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在芝加哥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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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芝加哥大陆学人举办的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会9月24日在芝加哥大学召开，著名文革历史学家宋永毅在演讲。

【大纪元10月13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林冲根据录音整理，经宋永毅先生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
为什么文革与抗日有关系﹖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奇怪，今天一个搞文革研究的人怎么到纪念抗战胜利的会议上来作演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关系的，我想讲一个与我自己有关的事。

二零零三年，我应日本一些大学的邀请，去讲文革，题目是“在文革中被人们遗忘的大屠杀”。我在东京大学历史研究所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几个日本的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一直揪住不放，你们认为是三十万人，而日本的学者一直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张。那么你们的政府、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对文革中间发生的这些大屠杀现象，至今不肯承认，而且至今掩盖这个历史，你自己九九年回中国去搜集一些红卫兵小报，竟以盗窃国家机密被关了半年。”

我当时听了这个问题也是悲从心上来，我实在是觉得很惭愧，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政府，如果对自己的这段黑暗历史，没有一个起码的勇气去回顾、去承认，那你怎么去理直气壮地指责另外一个民族，指责另外一个民族的黑暗历史–对你的大屠杀呢？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中日双方是有争论的，中国政府说是三十多万，日本人说绝对没有这么多。那么我们今天就假定说，以东京审判的数字，二十万，或者说“至少”二十万来算–这是一个比较有国际权威的一个数字。那么杀二十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告诉你，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到十二月，在广西就由于中共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命令，杀了差不多二十万人！当时广西有两派，一派是反对广西的掌权者，中共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造反派叫“四一一”，另外一派是支持他的保守派叫“联指”。反对他的那派因为没有武器，为了自卫抢劫了一些援越的枪，结果韦国清就在中共中央的同意下，调动广西军区的军队，对“四一一”派进行了大规模长达六个月的“武装剿匪”。

现在有两种官方档提到了这次大屠杀：一是现在你可以买到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公开的“内部出版”物。同时它还有一个“内部绝密版”。几年前参加写内部绝密版的作者把这个东西带出来了。这里面说：在这六个月中间，由军队和“联指”的武装民兵杀掉了“四一一”派和所谓的“阶级敌人”近二十万。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数字，大家可能知道郑义先生写过一本书叫《红色纪念碑》（台北华视文化公司1993年出版），就是讲的广西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吃人事件。这就是在这样的大屠杀的背景下发生的。所谓的“吃人”就是把“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从刚出生的婴儿到老人全部杀光，而且还吃他们以示“革命”。目前有名有姓的被活活吃掉的人就有两三千人之多！

当然抗日战争中间日本军队也有过这样的残暴吃人的现象，但是不多。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个是异族，而且是在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另外一个是在和平时期，是我们所说的“人民的军队”和武装民兵在杀人吃人！

那在八十年代的整党清理期间，就发现广西杀人最多的，开除党籍作处理的竟有四万七千多人是共产党员！因为武装民兵、军队当然是共产党员。这还是一个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中公开的数字，实际数字恐怕远远超过。

现在我们可以把“南京大屠杀”和“广西大屠杀”作一个对比了。你就会觉得﹕如果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没有起码的反省力：它不能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却只指责别人，只出产“愤青”– 愤怒的青年或愤怒的爱国青年，或者说叫“爱国贼”，是不是能解决大屠杀的问题？我绝对不是说日本是对的，他们绝对是错的。如果“爱国贼”们只是攻击和声讨一个恶魔，而忘掉了另外一个恶魔，而且是更现实的，在他们家里的恶魔，而且他们在攻击和抨击国外的恶魔的同时，甚至还带有一点对家里的恶魔“讨它欢喜”的这样一种献媚的姿态，那我觉得这样的民族是很值得悲哀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感受，也是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与抗日战争有关系的原因。

第二个关系 – 曾庆红之父所代表的中共汉奸机密

另外，文革还阴差阳错地和抗日战争发生过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活动中，还阴差阳错地揭露过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侵略军的暗通款渠的“国家机密”—其实是汉奸机密。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和这个故事有关的档是作为中共中央的档收集在我们编选由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里的。

