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孚凌：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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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60年
作者: 孙孚凌
时间: 2014-09-29

孙孚凌，男，1921年9月生，浙江绍兴人，民建成员。1948年至1958年任北京福兴面粉厂经理、厂长。? 1958年至1983年任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局长、市对外贸易局副局长、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民建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至1993年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常务副主席。1983年3月至1998年1月任北京市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8月当选为第九届北京市工商联主委，10月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第七届执委会名誉副主席。1997年6月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第十届名誉会长。1997年11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八届名誉副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生于1921年，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和西南联大数学系，抗战时期，我的伯父孙越崎支援抗战并开发大后方煤业，到四川任天府煤矿等四个煤矿总经理，我也随其到大后方读书，于1945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曾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淮南煤矿当职员。1948年冬父亲孙英坡叫我回北京（时称北平），于是我回到北平接手福兴面粉厂。时值中国旧制度崩溃、新中国建立之际，每个人都在考虑去留问题。我选择留下来，开始正式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此后的60年，我一直生活与工作在北京，经历了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我从小在家庭中就受到开明正直的祖父、母亲以及伯父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又正在东北读书，亲身感受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氛围，还挨过日本教师的打。后来祖父举家迁到北京，我13岁，即离家赴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南开中学读书期间结交了一些进步同学，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因此形成了爱国、抗日的进步思想，奠定了日后“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1935年12月，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14岁的我就在郑怀之等进步同学的带领下参加了运动：在天津南开中学范孙楼的后面油印学生运动的传单；跟随郑怀之、王刚等到天津西车站拦截火车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1936年夏天，和大哥哥们到天津附近的杨柳青一起做抗日宣传活动；等等。但当时我并未参加进步学生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两件亲身经历的挨打事件，对我选择道路起了重要的影响：一次是在福兴面粉厂，被小特务敲诈并挨打，工人们群情激昂，我怕进一步造成恶果，拦住了工人们，阻止了事端的扩大。另一次在天津，我与内弟走在路上遇见两个美国兵调戏中国姑娘，我当时表示不平，予以制止，挨了美国兵的打。令人气愤的是，在场的所有中国人，包括我内弟，都在一旁观看，不敢站出来相助。当时美国军营的墙上写着“美国×军占领”，他们是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味横行。因此，1947年我父亲让我到美国留学，我拒绝了。

40年代末期，时局动荡不安。1948年底，我正在淮南煤矿营运处工作，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速回北平准备南迁。南迁就是南逃。当时东北已经解放，淮海战役炮火正酣，北平已成铁壁合围之势，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要员纷纷携家眷南逃。我的父亲——北平福兴面粉厂厂长，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一方面将部分生产设备运到沿海城市，做好了南逃的准备；一方面叫我回来接手福兴面粉厂。1948年12月8日，日近冬至，寒风凛冽，我回到了北平。

现在思考这一段经历，我是既心怀对美国占领者的仇恨，也对国民党的腐败痛恨不已，没有跟随国民党跑台湾的念头。这样，既不去美国，又不去台湾，所以我是无路可走才回来的。应了当时流行于社会的一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在学校时，我思想靠近进步青年，与郑怀之、王刚、邢方群、邓裕民等交往密切，他们有正义感，人品好，而国民党特务总是盯着他们不放，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共产党。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中国一定有希望。从我的思想上看，虽然还有“共产主义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想法，但已经有了进步的思想基础。此后逐步成了工商业者。我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一手反对国民党，一手反对共产主义。我以为非常精辟。就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情况来看，工商业者中少数有条件的跑了，而多数在那种不得已的形势之下，也欢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回来后，我找到郑怀之，这才和中共北平市委有了联系。郑怀之是共产党员，我早在30年代就已知道，虽朝夕相处，但不去打听，秘而不宣。回北平后郑怀之才向我亮了身份，他在统战部门工作，是在崔月犁同志的领导下，这样我和崔月犁同志也就有了工作关系，并且加入了职业青年联盟，这是共青团的一个外围组织，有许立群、张雪岩等同志，也就是后来的青年联合会。

