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亮:《译林》事件始末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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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事件始末施

施亮

炎黄春秋 2008年 (第6期)


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是先父的挚友，父亲病逝后他还与我家保持了亲密联系。他曾经赠我两本书《波涛上的足迹》和《如沐清风》，书中回顾了他编辑生涯数十年见闻感受，尤其《译林》创刊伊始，因一封告状信引起的风波，颇能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通俗小说出版的几经波折历程。这也表明了，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我得到他同意，对此事件一些资料经过编辑整理，概述其始末。

《译林》创刊

《译林》创办于1979年。时任江苏省出版局的局长高斯说，那时由于文革灾难而造成了全社会的“书荒”局面。江苏的出版事业刚恢复，为应急重印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的外国文学图书目录中，依然仅限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名家作品。但是，这些名著毕竟只反映的是历史社会生活，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可广大读者经过长期文化禁锢，迫切需要打开窗口，了解当今世界。于是，江苏省出版局审时度势，决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创办两种大型文学期刊，一是刊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钟山》，再是介绍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译林》。

筹办《译林》的任务，交给了李景端。他原在大学学的是外贸和俄语，1975年才进入出版界，与外国文学界可称是隔行如隔山。但是，他凭着满腔工作热情，白手起家，团结一大批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创办起了后来在海内外文化界有着巨大声誉的《译林》杂志。一次，李景端从报纸上看到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便给戈老去了一封信，说明江苏正筹划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希望能得到戈老的指教和帮助。不久，戈老复信表示积极支持，寄去6首罗马尼亚爱明内斯库的译诗，供创刊号刊用，信末还表示如有困难尽可以去找他。戈老后来在文章里自豪地说：“在外文所里，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支持《译林》的人。”《译林》受到挫折时，戈老在第二期写了一篇文章《把“窗口”打开得更大些吧》，结果有人嘲讽他说：“窗口再开大，蚊子、苍蝇就全进来了。”可见得，当时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也是看法不一致的，有人欣喜欢呼，也有人徘徊疑虑。李景端在戈老的帮助下，还聘请一批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担任编委，帮《译林》出点子。其中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和杨周翰、周煦良等人，都是他费尽周折，再三“蘑菇”，好不容易才请来的。这些学者专家以后都真诚地关心与支持《译林》，在李景端的《如沐清风》一书中就刊有数十封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及萧乾、黄宗英等人的通信，可以见证他们与《译林》的亲密友情。

当时，北京已有《世界文学》，上海也有《外国文艺》，《译林》在外国文学界将如何定位？他们经过一番征询调查，为了有别上述两本刊物，《译林》决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通俗文学为重点。1978年夏天，全国影院正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受到广大观众们欢迎。李景端灵机一动，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就能使观众们更进一步了解影片疏漏的许多细节。于是，他很快约请了上海外语学院的3位英语教师翻译，赶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登载。1979年11月，《译林》第一期推出了，首先以本刊编辑部发表文章《打开“窗户”，了解世界》，明确指出：“创办《译林》外国文学丛刊，就是为读者多开辟一个了解和研究世界的‘窗口’。”同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范存忠、陈嘉、袁可嘉等人的文章，尤其在这期登载了《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全文后，使得长期受到文化专制禁锢、多年未读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们引起不小震动，初版20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了20万册。据邮局的人说，南京邮局每天外地邮购的汇款单要用大邮袋装，汇款员们因工作量顿时增加好几倍而叫苦不迭。甚至，还出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译林》的原定价1元2角，而黑市小贩卖一本则要2元，还外加两张香烟票。这说明广大读者是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是欢迎《译林》的。《译林》第一期出刊后，就收到了读者来信1万封。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同志还在一次大会上推荐了《译林》刊载的作品，此外广东省徐闻县勇士农场林伟等6名青年，及黑龙江涤纶厂与贵州凯山467信箱的一部分青年，还自动组织了读评《译林》的活动。

读者们的反映如此强烈，使《译林》编辑部的人们既感到欣喜，也感到意外。但是，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接踵而来了一场风波。

一封告状信引起的风波

1980年4月中旬，主持《译林》编辑部工作的李景端听说，北京有某位领导人的讲话传单，上面点了《译林》的名。那时有不少小道消息，多是通过这种油印传单先传出来的。李景端打电话向消息比较灵通的《钟山》一位编辑打听，那位编辑说是有这回事儿，是中央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说是“现在有些杂志只顾赚钱，南京《译林》就是这样的杂志”等等。这使编辑部的人们有些不安，他们怎么也猜不到，一本刚出刊的《译林》，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竟会惊动了这么高的领导人？

