历史区别于小说的地方，恰恰是小说在于建构一套“完整性”叙事链，而历史的“无事件”追求，正是要从叙事链中爆破出来，回归事件的“混沌”状态。克拉考尔撰写《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一书的立意，正突显出如是题旨，“大体来说，我主要对某些宏大意识形态走向的初生状态感兴趣，那时他们尚未机制化，依然处于与其他观念的竞争之中。相比于获得胜利的意识形态之历程，我对他们出现时的纷争更感兴趣”，换言之，“我的兴趣主要围绕着这些纷争本身，重点强调那些在历史看来不适合深究的各类可能性”。无论是对于事物“初生状态感兴趣”，抑或是将目光聚焦在看似“不适合深究”的地方，克拉考尔的意图其实把握的正是历史“旁逸斜出”的面相。

依上所述，如果说，应星教授注意到“事件”之于概念史研究的不可或缺，但同时，其并不赞同将事件与事件背后的“结构/机制切割开来”，而仅就这一点而言，沈洁研究员倡导的“无事件”取向的“反理论与反结构”风格，恰与前者形成某种张力。当然，若仔细审视沈洁研究员“无事件”理论的表述，即“我们通常会去讲那些矛盾的，冲突的”历史，但“那些情节里面，是无事件的，是没有那么多的冲突，这么多的土豪劣绅，这么多的事件的”，若要理解这几句话，关键点还得从“无事件”的“无”字出发。如下将试举一个事例，以作说明。

茅盾

茅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开始创作小说，而《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则是其小说创作的最初作品。阿英在评价茅盾的《动摇》时，曾讲道“不过，我们若严格的说，这不是一部成功的创作”，其缘由在于“描写革命的人物，尤其是投机分子，仍不免失之于模糊。胡国光这样的投机分子，在革命的过程中，还是渺乎其小的。读后所得到的印象，只是这样人物的无聊。是一个无聊的人物，而不是可怕的阴险刻毒的投机分子”，“茅盾在两湖见到的投机分子，行动一切可必其超乎胡国光十百倍，可惜他不曾描摹出来。这小说里的投机分子，似乎还不能给读者以最深刻的印象，使读者愤恨切齿”。在阿英看来，构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革命队伍当中参杂了太多胡国光这类投机分子，为坐实这类投机分子的捣乱，破坏革命，有关投机分子的恶行“事件”，就需要加以深刻“描摹”，最终达到使读者“愤恨切齿”的效果。但是，在茅盾看来，“像胡国光那样的投机分子，当时很多”，“本来可以写一个比他更大更凶恶的投机派，但小县城里只配胡国光那样的人”。茅盾使用的“只配”一词无疑点出了“无事件”中“无”字意义的内核，即茅盾是从现实，从“小县城”自身的革命生产逻辑出发，其并不将整体性的强势革命政治话语引入自己置身的小县城，或者说，其并不牺牲自身所处的小县城的革命实况，去迎合或加强那套已经被规范化或者刻意营造好的革命话语。毫无疑问，茅盾的“无事件”创作立场，贯穿的正是以“无”抗“有”的叙事态度。借用巴特菲尔德所说的，“站在普遍历史可以纳入视野的那种高度上，察觉到的全是巨大历史单位和笼统的概括，前者轮廓模糊，后者未必可靠”。（见[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茅盾尽管作为左翼革命家，但其内心深处对于宏大的叙事一直有所警惕，而这种警惕，无不与“巨大历史单位”和“笼统的概括”带来的“模糊”后果直接关联。

通过上面的铺述，因此可以进一步讨论“无事件”理论之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阐释空间。简单来讲，“无事件”的概念史研究，指向的是“概念”解释的去宏大化，去神圣化。它虽然关注那些具有革命历史动能的概念，比如“主义”、“阶级”、“人民”、“帝国主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那些概念直接与革命意识形态相勾连。正如前述，有的底层民众将“帝国主义”理解为“有皇帝的国家的主义”，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理解，才使概念阐释注意到另外一些可能存在的空间。换句话说，面对底层民众关于“帝国主义”的误解，据此追问的不是底层民众为何缺乏民族主义情绪，缺少对于外来侵略者的认知，而是转换探究方向，追问他们用“有皇帝的国家的主义”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心态，到底与其自身的内在的经验认知有何关联。“概念”在此并不与民族国家相挂钩，而是直接指向属于底层民众个体的内心世界、内在想法、内在生活。罗伯特·达恩顿在其经典性研究《屠猫狂欢》一书中讲道，“世界观不可能像政治事件那样加以编年”，但“‘真实’程度却不稍逊”。底层的民众有属于其自身的世界观，用达恩顿的话说则叫做“意义系统”，这些并未像“政治事件”那样被“编年”进而整合进特定的大叙事大意义体系之中，他们有其异样的归属。由是而论，“无事件”的概念史研究，它追寻的是“结构”之外的“概念”意义，这些意义空间，它们本身并不容易被统合进已经设定或预定好的叙事框架，它们有着属于自身的生命体征。

