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关于《海瑞罢官》文章一组 19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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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了历史的《海瑞罢官》
史军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罗列了许多史料，证明《海瑞罢官》的创作是有历史根据的。他的错误只不过是把海瑞“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因而使读者和观众觉得海瑞是“为人民的”。吴晗同志的检查是极不诚实和极不深刻的，需要继续同他辩论，直至彻底分清是非。
这里，只从《海瑞罢官》颠倒历史这个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海瑞罢官》歪曲了阶级斗争的真象
在历史上，任何人物的活动都要受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制约，体现出他的阶级和倾向。历史剧既要典型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活动，当然就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中去描写。
海瑞在明代隆庆三、四年间（一五六九——一五七○）出任应天巡抚。那时，由于自嘉靖以来，江南农村中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鱼肉百姓，迫使大批农民四处逃亡。在他出任巡抚的这一年，苏、松、常、镇一带，潦涝成灾，饥民万千。这种情况一方面给封建政权的经济收入造成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人民的不断反抗。这就使海瑞这样较有远见的封建统治阶级官吏忧心忡忡。因此，他一到任就一方面强调训练兵丁，加强对农民的戒备。另一方面组织民工疏浚吴淞江和白茆河，以便“修复水利”，“赈济饥民”，“安戢民变”。面对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海瑞能够在他的职权之内，推行一些所谓“兴利除弊”的措施，正是农民阶级长期斗争产生的结果，就封建统治阶级来说，则是为了消弥日益高涨的农民反抗斗争。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却掩饰了当时江南阶级斗争的实际内容，在“自我批评”中还强调什么在苏、松“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地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这就把海瑞排除在和农民对立的阶级之外，把在阶级矛盾中处于剥削统治地位的海瑞，颠倒成为站在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农民阶级的立场上，为农民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英雄。他不仅模糊了“清官”海瑞的阶级实质，也抹煞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的这一历史发展中的基本事实。
尽管《海瑞罢官》描写了洪阿兰一家的苦难，可是吴晗同志既然抹杀了当时的基本矛盾，也就不可能提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只是要农民依靠“清官大老爷”“为民做主”。既然“清官”是解决矛盾的主导方面，在这出戏里的贫苦农民遭受迫害的情节，就成为戏剧冲突的一个背景，目的只是为了烘托农民“救星”海瑞。在《海瑞罢官》里出场的农民，都被作者写成是只会向“青天大老爷”叩头呼冤，只会说“感恩戴德”、“朝夕礼拜”一类话的驯顺的人物，这是不无原因的。
在封建社会，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农民阶级中会有些人对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清官”，存在着一定的幻想。但是做为一个阶级来说，农民长期处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会产生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行动。海瑞所处的时代，正是农民阶级积累着仇恨、酝酿着大规模反抗斗争的时候。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已经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海瑞离任后不久，松江的华亭，便有三县数万民众蜂涌而至，抄了恶霸地主董其昌的家①。这里的农民阶级，
哪里是象吴晗同志笔下那样一群消极无为的“群氓”呢？吴晗同志在这出戏中这样极力渲染当时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清官”的幻想，不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的那种认为“农民要求于贵族的仅仅是消灭滥用权力的现象，而不是消灭制度本身”②的错误观点的再现吗？

