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新平：朱成昭的异端思想形成与传播过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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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昭的异端思想形成与传播过程考

蔡新平

　　宋永毅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版）中，在“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重要文献
”中收集了反映朱成昭思想的几篇文章。本专题根据校友回忆录的资料有新的补充。田春
林、伏庆是、王大宾、张华府、梅建明、蔡新平、聂树人等人的回忆录中都有涉及。从时
间上看，转变的关键时期发生在６６年１０月到６７年１月。本文根据已查到的不同人有
时间记载的回忆，先按时间顺序将朱成昭的言论形成和传播过程做一个梳理。这个梳理可
以概略了解朱成昭或朱成昭集团反中央文革的思想形成的过程，同时可以澄清一些没有依
据的臆测，解除一些陈年的误会。如谁谁告密，谁谁出卖等。如梅建明的回忆中直指王大
宾告密，有时也指二团向中央举报，认为丛中笑战斗队是二团的；王大宾在回忆中说是二
团录音记录后向中央报告；聂树人几十年死咬二团不放，在各种文章中信口雌黄的都要捎
上一句，二团告密导致朱成昭垮台，二团逼死了杨雨中等，尽管他什么依据也没有；也有
说是陶世龙老师联合清华的举报了朱成昭。田春林却直接说就是我协助张海涛向肖力举报
了朱成昭。狗咬尾巴团团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整理各位校友的回忆录中，逐渐发现
这笔糊涂账到了可以也应当解开的时候了。我以现在看到的不同个人的回忆录为依据，逐
层按时间顺序，通过比较和逻辑分析，找出最可能的答案。

　　我根据现有的资料，尽可能按时间顺序来追索朱成昭的思想的演化和传播过程。

◇　６６年８－１０月期间的朱成昭早期的思想和后来的演化

　　蔡新平、伏庆是回忆录中记载：

▲　（摘自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我认为朱成昭还有他自己更深的想
法，在一进地质部前就对我们说过，一进地质部后就更进了一步。听他的那些想法，按现
在的说法就是令脑洞大开，因此印象很深。他说：中央有三根线，边说边拿了三根筷子比
划，一根是毛泽东为首的在中间立着，一根是刘少奇为首的，上左下右，一根是周恩来的
，上右下左。工作队是刘少奇指示，周恩来派遣，刘少奇的路线是通过周恩来派出的各部
委工作队来执行的，要揭开中央的盖子，就得通过攻打各部委的工作队，往上揪。他这个
思想成了发动二进地质部行动的理论指导，已经不再局限于批工作队了，把造反派的行动
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这套思想现在看当然很肤浅，但在当时却让我们感到很有“
深度”，眼光已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单纯。这个思想显然不会是肖力给灌输的，在我们串联
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时，在不同场合，他就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别说那时还不
认识肖力，就算认识，肖力那个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我也怀疑。到了三进地质部，朱
成昭胃口就更大了，口气也就更大了，就有了野心。他要在地质部安装几百部电话（交换
机），要指挥全国。在占领地质部后，主要领导办公室都被“东方红”的人占领，部长们
的红电话也在他们控制之下。有人开玩笑说“你可以当地质部长了”，他说“颜宽就行”
。颜宽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是朱成昭的老乡，也是“东方红”最早发起串联的人之一，他
紧跟朱成昭，但因出身资本家，朱没有给他封什么官。他说颜宽就有资格当部长，可见部
长地位已不在他眼里。他在接触叶向真之后，思想就开始“右倾”，由左向右急转，与中
央文革的思想格格不入，已开始分道扬镳。

　　伏庆是在回忆朱成昭“闭门思过”后也有一个关于“三条线”的说法，而且更为奇特
，变得更具体更形象：

▲　（摘自伏庆是回忆录《朱成昭》）朱成昭在西三楼３２７房间“闭门思过”。房门上
贴着“本人闭门思过，恕不接待来访”的字条。这当然是摆摆样子的，其实天天有人去看
他。我是常去看他的人之一，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常到他那儿去，但我与他们很少碰面，只
记得黄瑞华给朱送过方便面。那时方便面还很稀罕，所以我有印象。我到此时才见到叶向
真，之前没见过。叶面色苍白，眼睛很大，身材瘦长，我和朱成昭讲话时，她像猫一样蜷
着身子斜躺在床上，从不插话。

