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姚文元的四篇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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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的四篇代表作

金春明

党史文苑 2014年5期


“四人帮”中写大批判文章最多的是姚文元，是声名远扬的以笔杀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金棍子”。下边就是姚文元在 “文化大革命”前期起了重要作用的四篇代表作。

《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
第一篇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大批判代表作，使35岁的高中毕业生姚文元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大理论家”。

这篇大批判文章有什么特点呢？概言之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混淆时间顺序，以便以“现实阶级斗争”找寻依据，无限上纲，硬给作者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姚文元要害之笔在文章的结尾。他说：“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要求 ‘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退田’、‘平冤狱’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结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对于姚文的谬谈，已有很多人作过详细批判，这里不再重复。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姚文元为强加人罪，连起码的时间顺序的逻辑也不顾了。吴晗写《海瑞罢官》剧本是从1959年秋酝酿起草，七易其稿，到1960年底才定稿。原名《海瑞》，后接受老友蔡希陶的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姚文元也承认是发生在1961年之后，那么，以前写的剧本怎么能成为写成后才发生的 “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呢？这真是荒唐的逻辑！

该文由于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的导火线，它的影响所及远远不只是学术界。

首先是株连古人海瑞及有关人等。由于 “海瑞罢官”宣扬的是明代的清官海瑞，所以凡是与海瑞有关的一切都遭了殃。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由于主演《海瑞罢官》遭批判污辱饮恨而亡，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由于主演《海瑞上疏》受尽凌辱含冤死去，所有写过有关海瑞的文章、故事以至连环画一类作品的一干人等无一幸免，甚至已经死去近400年的海瑞本人葬于海南故乡琼山的坟墓也遭红卫兵破坏无遗。

其次是株连到所有表态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人。姚文发表后，张春桥故设圈套，让《文汇报》开辟专栏，展开所谓学术争鸣；同时邀请在沪的著名专家学者座谈，“引蛇出洞”。结果又使一大批人上当。像上海著名历史教授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均遭批判，有的还被迫害致死。甚至连给上海《文汇报》写过信的一般读者，张春桥也一个都不放过。3000多封读者来信被逐一转到来信作者的所在单位，使这些人也都蒙受了各种灾难。

再次，扩大范围，无限株连。凡是讲述中国历史上类似清官故事的文章著述，一律都与 “为彭德怀翻案”联系起来，被戴上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牵入一场空前的大文字狱中。

“金棍子”疯狂制造“三家村”冤案
第二篇是《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此文发表于1966年5月10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人民日报》等报刊都作了转载。这篇文章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发表是为配合中央正在召开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打倒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而作炮火攻击的。当然，也是同5月8日发表于《解放军报》上的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南北呼应、互相配合的。

由于这时全国已经是硝烟弥漫、乌云滚滚，所以姚文元也就脱去了第一篇文章中那种可怜的一点点学术伪装，赤膊上阵，不加任何掩饰地抡棍猛打。文章一开头就指名道姓、棍帽齐下：“《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 ‘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 ‘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就这样，在报刊上写了几篇杂文，就变成了当时属于头等罪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弥天大罪。

文章结尾发出煽动性号召：“彻底挖掉 ‘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 ‘三家村’的流毒”，“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这里已十分明白地暗示，批判 “三家村”绝不只是要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而是要摧毁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这个 “大黑店”。文章还说： “不管是 ‘大师’，是 ‘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三家村”冤案的直接后果是邓拓自杀，以死相抗。吴晗冤死狱中，他的夫人袁震被折磨而死，女儿吴小彦也被捕惨死，一家四口只剩吴彰一个小男孩。廖沫沙在狱中受尽折磨，终于看到 “四人帮”倒台，得以重见天日。至于全国因“三家村”而遭株连的各色人等，难以计数。

挖“黑线”，周扬等文艺界前辈被害
第三篇是《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转载于全国各大报。这篇文章以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所谓 “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周扬为靶子，直接目标是贯彻江青挖 “文艺黑线”的方针，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文艺工作，也否定了30年代的左翼文艺和延安文艺的巨大成果。而在客观上更广泛的意义，则是配合全国全面夺权，为造反派夺取党政财文大权制造理论依据。

为此，姚文元在一开头就把批判周扬的意义估计得十分重大。文章说：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可见，姚文元的口气非常大，野心也不小。

那么，他如何评价周扬这位理论文艺界的前辈和权威呢？他说：“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断章取义、篡改历史的所谓分析批判。

姚文元是靠批《海瑞罢官》起家的，这里也没有忘记把周扬同演海瑞戏联系起来。他说：“1959年，他到处宣扬 ‘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 ‘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 ‘一盘棋’的指挥就是周扬。”

事实真相是，1959年在上海会议上首先提出要学习和发扬 “海瑞精神”的人是毛泽东，吴晗正是听到胡乔木传达的毛泽东指示，才应邀写关于海瑞的文章，以至写剧本的。周扬自然也是自以为是在宣扬毛主席的指示，哪里会想到竟成为姚文元笔下的反党合唱总指挥呢？

姚文元批周扬，并不是专打一个人，而是为了 “挖黑线”，打击文艺界的一大片。对这点，文章中并不隐讳。文章说：“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个黑线之内的人物。”这被点名的12个人可都是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中国文坛的名人，都是中国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可是，姚文元却一棍子把他们统统打入一个 “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他们都悲惨地倒在了姚文元的大棍之下。而且他们每个人倒下之后，都要株连一大批人。

万字长文攻击陶铸
第四篇是《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于1967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

陶铸革命资历很长，是既有战功又有政绩的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陶铸被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被称为 “第四号人物”。可是，因为不同意江青等人的做法，而遭到阴谋陷害，仅当4个月的常委，就被批斗关押，折磨致死。

陶铸从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出发，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本叫《思想·感情·文采》。两书出版后反映颇好。可是，在姚文元的笔下却被歪曲诬蔑而面目全非。不过，当姚文元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陶铸已经是阶下囚，只能听任姚棍子的任意敲打了。

姚文元是怎样对这位老革命家进行 “大批判”的呢？只举几个例子：

陶铸说：“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这有什么错呢？革命导师不是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要用一切办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吗？党的八大决议不是明确规定 “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 （指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吗？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说，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你没有讲 “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没有讲“依靠突出政治”，“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你就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 “所谓用 ‘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这么蛮不讲理的胡批乱扯之后，陶铸的正确主张就变成了 “反动透顶的 ‘机会主义’理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陶铸鼓励青年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认为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成名成家，就是歧视工农兵。他说： “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底层，永世不得翻身。”真是无理搅三分，充分反映了姚棍子的奇妙逻辑。

陶铸认为，“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方法论”，“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众所周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首先倡导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可是，姚棍子却歪批说：“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 ‘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 ‘共同’的特性。”

就是这么一种打着 “阶级分析”旗号的古怪不通的逻辑，今天看来只会引人发笑。不过也可以算做是 “四人帮”一伙搞的所谓革命大批判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