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向群：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1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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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齐向群

编者按　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是，这个戏在一九六一年秋天由北方昆曲剧院上演以后，戏剧评论界的一些人却对它颂扬备至。一九六三年春天，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予以批判，仍未彻底揭露出它的反动本质。去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日益深入，大家对这出戏的认识也逐渐提高了。最近，不少报刊都发表文章，重新展开批判。本报今天发表的齐向群同志的文章，对这个戏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报曾经发表过陶君起、李大珂同志的一篇剧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这篇文章对《李慧娘》是充分肯定、十分赞扬的，说它“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作者认为孟超赋予了李慧娘以斗争精神，“从而丰富了李慧娘的思想感情”，使得“李慧娘的性格更加完整”，“令人鼓舞”；认为改编者在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斗争中，增加了政治内容，因而“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认为昆剧《李慧娘》有很高的艺术性，“全剧中洋溢着诗情”，“语言的运用上，也充满了文学性”。
事实同这些论断相反。孟超通过李慧娘这个人物，不仅宣传了鬼神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宣扬了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散布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和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剧中加强的所谓政治性，是通过剧中人物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和鼓励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去进行复仇斗争。《李慧娘》的艺术性，是为它的反动内容服务的，而且唱词尽是陈词滥调，谈不上什么“文学性”。
对于这样一出坏戏，我们不但没有及时揭露和批判它，而且还错误地发表了赞扬这出戏的文章，这说明我们对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利用文学艺术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于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通过对《李慧娘》的再评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评论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必须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方针路线，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一旦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一九六○年，孟超同志把明代周夷玉的传奇《红梅记》改编成为一个新的昆曲剧本《李慧娘》。这是一出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新编鬼戏。一九六一年北方昆曲剧院首次演出。当时受到《人民日报》《戏剧报》《剧本》月刊等许多报刊的赞扬，繁星同志并且在《北京晚报》上提出了《有鬼无害论》，为《李慧娘》和一切鬼戏“护法”。孟超同志踌躇满志，于一九六二年春节写了一篇《试泼丹青涂鬼雄》的《代跋》，对《李慧娘》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作了说明。其后，梁璧辉同志写了《“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五月六、七日《文汇报》），李希凡同志写了《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三年第九期《戏剧报》），都对《李慧娘》和繁星等同志的文章提出了正确的批评。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现在对这个戏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戏进一步进行批判和讨论，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加强我们对香花毒草的辨别能力。