见证与亲历：解放初期的政治活动

回到北平以后，我既和地下党有了接触，也就立即参与到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中。当时恰值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邵力子到北京后，我即去探望。邵力子先生既是我伯父孙越崎（时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老师，也是我本人的证婚人。从邵力子随员张月超的谈话中，我获取了这样一个信息：国民党不想和平，停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便将此信息转告了郑怀之，郑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后来据郑怀之说，此信息当夜便转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里。后来郑又催我去摸消息，我既不晓得怎样去打听消息，又因不党不派不愿意去打听。于是月犁同志叫郑转告我，对国民党不要存在幻想，对我进行了中肯的批评。1949年的11月，孙越崎率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全部起义后，从香港回来，正好在我家，月犁同志来看我，并同孙越崎见了面，使他增进了对共产党的了解。

解放初期，我与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本人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实事求是。其间，我和其他各界代表实际上是在刘仁的直接领导之下，但见刘仁的次数不多，刘仁传达政策都是通过统战部和各个部门的。?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百废待兴，新政权如何建立，旧城市如何管理，是一大课题。1949年3月开始，进城不久的军管会一连召开数次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座谈会，我那时已经接掌了福兴面粉厂，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会议地点在台基厂老的德国大使馆内。参加会议的还有：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刘仁、吴晗、李乐光、李续刚；民主人士雷洁琼、钱端升；工商界人士浦洁修、刘一峰、陈荫堂、王向辰等，共四五十人。

座谈会议题广泛，有如何组织、恢复生产，也有如何安排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种问题。会上大家发言，群策群力。解决房屋问题为会议议题之一，有人建议，凡是好房子都搬出来，让老百姓去住。我认为不可能实现。还有人说，解放了，太高兴了，赔钱也干。我感觉不太实际，发言时便实话实说：解放好，少赚点也可以，赔钱不现实。赔光了企业，你的工人怎么办？这个发言说得彭真连连点头。总之，会议就是讨论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京方方面面的问题。彭真后来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对北京有个要求，北京是首都，不是尾都。要求北京事事都带头。这些会议经常开到夜里一两点钟，4月21日凌晨一点多钟时，就在座谈会上，彭真同志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这个消息使得与会代表情绪大振。今天看起来，这个各界代表座谈会就是政协的前身。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来自25个界别的33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我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协议委员会委员。当年11月，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正式更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协议委员会更名的协商委员会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我当选为副秘书长，参加了会务工作。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先后参加过两次会议。当时毛主席讲，北京这个地方是唱戏的地方，各朝各代的人物都要在这里唱，但是封建的统治者唱得不好，人民群众不爱听，现在我们来唱了。毛主席号召，全市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我参加的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1949年旁听全国政协会议。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是在怀仁堂举行的，我代表北京参加旁听。旁听也在怀仁堂，条件舒适：大厅搭建会场，旁边是正厅、东西两房，两旁有沙发，可以一边看文件、抽烟，一边听报告，声音很清楚。从1949年9月第一届会议旁听、1954年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到2003年3月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卸任，我全部参加并见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与发展的54年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岁月，对于我具有历史性的纪念意义。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我也亲身遭受过日本和美帝国主义的欺辱，所以爱国心是很强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解放。特别是1949年9月旁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听毛主席高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非常振奋，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我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下参加开国大典观礼时，听到城楼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和周总理的朗朗笑声。我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毫无私利、充满生机与活力、始终保持革命性、先进性的党，是一个勇于开拓、不断创新、锐意进取的党，是一个不畏艰险、久经锤炼的党。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中国人民带向富强、幸福和光明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担任了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的副秘书长，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秘书长，还有中苏友好协会的副秘书长。崔月犁同志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他很放手。在他的领导下我参加的政治活动范围更广了，例如，与日本代表团会谈，谈日中友好。崔月犁同志是北京“和大”（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秘书长，但是他却决定由我去代表“和大”同日方代表三浦八郎签字。

