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萧信生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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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信生教授访谈录

时间：2006年3月28日下午
地点：南京大学中美中心D102室
访谈者：董国强 袁桂海 伍荣蓉 梅雪盈
访谈对象：萧信生
[萧信生：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授，曾经担任过生物系系主任、全国生理学会理事、全国高校理科生物教材编委等职。文革爆发时是生物系党总支委员、副系主任，负责全系行政工作]

董国强（以下简称董）：萧老师，《南京大学百年史》在谈到文革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在中层干部和教师中，生物系总支书记谢家极和副主任萧信生，首先遭到批斗。” （见该书378页）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您在文革期间的个人遭遇，以及您所听到和看到的南大文革的一些情况。
萧信生（以下简称萧）：好的。
南大的文革运动是1966年6月初爆发的，我这里先稍微说几句此前的情况。
我是1965年的8月去海安参加“社教”运动的，前后大概8个月的样子。我当时是生物系工作队的副领队，领队是校学生处处长张淑贞。我在一个生产大队里作指导员。我们工作队的纪律也很严格，九顿饭（三天）才可以吃一顿干饭，其他都是稀饭。当时我和其他队员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管得很严。
我1966年3月份回到学校，3到6月份出了三次差，一次到北京，一次到苏北，一次到浙江。到北京是参加一个由高教部举办的科研成果展览会。到苏北和浙江，是为了检查我们系毕业生的实习情况和毕业论文的进展。等到我从浙江杭州回来，已经是6月7日左右了。
我在杭州的时候生了病，拉肚子，在床上躺了两天。所以6月2日早晨我是睡在床上听到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我们头天吃晚饭的时候吃了些蛏子，结果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煮熟，还是我的消化道不适应，当天夜里就泻肚，而且泻得很厉害。跟我一起出差的人看见我生病了，就赶紧给医院里打电话。但是当时正在下雨，医生不肯来看。正好第二天一早就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杭州方面的接待人员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医院里，也不是说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就说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因为那天雨大点，你就不肯来看病，这是不对的。这是我们身边的人对聂元梓大字报的第一个反应。
大字报贴出去以后，连县委书记都来了。县委书记来了以后，医生也来了，第二天宾馆里就给我们几个人开小灶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听到聂元梓大字报还感到很奇怪，心想怎么一下子就这样了？至于这个事情与我们自己的关系，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多想。
不过我回到学校前，跟我一起参加“社教”的一位老师就遭殃了。这个老师叫朱洪文，平时为人十分老实和善，见到人总是点头哈腰的。当时我们系的许多人一起在海安农村里搞“社教”，组织上把他和其他几个老教师放在我这个生产大队，目的就是要我注意照顾他们，掌握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们不要太苦太累，否则出了事情不好办。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公布以后，南大南园也出现了一批针对知识分子的大字报，其中就有批判他的，说他对地主分子点头哈腰，不分敌我。他吓得要命，就跑来找我，战战兢兢地说：“萧先生，我平时对人就这样子。而且我刚去，人生地不熟的，哪里知道谁是地主啊？”
我安慰他说：“你别担心。你的情况我知道，你没什么问题。”
我那个时候刚回来，不了解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南大6月2日就出事了。当时在溧阳分校有学生贴匡亚明的大字报。匡亚明就组织群众批斗那些学生。哪知道后来他被中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黑帮”。
6月12日，江苏省委来南大召开批斗匡亚明的万人大会。当天晚上，生物系就有人在西南大楼贴大字报，提出“打倒谢家极”、“打倒萧信生”的口号。大字报把西南大楼二楼的走廊两边都贴满了。第一张大字报是生物系办公室主任Z领头搞的。他对我和谢家极平时就有些意见，具体情况我等会再说。
董：那个时候生物系有多少人？
萧：教职工100多人。
当时大字报还是很少见的，南大在南京地区是第一批；在全国高校中南大也是第一批。那时候都是捕风捉影，有那个事、没那个事，他“呼”地一下都给你在大字报上捅出来了，而你则有口难辩，因为根本没有机会给你说话。
当时我们尽管有些情绪，但还要坚持工作。所以我们还在按照上头的布置开会，研究这个群众运动应该怎么发动。但我们已经感觉到有点抬不起头来了。这个时候说实在话，我们在思想上就是在等待、观望，头脑里非常强烈的一个想法是1957年“反右”前夕的那种想法：硬着头皮顶住，等待上边一个号令，发动反击！所以十年前的“反右”运动经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哈哈……哪知道总支开了三天会，外面大字报又出来了：生物系党总支在开“黑会”！所谓开“黑会”，就是根据上头的布置研究群众动态，看看哪些人是真“反党”的，哪些人是跟着起哄的，哪些人是随大流的……结果在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不知道又被谁给捅出去了。好！你们现在还在开“黑会”！
这样我们以后也不开会了，心里想随他去吧。加上那时候省里的工作组已经来了。那么我们就不管了，就由你们工作组去管吧。
