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泽民：我在北京工作13 年的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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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工作13 年的一些回忆

作者: 柴泽民
时间: 2014-09-29

柴泽民，1916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毕业后曾做过小学教员，办过报纸、杂志。抗战后，投笔从戎，组建抗日武装，曾任中共闻喜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抗日游击队政治主任、康杰支队政委等职。1941年，任太岳军区第五、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司令员。

1948年11月，任北平军管会南区分会主任。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郊区工作委员会书记。1950年，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52年起，兼任北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体委主任、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等职。1955年，被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交通工作部、地方工业部部长。

1961年初，任驻匈牙利大使。1964年，任驻几内亚大使。1970年，任驻埃及大使。1974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75年，任驻泰王国首任大使。1978年任驻美联络处主任、首任驻美大使。1983年，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978年起，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兼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世界语之友会会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等职。2010年6月去世。

跟随华北局入城 接管北平郊区

1948年8月，我刚办完母亲的丧事回到太岳区党委驻地山西阳城。当时华北局党校正在调干部去学习，我对冶陶会议的处分①拒绝接受，坚决要求去华北局党校学习，想着乘机向华北局申诉。

华北局党校是北方局党校和晋察冀党校合并而成，校长由刘澜涛兼任，教育长是李葆华（即赵振声）。我被编在一部，一部都是地方干部。在华北局屁股还没坐稳，10月25日，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和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我们立即背上背包，跟学校转移到山里。结果是虚惊一场，傅作义的偷袭计划被我方探得并揭露而失败。

此后，形势发展迅猛，天天都有捷报传来，辽沈战役结束，平津战役又开始。12月13日，华北局决定建立北平市委，彭真为市委书记，叶剑英为第一副书记兼军官会主任、北平市长，李葆华任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

12月中旬，华北局学校学员奉命开赴北平参加接收工作，由王鹤峰负责领队。王因身体不好，要我带队。我推辞，说自己也是学员，怎么带队？王鹤峰则说：“你带过兵，只有你合适，带吧。”

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学员离开平山县，冒着寒风，向北平徒步挺进。三天后，我们到达良乡。此时，北平市委在已解放的北平郊区成立了5个军管分会。我把学员大队交给市委组织部，还没来得及休息，李葆华就喊我：“老柴，跟我到丰台去。”两个人坐一辆大卡车到了丰台东北野战军42军政治部，找到副政委唐凯，唐凯在打下丰台后任丰台军管分会主任，李葆华把我介绍给唐凯说：“今后丰台军管分会的工作就由他负责，但你也要帮助他一段时间。你们政治部的干部也不能马上离开，市委派来干部后，你们再逐步离开。”

就这样，我留在了丰台。市委后来陆续派来干部，并扩大范围，将南苑、黄村、门头沟、石景山等都划到丰台军管分会，命名为军管会南区分会，我任军管会南区分会主任。

当时的北平郊区，情况非常混乱和复杂。这里住有耕地的农民，有在城市做工的各种小商贩、人力车夫和一些自由职业者，还有逃出北平城的散兵游勇及特务分子，在农村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处处残砖破瓦，人民生活困苦。我们面对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百废俱兴。根据上级命令，我们主要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支前工作。郊区虽已解放，但北平城还没解放，我们发动郊区人民配合老区人民完成围城期间浩大的支前工作。揭穿敌人制造的种种谣言，宣传我们的政策，稳定人心。在老区源源不断供给粮食的同时，采取就地取材和合理借粮的办法，一方面整批购买，一方面和群众协商，完成了繁重的支前任务。

二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三是镇压反革命分子，肃清潜伏的参与反革命势力，收缴民间军火武器，清查国民党、三青团等特务组织。四是摧毁南郊农村旧政权，即废除南区旧的区公所、警察局、法院以及旧的保甲制，对旧政权人员分别进行处理，建立新的区、乡、村政权。将保改为街政府，甲改为闾。

五是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1949年2月3日，我向市委提出，春耕在即，应首先稳定群众情绪，确保土地不荒芜，农民有地种。市委随后召开了农村土地会议，宣布土地改革前，“维持原耕原用不动，谁种谁收”，“减租退息”，奖励开荒，禁止土地买卖。同时贷款给农民购买农具、种子、牲畜、肥料等，又贷给小米用于水利和开荒。这期间整修了北新安诸村19条大水渠，打井修井上百眼。清明节发动群众植树，长辛店在“一人一株树”的号召下，共植树3.7万株，成活2/3以上。