　　在这段时间里，朱成昭对我说了很多话，但并不系统，陆陆续续说的。他说他与戚本
禹谈了三四个小时，戚辩不过他，无法批驳他的观点，只能让他闭门思过。说叶帅与中央
文革小组的人争论，拍桌子把手指都折断了。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
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
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
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
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
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他对我说，如今
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开玩笑说，我说“毛
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三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他说
那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

　　自１９６６年７月我认识朱成昭后，发觉他总能把一些问题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
分析讲述，而且他目标清晰、行动果断、意志坚定、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正因如此，中
央文革才树起了地院东方红这面旗帜。“东方红”很早就掌控了地院，不像其他一些学校
那样分裂成多种派别，武斗不断，地院因此保持了相对稳定。“东方红”不主张批斗“牛
鬼蛇神”，客观上保护了一批“老运动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学校里很多人对
朱成昭怀有好感，有的甚至怀有感激之情。在对待中央文革的问题上，我虽然赞同他的一
些观点，但并不希望他同中央文革对抗，惹祸上身。我希望他向中央文革服一下软，认真
作个检讨，这样我们大家就还可以在一起干。

　　比较朱成昭早期和晚期的“三条线”理论，可以看出朱成昭从文革一开始就在琢磨中
央最高层的矛盾，到６６年１０月后思想有了新发展，“三条线”理论深度和内容上都发
生了变化。朱成昭的行为表现，朱成昭是有独立思考的“造反者”，他琢磨最高层矛盾并
不是要投机，也从不简单接受来自各方的“灌输”，虽然也在努力窥测领导意图，但更多
的是在用自己脑子在思考。他从来都不会言听计从，更不是驯服工具，再加狂傲自负的倔
强性格，在毛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是其内在的因素。外在的
因素只有通过他内在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根据敖本立的回忆，朱成昭在中央文革召集的
“红楼会议”上，连续三天（１９６６。９。１８－９。２０），就已经与叶向真同进同出。
这以后与肖力越来越疏远。田春林回忆，大约在６７年的初，当他劝朱成昭说，正是因为
肖力的指点我们才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肖力是谁，肖力是主席的女儿。朱成昭勃然大怒
，猛一下站起来，脸色通红，说：“田春林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提肖力！”到此时他几乎要
与肖力绝交了，这也意味作他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看法已经放生巨大变化。

▲　６６年１２月初，梅建明回忆：我１２月初回到北京，朱成昭见了我就问：“你对文
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我说老干部们检查已差不多了，不该在没完没了地整下去。应该
放过他们了，不能再抓住不放。我跟朱成昭发了一大通牢骚。朱成昭说：“现在有必要让
总部的人痛痛快快的发表意见，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是不是不要在这样搞
下去了？我汇总后要跟中央文革谈一次。”这其后发生了抓彭德怀的事。朱成昭的让大家
谈文革的会后来于６７年初才在我家召开。（参见本文第二篇梅建明回忆录）

▲　６７年１月初，王大宾回忆：１９６７年元旦，我就到北医三院检查身体，接着就被
安排住院治疗。当时地院东方红开展内部整风。一天下午，７１６４１班的吴坤正、包根
源、古宝琳来医院看我。谈到东方红整风情况时吴坤正说他同其它联队的主耍骨干，参加
了朱成昭召开的一个分析文革运动形势的内部会讥。朱成昭在这个会上谈了他对当时文革
运动形势的看法。（注，这很可能就是朱的对形势的五大观点，时间是１月１８号，是梅
建明家第一次“黑会”后的成果）。朱成昭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心。中央文革叫
干啥就干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打倒另一个。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老干部被打倒
的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
会犯打击一大片的左的错误？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现在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
有问题？符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真有那么多坏人吗？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的吗，
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朱成昭要大家多分析、多思考。可见第一次会议王大宾没
有参加。

