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人民日报 196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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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何其芳


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前一些时候，夏衍同志在一九五八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重新放映，受到了严正的批评，后来有些同志又写文章，批评了他解放以后写的关于电影的论文和解放以前的某些作品。
夏衍同志是一位参加革命很早的作家。他曾从事过多方面的文化艺术活动。他的长时期的活动，工作，包括他的创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曾经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我们翻一翻某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可以读到对于他的赞扬，而且不少是过分的不适当的赞扬。为什么他在解放以后，在主管一些文化艺术工作的时候，在他改编的电影剧本和写的论文中，却犯了许多错误呢？为什么对他解放以前写的作品加以认真的考察，也会发现它们并不象有些现代文学史所称赞的那样，“思想性很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揭示了生活的真理”，而实际却是宣扬了许多错误的思想呢？
一方面是参加革命很久，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他的活动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却又在他的作品和论文里有那样多错误的思想。这都是客观的存在。为什么事物竟是这样矛盾，复杂，以至使现在有些教现代文学史的人感到为难，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些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呵？
在事物的矛盾和复杂之中总是有它们的内部联系的。这些都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从鸦片战争算起有一百零九年之久。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很多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是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的，所以他们大批地参加了革命。但他们从中国的和外国的学校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他们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和文艺的影响很深。他们是带着民主革命的要求和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参加革命的。他们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其中从事文化工作、文艺工作的人，参加的又主要是文化和文艺方面的斗争。他们经常接近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或极少参加工农兵群众的斗争，没有从疾风暴雨式的群众的阶级斗争中去改造自己，去学习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是并不奇怪的。这些带着民主革命要求来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在工作中也是要犯错误的。然而当时的革命的锋芒究竟是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们一般地还是可以有较高的革命积极性，可以努力做一些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锋芒在国内是对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些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深的人再不自觉地进行改造，就必然要在工作中不断地犯错误，他们的错误思想就必然要反复地表现出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物了。
并不只是夏衍同志是这样，然而他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把他作为一个例子，正可以来看一看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革命的文艺界的影响是多么深。把他作为一面镜子，正可以来警惕我们不和工农兵群众结合，不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就会走到多么严重的错误的道路上去。让我们从他过去的许多作品和杂文来看看他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是多么爱好，多么醉心，以至达到了不知厌倦地鼓吹的程度吧。

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醉心和鼓吹

夏衍同志的剧本《芳草天涯》远在一九四五年就受到过批评。夏衍同志通过这个剧本中的一个叫孟文秀的人物，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这个人物反复地讲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没有一个民主的传统”，“中国还没有欧美一般的自由传统”，而且公然提倡所谓“欧美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容忍”。孟文秀的侄女孟小云向他抱怨有些男子对妇女“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时候，他说：
那是相互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生活态度上的民主，每个人都不够容忍……因为Tolerance，这个字是欧美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
“Tolerance”（容忍）这个字，原来含有不要排斥不同的宗教派别的精神的意思，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就曾和“人道主义”、“博爱”等一起提倡这种思想。但后来欧美资产阶级提倡“容忍”，却是为了缓和阶级斗争，为了反对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反抗。许多资产阶级提倡的思想都是这样的：它们被用来反封建反宗教压迫的时候，曾经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它们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作用以后，就成为欺骗人民、麻痹人民和毒害人民的事物了。熟悉中国新文学史实的人都记得，“五四”以后，在中国提倡所谓“容忍”并非始于夏衍同志，而是二十年代的道地的资产阶级右派——“新月派”。这个以胡适为首的集团曾经在他们的刊物《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本上登过一个《新月月刊敬告读者》的广告，其中曾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夏衍同志到了四十年代还来提倡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倒真好象应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作的预言：“‘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芳草天涯》脱稿于一九四五年春天，同年十一月在重庆演出。