六是接管旧的物资和文化机关，迅速恢复因战争停办的学校和文化事业。我还去过一些学校开会、作报告和上课。　　

京郊土地改革与农业互助合作化

在军管工作即将结束时，1949年3月20日，北平市委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由我和安平生、苏民、冯佩之、董汝勤、刘涌、刘钢、江卓等8人组成。郊工委工作范围包括现在的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大兴区的一部分。根据市委和彭真的指示，我们首先组织干部对郊区的阶级状况和土地关系进行了调查，选出近郊7个村：百万庄、五路居、三里河、羊坊店、大火车站、侯庄、上园和远郊槐房、巴沟、六郎庄、北坞、龙河、小红门、集贤村七个村，分别派工作组下村调查。同时，我又同彭真一起分别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民革中央负责人余心清等人研究了外侨、宗教、庙宇、工商业等方面的土地问题。

当时北平郊区的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土地被前清贵族、太监、民国的军阀、官僚、工商业资本家、地主、日占时期的汉奸这些人拥有；郊区农业生产已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菜园、稻田、果园等占很大比重，许多是由地主、农业资本家或富农雇工经营，有的规模达数百亩。郊区人多地少，还杂居着大批的非农业人口。在调研的基础上，郊工委和市委政策研究室共同起草制订了《关于北平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于1949年5月31日正式颁发。《决定》体现了京郊土地政策的特色，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四不动”、“五动”，“四不动”即中农的土地绝对不能动；为供给城市人民蔬菜而经营的园艺不能动；有进步或改良设备的农田不能动；雇工不愿分租土地者不动。“五动”即地主富农或公有的荒地可动；恶霸地主富农强占强租的土地可动；地主富农租入的公地及租入其他地主富农的土地可动；和尚道士经营的庙地可动；地主富农无力经营或经营不良的土地可动。

1949年10月12日，郊区的土地改革全面展开。土改分三批完成，第一批73个村，用时2个月；第2批102个村，第3批88个村，用时都是一个半月，1950年3月胜利结束全北京郊区土改。京郊土改中也发生过一些问题，一些老干部存在着严重的经验主义，看不到形势的变化和群众觉悟的提高，还采取旧的一套办法，像“个别串联”、“访贫问苦”和“发动诉苦”；也有少量干部的官僚作风严重，好简单，命令主义，遇事不与群众商量，不发扬民主，包办代替；对地主恶霸不是说理斗争，而是威胁捆打来解决问题，在一些村发生打人事件。还有些干部调查研究不细致，错把中农划为富农、富农划为地主。

土改刚开始时，刘各庄、马房寺、福田寺三个村的农民在没有工作组的情况，自行斗争了四户地主（其中一户是恶霸地主）、四户富农和18户中农，捆打了一户地主。我们知道后，立即召开会议并发出通报予以批评，立即指示工作组未到前，只许宣传政策，监视地主或做其他准备工作，不许正式动手。

郊区土改中曾发生一起地主自杀事件，市委书记李葆华知道后，立即把我叫去，问是不是逼死的。我答说：“我了解的情况，没人逼他。”李葆华很生气的说；“你们不逼，他怎么会死？”他严厉批评了我，要我严格掌握政策。

此后，我们加强了对土改的领导，建立了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配备巡视员，到各村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做到出现问题及时纠正，好的经验及时推广。

1950年9月，我们上交了郊区土改总结报告，五个半月的斗争共没收土地402900亩，大小农具69083件，耕畜1743头，粮食133.2万斤，房屋22278间。得到土地的农民共计229892人，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在郊区彻底被消灭。又由于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在旧社会沾染的某些不良习惯和落后迷信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当时西郊有许多单身汉的雇农，从前喝酒、赌钱、嫖妓女，土改后分到土地了，他们自行戒除了不良嗜好，决心好好生产，成家立业，大干一番。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土改促进了生产。1950年，郊区粮食总产量达5.4亿公斤，比上年增产29.5%。郊区的积极变化，全市供应增加，市场繁荣。1952年，郊区蔬菜产量是1949年的4倍多。

