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冯定文字一组 196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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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生怕死是资产阶级的“本能”
1965-08 郅顺义

中国青年 1965年4期
关键词：董存瑞 资产阶级 本能

编者按：

冯定同志在他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人生漫谈》等书中，在生和死的问题——实质上是革命者应该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散布了很多极端错误的资产阶级观点。他说：“人总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这不但由于本能，而且也和人是会思想有关。”他说：“个人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样能够为大众服务呢？”他说：“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的，而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冯定同志的这些观点究竟错在哪里？一个革命青年到底应该怎样正确对待生和死的问题？怎样对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我们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稿。这里，首先请看郅顺义同志的意见吧。

我一参军，就和董存瑞在一起。那时候，部队整天除了行军，就是打仗，经常会碰到个人的生死问题。董存瑞同志十分鄙视那些贪生怕死的人。他常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在战斗中，他一贯勇敢顽强，立过好多次战功。而在隆化战斗中，他对我的教育是永生难忘的。

那次战斗，我们俩始终在一起。战斗打响前，他表示决心说：“为了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为了给千千万万老百姓报仇，为了全中国的人民都能吃好穿暖，这回我把生命都交出来了，死也要把隆化拿下来！”我们队伍打到隆化中学外围时，一座桥头碉堡挡住了我们，不炸掉它就不能前进。当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那一刹那，我离他只有三十多米远。我清楚地看到他为了战斗的胜利，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战斗结束后，一连十多天，我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眼前总是浮现着董存瑞高举炸药昂然挺立的伟大形象，耳边总是响着他最后那一声高呼：“为了新中国，冲啊！”我想着很多问题：是什么力量使得他面对死亡而毫无畏惧呢？难道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不，董存瑞为了革命，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珍惜战友的生命。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迅速地消灭敌人，取得战斗的胜利，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董存瑞的牺牲，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为革命而牺牲是有意义的。在革命斗争中，有个人的死，才有人民大众的生，有少数人的死，才有多数人的生，有革命先烈的死，才有子孙万代的生。总而言之，没有部分人的死亡，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很好地活下去。一个革命战士，就应该像董存瑞那样，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作到毛主席所讲的那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随后，我在昌黎战斗中，通过自己的实践，更进一步懂得了这个道理。上级命令我们班将一连敌人压缩在一个大院里。敌人这么多，要是冲出来，我们一个班是顶不住的。怎么办？我想起了董存瑞，要是他在这里，一定还是那句话：“就是死也要完成任务！”当时，我想，现在敌人还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可不可以一个人闯进去威逼他们投降呢？当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是，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我觉得自己纵然一死，也象董存瑞一样，是完全值得的。于是，我就端起冲锋枪闯进院去。敌人万没料到解放军竟敢一个人闯进来，一时慌了手脚。我趁机指出他们己陷入包围，迫使这一百四十多个敌人缴了枪。

事实就是这样：当你真正把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看成是理所当然和最大幸福的时候，你就会有百倍千倍的勇气，面对着死亡；你就会有无穷无尽的智慧，迎接着困难，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你的前进！

冯定同志说什么“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人的“本能”，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论调。资产阶级的生活目的是剥削和享受，因此他们的本能就是贪生怕死，活命第一。对我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只有革命，我们才有活路，才能活得好。因此，我们要革命、要斗争。为了我国和世界人民的彻底解放，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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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取消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
1964-08 蔡连兴