海瑞是“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了”吗？
《海瑞罢官》选择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来结构戏剧的主要矛盾冲突，并无不可。问题在于吴晗同志从根本上抹煞了历史上农民阶级的革命精神，并且错误地把“清官”海瑞描写成为站在农民立场为农民利益而斗争一生的英雄，因而在《海瑞罢官》里也就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歪曲了。
历史告诉我们：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由于不同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和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形势有不同的认识，因而对于如何维护与巩固王朝统治、如何制定和执行剥削农民的具体政策等方面，往往产生这样那样的分歧。特别是当一个王朝没落的时期，更是如此。在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内部的“反对派”人物，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抨击朝政，甚至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提出一些劝告和指责。这种斗争，有时是十分激烈的。海瑞就曾冒死直谏，向嘉靖皇帝上《治安疏》；并曾直言不讳地怒骂过名重一时的“党邪言官”；后来一旦荣任应天巡抚，更“以身为标”，搞了一套裁抑豪强的措施，因而受到攻击、弹劾，终于丢了官。但是，这种矛盾和斗争，在农民阶级的反抗面前，是没有多大积极意义的。相反，海瑞一直主张对起义的农民采取“杀伐抚绥，并举无遗”、“用兵安民，并行不悖”的反革命策略。在这里，吴晗同志称之为封建地主统治阶级“左派”的海瑞，已把自己的阶级立场剖白得十分清楚。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却对海瑞的反动立场曲为回护，掩饰了他和农民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农民对他极端信任，称之为“海父”“海青天”，奉之若神人。按照吴晗同志的描写，似乎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地主阶级的“右派”才是农民的压迫者，而地主阶级中的所谓“左派”却是农民的保护人，好象农民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个地主阶级“左派”能否得势。这样便把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当时对立阶级的矛盾的性质与界限，完全混淆了。


《海瑞罢官》把海瑞描写成一个超阶级的人物。他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又是被统治阶级的“救星”。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还坚持海瑞在巡抚任上推行的“退田”等措施，是“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了”。其实，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上，海瑞从来也没有触动封建政权的基础；恰恰相反，他正是忠心耿耿地维护封建政权。他勒令乡官退田，不过是按着“祖宗成法”，来“调停”一下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使封建统治得到巩固。在海瑞看来，“以下奉上”的剥削制度，是天经地义的，是不能动摇的。这里，根本不存在动摇地主专制政权政治基础的问题。海瑞如果真象吴晗同志所说的那样“撞在”这个政权的“政治基础”上了，那岂不成了反封建的革命英雄了！然而，这只是吴晗同志的一种臆造。

艺术虚构不能歪曲人物的历史命运
吴晗同志在戏里对海瑞这个人物的历史命运的描绘，也是违反历史真实的。这出戏竭力突出海瑞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意志”，煞费苦心地为这个戏设计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让罢官而去的海瑞在交革之际，还坚决地处死了恶霸徐瑛与贪官王明友，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其实，历史上的海瑞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性的人物。海瑞一方面和农民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受到当权派的反对，处处碰壁。在应天巡抚任内，虽然主观上想“竭尽心力，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但结果只干了九个月，便被弹劾下台。他在《被论自陈不职疏》里，就承认是个失败者。至于形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则决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而是在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交织的形势之下，他所自承的挽回明王朝颓败的任务，同他所能做到的极不相称。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却硬把海瑞写成一个英雄的形象，甚至还由幕后合唱“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作结尾，以渲染他的光荣与不朽。这种艺术上的“虚构”，正是表现了吴晗同志取消阶级分析，不从历史发展中观察人物命运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点。
当然，历史剧是允许艺术虚构的。但是无论如何，艺术虚构是为了更突出、更集中、更典型地表现历史时代的阶级关系和历史人物的阶级特征。吴晗同志创作《海瑞罢官》，却是主观地取舍历史素材，随心所欲地加以粉饰、夸大和捏造，把当时决非海瑞所能做得到的事情，硬加在他的身上。这便完全不是艺术虚构范围之内的事了，只能说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而有意识地歪曲历史真象。