大家知道曾庆红的老子叫曾山，他是中共的大特务，内务部长。抗日战争中他在苏北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直接到上海、南京去和日本人谈判，谈判的主要事情是﹕让日本人只打国民党不打共产党。在文革中间，1967年9月造反派把这个档案给冲出来了，就说他是个大汉奸，就开大会斗他。结果曾山立刻打电话向周恩来求救。周恩来知道这是中共的高级机密，当场手书中央文件提出四点指示:

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周恩来是非常谨慎的人，所有的档他都会通过毛泽东划圈，可这个文件他没有经过毛泽东，而是当场手书四条发下去，把曾山给救出来。这个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曾山传》里面就有。我们看，这是为了保住一个什么国家机密呐﹖就是为了保住这个党和日本侵略军和日本人暗通款渠的汉奸机密。

所以文革还阴差阳错地和抗日战争发生了关系呢。

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 – 就危害性说 中共超过法西斯

很多关心文革的朋友们经常问我说﹕“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在日本讲课的时候，很多学者也问我说﹕“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也感到非常惭愧，因为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一个公开的数字说，文革中间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那今天的学者，尤其是海外的学者，真是在非常艰苦的危险的环境下进行这样的统计，比如说这里是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博士，她就从北京在文革初期学生打老师、杀老师的事件一个一个采访，多少年一个一个积累，至今，获得名字的，也不过是一两千人。

那么根据海外学者的估计，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流传出来的绝密文件，大概是两百八十万左右死于非命。而中国在抗战中间的阵亡将士，大概在一百七十万到两百万左右。那你看看，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是大大超过了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间的阵亡将士和那些将军。这又是一个两者关系的简单对比。

我们绝对不能说仅仅是对外的反法西斯主义，尤其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只是把这个世界分成两极，一极是对的，一极是不对的。或者说，一极是共产主义，一极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中间还有法西斯主义，这个共产主义本身也有很多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就危害性来说，共产主义超过了法西斯主义。

中共的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活动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就想讲一讲就是，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即便是在六十年代的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它有没有恐怖主义的活动﹖它有没有法西斯主义的活动﹖

我是一九四九年生的，也就是说和这个“红色共和国”是同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台湾人民，当然最后我们发现其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就是我们自己……文革中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毒实在太深，当时我真认为美国的黑人在大街上饿得不得了，都等待着我们把自己仅有的二十九斤的定粮送给他们一点， 去拯救他们的生命。现在想来正是太好笑了！

我想介绍一下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直接指挥和煽动的恐怖主义活动，从六七年的中国大陆讲到周边国家。首先，北京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掀起了一股对外国使馆“打砸烧”的恐怖活动：在狂热的外交路线的影响下，他们6月18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5日砸了印尼驻华大使馆。到了8月22日，他们竟然把英国的代办处给烧掉了！他们非但烧掉代办处，还把英国的临时代办—他们的大使唐纳德.霍布森，拉出来批斗，还要求所有的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像鞠躬“请罪”。这完全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时期占领美国使馆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样。而8 月2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竟然这么报导：

“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给予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这不是在公开鼓励恐怖活动又是什么？

在座的可能有从香港来的朋友，大家可能还记得香港文革中的“六七暴动”，这个“六七暴动”前期都是周恩来批准的，后来闹得不可收拾了，他才出来讲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

六七暴动就是在香港的中国银行挂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搞个人崇拜，煽动罢工，要“解放”香港。最后在香港军警采取行动以后，它们就采取路边炸弹战术，这就是现在伊拉克路边炸弹炸死很多美军的这种恐怖活动。如果你追溯伊拉克恐怖份子的战术来源，恐怕这种城市游击战，中共还是创造者之一。这种路边放炸弹炸军警的战术，一直到在香港北角炸死了一对七、八岁的姐弟，才引起了香港市民对他们的极其反感，最后被阻止了。

中共文革中向世界“输出革命”