中国青年1964年22期
关键词：挂帅机车工人


冯定同志不谈共产主义理想，不谈政治挂帅，认为劳动模范只要踏实工作，熟悉技术，“熟能生巧”，就能搞出成就。他还举了我们“毛泽东号”机车为例，说：“机车司机，如像驾驶‘毛泽东号的火车机车司机李永，……都是行车数十万里而不出事故的；这里依靠的就是熟悉这个机车，不但要了解其构造，而且还要了解其性能。”冯定同志这种说法，是非常片面的。我们不否认一个工人要有创造发明，技术、业务的因素是重要的；但是，技术是人掌握的，而人的一切行动又是受思想支配的。一个工人是否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运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业务知识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首先决定于他是否真正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具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我们有很多老工人的技术很好；对机车的构造性能都很熟悉，但是解放前，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干活是为了养家糊口，那时没有也不想去发明创造。解放以后，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工人当家作主了，他们明确了干活就是干革命，搞生产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因此劲头就大不相同了。就拿冯定同志提到的“毛泽东号”机车的司机长李永同志来说吧，他在旧社会早就当司机，操纵技术很熟练，但是解放前，他在工作上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解放后不久，在党的教育下，在工人的互相帮助下，他的技术就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他不畏困难主动承担从哈尔滨到一面坡这个坡度大、弯道多的区段的驾驶任务，他的机车原来拉一千二百吨重，还要补助机车，后来，他们不断提高机车的效率，不要补助机车，中途停车加水的次数也由五次减为两次。这说明同样的车同样的技术，由于人的思想变了，他的技术发挥的作用也大不相同。

我们深深感到，不仅发挥技术的作用必需要有无产阶级的觉悟、革命的思想，就是要学好技术，熟练地掌握技术也需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我们“毛泽东号”机车是东北解放初期一台破损机车经工人修复起来的，从一九四六年命名以后，十八年来，我们安全运行一百六十六万多公里，没有出任何责任事故。为什么我们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在党的教育下树立了革命的理想，具有不怕困难不断革命的精神，才能在技术上过的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的口号是“站在机车上，眼看全世界”。我们开车是干革命，因此，我们能够刻苦地钻研技术，努力去熟悉业务。一九六○年，丰台机务段担当了京山线开始使用国产现代化的建设型机车。一列新车拉三千二百吨货，一个钟点能跑五十六公里。“毛泽东号”机车是老车，要拉同样的货，差一大截。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有关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对这台机车进行了二十多项较大的技术改造，终于使英雄机车的运输能力赶上了建设型机车。

十八年来，我们司机长更迭了五任，乘务员换了七十三人，我们新来的人怎么才能更快地熟练技术呢？是否像冯定同志所说的“踏实工作”就行了呢？不行的，我们首先要明确学技术不是为了吃饭养家，而是为了革命；我们有了革命的理想掌握技术就快。同时，老司机常教育我们，在旧社会里工人成天也没少干，辛辛苦苦干了多少年也不一定能学到什么技术；有的人跟车三十多年还当不上司机。而今天，在党的教育下，我们懂得传技术学技术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因此，老师傅教得认真，青年工人也学得专心，于是我们的技术力量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是不是像冯定同志所说的只要熟悉技术就能安全行车不出事故了呢？当然不是。如果技术很好，而思想不先进，同样要出事故。有一辆机车，车上原有几个司机，技术都不坏，但是他们的思想比较保守，不注意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所以机车经常完不成任务，晚点、费煤多。一九五八年调了一批青年司机去，他们的技术虽比不上原来的司机，但是，因为他们重视思想工作，注意政治挂帅，并能虚心向别人学习先进经验，钻研技术，结果他们完成任务很好，省煤曾名列全局第一，受过表扬。这说明有些人虽然技术很好，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挂帅，也不可避免地要出事故。有的人虽然技术、经验还不够好，但有无产阶级思想挂帅，就能克服困难积极钻研技术，发挥最大的作用。思想和技术，思想起决定性作用，政治和业务，政治是统帅。冯定同志只强调技术而不要思想，只强调业务而不要政治，这实际上是取消技术需要无产阶级思想挂帅，取消业务需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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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人只能专政
1964-08 吴瑞卿

中国青年订 1964年23期
关键词：反动 反动派 反革命


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说：“人和人间应有民主精神，国家和国家间、民族和民族间也应有民主精神；甚至对于敌人，为了‘知己知彼，为了‘先礼后兵，为了学习敌人的优处长处来使我们本来是优越的更加优越，有时也应这样。”他还说：“当反革命分子已经暴露而且开始悔悟的时候，我们为了挽救他，为了劝导他，那么我们的态度还是需要非常恳切的。”