直到4月下旬，才进一步明了情况。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冯至先生，在1980年4月7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的《译林》刊登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了《飘》表示不满，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

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八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三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骛，这真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样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

冯至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诗人，也是享有盛誉的学者。他当时还担任学部委员，出版过《杜甫传》和《歌德论述》等多种著作。但今天看来，他的这封长信显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有些观点看法是有着局限性和偏见的。这是由于一些老知识分子受到长期以来文化禁锢政策的影响，被那些教条主义的僵化观念所束缚，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纷繁文学现象存有某种疑虑。其实，这正充分说明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确实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胡乔木同志收到冯至先生这封信后，很快加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以后，李景端心有余悸地说，此事倘若发生在文革期间或在这之前，像这样一种由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少不了要当成一桩“案子”对待，甚至会将刊物停刊整顿，主持工作的李景端也难免隔离审查。幸好，此事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民主空气浓厚起来，因此，江苏省委对此事处理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在来信上做了大意如下的批示：……《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接着，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胡乔木同志批转冯至先生的长信，并加了语气缓和的按语，认为“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心身的精神食粮。”并对《译林》提出期望，希望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进一步把刊物办好。

在接到了省委转下来的上述文件后，江苏省出版局党组也进行了多次讨论。时任局长和党组书记的高斯同志态度鲜明，他认为在电影公开放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将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更有助于使读者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其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局党组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讨论，尽管个别同志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大家还是赞同高斯局长的观点，强调对《译林》应该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措施。随即江苏省出版局党组责成《译林》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并向省委写出自查报告。

《译林》编辑部在自查报告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译林》的办刊编辑方针还是正确的，得到广大读者和翻译工作者赞同和支持。《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也不诲盗，《译林》登它没有错。唯一缺点是，在当时纸张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一些。对于冯至先生在信中批评的“三种美国小说”，《钱商》、《医生》和《珍妮的肖像》，也都是比较健康的文学作品。外国著名作家及国内外国文学专家其中一部分人认为，那些叙述故事情节为主的畅销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甚至民间神话，都是属于通俗文学，不值得加以介绍。但也有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翻译家则认为，“通俗文学”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也是外国现实社会的某种反映，具有题材广泛，情节生动，通俗易懂等特点，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因此，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外国“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学术问题，可以展开讨论，但以此就说《译林》“追求利润”，“倒退”，“堕落”，“有失体面”，“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指责是不是之词，他们难以接受。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译林》编辑部仍然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虽然编辑工作未受到很大影响，也颇有些忐忑不安。如高斯同志所说，“在内部，有关人员遭到不同意见者的追究；在外部，则传闻很多，指责纷来，甚至外省市有人散布江苏《译林》犯了路线性错误的说法。内外交迫，压力很大。幸好，《译林》的创办是取得省委负责人同意的，这是一个‘底’；李景端等办刊同志工作认真，殚精竭虑，保证了刊物的品位与质量，有刊为证，又是一个‘底’；这时候，敢说真话、直话的人更多了，尤其是许多德高望重的翻译家对这场风波做了公正的评判，给《译林》以有力的支持，发表了要全面看待外国通俗文学的正确意见，也是一个‘底’。”他们心中有“底”，决定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来反映真情，同时也向左右上下做好解释及化解工作，以期使刚创刊的《译林》渡过难关。

中宣部做出了结论

冯至先生写信的一月之后，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被指名邀请参加。江苏省出版局决定派副局长陈立人和《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出席这个会议。他俩报到后领取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准备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他俩都预感到了《译林》仿佛成了会议中的热门话题，颇有“备受关注”的某种压力。但是，经过认真的自查，他们又确信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有了这样的“底”，陈立人与李景端商量好，头两天他俩注意倾听与会者们的意见，态度冷静谦虚，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也要理直气壮地表明他们的观点。

