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惟昆：毛泽东、杨献珍与三次哲学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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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杨献珍与三次哲学论争

作者：葛惟昆      时间：2014-01-16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杨献珍， 1896-1988，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校长。他一生坎坷，坐了国民党七年监狱，又坐了共产党八年监狱。但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无畏强权、不屈不折，始终笃信马克思主义，宣扬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树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光辉典范。


　　杨献珍最值得称道的历史遗产，是他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所开展的三次重大哲学论争。论争的另一方，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因此也可以说，这三次论争就是杨献珍与毛泽东的论争。而所涉及的三个问题：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直接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当时中国的国策，具有原则性的历史意义。

　　简而言之，综合经济基础论代表了建国初期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国情判断和政策导向；而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唯一经济基础论，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曾通过高岗为传声筒）的空想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急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在大跃进时更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在政策层面，强力推动公私合营，掀起所谓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批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的求实方针。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反右斗争，也从违反现实的狭隘的经济基础论找到根据。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则是偷换命题，以唯心主义掩盖虚妄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摧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基本常识，彻底背离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直接为大跃进的浮夸、造假提供思想基础，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胡言乱语的哲学表述。名为唯物主义，实为唯心主义，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智慧，这是建国以来一系列错误的哲学基础，是与毛泽东自己在《实践论》中的学说根本冲突的。

　　大跃进、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重新占了上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得以实行，一些务实的政策、如包产到户，也突破羁绊，并迅速取得明显的效果。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标志性的历史节点，也从而触发了新一轮更惨烈的斗争、即文化大革命。以“一分为二”打击和压制“合二而一”，就是把矛盾双方的斗争绝对化，否认矛盾双方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否认两者既互相斗争、也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而这本来也是毛泽东自己在《矛盾论》中的学说。片面强调一分为二、把斗争绝对化，走向极端，就导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精神压力， 更演变成文革中奉为金科玉律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

　　这样简单地回顾，就可以看出，这三次哲学论争，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争论的一方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而另一方，即杨献珍为代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唯物主义、也是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幸的是，在所谓的前三十年中，在上层建筑或哲学理论的高度， 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占了上风。主观唯心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肆虐数十年， 其危害之深，人所共知。 但是很少有人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和批判。本文以纪念杨献珍为主题，就是要从哲学上对历史的灾难做出诠释。

　　值得庆幸的是，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无数仁人志士和有识之士，包括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自我修正、自我疗伤、自我救赎， 能够革自己的命的最根本的基础。 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不仅具有科学的见识，更有无私无畏的胆略。杨献珍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以下我们试图分别对这三次哲学论争做一次系统的历史回顾， 以及客观的学术评价。 争论的一方是杨献珍和他的学生们， 另一方在前线指挥的是恶贯满盈的康生， 也有一些哲学家如艾思奇成为代表人物， 但他们代表的是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真正的主帅是毛泽东。 故而本文以毛与杨的哲学论争命题。

　　一，综合经济基础论

　　杨献珍在1953 年和1955 年两次系统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或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 首先在1953年讨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时， 艾思奇等认为， 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才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 杨献珍则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 认为， 既然“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那么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应当是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的五种经济成分。 1955 年， 在给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前身）讲课的讲稿中更明确地指出：“组成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基础’的， 有这样几种生产关系： （一）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二）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 （三） 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四）个体农民所有制； （五）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这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幅轮廓画。 我认为这个画面是完全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的实际情况的。”

　　杨献珍的这个讲稿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 但据他自己回忆， 刘少奇是同意他的看法的， 只是指出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改造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可以不争论了。 现在我们已经比较清楚，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发生了分歧。 杨献珍在他的讲稿中说：“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基础’问题， 就是要摸一摸我们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这个‘基础’的底， 看看它今天究竟包涵一些什么经济成分， 以便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改在是全面的改造， 而且是就这个‘基础’本身进行改造， 而不是丢弃它去另起炉灶。”可以看出， 这是党内务实求真一派的思想基础， 也成为他们在当时和以后被批判为右倾保守的依据。 反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派， 谋求飞跃通过“过渡时期”， 极力高速推进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 一直到批判“反冒进”， 发展人民公社、大跃进。 康生在1970年说：“从政治经济学上想想， 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也就是刘少奇的‘唯生产力论’， 实际上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 反对搞社会主义。”

　　杨献珍当时就指出： “为什么‘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在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问题上竟弄得如此思想混乱呢？ 我认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由于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 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出发， 而是从概念出发， 从片面地了解‘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概念出发。” 脱离实际、无视现实， 从概念出发、从主观意愿出发，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 也是反辩证法的， 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无数鲜血的教训。 而在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 从刚一开始， 就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根本问题上出现偏差， 和毛泽东自己曾经疾呼的“实事求是” 背道而驰， 一直延续到三十年的政治实践中。