郊区土改完成后，郊工委改组为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我任农委书记。1951年12月，中央要求各地实行农业互助合作社，“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春天，我们在郊区办了10个农业合作社。此后，全国合作社快速发展。北京的形势也是如此。1955年，是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达到高潮的一年。北京因为有基础，比全国更早地进入高潮。这一年北京郊区建立703个合作社，其中百户以上的大社176个，300户以上的大社15个，特别出现了300多个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占农业合作社一半。年终决算，703个合作社普遍增产增收。1956年1月，北京郊区农业生产社全部转入高级社，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身兼多职抓行政

1950年3月，京郊土改完成后，已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提出要我到广东工作。我推荐了郊工委秘书长安平生去了广东，自己则被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友渔留在北京任市政府（当时叫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这一段我既要去农委工作，又要忙于市政府工作，常常很晚才回家，有时干脆就睡在办公室。新中国成立这头10年，我的兼职非常多，北京市委农委书记、市政府秘书长、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市委统购统销办公室主任、北京市普选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体委主任、北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书记、北京市委交通工作部部长、北京市委地方工业部部长……

一天，彭真对我说：“旧政府人员是接管了，可他们的旧思想、旧作风需要改造，市政府成立了行政干部学校，校长是叶剑英同志兼任，他南下了，你去兼校长吧。”就这样，我又成了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我从大学要来一批大学生做学校骨干，又聘请了一些大学教授、党政干部兼任教师，自己还讲过课。当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我们每年都招收一批知识分子和高中学生进校学习，培养了一大批政法、财经干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市区政府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1953年底，中央决定实行食油的统购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销。北京市为贯彻中央决定，组织了统购统销办公室，我被任命为主任，周凤鸣、杨伯箴、荆聿玫任副主任。

1953年，全国大普选，为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宪法》做准备。5月上旬，北京市选举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全市的普选工作，我任秘书长，抓普选的各项具体工作。普选在中国是第一次，很多外国使领馆很想了解中国的民主政策，纷纷提出要求，希望给他们介绍情况。这又增加了我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到1954年6月才结束。

1953年8月，副市长张友渔突然对我说：“老柴，贺龙同志领导成立了国家体委，市里也要成立体委，你兼上体委主任吧。”

我很为难，说：“我在学校就不好体育，人家赛球我只能当观众。”

张友渔笑着摆手：“你过去在部队上干过，带过兵，没其他人，你就兼上吧。”

我这个“体委主任”就这么兼上了，我是真外行，不是装的，有人还逗我：“老柴，跑一百米需要几十分钟呀。”

1954年国庆游行后，老帅们在北京饭店吃饭，贺龙见到我说：“小柴，你们北京篮球队比赛老是输，是不是抓得不够？”我心中十分愧疚，没接茬。

贺老总接着说：“首都嘛，要带个头，我在八一队拨给你一个队，好好训练。”

我回答：“谢谢贺老总的照顾！过去我只注意了推广群众体育活动，忽视了专业队的训练。今后我一定多努力。”

贺老总说：“二者要兼顾，不可偏废的。”

彭真在旁边插上一句：“是呀，要为首都争光啊！”

1953年9月19日，市委成立了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市委统战部部长李乐光兼管。没多久，李乐光找到我，对我说：“老柴，中央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书记王稼祥，副书记廖承志，市委也成立委员会负责管理外事工作，要我管，我看还是你管着好。老柴，你兼上书记吧。”

我真的很为难，推辞说：“我兼职太多了，不能再兼了。”

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走过来说：“这样吧，你把市委农委书记交出来，由赵凡管，你兼上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书记吧。”

就这样，我开始负责北京市的外事工作。

1956年5月9日，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主持成立了国务院国宾接待委员会，由外交部、文化部、总理办公室、人大常委会典礼局、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安部八局九局、北京市等8家单位组成，袁仲贤、余心清任正副主任，我作为北京市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分工负责群众大会、游园会的组织工作和现场指挥；负责组织参加迎送的群众，负责并检查北京市有关游览工作。

1958年下半年至1961年6月，我再被任为北京市委交通工作部部长和地方工业部部长。对直属市委的铁路、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以及自来水公司及民航分局等大型事业单位实施监督检查，归口管理。

在这么多职务中，我做了多方面行政工作，也在工作中学习到了很多，有几件事情记忆深刻。初任市政府秘书长时，各项工作还未走向正规，规章制度也还没完全制定出来，工作起来没章可循，又加上自己此前长期做政治、军事工作，行政工作的经验不多，只好边学边干。每天，上边来的文件、指示，下边来的请示报告，堆积如山。如关于自来水怎么管理、上下水道怎么修、城市道路怎么建设、卫生保健如何搞，政法财经怎么办，商店教堂怎么管，这些浩如烟海的文件和报告，我常感到头昏眼花，我心想两位副市长才高八斗，该有办法解决吧。于是在关于教育方面的文件上工整地写上“请吴副市长批”，在关于经济政法方面的文件上工整写上“请张副市长批”。