孟超同志一向是主张历史剧古为今用的。他曾明确地说过：“我的体会：一部艺术作品，它的‘新’，是指通过作者的新的观点，去重新评价和描写历史人物或传说题材，从其中得出足以教育今天人民的东西，使古为今用，但又不违背历史真实。”（《漫谈建国十年来的田汉剧作》，载《戏剧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四期）而在《代跋》中他更大声疾呼地说，要借李慧娘这个“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为什么要借鬼魂来激励今天的“生人”，他是在用什么思想来激励“生人”，他所要激励的又是些什么人，激励他们去干什么。因此，正如孟超同志改编这个戏是古为今用一样，我们也必须把这个戏同今天的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一）宣传“死后强梁”的荒谬论点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

《李慧娘》虽说是个改编本，但实际上不过借《红梅记》中有关李慧娘和裴禹爱情关系的一段枝节，敷衍铺陈而独立成戏，称得上是新的创作。这个戏的主人公是南宋权相贾似道的姬妾李慧娘。在贾似道五十寿辰时，太学生裴禹写诗柬斥骂他，引起李慧娘的感触和激赏。接着，李慧娘在随贾游湖时，又遇到裴禹当面斥责贾似道，她心中感佩，不觉赞了一声“壮哉少年！美哉少年！”恰被贾似道听见，回府后一剑杀死李慧娘。剧本从这（第四场）以后就着重描写化为鬼魂的李慧娘的复仇精神。在完全新编的第四场中，作者致力描写李慧娘的种种“幽恨”，其目的就是突出她“瞅机缘，报仇冤”的思想。以后，她去见被贾似道囚禁的裴禹，并放走了他，目的也不是为“偿还风流债”，而是为了拯人、复仇。最后，这个鬼魂在贾似道追究是谁放走裴禹的时候出场，目的也和《红梅记》原本不同，不仅是为了援救被无故拷打的姊妹们，更主要是为了发泄她的一肚皮不满；她大闹半闲堂，大骂贾似道，一头将贾撞昏在地，大笑三声，唱道：“千古正气冲霄汉，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一句话，其目的都是为了复仇。
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我们首先看到，作者“镂心刻骨、竭力呕血”地塑造的“英雄”形象李慧娘，乃是一个由人变鬼的形象，而突出表现的是她的鬼魂形象。全剧六场，主要的戏剧行动、戏的高潮都在后三场；亦即李慧娘被杀后变为鬼魂的三场。李慧娘的“英雄”形象是由鬼魂的斗争来完成的；而且按照作者的写法，也只有变为鬼魂才能完成。因此孟超同志称他的主人翁为“鬼雄”。议论这出戏，就不能不议论鬼；承认这出戏，也不能不承认鬼。这出戏在宣传任何思想之先，首先向今天的群众宣传的是鬼魂的存在，宣传“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宣传人鬼之间的爱憎纠纷的鬼话。
《李慧娘》不仅宣传了人死为鬼，而且还通过李慧娘为人时和为鬼时的遭遇，作了生前死后的强烈对比。李慧娘在她最后的一段唱词中，就给自己做了这样的结论：“俺李慧娘生前受欺死后强梁！”
剧本里正是这样写的。李慧娘在生前只有苦难的命运。她第一次上场的三段唱词中就连叫了五次“苦”：她悲叹着“鲛绡湿透千行泪，幽恨绵绵苦断肠”，“苦日茫茫，正不知若何下场”，“强挣扎苦度着生死命运，俺釜底游鱼，笼里的哀禽”……一直到她临死，在贾似道的三尺剑下，也只能哀怨地引颈受戮：“你相爷要俺死，俺怎敢怕，恶威风由你发！”可是，当她一旦死去，化为鬼魂，就忽然摇身一变，她不仅“再不受折磨摧残，再不向虎狼前强承欢，再不在粪堆污池里受腌臢，哪怕他刀兵鼙鼓动边关”，得到了彻底的大解脱；她不仅“我如今是：这花园鬼出入没遮拦”，得到了生前所未曾得到的自由；而且还能够理直气壮地指责贾似道：“你凭钻营，卖国害民，吃尽宰官粮，却不道到头来和俺一样；怎跳出别伎俩。冤家路逢，相扭看——哪个强！”得到了生前所从未得到的平等；而且还能够讥笑贾似道：“……你，手提三尺剑，只在空中晃，这威风是逞势虚张，砍不到俺鬼身上。”甚至得到了“愤火千丈，正气凌人，喷血三尺，足制贼命”的无穷威力。
按照作者对李慧娘生前死后的强烈对比的描写，人们不能不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不仅人死为鬼，而且鬼比人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死了才有力量。
我们知道，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从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恐吓人民、镇压人民的思想武器。孟超同志是生活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他不去进行破除封建迷信的宣传，反倒大肆宣传鬼魂的存在、鬼魂的威力，这首先就是非常错误的。同时，我们知道，在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从来都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群众一起，同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具体的现实斗争，争取人民的解放；为了革命的胜利，必要时我们不惜一死。而决不应该在人民群众中散布什么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把希望寄托于死后的荒谬观点。这不仅是在散布封建迷信思想，实际上是在宣传放弃斗争，放弃革命，使群众相信宿命论的思想，引导群众脱离现实斗争生活，这是一种有利于剥削阶级的反动哲学。这是更为严重的错误。
