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十驾难追惭驽马：我的三线建设研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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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驾难追惭驽马：我的三线建设研究历程

作者：张扬
来源：小三线今昔

2023年3月21日，当得知《新华文摘》第6期全文转载了我和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合作、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的《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研究》一文后，心中不胜惶喜：一方面该文是我们拓展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一次尝试，文章属于概述性质，许多更深入的问题尚未讨论；另一方面我也终于得以完成聘期合同，在不断内卷的青椒之路上获取了续签下一份合同的资格。因此，三线建设于我而言又多了一重意义。


（2023年第6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研究》一文）

近年来，三线建设在党史国史领域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加以社会科学的历史化转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色愈发鲜明。为了梳理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加深彼此理解，进而提出新的学术问题，在徐有威教授组织下，陆续有三线建设亲历者和研究者撰写自己的三线情缘。拜读前辈大作后，我的内心可谓百感交集：既感叹于这场59年前由最高领袖主导的国防战备和工业迁移活动之不易，又庆幸如此多的前辈能将自己的经历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下来，守先以待后。而我作为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新兵，既不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这场活动的见证者，我能做的只是阅读前辈们留下来的一份份档案、一本本论著、一篇篇回忆。

因此，在徐有威教授组织三线建设研究者撰写“回忆录”之际，我一方面感觉此项工作十分必要，可以让我等后辈学人了解三线建设研究怎么走过来、现在在哪里、未来怎么走以及三线建设研究者未能诉诸于文字的心路历程，进一步增进该研究对学界的贡献；另一方面对于受命撰写自己的“回忆”则压力颇大，因自觉积累尚浅，并无这份资格与荣幸。对于写点什么，我始终徘徊不定，难以下笔。

事实上，诚如荀子所言：“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学术研究确需在冷板凳上慢慢积累、坚持不懈，以求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自念从2018年进入三线建设研究领域以来，尚未坐足“十年冷板凳”，且与前辈学人的经历与成果相比，常有“十驾难追惭驽马”的忐忑之感。不过，梳理这五年自己的三线研究之路，竟也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文章，成为个人学术拼图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不揣冒昧，将自己阅读史料和田野考察的点滴心得记录下来，权当是向学界前辈提交的一份思想汇报，也希望没有辜负数百万三线建设者创造的那段辉煌而又惨痛的历史。

一、初识三线

我出生于豫西山区，自幼即听说在伏牛山、桐柏山有一些管理很严格的神秘工厂，但一直无缘得见；2008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在这个三线建设的核心区学习了九年，但因自己孤陋寡闻，从未获取过三线建设的相关信息。直到2017年10月在华中师范大学组织的“全球化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转型”学术研讨会上，徐有威教授与我的导师李德英教授谈起三线建设，我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并知道四川（含重庆）是三线建设项目最多、投资最大的省份。

事实上，不单我对三线建设一无所知，在2018年我去拜访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先生之时，王老向我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退休后他一直致力于记录三线，曾花费很多精力写作《彭德怀在三线》一书，北京一家媒体在发表他的《苍凉记彭总》一文时，将文中几次提到的“彭德怀在三线”都改成了“彭德怀在三八线”。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老总在抗美援朝中的功绩几乎人尽皆知，然而作为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其在西南一年多的三线经历却知之者甚少。在王老的解释下，编辑方了解三线与三八线虽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其事后向王老道歉，他笑了笑说：没什么，都怪我们宣传三线太少了。此后我又多次去拜访王老，一次他又兴致勃勃地跟我讲了另一个“故事”：2014年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之际，他邀请三线地区某省国防工办主任出席成立大会，然而该主任相对年轻且新官上任，对三线建设亦所知无几，在王老的耐心解释下，主任方了解该省国防工业是在三线时期奠定的根基。



事实上，三线建设作为毛主席亲自部署、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1964-1983）和二十余年的调整改造时期（1983-2006），涉及中西部十三个省区，数百万三线建设者在山区“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然而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回响，多年来一直处于资料积累和史实重建阶段，可以说三线建设领域仍是一片有待更多学者参与耕耘的原始地。不过值得期待的是，近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三线建设者撰写回忆录、高层文献和档案资料接续不断地出版、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在扎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多面向解读，三线建设研究呈现出蔚为大观的态势。