那正是日本法西斯投降的前后，也正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并随后就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正如“新月派”不能容忍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革命文学一样，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也一点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存在。夏衍同志却在这个时候提倡“容忍”。如果中国人民什么都“容忍”，还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把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都推翻吗？
夏衍同志也许说，他写的这个孟文秀本来年轻时候在美国留过学，“曾经是一个全盘欧化论者”，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并不都是作者赞同的思想。但是，第一，对这个人物津津乐道的
“欧美民主主义”，剧本中毫无批判。第二，我们从夏衍同志过去写的一些杂文和论文可以看出，他完全同这个孟文秀一样醉心和鼓吹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篇题作《谈自己》的杂文里，夏衍同志说他不喜欢在会议上作讲演，不喜欢看话剧预演或招待演出后提意见，常常因此引起朋友们的误会。于是他就很感叹“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实在太“不够民主”，并且进而对资产阶级民主大加歌颂了：
在中国乡间来了一个衣装稍稍不同一点的人就要论足评头，追随不散，而在伦敦则不论你黄人黑人，不论你穿十八世纪的古装或者霍莱坞的时装，谁也不来对你给以特殊的一瞥，这大概是——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总也是有了几世纪民主思想之积蓄的原故吧①。
这真是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不绝。“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到底是多么好啊！夏衍同志完全忘记了这个“有了几世纪民主思想之积蓄”的老大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基础是建筑在多么残酷的对国内和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之上了。
在《人·演员·剧团》和《论“戏德”》②这两篇论文里，夏衍同志公然主张用表现“英国民主主义精神”的所谓“运动员道”来解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戏剧运动中的问题。在前一篇里他说：
假如我们承认做一个好的工作者是做一个好演员的先行条件，那么我深深觉得数千年的专制政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侵略，已经深深的斫伤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的传统，而使我们这一辈的灵魂深处缺少了一种关心他人，体谅他人的精神。时人论英国的民主政治，说最能代表英国人为人态度的是玩牌乃至踢球时候表现出来的“运动员道”（Sportsmanship），那么我想，及时地在我们戏剧工作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演员道”（Playership）似乎已经是切要的事了。构成运动员道（或者说运动精神）的特质是：对内合作，对人体谅，对事公正。而这三者正是矫正我们当前弊害的特效良剂。
在后一篇里他同样提倡这种“运动员道”，不过把它又译作“运动员道德”。他说：“人们论英国的民主精神，每每归功于英国人引以自豪的‘运动员道德’”。这两篇论文写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和十一月，已经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之后。要推动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为什么不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南，从政治上思想上来探讨并解决它的一些根本问题，却把资产阶级民主精神提出来作为“特效良剂”呢？
夏衍同志也许说，他这只是在生活态度上提倡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并不是在政治上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在生活态度问题上提倡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道德，也是十分错误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道德只能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到了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了抗日战争中，还认为它们可以用来解决进步知识分子的恋爱婚姻问题，可以“矫正”革命戏剧运动中的“弊害”，这只能说是一种二十世纪的神话。而且，夏衍同志这样迷信“英国的民主精神”，正是说明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不认识它的实质。所以，在《忆聂耳》和《携起手来，更勇敢地前进！》③这样两篇文章里，他就把当时还在创造中的新中国设想为是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国”，“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民有民享民治”，这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林肯的话吗？他所说的“民”还不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吗？“自由平等幸福”，这不是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基本上一样，只是把“博爱”改作了“幸福”吗？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论述过中国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他说，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它的前途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且我们要力争这一前途④。所以它并不是夏衍同志所设想的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已经有了这种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雏型。在抗日战争以后，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完全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夏衍同志对资产阶级的事物的醉心实在是令人吃惊的。再读一读他这一段文字吧：
我合上书望着天边。天的那方是一块富饶的乐土，是一个自由的乡邦。胶片、电波和印刷机一直给我们报导着这一块乐土的消息。我们一提起这地方的名字就联想到自由、欢悦和丰饶。是丰饶吗？怎样不。那儿不仅有榨得出油一般肥沃的土地，而且是彻底电气化了的，用机器来耕种收割的地方……⑤　