董：您那个时候多大年纪？
萧：我那时39岁。
这个时候已经很乱了，尽管造反派还没有对我们进行批斗，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理系里的行政工作了。我和谢家极这些人，还有系里的这批教授，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反正给你加了好多顶“帽子”。因为我们过去担任领导工作，接触的人多，你跟他讲过什么话，现在都给你上纲上线弄出来了。
大概从7月16日到7月20日，生物系在教学大楼的大教室开了5天揭发批判大会，大约有一、二百人参加，其中有学生有教师。这时他们已经组织教师和学生上台批判了。不过当时我和谢家极还可以坐在下面接受批判，还不用弯腰、低头、“坐飞机”。因为谢家极是1957年生物系党总支成立的时候来的，而我1951年从生物系毕业后，就一直在生物系工作，所以我成为了批斗的重点。
会议开得很热烈，上台发言的人很多。我们只有听的权利。这个会看来是精心组织的，个别发言令我很吃惊，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首先是批判我们在教育工作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其次是人事安排、组织工作上的“阶级路线”，以及“工作作风问题”等，而最能激起不了解情况的人（特别是学生）的公愤的，是说我们“打击工农”和“包庇反动分子”。一位教师文革前和系总支的关系一向很好，此时却走上台去慷慨激昂发言说：“旧总支比国民党还坏，×××（本组党员）比蒋介石还坏”。这位教师因而获得“左派教授”的美誉。
从这个“五天大会”以后，我们就成为“劳改”对象了。大概从6、7月份开始，当时天气很热，我和谢家极，加上系里20多个教授、副教授和少数基层干部，都被造反派押着去参加劳动。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分散劳动。有一段时间将我和我们系的耿以礼教授以及他的儿子耿伯介讲师三个人放在学校花房里劳动。匡亚明当时也在那里。我们四个人和工人一起劳动。那个时候劳动已经不算什么了，只要不批斗就行。因为要批斗的话，什么低头、弯腰、揪头发、“坐飞机”都来了。
董：那时侯您和匡亚明在一起劳动，对文革还议论什么吗？
萧：他劳动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在葡萄架下拿一本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在那里读。语录外面包的是中文壳子，看上去是中文的书，实际上是英语书。他那时候英语学习还抓得蛮紧的。我们从来不谈话。特别戒备，就是不敢谈。他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我绝对不跟他谈。当我一被关起来以后，我立即不与任何人联系，也不再参加任何组织的活动，以免造成新的麻烦。后来造反派发生对立，两派都在争取干部，于是有人跑到我家去说：“你来参加，闹革命嘛。”我说：“我不参加。”如果是学校里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或者是召开辅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这个我去，反正是全校的。如果哪个人叫我去单独参加什么会，我绝对不去。我说：“我的账就结在1966年前，1966年后就不再惹事了。”这一招实际上很有效。
当时化学系有一位副主任叫彭士珂，这人后来在文革期间死了，她究竟是死于自杀还是死于他杀，到现在还有争议。她当时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一天她见到我，老远就说：“萧信生，自行车有没有还给你啊？”这是指我有一辆自行车，不久前被红卫兵拿走了，他们说是“借用”。
我说：“没有。”
走近了以后，她说：“出来工作呀！”
我说：“干什么工作啊？”
她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出来工作了嘛！”
我也没问她搞什么工作。不过当时她的日子显然比我好过。
哪知道没过几天，我看到大字报上她的名字又倒过来写了，又打上了红××。怎么回事啊？总归是一派把她“解放”了，另一派就要打倒她。当时这样的事情很多：今天让你上主席台，明天又把你拖出来批斗，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弄得你精神都快崩溃了。
所以我想还是干脆被一打到底，最后被彻底解放，反反复复地折腾受不了。
董：您刚才说您还“陪斗”过匡老？
萧：我陪斗过，在大礼堂。那时候一起参加陪斗的还有其他中层干部，造反派一开始给我们定的罪名就是“匡亚明的黑帮”。因为中央给他定的罪名是“黑帮”，我们就成了他的“黑帮”成员，造反派说我是他的“得力干将”。
董：您对于当时批斗匡亚明还有什么印象吗？昨天我们与另一位老师在这里谈的，他说批斗匡老的时候，说他是“修正主义”也好，“培养资产阶级黑苗”也好，他都承认。但一说到“叛徒”问题，他就不承认了，反复坚持说“我不是叛徒”。就这一条他不承认。
萧：这我也可以讲给你听：所有的帽子我都可以戴，但事实我决不随便讲。我当时这个概念很清楚，怎么加帽子没关系，但事实不能变。
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利害，瞎说了一些东西，后来又弄不清楚，最后落实政策的时候就麻烦了。我还晓得有一个人，他当时交待说他曾经把一个国民党的旗子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完全是胡扯的，实在被逼得没有东西交待了，就编了这么个瞎话。结果红卫兵就去那个地方挖，挖了好久都没有挖出什么来。后来被造反派狠狠地批判了一通！所以你那个时候不能胡扯。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顶住不胡扯（乱交待）也不容易，因为那些专案组的人一天到晚向你说教，“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叫你要“竹筒倒豆子”。你没有东西交待，他们就说你“态度不好”。
大概在（1966年）8月份的时候开始“抄家”。我家被抄得最早。那天早上我在家里听广播上说，北京“全聚德”的牌子被砸下来了。中午回家的时候，我的家就已经被抄过了。抄家的人临走留下一张“勒令”大字报，在我的名字上面打个大大的“×”，然后写了三条内容：第一条，销毁所有旧照片；第二条，砸碎所有唱片；第三条，把旧书限期都交到学校去。