2017年武汉会议之后，李德英教授便组织我们论证三线建设研究的可行性，因我们学术团队基本以民国时期乡村、土地、租佃问题为研究对象，转型之后便要分出一部分力量从事共和国时期工业建设和国防安全研究。我当时的心态一方面是颇为不舍，因为土地和农村问题是理解近代中国尤其是共产革命的关键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学术积淀时间较长，且有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可以对话，自己在此领域也耕耘有年，资料积累和研究方法较为熟悉。另一方面则又比较动心，因为农村土地问题突破既存研究范式颇为不易，大多是对名家的研究做一些补充修饰的工作；而三线建设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又身在三线地区，大量资料有待挖掘，大量三线建设者可供访谈，未来前景值得期待。在多次协商后，我们决定不放弃本来的研究领域，同时开始三线建设的学术积累。

201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征集题目，李德英老师带领我们上报了“三线建设口述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经过专家论证，题目公示时变为“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我们团队在李老师带领下，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三线建设公开出版物，撰写一份厚重的申报书，11月份公示中标后，便正式投身三线建设研究之中。


（2019年1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暨学术研讨会合影）

2019年1月，李德英老师带领我们主办了“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暨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七十余位出席嘉宾大致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前辈学人，如中国社科院陈东林、郑有贵研究员，上海大学徐有威、吕建昌老师等；二是三线建设亲历者及其后代，如王春才主任、焦天佑院长、陆仲晖站长、何民权秘书长等；三是三线建设所在地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宣传者，如江红英主任、莫兴伟馆长、张鸿春局长、刘洪浩导演等。这次会议使我感到三线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和当今中国有深度的关联，做三线建设研究既需要阅读传统的文献，也需要到当年三线厂进行田野考察，并对三线建设者开展口述访谈，如此才能建构起立体多元的叙述模式，并有可能得到三线亲历者的认可。

二、田野考察

2018年下半年，我在阅读了一部分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之后，对三线建设勉强算有一个相对宏观的认识，不过所读文献多停留在制度层面，基层的实践样态究竟如何，没有一个直观感受。为了在经验世界中理解三线，李德英老师带领我们于2018年秋前往四川广安的华蓥山光学工业基地进行田野考察。

在原五机部398厂蒙庆老师、原广安市委政策研究室傅琳老师、广安市文管所段德强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细致考察了永光厂等三线企业。本次考察是我第一次走进三线厂，以前文本中的“靠山、分散、隐蔽”和“进洞”等抽象概念直观反映为渠江侧畔、山丘之下、紧邻村庄、互不连接的一大片工厂区，这种植入眼帘的感受加上蒙庆老师讲解每一栋建筑的历史，使我对三线建设的选址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军工企业，选址之际牺牲经济效益的安全第一原则使我对六字方针产生了更多“了解之同情”。


（位于四川广安的原398厂工人俱乐部）

在考察完三线企业后，我们前往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和华蓥市档案馆查阅原广安县和华蓥工农区的档案，地方档案馆所藏三线建设档案大多是地方支援三线以及与三线厂日常交往的内容。我们在档案中发现了大量工农结合、厂社结合、征地补偿等内容，由于我以前研究的是乡村史，探讨土地和租佃问题，所以看到大工业深入乡村后与农业、公社、农民的互动材料非常兴奋，遂起了将工农关系作为三线建设研究突破口的设想。