也许作者会说，他所以要让一个生前受欺的弱女子死后忽然“强梁”起来，目的不是为了抒发“只有死后才得安”的感情，而是让这个鬼魂扩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神通广大的“复仇的女象”，以表达出作者在这个戏里所要着重宣传的所谓复仇精神。
我们并不反对复仇精神，问题是什么人向什么人复仇，如何复仇。《李慧娘》写的是封建社会的故事，自然应该向封建统治者复仇。然而，我们看到，李慧娘生前的形象不过是个只知唉声叹气，忍受凌辱，丝毫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本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封建行动的软弱女子；她的反抗行为全部是变成鬼魂以后才表现出来的。这样用鬼魂来反封建，就是说，用封建迷信来反对封建统治，如果古代作家这样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现代作家来说，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谁都知道，封建统治阶级从来都是向劳动人民提倡在活着的时候忍受一切剥削迫害，而把想象的“报应”等到死后去实现。这完全是对群众的欺骗，是为了麻痹被剥削人民的斗争意志。何况，即便按照作者所写，死慧娘也并没有取得什么反封建的胜利。她不过是将贾似道一头撞昏，并未撞死。即使撞死，不过是死慧娘又碰上了死平章，人变了鬼既然就会有如此威力，那么，死平章在阴间岂不又照样可以统治死慧娘吗？有何胜利可言？这是十分可笑的。用鬼魂来反封建，反不了封建统治的一根毫毛，相反，倒能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其实，作者通过《李慧娘》并不是要向观众宣传什么反封建的历史教训，而是借虚幻的鬼魂故事向观众灌输一种抽象的复仇思想。这一点，我们从《代跋》中看得更加清楚。
《代跋》中接触到《李慧娘》的主题和人物思想的议论，有七处之多，却没有一处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指出戏的主题思想在于反对封建统治，向封建统治者复仇。作者用抽象的词句反复说明的是：
强烈的正义的化身；
身为厉鬼，而心在世间，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
正义与邪恶无情的斗争；
写李慧娘的正义豪情，她以拯人为怀，斗奸复仇为志；
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的深沉的感情；
正气凌霄，冤魂厉鬼理在而语壮，方足以慑邪恶而快人心；
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
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这是每个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阶级标准的。孟超同志自认为是无产阶级作家，为什么不愿意明确地指出封建的邪恶和反封建的正义，而偏偏要闪烁其词地用这些晦暗的抽象的词句呢？这只能说明：在作者思想上，反封建或不反封建，并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他所要表达的真正内容，只是抽象的复仇精神，只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适用的“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而已。然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抽象的“正义”、“邪恶”、“压抑”、“斗争”等等，这种超阶级的抽象的概念游戏正是资产阶级作家惯用的手法。他们不敢公开宣扬那些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只好用这种抽象的概念来欺骗群众。《李慧娘》中所提倡的复仇精神，实际上不过是一切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不论是谁，只要使我个人“备受压抑”，我就要“激昂斗争”，向他复仇。在今天，提倡这样的复仇精神，矛头是指向谁呢？

（二）李慧娘的躯壳，孟超的灵魂

孟超同志怎么会创造出李慧娘这样一个复仇“鬼雄”的形象来的呢？他在《代跋》中有过清楚的说明。
《代跋》中说，《李慧娘》“基本上是一抒发感情之戏”，而“情不逾乎理，情不离乎性，情理性皆由于实际感受、实际生活之所影响，之所支配”。这就是说，作者在戏里所抒发的那种“备受压抑与激昂斗争”的思想感情，实际上都是作者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感受”。那末，让我们看看，在《代跋》中，孟超同志是怎样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吧：
一九五九年秋，偶为寒热疾所缠扰，病榻凉夜，落叶窸窣，虫声凄厉，冷月窥窗，李慧娘之影象，忽又拥上眼前，……而在《李慧娘》的《幽恨》一场中，李慧娘魂魄又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气氛里出场呢：集芳园内，月光惨淡，四周阴冷，秋树萧索，哀虫凄鸣，李慧娘魂魄着素衣……你看，孟是“病榻凉夜”，李则“四周阴冷”；孟是“落叶窸窣”，李则“秋树萧索”；孟是“虫声凄厉”，李则“哀虫凄鸣”；孟是“冷月窥窗”，李则“月光惨淡”：孟超为寒热病缠扰之所，似乎就在贾似道的集芳园内！
这种情景心境，在李慧娘鬼魂上场后的独唱里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
月惨淡，风凄零。白露冷冷，寒蛩哀鸣，
俺无主的幽魂，飘泊难凭，
似断线的风筝，又飘到集芳静境。……