那我们现在再讲讲中共文革中的“输出革命”。

中共文革中的“输出革命”的样板恐怕要数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了。但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主要头目波尔布特也好，乔森潘也好，当年到中国去受训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康生与张春桥的直接指示。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比中国的还要夸张。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老是搞大跃进，经济上搞大跃进，五八年搞得一团糟。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政治上的大跃进，其目的是使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运动的龙头老大。但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野心还要要大，它们想把中国的从“土改”、“三反五反”、“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数十次政治运动，压缩到一次性完成。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今天的国际学术界公认，柬埔寨至少杀了一百万人。当时柬埔寨的华侨有四十一万人，被杀了二十万，越南裔的两万人全部杀光。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恐怖活动又来源于中国，从毛泽东的“第三个里程碑”发展到了波尔布特的“第四个里程碑”。

大家也知道文革中正发生着“越南战争”。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上关于越南战争的文章，中共当时派往越南的作战部队，至少是三十二万，包括陆军、特种兵部队、防空部队、工兵部队等等。那么三十二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当时整个美军只有五十五万人，而且我问过魏京生先生，当时他在部队里，他告诉我，这里还不包括武装民兵。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越南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军队的一个士兵对中国军队的一个士兵在打。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我们大家还知道缅甸共产党，也完全是中共训练，他们在缅甸夺取了一些根据地政权后种植和贩卖鸦片。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真的是很天真。当时还有两千个左右的云南知识青年偷越国境，去参加“世界革命”。他们要把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理论在缅甸付诸于实现。这两千人中至少有一千人死在战场上。有些人在缅甸游击队最高的官职做到“军区司令”。在“国内”，他们还被有关档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此外，中国还派了大量的军官去缅共人民军任“军事顾问”， 其实是直接指挥作战。这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女青年杨建军的《我在缅共15年》等书中都有详细的披露。

马来西亚也是这么回事，马来西亚共产党有一个革命电台，叫“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其实就设在湖南。

我有的时候想，还好这个“输出革命”的趋势和文化大革命，就都因为毛泽东早死而中断了。如果他真的“万寿无疆”的话，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中国人肯定像今天的北朝鲜一样，而且给世界造成的麻烦就大了。

当年的那些问题，比如说今天的尼泊尔那个“毛主义游击队”，也就是当年毛泽东支持的，到今天为止还在那里打呐，还没有解决呐。毛泽东的手伸得很长，比如说古巴的格瓦拉，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他在六十年代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当场就给他六千万美金，还说不要还。支持他去拉丁美洲洲打游击，去颠覆人家合法的政府。这是张戎的《毛泽东传》里最新披露的材料。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输出革命，当年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中是什么样。我回忆起来当年在红卫兵间非常流行的一首诗歌，叫作《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这个勇士们是谁呐﹖就是我们这些人啊。这里面讲要“血染白宫光复红场”，“冲上白宫的最后一个台阶，解放美利坚的人民”。当然你们大家今天看来都非常可笑，到底“解放”谁呀﹖但是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一代人就是沉浸在这样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加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大家今天在美国知道了历史真相，会觉得这个很可笑，但是最可悲的是：现在的中国盛行这个意识形态的人，坚信这样的意识形态的人还不少。比如说前不久，中共元老朱德的外孙朱成虎，他就还要打核大战，他要牺牲中国西安以东所有城市，来毁灭美国的两百座城市。当然他总是认为他自己一定是在西安以西的，他一定是安全的。就像当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样，他认为，他最后一定是在攻克了的白宫阶梯上面拍照片留念的人，而不是“牺牲”的人。

所以你可以想到，中共的恐怖主义是非常危险的。我有的时候自己反省。觉得如果我们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毛泽东叫我们去搞这些恐怖活动，我们也会搞的。为什么呐﹖我们确实是受了他们的洗脑，受了他们的欺骗，中毒太深了。

中共政权的非理性和非预测性

有人对生命哲学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西方的生命哲学常常是“我活你也活”，即政治上经常是互相妥协﹔那么共产党的生命哲学是“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而当代恐怖主义的生命哲学是，“你死我也死”—搞自杀炸弹，结果大家都死掉。其实这个“你死我也死”的生命哲学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流行了。有的时候你查一查，这个伊斯兰的恐怖主义也好，这个因为“输出革命”而造成的世界各地的游击战也好，和我们中国都有关系，中国共产党都有一些发明权。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也是一个战争和杀戮的根源。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法国的高等科学院出过一本《共产主义黑皮书》。那上面有一个粗略的统计，到九十年代为止，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大概杀掉了一亿多人。其中对中国的统计是比较保守的，是六千五百万左右。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是杀戮的根源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回过头来再讲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打得比较厉害的�，像朝鲜战争，双方投入几百万军队，那个是谁发动的呐﹖是金日成。谁支持的呐﹖史达林、毛泽东。