当时我在学校里劳动，我的妻子在单位上班，只有两个小孩在家。大的女孩子13岁，小的儿子10岁。他们不晓得那些人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回家以后，他们说有几个认识的叔叔、阿姨（过去我教过的学生）来过，看柜子，看抽屉。其实我平时对这些青年教师蛮好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不过我家有一台电唱机，我就弄几张唱片，轻音乐之类的，有空就请他们来听听、玩玩。
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啊！鼓楼大钟新村南大宿舍里我是第一家。不过这样一来对我也有点好处。这次被抄家以后，后面来的红卫兵看到门口贴的“勒令”，都认为这家已经抄过了，就没有再来抄家了。后来的抄家更厉害了，整个就给你瞎弄、瞎砸。我那一次也就是表面看看，我的唱片、照片他都没拿，就是叫我自己处理。所以我第一个被抄家也算是因祸得福，占了一点小便宜。
前面还有一件事，就是8月3号戴“高帽子”。这是当时震惊全校的一幕。那天上午学校里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们系是在教学楼一楼的大教室里听传达的，传达以后要我们都回到西南大楼来学习、讨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要批斗我们。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就看见西南大楼前面乱哄哄的，也不像要学习的样子。其实他们已经组织好了，只有我们这些当事人还蒙在鼓里。
西南大楼外面有一个约30平方米的平台，要进入大楼，就要先走几级台阶登上平台，然后再从平台登上几级台阶进入一个约20平方米的门厅。我们从教学楼走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平台上下和门厅内外聚集了好多学生和年轻教师，另外隐约看见门厅里的那个乒乓球台上放着几顶高帽子。等我们靠近了，上面就有人喊：“把某某某揪上来！”于是就有人过来揪。喊一个，揪一个。我和谢家极当然首当其冲，最先被揪上去了。大概一共被揪上去10来个人，包括我们系的两个一级教授、一个二级教授、一些副教授，还有几个总支委员和学生辅导员。只要你在场，人家一喊，就被揪上去了。然后就给我和谢家极等几个人都戴上高帽子，还给我们倒了一身墨汁，脸上也抹了黑！那天谢家极穿的是浅灰色的旗袍，我穿的是白色的衬衫，黄色的短裤，被倒了一身的黑墨汁，非常狼狈，感到头都抬不起来。
戴了高帽子还没有完，还要叫我们弯腰、低头。我当时还年轻，倒没什么。跟我同时挨批斗的两个一级教授都70岁左右了，要他们弯腰在那里站一两个小时，肯定是相当厉害的。所谓批判也没有什么人发言，就是大家在那里瞎起哄。哄闹了一会，据说工作队赶来做了一些工作，他们放掉了一些人，后来就只剩下我和谢家极了。下面又有人喊要“游校”。于是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后面用绳子牵着，喊着“打倒谢家极！”“打倒萧信生！”的口号，在北园、南园走了一大圈。然后再把我们带到体育馆旁边的排球场上去批斗。后来外面太阳很大了，又把我们带到老体育馆里继续批斗。
好不容易批斗完了，我找到个水龙头，把脸洗洗，中午得回家啊。
回到家里，13岁的女儿问我：“爸爸，你身上怎么搞这么多黑墨？”
我就骗她说：“他们写大字报，不小心泼到我身上了。”只能骗骗她啊，不然你怎么说啊？小孩子搞不大清楚啊。
不要说小孩子搞不清楚，从6月开始到8月，又是批斗，又是劳改，又是戴高帽子，又是抄家，我们这些人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感到似乎一个晚上就全部翻过来了，一下子什么都改变了。那个时候你又不敢随便提什么问题，因为你不知道问谁，也没有权利问谁。所以只能自己在心里打鼓：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抄家以后小孩子跟我说：“那些叔叔、阿姨平常到我们家来还蛮好的，今天来翻什么东西啊？”那时我就想：宪法不保障人的权利啦？至于这些人是不是错的，当时还不敢怀疑。因为那都是毛主席号召的，你有什么权利怀疑啊？那时候我们还十分相信毛主席啊。那么反过来一想，是不是还跟1957年“反右”一样？先让他们闹一闹，然后再发起反击？于是我一直在内心里等待，等待那个反击。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这个反击始终没有出现。
到了8月8日，《十六条》发表了，于是大家又开始学习《十六条》。到了二十几号的样子，系里的动物专业组要我去谈学习文件的体会。我记得我当时谈了三条。
第一条，我很赞成《十六条》讲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我首先提这一条，是因为这一条与我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造反派就问：“戴高帽子是文斗还是武斗？”
我当时没敢说那是武斗，我就反过来说：“总不能算文斗吧。”
他们应声断喝：“是文斗！”
我心里说：好好好，我不和你们争，你们说“文斗”就“文斗”吧。
第二条，《十六条》上面讲有四类干部：第一类是好的，第二类是比较好的，第三类可以改造好的，第四类是给以出路的（注：《十六条》原文说的第四类干部是“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十六条》还说第一类和第二类占干部总数的95%。
于是他们又问我：“你是第几类干部？”
我小心翼翼地说：“我争取做第四类。”我心想“给出路”是最低一档了，没有再低的了，而且我说的是“争取做第四类”，总不会有错吧？
他们又应声断喝：“不！你是第五类！”
这下子轮到我吃惊了！《十六条》文件上明明没有嘛，怎么说我是“第五类”呢？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道理的，就是给你瞎胡来的。于是我就不吱声了。要不然怎么说呢？又过了几天，我女儿学过《十六条》后对我说：“爸爸即使不是第一类干部，也是第二类干部。”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她哪里知道我连当第四类干部都不够格了。