这一下，吴晗不干了，张友渔不干了，他们那里每天也是一大堆文件。张友渔对我说：“你让我批，我还得看，哪儿看得过来？你必须自己看！先提出意见来，我才能批啊。”

我经常被张友渔精彩的工作方式和能力折服。张友渔过去在天津办报时就能一边谈话一边写社论，话谈完了，一篇鞭辟入里、精当之极的社论也就出来了，从容不迫，驾轻就熟，直接就可发排。如今做了副市长的张友渔仍然可以一边谈话一边给送来的文章修改定稿，给文件批示意见……这让我非常羡慕。我知道张友渔有着非常深刻的学识，学识不可一蹴而就，我必须有深切的决心不可。

我只有硬着头皮逐字逐句地细看，先看懂了再提意见交上去。今天看不完，明天又会有新的一大摞。我必须看，今日事今日毕，白天看不完，晚上接着看，常常伏案看到半夜两三点。我索性在办公室支了一张床，住在了办公室。战时工作靠腿，一天行军100多里，没“腿功”是不行的，我的“腿功”早已练出来了。土改时，经常下乡访贫问苦，东跑西颠，都不在话下。可现在伏在案头，没有连坐十几个小时的“坐功”是难以胜任的。一开始直觉得腰酸背痛，大热天大汗淋漓，还得一手握笔，一手擦汗，一想到手下的文件关乎千家万户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我挺了过来，练出了“硬功夫”——连坐十几个小时不休息，批阅文件已经游刃有余。因为我长年待在办公室工作，同事们谁也不敢偷懒，不敢迟到早退。

有一天，彭真来到我办公室，他的观察力非常敏锐，看出我是整天陷在文件里“拔”不出来了，毫不客气的对我说：“不行！你搞文牍主义，你必须每天下去了解情况！”我辩解道：“张副市长非要我看完文件不可呀。”

彭真说得对，必须调查研究，向实际学习。我在工作中认识到，由于受旧职人员旧作风等各方面影响，市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在一次市政府领导人会议上，我拿出一摞文件说：“请市长们数一数它上面的图章。”

彭真市长拿过文件一数，立即大叫：“怎么？！10多个图章！”

“这样一个批件居然要进过10多个关节，盖10多个图章，才能送到领导人的手里，拖拖拉拉，层层积压，咱们还能办什么事！”我说。

张友渔副市长说：“这是旧工作作风，必须坚决废除！”

我说：“像这一类文件完全可以压缩到三四道手续。”

彭真立即表示赞成：“不错，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一定要废除。按你的建议，起草个文件，发下去。”此后，政府公文批件手续大大缩减，各机关工作人员拍手称快。

“五一”、“十一”双节活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都会放三天假，在首都北京和全国主要城市举行游行和游园活动。北京的活动是最隆重热烈的。作为市政府秘书长、北京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书记、国务院接待委员会委员，“五一”和“十一”都是我最忙碌的日子。

两个节日里，首都参加游行的人数一般都在四五十万以上，有工人、农民、工商界、学生、机关干部、文体工作者等；参加游园的人数则有十几万人，经常有外国首脑和代表团参加。筹备组织与指挥这样大规模的游行游园活动，是一件十分繁琐和细致的工作，不仅需要花费巨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而且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两节的前一个月，我们根据中央精神，拟定出游行和游园活动的计划和具体安排，非常具体和详细，譬如游行队伍序列规定，仪仗队领头，后面依次是少先队、工人、农民、机关、城区、手工业合作社、工商界、学校、文艺大队和体育大队等。这些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排成若干路行进，一般是仪仗队成40路，少先队成50路，文艺大队成30路，体育大队成40路，工人、农民、机关、城区、手工业合作社、工商界、学校则成80路。每支队伍的通过时间有个大致估算，每支队伍举什么旗帜，抬什么画像，拿什么标语，喊什么口号，也有规定和要求，全部游行队伍通过广场的时间约为2小时35分钟，上午10点15分到12点50分。晚上的游园联欢活动也很重要，需要作出具体安排，准备烟火、礼花，组织文艺表演和跳舞以及灯光照明等，还有外宾和国内观礼团的接待工作，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及广场的装修、美化、保健、卫生等，都有仔细的计划和安排。