按照冯定的这种说法：那就是我们不管对帝国主义，还是对国内的地、富、反、坏分子，都应该讲民主了，都用不着专政了。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混淆敌我界限，取消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让敌人为所欲为、兴风作浪吗？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从来是有阶级性的。在我们国家里，民主只能用于人民内部，对阶级敌人是千万讲不得民主的。因为我们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向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专政，便是

他们反过来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专政。我们如果和敌人讲民主，不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是决不会缴械投降的；就是经过斗争，使他们缴械投降了，他们也是不甘心于灭亡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企图复辟，妄想恢复他们过去那种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生活。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事实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一切反动阶级企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帝国主义几百次的进行军事挑衅，侵犯我国领海领空；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划下，也时刻妄想窜犯大陆和沿海地区，进行军事冒险。我们国内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分子，也并不甘心。就拿我们农村来说吧，虽然经过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等一系列的重大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人民民主专政空前地巩固了。但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仍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以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向我们进攻。例如：有些四类分子，设法钻到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来，或者千方百计地利用请客、送礼，美人计等手段腐蚀干部，拉干部下水，企图从内部篡夺领导权。同时他们还利用农村的封建宗族观念来建立他们所谓本家和本族的势力，恢复他们的封建统治。还有些敌对分子利用巫医大神等封建迷信活动来欺骗群众。特别严重的是这些阶级敌人还疯狂地和我们党争夺青年一代。像有的地主富农分子领着他们的子女看土改前的田地、房产，以此向他们自己的子女灌输阶级复仇的反动思想，“培养”继承人。他们还千方百针地通过说书讲古等手段向我们青年散布毒素，宣扬地主阶级和资本家过去那种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企图引诱青年腐化堕落、蜕化变质。这些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了我们：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是至死也不会改变的。不管你对他们讲“民主”也罢，用什么“非常恳切”的态度也罢，他们是不会发出慈心，回头是岸的。狼总是要吃羊的，这是阶级敌人的本性。如果按冯定的说法，我们对这些万恶的美蒋反动派和国内被打倒的反动阶级讲民主，甚至用什么“非常恳切”的态度去感化他们，而不对他们实行专政，给予坚决的回击，那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地说：结局只能是让敌人卷土重来，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人民重新受压迫、受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冯定同志这种主张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对阶级敌人，只能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我们村里有个地主婆，平时总是装得熊拉熊拉的样子，干活时也磨磨蹭蹭。不是说不会干这样活，就是说那样活干不了。有些阶级斗争观点不强的人，以为一个老太婆也不敢再干什么坏事了。所以就有个别小青年看她干活跟不上时，就帮她接垅；看她挑水挺吃力，就帮她挑水等等。按冯定的说法，这个地主分子一定受感动的没法了，一定能和我们一条心了。可实际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个地主一点也没有被“感化”，仍然收藏着九张旧地照，后来竟公然向贫农要地租，要土改时被分的东西。经过贫农、下中农的揭发、斗争，这个老太婆的原形才被揭露了，也使得一部分阶级观点模糊的人特别是一些小青年擦亮了眼睛，增强了敌情观念。

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冯定同志又该怎么解释呢？难道一些觉悟不高的人没有对她实行感化吗？帮助她接垅，挑水……难道对她的感化还少吗？可是她的反映又是什么呢？她的反映照旧是：想复仇。这件事使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讲过的古希腊的一段寓言故事：有一个农夫，因可怜一条冻僵的毒蛇，就救活了它，等到那条毒蛇苏醒过来，却把农夫给咬死了。毛主席借用这个寓言故事教导我们：决不能对阶级敌人抱着任何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对敌人是不能讲友谊、温情、怜悯的。对敌人讲友谊、讲温情，就是对同志的残酷无情。一切善良的愿望决不能改变敌人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丝一毫。相反的，你越是用“恳切”的态度去劝导她，她却会觉得你软弱可欺，就更加疯狂，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党对阶级敌人是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些反革命分子经过党的政策的教育和劳动改造以后，可以变成新人，但这是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改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改造他们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与他们的反动思想作斗争的过程。幻想发善心用恳切的态度去感化他们，使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自欺欺人。