第三条，……我现在记不得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整个就处在劳动和批斗当中。反正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名目来批斗你，有时还找到各种各样的名目来拉你做“陪斗”。文革结束以后匡亚明跟我说，他曾经“陪斗”过我的。这个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不过我“陪斗”过他我倒记得。
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挂个牌子，每天回家的时候还要挂着，从这里走到大钟新村。不过那时候挂牌子也不稀奇了，挂牌子的人多得很。在铺镇车辆厂劳动的时候我们连吃饭都挂着牌子，衣服上有块白布条，上面有许多“头衔”。
还有每天晚上必须站在家门口向毛主席请罪。自己制作一个毛主席像靠在那里，面对毛主席像站着，也不说什么，就在那里站10分钟。规定你那样做，不做不行，你也不晓得有没有人在暗处监视你。旁边有小孩戏弄你也好，有蚊子咬你也好，都得坚持。那个时候蚊子很多啊，所以我就找件旧的绸长裤穿起来。
所以1966年下半年，从我的思想状况来看，就在“等待”、“怀疑”、“等待”中间打转转，希望有个转机。再一个呢，就是希望批斗少一点，一天搞两、三场真吃不消。肉体的折磨不说，反复批斗对一个人的精神折磨也是很厉害的。你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你完全无能为力，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只有听天由命。最后搞得你自己的思想都很恍惚了，好像有点自己不相信自己了，好像我大概是有这么多问题吧？
那段时间我思想上很苦闷，谁也不想理，一个人也不愿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家也不愿理你呢！所以这半年我家里整天像死了人一样，一点生机活力都没有。我是外地人，在南京就是一家四口人，家庭关系很简单，其他一个亲戚也没有。过去还可以到同事、同学那里走动走动，现在就不行了。家里两个小孩嘛，还不太懂事，但出去总有人指着他们骂“黑崽子”。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就不该入党？你是“剥削阶级”出身就不该入党？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就不该搞业务？搞业务就是“白专道路”？
至于以后被放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我心里更没有底。所以我生理学也不看了，我想我将来可能不会再从事这个工作了。那么我自己看看英语总可以吧？无论如何这都会有点用处的吧？于是我就读英语。结果这也不行！那时候造反派勒令我，家里的大门白天晚上都得开着，不准关的，他可以随时进来检查。结果有一天他进来一看：“呀哈！你还在看英语！你想干什么？！”这样我在家里其他什么书也不能看，就是天天看看《毛选》。
文革爆发后的几个月当中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整天就是被弄去批斗、劳改，只有这些活动结束后出了校门，我才长出一口气，似乎到了自由世界，急切地赶回家，总算又熬过一天了。
到了1967年初，造反派之间斗起来了。1月26日江苏省夺权，造反派就分裂成“好派”和“屁派”了。我们系里有一个66届的学生叫袁服武，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是“屁派”（“八•二七”）的二把手。他这个人倒不太关心系里的斗争，只关心向省委、市委夺权。夺权以后呢，造反派之间又打起来了，就不管我们的事了，我们就成了“逍遥派”了。所以整个1967年对我们来说是好日子。
到1967年8月份，“红总”把“八•二七”赶到大桥工地去了，南大成为“红总”的地盘。这些事情的具体原委我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这段时候我们日子很好过，造反派无暇顾及我们，批斗也没有了。当然中间还要去劳动的。大概到12月以后，上面又说要搞“大联合”了，慢慢地重点又转移到我们身上了。
根据我的印象，好像是1968年4月社会学系教授柯象峰在大操场上开会被打成“双料特务”开始，南大又掀起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当时叫“清理阶级队伍”。这个时候又把我们这些人都集中起来。这次搞得相当厉害。看管的等级提升了，劳动时间比以前长了，劳动强度也加大了，在建筑工地敲石子，挑砖头，拉板车……什么都得干。
董：“清理阶级队伍”时是不是也审查您的历史？
萧：审查我的历史，我没什么太多历史可以审查。我没有参加过“三青团”，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没有参加过“青年军”。不过我到了金陵大学以后，先后参加过三个团契（Club）。
一个是大学篮球队，开始叫“零光篮球队”，后来发展为“零光体育会”。“零光”就是上海话“灵光”的谐音，就是“聪明的”、“蛮好的”这个意思；另一层意思就是“输了零蛋也光荣”；总之都有一点俏皮话的意味，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另一个是基督教福音团契，就是每个星期到小礼拜堂去祷告啊、忏悔啊这些东西。我早年信教是因为我家庭的缘故。我的名字“信生”是我父亲起的，他从1927年开始信教，而我是1927年生的，所以他给我取这么个名字。所以我和基督教的关系主要就是受家庭的影响，一直在教会学校受教育，不过大学三年级（1947）以后就不参加这类活动了。
还有一个是劳工团，这是当时金大历史系外籍教授芮陶庵创办的，就是组织金大的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搞点劳动，拿点伙食费。按照劳工团的规定，一个星期工作2个半天，也就是挑挑土，铺铺路，他就给你把伙食费付了，就解决吃饭问题了。我在这个劳工团呆了3个月。因为我上大学的费用都是在上海的家里给的，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打仗，共产党占领南京后，上海还在国民党手里，我和家里的联系被切断了，担心下个月的生活费没有着落，于是就报名参加了劳工团。后来上海也解放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家里的钱按时寄到，加上学校放暑假了，我就不去了。
所以我参加的这三个团契，分别属于体育的、宗教的、劳动的，都与政治无关，而且过去历次运动都有过详细的交待。文革时硬逼我承认这些组织是“反动组织”，实在查不到根据，就说是“特务外围组织”。
