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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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

作者: 散木

《文史精华》 2005年 第04期

       40年前，著名哲学家孙定国因冤屈而投水的命案，如今早已被人们遗忘殆尽了。然而仔细挖掘这桩旧案的底蕴，不仅可以认识当时发生的那些匪夷所思的历史事件，也可让人深思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思维、行动，为什么是那样的单纯和愚昧!

       一
       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
       孙定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年在家乡任教，九一八事变后痛心于国难频发，投笔从戎，于1934年加入山西抗日武装新军，历任副官、总队长、旅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军西路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所部的第六集团军投入战斗，孙定国所在的彭毓斌军执行肃清晋南新绛、稷山等地敌军的任务，初次展现了他的指挥军事才干。当时他第一批加入了薄一波的“牺盟会”，1939年(一说194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担任晋军训教总队长和新军212旅旅长兼第七行署保安司令之时，都忠实执行了中共的指示。在著名的“山西十二月政变”中，他率军脱离了阎锡山，转战至晋东南太岳区，与薄一波等领导的部队(决死一纵)会师，为发展和壮大中共在山西的武装做出了贡献。
       孙定国于1940年任太岳军区212旅旅长，以后相继担任了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豫陕后方副司令员等职。
       1948年，孙定国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先后担任了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中科院学部学术委员等职务。此外他还著有许多哲学著作。
       孙定国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哲学专家，学术地位也很高，如1956年北大哲学系受命编写新中国第一套中国哲学史教材，参加者有冯友兰、周辅成、杨宪邦、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诸多名家，孙定国与陈伯达、郭沫若、侯外庐、杜守素、赵纪彬、杨荣国、杨献珍、艾思奇、胡绳等人任审查委员。同时，他也忠实地执行和履行自己作为党内一名理论家的使命，在历次理论运动中披挂上阵，如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他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世界观》、《驳斥梁漱溟的“职业分途”的反动理论》，1954年批判胡适时他的《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实质》等，都是影响很大的文章。
       在中央党校的行政领导中，杨献珍、侯维煜、孙定国被视为“三驾马车”。杨、侯、孙都是战争期间曾经战斗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老革命，后来也都在中央党校工作(杨献珍曾是马列学院教育长，侯维煜于1953年调入)。侯维煜(1913-1979)，山西交城人，1935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太谷县委书记兼抗日自卫队政委、八路军独立支队政委、晋冀豫游击支队第三大队政委等。1939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先后在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侯维煜历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长、校党委书记，中共华北局秘书长等职。后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等。那时杨、侯、孙三人“密切配合，相互体谅”，“一起聆听少奇同志的教诲，一起贯彻中央的指示，一起抵制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破坏，最后也一起遭受那个理论权威的残酷迫害。”(杨献珍《教诲十年，遗爱千秋--缅怀刘少奇同志对党校工作的关怀》)