此外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我曾两次参加志愿军慰问团。一次是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开始不久，一批志愿军伤病员撤到东北各大医院，我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秘书长参加慰问。团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副团长吴晗（时任全国青联的副主席）、魏传统（时任军委总政秘书长）。这是一次没有公开的慰问。另一次是参加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团长贺龙，同行的有梅兰芳、马连良，还有吴晗等人。吴晗有点秃头，记得他在台上讲话，当讲到“我代表全国青联……”时，台下青年“嗡”地一声哄笑。1953年，我亦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及世界青年联欢节。会议期间，传来朝鲜战场停战的消息，举会欢呼。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将胡耀邦团长抛上接下达半小时之久。

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不仅目睹并且亲身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斗争，从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开始，后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到现在这种感情伴随了我的一生。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福兴”与“五反”运动

福兴面粉厂创建于1937年，由我父亲孙英坡独资经营。初创时仅有三部制粉机，两部石磨（磨玉米粉），到1948年扩展到八部制粉机，职工87人。由于当时北平的工业十分落后，福兴已算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面粉厂，孙英坡也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父亲当时共有六个成年子女，我是他的第二个儿子。1948年冬，解放军围困北平，父亲决定南逃香港。速召我回来接管福兴。后来香港之行未成，父亲滞留上海。北平解放后，由于我和其他人的劝说，父亲了解了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就又回到北京，任福兴董事长，不兼实职。我接手福兴面粉厂后，担任经理，始终只领取工资，产权依然为父亲所有。

回到北平后，我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亲身参与了国家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在企业管理上也注意学习党的政策，结合我所受西方教育的影响，进行工厂管理。我委托资方代表人张芷江负责管理（他后来在运动中迫于压力跳楼自杀了）；委托技师郑春田负责机械工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福兴”扩建了厂房，安装了解放前已购置的设备，经过政府加工订货和贷款扶植，生产迅速地得以恢复和发展。福兴面粉厂几年资方均未分红，而是把大部分赢利用于增加职工工资福利和扩大再生产上。

我那时在缴纳税款、稳定物价、发展生产、认购公债方面都在工商界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福兴面粉厂捐款16200元，我个人捐款2000元。发展生产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解放后，我把父亲运走的机器又运回来，并用经营后没有分红的赢利投了一些资，由原来的8部机器，增加到14部，而且把过去的自产自销等级粉改成全部为国家来料加工，以发展生产。14台机器每天生产一万袋标准粉，一个福兴面粉厂就可以保证全市1/10市民的口粮供应。加工比自销总要利润低，但可以扩大生产，有为地保证城市供应。

我那时学生气十足，对于工人管理上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我看到厂里卫生条件不好，医疗条件不好，便修了厕所，修了浴池；刚解放时给职工劳保看病并不容易，但厂里还是给职工劳保看病医疗费人均一块钱多一点；厂工会还组织职工去旅游。职工和我的关系不错，“文革”时要斗我，老职工找到我家里，说要保我。当然实际上斗我的时候，他们想保也保不住。但老职工的这番心意我是理解的。

1952年“五反”运动中，我一面坚持工商联的工作，一面帮助父亲交代问题，“福兴”最后被评为“基本守法户”。但其中也有曲折。“五反”时我解脱出来很晚。我对此很奇怪：别人都定性了，为什么我老是定不了性？组织上让我“再重新考虑”，我就给自己胡加罪名，加到最后，连派来核查的有关同志都不相信了。党内工商联副主委石金奎到我家来，要我拿着账本，看漏掉什么没有，结果发现一点也没有漏掉。直到“文革”劳动改造的时候，职工们聊天我在一边听，才了解“五反”迟迟不能过关原来和仓库里的粮食有关。其实仓库工人姓甚名谁，以及仓库大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偷仓库粮食呢？当然最后我还是解脱了，亦被评为“守法户”。

