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19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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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就过：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⑴。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⑵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⑶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干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⑷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学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⑺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报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

　　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⑻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

　　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玉将相可以不去研实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⑼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⑽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踪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于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⑾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俩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⑿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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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页。

⑵《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⑸《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⑺《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⑻《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页。

⑽《〈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页。

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⑿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


《红旗》1965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