我们刚才讲的越南战争，双方投入的也是几百万军队，越南自己说他的死亡人数是一百五十万，美国大家知道也死了五万多军人，是怎么发动的呐 ﹖因为北越偷偷打到南越去，它都是在一个“爱国主义”、“统一祖国”的美好的“民族主义”大旗下进行的。联想到目前中共以“统一祖国”的美好辞汇时时要以战争解决台海问题，这不是很值得人们深省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你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没有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对另外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开战﹖或者说有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打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有没有打过英国﹖有没有打过法国﹖有没有打过意大利﹖有没有打过日本﹖我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再也没有。

但是你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社会主义打社会主义却是延绵不绝。七九年的时候，咱们魏京生先生为这个事情坐牢的，中国打越南，那前面呐，越南打柬埔寨，再前面苏联打捷克，苏联打匈牙利，六九年苏联和中国还打起来，差点儿打核大战。

我记得七九年的时候魏京生先生被捕，我正在上海读书，我是七七届的大学生。我们的政治课上正在学习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没落的”、“垂死的”这两个定义，我们就在下面发牢骚说﹕“看来这个资本主义是不行了，是没落了，是垂死了。”为什么呐﹖他打不动了呀。他从来没有互相打来打去的。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就是行，今天打明天打，你看邓小平随便说一句﹕“给他们一点教训。”几十万大军就过越南去打了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共产党和战争休戚相关，而且它发动的战争完全是缺乏理性的， 常常是难以预测的。

共产主义的危害性被遗忘的原因

那么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今天对共产主义的危害性，远远没有人们对法西斯的危害性在东方，在西方记得那么清楚。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法国一位学者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的题目就叫做《被遗忘了的共产主义》。为什么共产主义被遗忘，他讲了这么几个理由﹕第一，纳粹战败以后，其罪行被彻底揭露，所以公众对此有所了解﹔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民主国家为尽快打败纳粹，和苏联结盟，就使得部分西方人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能力﹔第三，由于犹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批判、揭露纳粹的罪行，使得世人都有所了解。

他还讲到，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的舆论成功的建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分法。按照这个两分法，他们甚至将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也都简单的归纳到资本主义里面去，那就造成了美国也变成了法西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当然美国是法西斯国家。

再有，共产专制摧毁了民间社会，消灭、驯化了思想精英，也就是知识界。刚才我接受电视台采访说过，中国的知识份子他不想说谎，但他们是下意识的说谎。因为在中国大家知道，两套语言嘛，你在家里说的和在单位说的、公众场合说的，完全不同，你到公众场合就自然而然说谎。所以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知识份子被驯化的表现。

最后他说，对共产主义的健忘，加强了对纳粹的记忆，对纳粹的记忆，加强了对共产主义的健忘。我认为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那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有法西斯化的危险性。而且，它有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两种集权合二而一，最终成为战争根源的可能性。

只有把这个世界上的专制政权铲除掉世界才可能太平

恐怕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袖，一个将军：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后生可畏的朱成虎将军，才对核大战有这么向往。毛泽东当年也这么说﹕“核大战没有什么，不过是死三、四亿人嘛。”这个三、四亿人在他们脑子中就是个数字，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这个提倡打“核大战”的人肯定是认为他不会死，而只是别人去死的。所以中国那些网上要打台湾的“愤青”，他们也肯定是假定他们不去打，别人去打送死的。这里有一个中共有趣的文化现象，即中国共产党总是说别人是“口头革命派”，实际上他们才是标准的“口头革命派”。它打的那个抗日战争就是标准的“口头革命派”的打法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即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这一代人还面临的一个艰钜的任务，也就是说中国共产主义的存在，它有和法西斯合流的可能性、有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只有把这个世界上的专制政权铲除掉，这个世界才可能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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