　　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如果说关于经济基础的争论， 已经展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 那么在哲学根本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的论争， 就更带“主义”的标记， 也最具深刻的现实意义了。 简而言之， 鼓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就是大跃进“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一类痴人说梦的理论根基。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它的第一方面是孰为第一性的， 即存在更具有根本性，还是思维更具有根本性， 以此区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它的第二个方面， 是世界是否可知， 思维是否可以认知存在， 以此区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这第二个方面， 也叫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事情起源于关于不可知论的讨论。 五十年代初期， 在批判不可知论的文章中， 有人引用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并认为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杨献珍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 由于恩格斯在著名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引用过黑格尔的这句话， 时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认为这是恩格斯的意思， 是唯物主义的。 从此， 一场论争延续了数十年。 其中一个结点， 就是唯物辩证法把思维与存在当做是一对矛盾， 处于矛盾的共同体中， 因此是“有同一性”的。 而“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一字之差， 在杨献珍看来是南辕北辙、完全对立的世界观。 杨献珍在1958年7月应邀为《红旗》写的文章中做了这样的说明和区分：“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和辩证法的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性’， 乃是两种范畴。 不能以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的意义来了解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

　　通俗地说， 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是把思维与存在当成一个东西， 思维即存在， 存在即思维。 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是这样来剖析的， 他说：“ 黑格尔哲学是对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的扬弃，…… 在黑格尔看来， 思维就是存在， 思维是主题，存在是宾词。” 可以说， 费尔巴哈一语道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命题的本质， 即把思维与存在等同起来， 使思维可以就是存在。 杨献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看穿了这个命题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不遗余力、义无反顾地坚决予以反对和批判。 这是因为， 这场论争绝不是文字游戏， 也不仅仅是学术之争， 而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在1955 年的文章中， 杨献珍已经指出， 他针对的就是“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 因为他们“往往以感想当政策， 或者满足于纸上的计划， 不去检查实际执行的情况， 也就是把想象的世界代替了实在的世界。” 对比“大跃进”一类惨痛的历史教训， 我们不能不感叹杨献珍先知般的真知灼见。 就在1958年大跃进的热潮中， 杨献珍在高级党校（即后来的中央党校）的讲堂上， 已经非常尖锐地指出： “在我们的干部中有没有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呢？有的。 ……. 在理论思想方面， ……， 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夸大主观能动性， 说‘不怕做不到， 只怕想不到’，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否认客观规律， 不尊重唯物论。” 到1981年， 在回顾这场论争时， 杨献珍深有感触地说“‘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个口号是肯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产物。” 而这个口号所表征的历史悲剧， 也在这里找到了它的意识形态的根源。

　　杨献珍的看法，得到了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也是杨献珍湖北同乡的李达的支持。但是康生以一套强盗逻辑对杨献珍强加罪名。 他的演绎是： 既然杨献珍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 就是否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也就是认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 命题就这样被他转换了， 他可以大言不惭地声讨：“杨献珍说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 是错误的。”而毛泽东的《矛盾论》明明肯定了“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所以杨是反毛的， 尽管杨献珍一再强调： 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 意思是指它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共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中， 而不是说它们是等同的。

　　康生一伙一个卑鄙的伎俩， 就是在1960年在重新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 把列宁明确判定是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改译为“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 这样一来， “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是唯心主义， 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却是唯物主义。 杨献珍嘲讽他们说：“实在说来， 这是一个骗局， ……同一个外国字： identity， 译作等同性， 就是唯心主义，译作同一性， 就是唯物主义。 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译作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 就是唯心主义，译作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就是唯物主义。…… 有的文章说：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的是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 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这不就是说， 列宁在这书中， 批判的是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不是批判的 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吗？”在那个荒谬的年代， 就有这样荒谬的奇谈怪论。 但是面对曾经当过英语教员的杨献珍，这套逻辑太令人忍俊不禁了。

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 具有像杨献珍这样的学养的真不多见。 但学养只是一个方面。 信仰的坚定和品格的高贵才是最根本的。 在历次论争中与杨献珍针锋相对的是党内另一位哲学大家艾思奇。 艾思奇25岁时撰写的 《大众哲学》 出版在 《实践论》 《矛盾论》之前， 对毛泽东本人也有很大启示， 毛与艾在延安多有交往和探讨。 但艾思奇和杨献珍在这三次哲学论战中， 都坚定地站在互相对立的各自立场， 展开激烈的辩论。 尤其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 艾思奇的大作“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于1960年在《人民日报》 醒目的位置发表。艾思奇依他个人的理解， 诠释了恩格斯的著作， 但其主要的出发点则是 “正确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有利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同时， 为了正确地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也必须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 两年来在中国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形式和人民公社运动， 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 --- 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中心的指导思想， 是如何正确地反映了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而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又如何通过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 变化为排山倒海的物质力量。 这正是体现了思维与存在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规律， 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同一性规律的空前辉煌的典型。 不了解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 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 就可能在认识上、行动上犯错误。 “ 我们不厌其烦地长篇引用这段原话， 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 谁在犯错误， 谁在错误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 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

　　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论争， 演变成政治斗争， 或者本来就是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艾思奇明确地把这场论争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联系到一起， 他说“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他们在实际上正是形而上学地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把存在看作和自己主观意识没有分别的存在， 但否认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性的人， 看不见两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 看不见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看不见反映客观规律的指导思想可以通过群众运动的环节转化为惊天动地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同样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显而易见， 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正是“三面红旗”的思想理论基础， 也是打压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棍棒。