我说：“我们当时参加‘零光篮球队’就是打球，谁知道什么‘外围组织’？我们也没有接受过谁给的津贴，谁布置的任务。”
他们说：“你们打球是有动机的，就是想破坏学校里的政治学习。”
他们说“打球冲击政治学习”也有一些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零光”是金陵大学的校队，当时在南京很有名气，是南京三个著名大学球队之一，所以一有球赛大家都来看。那么我们打球一般是在下午4点半下课以后，而解放后那段时间，学校里也经常利用这段时间在大礼堂开大会、作报告。当时也不是那么多人喜欢去听政治报告的，所以只要有球赛，大礼堂里的人都哄跑出来看球。就因为这个，他们指责我们用“打球冲击政治学习”。
他们接下来又问：“你在‘零光’担任过什么职务？”
我说：“我大概担任过总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球队去买点东西吃吃啦，出个布告啦，都是我的事。我会写毛笔字，比赛前就去贴张大海报，写上一些耸人听闻的话，比如说今天比赛时会有某某重要球员出场，其实就是吆喝吆喝，让大家都来看这个球赛吧。
他们说：“不对！比这还重要！”
我想不出来什么，于是说：“反正会长我没当过，是不是还有秘书啊？”
他们说：“没有秘书！”
那我还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呢？我想不起来。
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是诈我的。
经过审查，一个是打球，一个是小范围的祷告，一个是劳动，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大概到了1972年，工宣队把我叫去。说：“我们经过审查，看来你那些都不是什么问题，结论就不要了吧。”
我说：“怎么能不要结论呢？如果不做结论，下次再搞运动的时候，你又从头审查我一次啊？”
他们这才把结论拿来给我看。其实他们已经做了结论了，给我定案了。
我拿过来一看，说：“哎呀，你头一句话就写错了，我的家庭成分是‘小业主’，这里怎么还写成‘地主资本家出身’呢？”
他们不愿意改，说：“算了，都过去了。”
董：您的家庭成分究竟是什么？
萧：解放初期填表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我家在上海开过一个小布店，另外我家在苏北有一点土地，所以我当时就填了“资本家兼地主”，以后也一直这么填。后来在文革期间组织上进行“外调”，终于搞清楚解放的时候我家的资产只有1800元，够不上“资本家”；另外苏北的土地早在抗战之前就没有了，所以也不是“地主”，因此按规定将我的家庭出身改为“小业主”。这个材料就在我的档案里，他们1972年给我做结论的时候根本没有认真看这个东西，所以又搞错了。
其实我家里兄弟姐妹5个，“家庭出身”一项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有的写“自由职业者”，有的写“工商业者”，只有我对自己要求严格，写成“资本家兼地主”。
我们还到安徽城西湖农场去劳动过一次，是1968年6月份去的。那是一个军垦农场。到了农场，生物系驻地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公布了各年级的宿舍，另外专门写了一行“牛鬼蛇神5公1母”（当时我们系被管制对象去了5男1女）分别插入哪个班级。他们极尽侮辱人格之能事，由此可见一斑。
有一天晚上搞了一次批斗。那次批斗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最厉害的一次，搞了5个小时。我们每个人都是长时间地弯腰站在那里，都挨了打。由于经常挨批斗，我们已经有经验了，你低着头在那里，一听主持人读哪段毛主席语录，就会知道今天的批斗程度如何。假如他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今天批斗的火力就一定很猛，你一定要小心应付。
到1968年8月还是9月，突然通知我们回家拿行李，说是要住校，不准回去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隔离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系里宣布我们每天吃7两饭。这个不晓得其他哪个系搞过。我们平时的定量是9两，但这个时候只准我们吃7两。7两怎么吃法呢？每天两顿饭。那时候食堂里一碗饭就是3.5两，5分钱；菜也是5分钱一个，只准吃一个菜。所以一餐就是一毛钱，一个月我们就6块钱伙食费，其他钱都被他们扣掉了（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100元）。
后来发到7块钱。那时候我们是在南京浦镇车辆厂劳动。铺镇车辆厂食堂的炒包菜里面有一点猪油渣，比学校食堂里油水多些。后来到了冬天的时候，那里的食堂里又卖山芋，5分钱一盘。我就跟看管我们的红卫兵商量：“我们整天搬运这么重的东西，我又是拉板车掌把的，出力多，那些老先生只是在上坡下坡的时候拉根绳子，让我跟他们吃一样的标准，实在不够吃啊。”你不知道那个时候肚子饿啊，每天劳动9个小时，晚上还要学习3个小时，吃7两饭怎么够呢？我就跟他说：“现在增加的这一块钱，是不是可以给我用来每顿买一盘山芋？”那个红卫兵说要请示革委会。结果是“不同意”。他还告诉我：“革委会领导说了，增加的这一块钱是用来买劳动用具的！”
另外我们在铺镇车辆厂劳动期间，每次吃饭之前都要背毛主席语录。总共有60多条语录，而且多半都很长，背一遍大约需要25分钟。有时碰到哪位红卫兵不高兴，说“再背一遍”，我们也只好再背一遍。这可能也是生物系造反派的发明创造。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手抄的有60几条语录的小本本。
在铺镇车辆厂劳动。那种劳动是很厉害的。一级教授耿以礼都70岁了，造反派居然让他抱着50多斤重的煤块，赤着脚在煤渣地上来回走。这个处罚太残忍啊，连旁边的工人们都看不下去了。
到了12月底我们从铺镇车辆厂回来，造反派说我们可以吃9两了。我记得第一天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那么，算2两一个，一斤总有吧？还没吃饱！又加了2碗稀饭！一碗稀饭总有一两吧？就这么多！哎哟，当时不管了，宁愿明天不吃，今天也得吃个饱！就是这个心理。
董：那个时候对你们实行“专政”的是不是本系的学生？