四、从概念阐释走向概念批判：一项拓扑式分析

有学者指出，“‘概念史’的目的在于辨识‘概念’的社会边界，探讨‘概念’施加于政治和社会群体的聚合力和影响力，并研究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跨时代变迁”，对于那些特定的“概念”，它不仅作为“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其同时亦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推进器’”。（见[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73页）在概念史研究当中，辨识“‘概念’的社会边界”，仅仅是初始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三项基本内容，一是“概念”的社会边界有其历史指向，也就是说，需要拒绝“‘时代误置’的阐释方法，即完全拘囿于今人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理解”，（见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第218页）进而将概念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探讨。二是有关“概念”的社会边界的辨识，其“边界”圈定，并不将“概念”视为单体结构，而是视其为丛聚性质进行认识，换言之，理解一项“概念”的基本内容，需要结合与其意涵“相近”、“平行”与“相反”等概念而展开。三是从日本学者山室信一倡导的“思想连锁”角度审视“概念”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即包括“古”与“今”的对照，又含括外域概念与本土“在地化”的榫接、变异、调适等问题。惟有基于这三项方法论前提，才能进一步讨论“概念”施加于“政治和社会群体的聚合力和影响力”，也就是说，“概念”阐释的关键任务，则在于揭示“概念”本身作为社会的“指示器”与“推进器”两项重要功能。

就“概念”的“指示器”功能而言，二十世纪革命中国浮现出的诸多概念，譬如“国家”、“民主”、“科学”、“自由”、“解放”等基本概念，它们就像远航的灯塔，为摇曳的扁舟提供着方向与指引。也就是说，若果要寻问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目标何在，至少，这些概念所代表的价值意义，正是革命者矢志追求的。当然，这些概念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通过诸多层次的阐释与转译，才能从知识分子层面使用的思想性词汇变做底层民众的日常观念的组成部分。斯金纳就讲道，“要理解一个概念，不仅有必要把握用于表达该概念的词语的意思，还要把握借助这个概念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无疑，“概念”作为历史的沉淀物，它并不仅仅指向其本身，同时还有其社会向度的意义，换言之，斯金纳所说的“概念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其实正是“指示器”显示出的功能属性问题。而对于转型时代的近代中国来讲，那些特定“概念”的“指示器”意义，既导引着国民思想行进的方向，同时又蕴含着民族国家政治制度、价值文化重建的使命。

就“概念”的“推进器”功能而言，前面已经述及特定“概念”之于中国革命所起的动能力量，这里再做一点补充性说明。聂长顺教授指出：

概念史是什么呢？我们是中国学者，我们是在中国（做研究），我们面对的是中国的境遇，我们要面对的是中国问题，这个不能丢，……我们其实要构筑我们中国式的概念史（研究）。

所谓“构筑我们中国式的概念史”研究，一是指“概念史”研究不能脱离中国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二是基于自身的问题，发掘属于中国内生性的“概念”力量，揭示其在中国革命当中所起的“推进器”作用。对此，李放春教授关于“概念史”研究的思考，正回应了这方面内容：

说到中国革命，我比较关注的是有没有一些特别有“中国风”的概念，（这一点）是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比较注重的。因为，你看世界历史的话，韦伯从德国宗教改革中发掘出的重要观念即“天职”，它算是新教的“名片”，一个特别的，……那你如果去看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等，这是其“名片”概念；俄国革命，它都有“名片”式的概念。有时候我会问我自己，如果我们中国革命，它有它很独特的地方，那么它的这种“名片”式的招牌，这种表述……韩丁当年他在呈现中国革命的时候，就非常敏锐地抓住了“翻身”这个概念。（“翻身”）这个东西，就很有中国革命的特点，法国革命没有这样的表达，俄国革命也没有这样的表达，但是中国革命把这个东西推出来了。

“翻身”作为一个“本土的土词”，李放春教授在《“心”与“理”：革命史研究中的“中国哲学”问题》中提及，早在1920年陈独秀《谈政治》这篇文章当中曾使用过这个表达，该概念指向是“劳动阶级”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而获得自由与解放。但“翻身”作为一项“名片”式的概念，则是与中共革命当中的土改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最终也成为“（中国）革命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表达”。毫无疑问，“翻身”，或者与此并联提起的“翻心”这两个概念，它们作为土改当中使用的革命化“土词”，与“主义”、“阶级”、“民族”、“国家”这些外域性概念确实有所不同。就“翻身”而言，它其实是中共在北方解放区进行土改的代称。中共借用“翻身”这套利益、阶级、情感相融合的动员技术，实际目的则是为赢得农民的支持，进而充实革命力量。韩丁在《翻身》一书中即言，“新土地法也是检验他们政治立场的尺度”，支持土改则意味着“把革命进行到底”，与之相反，则就构成革命的“绊脚石”。由此而论，如果承认“中国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这一观点的合理性，那么，“翻身”、“翻心”等概念所起到的农民动员效果，无疑是承担起历史的“推进器”功能。