读者同志们，你们猜他这是讲的什么地方？原来是美国。原来是他读了一本美国作家写的暴露美国的黑暗的作品，他为这个作家打破了他的美好的想象而感到怅惘：
他随随便便地翻过了黄金之盾的另外一面，告诉我们：
并不是人间已经尽变了天堂。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四三年。那时美国还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之一。我们并不要求夏衍同志那时就预见到美国将代替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而成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那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一些人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夏衍同志怎么会把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象得那样美好呢？夏衍同志的美梦被戳破以后也还是这样说：美国仍然是“黄金之盾”，黑暗不过是她的“另外一面”，不过是证明了还没有“尽变”“天堂”。是的，美国既有“胶片、电波和印刷机”，又有“彻底电气化”，既有“肥沃的土地”，又有“用机器来耕种和收割”。但是，毛泽东同志讲得好：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⑥　
夏衍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曾强调“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剧团经营人，新的演出人”，“有科学头脑的事业家”。但他心目中的事业家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说：“我们要有史丹尼斯拉夫斯基，要有丹钦科——但退一步说，假如客观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恕我矫激，我甚至以为我们不妨有一个齐格菲，有一个兹纳克。”⑦齐格菲和兹纳克又是什么人呢？原来一个是美国一家滑稽歌舞团的老板，一个是美国好莱坞八大垄断制片公司之一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公司的副总经理，都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的事业家！
夏衍同志甚至认为爵士音乐和摇摆舞也是美国的好。一九三九年，他曾把上海舞场的摇摆舞和美国的摇摆舞加以比较，他说：“爵士也好，摇曳也好，在美国，有的兴奋，年青，稚气，野蛮和愉快”，而上海的爵士音乐和摇摆舞“却只是殖民地性的颓废，自暴自弃，‘吃豆腐’和猴子似的模仿”⑧。在沦陷了的上海模仿美国生活方式，说它丑恶，可耻，令人恶心，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难道爵士音乐和摇摆舞在美国就不是颓废、堕落和荒淫的表现吗？说美国“年青”，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的阶段，还有什么“年青”？说美国“自由、欢悦”和“愉快”，到底是哪些人的“自由”？哪些人的“欢悦”和“愉快”？这一切不都只是属于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吗？
马克思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制为其公认任务的国家”。他叫那种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看作地上天堂，并且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面，阶级斗争要彻底以武力解决”的人为“庸俗的民主派”⑨。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
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⑩
列宁还多次指出过，资产阶级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他以瑞士和美国为例，说“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统治都没有象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只要工人企图把自己的地位作稍微重大的改善，就立刻会引起内战”?。至于体育和运动员，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本身就是商品。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摄制的影片和资产阶级作家写的戏剧，也曾描写过这方面的残酷的悲惨的事实。夏衍所鼓吹的什么“运动员道”，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的形式一样，也是为了愚弄人、欺骗人的。
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过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先是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发表了一篇鼓吹“费厄泼赖”的文章。“费厄泼赖”（Fair play），原来是英美资产阶级体育运动和其他竞赛里面所用的术语，后来他们提倡运用这种精神于社会生活中，含义和夏衍同志所鼓吹的所谓“运动员道”很相近。鲁迅当时虽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也就看到了这一类资产阶级标榜的东西只是对革命的敌人有利，对革命者不利，所以他起而反对。夏衍同志到了四十年代还来提倡这一类欺骗人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装饰品，实在很象是一种历史的嘲讽了。

歌颂人道主义的“美妙”

夏衍同志曾经把新中国设想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样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只是没有把“博爱”写上。但他对和所谓“博爱”本质上差不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是很醉心的。在《于伶小论》?里，他就集中地歌颂了人道主义的种种“美妙”。
他说，在于伶这个作家身上，“最触目、最感人”、“最值得使人珍爱的，是他洋溢着的人道主义”。当时有一位批评家说“乐观的信仰”是于伶的“不断的创作的坚强的支柱”。夏衍同志却认为信仰还不是最根本的东西。他说：“信仰成为了他肉体和灵魂的支柱，而这支柱的着力点，依旧是知识人的善良，多感和人道主义”。他说：“世界观使他脆弱的时候得到支援，世界观使他颓废的时候得到补强，但，支柱终于不是灵魂的本体”。这不是说，对于一个作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比共产主义的信仰、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重要更根本吗?？夏衍同志似乎没有想到，人道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不过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信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罢了。所以夏衍同志实际上是提倡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排斥无产阶级世界观。
还有一段对于人道主义的歌颂：