会议中，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位代表，先在分组中做了发言，他也认为当时全国各刊物和出版社，介绍外国通俗文学尤其是侦探小说太多了，已形成一种倾向。他还认为群众并不懂得艺术，年轻人欣赏能力低，前一阵报刊上宣传“文艺的最后评定者是群众”，这个提法不妥。但是，与会的许多文艺界人士在发言中，并不同意冯至先生长信中对外国文学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赞成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的估计。著名学者作家冯亦代、陈登科、于浩成、黄伟经等，更直率地针对那封信的观点发表自己的见解。时任《读书》副主编的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研究会议，也看到江苏出版社送请代表们提意见的3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现实。这几本书都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们介绍过来是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来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的、“随手抛掉”呢？他还说，《读书》杂志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在会上，还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在活跃与民主的会议气氛感染下，李景端也做了一个坦诚的发言，认为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有人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争鸣和讨论，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此外，他还说，“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应当比50年前更有发展，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李景端还在会议上澄清了《译林》是否惟利是图的问题，并介绍了编辑部自查的结果。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李景端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实际情况与冯至先生长信中反映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领导同志了解。于是，散会后记者又约李景端专访，并连夜编发了一篇专稿，刊登于新华社1980年5月8日的《国内动态》上。这篇专稿的题目是《江苏省〈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谈当前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和意见》，文中介绍了李景端在会议上发言的那些观点，首先他认为当时外国文学作品出版得不是太滥，而是远远还不够，已经介绍的不过是“九牛一毛”；其次，他解释了出版那些外国文学作品和创办《译林》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紧接着，他对发扬文艺民主，繁荣艺术和学术，鲜明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艺现象十分复杂，尤其是外国文学更加复杂，经过‘四人帮’的长期的禁锢，可以说我们所知还有限。因此，更有必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做法的交流和讨论，实事求是地来提高大家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即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该提倡的现象，光靠‘堵’恐怕不是唯一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引导，要用更好的东西去代替它，战胜它。”他还充满感慨地说，“我们很赞成耀邦同志讲的，对文艺问题不能性急，要慢慢来。要允许不同的实践，实际上，有些问题只要领导在一定范围打个招呼，点一点，下面就会注意的，最好不要轻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处理。”

会议上多数人发言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会议主持者也感受到了，后来通知，原定冯至先生的大会发言不讲了。那位来自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代表，也主动地找陈立人和李景端诚恳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那封信只是冯至先生的个人意见，他年纪大了，难免有片面性等等。这时，陈立人和李景端已经隐约感觉到，会议刚开始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有所减轻，领导人的看法也在发生改变。到了5月9日下午大会闭幕，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做了大会总结报告，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冯至先生给胡乔木同志写信，后来批转给了江苏省委，以及江苏省委非常慎重予以处理的经过情况后，特别指出：“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做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老同志七十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

至此，关于《译林》创刊号所登载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引发的告状信风波，算是画上了句号。李景端后来回忆此事说，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耀邦同志，中宣部，江苏省委对这一次风波采取了实事求是和关心爱护的态度，对学术问题切实坚持了“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政策，既允许冯至先生有批评权，也允许我们《译林》有辩护权，还允许其他人有反批评权；而且把对学术的不同看法，与对刊物和人的处理严格区分。这样，才使新创刊的《译林》被保护下来，在文艺界的知名度还大大提高了。这样的处理方法，不仅未使《译林》与冯至先生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与矛盾，还促使了他们互相间的谅解和团结。会议结束当天，冯至先生特意派车接陈立人和李景端去他家做客，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外国文艺》主编汤永宽也随车同往。进门寒暄之后，冯至先生首先对陈立人与李景端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信里有些地方是有片面性，有些提法不太妥当。”见这位享有盛誉的文学界老前辈开门见山即做自我批评，不禁引起了大家对他的敬意。陈立人说，有些情况由于不沟通，难免有些误会，不过这次中央、省委处理这件事的方法非常好，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一种促进。李景端向来直爽，有话在心里憋不住，他还是用较委婉的口气对冯至先生说：“您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老前辈，如果您对《译林》有什么意见，写信批评我们，甚至把我们叫来，当面训斥一顿，我们都会诚心接受。只是用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并批转省委处理这种方式，似乎太严重了一点。以后我会按期把《译林》寄给您，您有什么意见，只管直接向我们提。”这样一聊开了，谈话的气氛更加融洽亲切了。冯至先生还向在座人们提出很好的建议，希望北京、上海、南京三家外国文学刊物更好地分工：《世界文学》主要介绍名家名作，《外国文艺》主要介绍外国流派，《译林》可以多介绍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外国通俗文学；他还主张，适当时候可以在江苏召开一次外国通俗文学讨论会。以后，《译林》与冯至先生也建立起日益增强的友好关系。冯至先生家的地址变更，他主动给李景端去信，要求按新的地址仍然给他寄赠《译林》。冯至先生1987年亲自主编一套“德语文学丛书”，指名要李景端牵头负责与其它几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事宜。当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书由译林出版社率先出版后，他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发表在《译林》杂志。接着，又将冯至先生撰写的这套从书总序也发表在《译林》上。冯至先生逝世后，听说他女儿打算出版冯至先生的文集，李景端当即表示，译林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后来因为冯至先生是河北人，遂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来出版。