萧：对，这些人是我们系的学生，还有少数教师和工人，不是外单位的人。我们下去劳动的时候，他们搞得可狠啦，因为他们想向当地的农民、工人表示他们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仇恨，他们希望表现一下自己的革命性。不过实际上恰恰相反，农民、工人非常反感他们这样的做法。你搞得太狠了，一点人道主义也没有，一般人当然反感啦。
有一次我在工地上敲砖头，头稍微转了一下，完全没什么意识地，“啪！”一棍子就打下来了，把那根“专政棍”都打断了！幸亏当时是冬天，我穿着棉袄，那一棍子又是打在肩膀上的，要是打在头上就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棍子是打得最厉害的。其他时候我挨打不多。
我不仅挨打少，还偶尔会得到一点奖励，因为我劳动好。吃7两饭的时候，有时会给我加一个馒头。我总感觉大家都饿得要命，有时真想分一点给别人，但你也不能给，要是被造反派看到了，不但要挨批斗，你自己也没有吃了。
我们在铺镇车辆厂劳动的时候，造反派规定我们饭后要帮助打扫食堂，我们系的一级教授耿以礼实在饿得不行了，看到一些剩饭和啃过的骨头，他就放到嘴里，有些就揣在口袋里。晚上我们8个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大通铺，他睡最那头，我睡最这头，两个看管我们的红卫兵睡在旁边另外一张床上。到了半夜，突然“啪”地一声，灯亮了！“腾”地一下子，被子被拽开了！什么事情？原来那老头在偷偷吃藏在口袋里的东西。那些饭粒子干了后很硬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躲在被窝里吃这些干米粒子，咯吱咯吱地特别响，结果被红卫兵发现了，逮到又打一顿。
董：那些红卫兵就是本系的学生吗？
萧：本系的。好像有好多人。一般都很年轻，戴着“红卫兵”袖章，年轻助教中有没有我不清楚，不过当时讲师以上的好像都没有参加红卫兵的。到底谁是红卫兵，我们当时也闹不清楚。。
我们从铺镇车辆厂回来以后，仍然集体住在学校，住在第四学生宿舍里。快到放寒假的时候，生物系其他被监管的对象陆续获得自由，被放回家过年去了，最后竟单单留下郑集教授和我两个人。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有一个红卫兵（生化三年级学生）住在另一个房间看管我们，自己去食堂吃饭，春节也是在学校里过的。开始连报纸也不准看，后来略有松动，准许家人送报纸来看。我和郑集两人朝夕在一起，但从不讲话，以免被“背靠背”审问，说得不一致引起麻烦。到了1969年春天，先是说要去溧阳，后来是去灵山挖煤，才放我们回家去作准备。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要单独留下我们两个人，是出于什么考虑？是谁的主意？
到了1969年10月，上面传来了林彪的“一号战备通令”（注：此说不确，战备是当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部署），说南京居民要紧急疏散。我记得大概是19号，突然在大操场开会，宣布明天全校师生要到溧阳去。那天晚上我们家里打了四个行李，第二天大清早分别起程，我到溧阳去，我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各人随自己的单位和学校行动，到哪里去我都不知道，早上将门一锁，就分头出发了。真是“妻离子散”啊！
不过我到溧阳没呆几天。因为我那个小儿子（这时是初中一年级）在下乡途中就跌跌撞撞，到了集合地点大小便失禁，他们学校派人送到家里，家里也没人管。后来还是邻居打电话到系里，系里又打电话到溧阳，这才找到我。所以我到溧阳的第3天还是第4天，就从溧阳赶回来处理他的事。
我的老家在上海，南京没有什么亲戚。11月3号那天，我请我的妹妹从上海来，把他带到上海去。那时我的父母亲虽然都已经70多岁了，不过身体还好，还可以照顾照顾孩子。这样安排之后，我就又回溧阳去了。
哪知道他到上海的医院里一查，被诊断为脑瘤，要立即开刀。电报上写的是“生命垂危”，一定要我去签字开刀。因为他妈妈去了，也不大敢做主。于是我就去跟工宣队请假。开始他们不准我去，说是怕我到上海去串联。其实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串联啊？他就是不让你去！我说：“你派一个人跟我到上海去，我负责他吃住，这总可以吧？”他们还是不同意。最后好不容易说：“给你三天假期。”我赶到上海，与医生讨论了医疗方案，来不及等到作手术，又匆匆忙忙赶回溧阳。后来工宣队听到群众反映，又给我两个星期假期去照顾开刀。这样我又回头赶到上海。
由于开刀以后孩子一直高烧不退，需要住院治疗。我就睡在医院的病床底下做陪护，所以这次我就没有按时回来，在医院里住了50多天。那个时候好像医院里也反过来了，开刀的当然还是医生，不过院长已经在推车、扫地了。所以医院也不像医院了，到处都是人，跑来跑去的，很乱。我们住在那个地方，人家就很同情我，他们完全搞不懂我是一个怎样的坏人，要受到管制和审查。
一直等到1970年的5月底，南大的师生才从溧阳回到学校里。几天后在大操场开会，说要清查“五一六”。照理说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可能有“五一六”，但对我们仍要一个个审查。先是成立了一个大的“学习班”，审查对象共有14个，我也在内。“学习”两周以后，当时担任系革委会主任的Z有一天宣布：今天我们有13个人“毕业”，有一个不能“毕业”。我一想，那个不能“毕业”的很可能就是我。结果果然是我。他说：“萧信生不能毕业，要单独成立专案组。”于是我又被单独关起来了。
关起来以后，他们说：“把你的‘五一六’问题交代一下。”
我说：“我还有‘五一六’问题吗？我们一开始就是‘黑帮’，‘黑帮’是没有人敢沾的，他们还会拉我们去参加‘五一六’？‘五一六’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的，那么神圣的组织会要我吗？发展我他们不怕背黑锅吗？”
他们从此再也不提这事了，但还是不放我出来。
好在这个时候斗争开始缓和了。比如说批斗你的时候，你可以坐着，不要再站在那里低头弯腰了。这个待遇对我来说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了。坐着批斗嘛，好办，我就低头坐在那里，任你怎么说，反正不管你。所以等到搞“五一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没事了。不过我一直被监督劳动到1971年底。