那边是笙歌缕缕迷醉着繁华梦，
俺这里，孤零零，显阴影，欲哭无声。第五场《救裴》中，李慧娘送走裴禹之后，张望门外，呜咽低泣，为自己的身世又做了这样的概括：
断梗飘萍游子梦，
凄风苦雨鬼寒心！
咳，俺李慧娘好凄凉寂寞也！
不仅李慧娘的凄凉寂寞的感情同孟超同志的心境是这样相象，同时，孟超同志在《代跋》中几次提到李慧娘时，都说她是“强烈的正义的化身”，有着“与庶黎共呼吸的博大的胸怀”；而在谈到自己时，则说：“我”的“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你看，孟超同志不也就是正义的化身，而且有着何等“博大的胸怀”！在这一方面，孟超与李慧娘竟也是如此一致。有一个同孟超同志很接近的评论者长白雁在一篇评论中说：这位太阳社的老“诗人是以情写戏的”，戏里的“一切‘情’，虽然出自李慧娘之口，却也是发自诗人内心的。……在李慧娘的性格成长里，含蕴着诗人的个性。”这篇令人肉麻的捧场文章，却也道出了一点真谛，孟超同志对此也从未否认过。由此看来，李慧娘即孟超，孟超即李慧娘，孟超只是在借李慧娘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已。
人们不禁要问，孟超同志生活在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哪里来的那么多凄凉寂寞的阴暗感情？为什么这样念念不忘于复仇？《代跋》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孟超同志要借鬼抒情，借戏言志，什么是他的情和志呢？《代跋》中有一段完整的“尚情论”，原文太长，这里可以引几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我自义溢于胸，放情的歌，放情的唱，放情的笑骂，放情的诅咒；是我之所是，非我之所非，爱我之所爱，憎我之所憎，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正义真理契合溶结而为一，……这就是孟超同志的真情实感，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他的社会理想，他的世界观。这些话实际上不过是说，歌唱笑骂、是非爱憎皆备于我，“我”的嬉笑怒骂就是“普天下人”的嬉笑怒骂，“我”的是非爱憎就等于“普天下人”的正义真理。孟超同志所一心向往的，不过就是一个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想骂谁就骂谁的个人绝对自由的任性放情的社会。
能够有这样普天下人都适用的正义真理么？能够给他或任何人这种自我中心的放纵的“自由”么？当然不能。在阶级社会里，普天下人从来都有阶级的差异，从来都没有什么共同的人情和正义真理。所谓“我”的“是非爱憎无不与普天下人契合溶结而为一”，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唯我主义的具体表现。请问：要求这种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个人绝对自由，在我们社会中能够不受到坚决的抵制和严肃的批判吗？难道在我们社会里也可以允许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吗？
但是，当孟超同志这种个人绝对自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得不到任情放纵，反而受到抵制和批评时，他就觉得“备受压抑”了。于是，他就不免牢骚满腹，产生严重的不满现实的情绪和难以明言的阴暗心情。他在《代跋》中谩骂我们的戏剧是“正襟危坐，皋比自封，夸夸其谈，引经说法”，是“冷冰冰的破板凳，干巴巴的枯涩无味的语言”，这岂不也是一种“借戏言志”，透露出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不满和怨恨吗？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蓬勃发展，他的抵触情绪也就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对社会主义满怀仇恨，时时想要反对、咒骂和报复了。然而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这种阴沟里的老鼠似的资产阶级思想又意识到自己见不得阳光，没有前途，因此又感到消沉悲观，凄凉寂寞。正是在这种又是绝望，又要挣扎，又害怕，又仇恨，又不敢公开表露，又忍不住要放情咒骂的复杂心情中，他碰到了《红梅记》原本中“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的“复仇的女象”李慧娘，他当然就“只觉其气贯长虹，可敬可爱，而不觉鬼气森森”，他深深爱上了“周夷玉笔下之李慧娘，震人心魄，甚之感于梦寐，久难释怀，乃以不能自已的感情，妄作试笔”，改编起来了。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披着李慧娘的鬼魂外衣来抒情言志，一方面可以表现得更隐晦、曲折、阴暗，不易被察觉，一方面又可以借古喻今，从而可以更放肆、更无忌惮地放情诅咒。这就是孟超同志为什么要借鬼抒情、借戏言志的道理。
本来，作家在他所写的文艺作品里，总是要反映自己对现实的思想感情的。问题在于：第一，这种思想感情必须有利于人民；第二，这种思想感情必须合乎历史真实和剧中人物性格。但是，我们看到，孟超同志所写的李慧娘根本不是南宋时代那个“知人少阅世不宽”的相府姬妾，而是一个散发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气味的人物。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孟超同志是借了李慧娘的躯壳，装进了自己的灵魂。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对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群众，只会产生严重的毒害作用。