有了计划和具体安排，就组织排练和督促、检查工作。游行队伍的排练和彩排时必不可少的；礼花的制作也很重要，还记得我曾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军械部和装备计划部、北京卫戍区、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手工业生产合作总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礼花弹生产的问题，会后还去南苑花炮生产合作社检查礼花弹试放情况。

两节当日，我们都亲临现场指挥，发生问题马上解决。这两天是最忙碌的时候，跑前跑后，过了这两天，才能缓一口气，但马上又得对工作写总结报告，为以后活动提供经验。

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活动，虽然在物力、人力和财力上花费很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对宣扬我们的国威、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扩大我们的国际影响，是起到巨大作用的。我记得1955年苏联代表团在观礼台上观看游行队伍时非常兴奋，团员吉伦米洛娃说：“太美了，简直在梦中，在神话中。”一些日本代表团参观后说：“这是一生难忘的事情。”“中国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上下是一致的。”

每年国庆，来的外宾比较多，外事活动也特别多。这是我们高度紧张和忙碌的时刻。记得有一年国庆节晚上，焰火一结束，中央领导刚准备要退出，我就告诉天安门城楼上的工作人员“等首长一撤，我们立即把地毯、沙发搬进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去。”秘书看我忙了一天，声音都哑了，建议我说：“明天搬不行吗？让大伙儿歇一会儿。现在已经是2号了，过几个小时再动怎么样？”我说：“不行，彭真市长2号下午要在中山堂接见日本6个县的访华代表团，这是早已经订好的计划。中山堂没布置好，怎么接见？”这时，彭真打电话给我，告诉我2号下午不见日本代表团了，等他们从外地参观回来后再见。我放下电话，对大家说：“那好，大家都去休息吧。”工作人员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从天安门城楼回到办公室后，我想着下午接见取消了，可晚上的五国文艺团体演出还要照常进行。正想着，周总理的电话打来了，要我把五国文艺团体演出计划给他。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彭真，彭真说：“你先拿来给我看看。”我送去后，彭真改了几个字，要我送去给总理，并要我报告总理，说原计划会见的日本客人不见了，等他们回来后再见。

我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总理时，已是凌晨两三点，周总理仍是目光炯炯，毫无倦意。他仔细看了我送来的计划后，做了修改，说：“好。就这样吧。”

我把彭真取消今天下午接见日本客人的事向总理报告后，周总理便问我：“日本代表团知不知道接见的事？”

我答道：“知道，接见他们的计划他们都看了。”

周总理顿了一顿，稍作思考后说：“既然计划都看了，他们都知道，那就别改了，还是见吧！”

我回到市政府，马上打电话给彭真转达周总理的意见。彭真回答：“见就见吧。”我又立即打电话给外事处长辛毅，要他马上布置中山堂，可辛毅说：“这怎么来得及？根本不可能。”我便要他另找地方备选。

这天上午9点，我随彭真一起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周总理接见日本六个城市代表团。会后，我向彭真汇报，说中山堂布置不起来，准备改在全国政协俱乐部（今欧美同学会），看行不行。彭真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中山堂！不能变，搞不起来也要搞。”我坚持说中山堂实在布置不起来，工程量太大。两个人争论起来。副市长王昆仑说：“你们别吵了，咱们先去中山公园看看。”

我和王昆仑到中山公园后，发现中山堂门锁着，里面桌椅板凳堆了老高，桌子上全是厚厚的灰尘。王昆仑实在无法插手，便向我说：“你想办法吧。”就走了。我回到政协俱乐部与辛毅协商，他正在收拾，说：“没地方，彭真市长不同意也得同意了。”这时彭真的秘书跑来说：“不要布置了，就在市政府会客室吧。”我说：“那是现成的，可彭真不同意呀。”秘书说：“由我负责。”

三人决定就在市政府会客室，一切布置就绪后，彭真一看很不错，脸上浮现出笑容，说：“这地方很好嘛！为什么要换地方呢？”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顶了一句：“不是你要换在中山堂吗？”彭真也不相让，我们又吵了起来。彭真的秘书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别和领导吵了，咱们去看看今天晚上的晚会准备得怎么样了？”我心里仍然不痛快，边走边说：“这事没有完，以后总要说清楚，究竟谁是谁非，要搞明白。”