2018年秋，李德英老师带我们前往成都西北郊彭州的锦江油泵油嘴厂调研，一同参与调研的还有锦江厂子弟、时在川大历史系读本科的任柏宗同学。以前读张勇教授关于该厂艰难选址的研究，加之陆仲晖老师赠送了许多该厂自编自印的文稿以及我自己上该厂贴吧看到的每一条帖子，自信对该厂的历史已有初步的了解。不过到了该厂后才发现文字能够表达的意思着实有限，一个个厂址、一栋栋红砖房、一排排树木，在陆仲晖老师的详细介绍下，文字中昔日的热闹辉煌与现实中破产废弃的荒凉厂房形成鲜明的对比，无数酸甜苦辣的鲜活人生顿时浮上眼前。尤使我震撼的是参观该厂的档案资料室，虽然该厂破产后大部分文书档案移交给成都市破产企业档案馆，但仍有一些零星散件保存在资料室中，人事档案因办理退休社保等手续需要查阅则保存在退管站中，一卷人事档案便是一个人生。因而我们在2019年夏天再赴锦江厂，在陆仲晖老师的帮助下，系统地查阅了这批档案，此后读到陈超教授以锦江厂社会结构为主题的英文著作后，为我更好地利用这批档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锦江油泵油嘴厂工厂文物资料陈列室，后排左二为赵力老师、左三为陆仲晖老师、右一为李德英老师）

2019年春节期间，我们通过四川大学温故口述史协会开展了“共和国三线建设口述历史调查”社会实践活动，近五十名同学报名参加，遍及祖国各地，且有相当部分是三线子弟。我们制定了三线建设历史概况和三线建设口述提纲两份文件分发给同学，鼓励他们访谈自家参与三线建设的长辈，并邀请左玉河教授做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培训，在寒假前我们又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三线建设史和口述提纲解析的培训，这是我们利用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开展大规模三线口述调查活动的开始，2019年春季开学后，共收集上来31份口述文本，近五十万字口述资料，既有浙江、黑龙江等一线支援三线的老工人，也有贵州、四川等在当地参与三线的建设者。


（“共和国三线建设”口述历史调查社会实践交流分享会，前排右一为范瑛老师、右二为李德英老师）

2019年1月下旬，我动身前往攀枝花开展田野调查，并查阅文献资料。攀枝花钢铁基地可谓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弄弄坪这样一片不毛之地建成了西南钢都。从成都乘坐火车沿成昆铁路一路南下，过峨眉山后基本都是隧道连着隧道，火车穿行在深山峡谷之中，道路两旁的烈士陵园不时地映入眼帘，不由感叹半个多世纪前缺乏重型装备的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艰辛。到攀枝花后，在王华师兄的带领下，我先来到了弄弄坪的攀枝花钢铁厂，参观了厂区和生活区，对攀钢的整体布局有一个基本了解，而后来到攀钢档案室查阅并复制相关资料。

当年攀枝花钢铁厂建设主要依靠十九冶的施工力量，虽然十九冶总部搬迁至成都，但其在攀枝花仍留有档案室，当工作人员搬出一摞档案目录，尤其是我翻开那泛黄的纸张，看到一条条清晰规范、笔迹工整的档案目录时，便感到十九冶的档案是一座宝矿，三线建设研究亦大有可为。在对企业档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后，王华师兄带我来到攀枝花市档案馆，该馆所藏资料甚为丰富且已经数位化，检索利用起来极其便利，尤其是这里藏有的西南三线建委的简报等资料对了解西南整个三线建设情况助益甚多。

冬日的攀枝花阳光明媚、气候温和、水果品类繁多，着实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也难怪这一西南钢都现在转型发展以康养胜地为主的旅游产业。在攀枝花待了五天后，我又动身前往西昌，希望查阅成昆铁路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相关资料。我先后到了凉山州档案馆、西昌市档案馆，查询并复制了大量成昆铁路征地、民工等档案资料，可惜卫星发射中心资料因特殊原因无法查阅。不过，在凉山州党史办，其领导告知正在编写《三线建设在四川·凉山卷》，不过尚未完稿，待完稿后当再联系（现已完稿）。鉴于春节临近，遂返回了成都，这一趟西南之行，使我对三线建设的中心“两基一线”（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有了更深的认识，看到攀西地区的山川形胜，也更理解了为何毛主席心心念念要建设攀枝花，并开展西南铁路大会战。

