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柄仁访谈：如何看待北京市“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reading

如何看待北京市“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作者: 陈熙 韩勤英

时间: 2014-09-29

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之为“在排徊中前进”。北京市在这两年里表现出明显的“徘徊”局面。为更好地研究这两年的工作，编好《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和《北京改革开放简史》，2008年4月，我们采访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同志。通过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他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谈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使我们颇受启发。特整理成如下文字，以飨读者。

段柄仁，1938年生，先后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市委宣传部、市政府研究室工作，担任过市委宣传部处长、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市委常委、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志主编，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访问者：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表述为“在排徊中前进”。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您认为在北京地方党史编写中应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北京市这两年的工作？

段炳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段时间，论断为“在徘徊中前进”，是符合实际的，比较准确的。北京市这两年的工作，也不例外，可以说是典型的“在徘徊中前进”。也就是说，这两年北京市的工作，确实是前进了，但在前进中是左顾右盼的，非能动的，艰难迈步的。为什么这样讲？判断一个时期的工作，应有个标准，标准就是，是推动还是阻碍了社会进步，对这两年来说，主要应看在以下几件大事上干的怎么样。

第一件事情是揭批“四人帮”。在这点上，可谓上下一致，没有重大分歧，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再到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都是愤恨的，揭批“四人帮”都是很积极的，上上下下开了一系列会。这说明在这项工作上以吴德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是贯彻了中央方针的。

第二件事情是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北京市一大批老干部的平反。在这件事上，中共北京市委是迟钝的。虽未公开阻挠，但一开始认识不足，迟迟不敢下决心解放这批老干部。这有中央的原因，当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态度不明朗，也有北京市委自身的原因，有的同志是认识问题，有的则是在“文革”初期执行“左”的路线、颠倒是非、打击“一大片”上，负有程度不同的责任，很难一下子转过弯来，这就必然引起北京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于是怨气冲北京市委来了。北京市被迫害的领导干部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解放”了，在工作的安排上，也是比较迟疑的。一大批干部压在那里，又直接影响其家属、亲友，北京市的工作哪能不犹豫徘徊？

第三件事是对待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这虽然是中央决策的问题，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处在第一线。对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进行镇压、“清场”，是北京市执行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也是吴德讲的。“四人帮”倒台后，群众要求平反，是正当的，但中共北京市委迟迟不予理睬，激起公愤，使市委与群众形成对立。直到《人民日报》发表《捂盖子的是谁?》一文之后，平反工作才真正开始，吴德再在北京干工作就很难了。中共中央于1978年5月和11月两次改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没有动，贾庭三接了丁国钰任第三书记，林乎加接替吴德任第一书记。

第四件事是如何对待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后，北京市委迟迟按兵不动。直到后来补课才统一了认识。

衡量这两年北京市委的工作，在大政方针上主要应看这四件事情干得如何。第一件事情上没有太多分歧，后三件事情上北京市委都是迟钝的，没有尽快适应形势发展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工作处于被动、徘徊状况。

访问者：如何看待这两年的经济发展？对于北京市在这一时期继续用学大庆、学大寨等方式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做法应如何评价？

段柄仁：这两年北京市经济上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国内生产总值1977年增长6.08% , 1978年增长10.5%。在我国，只要政治上不出大问题，社会上比较安定，经济上一般都会有较快的发展。揭批“四人帮”又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经济增长幅度有所加速是必然的。

至于在发展经济中沿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思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实际上这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延续下来的。我认为，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两件大事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大庆本身是在我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下，闯出来的一条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路子，在当时无疑是时代的先锋。大寨也一样，在那么贫瘠的土地上，在封闭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解决温饱问题，是一面旗帜。但学大庆、学大寨发展到后期纯粹政治化了，本来是发展经济的一面旗帜，最后变成了搞阶级斗争的旗帜。这不能怨大寨、大庆自身，是上层把它们扭曲了。到揭批“四人帮”以后，继续抓学大庆、抓学大寨，初衷是好的，北京市当时也开了一些会议。只是因为经验扭曲了，延续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把真正讲运用科学技术这一面，如科学种田，科学管理等掩盖了，从而使这两年学大庆、学大寨走偏了方向。但就引导人们的注意力往经济建设上转移而言，应当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访问者：您认为北京市当时为何没有跟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全国思想解放的步伐？

段柄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从1978年5月开始的。北京市一直没有动，直到1979年底才开展起来。这和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认识态度有很大关系。

林乎加是个很好的同志，来北京作了大量工作，对平反冤假错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都是积极的。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却采取了消极态度。当时我们替他起草过几个报告，其中都写了“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字样，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他先是把这句话勾掉了，以后不勾了，但讲话时改成念毛主席的话“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林乎加为何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如此迟钝？我当时分析原因主要是他确实在这方面偏于保守，也可能有和华国锋私人关系较好的因素。在当时市委常委会议上，时任第三书记的贾庭三和宣传部长刘导生，曾积极建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直到1979年9月才召开了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林乎加出席并作了总结，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此后北京市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