颠倒历史的用意何在？
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剧也应该反映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多年前便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因此，需要把“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③。这正是革命的戏剧工作者的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而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非但没有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把过去历史上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正确地表现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反而狂热地美化和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海瑞，散布历史唯心主义的荒谬观点，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研究，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样，为写戏而写戏的戏剧创作，也是不存在的。历史剧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都是作者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观点出发，为了现实斗争中的某种政治目的而编写的。这一点，吴晗同志自己也并不否认。他曾经说过：“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谕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图等等，总不免夹杂一些糟粕，甚至对历史真实面貌有所歪曲。”④他还说：“剧作家从自己的观点、立场出发，这是不容怀疑的，因为谁都有他的立场观点。”⑤而在这篇“自我批评”中，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说他之编写《海瑞罢官》，“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竟“一点也没有想起过”自己说过不止一次的古为今用的话。这只能说明这篇“自我批评”是骗人的。那么，他写《海瑞罢官》不惜“对历史真实面貌有所歪曲”的目的何在呢？我们同意方求同志和姚文元同志就这个问题所作的揭露与分析。《海瑞罢官》出现在国际、国内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之中，与另外几出坏戏，形成一股逆流，不是什么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这正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映。资本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企图通过《海瑞罢官》“借尸还魂”；作者歌颂海瑞这样一个历史上所谓“敢于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人物，正是企图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反对派”树立一个历史上的榜样。《海瑞罢官》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复辟服务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①　《民抄董宦事实》。《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明武宗外记》第二一九——二五六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一册，第六十六页。
③　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逼上梁山》后写给作者的信。《人民戏剧》一九五○年第一号。
④　吴晗《论历史剧》。《文学评论》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⑤　吴晗《再谈历史剧》。《文汇报》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



《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

陆雨

有的同志说，海瑞的“退田”是为了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平冤狱”是模糊了农民的斗争意志，是强化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这两件事都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我愿意谈点不同的意见。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据历史记载，海瑞搞“退田”确有其事。官史也说他“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我们从“严厉”、“悉”、“或许”等字眼上可以看出，海瑞对这一斗争态度非常坚决，斗争的面也很广，采取的办法也比较灵活。海瑞文稿和其它记载都说，“退田”是为了“民产渐消”，制止“民产”流失到“官”的手里去。那末，海瑞的“退田”到底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呢？
海瑞说的“民”是指没有做过“官”的人，即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和商人。在海瑞的目光里，这些“民”虽然有一些田产，然而他们与那批有权有势的“官”和“绅”比起来就是“弱者”，官绅向他们要“投献”，他们就“莫敢不与”。所以海瑞要为他们打抱不平。我们得想一想，海瑞本人是明朝的“官”，却站在“民”的一边向“官”作斗争，这究竟是微不足道的事呢，还是难能可贵的事呢？试问，历史上能有几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官吏敢于这样做呢？


有的同志说，“退田”是骗人的把戏，徐阶本人不是也搞过“退田”吗？我认为徐阶搞的和海瑞搞的有许多重要的区别。徐阶是在景王朱圳死了以后才上奏一本，退了景王朱圳的田，这是轻而易举的；海瑞却是和徐阶经过了一场很久的坚决的无情的斗争，才使徐阶低头让步的。徐阶搞了“退田”，自己却占了更多的田，这说明徐阶的“退田”是企图捞一把政治资本，是“沽名钓誉”；海瑞却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这说明他是真正地为了“民”的利益。再者，徐阶搞退景王朱圳的田，还联系着当时宫廷、皇族夺权的倾轧；海瑞却没有夹杂其他目的，只是为了民产的流失。如果我们能结合他的其他政绩来考察，他的“退田”斗争确实是很叫人感动的。因此，徐阶和海瑞同样搞了退田，两者的价值却不能混为一谈。
虽然海瑞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但是这是不是就算巩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的利益呢？我的意见是否定的。
在明代后期土地大量兼并、阶级矛盾日趋严重的关头，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也非常不稳，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随时可能分化到农民一边去。海瑞搞“退田”也确是使他们最受其惠，但这一斗争可以引起别的受压迫、受剥削阶层人们的同情。特别是“退田”斗争的展开，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进一步看清官僚地主依仗权势占夺田产的罪恶本质。因此，海瑞这一坚决的措施，是可以引起广大农民对他好感的。
再者，由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没有权势，缺乏经济上的保障，所以他们在那时不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应该被当时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农民阶级看作是又有团结、又有限制的一定程度的联盟，可以结成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敌人——官僚地主和贪官污吏的统一战线，推翻封建独裁的朱姓王朝。在海瑞以后不久的李自成农民革命，不就是吸收过中小地主中的某些开明人物参加起义的吗？在这个意义上看，海瑞搞“退田”尽管是为了遏止“刁险”的“民风”和徐家的“百年安静”，但收到的客观作用却远远超越了他的主观意图。因此，要想从海瑞“退田”的阶级路线来否定他的功绩，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也不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
既然海瑞的“退田”并不是与当时人民绝缘的行动，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取得人民拥护的，那么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里通过烘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段，集中地写了这一斗争的场面，决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的。