1981年5月1日至4日在扬州召开了《译林》的首次扩大的编委会，大约有著名作家和学者40余人参加。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和戈宝权寄去了书面发言。钱钟书、杨绛夫妇也特地向会议写来一封见解精辟、饱含深情的贺信，信中说：“《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在我们接触的青年人里，有很好的‘口碑’。”与会的著名专家学者也纷纷赞扬《译林》这一年的成就，实现了“打开窗户，了解世界”的办刊宗旨，他们祝愿这个刊物办得更有特色。

回顾与思考

《译林》杂志渡过了这一场难关后，在广大读者和翻译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一直居同类刊物的首位。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仍然不免历经坎坷。1983年，在宣传舆论中提出在文艺战线要“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但是，就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总有某些领导人喜欢接过这些堂而皇之的口号，来诠释其属于教条主义的僵化观念。因此，《译林》又得经受种种压力了。那些看《译林》不顺眼的人，又把它划入“精神污染源”，进行横加挑剔与肆意指责了。李景端回忆道，当时曾在西安召开的一次外国文学会议上，有人指名批评《译林》是主要传播西方商业化的小说，发行量又那么大，对读者是很大的精神污染。还有人在那时组织了省研究机构的几个人，对《译林》创刊以来的各期，逐篇逐句进行审查。也许未查出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可是，有人却向他们打招呼说：“《我的茉莉花》那篇日本短篇小说，讲了妓女的身世，最好不登或者删掉。”甚至连一篇作品提到妓女的身世都看成是精神污染，也真是“左”的可以了。可能当今年轻人很难理解这一段历史。《译林》因此而无缘无故受到排挤和冷遇，他们曾在当时与翻译界的一个组织提议联合举办几项活动，却都遭到了谢绝。事隔多年后才得知，这个组织一位负责人，曾经指示不要同《译林》合办活动，要同《译林》保持距离。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伊始，大家对外国通俗文学的不同看法，既是学术问题之争，其实也有一个对改革开放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要不要“打开窗户，了解世界”，要不要打破教条主义僵化的封闭观念，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这才是争论的实质。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是存有保守偏见的，从最初对“《译林》事件”发生后的态度，以至于后来对外国文学界及整个文艺界的干预，他都起到了某种消极、负面的作用。2005年，我曾拜访过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他说在80年代初曾经为某出版社编选一套外国现代惊险小说，第一卷已经打出了校样，但也是在那种社会气氛的影响下，加上出版社又更换一位思想比较僵化的领导，斥此书为“不良倾向”，竟然与他毁了约。傅先生不忿，找到另一家出版社又签订合同，同时还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此事才得到完满解决。由这些事情即可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要想真正打开窗户有多么不易！

我还记得，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思想活跃，作家们开始注目欧美的现代派文学，彼此的一些通信还发表在报刊上。这些作家认为，应该借鉴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技巧，吸收精华，扬弃糟粕，丰富自己。但是，也有些理论家秉承那位意识形态大总管的意思，对现代派文学横加批判，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朽没落的表现，是以形形色色个人主义世界观来歪曲现实，是精神污染，要警惕对其盲目吹捧，注意批判抵制云云。有一次，我与先父施咸荣闲谈，问他对这场争论持怎样看法？父亲对我说，这些思想明显都是从胡乔木那里来的。所以，这不是一场学术争论，而是又一场大批判。你发现没有？讨论的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却很少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参加。现在批判现代派的那些理论全是苏联文学界教条主义的老一套。50年代时，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就说过，西方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堆破烂，采取的态度是一概打杀。父亲生气地说，这种粗暴态度哪里是文学批评，简直是村妇骂街。现在实际上又恢复教条主义的那一套，根本不是学术讨论。他一直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对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等，许多学者将它们视为文学流派，而他却认为只是一种写作技巧，它们在思想上既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有些人忘记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拉普派”，其中很多左翼作家就信奉现代派，例如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就是采用象征派手法；还有被公认是无产阶级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其作品是采用未来派手法；那些现象又如何解释呢？总之，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应该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我问他，这些观点挺新鲜也挺深刻呀，为什么不写成文章发表呢？父亲摇头苦笑说，写文章势必卷入那场争论，人家现在是搞大批判，我何必去纠缠不清呢！我倒不如脚踏实地多翻译些作品。当时他告诉我，他正准备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黄皮书译本修改出版。此书先在漓江出版社印行，以后又转到了译林出版社，如今已印近百万册了。

抚今追昔，回忆起外国文学出版的那些曲折经历，实际上也是人们思想解放充满了反复却又逐步渐进的历程。可以说没有开放，也就没有改革。而没有思想解放，要打开窗户也是不可能的。从《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波折，再看以后的那些艰难坎坷，从这些事物的对比中，也照射出我国改革开放前进的历史步伐。

（责任编辑 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