▲　１９６７年１月中上旬（来自梅建明回忆，但没有准确时间）

◇　铁了心，跟中央文革对着干（《７８９集中营》梅建明回忆录中的标题）

　　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召开会议了，叶向真也在场：叶向真、王大宾、朱成昭、蒋良
朴还有我和杜金山，这都是核心人物，在我家里开会。我家的地盘大，秘密会议，对当前
形势提出了几点看法，我们都纷纷提了意见。我提了几条，一个是认为运动搞过头了，运
动扩大化了。我说这个群众运动好像不太像群众运动了。结果他们说：“是不是运动群众
啊？”我说：“对，对，这个词用的很恰当。”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比如江青在粮
食系统讲了一个话，到处印发，其它的地方都照着去做。农业口点了那个部长，比如陈万
年（陈漫远？——编注）的什么不好，于是农业口的人就攻他，别的口的人也跑去攻他。
这玩意，你了解情况吗？你根本不了解情况，你听了点儿就胡说八道。我认为这根本不是
群众运动，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昭就说：“是不是运动群众啊？”我说：“是，是
。”于是就定了一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

　　那时候是秘密的。因为在我们没有商量好之前，如果这个东西透露出去的话，可能会
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说我们就要倒霉。其实在这之前，大家对中央文革都有看法
。但是前面反中央文革的人，像李洪山呀这些人都被抓起来了。所以我们都是发过誓的，
说：“你怕不怕坐牢？”“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当然对我们来说，没
这第三条了，前两条得有啊，都是发了誓的。才可以进入这个圈子来讨论这个问题。不怕
坐牢才能进去开这种会呢。所以大家都是铁了心的，要跟中央文革干到底的。

　　讨论了以后，归纳起来有八大条：第一，是群众运动问题；第二，是首长讲话不应该
乱发。这些讲话都是有针对性的，只能适用于某一段，某一个部份，乱用的话要出问题的
；第三个，是对老干部问题。这些人都是功勋卓著的、久经杀场的战将，为我们新中国立
下了汗马功劳。即便有这种或者那种错误的话，进行批判都就可以了，不要把人往死里整
呀。接着就难听了，说有的人是不是别有用心啊，把他们整倒了自己好上去啊？这就涉及
到中央文革那帮野心家了。还有对联动问题；第四条，往死里整人家。还有那个就是彭德
怀问题。还有什么呀？一共八条。这八条观点后来以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批斗朱成昭，
让朱成昭做检查，朱成昭干脆就把这八大观点给念出来了。他一整理啊，就更厉害了。因
为我们都是个人的，你发表一条，他发表一条。他一归纳就非常系统、非常全面，而且是
论据非常的确凿。可惜那份大字报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底稿或记录，要是找到了，那才精
彩呢！

　　我父亲是支持我们。就是当时我们要开会，要到家里开会。我就跟我父亲说：“我们
同学要到这儿聚一聚，要讨论一下目前的形势。”我父亲就说：“你们要当心一点儿，不
要做太过激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我就跟他提出来，我们有一个同学，住在医院里，
需要用你的车去接一下。当时我们住地下室，王大宾住的时间长一点儿受到放射性的影响
，身体弱一点儿，有点儿半瘫痪，所以他在北医三院治疗呢。要把他接来，用用车。我说
叶向真会开车，要让她去接一下行不行？他说：“那我就睁一只闭一只眼吧，只要你能开
得去再开回来，别出事就行。”车其实已经封了，司机把点火的那个分线器都拆了，叶向
真找了个司机来，给接上，车里还有油就开出去了。