2019年暑假，我们和攀枝花学院合作开展了以成昆铁路为主题的口述史社会实践活动，攀枝花学院负责成昆铁路南段和攀枝花支线的口述史，我们负责成昆铁路北线的口述史（南北段以西昌为界）。通过铁道兵联谊会，我们寻找到了当年参与成昆铁路建设的铁5师等数十位铁道兵战士，在组织学生进行成昆铁路历史学习和口述史规范培训后，暑期前往成都、绵阳、南充等地开展口述史调查。我还前往攀枝花学院为口述实践团队作了一场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培训讲座。本次口述活动使我们采集到许多意想之外的个人经历，反映出铁道兵选拔运作机制、地方文革史、成昆铁路建设与彝汉关系等珍贵内容。


（铁道兵第五师战士高晋芙、刘道根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接受口述访谈）

2019年秋，我前往德阳市、广汉市档案馆查阅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档案，不意在此两地竟也查到不少三线建设的档案资料，涉及三线厂与地方关系的诸多面向，当年举全国之力建设三线，四川亦是举全川之力支援三线。我逐渐意识到三线建设研究不仅是事件史的研究，更应通过此事件看到背后的局势和结构。2019年末，我们和攀枝花学院合作举办了“三线建设与新中国七十年发展道路探索”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攀枝花，研讨三线建设与新中国史。在攀枝花学院的联络下，我参观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建成投产最大的电站——二滩水电站，并深入攀枝花钢铁厂生产车间，从头到尾参观了一次从炼钢到成材的全过程。


（我和三线音乐研究者苏世奇教授在攀枝花钢铁厂生产车间参观合影）

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的疫情，加之我的工作单位由四川大学调至上海交通大学，打乱了许多田野考察的计划。直至2021年7月，在苏世奇老师的协调下，我前往六盘水参加“三线建设口述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期间考察了六盘水煤炭基地、水城钢铁厂和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考察间隙，我们还前往了六盘水市档案馆、图书馆、六枝特区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并在水城钢铁厂开展口述实践活动。

此次考察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在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博物馆参观及之后的座谈经历，六枝是三线建设时期设立的、全国现存唯一一个县级特区，形成了以汪家寨煤矿为代表的一批工业遗产，三线建设于我而言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对于六枝特区以及生活于此的民众，则不仅仅是历史过往，更是现实生活。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三线研学基地建设、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三线历史记忆建构等，地方政府和三线建设者们都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却苦于无良好的路径能够将历史遗产变现造福当地人民。六枝特区的现状是三线项目所在地的普遍状态，其一方面承继着大量三线工业遗产，另一方面却也因三线建设而产业结构单一、转型困难，可以说三线建设对于他们而言，既是宝贵的财富，也是沉重的负担。


（2021年7月参观六枝特区汪家寨煤矿）

三、研究历程

历史学研究遵循史料本位原则，田野调查一方面是为了搜集民间文献和口述史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田野中更好地理解文字材料。三线建设因强烈的国防属性而在长期内史料开放程度并不如人意，不过近十多年来这一情况已大为改善，无论是中央文件和领导人文集的出版、地方档案与民间文献的整理，还是口述史料和影音资料的采集、地方报刊与史志资料的编纂，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料的开放多元是三线建设研究能够取得蔚为大观场面的重要原因。

我的史料阅读分为四个层次：首先，阅读高层文献，尤其是2014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一书，使我了解中央高层对三线建设战略和开展方式的具体决策经过；其次，在对中央层面的史料有一个基本把握后，便转向地方三线建设史料的阅读，尤其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纂的《三线建设在四川》丛书，目前已编纂并内部出版的有省卷和绵阳、德阳、自贡、宜宾、泸州、攀枝花、广安、达州、眉山、乐山、遂宁、凉山、雅安、资阳14个地市州分卷；再次，阅读地方档案馆和三线企业所藏三线建设的原始档案，我们团队先后前往甘肃、陕西、四川、湖北、贵州等省及下辖市搜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开设了三线建设史料阅读课以及定期的师门讨论会，集思广益分析史料背后的信息；最后，阅读三线建设有关的回忆录，如王春才老师主编的《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各地文史资料选辑、张勇老师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等，从中可以了解三线建设者如何叙述这段历史，拓展了思考的维度。