我们青年人决不能上冯定的当，决不能听冯定的话，我们要时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果听信了冯定的话，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那就为敌人开了方便之门，让敌人兴风作浪，把革命的胜利成果断送。对敌人只能专政，决不能讲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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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幸福观就是为革命而斗争

1965-08 高泽虹

中国青年 1965年4期

关键词：幸福观 共产主义 斗争


同资产阶级腐朽的享乐主义幸福观相反，无产阶级幸福观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领导着广大人民进行着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并且把从事这种斗争看作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多少年来，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幸福总是意味着安逸和平静的享受，斗争总是意味着紧张、劳累和艰苦，幸福与斗争似乎是绝然对立的两回事。

当这种观念极为盛行的时候，马克思的女儿向他提出“您对幸福的理解”问题，他的回答是“斗争”。这个力排众议的回答，既是马克思本人战斗一生的光辉写照，又是对无产阶级幸福观的高度概括。这样，马克思就第一次给予了幸福问题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解释。毛主席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则更进一步地对无产阶级的幸福观作了精辟的表述。“幸福是斗争”这个真理，不但被无数的革命实践所反复证明，而且越来越有力地鼓舞着广大革命者去为革命而斗争。

为什么无产阶级把幸福理解为斗争呢？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人类社会生活，就能够自觉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史，就是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自觉地认识到，当自己和广大劳动人民还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痛苦境地时，除了进行革命斗争之外，别无任何其他出路；当自己成为解放了的国家的领导阶级以后，仍然必须继续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只有革命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只有革命斗争，才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唯一源泉。无产阶级当自己自觉地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以后，他们就越来越看清自己的伟大力量，为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产生无限光荣和自豪的幸福感。无产阶级革命战战士就是这样从斗争中来理解幸福的真正含义的。

有人说：“幸福是斗争胜利后的欢乐，但未必是斗争过程的本身。”不，这是不对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看来，我们进行革命的每一个具体斗争，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尽管在这些斗争中会遇到千难万险，但是，每一个斗争都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罪恶基础，每一次艰苦努力都是在向伟大的目标迈进，因而都孕育着幸福的种子。正是这种高度的革命自觉，使他们身在艰苦之中而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使他们在整个斗争过程中都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说来，如果离开了斗争，不仅没有幸福，而且是最大的痛苦，甚至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资产阶级从他们的享乐主义观点出发，必然把幸福看作是舒舒服服的享受，而把艰苦、斗争看作是与幸福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他们把斗争和幸福完全对立起来，还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害怕群众起来革命，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摧毁他们的“幸福天堂”，因而极力反对革命斗争，并且千方百计地用资产阶级幸幅观欺骗群众，瓦解革命，腐蚀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冯定同志说的，“如果幸福说的是指正常的生活，也就是只有和平，没有战争，吃的好，穿的美，住的宽敞干净，夫妻父母儿女亲爱和睦，这无疑是对的，也是我们大家在祈求的”，就是起着这种瓦解革命、腐蚀革命斗志的作用。大家如果都照着他的话去追求这种“正常生活”，那么，其结果不仅不能获得幸福，而且只能继续给剥削阶级当牛当马。今天，有些青年所以老是不能把幸福和艰苦斗争“挂起钩”来，认为既然是幸福就不应当有艰苦斗争，既然有艰苦斗争就不能叫幸福，并且从这个观点出发，把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进行艰苦的斗争，看作是和幸福不相容的事，就是由于受了这种资产阶级幸福观影响的结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革命斗争中的艰苦和幸福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的伟大事业；为实现这个伟大事业而斗争的过程，就是克服各种困难的艰苦奋斗的过程。一个斗争胜利了，又有新的斗争目标提出来，又需要克服新的困难，继续进行艰苦斗争。历史的前进是没有止境的，革命者的斗争也就没有尽头。谁要幻想等到哪一天，世界上没有艰苦斗争了，只有安逸平静的享受了，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即使是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历史仍将向前发展，人们在新的条件下，将会为了达到新的更加宏伟的目标，进行新的艰苦的劳动和斗争。