访问者：如何理解北京市这两年里经济上的恢复和发展与政治上的沉闷之间的关系？

段柄仁：这两年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向社会稳定过渡的两年，也就是通常讲的拨乱反正的两年。为什么政治上沉闷呢？打倒“四人帮”，大家高兴了，政治上期望值很高，但“文化大革命”形成的理论方针政策仍然被沿用，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虽正走向死胡同，但尚未被新的理论所替代。加之“两个凡是”被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奉为不可动摇的原则，“抓纲治国”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积极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老干部没有及时解放使用，人们在政治上活跃一段之后，又陷入观望状态，造成了心理上、思想上一种沉闷的感觉。

经济上虽然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但经济秩序在恢复，加之粉碎“四人帮’，释放出的积极性又发挥了作用，不过要说当时经济上非常活跃还谈不上，只是总体上好一点。

访问者：现在有的同志说，当时市委领导同志“捂盖子”，这个怎么理解？

段柄仁：我觉得当时社会上评价那段历史有两个提法，现在冷静下来看，不甚准确，一个是“捂盖子”，另一个是“洋冒进”。

说到“捂盖子”，主要是不准揭批“四人帮”，不准平反冤假错案。不能说在当时北京市领导人中没有这样的人。但说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有意“捂盖子”，就过头了，我觉得对多数同志来说，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一下子扭不过来，主要原因还是想维护毛主席的权威，加之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中央的“抓纲治国”方针，使一些同志的思想与广大群众的要求有差距是可以理解的。加之对彭真同志的平反中央还没有说话，北京市委要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吴德同志，他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理论、方针、政策，在当时所处的位置上，他不可能不执行；但他也有抵制“四人帮”的一面。当时他内心里对“四人帮”并不满意，而且确实采取了种种隐晦曲折的抵制手段。可以明显看到，昊德同志当时跟周总理很紧，对“四人帮”要在北京干的事，他躲来躲去但很难躲开，当时能躲也是不错的。揭批“四人帮”以后，他思想跟不上急剧发展的形势，再加上有些错事他自己也参与了，对拨乱反正就很难有明确的坚决的态度。而且“捂盖子”也不是一个人能捂得住的。当时市委领导集体里面，也并非一个声音。特别是贾庭三来了就抓落实政策、抓平反、抓真理标准间题讨论。所以，从整体上说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捂盖子”不是很准确的。

说到“洋冒进”也不很妥当。冒进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几乎是个顽症。毛主席搞“大跃进”开了先河。而且每当国民经济稳定一些，就来一次冒进。根本原因是我们国家长期处于落后状况，全党上下包括领导人急于改变这种状况，当然只要稍发展一下就头脑发昏，常常提出一些高指标，脱离实际。这个问题，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人现在一讲，就要求“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在某一地区或部门、行业是可能发生的，像西藏就是“跨越式”发展。但就全国整体而言，经济和社会发展，却是不可能跨越阶段的。因此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在经济上提出一些高指标，是脱离实际的，但是可以理解的。不必扣什么“洋冒进”的帽子。

“捂盖子”“洋冒进”并非凭空提出的，是那个时期的特殊产物，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不满情绪，客观上也起了拨乱反正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这些提法不科学，一段时期以后，已不再使用了。

访问者：对于这两年在北京市工作的几个领导人，如丁国钰、毛联钰等工作的评价应当如何把握？

段柄仁：还有贾汀(原名周家鼎)等其他一些同志。从总体上讲，这三个人都是老同志、好同志，都是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的。丁国钰是少将，有战功，有外交功，朝鲜谈判时担任谈判代表。“文化大革命”派到北京以后，和吴德同志一样，也不是完全跟着“四人帮”跑的，与“四人帮”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也不可避免地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拨乱反正也是比较迟钝的。这有他自己的责任，但主要是环境造成的。由于当时形势，他担任的职务，不能不执行“文革”中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联钰是从华北局来的。也是个好同志，勤勤恳恳。他来北京比较早。在“文革”中并不是市级领导干部。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对上海市委班子进行改组，他和倪志福一起被派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一年后回来就任北京市委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然后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他不是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秘书长任期也比较短，市委的错误不应追究他的责任。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市委领导人包括吴德，只要不是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有意识地干坏事，就应网开一面，让他们汲取教训是应该的，但不要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当然一些在“文革”中被压的同志对他们有意见，甚至发火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在“文革”已过去30多年了，已经可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把人和事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客观地公平地评议，既要分清原则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https://rcbpb.bac.gov.cn/dang/hu ... ail-c43-aid3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