当然，作为一名学术工作者，我平时也会阅读三线建设有关的学术研究，以了解学界动态，虽然每次阅读学术论著都能给我启发，不过实话实说，对我触动最大的一本书反而是学术圈外的人士所写。2020年12月，我从微信公众号看到了王老建（本名王建）先生所著《代号二三四八：从三线建设到国企改革》一书出版，遂订购了三册，一口气读完后不胜感叹。2348厂是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布局在三线地区的纺织企业，选址在湖北蒲芹（即今赤壁市），曾在该厂工作十年的作者查阅了大量档案、访谈了许多工人，详述了一个四万余人的三线企业在四十年的时间内如何从辉煌走向破产的沉重历史，其中既涉及到三线建设和调整改造的情况，也反映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与职工的历史宿命。这本三十余万字的著作描绘了一个企业完整的生命史，并将国家政策变动、企业因应时局、职工抗争命运融合在一起，读来“心如刀割”。这曾是一个让中国人穿上涤纶面料衣服的企业，这也是和二汽并列数一数二的湖北盈利大户，最终却倒在了改革的路上，留下了数万他的子弟们“集体下岗”。因此，写出有血有肉的三线建设史，关注大历史进程中企业与个人完整的生命历程，应是我等研究者未来努力的方向。

在阅读三线建设史料的基础上，我的研究兴趣聚焦在工农关系、企业选址等问题上。2019年上半年为了参加在南昌举办的“首届中国三线建设史研究”工作坊，我写成《三线建设初期工农关系述论（1964-1966）》一文，希望探讨在工农联盟的口号下，所有制形式不同（三线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制、农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生活样态、思想觉悟都差异甚大的工农双方在近距离接触后，如何互惠、如何博弈、行为选择背后有何理性等问题，在与会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修改，经徐有威老师推荐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上。2019年下半年为了参加在宜昌举办的“记忆与遗产：三线建设研究”高峰论坛，我写成了《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协作关系（1964-1969）》一文，希望探讨“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其间蕴含着何种无奈下的妥协，依照六字方针分散布局的三线企业之间如何建立起横向的上下游协作关系，在与会专家的指正下进行修改，经徐有威老师推荐发表在《浙江学刊》杂志上，并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参观位于六盘水的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

2021年六盘水会议期间，得知徐有威老师主编的《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第一辑8册已经印刷出版后，遂购入一套，该辑资料主要为上海最大（也是全国最大）小三线企业八五钢厂主办的《八五通讯》和《八五团讯》，企业报刊这类型资料目前在三线建设研究中所用不多，但这三百多万字的资料充分反映出一个典型小三线企业的内部日常，因而写成了该书的述评，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

2021年11月，我与徐有威老师、上海市档案馆马长林老师一同去原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负责人吴起文先生家中做口述，吴老讲述了很多档案备战的相关情况，我深感三线建设不仅有工厂内迁这一面向，而且各领域都进行了备战活动，即邓小平要求的“各行各业都要在三线搞成一套”。2022年暑期在与徐老师日常闲聊的过程中，我报告三线建设文化备战的相关内容，包括档案、文物、图书、出版印刷、电影、广播、高校、科研院所等领域进行的大规模备战活动，徐老师鼓励我写出来并贡献了许多思路和资料，此时恰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向其预约三线建设文稿，与徐老师合作完成的《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研究》一文遂得以在此发表。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2023年第6期予以全文转载，《历史与社会（文摘）》2023年第1期亦进行了转载。


（吴起文先生谈档案备战情况，从左到右：吴起文、张杨、徐有威）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从高层到学界都非常关注三线建设的研究，在新的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得以在四史学习教育、青马党校培训班等各种场合宣讲三线建设，同时也顺利申报了一些课题项目。如2021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国情市情调研专项资助我开展“上海支援云南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研究；2022年我以“三线建设时期党领导内地工业协作体系形成的历史经验研究”为题申报上海市社科规划年度项目并顺利立项；该年申报的《从<你好，李焕英>看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当下启示》入选2022年度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案例。科研项目和教改项目的申报一方面促使自己不要懈怠，另一方面也为开展田野考察和查阅资料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