只有具备着全副心肠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作家，才能不沉溺于自己狭隘的情操，才能使自己眼、心、脑看到感到和想到广泛的地方，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而全心全力地为着受难者群的遇际而歌哭，而争斗，也只有如此，才能把自己坚定起来，不会在挫败的时候“怯战”，不会在寂寞的时候伤感，更进一步，也只有如此，才能溶化理论成为自己的血肉，浸润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汇合同时代人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才能使他自己的灵魂壮健起来，
能够巍然独立，再不需要“理论”这一根机械的外在的支柱！
这就是说，一个作家有了人道主义就是有了一切。它比理论更根本。有了人道主义就可以“汇合同时代人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没有人道主义就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但是，“同时代人”难道没有阶级的差别吗？“社会人”和“世界人”又到底是哪一个阶级的人呀？即使有了“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难道就能够把日本法西斯不能征服中国人民的“苦痛”，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苦痛”，一古脑儿都“汇合”成我们的苦痛吗？难道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阶级的抽象的人吗？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夏衍同志鼓吹的人道主义的确有一点奇异的作用：
比如，它就能够使夏衍同志居然为一个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士兵流泪。那是在一篇题作《士无斗志的日本》?的报告文学中写的。那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夏衍同志读到了一个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被击毙的日本士兵身上的几封家信。其中有他的五个孩子给他寄来的信。“这五个共同一致的希望，就是请他们爸爸早日将‘支那人’‘杀光’，‘打平’，‘投降’，早一点回来，那末过新年的时候可以快活地同在一起”。我想，当时有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的人读了这样的信，总会愤慨于日本法西斯的宣传教育把这些日本少年儿童的思想也训练成多么反动吧。然而夏衍同志却不但毫不愤慨，反而多情地代这个据他说是“无辜地战死的‘敌人’淌了眼泪”。
比如，它就能够使夏衍同志对许多完全值不得、也不应该同情的人物一概加以同情。在《上海屋檐下》里面，他写了一些所谓“小人物”，其中有经不住国民党反动派监狱的考验，出狱后很象是一个叛徒或至少是一个处于叛徒的精神状态中的知识分子匡复，辜负朋友的嘱托、在匡复坐牢期间就占有了他的妻子的林志成，在匡复坐牢期间对丈夫不忠实、和林志成随便同居的杨彩玉，还有用“比上固然不足，可是比下还是有余”一类话来劝人不要不满意和发牢骚的宣扬可耻的奴隶哲学的小学教员赵振宇，等等。夏衍同志对这些人物都是同情的。在独幕剧《赎罪》和《娼妇》里面，他甚至对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县政府的一个盗窃公款的科员和上海一个为汪精卫的特务作事、帮助特务绑架爱国的新闻工作者的汉奸也不吝惜同情。一九四○年他曾把上述这些作品和其他剧本编在一起出版，题作《小市民》。他在这个集子的《后记》里面还提出了他的“理论”：
……抗战里面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需要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不足道的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也未始不是应该争取的一面，要争取他们，单单打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
你看，夏衍同志把自己说得多么象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家呵！而且，在这里，夏衍同志同邵荃麟同志提倡“写中间人物”、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的主张，不是早就“英雄所见略同”吗？
夏衍同志的人道主义真好象是“无边”的人道主义，真好象是他所说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在《赛金花》（一九三六年出版）里面，他不但对作过妓女、妓院老板、同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睡过觉并给侵略军提供军粮、物资和妇女的赛金花充满了同情，而且把她描写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巾帼中的大丈夫”。
但是，话又说回来，夏衍同志的人道主义也仍然是有“边界”的。就是在这个《赛金花》里，他对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就一点也不同情。他把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民群众描写为乱抢劫乱杀人的乌合之众，并直接称他们为“拳匪”。在《秋瑾传》里，他也通过秋瑾责骂了义和团，提倡“念书、识字、懂得世界上的事情”，并且把农村人民对投靠外国侵略者的“教民”的轻蔑和义愤诋毁为“蠢态”。他写道：“看着这种蠢态，秋瑾禁不住也笑了。”这不清楚地说明了夏衍同志的思想处于秋瑾一样的水平，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水平吗？在这些地方，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的同情还是到此为止的：他轻视和鄙视在他看来是“愚昧无知”的人民，即使是革命的人民，爱国的人民。
夏衍同志也许说：“你口口声声说我提倡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你安知它不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呢？”我们知道，人道主义本来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潮，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无产阶级的学说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就尖锐地批判了海尔曼·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把共产主义描写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以决议的形式正式通告他“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曾说，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想靠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é （自由、平等、博爱）等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人道主义的概念虽然比“爱”和“博爱”更广泛一些，本质上是差不多的。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总的口号、总的原则来提出。如果我们有时也借用这个术语，比如在医疗工作中说“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等，都是在有限的场合，有限的意义上。只有现代修正主义者才说什么“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人道主义这个词在广义上同共产主义相融合”、“共产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人道主义者”这一类的呓语。夏衍同志认为人道主义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根本，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呢？