《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
说到海瑞“平冤狱”的问题，我认为，海瑞绞死徐瑛一场固然是剧作者根据自己的愿望虚构出来的，但决不能无视海瑞其他许多“为民昭雪”而和权宦过不去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事实姑且不论，我们就谈谈这是不是美化地主阶级的法律这一原则问题吧。
封建王朝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欺压农民的工具。而海瑞却把“民”的事看得非常认真，专门敢冒着风险向“强项”作这样的或那样的斗争。当时江南地方的“官”、“绅”确实对他非常讨厌。那末，《海瑞罢官》描写他“为民请命”、“断案如神”，也并不是十分不对的。如果单单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那恐怕过于简单化了一点。
我认为，仁政主义思想是儒家学说中最积极的部分。作为“清官”的海瑞，就具有这种思想。他在少年时就有“效君图上，以德政为本”的抱负。他这种思想就成了他一生斗争中最基本的力量，也就是他所以能成为“清官”的思想基础。农民或者其他一些受冤的人向他告状得到“昭雪”，这里起着根本作用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这个具体的人，即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海瑞在受理冤案的时候，当然必先考虑的是这个案件会不会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也就是海瑞的阶级偏见和局限性。但结果是海瑞得罪了许多乡宦，而当时的“小民”却呼之为“青天”。这就说明海瑞行事客观后果和他主观意图、阶级本能发生了格格不入的矛盾。我认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和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确是海瑞的阶级要求，但当他处理到许许多多惊心触目的案件的时候，他的仁政主义思想和责任感就会占上风。这正好象我国历史上不少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一样，他们虽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虽则有“致君于尧舜”的忠君思想，但当他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创作素材就会联系到自身的痛苦经历，他们就会写出千古传诵的篇章。当然，在他们所留下的事迹和诗篇里仍有斑斑可寻的阶级痕迹，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当然，向“清官”跪下来告状，这不是当时农民的真正出路，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参加武装斗争的农民革命，彻底粉碎封建制度。但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叫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至于《海瑞罢官》里夸大、虚构了这种“平冤狱”的描写，就是调和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还好，事实证明海瑞时代的农民没有中海瑞的“鬼计”。在海瑞死后五十多年，陕西的农民大革命就埋葬了这个封建集权的朱姓王朝。不然，海瑞真地要成为历史上千古罪人了！我觉得可以反问一下，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反而值得表扬的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是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我这样的反问并不是存心开玩笑，而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说明对一个有民间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冷静、全面。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有的同志说，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服务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因此在这个前题下，海瑞只能是为地主阶级鞠躬尽瘁，任何封建时代的“清官”也都只能在这个阶级范围里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我又要反问一下，就算海瑞那样的“清官”跳不出他们的阶级圈子，那末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民是不是也是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呢？我认为，统治者内部“清”与“邪”的斗争，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单纯统治者的“内部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海瑞那个时代，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大地主手里，江南一带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统治者的对立日益加深，就促使统治者内部在对待土地、农民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就出现了“清”（开明派）与“邪”（顽固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和统治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海瑞在这样的严重关头，起来说了一些公正的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如修吴淞江），虽然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的覆灭，但客观上也是符合农民利益的。我们知道，在封建统治下农民虽然不满意封建剥削制度，但他们对现实却仍寄于无限的幻想。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封建剥削，但希望有“好皇帝”。那末，海瑞那样的“清官”，深受历来人们的传颂是可以理解的了。况且“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最后悲惨遭遇是会对农民起一些教育作用的。这正告诉农民，“清官起来为他们做一些好事，却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赏。这也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认识封建统治的罪恶本质。可见出现“清官”和“贪官”的斗争，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用显微镜般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能用一句话说尽其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历来的“海瑞戏”之所以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素。说它有一定的人民性，也并非过誉。只看到海瑞效忠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一面，不透过“清”与“邪”的斗争而显露出来种种复杂的其它积极因素，因而得出地主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结论，就轻轻地一笔对海瑞和“海瑞戏”作了根本的否定，这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