（2022年申报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上海高校思政课精彩案例）

可以说，我真正进入三线建设研究领域差不多五年时光。回首过往，我以参与李德英老师课题之便，跟随团队调研三线企业、访谈三线建设者、搜集三线建设档案，工作紧锣密鼓也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全国三线建设研究的同仁结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团体，互相开会研讨、一起调研考察、互相分享资料，在一些期刊编辑老师和学界前辈的帮助下，部分刊物选择开设三线建设研究专栏，并选稿组稿，使三线建设研究成为党史、国史新的学术增长点。我自己沉浸其中也受益颇多，这可能是在学术发表日益困难、尤其是国史研究禁区颇多的情况下，特别值得欣慰之处。


（2021年4月，在中国船舶708所党史讲坛报告“三线建设与国防安全”）

总之，无论是资料积累、研究路径、田野调查，我都属于尚在门外的徘徊者，幸得三线建设研究领域内的前辈们时常提点，使我逐渐产生学术共同体的认同，而三线建设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前辈学人们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规划学、音乐学等角度开展的研究在开拓眼界的同时，也使我看到了该领域更多的可能性，坚定我从事此项研究的信心。在此特别感谢李德英老师、徐有威老师、张勇老师、周明长老师等三线建设研究的前辈学者，他们秉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关心“青椒”、提携后辈的公心令人感佩；同时，也感谢我的师弟师妹们，许多的研究资料都是他们赴全国各地查阅档案后分享于我的，大家结成研究团队，互相汇报研究计划，常令我有意外收获。

四、点滴体会

我参与三线企业田野调查的时间和次数较少，所以只能学习“在文献中做田野”的理念和方法，用看三维地图的方式搜索史料中的每一处地名，希望能够更贴近历史现场。五年来也读了不少三线建设的史料和先行研究，逐渐形成自己不太成熟的如下想法，作为自己下一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第一，建立在学科反思基础上的交叉研究。三线建设自1964年开始至2006年调迁完成，前后凡四十余年，内涵和外延都较为丰富，近年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学科都参与其中，在促进研究进一步深入之时，也存在各自表述、各说各话的“嫌疑”。学科交叉融合是目前学界的共识，但学科交叉应该建立在学科反思的基础上。谨举一不太恰当的例子：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一种前提预设，即所谓人的“趋利避害”属性，在探讨三线建设者支援内地的动机之时，虽然我们也能看到诸如企图解决农村家属工作、三线职工子女可在上山下乡时受到照顾，以及到内地后与三线单位谈工资福利乃至发生群体性事件等从个人利益计算出发所做的行为选择，但实际上在国家政令、意识形态教育、强制性动员机制的综合作用下，被挑选成为“好人好马”的三线建设者即便有心抗争也并没有太多途径，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关系组建的网络之中，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虽然个体仍有趋利避害的操作空间（弱者反抗、反行为、不被统治），但余地已然不大，作为个体的三线建设者的调适机制如何突破既存研究框架仍值得探讨。

此外如利用布迪厄社会理论时如何通过建构场域，并在场域中理解惯习如何演化为资本，而非将其割裂开来单独使用。上海工人常被视为技术水平高、政治觉悟好、生活有情调，因而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等惯习都可以被视为文化资本，不过这种惯习演化为资本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三线厂内职工如果大部分是上海人，则这种惯习可以演化为资本进而形成在工厂中的优势地位（或者相对于周边公社而言亦成立）；如果少部分上海人内迁合并到内地厂则情况可能大为不同，内地厂的工人会将上海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合群、搞派性），甚至在政治运动中开展对其的批判。因此，理论的使用必须反思其预设、并考察前提假设是否相同。事实上，三线建设史料丰富，有许多反映过程性（而非结果性）的材料，且有诸多亲历者可供口述，当在重建历史场域和历史进程的前提下，在学科反思基础上开展学科交融，在此意义上，三线建设才能融入现有学术体系，并对其有所贡献。