（三）用鬼魂激励什么“生人”，激励他们干什么？

孟超同志为什么要通过李慧娘表现这样一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呢？他并不只是为了借鬼抒情，也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发泄，他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因而我们不能不进一步看看，他所要激励的，到底是哪些“生人”，激励他们去干什么？
在《幽恨》一场中，李慧娘在一阵哀叹之后唱道：
“忧的是灾黎苦，愁的是人间流离怨，
……咳，又怎扬得下人世的苦难！”
“俺要做一个南无观世音鬼菩萨，
救苦救难，害人的有你，救人的看俺！” 在《代跋》中，作者作了更清楚的解释，李慧娘是“同千古被压迫者同命运，共呼吸”的，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这样，原来不过是表现个人恩怨的李慧娘鬼魂形象，就被镀上了一层金，把她塑造成一个“千古被压迫者”的代表，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鬼菩萨”了。我们似乎看到，她站在云端之上，俯视“众生”，流露出无限的悲天悯人的同情。但是，她所念念不忘的，到底是些什么“众生”呢？孟超同志未敢明言，却用了许多同“正义”、“邪恶”一样的，诸如“灾黎”、“庶黎”、“人世”、“千古被压迫者”、“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等等语意含糊、界限不清的词汇，这些究竟何所指呢？
我们知道，“千古”之中，各个阶级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不相同的，根本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千古被压迫者”。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居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工农群众，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作了主人，再受不到“人世的苦难”了，再没有什么“灾黎苦”、“流离怨”之类的命运了。因此，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鬼菩萨来和大家共什么命运，同什么呼吸，救什么苦难。在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里，居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只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只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心怀不满，坚决不愿改造自己的人；只有他们才会以“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自命，只有他们才会从悲观绝望中渴望出现这位鬼菩萨一样的“救世主”带领他们、激励他们进行阶级复仇的斗争。因此，这里说的“千古被压迫者”，在今天实际上只能是指那些刚被我们赶下历史舞台的压迫者；这里说的“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实际上只能是指那些曾经迫使工农群众生活于苦难泥涂的人。作者通过李慧娘的嘴，一开场就哀叹：“家室破败风沾絮，身世凄凉雨打萍”，这与其说是锦衣玉食的李夫人的感情，毋宁说更象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感情。不管孟超同志愿意不愿意，从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感情，是同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思想感情沆瀣一气、完全合拍的，是反映了反动阶级的思想感情的。这也不奇怪，因为不管作者自觉不自觉，一切作品所表现和宣扬的思想感情，总是或者有利于这个社会集团，或者有利于那个社会集团，超然中立的现象是不存在的。
既然《李慧娘》代表的是这些人的思想感情，它所能激励的“生人”也当然就是这些人，那么，激励他们去干什么呢？是不是要他们也去“死后”复仇呢？不是。作者和他所要激励的人都知道死后复仇是一种幻想，不过是“过屠门而大嚼”。戏里这种死后复仇的描写，只是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顽强抵抗，表现了剥削阶级至死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垂死挣扎的心情，表现了他们“死了也要复仇”的刻骨仇恨而已。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死；《救裴》中李慧娘不就是在劝告裴禹说“国事为重，性命为重，留得青山在，哪怕贼横行”吗？