　　我们第二次开会（注：原录音记录梅建明原话第二次黑会是６７年５月份后召开，《
７８９集中营》成书后将时间提到一月初。有的地方又说是第二次黑会是６６年２月３号
，这显然不对，因为２月４号（东方红报的红色尖兵文章记载是２月５号）朱成昭就已经
公开亮相了，以检查为名抛出了他系统的八大观点，光写这篇洒洒万言的长文也得好几天
。２月３号也最多是再次讨论这个第二天的发言稿。）就是决定怎么办了。是和中央文革
公开亮出来对着干呢，写大字报呢？还是请中央文革派人我们先内部交流？如果中央文革
可以让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了。当时我就主张，没有什么好谈的，
谈了反而挨整，还不如干脆就亮出来，反正也是挨整。由于我们有这些观点，我这个人又
是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所以，就到处散布。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我回到学校，我们
班同学把我围住了，问我当前形势如何，于是我就把我们座谈的一些内容讲了一番。（注
：根据前后文的分析，梅建明回宿舍散布的是１月１８号的内部形势分析，也就是吴坤正
等人去医院向王大宾报告的内容）我刚到外面处理事情三个钟头不到，因为天黑我回不了
家，回到宿舍，在我自己的床上睡了。睡觉的时候，门缝儿里塞进一份东西，我一看，是
一个战斗队写的小报，很厚一沓子。我一看，全篇都是我的“反动”言论，署名是丛中笑
。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学校二团干的（丛中笑当时是亲朱派的，在朱派核心的近外围，与
二团没有联系，但后来观点发生转变，戚本禹３月４号接见地院东方红时还问到：“你们
经常给红旗杂志社送材料的是谁？（林嘉康，是我们“丛中笑”，我们二人指吴清远”）
。这时我一下就明白了，就是说中央文革对我们学校早有控制，鼓励我们起来造反的时候
是他们，一旦我们造反有功劳了，掌握了大权以后，如果你不听他的控制，他就要继续派
一些谍报人员。他的谍报是谁呢，就是我们内部的反对派。就是说大家都是造反派，对工
作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以后的问题毕竟会有分歧的，我们最早造反出来的老东方红
里，有一些和我们的意见不一致者，这些不一致的人就组织了个二团，第二团体。这个二
团也正是中央文革在同时指使的，就是要他们在暗地里搜罗我们的言论行动和一些活动的
情况。（注：只算是一种臆测）

◇　我们被出卖了（《７８９集中营》梅建明回忆录采用的标题）

　　后来，王大宾害怕了。王大宾说：“我们最好还是先接触一下中央文革，希望他们派
代表来洽谈一回。”于是，就打了报告，给中央文革提出要求，要派个代表来听我们的汇
报。

　　当时就派了阎长贵。我们在地质部联络站的时候，他跑到地质部来，在会议室里听了
我们这几个人对他发表了一通我们的观点。这时候八大观点公开亮相就在这儿，让中央文
革知道这些。

　　结果阎长贵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表态就是说我们是一派胡言，纯属是反动言论。就
把我们惹恼了。惹恼了之后，我们说既然是这样，还不如公开论战呢！咱们就写大字报吧
，这个时候呢，王大宾害怕了，就跑到中央文革去告状去了。（注：可以判断，以上全部
内容，应当是梅建明家第二次“黑会”的过程和前后情况，时间在陈伯达批示之前。他们
的主要观点已事先自己报告给中央文革了，不存在王大宾告密、丛中笑告密、二团告密等
事情。而且已经知道中央文革的态度，所以随后陈伯达的批示朱成昭满不在乎，自己给公
开了。）

▲　１９６７年１月期间，田春林回忆录记载：１９６７年的元月份，外出串联的同学陆
续返校，朱成昭等人也从地质部撤回学校住在三层最东边一间教师宿舍内，我把它叫东方
红的“上书房”，是朱头的卧室兼会客室，除去学院内部的人进出之外，每天进出的还有
校外一些中学生联动分子，来得最多的是叶向真。叶向真是否到来有一个明显标志，就是
她有一辆灰色伏尔加轿车代步，只要楼下停一辆灰色伏尔加，她一准在朱头那。有时一停
就是大半夜。朱头这时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不再过问学校
运动和东方红的具体事务，张海涛也到他那里去交谈过，发现他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
革都进行攻击和不满，我也将到军事科学院外调，叶向真冲击军事科学院档案室，叶向真
在中戏文革中的表现等情况说给张听，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朱成昭由于自己的
父亲受到冲击和叶向真对他灌输的中央高层的斗争情况，朱成昭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自己
的反面，发展下去很危险。