（2020年12月在与徐有威教授一起参加南开大学“第一届中共学论坛”，徐有威教授报告全国三线建设资料情况）

第二，长时段的分析框架。三线建设虽然是中共中央对60年代前期特殊国际环境的因应，但其解决的也是近现代中国面临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如国防战备与工业布局的关系，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随着西方在华势力范围的扩张经历了由东向西扩展，虽然经过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黄金十年、抗战内迁等一系列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海与内地工业占比仍有7:3的巨大差异。中共虽然在一五计划时期有意将苏联援建项目集中布局于三北地区，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三北地区亦有可能成为战争前线。三线建设解决的是国防战备需要与工业平衡布局的问题，毛主席一再强调刘备在川中立足的经验以及蒋介石搬家不力的教训，在判断敌人仍可能从海上来（而非1931年日本从北方来，美国可能从南部来，即否定了“北顶南放”的反击战略）后，三线建设便要求在短期内在三线地区新建一套可以支撑反侵略战争的后方工业基地。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内地也确实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工业备份，促进了国防安全。

工业体系的建构即地区间、工厂间如何建立上下游“产业链”，1964年国家经委提出要开展“固定协作、定点供应”，即深化专业化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工业协作关系，而当时中国专业化协作的工业组织理念是沿袭自苏联和156项工程。因此，三线工业协作关系建立的过程也是苏联模式在中国扩展的过程，即三线建设一方面为了反苏修，另一方面则在企业横向组织架构上又沿袭了苏联模式。因此对工业组织形式的探讨需要放置于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及其修正的视野下，其历史脉络可从一五计划，至少应该从1958年二五计划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协作区开始讲起，并延续至1970年四五计划时期中央再度提出的经济区，甚至于到改革开放后关于工业协作的再讨论。

再如全国工业分散布局与工农关系问题，从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更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裂的条件”，到1959年陈云提出“企业布置的集中和分散，不仅是工业内部的问题，而且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消灭工农、城乡、体力脑力劳动差别是中共追求的目标，三线单位依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布局于内地乡村，使这一设想有了实践的可能。当然，以后见之明来看，三线单位围墙高筑，俨然成为深入乡村的工业飞地，这种大规模改造社会的实验失败了，但起码也是中共致力于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因此，三线建设不是一个从天而降、领导人面对战争临时起意的策略，而且也要解决国家建设中面临的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如工业组织形式当时便有另一种解决思路，即模仿资本主义试办托拉斯），是承接前史、开启后史的一段历程，如何将这些结构性问题纳入研究范围，打通与其他领域的壁垒、互相参照，值得深入思考。

第三，将三线建设放置于具体历史场域中理解。目前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原因，基本归因于国际局势与我国工业布局问题，然而抗美援朝、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境冲突（当然有此时期中巴结合对抗印度的因素）都发生在三线决策之前，中共中央并没有大规模加强内地建设的举动。而外部因素往往在与内部因素的互动中起作用，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大跃进失利的背景下，中央高层分为一二线领导，然而中央一线领导倾向于将形势估计严重，被毛主席批评为刮“黑暗风”，经过两年调整，毛主席认为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应当坚持并加快进行，尤其是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然而中央一线主持下的三五计划仍强调“吃穿用”。中央一二线之间在发展战略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凸显，越南战争的爆发为毛主席坚持己见提供了契机，因此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三线建设决策形成之初几乎是毛主席一手推动，借三线建设推翻中央一线主持制定的以三五计划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因此，三线建设与中央一二线之间分歧与竞争的关系颇值得深入探讨。毛主席对大跃进失利心有不甘，其认为掀起群众性运动是加速工业化建设的路径之一，所以在三线建设之初各地提倡设计革命、技术革命、工农结合建厂，这些策略是大跃进的缩小版或改版（强调在备战的同时也要备荒和为人民），而三线建设的加速推进造成各类物资紧缺、突破计划的情形与大跃进时期颇为类似，事实上成为毛主席工业发展思路的另一实践版本。因此，将三线建设放置于党史、国史的叙述脉络中理解，可进一步丰富三线建设的多重镜像。