讲到劳动，除了前面讲到的那些之外，在1970年前后，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我们学校在校园里挖了500多米长的地下防空洞，当时叫“500工程”。这个工程总共持续了16个月，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什么工作都做过。体育室的W老师跟我在一起劳动，当时我们两人在绿化组师傅指导下，专门爬树修剪树枝，修剪下来的树枝用来烧窑制砖。南大校园里70%的高树我们都爬过。当时我43岁，W比我小几岁。我还开过电瓶车，挖过土，架过拱顶，干过电工，烧过电焊……只有烧窑没有干过。这样一直到1971年底。
我们生物系造反派当权以后，常常变着花样地折磨我们这些被管制对象，除了前面讲的每天只许吃7两饭之外，还有一个规定是集体解大便，而且每次只给3分钟！这对我们这些四十岁左右的人困难还小一点，像那些老先生70多岁了，经常便秘，他平时在厕所都得坐四十几分钟，这个我们老早就知道的。现在造反派宣布只给3分钟，他们都紧张得要死，解大便的时候手里就拿着个表，眼睛死死地盯着看，时间一到就赶紧起来，不管有没有解出来。
我们系有一位二级教授叫王希成，后来在文革中死了，大概是1970年1月13日死的。集体关押的时候他就睡在我旁边。临死前那天，他生病躺在床上，早晨我还打了1分钱的稀饭给他吃。到了晚上，我就发现他不行了。结果送到医院很快就死掉了。1978年宣布给他平反，在大礼堂开追悼会，那个悼词是我写的，我写到“他不是因衰老生病而死的，而是被迫害致死的”。那个时候说“迫害致死”的还不多，大家都不太敢那样讲，我是按照实际情况写的，而且当时我是坚持按这份悼词念的。治丧委员会要开会，家属要参加，悼词要通过。他的家属就说：“萧先生，你写的悼词我很满意，但请你给我加一条，就说他死的时候，肚子里有很多大便。”——你说这怎么写法啊？不过确实是那么回事，他死前多少天都没有拉大便，便结得厉害。他去医院以后怎么看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肚子里确实淤积了多少天的大便，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二级教授，德国留学的，各方面都相当出色啊，最后就这样被折磨死了。
另外我们生物系两个一级教授，一个1974年死的，一个是1975年死的。你知道他们在文革受了多少苦啊。他们虽然不是被打死的，但文革中都挨过不少打，身上都到处青紫。他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他们遭受的那种痛苦可想而知。
生物系在南大文革中算是搞得很厉害的，这是由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造成的。外部环境就是毛泽东发动的全国性的运动，内部环境就是系里几个造反派在那里挑啊。其实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有很多人无知，那个时候都去相信他了，跟着瞎起哄。后来这些瞎起哄的人有的也知道被别人利用了。
所以后来编写校史的时候，编写组负责人打电话问我：“萧老师，你看我们写到文革的时候，是不是要把您的名字写上？”我说：“为什么不写啊？你写得详细点我都不反对。这是历史。”所以他们就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本来他们写得还详细点，后来因为种种考虑，最后就只剩下访谈开头提到的那么一句话。
董：您有过自杀的考虑吗？
萧：没有。当时有三条想法使我不能走自杀那条路：第一条，自杀的人死了以后，固然解脱了自己的烦恼，但是你的家人就更难过了。我们南大20多个自杀的，他们死了就死了，但是他们的家人难过啊！第二条，我就不相信这个局面就这样子了，我就是要坚持到最后看看结果，所以我不愿意死。第三条，我想如果我现在死了，那些恨我的人会很高兴，他们正想要你死呢，你自杀了不是正好满足他们的心愿了吗？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现在想想，在当时那种极为疯狂和灭绝人性的年代里，自杀者和顶住屈辱活着的人应该说都不是弱者。自杀是自杀者为保全自尊和完美人格，宁可牺牲本人生命和不顾亲人们的长期苦难，不得已作出的选择；存活的人是被迫出卖自尊，忍受着屈辱和皮肉之苦，咬牙硬挺着要看谁笑到最后。
1971年的国庆前，系革委会主任Z通知我9月29日去大礼堂听胡畏（原南大党委副书记）做“检查”，并要我做好准备于次日作“斗私批修”的发言，还暗示我争取一次通过，愉快地过国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点搞疲了，本来也不那么急切地盼着“解放”。不过考虑到如果我不“解放”，我的孩子就不能分配工作。以前他们就拿这个要挟我：“你不交代清楚，小孩不能分配工作！”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现在他们要我做“斗私批修”的发言，我就做这个发言。
我的发言稿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实际上这个发言稿几天前就写好了，不过写好了之后并没有完事，我一直在那里根据工宣队的意见反复修改。为什么要反复修改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我的发言内容必须紧紧跟上这些变化。比如以前造反派指责我“打击工农”，那我就在发言稿中按照这个口径，以袁服武为例进行检讨，哪知道工宣队看了以后说不行，因为袁服武突然之间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了，所以这个必须修改。再比如我在发言中表扬了一个“革命干部”，结果到了发言的前一天，这个“革命干部”也成“五一六”了，这也得改。所以就在我写这个发言稿的几天时间里，很多事情都在变化！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我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一整夜没合眼，抓紧时间修改发言稿。
我的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还分组讨论提意见。下午全体教职员工在宿舍门前集合，准备迎国庆大扫除，工宣队许师傅借这个机会宣布：“萧信生解放了。”群众中还有人嚷着：“他的那些问题呢？”许师傅回答：“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这么一句话，五年多的审查、批斗、劳改，总算熬到了尽头！