　　有一天，张海涛对我说，准备给肖力写一封信，反映朱成昭近来思想的变化情况，引
起肖力的注意，我们这些人的话他听不进去，中央文革、肖力的话他不敢不听吧？过了几
天信写好后，张海涛找到我，把这封信的全文读给我听，信的标题是《关于朱成昭近期思
想变化的汇报信》，全文大意是：

　　朱成昭近期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在一次和我的深入谈话中，他想
当然的认为中央高层现在存在三种政治势力，第一是毛林为首的文革势力，周总理为了保
自己是紧跟毛林的。毛要依靠林对军队的控制打倒第二种势力刘邓。第三种势力是以康生
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势力。康生是有野心的，他现在依附于毛林的主流势力，利用毛打
倒刘邓的心理将他推向极端，使毛走向反面失去民心和军队的支持，从而夺权。他说外国
就有这样政变的例子。当然也有可能毛在达到打倒刘邓的目的以后为了收拾局面，消除广
大干部和军队的怨气，把文革派和康生抛出来作替罪羊。因此他认为造反派别看现在闹得
欢，终究会和中央文革一样被抛出来当替罪羊。最后掌权的还是保守派和枪杆子。因此他
在行动上由原来反联动到和联动打得火热，并把宝押在所谓枪杆子上。

　　尤其是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月风暴被群众揪出来受到冲击以后，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经常对群众运动发牢骚，散布对运动攻击和
不满的言论，他放言说就是坐牢也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他甚至放肆攻击中央首长，中央
首长的接见也拒绝参加。他与那些被处理过的中学联动交往密切，这些人经常出入他的房
间，他与中央戏剧学院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叶向真关系密切，两人经常闭
门长谈，甚至彻夜密谈，叶向真的影响是他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两人关系很不正常。这
些人还可能有经济问题，生活腐化，几乎每天下馆子大吃大喝，高级香烟不离手。

　　张海涛的信最后说：我们写这封信主要目的是希望肖力同志和中央文革首长对朱成昭
的情况引起注意，能够批评他，警告他，使他能够幡然醒悟，悬崖勒马，改正错误，继续
带领地质东方红这支队伍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信的落款署名是“地质东方红红教联张海涛”。

　　……

　　过了几天，在一次人民大会堂的首长接见会上，我见到了肖力，把张海涛的信交给了
她。……

　　从肖力接到张海涛的信以后的情况来看，我估计张信肯定已引起肖力的高度注意。当
然也不排除她从其它渠道了解朱成昭的思想动向，比方微服私访，来校看大字报，因为对
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动向，当时地院的“杀猪（朱）派”在大字报上已有所反映，或者也
有人写信反映了朱的问题。不久，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传达
了陈伯达对朱成昭问题的批示……。

▲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宫保军回忆录：“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我参加了在大饭
厅召开的一个全院东方红的会议。会上，有人揭发，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朱成昭等反对中央
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当时怒不可遏，没有调查研究就走上台去，作了一个表态
性发言。结尾是：“东方红不能忘记过去，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我的这个即席讲话
，切入了广大东方红战士的心田。在此后的第三天，东方红核心组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
展内部整风。会上，经过民主协商，大家推选，我被公举为院“东方红整风勤务组组长”
。

　　根据整风勤务组的建议，１月２３日，地质学院《东方红报》上全文登载了毛主席１
９２９年１２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并且加上了编者的话。其中说“随着
斗争的胜利，少数派、在野派变成了掌权派。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在艰苫斗争时期不易表
露出来的种种错误思想，在适当气候下，开始冒尖或者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什么单纯军事
观点，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左派队伍内
部存在着这一系列错误的思想。当时红四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
方法，在今天，对我们东方红公社的现状，同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宫保军这段回忆可以肯定，朱成昭的反中央文革的一些言论已经有较大范围的扩
散，所以宫保军说“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朱成昭等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
当时怒不可遏”，因为他的高度政治正确的义愤填膺的发言，被选为东方红总部的整风领
导小组组长。在总部近乎瘫痪的情况下，整风领导小组拥有实权，可以召开各种会议。如
检讨会，批判会等。