第四，反思八十年代对三线建设的批评意见。改革开放后，中央高层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发生改变，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商品化、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三线建设高投入、低产出的经营模式受到大部分领导层和经济学界的批评，尤其集中于三线单位依照“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模式给企业经营管理和上下游产业配套带来的困难。通过阅读材料可以发现，三线建设初期中央高层一直强调要将国防安全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规划工业布局，经济效益虽处于次要位置，但并非被完全忽略；中央高层一直强调三线单位相互之间要加强工业协作，并采取兴办地方工业、发展小城镇、完善交通线、从沿海搬迁配套工厂或由原协作单位进行技术支援、适当产业集聚等手段在内地解决三线单位之间的上下游产业配套问题。而三线单位基本布局于成渝、宝成、陇海等铁路沿线和长江、汉水两岸，并新建成昆、襄渝、焦枝、川黔等铁路连接不同的工业区。因此，三线单位选址采取毛主席所提出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布局模式，与现代城市产业园区的产业配套理念并不相同。从此后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来看，三线地区也的确形成了一个个工业协作区，调迁之后也兴起了大批工业城市。当然，这种协作关系是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当八九十年代由计划向市场过渡之际，三线地区因市场、技术、资金、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劣势，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当国家投资和订单减少之时，三线单位相互之间形成的协作关系便被打乱，依靠市场进行重组的过程中，三线单位又开启了转型的阵痛（此时期不仅三线企业大量破产，在城市的国有企业亦然）。

第五，从逆向迁移看三线建设。当前关于三线单位迁移路线的论述，基本局限于东部沿海（以上海为中心）和东北沿边迁移至西南、西北等三线地区，这当然是三线迁移的主流，然而三线时期也有许多逆向迁移被有意无意忽略了。以三线建设时期支援四川（含重庆）国防工业为例，迁移人数排名前八的省份依次为：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北京、上海、江苏、辽宁、甘肃，其中陕西、甘肃本来就属于三线地区，却积极支援四川。另外，四川除了接纳其他省份迁移而来的国防工业外，也参与支援其他省区的三线建设，如成都在一五计划时期成为全国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三线时期主要支援凯里和广元电子工业基地建设；此外重庆军工企业如长安机器厂除在四川分建包建3个厂外，还支援了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北京、辽宁、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甘肃、湖北等地共189个三线（小三线）单位。这种逆向迁移促使我们反思三线建设的性质并不仅仅局限于备战时期的工业西迁运动，而是将各地具有技术、人员、设备优势的企业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地在全国重新组合起第二套（或第三套）生产基地，此后这些独生子项目分出支援的企业又形成了与自身的竞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促进了市场体制的完善。因此，三线建设也可视为一次关系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的骨干式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重组、备份、塑造竞争对手的过程。


（上文部分内容发表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

以上便是我目前阅读三线建设之初历史资料的点滴心得体会，并不成熟甚或还有许多谬误，记录下来一方面是希望得到三线建设者和学界前辈的批评指正，以求进一步修改完善；另一方面也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地寻找史料、扩展思路、开拓渠道，为三线建设研究的繁荣作出些许贡献。

（张杨，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主要成员，文中第四部分参见张杨：《三线建设与四史研究》，《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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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

为战备， 可以不考虑经济效益， 但不能不考虑原材料的运入及产品的运出， 否则就不能达到建三线工业的目的， 举一例子， 舞阳钢铁公司有当时国内最大的宽厚板轧机， 可轧制四百毫米厚四米二宽的板材，但选址时好像没考虑产品运出的问题，火车无法运输， 立起来过不了山洞， 平躺着过不了大桥， 只好用大型平板车，一路加宽加固公路和桥梁，所以宽厚板轧机基本没有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