超阶级的人性论和“良心”论

从上面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出，夏衍同志常常是用超阶级的观点来看人，来看事物的。超阶级的观点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为了愚弄人欺骗人、为了掩盖阶级的存在和对立这一根本事实而长期宣扬的观点。而超阶级的人性论又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
夏衍同志为什么同情赛金花呢？他自己说，“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人性”?。他把赛金花这个妓女、妓院老板和汉奸看成还保留着什么超阶级的普遍的人性，并且居然说“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的通有的弱点的平常的女性”?。但世界上哪里有这种超阶级的“人性”和“一切女性的通有的弱点”呵！
夏衍同志的人性论使他对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视同仁。他把许多隶属于对立的阶级的人物一概说成是“善良”的，好象人的差别主要是善良和不善良，而不是阶级。他在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后记》中说，“我只写了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无论是托尔斯泰的原著还是夏衍同志改编的剧本，其中都是既有贵族地主，又有农奴；既有沙皇的典狱长、狱卒、军官，又有政治犯。就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道主义者，他也还对当时俄国的统治阶级的人物作了许多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夏衍同志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竟至认为他们都“同具着一颗善的良心”了。
夏衍同志的人性论使他认为有什么超阶级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在《法西斯细菌》（一九四二年作，一九四四年出版）里，一个叫赵安涛的日本留学生说：“我们读书人，总还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另一个叫俞实夫的留学生也说，“我尽管不懂政治，但是我也跟你一样，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到全剧快结束时，他们仍以“不违背做人的基本道理”互相勉励。在作品里这样反复宣传，并且完全是作为正面的话来讲的，这就不仅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而且显然同时也就是作者的思想了。但这个俞实夫在日本得医学博士的时候，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夜，他毫无爱国思想，连报纸都不看。后来回国，到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一个研究机关里作事，实际上是为日本法西斯研究细菌战用的病菌。这个赵安涛在日本的时候，一边“天天喊肃清军阀，改良政治”，一边却在追逐一个下野的军阀的女儿。抗战爆发后，他更堕落到在香港做投机买卖，大发国难财。象这样的人，他们的“做人的基本道理”不明明是资产阶级的道理吗？
夏衍同志还相信有什么超阶级的“良心”。在《赎罪》和《娼妇》里面，他是怎样把盗窃犯和汉奸描写成为他认为可以同情的人物呢？主要是通过写他们“良心”不安，终于悔改。他把那个盗窃犯写成老是晚上失眠，“有点儿刺激就兴奋”，最后只有把盗窃来的公款献给了“八一三”纪念献金运动大会。那个汉奸也是帮助汪精卫的特务，绑架人以后，看到邻居的妓女也同情那个爱国者，于是就“良心”发现，坚决拒绝继续做坏事了。在他改编的《复活》里面，他描写涅赫留道夫出席法庭陪审以后，去赴他的女友眉西家的宴会。他对眉西说是他害得卡丘莎堕落的，并且宣布决心和她结婚。眉西表示赞成。涅赫留道夫就大为感动了。他说：“我真想不到能在这个圈子里听到良心的声音”，“你是圣彼得堡的奇迹”。这些都是夏衍同志对于“良心”的歌颂。
难道我们还要退回到战国时代去，象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和夏衍同志展开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吗？不，到底历史已经前进了两千多年了，古人认为复杂难解的问题在今天已经得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使社会科学方面的根本秘密不再成为秘密。所以，在我国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遭到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文士们用人性论来否定文学的阶级性的时候，刚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的鲁迅就能够犀利地加以驳斥，使敌人溃不成军。为什么夏衍同志到了抗日战争时候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地驳斥了“人性论”、“人类之爱”这一类资产阶级的谬论。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在文艺方面，在知识分子当中，“人性论”、“人类之爱”这一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实在是“深而且广”。不仅如此，就是在“庞然大物”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那里，它们不也正是他们用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武器吗？
“良心”论也是人性论的一种表现。我们并不是说，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就不能改造，坏人就不能改造。但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的思想改造要经过长期的革命教育、革命实践。至于坏人，那更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他们加以强制的劳动改造和长期的思想教育。而且就是这样，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改造好的。鼓吹“良心”的神奇的作用，好象无论什么剥削阶级的人，什么坏人，都能在一念之间，“把所有污秽的事完全洗掉”，从此判若两人，这正是剥削阶级制造出来愚弄人、欺骗人、掩盖阶级斗争的残酷的神话。指导一个人的行动的是他的思想。过去的作品描写的人物的“良心”冲突，其实都不过是一种思想矛盾，思想斗争。而人的思想，又是由社会存在、由阶级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夏衍同志在改编的《复活》中对于“良心”的歌颂，完全是虚伪的编造。托尔斯泰的原作和夏衍同志的改编刚刚相反。它根本不象夏衍同志的改编，把眉西和涅赫留道夫的关系，把眉西本人写得那样甜蜜和谐，那样粉饰现实。涅赫留道夫出席法庭陪审以后，去赴眉西家的宴会。托尔斯泰的原作是这样描写的：