“五反”运动结束了，但我始终认为：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为以后的工商业改造做铺垫的。解放初的很多政策、措施都和这有关系。诸如“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工商界“利用、限制、改造”等等，这些方针虽然是后来才提到的，但总的方向那时已经有了。

我的积极努力、认真改造得到了党的充分肯定，让我先后担任了北京市工商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民建常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副秘书长，北京市青联副秘书长等职。

带动全市私营面粉企业实现公私合营

1953年，毛泽东主席要求团中央做工商青年、知识青年等六个方面的青年工作。1954年毛主席写了《浪淘沙?北戴河》词，内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语。1956年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召集青年工商业者开会，曾引用这首词教育大家，鼓励大家努力，要求大家认清形势，跟着党走。全国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运动——“公私合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拉开帷幕的，并于1956年达到高潮，完成了新中国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北京是首都，彭真市长对北京的要求是事事带头，公私合营也不例外，所以就全国而言，北京是走在前面的。? 1953年底，我就积极响应党的“一化三改”的号召，与乐松生、常子久等北京市爱国工商界代表性人物，申请企业公私合营。1954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后，我更主动批判自己的剥削思想，认识到“改变私有制不像梅兰芳唱戏，台前台后各一套，而是要脱胎换骨。”我认定，这段历史要写在1954年，我得先行一步，不然怎样带头？北京市有关部门可能考虑到我是工商界比较开明的代表性人物，加上“福兴”条件较好，党、团、工会基层组织都较健全，遂选定“福兴”作为公私合营试点单位。

1953年我以全国青联副秘书长身份，出席了罗马尼亚的青年联欢节，同时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这些活动对我申请公私合营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从罗马尼亚回来，找到副经理张芷江，要他说服我父亲积极申请公私合营。他做到了，“福兴”提出了申请。接着我出去参加了第三次赴朝慰问团，这时《人民日报》登出来，北京四家申请公私合营，有同仁堂、大有粮店、福兴，还有一家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当时不在北京，但起了带头作用。

1954年12月24日，以公股代表朱革华为首的五人工作组到达福兴面粉厂，我及资方代理人张芷江当即举行了一个小型欢迎会，晚上基层工会召开了职工欢迎大会。25日工作组即和资本家协商协议书和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名单、合营日期等。26日即召开第一次筹委会讨论协议书。29日召开第二次筹委会，签订协议书讨论清点资产的办法。当晚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合营，同时宣布了公私股的正副厂长名单：我担任厂长，公股代表朱革华与资方代理人张芷江任副厂长。“福兴”正式挂上了公私合营的牌子。之后，“福兴”经过了细致复杂的清点资产核资定股工作，并着手生产管理与调整职工福利。经过调整，渐渐走上了公私合营正常运行的轨道。

在福兴面粉厂的带动下，其余11家私营面粉厂，在1955年6至8月间进行了公私合营。由此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得以顺利完成。在此基础上，于1955年8月份成立了北京市公私合营面粉总厂筹备委员会，我担任筹委会主任。我非常积极地投入此项工作，逐个去找各厂资本家酝酿，并帮助解决各厂清产、核资、人事安排中的问题，在全行业中起了推动作用。同年10月17日正式宣布北京市私营机制面粉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并成立了北京市公私合营面粉总厂，由我担任总厂厂长。

公私合营的高潮在1956年。有人描述当时的工商界人士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但说实话，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有哪一个人抱头痛哭的。但这句话并不错，如果不是这种思想，怎么能说他有两面性呢？工商界既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又有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我那时也有失落感，但没有哭过。当然，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比如说，改造的时候，小户与大户不尽相同。

敲锣打鼓的头一天晚上，我在珠市口的工商联大楼里，守着电话，向各行业的企业催问：你们行业有多少公私合营的？第二天早上临时写报喜书，写得很匆忙，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大会快开始了，乐松生才赶到会场。那天，正是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在天安门上向毛主席呈送了北京市工商界公私合营的报喜书。?

