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骥：白衬衣

Gowest

王骥，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7月调回北京。做过医生、上过学、参加拳击训练、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制片主任、编导、节目统筹等，至今在做《谁是球王》系列。

原题
白 衬 衣





作者：王骥



我的少年时代，在一些场合，穿白衬衣是一件很郑重的事，在北京城里上学的中、小学生，几乎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件白衬衣，每逢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学校搞庆祝活动，特别是每年五一劳动节的“红五月歌咏比赛”，男生都是清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白衬衣是那个年代中国青少年最重要的服装之一。


我们班的女生。上小学在必要的场合，男生女生必须穿白衬衣



我的六年小学生活是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度过的。

当时三年级的小学生可以加入少先队，全称叫“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上，所有少先队员都身穿白衬衣，在白衬衣领口外，绕着脖子系上一个等腰三角型的红领巾，每次大队辅导员李文辅老师都会对大家说：“同学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由无数烈士的鲜血染成……”

在少年鼓号队的鼓乐声中，新加入少先队的孩子右手五指并拢高举过头，向少先队队旗敬礼，那面红色的旗帜上印着黄色的五角星和火炬，寓意着光明与胜利。

三年级学期末，我们班多一半的同学都加入了少先队，四年级时，就连两个外国籍的同学也带上了红领巾，我还不是少先队员。李-亚历山大是苏联人，父母在苏联大使馆工作，一天他突然带着一条红领巾来上学，同学们感到很意外，因为，没有发展他加入少先队。他说他是在苏联大使馆加入的苏联少先队，当时苏联是咱们中国的老大哥，苏联的少先队员，咱们哪能不认可呢。

我和李-亚历山大打拳击的时候，看到他用红领巾擦拳击手套，心里特别生气，后来仔细一想，李-亚历山大用来擦拳击手套的红领巾是苏联少先队的红领巾，是苏联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和咱们中国人没什么关系，也就不生气了。

另外一个美国同学叫何彼德，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全家常年住在咱们中国，美国没有少先队，只有童子军。经过全班的队干部开会讨论，同意美国同学何彼德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四年级下学期，何彼德要随父母回美国了，在此之前，他们全家先去了苏联，从苏联返回中国后，他送给我一枚从苏联带回来的纪念章，那是一枚红色的，外形是五角星中间是一个圆圈，圆圈里有一个外国小孩头像的像章。何彼德告诉我，那个小孩是童年时代的列宁。

不久，李-亚历山大全家也要回苏联，班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李-亚历山大要把他的红领巾送给我留作纪念，被我谢绝了，我告诉他，我会加入中国少先队的；他脱下白衬衣送给我留作纪念，也被我谢绝了，最后他给了我一张沙皇时期面值500卢布的钞票留作纪念，灰色的纸币正面印着彼得大帝，背面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作为一个有四年集邮历史的小学生，我把纸币保存了起来。

欢送会上，所有同学都穿着白衬衣系着红领巾，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系红领巾，只能穿着白衬衣，白衬衣的胸前别着儿童时代列宁的纪念章，白衬衣的口袋里装着沙皇时代的500卢布纸币。我一直把这两件纪念品保存到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抄家时，作为私通苏修美帝的证据被抄走了。

到了小学五年级时，我们全班42个学生，41人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加入少先队。

听一个担任中队委员的男同学告诉我，其实，我参加少先队的事，全班同学的意见挺一致，都认为我已经达到入队的条件，唯独一名女生中队委员不同意，每次中队委开会讨论都被她一票否决。

这名女生的父母都是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她们家院子里有一间电影放映厅，所有影片，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每一部都需要经过她父亲审看之后才能在全国发行上映。我们班同学们常去那里蹭看那些已通过审查的电影，班里的少先队员和要求加入少先队的同学都可以去。

说来也怪，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她可能因此觉得我不主动靠近组织。其实，因为我家离那位女同学家相对较远，家里经济状况在当时社会中相对比较好，平时去电影院看电影的钱手里都有。再者，我妈妈有时会拿回家中直俱乐部（丰盛胡同）和政协礼堂的尚未公开上映的电影票，自己也就不惜的去那女同学家看电影。

这样一来，一直到小学毕业，除了我，全班同学在集体活动时都穿着白衬衣，系着红领巾，唯独我没有红领巾，只穿白衬衣。

后来考上北京师大二附中，被分配到初一（6）班，全班四十多同学，只有我和一位陈同学不是少先队员。第一学期，我们俩同时被批准加入少先队，我们班成了红领巾班，我的白衬衣的领口上也系上了红领巾。