       二
       说“孙定国冤案”，必须还说两个相关的人物--康生和陈伯达，在孙定国身上发生的事，和他们的“政治道德”大有关系。
       1956年康生重出江湖，此时正是“高饶事件”之后。康生看好孙定国的理论和写作能力，便以同乡的名义拉拢孙定国，嘱其为自己整理和拟写一个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稿，以便自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而当1967年孙已死3年后，康生却说这是党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我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是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孙定国写的，这纯粹是流言，造谣，诽谤!难道我是文盲，不识字，连个提纲都不会写，让别人代笔?”不过，也是在“八大”后，康生就以党内大理论家的面貌出现了--先后被任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小组”组长、《毛选》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也是从此，孙定国过不上好日子了。
       孙定国在党校颇有口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写一手好文章;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和演说家，深奥和枯燥的哲学让他讲得出神入化，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又以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而遐迩闻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专家，在党校却屡屡受到批评甚至是故意的打击，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杨献珍的人”。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容不下中央党校内的“理论权威”杨献珍以及孙定国等人，1963年孙定国被逐出党校，前往西安，康生还下达了一个对其“内部控制使用”的指令。
       此后，康生在中央党校发起了一个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运动，尽管“合二而一”论与孙定国毫无关系，但他还是被叫回党校接受调查，在种种名义的批斗会议上受到辱骂和训斥。特别是1964年12月19日的全校大会上，陈伯达用他的权势肆意凌辱孙定国，称之为“冒牌的哲学家”，并且首先用“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这种低级的称谓来称呼孙定国。孙定国办公桌玻璃板下原有一张陈伯达署名的赠联，抬头是“定国同志”的字样，可是这时陈伯达不认账了，居然声称:“你把我扔到纸篓里练毛笔字的废纸偷了出来，裱糊上，到处招摇撞骗，说是我给你写的字，我陈伯达能给你这样的坏人写字吗?”他还厉声喝道:“你是死不要脸!”于是，“后来，‘斗’孙定国同志时，发扬了陈伯达式的‘战斗精神’，向他脸上吐唾沫”(杨献珍《屠害忠良，终身阴贼--揭露康生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显然，对这样的侮辱，就是常人也难以忍受了。
       就在这天夜里，孙定国在写下一份遗书后，义无反顾地走进党校西南角的人工湖里!他是从一个冰窟处跃入水中的。那一年，他54岁。
       他留下妻子和5个孩子走了，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一纸丈夫和父亲“自绝于党，畏罪自杀”的通知书!更令人气愤的是曾经叫嚣“我陈伯达能给你这样的坏人写字吗”的党内理论家，在孙定国冤死后竟然凭借权势，将孙生前用自己的全部积蓄甚至是借债的藏书，其中还有价值在1.5万元以上的善本书，仅以其原价的三分之一席卷而去。
       那场著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运动，以将杨献珍撤职、调离、逼死著名学者孙定国，开除讲师黎明出党 (后于“文革”中投井自尽)，挖出“合二而一”论小集团，并且先后从中央党校调出或遣送回乡多达百余人而告结束。当然，不久之后的“文革”中，这些“合二而一”论的分子们，凡是侥幸不死的，又一次遭受到莫大的冲击和凌辱，直到这一“罪案”在“文革”后终于获得平反。