当然这事也没人去搞明白，工作上的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争论那才不正常。问题解决了，下午接见日本代表团成功这才是重要的。何况我马上就投入到晚上的晚会准备工作中，顾不上这个了。五国艺术团同时演出，仅客人就有1000多人，首都剧场、天桥剧场都坐不下，只有在政协礼堂，还需加座才行。内宾一个不要，外宾每个代表团只能带一个翻译，不要陪同人员，才勉强坐得下，所以，会场秩序非常重要。

由于毛主席要观看演出，周总理很重视这场演出，晚会计划和节目单他都仔细审查。夏衍担任舞台监督，台前台后忙个不停，我则在台下指挥，安排会场座位和秩序。

晚上，毛主席、周总理来了，我领着他们到二楼就座。第一场戏是日本艺术团的演出，彭真要我找一个懂日本戏的人坐在毛主席身边讲解，我想着廖承志在场，便跑到台下请廖承志上来坐毛主席身边。彭真要我再找一个翻译坐到周总理身边，我为难了，到哪儿去找呢？等会还有四国艺术团，再找也是大问题。晚会后北京展览馆还安排了晚宴，我得提前去准备，只好拜托副市长王昆仑照管晚会现场。这个任务才算完成。

北京的外事工作

北京是首都，来我国的外宾都要来首都，我们的外宾接待工作非常繁重。有一组1954年4月3日北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接待数据：“半年来，我们共接待了外宾5878人次，内有兄弟国家3750人次，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2128人次；参观游览了85个单位，673次；访问的单位32个，访问、座谈了42次；平均每天约有4次活动”。这个数据是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数据，跟现在没法比，但在当时，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城市的数据。

北京的外事活动有几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一是1956年迎接苏加诺，一是1957年迎接伏罗希洛夫。

1956年10月，金秋的北京迎来了印尼的苏加诺总统。苏加诺应毛主席的邀请来参加国庆活动。按照程序，10月3日这一天北京市的欢迎会上苏加诺将发表一段礼节性的讲话，然后由北京市赠送他一面锦旗。锦旗已经准备好，旗上的字经过彭真市长审查修改，由绣花师傅绣在了缎子上，等开大会当天赠给苏加诺。可就在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0月2日晚上，毛泽东宴请苏加诺时讲了一段话，彭真认为讲得很好，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到怀仁堂，要把毛主席这段话绣在锦旗上。毛泽东的这段话是：

我们热烈欢迎你——中国人民的朋友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8200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我们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为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时间太紧迫了。当时可没有机器来绣，都是人工，这么多字，一块小锦旗，两个人一针一针地绣，显然也赶不上第二天的欢迎大会。我是个认真的人，考虑到实际可能性，脱口而出：“不行！一个晚上，根本绣不出来！”彭真是个说一不二的人，要干的事一定要干成，他说：“绣不出来也要绣，非重新绣不行！”我不服气地说：“这绣字不是贴字，哪能这么快？”彭真急了：“谁让你贴了？”我们两个人嗓门越来越大，典礼局局长余心清赶过来，把我拉开，“不要跟领导吵，咱们想办法去。”

市政府办公厅主任跑到工厂，跟刺绣工人谈，工人们都很为难，认为时间太紧，怕绣不出来，但还是表示不休息，努力去完成。办公室主任就蹲在工厂，督促工人。

欢迎大会在崇文区龙潭湖体育馆召开，第二天天没亮，我赶到体育馆布置会场，检查是否有纰漏。突然急匆匆进来一个人，对我喊：“老柴，绣好了没有？”我一抬头，原来是彭真市长，便不满地说：“还没绣好，那么多字。”彭真问：“怎么不多叫几个人绣？”我仍然不高兴地说：“锦旗就那么点大，一面只能坐一个人，人多了也没有用，还碍事。”彭真催我：“不管怎么，你赶紧打电话去问。”“怎么问？作坊里又没有电话！”我说完这话，突然想起作坊对面工人俱乐部一定有电话，就打了电话通过那里的同志找到蹲守的办公室主任，要他回电话。不一会儿传来消息：“快了！他们一夜没睡，轮流刺绣，现在还剩下几个字。”我总算松了口气，又请工人俱乐部的同志传话：“让车子等在门口，最后一个字绣好，马上送来，半分钟也不能耽误。”