上中学后，身体长得特别快，到了初三第一学期的时候，我的身高已经是1米85厘米，随着身材的不断疯长，衬衣的尺码也不断加大，38、39、40、41、42，每一个学期都要买新的衬衣。买衬衣的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买一件衬衣，在付钱时，还必须交付六尺多布票，没有布票，是买不到衬衣以及任何棉质的服装，包括没有制成衣服的布料。如果买布料请裁缝做衬衣，花费的布票比买成衣还要多。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从收音机中听到《东方红》这首歌起，一切生活必需品和食物都必须凭政府发的各种票，以及不同的购买证才允许限量购买。户口在北京的成年人和我们学生，每人每年可以得到政府发放的购买十八尺棉布或成衣制品的布票，不管家里有多少钱，没有足够的布票，是无法买到白衬衣或其他棉布制品的。我是家中最主要的布票消耗者，对家庭有一种内疚感。

上初中的时候，课余时间我在什刹海体校篮球队接受训练，一年后，转到北京市少年宫体校参加篮球训练，少年宫体校不仅每次训练结束可以洗热水澡，而且训练时可以穿少年宫发的训练服。于是，去专业运动队当运动员，领到国家发的运动服，用自己省下的布票回报家里人，是我那时的一个愿望。

文革的开始让我当运动员的梦想成为泡影。1969年1月，在去陕北延安插队之前，集所有亲属的布票，母亲帮我去西单商场买了两件白衬衣，都是上海生产的，每件衬衣上都包着透明玻璃纸，往箱子里放的时候，包装衬衣的玻璃纸发出“哗、哗”的响声，听着这声音，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新的生活要开始了，这新的白衬衣将要穿在我这个新农民身上了。一下子买了两件白衬衣，是不是有点奢侈？母亲说，看报纸和画报上的宣传照片，邢燕子、董加耕那些比较早下乡的青年们，都是穿的白衬衣。


在陕北插队劳动时也穿衬衣

我插队的史家岔村，除了我们北京知青，全村有白衬衣的只有五家人。第一家是杨德兴家，杨德兴是本村回乡知青，他家是全村首富，家中有缝纫机、自行车、还有半导体收音机……

他家是四川人，当年红军长征路过四川时，他大，就是他爸爸参加了红军，解放后安排在牛武林场工作，全家衣食无忧。他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陕北农村妇女，比他爸爸小二十多岁，是他老爸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年，由组织介绍婚配的女人。这媳妇很争气，新中国成立当年给老红军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杨德兴。

杨德兴和我们知青年龄差不多，他有两件白衬衣，一件是托人从铜川买来的，还有一件是在省会西安买的。他娶婆姨时，这件从西安买来的白衬衣，被他穿在了蓝色卡其布军便服的里面，客人来家中道喜，一眼就能看清军便服领口里的白衬衣领子，握手时白衬衣袖口从军便服袖口露出来，格外的显眼，抬手吸烟的时候，客人们还能看到白衬衣袖口上的有机玻璃钮扣。

我们到史家岔村的第二年，杨德兴就被调到县里当电影放映员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每次见面时，都可以从他的外衣领口看到里面白衬衣的领子。夏天，即便挽起了白衬衣的袖口，衬衣的下摆也一定放在裤子里，他很注重自己的仪表，因为他已经是电影工作者。

刘学亮是我们村一位德高望重的有文化的农民，他和生产队签约承包了一个山沟的荒地，那地方离我们村不远，地名叫“后油坊”。他靠开荒种地卖粮致富，后来又在我们村办起了造纸厂，不但全村的乡亲都受益，自家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刘学亮不仅自己有了白衬衣，儿子女儿去县城上学也穿上了白衬衣。

杨杰是我们村的一位中年农民，他有一件保存了十年的白衬衣。十年前，还在河南省开封师范上学的他，因为说了一句大实话“农村人生活不如城里人好”，被打成“学生右派”遣送回乡。那白衬衣是他买来准备加入共青团宣誓时穿的，因为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活，变成了农民，白衬衣也就成为了奢侈品。
他和我们村妇女队长马枝结婚时，从箱子底下找出来那件白衬衣，一连穿了三天都没舍得脱下来，总算是物尽其用了。他媳妇马枝第一次为丈夫洗衣服，洗的就是这件白衬衣，也是马枝生平第一次在河边不用棒槌槌打衣服，而是用手清洗，为洗干净领子，还特意托人步行130里路往返县城，买了一块洋碱（肥皂）。衬衣洗干净后被重新放到了箱子底下，只有去县城办重要事情的时候，杨杰才会穿上一天。