可是说来奇怪，今天在他看来，这所房子里的一切都叫他恶心——一切：从看门人、宽阔的楼梯、花朵、听差、桌子的摆设直到眉西本人。就连眉西，今天也好象失去了魅力，在装腔作势似的。他很不愉快地参加了这个贵族家庭的宴会。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不住地对自己说：“又可耻又可恶，又可恶又可耻！”托尔斯泰本来是把这种上层社会的奢侈、虚伪和无聊的生活作为监狱和卡丘莎的生活的对比来写的，目的是为了暴露和批判。涅赫留道夫出席了法庭陪审，开始对贵族阶级的罪恶生活有所认识，所以他对于眉西及其家庭感到恶心，对于他同眉西暧昧不明的关系和他的一切事情都感到“又可恶又可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把他和卡丘莎的事情对眉西说，眉西怎么会赞成，他又怎么会赞叹她为“良心的声音”、“圣彼得堡的奇迹”呢？
托尔斯泰也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等等。然而，如列宁所指出的，他的学说和作品有很大的矛盾。他的作品一方面宣扬了他的那些空想的反动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又“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他的《复活》正是这种矛盾表现得非常鲜明的作品。夏衍同志改编的《复活》却把托尔斯泰的矛盾统一起来了。然而并不是统一于共产党员作家应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而是统一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人性论和“良心”论。

事情并不象火烧房子那样简单

夏衍同志从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一直到文艺思想都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很深。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是贯串在他过去的许多作品和杂文中的主要思想。因此我们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剖析，其他就略而不论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到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是两个有根本原则性的问题。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和平演变”，也主要是依靠这样两个武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作家当中，在他们还没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的。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文艺界和知识界中，仍然有它们的市场，仍然在起着腐蚀的作用，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批判和扫除的。在一切抱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革命的人面前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往前走就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往后走就只有走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然而它要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它要联合工农。至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提倡什么容忍、妥协，那在旧社会里就只能起巩固旧秩序的作用，在我们今天的新社会里就只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开辟道路了。
在前面，我们讲到的夏衍同志的许多作品、杂文和论文都是他在解放前写的。人们也许说：“你为什么偏重于批评他过去的思想呢？难道后来他的思想就没有什么变化吗？”
大约是一九四○年，他在杂文《旧家的火葬》?中说：
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底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的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这篇杂文是从这件事情讲起的：抗日游击队打到了杭州近郊，把夏衍同志的旧家而这时却成了敌伪的茧厂的房子烧了。他讲到他的旧家的房子的古老，宽阔，“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他讲到这座房子的高墙把住在这里面的子弟同外面的老百姓分开；而他的幼年和少年就是在这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度过的。结尾他就写了上面那样一段话。
你看，他不是在这篇文章里就已经批评了自己的“廉价的人道主义”吗？但是，一九四一年，也就是第二年，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的他的《于伶小论》却又大吹特吹人道主义的“美妙”。难道他批评的是“廉价的人道主义”，他提倡的是另一种并不廉价的人道主义吗？我们知道，随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巩固和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复是用来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而成为伪善、成为掩盖残酷的剥削的装饰品，从那个时候起它就都是廉价的，一文不值的了。这个例子说明了夏衍同志对他的“过去”并没有怎样“残忍地斫伐”。
一九四七年，在一篇题为《改造与转变》的文章里，他说“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分子”，从封建地主家庭到受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当然这时候所憧憬的决不会超过‘西欧文明’的界限”。末了，在引用延安《解放日报》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对旧文化没有对旧政治旧经济那样仇恨”的几句话后，他又说：
对于资产阶级学校里教给我们的那些资产阶级文化，我们有夙恨吗？坦白说，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对于我几乎是“当头猛喝”。不仅不够仇恨，没有仇恨，也许太“爱好”了一点吧！这也可以说是夏衍同志的自我批评。但是，夏衍同志是不是对于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有了足够的认识呢？是不是从此就努力来克服和改造、以至发生根本的变化呢？
思想情感的改造远不象放一把火烧掉房子那样简单。就在这个时候写的文章里，夏衍同志一方面承认自己对资产阶级文化“太‘爱好’了一点”，一方面又继续宣扬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在《杨译〈我的爸爸〉序》?这篇文章里，他称赞杨潮“从来不知道逃避消极，丝毫不懂世故权诈，从来就不肯自欺欺人”。他说，“这种性格，在有一点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实在算不得稀奇，也许，这也只是父母教孩子做人的起码的常道吧”。这不是照样在宣传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和超阶级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吗？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称赞杨潮翻译的克拉伦斯·戴的《我的爸爸》?这本书，说它是什么“美国家庭里的一本必读书，改编了的剧本一直在上演”，“清洗着每一个为名利所锈损了的灵魂”。他说：为什么这本书“有这么多的读者和观众”？“理由只有一句话，它真！”而“真”，在他看来，“应该是常道”，“应该是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最后，夏衍同志还说这本书“将为着中国的人民个性解放，自由平等，而继续服务下去”。读过克拉伦斯·戴的那本书的人，如果是有进步观点的人，都会感到那是一本津津有味地描写美国资产阶级的琐碎无聊的家庭生活的书，那是一本用欣赏的态度来描写资产阶级的平庸人物的平庸的书，哪里值得夏衍同志那样去捧场呵！而且，在阶级社会的人和人之间，哪里又有什么超阶级的“真”，超阶级的“常道”和“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这不是照样在用人性论的观点来鼓吹资产阶级的作品，同时也借资产阶级的作品来鼓吹人性论吗？