       三
       孙定国临死前写下的遗书是耐人寻味的，然而迄今还未见有人解读过这份遗书。那么，就先来读一读这份写给“党”的遗书吧:党:
       在我离开这个正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世界，我的心还是向着伟大的党中央和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我留下一本×××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去河南的讲话，请中央审查，看那是修正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
       看看他所讲的那些问题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从两条腿走路引伸出四条腿走路，这到底是不是诬蔑。也请支部的同志转给党委的同志看一看。
       我生前是不敢讲的，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因为谁批评×××同志，就像是批评主席一样。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同志吹捧赫鲁晓夫特别是骂斯大林同志的东西还多得多，请中央看一下。
       别了!党!但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们伟大的党!多么痛苦的时刻呀!
       我今天才体会到邹鲁风的心情，当然，我认为他做得是不对的。
       孙定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提到的那个人，在涉及到这封遗书的公开出版物中，都是匿名的。显然，孙定国在决心赴死之前，决定不顾一切，要以自己的党性，向党揭发其言行。其实，在那一历史条件下，这样的事或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这个至今还被隐去名字的人物是谁呢?据推测，他就是党校校长杨献珍!孙定国为何在临难之前要写下这样一份遗书?或许，他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作出的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许，真的是他被汹汹的政治高压出于被迫或“觉悟”而作出的如今看来是过于天真的举动?而后是否因此感到无法承受心理的负担、无法安妥自己的灵魂，他才终于决定走上绝路?
       --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历史悲剧!
       在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自始就有火药味极浓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论战，其双方则主要是党校内部的杨献珍与艾思奇这两军对垒，且无论是建国初年的杨献珍为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艾思奇为首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还是后来沸沸扬扬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及“合二而一”论，它们都不过是后来“文革”的一场理论批判的小型预演。深知其内幕的孙定国最终无法选择自己再次“站队”的事实，他便以死来选择逃避了。
       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提到的发生在1959的事，即“×××同志”在河南的讲话，以及他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笔者作过一番揣测和爬梳，后来看到杨献珍有一篇《1959年纪事》，觉得可以作为孙的遣书的一个背景。
       1959年之前的1958年正是“三面红旗”如火如荼之际，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中的语言，是“这个大跃进是从平地上陡然冲破九重云霄的大跃进，是人们非亲眼看见就很难相信、甚至有些人亲眼看见了也还是不肯相信的异乎寻常的大跃进”。杨献珍回忆说:“当时河南省样样工作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全省亩产小麦一千斤。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好不热闹。”于是杨在这年的9月，安排哲学教研室由艾思奇带领到河南禹县、长葛、密县、登封4个县的社队，“参加劳动学习”。
       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之后，翌年1月，杨献珍赴河南看望和了解党校干部工作与学习的情况，在与河南老干部的接触和闲谈中，杨获得了一些不同的信息:“他们向我反映了下面的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其中有密县人民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人。卫生部派人来调查，确属事实。我所了感到十分震惊。”杨从河南省党代会简报和发言中看到登封县县委书记的发言记录，“其中有这样精彩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一连串总有七八个‘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当时看了，心中十分纳闷，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杨献珍经过调查，河南的真实情况令他“不胜惊异，《聊斋。考城隍》有几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当时不禁慨叹地续了两句:‘有意作假，当如之何?”’这“作假”，有“河南省西平县某公社放小麦卫星，‘小麦亩产7320斤’。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还被北京某高级理论机关的负责人聘请到北京给科学界作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在一个科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题为《揭开"7320"之谜》。作者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实的”等等。
       不仅要保自己“乌纱帽”的地方长官是如此，就是平素宣传和研究“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家也是如此。杨献珍回忆说:“1959年，有一位哲学家就在河南的一个县，住了七八个月，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后来有人议论大跃进年代河南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这位哲学家听了愤愤不平地说，河南省没有主观主义，他要挺身而出，为河南辩护，谁要是讲河南有主观主义，谁就是‘一次反映论’。”
       当然这不独一人，当时有几个自认的或者公认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不仅辨不清风向拦不住风势，而且还要助风施威火上加油”。如关锋，竟言“大跃进”是“历史上任何英雄的创造时代都不能望其项背”，是“人们由盲目地受客观规律奴役转变到充分自觉地利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由作自然界的奴隶到作自然界的主人，由物支配人到人支配物’的历史阶段了”;甚至，某些科学家也去如此这般，让人慨叹“当如之何”了。
       哲学家杨《《珍应该说是当时少有的清醒的人之一(此外只有李达曾面责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李还说:“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都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在河南的所见所闻引起了杨的忧虑和思索，回到北京后，就“想亲自动手解剖一两只‘麻雀”’，于是十分注意党校的水稻田和附近华北小学的小麦试验田，后者曾是闻名遐迩的高产田，“许多同志看过后都说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小麦，当时农业部长廖鲁言同志参观过这块小麦地，他说:‘这小麦长得这么好，至少也要打一千斤。”’结果实收小麦700斤。据此，杨献珍认定“河南放小麦亩产7000多斤的卫星是假的”，还对人说:河南“有一条独特的路线，叫做鼓足干劲，弄虚作假，力争全国第一，为个人取得无上光荣”。显然，这在当时是十分忌讳的。