村里传达“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文件的第二天，有人看见杨杰穿上白衬衣，步行30里路去公社供销社打酒去了。

乔君芝是我们村的民兵连长、复员军人，他有一件部队发的白衬衣，但不是发给他的。他当兵时部队发的服装，很多年前就已经被他全部穿烂了，他自己说“连一条裤衩的松紧带都没留下”。他的这件白衬衣，是他的一个兄弟穿旧了，他从人家手里要过来的。

天暖的时候，每逢有上级领导来村检查工作，或者去公社、去县里开会他都要穿上它，衬衣经过他婆姨反复清洗，好像是越洗越白了。我们一起在史家岔插队的北京知青褚永琦告诉我，“部队军官发的衬衣是用漂白布做的，战士发的衬衣大多是棉花本色白布做的，这种布料没有经过漂白，会越洗越白。”

夏天，老乔穿着白衬衣挽起袖口，露出小臂的肌肉，衬衣只扣中间两个扣子，从领口一直到胸骨的剑突是不扣扣子的，白衬衣的上半部分总是敞开的，站在他对面的人，可以很清楚地从白衬衣的开口处看到他的部分胸大肌和几根稀稀拉拉的胸毛。我了解他，这不是在炫耀自己文攻武卫的能力，确实是那白衬衣比他的身材小了一号，这样敞开穿着，舒服一些。

有一天大清早，老乔家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他动手要打自己的婆姨，只见他婆姨在前面跑得气喘吁吁，时不时的还喊一声“救命啊！”老乔一脸铁青色，手里紧握着一只鞋，光着一只脚在后边追，村里过路的乡亲把老乔拦了下来，问一下事情的由来。老乔沉思了一会才说：“这婆姨就会生烂怂女子，连个娃（男孩）都生不下来”。

后来听村里人说，他婆姨在河边洗衣服时，边洗边和别人家的婆姨聊天，那洗衣服的棒槌在每件衣服上都多打了十几下，其中也有那一件白衬衣。

第二天清晨，老乔发现白衬衣破了，这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就有了那出男追女跑，险些酿成家暴的闹剧。

说来也怪，当老乔的白衬衣被他穿的最后只能用来糊袼褙纳鞋底时，他们家又出了一件喜事，他婆姨怀孕了。生产那天是杨德兴他妈给接生的，孩子落地一看长着毬（男性生殖器）呢，德兴他妈大喊道:”是个男娃，男娃！”这一嗓子，震得窑洞都掉土。家里添了一口人，虽然多了一份布票，可是过日子的钱更紧了，老乔也再没有闲钱去买白衬衣了。

村里有个小学校，就在我们知青男生宿舍后面，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姓梁，叫梁玉亭，他家在我们公社柳园村，离我们村四十多里路。我们刚进村时，梁老师还是我们队上请来的民办教师，既要教语文，也要教算术。天暖时梁老师把白衬衣当做外衣穿，下摆从来不放到裤腰里面，袖口总是挽起来，口袋里习惯性地插着一支全黑色“金星牌”铱金钢笔。小学校的墨水是用生产队公益金买的，我们村的北京知青从来就没买过墨水，都是拿着钢笔去小学校灌墨水，灌足了墨水再回到宿舍写信或记点什么。

有一天，我正在宿舍看《黄帝内经》，跑来一个小学生对我说：“梁老师请你们知青过去”。我首先想到可能是这几天我们知青灌墨水灌得太勤了，把学校的墨水都给用完了。走进小学校办公室的门，只见梁老师蹲在地上，在一个白搪瓷脸盆中搓洗着他的白衬衣，四周围了一圈小学生观看，看着像是在做游戏。

梁老师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道：“大个子，你学过化学吗？”我说“学过”。梁老师从水盆里拿起衣服，指了一下白衬衣口袋上的一小块蓝色，“这钢笔水咋能洗掉吗？”原来他的钢笔漏水了，墨水染了他的白衬衣。