真正的目的，作者所要激励“生人”去干的，不是死后的复仇，而是现实的斗争。作者在《代跋》中说：虽然“有人认为李慧娘……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茫，……无补于现实”，但他还是认为对李慧娘应当“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因为，李慧娘“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意思很清楚：李慧娘虽是空幻，但她的“正义”、“风操”是可以学习的。象李慧娘那样死后复仇是“无补于现实”，但如果以李慧娘为榜样，学习她的那种死不瞑目的复仇意志和激昂斗争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向那些使“我”们受“苦难”、受“压抑”的人进行斗争复仇，那就会有“补于现实”。
孟超同志在《李慧娘》中用历史传说题材和鬼魂形象所宣传的思想，在《代跋》中用曲折、隐晦、含糊的词句所表露的思想，剥开外皮，归根到底，简而言之，实际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中那些“阶级觉悟”较高，复仇心切的人在教育和鼓舞他们同一营垒中那些“后知后觉”和复仇意志不坚定的人，针对着党和社会主义，“激昂斗争”，奋起“复仇”。这就是全部问题症结所在。
据《代跋》，《李慧娘》的酝酿时期是一九五九年秋。这正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右倾、鼓干劲，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持续大跃进之时，正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轰轰烈烈地庆祝建国十周年之时；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时候。一九六○年春节，孟超同志完成初稿；一九六一年秋，首次上演；一九六二年春节作者写《代跋》。这几年中，正是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反华大合唱之时，也正是国内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他们鼠目寸光，看不到光明前途，只觉得生活苦了，心情灰暗，怨恨现实，觉得“苦日茫茫，正不知若何下场”；另一方面，却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要完蛋了，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复仇的机会到了，因而“瞅机缘，报仇冤”，从各条战线上向党发起了进攻。正在这个时候，《李慧娘》应运而生。作者还公然把它“比之金鼓雷鸣，壮三军而摧仇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擂起了《李慧娘》这面“金鼓”，究竟要壮什么“三军”，摧什么“仇虏”，不是清楚不过的事情吗？
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最近一次阶级斗争尖锐时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从以上几点分析，我们看到《李慧娘》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它不仅宣传了封建迷信思想，而且提倡鬼比人强，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它不仅渲染了阴暗消极的情绪，以瓦解我们的斗志，而且提倡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鼓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它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反动观点，还要用以去“教育”今天的人们，号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去进行复仇斗争。仅从这几点看来，《李慧娘》肯定地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告诉我们：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李慧娘》正是资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表现，正是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表现。
《李慧娘》这样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为什么竟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被发现，反而受到一片赞扬，听其散播恶劣影响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戏剧工作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没有学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作品的缘故。从对于《李慧娘》的赞扬到批判，我们可以吸取到很重要的教训。希望戏剧工作者能够认真记住这次教训，切切实实地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去，改造自己，积极参加戏剧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

（文中所引均出自剧本《李慧娘》及其《代跋》）


人民日报 196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