王光英、陈铭珊和我三个人1956年参加了工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毛主席在怀仁堂东厅接见了我们。毛主席问：开这个会做什么？我当时一时不知从何谈起，就急中生智说了一句话：我们要进入社会主义。青年工作中有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在旧社会的时间短，在新社会的时间长。用我的话说就是：改造了以后，由于年纪轻，还能给社会做点事。这也是我的改造动力之一。

对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政府政策来讲，一是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定息收买，一是安排政策——安排工作。彭真曾说：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不脱离原厂，脱离原单位就没有特点了。我及福兴面粉厂便是这种政策的具体体现。合营之后我亦在原厂任职，1958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市服务局局长。当时党进行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还做工商界家属和工商青年工作。工商联成立了家属委员会，我的爱人黄织原来在民主促进会当干部，崔月犁即把她调到工商联做家属工作。?

从工商界自身来看，有人认为，工商界是不太勉强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持对资产阶级改造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曾这样总结：（工商界）否定自己的过去，勇敢的迎接未来。我认为从发展看问题，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应该说后来多数人都不错。工商界人士组成的工商联办了不少好事，“文革”后安排待业青年就是一例。那时几十万上山下乡青年回来没有工作，有些基层干部日夜担心，就怕出事。全国工商联的黄凉尘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有个提案，号召各地工商联有力量的人都起来安置青年。北京安排了30多万人，市委是王纯抓的，工商联是我们抓的。

“文革”期间，我是专政对象，批斗时说我在“反右”中没有打成右派，是黑市委给保下来的。“文革”以后才了解到，“反右”时崔月犁同志看了报纸的小样，对报社同志讲，不要把我和另一个同志的名字写上去。如果媒体一登，那就必然打成右派不可。1957年运动紧张，我的神经受了刺激，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组织上让我去休养。月犁同志特别对我说：好好休息一下，脑筋轻松一些，不要太紧张，有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就让它暂时放在脑子里好了。还说：“人”生下来不容易，死也不容易，好好养病。对于党的关怀，我心里是万分的感激。

与共和国风雨同行

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之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党的方针政策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到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将近20年的风云变幻。在此历史大潮中，许多仁人志士虽惨遭迫害，却顽强地坚持着“路修远以多艰兮”、“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政治操守。我与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样，历经几多坎坷磨难，思想上也出现过困惑、不解，但有一点，就是我爱国报国、强国富民之心始终不改。

1967年“文革”期间，我被分配到面粉五厂（即原福兴面粉厂）劳改。六年劳改，使我直接感受到工人群众的宽广胸怀、热忱无私，我诚恳虚心地接受劳动改造，强壮了身体，思考了问题，亦复苏了希望。当时我想：毛主席旁边有一两个人犯错误是可能的，怎么那么多人被打倒、那么多人犯错误呢？对“文革”产生了怀疑。但是我始终相信党，相信运动不会没完没了。只要有结束的一天，我就有希望。

1973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委托邓颖超大姐组织民主人士参观，正式通知我参加。参观之后我没有再回面粉五厂，结束了劳改生活。“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工商界摘掉了帽子。中央有一次开会，有高戈、我、浦洁修等参加，其他人不记得了。会议上领导讲了一句话说“我们都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就是并肩战斗的意思。这对我思想震动很大。原来以为统战部是“整人”的，从那以后，我觉得统战部和我们是一家人。这说明我和党的关系，经过多少年的思想改造，一点一滴地变。你问我怎么变的，我也说不上来。统战工作那么多，我就记得三句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摘掉紧箍咒，恢复了政治生活，我怀着满腔热忱投入新的历史潮流中。1980年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不久，我在市政协五届十八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直言坦陈对北京市工作的意见:“北京市工作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群众意见仍然不少，我对北京市的工作有几点看法：一是文过饰非……二是优柔寡断……三是思想保守……”。就在同一次会上，我还提了一系列建议：“教育方面，国家办、集体办，实行双轨制，要有必修课，但也应有选修课；科研方面，有国家下达的科研课题，也应有自选课题；劳动力分配方面，国家分配与自己选择也应结合，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认识。今天，这些建议已不再新鲜，说明了党在不断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的国家在不断进步。