我向他建议用草酸，可是这种化学试剂在我们县买不到。我又建议他用醋精（白醋）洗，或者用米汤洗。幸好我们村既有大米又有小米，一个学生跑回家拿醋精，另有两个学生分头跑回家，一个负责煮大米汤，另一个负责煮小米汤。“你有洋碱(肥皂）吗？”梁老师又问我，我说“有，让你的学生和我去拿吧”。

大约半小时之后，我又被一个小学生请到学校办公室，看到梁老师正坐在椅子上喝米汤。他右手托着一只碗，那碗里是小米汤，有半碗的小米，这哪里是米汤，分明是小米粥。桌子上还放着一碗大米煮的米汤，能看到碗里有少许的大米。

梁老师指着桌子上的那碗米汤，说”你喝这碗。洗这衣裳，我用了你的洋碱、用了醋精、用了小米汤、用了大米汤、还用软糜子面揉了揉……”，他的白衬衣已经晾了起来，蓝色的痕迹已经褪色不少了。衣服晾干以后，梁老师穿在身上，两米之内还是能看到淡蓝色的墨水痕迹。

于是，大家出谋划策，有人建议在有墨水痕迹的地方戴上一枚大号毛主席像章，遮住墨水的污迹。两天之内梁老师就找到了一枚大号像章，戴上之后，大家都感觉很别扭，根本原因是位置不对。像章戴了一天，梁老师又悄悄地摘了下来，他担心，像章佩戴的高度不够，会让别人误会他对毛主席不够忠诚。

大约两个星期后，梁老师回了一趟家，白衬衣上的墨水痕迹不见了，我走到他身边才发现衬衣的口袋有一点变化，同样是白色，口袋怎么显得比整个衣服发暗？而且口袋的位置也不太对，好像比正常的位置靠下。老梁笑着告诉我，“这是我婆姨的功劳。她从一件破的不能穿的白衬衣上拆下一个口袋，换到了这件衬衣上，缝的时候，口袋向下挪了一点，正好盖住了口袋下面的一部分蓝色。”不近距离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这次墨水事件之后好多年，老梁只买灰色衬衣。改革开放后，老梁转成公办教师，才再次开始买白衬衣。几年之后老梁被调到我们县直罗镇主管教育工作，又过了几年当镇长了，后来他从直罗镇镇长的位置被调到县教育局担任书记一职，一年四季白衬衣不离身了。

2001年老梁因肝硬化去世，出殡前，他的儿子给他贴身穿上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衣。

听说村里还有几个人有白衬衣，可是我没见他们穿过，耳听为虚，不便载入“史册”。


插队时画像也是穿白衬衣



那年月，在陕北，真正的庄稼人几乎没有人买过白衬衣，买了也没有穿白衬衣的场合。公家人（政府工作人员、干部）几乎都要有白衬衣，哪怕领子覆盖了一层尘土与汗水融合的黑色污渍，或许这更能体现出深入群众的作风。

一件衬衣，特别是白衬衣，似乎成为了区别庄稼人和公家人的有形标志，倒也应了那句老话“先看衣裳，后看人”。

公家人每年发的布票和农民一样，为了买衬衣就不得不向在村里种地的亲属寻下（要）点布票，布票不够用，又要穿白衬衣，许多公家人也犯难。

离我们延安千里之外的上海，不少陕北庄稼人都听说过，这上海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还是什么“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的发源地，在我们到延安插队的第二年，那里又有了重大“发明”——假白衬衣领子。这种假领子是用零头布做的，买零头布不要布票，因此很受人们欢迎，并很快风靡全国。


凭布票购买纺织品时的假领子



假白衬衣领子发明的时间也许比我知道的要早一些，我作为一个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相对比较孤陋寡闻，我是在插队的第二年回北京探亲时，有一次在王府井北口的清华园浴池洗澡，发现一个洗完澡的人在穿好圆领棉毛衫之后，又穿上了一个白衬衣领子。

从浴池出来，抬眼观望四周的人群，感觉北京人生活档次提高了，好像不少的人外衣里都穿着白衬衣。坐公交车的时候，我特意走近一个站立在车厢中间，从外衣领口中露出白衬衣领子的人，特别观察他那只高举过头，紧紧握着汽车扶手的手，在外衣袖口内是否有白色的衬衣袖口。

我去看望一位亲戚，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他，他是我的长辈，是国内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员。他听我说完，笑了，讲了一些文艺单位发生的与演出服装有关的事。