我被“解放”以后，工宣队打算派我去看管那些被审查的“五一六”。我没有同意。我说：“我不合适做这个工作。这些‘五一六’过去都是造反派，你现在叫我去干这个事情，不要哪一天再给我弄个‘打击报复’的罪名，我有口难辩。”后来又要我去参加财务审查。你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什么财务好审查的？都是一笔糊涂账！比如造反派当时搞的小报、像章、“读报手册”这三样东西，花了多少钱都没有什么财务单据，不是糊涂账吗？其实这也是与造反派有关的事，只不过做这个事不需要与那些造反派面对面，就在学校财务室里搞，所以工宣队叫我去搞，我也就只好答应了。结果在那里干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1972年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又提上日程了。我照例又自我再批一通。我讲完以后，大家提意见，集中批我不应该消沉下来，说我过去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夜以继日卖命地干，现在为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应拿出更大的干劲。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自我批评”中表示了希望今后单一搞业务的愿望。
到了1972年下半年，上头又把我调回到系里，说是要准备招收工农兵学员了。为什么把我弄回系里去呢？因为那些工宣队根本不知道怎么搞教学，系里那些前一阶段很活跃的人现在都灰溜溜的，有的还在接受“五一六”问题审查，而我这个时候已经审查完了，没什么问题，就把我搞回去了。
回到系里以后，工宣队许师傅宣布：“今后生物系的教学、科研、行政，老萧一把抓！”
我一听这话，马上对许师傅说：“你们不能这样说啊，这样我不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管得更多了吗？以前我们系里还有系主任和两个副系主任，我们三个人分工管教学、科研、行政，现在你让我一把抓，这个权力太大了，我恐怕照顾不过来。而且弄得不好还会有人说我是‘穿新鞋走老路’。”不过我的内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让我担任领导工作，说明前几年的那些批判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给我一个什么头衔呢？当时行政建制还没有恢复，当然不能叫系主任。所以最后给我的名目是“生物系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当时就有人说了，什么“之一”啊？应该叫“唯一”才对。因为其他的革委会委员还没有解除“五一六”嫌疑呢！
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为了迎接工农兵学员进校，我首先组织一个“教育革命组”，先把教学安排好。随后便全面地抓生物系的行政工作。到1975年，突然问题又来了。当时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绝密科研项目，希望我们学校的化学系和生物系各抽调几位教师组成科研组参加研究。学校里认为我对这个工作比较熟悉，便调我去主持这个项目。这样我又离开生物系，在那个项目组工作了3年。
董：您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工宣队领导之下，有没有出现一些荒唐的事情？
萧：工宣队是一批一批的，有好有坏。等到我工作的时候，我们系里的两个工宣队都比较年长，一个担任系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工宣队的头，他们很信任我，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当然说到搞教学，他们始终搞不清楚。生物系几个专业，什么生物、微生物、动物、动物生理……你跟他讲多少遍他也记不住。
董：后来在南大有个“三•二九运动”，这是“四五运动”的先声。那么从1972年恢复工作到1976年文革结束，您对南大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印象吗？
萧：嗯，恐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那个时候还是愿意了解这些事的，但我已经很少去参加这些事了，我的重点已经转向教学了。那些事情我都知道，哪些人去参加的我也都听说了，但我自己已经不太愿意去参加了。其实我本来对政治还蛮关心的，后来就根本不想关心了。
董：您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萧：周恩来死的时候是动感情的。尽管后来人们对他有各种看法，但是在他这个位置做人非常难啊。恐怕将来最难评价的是周恩来。其他的很多人现在就慢慢露出真面目来了，他到底在中国近代史上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有益于革命的还是破坏革命的，很多事情揭发出来大家就晓得了。过去大家蒙在鼓里谁晓得呢？
朱德死的时候没有怎么宣传，他是个好人。毛泽东死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哭，但是由于经历了文革，大家对他已经没有十年前那样疯狂的崇拜了。
现在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那确实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现在说“错误”都太轻了。文革对我们民族和国家造成的损害是空前绝后的。过去我们对文革的了解和理解仅限于自己和周边的小范围，后来看到很多文章、资料，这样看来我个人受到的伤害还是非常非常小的，比我惨的人多得多啦，不计其数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干部都被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害真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那都不算什么。不要说还活着，就是死了也没有多大份量。这是殃及中国千千万万人的事。文化大革命真是古今中外没有过也不应该再发生的事！

转自 《记忆》杂志2009年总第十九期。原文23000字，本刊发表时有删节，并对前后不同地方讲到同一事件或同一时段的文字作了相对集中的编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