一个树立了无产阶级幸福观的人，总是把革命的战斗的一生看作是最有意义的一生。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战火纷飞的前线曾经吸引过千百万革命战士。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紧张而艰苦的农村，许许多多光荣而平凡的工作岗位，又吸引着革命的青年一代。正是那些为了人民幸福而以烈火般的热情去进行革命斗争和艰苦劳动的人们，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顶梁柱；也正是他们最懂得人生的真谛，写下了为人民造福的动人诗篇。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终生从事最艰苦的工作，把自己的青春完全献给人民。

在讨论斗争和幸福的关系时，常常有人提出如何对待牺牲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斗争中的牺牲乃是革命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我们力求少牺牲和避免无谓的牺牲，但是决不能害怕牺牲而放弃斗争。没有斗争中的少数人的牺牲，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和千百万人的幸福。为了抢救列车而英勇献身的伟大战士欧阳海，在日记中写道：“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要千百万人的牺牲去换取的，为了胜利而承担这种牺牲，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骄傲和愉快。”“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真理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多觉醒了的人，为它战斗！”正因为他有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理想，才产生了愿意为实现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伟大气概。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通过人们的斗争才能实现的。只有不怕牺牲，敢于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罪恶统治，从而永远结束劳动人民痛苦的命运，真正创造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借口避免牺牲而取消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人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忍受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所以，在对待牺牲的问题上，争论的实质不在于抽象地一般地说牺牲好还是不牺牲好，而是在牺牲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是保全革命利益，还是苟全个人性命？每个人应当选择什么，舍弃什么？以何者为幸，何者为不幸？

一些投降主义者从资产阶级个人享乐至上的幸福观出发，把个人的牺牲看成最大的痛苦。现代修正主义者不就竭力宣扬“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冯定同志不也是说“个人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样能够为大众服务呢？”这是典型的好死不如赖活的活命第一的逻辑。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当然只要活着——哪怕是厚颜无耻地活着，也是幸福；而死去——即使是英雄地死去，也是最大的痛苦。什么千百万人的幸福，什么革命者的气节，什么共产主义的理想，都无关紧要，个人活命第一。他们宣扬这种贪生怕死的“活命逻辑”，是为了反对革命斗争，是为自己苟且偷安屈膝投降的叛徒行为辩解。这种叛徒哲学，是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幸福观水火不相容的。

“宁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品质。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等我们伟大祖国的无数英雄儿女，都以自己光辉的行为，给人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他们为什么不向敌人屈膝投降而苟全自己的性命呢？是他们不懂得生命的可贵吗？不。他们正是深知生命是可贵的，因而才把它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决不使它蒙上任何耻辱。在他们看来，幸福与否，决不是以“我是否享受成果”这样自私的尺度来衡量的。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纪念碑的题词，也是对一切为人民幸福而献身的英雄战士的崇高赞誉。毛主席还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正是这种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幸福观的最高表现，使千百万革命战士在斗争中表现出了大智大勇，为人民造就了幸福的基业。千秋万代他俩都将为亿万人民所纪念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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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贫下中农的革命风格比一比
1965-08 周明山
中国青年 1965年2期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

