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范文澜的几个“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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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1997年第05期

　　范文澜治史，主张实事求是，求真求信，人们对他是非常敬仰和钦佩的。但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他也不能不表态。而这种表态，在今天看来，常常是错误的，因为那些运动本身就常常是错误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领导人的错误，不叫错误而叫“失误”。这大概是中国人为尊者、长者、亲者讳的传统吧。范文澜在延安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人们(包括毛主席)就已经称他为“范老”。对我说来，毫无疑问，他是我的尊者、长者和亲者，那么，对于他的错误，我也只能称之为“失误”了。

　　但是，不管叫错误也罢，失误也罢，既然有“误”，就该指出来，以免贻误他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指出范老的“失误”，也正符合他关于治史要求真求信的教导。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失误”。

　　(一)古为今用

　　五十年代，毛主席提出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古为今用”。范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即在历史学界讲“古为今用”的道理。他说：“我们中国的史学历来就有‘古为今用’的传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不是‘古为今用’的榜样吗？司马迁作《史记》，也是为了把历史作为今日以至后世的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的更为明确，就是为了让赵宋的子孙以历史为鉴，巩固其统治。我们今天学历史，写历史，也不能没有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古为今用”，就一般的以史为鉴的意义来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到后来被说成“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要按照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这样一来，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可能被改变了，还有什么真史、信史可言呢？范老说的要以新中国的长治久安为治史目的，实际上符合了按照政治需要写历史的要求，这与他一贯的治史方针即要写真史、信史的要求，是有矛盾的。

　　(二)外行领导内行

　　五十年代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范老为拥护毛主席的主张，就对科学界人士说：“科学是分门别类的，每个科学家只能是那一门类的内行，而对别的门类就是外行。因此，每个科学家都只能是一个‘小内行’。治国平天下是哪一门科学呢？哪一门也包括不了。它是一门大科学。因此，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是大科学家，也可以说他是‘大内行’。因此，说党对科学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说，党对科学的领导(无论是对哪一门科学)，都是‘大内行’领导‘小内行’。”据说，当时科学界对范老的解释，大多数人都很信服，认为范老讲出了一个“道理”。今天看来，范老的“道理”也是“强词夺理”。领导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按照那一门科学本身的规律来领导，才能成功，外行来领导是不行的。党应该团结多方面的内行来进行领导，而不应该派一个不懂那一行的外行党员去领导，那样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条真理。

　　(三)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七十年代初，学部(中国科学院的社会科学部)在河南办了一个“五七干校”。黎澍和我在“干校”议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就认为“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提法，不全面，不准确，因而是错误的。至于说“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那就更站不住脚了。我们当时就感到很奇怪，毛主席并没有说过“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谁这么大胆，竟敢对毛主席的提法加以这么大的发挥呢？我说：“不管是谁发挥的，包括毛主席本人说的，都是错误的。颐和园的门口不是有篇解说词吗？说颐和园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不错，修建颐和园的是工人，但指挥修建的却是当时清政府的工部及其下属人员，而决定颐和园要修成什么样子，特别是最高处要修一个佛香阁的，只能是‘老佛爷’(西太后)，只有她才有这个权力。”

　　1972年我们回到北京后，黎澍在史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大家比较同意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综合动力”的提法(这也是黎澍首先提出来的)。为了搞清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谁提出来的，黎澍让他的研究生蒋大椿去查资料。蒋大椿查来查去，最后查出，作出这“一大发挥”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都最尊敬的范老。原来是毛主席批评戏剧舞台上尽演帝王将相而没有把劳动人民作为主人，范老于是把舞台上的主人引申为历史上的主人。其实，劳动人民本来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人，因此，在舞台上也不可能成为主人。《国际歌》中唱道：“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可见要做主人还是将来的事，怎么能说人民已经是“历史的主人”呢？《国际歌》的词曲都很好，瞿秋白原来翻译得较好，较准确，后来越改错误越多。我和黎澍在“干校”时，准备让外国文学所把各国的译文写出来和中文对照，重新译出一个较好的歌词来。可惜“干校”结束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上面，我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范老的“失误”。我希望大家都来做这件事情，把范老的“失误”通通指出来，以免后人由他的“误指”走人他的“误区”。这样做，并无损于范老，而是对他的尊重，实行他的治史方针，写信史、真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范老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亲口对蔡尚思和我说过，写历史绝不可以“曲学阿世”。因此，我们这样做，证明我们是他的忠实信徒，而不是他的不肖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