       四
       这年下半年，党校要恢复开课，下放的人员返京，在向河南省委的领导辞行时，省委书记“非常谦虚”地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献珍后来听到这话，“‘灵机’一动，茅塞顿开，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笑着说道:‘他太谦虚了。不只是多了一点，他们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不意这话闯了大祸，不知道这话怎样被康生知道了，他又报告了中央，说这话是说中央的，甚至说是反对毛主席的。”
       杨献珍还在中宜部办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的一次闲谈时，说:“毛主席讲了多次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但我们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又有多少?依我看来，在某些怪事中，现实主义占百分之一，浪漫主义占百分之九十九。定指标能按浪漫主义办事么?怎么能以写诗的构思来定指标呢?”
       与此同时，杨献珍还给河南省委党校参观团和抚顺市委党校校长讲了一番关于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道理。他有针对性地说:“‘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都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朗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之外，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要依据条件，可是我们有的哲学家却在这里大批‘条件论’。按照他们的说法，干什么都可以不讲条件;还有人在那里宣传什么‘破条件，创造规律’。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来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杨献珍还说:“干部不敢讲真心话的风气不好。弄成这个样子有它的原因。现在谁要是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不甘，谁还愿意再去向领导提意见?讲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批判这种现象，使干部的头脑清醒起来。”他愤愤地说:“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这种人还有什么党性?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杨献珍的这番讲话，不久就被整理和打印出来，且到处散发，他看到后，“感到要惹祸了”，急忙吩咐收回，可是这已是覆水难收了。
       不久，杨献珍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当他读了会议文件之一的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虽说“认为彭德怀同志讲的很实事求是，许多观点我也是很赞同的，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却不免“想起我还有一份讲话稿，内容与彭总讲的基本相同，说不定也会为此惹出祸来”，便嘱咐秘书黄静华给中央党校打电话，千万别将那份讲话打字稿散发出去。然而却为时已晚。
       这年11月，康生开始向杨献珍发难，说杨的讲话是严重错误的，逼令杨对此进行检查交代，随之又在中宣部亲自布置了对杨的批判，其罪名便是“反对三面红旗”。康生的妻子曹轶欧还煽风点火说什么“山上山下，一文一武”，居心险恶地把杨献珍和彭德怀联系起来。
       对杨献珍的这次批判，其实只是后来对他更猛烈的“大批判”的一个“预演”，其时间也只是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的七八个月而已，最后以杨的“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而结束。1962年年初，党校的王从吾校长(由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调来)和降为副校长的杨献珍以及艾思奇、侯维煜几位副校长也参加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当时毛泽东发话:杨献珍可以翻身。但是到了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也就无从谈起。
       两年之后，发生了孙定国的自杀事件。无疑，他是因无望和凌辱，以及怀疑了杨献珍竟是错误之后，在绝望中自杀的。
       1965年，杨献珍被逐出中央党校，此后在“文革”中，他被关在监狱里长达一个“抗战八年”的时间!再后来，当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经历，还心有余悸地说:"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

       五
       孙定国遗书中最后提到的邹鲁风，也是党内和北京教育界的知名人物，孙定国之所以最后提到他，显然也是循着邹鲁风的路走的--他们最后不约而同都用自杀的方式向党告别，虽然孙定国表示这“做得是不对的”。因此，这些悲惨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更是历史的悲剧了。，
       邹鲁风(1910-1959)，东北辽阳人，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和北平东北大学学生，于1952年11月至1959年4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又于1956年10月至1959年3月担任该校党委副书记。邹鲁风是一位老革命，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曾是示威游行学生队伍的“总纠察”。此后，1936年2月13日，他在奉命南下参加全国学联筹备期间，在上海经内山书店内山先生安排，与鲁迅有一个秘密的会见(当时邹鲁风是以中共地下党员陈蜕的身份与鲁迅会面的)。在这次会见中，他请求鲁迅转交一份中共北方局给上海中共中央的密写报告，鲁迅接收了这一任务。1936年，邹鲁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抗战中，他历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宣传秘书、专署专员等，后又任辽南行署主任、辽宁省副主席等。
       1958年，首都理论界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化”的调查团，到河南、河北等地调查，准备用考察到的事实“热情讴歌人民公社”。这个调查团是由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部分文科师生组成的，时为北大和人大两校的副校长(一说从人民大学调至北大任副校长)、两校的党委第三书记邹鲁风(也是党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任总团团长。1959年上半年，调查团回到北京后曾作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但这个调查报告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过，据说这个调查报告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于是当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这个调查团自然也受到了牵连，被斥为所谓“彭德怀在庐山上反对三面红旗，你们在庐山下反对三面红旗”，这与杨献珍的遭遇是一样的。后来调查团的全部成员被隔离审查，甚至受到残酷的批斗，比如1959年人民大学开展“反右倾”运动，重点靶子就是何干之和邹鲁风两人，最后曾任调查团团长的邹鲁风含冤开枪自杀(直到20年之后才补开了一个追悼会)。而当年凡是参加调查团的师生都受到了各种名目的处分，有些人还被开除党籍，或者被补划为右派。
       “实事求是”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现在已是人们公认的常识了，然而为了把它们变成常识，有多少人甚至献出了生命，或者经历过扭曲的心灵畸变。遥想40年前发生的悲剧，让人不禁又一次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