1983年，我上任北京市副市长，负责商贸工作。在市政府工作的五年中，我坚持干实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不搞“涂脂抹粉工程”。举几件事为例：

解决粮食供应问题：1986年，北京市西郊的学生在闹“学潮”，市民都在排队争购煤气罐和粮食，如果三件事串在一起，全市必然会乱。我提出“不要惜售”，就是不要老是舍不得把粮食卖出去，越舍不得卖越坏。某个星期一听说朝阳区在抢购粮食，于是我召集交通局、公安局、粮食局、运输公司等部门开协调会，总的指导思想是：让老百姓明白我们的粮食供应有保障。我心中有底：以当时粮食的生产能力供应北京市全体市民当月吃足够。我联想到《三国演义》里蒋干过江，周瑜让他参观粮仓，问他“东吴粮草充足否”，是要蒋干去向曹操报告；我们敞开供应，目的是让老百姓自我宣传粮食充足。但卖着卖着，粮食局局长沉不住气了。他拿个条子找市长，要求于某月某日粮食限量发售。我批评他：我副市长出面了，有问题我承担，你担心什么？由于敞开供应，粮食就不再抢购了。总结会上市长讲了一句话：我们打的是团体赛，有了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我认为：凡是群众抢购的东西以敞开为好，越怕则大家越抢。那时全市有9亿斤粮票，市场上一斤粮票能卖一毛钱，9亿斤粮票折合人民币9000万元。在市政府的会议上我就说：“花钱买个安定团结！”我的主张是宁可拿钱也要将粮票收回来，避免波动。

物价检查：80年代，市政府经常组织物价检查。尽管那时通讯不如现在发达，然而往往是检查的车未到，消息已先行，给一些部门弄虚作假留有充分时间。我带队检查物价则采取另一种措施：所有参加检查的人员事先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待上车关上车门才知道目的地。当时没有呼机手机，想通风报信都不成。检查过程不显山不露水，查完汇报，效果非常好。检查过后东城区区长提意见，说：孙市长，您以后来提前说一声，我们有错好改啊！我答说：就是怕你下达通知才采取这样的方式。《人民日报》赞成这个做法，连载了几天。我在总结这段工作经验时说：“侯宝林相声中有个故事：楼上住一年轻人，每天晚上回来睡觉，把鞋扔到地上的声音很大，楼下的老头每次要等到年轻人把鞋扔过以后才能入睡。突然有一天年轻人只扔了一只鞋，老头便睡不着觉了。”我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你要学那个老头，只要那只鞋不扔，你就老心里不踏实，不得不趴在那搞好工作。

解决学生伙食：我做副市长时分管高校的后勤。有一天到北大、清华现场办公，会场设在阶梯教室。清华党委书记陆达在，还有其他同志。当时学生平价肉定量为每人每月2斤，意见很大。我去本来是准备接受炮轰的，经了解情况后，我便立即宣布市政府研究每人每月6斤平价肉供应，消息一公布，校方与学生皆大欢喜。

解决学校供暖：80年代，北京市规定11月15日学校才可以生火供暖。有一年在此日期之前寒流袭击，大风降温。我找到当时的高教局副局长马淑珍，发现在她的办公室里就冷得厉害，立即对马副局长说：“让学校生火吧，出了问题责任我负。教室这么冷学生怎么念书？”那一年各大、中、小学校的供暖时间提前了5天。

1988年，我调任中央工作，从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到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副主席，我一直倍加关注三农问题、民营企业、外汇储备、能源紧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我曾多次到基层调研，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提供可操作的建议。甚至从政协副主席位置退下来之后，我也初衷不改，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目的只有一个：富国强民。

（韩勤英、瞿宛林访问整理，孙允文修改）责任编辑 张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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