编者按：周明山、吴兴春、李素文三位同志的文章很好，值得大家一读。他们遵循着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一个心眼向着集体、向着社会主义事业，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王长修同志说的好：“人活着，就应该为集体办事。”南柳的社员也说的好：“人在南柳村，眼望天安门。干的队里活为的天下劳动人。”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豪言壮语相比，冯定同志的思想显得多么庸俗、渺小。全心全意为我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最主要的条件。我们的革命青年要像周明山、吴兴春、李素文同志那样，做工人、贫下中农的好后代，树立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无产阶级思想，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对于冯定同志《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还将继续进行。最近时期，我们希望大家针对冯定同志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错误观点（比如“个人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样能够为大众服务呢”；“人，能够为了生活而实干……本来就是好的”；“人和人间的互相尊重，实是搞好工作的枢纽和关键”；“修养的方法，最好就是实行反省和自我检讨”；以及怎样看待红与专的关系，等等），写一些既摆事实、又讲道理、联系实际的文章寄给我们。

我不同意冯定同志关于个人利益的看法。他认为，人“不照顾一己的利益”是想不通、行不通的。这跟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完全翻了个个儿。我们南柳大队的情况也不是这样。

先讲一个例子。南柳有个贫农王歧山，今年六十八岁了。他从一九五五年村里办起第一个合作社时，就在队里当饲养员。几年来，他喂养的牲口从六头发展到四十五头，是我们的“办社功臣”。饲养员的工作是辛苦的：白天，黑夜，一年到头，不能好好休息。歧山老汉喂了十四头牲口，活已经够多的了，可是他每天还割草，干很多杂活。老汉喂牲口真下功夫：别人每顿给牲口添三四回草料，他添的少，添的勤，每顿要添十一二回。每天一有空，就上坡割草；他人老体弱，有时劳累过度，就昏倒在坡上，但下次还照样割。他每年给牲口割了上万斤草，从不向队里要一个工分。几年来，他的脸熬瘦了，眼熬花了，胳膊也因干活受潮变得不灵活了，而队里的牲口却肥了，一年比一年多了。前年，社里让岐山老汉退休养老。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说：“咱人退休了，可思想永远不退休。只要咱有一口气，就要为集体办事。”他退休以后，主动为队里管理十五亩玉茭地，带四个徒弟，还经常上坡割草，到旁村传授饲养经验哩！

再讲一个例子。南柳还有个老贫农，叫陈鹏英，一辈子住窑洞，没住过房子；一九六○年，才在村里盖上了三间新瓦房。刚搬进去住不久，第二年，大队为了发展生产，变远地为近地，决定动员村里一部分社员到坡上长期落户。陈鹏英为了服从集体利益，愉快地离开了刚住上几个月的新瓦房，带头迁到坡上的窑里。他上坡以后，在各方面仍表现得很好。

在我们南柳，象王歧山、陈鹏英这样一个心眼为集体办事，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贫下中农社员是很多很多的。南柳过去是一个穷村子，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再加上有这么一大批处处从集体出发的好社员，我们才能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把分布在四沟五岭十三坡的二千八百多亩耕地全部改造成为水平梯田，并战胜连年的灾害，使粮棉产量节节上升，初步改变了贫穷和落后的面貌。

为什么象王歧山、陈鹏英这些社员能够一心一意为集体，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一己的利益”？他们为什么能想得通、行得通，而冯定同志却认为想不通、行不通？是由于思想立场不一样。王歧山、陈鹏英都是解放前从河南逃荒来我们村的。他们在新旧社会里经过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歧山老汉常说：“解放前，咱吃不饱，穿不暖，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党和毛主席让咱翻了身，合作化，公社化了，咱也过好了光景。咱就不能忘本。集体光景是咱的命根子。牲口是咱集体光景的半份家当。咱就得把它管好。”是的，我们贫下中农就是在党的教育下，在自己的切身生活中懂得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的：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因此，就能把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可以为了集体而牺牲个人利益。我们社员常说这几句话：“人在南柳村，眼望天安门。干的队里活，为的天下劳动人。”这就是我们南柳社员的伟大气魄！