当年在全中国的文艺舞台上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演出这八个样板戏的演出单位被称作“样板戏演出院团”，简称“板儿团”。这板儿团单位有中国京剧院、中国芭蕾舞团等，都是“文革伟大旗手”江青的嫡系，受此恩惠，这些板儿团的演员、职工每人都领到了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在那个年月，一件军大衣穿个七、八年没问题，不仅家里省了钱，关键是省了布票，八个板儿团之外的文艺单位是又羡慕又嫉妒。

我那位亲戚的单位接到了一个外事演出任务，要求统一着装，外面蓝色军便服，里面穿白衬衣。演出用的外衣都在单位的库房里，唯独这白衬衣成了大问题，剧院没有，个人也没有，即便个别人有，白衬衣也是很旧的，领子发黄了。添置衬衣关键问题是布票，最后剧院通过关系，给每位演员量身定制了一个带胸衬的假白衬衣领子和一副假白衬衣袖口。

和我闲聊着，他从衣柜里把这两件“装备”找出来穿在身上，更准确的说，是带在身上，让我开开眼。那个带胸衬的假白衬衣领子穿在身上，有点像安了领子的女人胸罩，穿在男人身上显得有点滑稽。假领子后面是一块布，从肩膀延长到肩胛骨的下缘，前面从肩部到两个乳头的水平线，正中有开口，左右两侧分别是三个扣子和对应的扣眼，前片和后片是通过两侧腋下的松紧带连接在一起。两个假袖口套住了小臂的前半部，穿上外衣，扣好扣子，还真有里面穿着白衬衣的视觉效果。

从北京探亲回到延安，我发现革命圣地一些人的着装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县委机关大院里晾衣绳上开始有带胸衬的假白衬衣领子和假白衬衣袖口，特别是女干部的假白衬衣领子都是大翻领，在阳光下格外显眼。到底是公家人，跟形势就是快。

下一年入冬后，村里的庄稼人在多年不拆洗的手工缝制的老黑布棉衣领子内侧，也开始缝上不同颜色的中式衬领了。

结束五年半在延安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插队生活，转回北京工作、上学、训练……不久，根据我的特长，被调到体委，在国家拳击队担任教练，兼任医务监督，从此开始接受国家定期发放给我的运动服装，不再耗费家里的布票了。

我是第一个考取国际拳联医务监督的中国人，很快又成为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的委员，奥运会拳击比赛的医务仲裁，很多年，在高层次的国际体育技术官员圈子里，拳击项目中我是唯一的中国人。每一届奥运会由主办国给我定做一套西装，两件白衬衣，亚运会、东亚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同样由主办城市负责给我定制一套西装和两件白衬衣，再也不用自己买白衬衣了，储存下来的白衬衣够穿一辈子。


工作需要必须穿白衬衣


今天，一个人有几件、十几件甚至几十件衬衣是很正常的事，白衬衣的样式和四、五十年前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物质匮乏年代，人们集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明的“假白衬衣领子和袖口”，已经成为不太遥远的历史了。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以异彩纷呈的服装乔装打扮着自己，优雅而自信地展示自己独特的气质与形象，彰显个性的魅力与风采。窥一斑而知全豹，“白衬衣”是一个记忆，似乎也是一幅穿在身上的历史画卷。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和拳击冠军邹市明在庆功会上


后记

我们小学同学有一个微信群，三十多人每天在微信群里交流，那位曾经不同意我加入少先队的小学女同学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二十多年前她在国外留学时，我是央视《世界体育报道》记者，她在百忙之中，帮助我们摄制组订酒店，我告诉她计划买一顶牛仔帽，她说有时间就带我去购买。

当天拍摄结束回到酒店，在前台收到她送给我的三顶不同颜色牛仔帽，她说是送给我的，坚决不要我付钱。

前些年她在北京新国际博览中心附近开设了一家名字叫“ Steaks and Eggs”的北美西餐厅，“喜来中”真正的美国厨师烹调，多次邀请我们全班同学去聚餐。

小学同学李-亚历山大回苏联后失联，一直在寻找。

小学同学何彼德回美国后，我们知道一些他的信息，身份比较特殊，不便于见面。

文章中提及到的史家岔村中的回乡青年杨德兴、造纸厂厂长刘学亮、民兵连长乔君芝已先后病故。

史家岔村杨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右派身份得到改正，回原籍被安排在一所中学的教务处工作，今年八十多岁，退休二十多年了，现住在一家养老院。

（此文为“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一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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