▲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东方红报》第６９期发表红色尖兵等战斗队的批判朱成昭
的文章写道：一月十八日朱成昭作的形势分析报告中，就提出了反动的五大政治观点：（
一）大串联过早了，（二）整风军训有害无利，（三）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条件不成熟
，（四）中央文革抓人抓多了，联动不错，可能是左派，（五）中央文革运动群众。

▲　聂树人回忆录：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宫保军为首的领导小组认为，朱成昭必须对此做出交代和检
查（宫保军面告）。他将整风小组的决定告诉了朱成昭。１月１８日，朱成昭在全院大会
上，就他的错误做检查。朱成昭在检查之余，也将他的忧虑说了出来。若干年后，有人将
朱成昭的看法和疑问总结出五条，称为“反动的五大政治观点”。（显然不是“若干年后
”，而是６７年的当时就是这样，不是检查，而是做的“形势分析报告”，当年的东方红
报比聂树人的回忆更准确。而且宫保军回忆录中也没有１月１８号朱成昭作检查会的记载
。因此朱成昭的“形势分析报告”实际应当是一个内部报告，而不是一个公开检查。）

▲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左右，王大宾回忆：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家知道
文革运动群众组织中，有什么能保住秘密的“内部会议”吗？大概是中午，吴坤正、古宝
琳等人非常着急地跑到三医院找我，说：不好了，东方红内部出大事了。朱成昭在我们内
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不知被谁传出去了。勘探系二年级的周××、林××，还有广播台的
杨××等人，以“丛中笑”战斗队的名字贴出大字报，揭发总部朱成昭等头头有攻击和反
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论。“丛中笑”的大字报，立刻被“二团”的周永璋、蔡新平他们抓
住了，攻击朱成昭和东方红总部头头炮打中央文革，要彻底揭发批判。东方红内部都不知
情，都乱起来了。（注：这应当是梅建明家第二次黑会内容让中央文革知道了，时间在１
月２０－２３之间。从戚本禹３月４号接见问话中可知，是丛中笑自己递的材料）

▲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宫保军回忆录：根据整风勤务组的建议，１月２３日，地质
学院《东方红报》上全文登载了毛主席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并且加上了编者的话。其中说“随着斗争的胜利，少数派、在野派变成了掌权派。在
新的革命形势下，在艰苫斗争时期不易表露出来的种种错误思想，在适当气候下，开始冒
尖或者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什么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山头主
义，风头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左派队伍内部存在着这一系列错误的思想。”，“当时红四
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在今天，对我们东方红公社的现状
，同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整风，很明确，实际上就是冲着朱成昭去的。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传达中央文
革组长陈伯达，应是在收阅告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状的材料后，１月２３日写给朱成昭个
人的一封信。在地院朱成昭住的屋子内，只有朱成昭一个人在的情况下，王广宇向他宣读
了陈伯达这封有一两百字的短信，主要的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
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的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
掉到茅厕里去了，变成了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王广宇来地院，向朱
成昭个人传达的陈伯达的短信，我是两天后才知道的，因我还在三医院住院。（可以合理
推测，陈伯达不会时隔好多天批条子，他“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应当就在１月２２或
２３号。也可以推测朱成昭的“黑会”不会晚于这个时间。）

▲　１９６７年元月２９日，王大宾回忆：面对东方红内部的批评意见和来自陈伯达中央
文革的批评，朱成昭在和蒋良朴、杨雨中共同发表“声明”。

　　共同声明表明他们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时说：“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是拥护中央文革
的正确领导，这是我们早已确定的信念。”这是核心的一句话，真实想法与潜台词是：过
往中央文革是正确的领导，我们当然拥护、执行、支持，如果现在中央文革是错误领导，
或领导有错误，我们当然不应当无条件接受，甚至应当坚决抵制。（王大宾回忆录）