我们的老支部书记王长修同志生前常说：“人活着，就应该为集体办事。”他在一九五九年临死的时候还关心革命的事，他对我说：“咱不行了，可是革命不能断了弦。以后就靠你们青年人了。好好干吧。”我想，人留后代草留根，革命也要一茬一茬地接班。我要接革命的班，首先要接革命思想的班，要象长修同志那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冯定同志跟我们贫下中农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他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想问题。我们村里一些富裕中农常说：“人不为己，谁也不起早搭黑地干。”“只有傻瓜才不为个人。”冯定同志同他们说法不同，但都离不了一个“我”字。资产阶级和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一切从我出发，当然就想不通行不通，这是不奇怪的。我们队有这么一个青年，受了富裕中农家庭的思想影响，一九六一年从城里回来时，不好好干活，光要求队里照顾：他要干轻活，还要挣大分。那怎么行呢？有的社员就说他：“大河有水小河满，锅里有了，碗里才有。你不好好干活，光顾自己挣工分，集体打不上粮食，你工分挣得再多，又顶啥用！”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们集体经济是靠每个社员关心才搞好的。如果每个人都只关心个人，不关心集体，那我们的集体经济就会垮台，就会回到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资本主义老路上去。那是我们贫下中农决不能同意的。

我们南柳青年在党的教育和老一辈贫下中农的带领下，是有革命志气的。冯定同志想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来腐蚀我们，我们决不受他的骗。我们要一心一意地听毛主席的话，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像我们大队的青年突击队，就有共产主义风格：哪里有困难，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去干。突击队的青年经常为集体进行义务劳动：育苗、植树、打墙、送粪，还帮助军属和贫下中农种地、担水、打扫卫生、洗补衣服等等。去年年底，大队党支部为了增产粮食，绿化山坡，决定组织二十个男女青年到离村三里半的后沟落户五年，进行建设。青年们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有一百○一个人报名申请，要求去担负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现在这二十个青年已经进沟劳动了。他们个个干劲冲天，立下雄心大志，要把“深沟变粮仓、荒坡变绿林”。好些人主动推延婚期，表示“五年计划不实现，决不回村”。我们南柳的青年们，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就是这样意气风发地和全体社员一道改变着家乡的自然面貌，也改变着自己的思想面貌。任何人都不能动摇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都不能阻挡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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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斥冯定的所谓“正义冲动论”
1966-08 刘英俊

中国青年 1966年14期


冯定认为，“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的，而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这岂不是歪曲和故意来抹煞我们伟大革命烈士的高尚品质和英雄形象吗？

我看了张启勋同志给党刊《红旗》杂志的信，反驳冯定的论点之后，又仔细地读了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越看越不顺心。以后，我看到了好多同志批判冯定错误的文章，很受感动，不能不提笔来批判冯定的论点。

难道说英雄行为就是一时的正义冲动吗？不！从我自己来谈吧：我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长大好参军，保卫祖国。每一个无产阶级的少年与青年都有一个崇高的目标，那就是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一九六二年，我刚满十七岁，正是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激起我心里多少年来的复仇怒火，坚决地走上了保卫祖国的最前哨。难道说这是我一时正义的冲动吗？不，因为我是贫农家庭出身的儿子，有着一颗红色的心。我虽然是一个独生子，无有兄弟姐妹，可是我的爸爸妈妈记住了阶级苦，都非常同意我参军，保卫祖国和人民的江山，保卫五星红旗永远在我们祖国的心脏——北京城上飘扬。我这决不是什么感情冲动，而是为了保卫前辈们流血牺牲换取来的美满生活。

毛主席说：“……为保卫租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毛主席这句话不是说的很对吗？冯定说董存瑞和黄继光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是一时正义的冲动，这

是对我们先烈的歪曲！这是任何人不能容许的。

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时代里，不是出现了好多英雄吗？徐学惠、向秀丽、杜凤瑞、欧阳海、雷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请冯定再听一听我们伟大的革命战士雷锋的一段话吧：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在您的教导下尽忠效力……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

难道冯定是由于一时的冲动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吗？不！人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支配的，什么样的思想，出什么样的货色。

我决心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革命青年人要永远地和冯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分清界限，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让我们每一个青年和革命战士行动起来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汇成一股巨流，参与批判冯定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的错误思想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