夏衍同志解放后创作很少，他发表的主要是文艺论文，其次是杂文。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评论夏衍同志解放后的文艺思想。但是，必须说明，从他解放后的文艺论文和杂文中也可以看出，他过去的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根本克服，不过是程度上有些不同，表现形式上有些变化罢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已经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了。夏衍同志当然不会再象过去那样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但是，他对旧民主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是很有兴趣的。他在电影方面就曾经很热心地提倡表现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了超阶级的观点，驳斥了“人性论”、“人类之爱”这一类资产阶级的谬论。解放以后，这个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已经成为全国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指南。夏衍同志当然不会再象过去那样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人性论。但是，他仍然并没有摆脱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给他的影响。证据之一就是他对过去那些宣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作品仍然很有兴趣。他不但对它们没有自我批评，而且还写文章来辩护。一九五四年《法西斯细菌》上演的时候，他发表了《关于〈法西斯细菌〉》?。一九五七年《上海屋檐下》上演的时候，他又发表了《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这两篇文章都继续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还有集中宣传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剧本《复活》，夏衍同志虽然没有写专文来为它辩护，也曾在一些谈改编的文章里把它作为成功的例子来向大家介绍。
证据之二是夏衍同志不但解放后仍然欣赏他过去那些宣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作品，而且在一篇题作《生活、题材、创作》的文章里，也暴露出来了他的人性论观点。他说：
我们今天要写的，是现代的、新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既不是传说神话中的神仙，又不是旧时代的王侯将相天生异禀的特殊人物，他们，包括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人物在内，都是来自群众、和人民群众血肉相关的普通的劳动人民。是普通人，是中国的普通人，是新时代的中国的普通人，他们有不同的阶级性，时代性；他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是人，总有喜怒哀乐，是人，总有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总有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是的，我们的英雄人物是来自普通的劳动人民；但是他成了英雄人物，就不是普通人了。不是说他的社会身份，而是说他的精神状态（夏衍同志把这两个不同的事情弄混淆了）。他的思想感情，他的道德品质，他的工作和贡献，总是高出于普通人之上。是的，我们的英雄人物也有喜怒哀乐，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长处和优点，以至他的短处和缺点，总的说来，也是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特点的。克雷洛夫有一个寓言说：鹰有时候飞得和鸡一样低，然而鸡却从来不以一飞冲天闻名。是的，夏衍同志并没有在这里忘记讲一句，人有阶级性；但是，岂但人有阶级性，人的喜怒哀乐，人的长处和短处，人的优点和缺点，就没有阶级性吗？所以，他仍然是在用抽象的人性论观点看人，看英雄人物，并从而主张把英雄人物写成为“普通人”，而且是他的人性论的观点之下的“普通人”。他在后面还说到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有“我们深深感觉寂寞”那样一句话，他用它来证明英雄人物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真实感情”。毛泽东同志在那篇文章中讲得很清楚，他当时感到的是“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的寂寞，他“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并且抱着“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的信心。这和普通人所说的个人的寂寞，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渺小的寂寞，又有什么一样呢？所以“真实感情”也是很不一样的。首先有不同阶级的真实感情的区别；其次，就是在一个阶级里面，也还有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的真实感情的差异。夏衍同志在这里是认为我们的作品把英雄人物写得“过了头，失了分寸”，不“合情合理”，因而认为他们的真实感情就不是真实感情。他这是要把英雄人物的真实感情降低为他心目中的“普通人”的真实感情。邵荃麟同志用提倡“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夏衍同志在表面上不反对写英雄人物，但却提倡把英雄人物降低为“普通人”。他心目中的“普通人”大概也就是邵荃麟同志所说的“中间人物”。
证据之三是夏衍同志不但肯定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早春二月》的改编，而且在电影的摄制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这部影片在内部受到批评后，他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电影论文集》中，对“《二月》改编得不错”这样的称赞仍然不加修改。
证据之四是夏衍同志在影片《林家铺子》和一些有关的文章里，把资本家看得同劳动人民一样容易和高兴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竟至说他们“应该感到幸福”?……

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如此