欢迎大会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苏加诺是在朱德副主席的陪同下来的。彭真市长致完欢迎词后，苏加诺讲话。眼看着苏加诺的讲话快完了，锦旗却还没有送到，我急坏了。余心清悄悄对我说：“你去再催催，这里我替你应付一下。”我赶紧一溜烟跑出会场，刚好遇见急忙赶来的办公室主任，他气喘吁吁地说：“只好先献上去，等献完了再取回来，把内衬缝上去。”

谢天谢地！苏加诺讲话一结束，锦旗刚好送来，总算没耽误大事。第二天，彭真对我一切照旧，谁也不记得昨天“碰撞”的事情，其实我们类似的“碰撞”不止一次，这次事情火急火燎，因而“撞”得凶，所以我记忆深刻。也因为这事，我对彭真同志这种严格要求，事必躬亲，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作风印象深刻、受益匪浅，他不知疲倦、不分昼夜，高效率快节奏，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让我终生难忘。

1957年4月15日，春日的北京迎来了苏联元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欢迎的队伍从南苑机场浩浩荡荡一路绵延到中南海，几十万群众站在13公里的马路两边，热情地挥动彩旗和标语，高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场面之盛大、气氛之热烈可谓前所未有。

承担这一欢迎任务的是北京市总工会、学联和共青团等单位，我找来这几家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具体布置，按区分界，每个区都指定专人来负责，哪个区出了事，就找哪个区的区委书记。欢迎的群众都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内挥旗欢迎，不能向前拥挤。临场前我还做过一次检查，以保万无一失。没想到还是出了事。

这天上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南苑机场欢迎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下了飞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迎过去表达欢迎之情，机场两万多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仪式完了后列队进城。我看队伍井然有序，就放心地乘着敞篷车又跑到队伍前面看沿途群众是否整齐。

我的车开到天安门时，群众都在两旁坐着等毛泽东陪客人队伍的到来，我急忙大喊：“客人来了，大家快站起来！”正在群众纷纷站立起来的刹那间，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的敞篷车已经开到眼前，千百个彩色气球冉冉上升，气球带着的巨幅标语也飘到空中，这情景使两边的群众异常激动兴奋，他们忘乎所以，拥到毛主席车前欢呼，并争相与毛主席握手，伏罗希洛夫对这个阵势并不陌生，过去苏联群众对列宁、斯大林的崇拜丝毫不亚于今天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崇拜。伏罗希洛夫微笑着向两旁的群众挥手，也握着两旁向他伸来的一双双手，就这样，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被热情的群众围住了将近一刻钟。

事情一发生，紧靠主宾前面的杨成武和罗瑞卿立即下车，想推开围上来的群众，但是人太多，推不动，挪不开，车子陷入激情澎湃的人流中动弹不得。杨成武和罗瑞卿一边喊着：“后退！后退！让开路！让开路！”一边用力地推着人群，我也急了，也大喊着“后退！让开路！”

毛主席也急了，说：“让开！让开！像什么样子！”他的话起了作用，人们主动退了下去，敞篷车才“冲”出重围继续前进，开进了中南海。毛主席这天真是动了气，他下车后怒气冲冲地对彭真说：“这是哪个区管的？区委书记要撤职！”

彭真回到市委召开市委扩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追查这起事故的责任。我通过了解知道这段路属于西城区，区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赶紧解释：“我没去，是副书记指挥队伍去的。”我很生气，批评她：“我布置任务时说好了，区委书记负责，你为什么不去？”批评也不管用，必须有人来负责，还是我来承担责任吧。我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这件事很快通报全国，对我也是一个警示作用。周总理说得非常对，外事工作无小事，真是必须打起十万分的精神来，来不得半点马虎。大概是我有北京外事活动中的经历，中央1960年底发令调我到外交部工作。1961年初，我办完交接手续，离开了工作13年的北京市。

（苏峰根据柴泽民同志生前采访和相关资料整理）


参考资料：

杨胜清：《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苏峰编著：《1978大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胡澄：《一代英杰叹旧盟——访老革命家、外交家柴泽民同志》，《东城史志》2008年第1期。

①1947年10月至12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全区县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全国土地会议决议，讨论土改和整党问题。会议主席团有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杨秀峰等33人，晋冀鲁豫中央局下属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区党委及各地委、县委主要干部共1147人出席会议。柴泽民作为太岳第三地委书记出席会议，在会上受到错误批判并撤职。详见《并不遥远的记忆》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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