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范文澜的“史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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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的“史谏”

李新  百年潮 1998年第3期

　　1958年夏天，中国大陆上的几亿人民正如痴如狂地“大跃进”，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仅农村每亩地要高产若干万斤粮食，每个机关都要建立起小高炉，用土法大炼钢铁；而且在文化战线上，也要求人人写诗，个个作画，作家、教授都要订出一年内创作出无数作品的“跃进计划”来。
　　一天，我从人民大学(我家住在那里)回到近代史研究所(我工作的地方)。我立刻去看范老(文澜)，把人民大学的“跃进计划”给他看。那计划叫“十百千万亿”计划，就是要在一年内写出十大套书、一百本著作、一千篇论文、一万篇资料，字数达若干亿。这个计划用大红字印出，十分壮观。我故作兴奋地对范老说：“请看，多么宏伟的计划呀！”范老没有回答，连忙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来，对我说：“你看，我们范县的计划才叫宏伟呢，不用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范老是浙江绍兴人，抗战初期他在山东范县打过游击，所以故意把范县称作“我们范县”。山东范县地处黄河故道，到处是沙丘，只长灌木丛，穷得要命，比起江南的绍兴来，简直是天渊之别。但它却在当时“大跃进”热潮的影响下，制定出一个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范老指着一张规划图对我说：“他们只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粮食，据说通过深耕，高产的粮食多得很；另以三分之一的土地修筑道路和房屋；最后的三分之一土地都修成花园。你看，全县有多少个公园啊，真够美呀！”说罢，我们不禁大笑起来。
　　 尽管外面轰轰烈烈，范老还是在那里写他的书。那时他的《中国通史》正写到隋唐。
　　范老在隋朝那一章里，专门用很长的一节来写隋炀帝。这一节共分四目：第一目为“游玩”；第二日为“耀威”；第三目为“开边”；第四目为“侵略”。通过这四目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淋漓尽致，读后既令人愤慨，又发人深思。
　　在第二目“耀威”中写道：“隋炀帝令裴矩驻张掖掌管通商事务。……隋炀帝要夸耀隋朝声威，使裴矩利诱西域诸国入朝。……六一O年，西域诸国使者和商人齐集洛阳。隋炀帝于正月十五(夏历)夜间，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置设盛大的百戏场，为西域人演奏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人多至一万八千，声闻数十里，灯火光照耀同白昼，直到正月底才停演。西域人人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隋炀帝先令本市商人盛饰市容，广积珍货，商人服装华美，连卖菜人也用龙须席铺地，陈列蔬菜。西域人经过酒食店门前，店主邀请入座，醉饱出门；不取酬偿，告诉客人们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客人们不是痴人，口头上不免赞叹一番。市上树木，都用帛缠饰，有人指帛问道，隋朝也有赤身露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市上人无话可对。隋朝和西域通商，当然要双方有利，现在变成隋朝民众的大害。隋炀帝本人想求得声威，像丰都市缠树的帛那样，求得的只是西域人的讥笑。……”
　　当我们正在“大跃进”中吹嘘“吃饭不要钱”的时候，范文澜在他的书中，详实地写出了隋炀帝的骄奢，想求得声威，反而求得的只是西域人的讥笑。他在书文中明白地通过东市商人的口，向西域人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这对当时的“大跃进”岂不是当头棒喝！我看到这里，觉得很刺眼，因对范老说：“范老，你的书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你在这里写吃饭不要钱，而且是写隋炀帝，这样写好吗?”范老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就是要让他看嘛！我写酌都是事实，有凭有据，怕什么?”随后还补充了一句：“要让所有的领导人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丰富得很，应该以史为鉴嘛！”
　　毛泽东对范文澜是比较尊重的。在延安，毛主席看到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赞不绝口，还请范老吃了一顿便餐。范老讲“经学”，毛主席每讲都亲自去听。所以范老总想“以史为谏”，希望毛主席和中共的领导者们能“以史为鉴”。
　　毛主席后来是否看到范老的这一段书，不得而知。但陈毅是看到了的。秋天，我到北京医院看病，见陈毅在那里写大字，范老在一旁赞赏，陈毅笑道：“我的字写得真不错吗?范老，你见多识广，你看我写的是什么体?恐怕只能算‘陈体’吧。”随后说起范老写的书，陈毅说：“你那四卷书是不朽之作，可以传世的。你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活灵活现，写得太好了！隋文帝俭，隋炀帝奢，老子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当，儿子不几年就给糟踏光了。那样的皇帝，怎么能不亡国呢?”陈毅越说声音越大，越激昂，而且很愤慨，四周的病人都围过来听，极表同情。这一幕情景，我至今未忘。
　　尽管范文澜诚心诚意地进行“史谏”，尽管陈毅等中共领导懂得“以史为鉴”，但毛泽东当时显然并未“纳谏”。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更直率地献上他的谏书《万言书》时，毛泽东不仅没有纠正严重的“左”倾错误，反而在全党掀起反右倾斗争，把许多正直敢言的干部都打成“右倾机会主分子”。由于坚持“大跃进”，“吃饭不要钱”，“高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结果造成1958年冬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量增加。
　　范文澜的“史谏”虽然没有遭受到彭德怀那样悲惨的命运，但随后在史学界也开展了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把矛头指向范文澜和翦伯赞。
　　范文澜遭到批判，然而他的书正如陈毅所说，是会流传下去的，因为他写的是真史、信史。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坐冷板凳，认真搜集资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历史的真理，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有用，才能“以史为鉴”。而那些根据政治需要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人，总是要被人唾弃的。尽管他也会被别人和自己吹嘘为什么历史“大家”、“泰斗”，他的书在一个时期也会风行，但历史是最无情的，一等时过境迁，他的所谓著作，就是摆在书摊上，连二折三折也没有人要。正如鲁迅在李守常文集的序言中挖苦某些骗子的著作那样，真是，人未亡而书已亡，哀哉！
　　范文澜“史谏”虽未见效，但他治史的作风会同他的著作一样流传下去的。韩儒林曾把范文谰的作风归纳为一副联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认为一切历史工作者都应该学习范老的这种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