　　三，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

　　第三次， 也是最惨烈的哲学论争，是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阐释。 杨献珍在1984年回忆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 最险恶的还不是十年浩劫， 而是1964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那时‘合二而一’简直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嘴， 中央和地方所有的大小报纸， 铺天盖地， 一哄而起， 举行全国性的大讨伐。”。 批判之烈、涉及之广， 后果之惨， 均与前两次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亲自发话：“‘一分为二’是辩证法， ‘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 阶级调和的吧！”他更点名杨献珍：“‘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是我写的， 这些话触痛了有些人的痛处， 杨献珍就是一个， 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 反对我。”

　　反对毛主席？ 这还得了！后果可以想见。 杨献珍被撤职、踢出党校， 随后的文革中入狱八年、监控三年。 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在寒冬里跳入湖中冰洞自尽；教员黎明投井自杀。 他们都是优秀的老共产党员。 孙定国曾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 黎明是12.9 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入党校学习前也在军队任职，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想着要避开村民所用的甜水井， 跋涉到远处， 跳入苦水井中。 其余受株连者， 更不计其数。 事过半个世纪， 已经很少人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事情源起于杨献珍的一次讲课。 1961年， 杨献珍在受批判之余， 带“罪”外出“参观学习”。 在翻阅蓝田县志时， 发现一本《老子注》， 阐发了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 他认为， “合”就是构成， “有”与“无”代表两个对立面， 相当于黑格尔的“存在”与“非存在”， “元” 就是单元、或事物。 所以“合有无谓之元”， 所表达的就是“任何事物都是有两个对立面构成的”。 他后来又看到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也有“不有两， 则无一”的说法。 这年11 月， 杨献珍就在讲课时发挥了这些思想， 他认为既然赫拉克利特把“同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作为其哲学的中心，并为古希腊人引以自豪， 那么“中国人也应以老子很早就能理解对立面的统一原理而引以自豪。”

　　到了1963年和1964年， 杨献珍在讲课中， 开始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并用。 “一分为二” 是中国的一句古语， 是宋朝人邵雍所说， 它首先为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引用： “一分为二， 这是个普遍的现象， 这就是辩证法。” “合二而一”也是句古话，是明朝人方以智所说。 杨献珍认为这两句话并不矛盾， 都是辩证法。 他说：“什么叫做对立面的统一， 需要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明白。 一分为二， 合二而一。 一分为二， 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 两点论， 两分法。” “对立物的统一， 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 或矛盾构成的， 不是铁板一块。 ‘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 中国语言中把物叫做‘东西’， 说明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 物叫‘东西’， 实即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思， 或‘合有无谓之元’的意思。”

　　这些可以说浅显不过的道理， 竟然酿成大祸。 根据杨献珍的思想， 党校的两位教员艾恒武和林青山撰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的论文， 大批判从他们和推荐这篇文章的另一位教员黎明开始， 再波及孙定国等。

　　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实际上是在矛盾的统一体中， 只强调斗争， 不承认依存， 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 片面强调斗争哲学， 适应了当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 也是国际上反修防修、 反对“三和一少”， 批判“人性论”等等的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恰恰紧接着发生在关于合二而一的论争之后， 不能不说是当时舆论斗争、理论斗争的需要， 是为文化大革命酝酿依据和情绪的需要。

　　四，结语

　　三场哲学论争， 时间连续、理论相通； 一以贯之， 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争。

　　以毛泽东为主帅的一方， 打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招牌， 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 但实际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 也背弃了毛自己以前的正确主张。 他们从经济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开始， 到思维与存在关系和对立统一这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根本问题， 全面彻底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当我们为当代很多年轻人的信仰危机而痛心疾首时， 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回答： 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不能告诉青年人这些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们在理论上任然迷失在黑暗中，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指责识事尚浅的年轻人呢？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人们认真学习，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学习什么、扬弃什么。杨献珍在三次哲学论证中所表现的理论勇气和人格魅力， 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和榜样， 是当代致力于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的有识之士的楷模。

　　相反， 理论上的不坚定和错误， 会导致在政治上和实践中走向邪路。 艾思奇本来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哲学家， 但他在这三场论争中一直站在错误一方。 到文革前夕， 他成为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 幸而他早逝于1966年4月， 避免了成为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这种反面的教训也发人深省， 值得人们、特别是位高权重者铭记在心。毛泽东曾写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今天我们更要问， 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是怎样从正确走向错误的？ 人们往往从个人恩怨和权力之争来诠释， 忽略了更深刻、更高层次的认识根源、思想理论基础、意识形态本质。 本文即试图以三次哲学论争为切入点， 从这个角度做一些粗浅的剖析。

　　试想如果杨献珍的哲学为毛泽东所接受， 那么前数十年的中国历史和今天的中国现实又会如何呢？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接受前车之鉴， 遵循正确的思想指导， 开辟更加光明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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