　　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晚，面临很大压力。前面已述，朱成跖舆蒋良朴、杨雨中，于６
７年１月２９日发表了《关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朱成昭的“声
明”，并不能平息地院东方红内部已由此发生的分歧与激烈争论。郑文卿后来亿说：群众
批评了他，中央批评了他，他很不服气。于是我就对他说，既然你不服气，那就不如借检
查之名，将你的观点全盘端将出去，让大家评判。同时，以宫保军为首的东方红整风领导
小组，也要求朱成昭对反对中央文革问题作出交代和检查。这样，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晚
。朱成昭在地院大饭厅召关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朱成昭的”检查”当时
被二团的人偷偷地录音，今天宫保军还保存有这一“检查”的全文。（中国那时民间还没
便携式的录音设备，二团要录音也不可能做到偷偷的。实际上宫保军回忆录中记载是整风
领导小组让广播台做的录音。）

◇　应有的逻辑结果

　　从以上资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推测：朱成昭在一月中上旬，他与中央文革对立的
一套思想已经逐步成型，而且在他和他周围的亲信中也不避讳散布他的设想。在这种情况
下朱成昭认为有必要在核心层开会统一思想，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们的两次“黑会
”应当都是在一月份召开的，一次在月初，一次在２０号左右。吴坤正惊慌失措的两次去
王大宾住院的地方去报告，头次是知道了第一次“黑会”内容，很不安，王大宾给予了安
慰。第二次是应当是第二次“黑会”后，得知“黑会”内容，而且得知已经泄密了，再次
去报告。王大宾不惊恐，因为他自己就参加了，而且也知道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是他们
自己在第二次“黑会”上决定向中央文革汇报的，他们就是想让中央文革知道他们的意见
和想法。阎长贵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而且当场就表态批评了他们。伏庆是和田春林都提到，
朱成昭说他与戚本禹辩论，戚本禹辩不过他，虽没有说这个辩论是什么时间（但可肯定是
在他下台前），在什么场合，但至少说明，他对自己的这套思想根本没有打算保密，因此
也就无所谓告密。整个一月份是多事之秋，起初他们议论开会都没有保密思想，梅建明开
完会后自己马上就对外讲了。他不会去给对立面讲，能听他吹牛捭阖的应当还是他信得过
的，至少是倾向朱成昭的。但有的人听到后就大为惊吓，不敢苟同，因为当时一般群众中
能够跟上他们如此激进的思想的毕竟是少数，要举报他这些言论也很正常。梅建明指出了
丛中笑。丛中笑战斗队与二团没有来往，他们是亲朱派，后来发生了分化，其中有人进入
了二团的圈子。这都比较靠后了，应当在６６年４月下旬之后。二团的大字报出笼时间是
在６６年８月初，朱成昭已经从广州回来了，不久就有朱成昭的第二次公开检查。一月２
３号陈伯达批示下来前，这期间即有丛中笑的举报，也有张海涛的举报，谁先谁后已经不
重要。应当说，朱成昭们的活动中央文革已“了如指掌”，但没有最后摊牌。最后摊牌是
第二次黑会后朱成昭决定直接找中央文革谈。阎长贵听后当场就批评了他们。谈完后陈伯
达的那几句话就是告诉朱成昭我们已经接招了，你是否还想继续玩下去。玩下去，茅坑等
着你。朱成昭对陈伯达批示泰然自若。将陈伯达给他个人的批示公开亮出来，这意思也很
明白，我要和你们玩下去。可以说，这个后果朱成昭已经有了准备。举报也好，“告密”
也好，这都不是朱成昭垮台的本质原因，没有举报，没有“告密”，他这套思想就闷在肚
里？这怎么可能，他就是要挑战中央文革。没有举报、没有“告密”，他也会用其他形式
将其公开，其结果会更为惨烈。这中间王大宾也好、丛中笑也好，张海涛也好，都不算告
密，没有个人的道德问题。二团那时还根本就没有获得这些“机密”信息的渠道。二团也
举报了，他们公开贴了大字报，都到８月份了，这已和中央文是否知晓没有任何关系了。
二团的目的是想让地院广大吃瓜的群众都知内情，这是他们用反朱争取群群众的的一个手
段。

□　原载张运钧、李颖编《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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