如果说，“概念”阐释的着力点在于揭示特定的“概念”在特地的时空背景之下起着“指示器”与“推进器”的作用，那么，概念批判则与概念阐释构成一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后者聚焦在揭示“概念”的动能力量，而前者则是对一味推崇这种动能力量的阐释保持警惕。当然，尽管概念阐释与概念批判在性质上确实存在差别，但二者间仍旧存在着意义交织的空间。这也是为何这组辩证关系会出现从此端游移到彼端，从彼岸回游到此岸的情势。刘纪蕙在《心之拓朴》一书中讲道，“所谓负面，或是负向，相对于正向的设定（posit），是以辩证方式随之而出的潜在动态空间”，“任何事物的正负性质必然同时存在；暂时设定而写下的词语，有其无法说出或是尚未出现却可能会出现的状态，所谓负向与正向并陈的暧昧性”。正是基于“任何事物的正负性质必然同时存在”这一断语，作为“正”的概念阐释的另一面，即“负”的概念批判的行动，也就有实质展开的必要。

所谓“概念”批判，其核心意涵则是警惕“概念”动能结构的教条化，揭示唯“概念”动能话语造成的僵化弊端。1890年8月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讲道，“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个套语，他们把这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同样如此，林同济在《第三期中国学术思潮》一文中亦指出类似问题，如果说中国第一期学术即“民国八年到民国十八年可叫做‘经验实事’时代”，时至“民国十八年”则可称为中国学术的第二阶段即“辩证革命”时代，此时“‘卡尔’的唯物观乃成为一般‘有声有色’的作家直接间接的圣经”，“大多数‘新作家’的脑后，都隐隐地蹲立着一个普罗革命的神像”，“革命——普罗革命——必须是一切写作的目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唯物主义”或者说“唯物观”不值得去认识或者信奉，而是一味的将这些“概念”教条化，僵化，那么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概念”本身的动能效力丧失，仅仅成为一项无实体内容支撑的符号。胡适作于1928年的《名教》一文，更是直指针对如是情况而发，其言“少年人抱着一腔热沸的血，无处发泄，只好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或‘打倒帝国主义’。写完之后，那二尺见方的大字，那颜鲁公的书法，个个挺出来，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气也稍稍平了，心里觉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由此看来，无论是“唯物论”抑或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概念的使用，用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话来形容，便是“日久不免机械化，原意浸失，只余形式”；而个中原因，茅盾直言则是未“经过消化，变为自己的血肉，那就会被当作死板的教条，或万应的符咒”，“概念”并未浸入个体生命肌理当中，“概念”的使用或者阐释，已经脱离其原有的动能特质，甚至最终沦为自我陶醉乃至沽名钓誉的工具。

概念批判之所以构成概念阐释辩证之维，质言之，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重启历史基本概念的动能。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指出，“反对阐释”，并不是“简单反对一切阐释，我们生活在意义的世界里，阐释是必要的、不可少的”，反对的是“反动的、荒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阐释，因为这些“阐释”将“导致真实世界日益贫瘠”。（见金理：《文学史观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第100页）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之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恰恰与概念批判的目的指向相吻合。据此，如果将概念批判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其同样构成历史前进的动能要素，惟其非以“正”向的方式呈现，而是通过“负”向的姿态进行传达。也就是说，当那些被视为推动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概念”，包括“革命”本身被赋予神圣与崇高的地位时候，这些“概念”便容易走向自我消解的危险境地。鲁迅在《路》这篇文章中即言，“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还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险了。这真要没有出路”，“革命”不但尚未成为解放的法门，反之，却走向了解放的反面即压迫的道路。职是之故，概念批判则是警惕概念阐释的神化现象，并在概念已所获具的神圣光环之下找寻另一种平衡性力量，使其不至于彻底地丧失动能因子。

综合以上所述内容，本文通过运用拓扑学的解剖路径，即强调多维度、多层次的视角切换与转换，进而将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多面图景加以呈现。方维规在《什么是概念史》一书中讲道，“概念史钩稽过去的社会，考察那些储存于语言材料以及文化和社会之思维结构的东西，借助概念和话语来领会过去的历史，检视存储于概念的社会经验”，但是，“概念”后面的时间是“多重的”，它不仅仅含有“过去性”，也就是说，在借用概念领会“过去的历史”与检视过去的“社会经验”的同时，还需要关注“概念”本身所隐透的“未来性”，质言之，“概念”它“不仅在（in）时间中，而且透过（through）时间发生”。（见罗志田：《思想史中名相的模棱》）正是这个意义上，聂长顺教授强调的，“我们不是单纯的片面的简单的把历史当作对象来读解它，其实我们在基于现实的境遇和面临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愿景，在和历史对话”。因此，有关中国革命概念史研究，它无疑是一项投向过去的历史审视，但可以补充一点，它是带着现实关怀并且面向未来的历史审视。借用道森在《世界历史的东西》一书中的话说，“每个时代都在重新构建着自身对过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则成为构建未来的因素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伦多大学吴一庆教授讲述的：概念史研究追寻的是一种“更加开放性的，流动的，非本质化的理解”，才值得回味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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