在夏衍同志的长期的写作生活中，他当然也曾写出过比较好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正确的作品。比如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就相当真实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篇作品曾经发生了积极作用。就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一些剧本，从他的主观意图看来，他也是企图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所以一九四五年我批评他的《芳草天涯》的时候，也曾对这些作品首先从这一点上作了一些肯定，然后批评其中的思想观点。现在看来，适当地肯定他的主观意图和这些作品在当时可能起的某些好作用是应该的，但那时我对这些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毕竟认识得很不够。这一次我读了他的更多的作品和杂文，才进一步感到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常常是在一些革命的重要关键，在作品和文章里表现了他那些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使我们触目惊心地感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的危害性。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他写了因为他看到了革命的艰难和时代的阴暗面就流露出低沉、灰暗的思想情绪的《上海屋檐下》。在抗日战争的后期，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积极扶植蒋介石并不久即将代替德、意、日法西斯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的时候，他对美国抱有幻想。解放以后，在对私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他改编了美化资产阶级的《林家铺子》。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他积极支持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早春二月》。
必须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上来。开国以来，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而且有时是很激烈的。一个人的头脑里有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去努力改造，它总是要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他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不努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仍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和推行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那就必然会形成一条同党的路线对立的路线。不管这种行为的自觉的程度如何，总是说明了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在一定的条件和气候之下，这个王国就要大喊大叫地出来宣布它的存在，宣布它的改造世界的纲领。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如此。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六年来，我们不少做文艺工作的人常常忽视这个基本矛盾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不去抓思想斗争思想批判，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或者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换了一种新的形式就视而不见。每一次都是党及时地敲起了警钟，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我们才警惕起来，投入战斗。这说明我们自己的头脑里也有不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才会和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开国以来，我在工作当中，在我写的文章当中，都曾犯过错误。在党的多次教育之下，我的觉悟提高得很慢，直到这一次文化革命开始才深切地认识到这些错误的发生都主要是由于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一次文化革命是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进一步深入。我又从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基本的教育：阶级的存在和对立必然产生各种各样形式的阶级斗争，而且必然要反映到思想领域里面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如此。

①《此时此地集》，一九四一年出版。“霍莱坞”，即好莱坞，美国反动电影业中心。
②《边鼓集》，一九四四年出版。
③《此时此地集》和《边鼓集》。
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⑤《读〈人鼠之间〉》，见《边鼓集》。
⑥《别了，司徒雷登》。
⑦齐格菲（Florenz Ziegfeld，一八六四——一九三二）。他的演出靠花费大量资金，以华丽的装饰和漂亮的舞女来吸引观众。他同美国高等社会和四百家族有密切来往，本人常狂赌滥输，生活非常奢侈。兹纳克（Darryl Francis Zanuck，一九○二——），一译柴努克。夏衍同志讲他的时候大概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公司的副总经理，现在已是总经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制片是好莱坞拍摄反华辱华片最多的一个制片公司。兹纳克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号英国杂志《电影与电影制作》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好莱坞对共产主义》的文章，强调“电影是抵制共产主义的最好的手段”。
⑧《上海见闻别记》，见《长途》，一九四二年出版。
⑨以上见《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
⑩以上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引文见《论国家》。这种意思列宁还在别的一些著作里也说过。
?《长途》。
?当时人们都知道于伶是一个左翼作家，所以谈到他的信仰和世界观都只能是指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血写的故事》，一九三八年出版。
??《历史与讽喻》，《文学界》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
?以上引文见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此时此地集》。此篇未署写作年月，但后面有一篇《颂七月》，说到“第三个七七”。因此，估计此篇写作时间不能早于一九四○年。
?见《劫余随笔》。
?克拉伦斯·戴（Clarence Day，一八七四——一九三五），美国作家。《我的爸爸》原名Life With Father，也可以译作《和父亲在一起》。
?《新观察》一九五四年第十五期。
?《剧本》一九五七年四月号。
?《电影论文集》。
?《幸福感》，见夏衍《杂文与政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