吴晗同志的政治立场站稳了吗？
黎文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这是一种狡辩。当然，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是有所区别的，不是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但是，二者又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关于这一点，我同意方求同志文章中的意见，即有一些人虽然也错误地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但是他们并不是为了攻击社会主义，这应该说是学术性问题，而不是政治性问题。但是就《海瑞罢官》来说，这出戏不但在学术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正如思彤同志所说，它通过一个被罢了官的海瑞，来对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表示同情、婉惜和支持，难道这也只是学术错误吗？所以，《海瑞罢官》的根本错误是政治性的，这表明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写《海瑞罢官》的目的并不糊涂
曹佐治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自己的立场所以错了，是因为“一句话，……忘记了阶级斗争！”
吴晗同志真地忘记了阶级斗争吗？我们还是从社会实践中去找答案吧。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国内遭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国外阶级敌人疯狂反华。国内资产阶级也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同这些进攻相呼应，我们的文艺战线也出现了一股逆流。《海瑞罢官》正是这股逆流的组成部分。它对右倾机会主义者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不能说是纯学术问题，而是与政治问题有密切联系的。
吴晗同志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真是这样吗？吴晗同志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再三强调研究历史与写历史剧的现实作用。他在改写这一历史剧的前言中也说：海瑞“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些都说明了吴晗同志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古为今用”，“现实政治意义”这些原则。我们希望，吴晗同志还是从自己当时的政治态度来检验自己的写作动机吧。


《海瑞罢官》和“单干风”、“翻案风”有联系
姜平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列了一张他自己的写作时间表，声明说：“我研究海瑞，是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的事。”这无非是想否认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与“单干风”和“翻案风”有联系。
这个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单干风”、“翻案风”虽然是在一九六一年刮得最厉害，但它实际上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了。甚至早在一九五七年，这两股歪风就已经出现。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指出：“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又说：“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从这两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确实存在过“单干风”和“翻案风”。不过，后来由于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这股歪风遭到了及时的打击。
一九五八年，全国实行了“大跃进”，形势大好，歪风当然也不能抬头。
但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发动了反华高潮，国内的阶级敌人也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当时，有些人鼓吹“单干”，叫嚷“翻案”，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对抗。
可见，“单干风”和“翻案风”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是一直存在的，怎么能够说《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内容和当时的“单干风”、“翻案风”是“风马牛不相及”呢？


《海瑞罢官》有革命性
柯兆利

《海瑞罢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吴晗同志基本上做到了古为今用。那时，右倾机会主义者猖狂地向党发动进攻。吴晗同志为了使人们认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在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条件下，对海瑞适当拔高，这是必要的，也是许可的。
《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它揭示了一条很重要的历史教训——改良主义，此路不通。你看，海瑞声嘶力竭地喊着：“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口口声声要“除奸贼整顿纲常”。可是，他在封建制度濒于崩溃的时代，还企图用统治阶级内部改良来代替农民的暴力革命，来苟延封建统治阶级的狗命，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因此，他终于免不了被罢职、被赶出政治舞台的下场。现在，现代修正主义者还在胡说什么“资本主义通过政治改良，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而《海瑞罢官》明明告诉我们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这样看来，《海瑞罢官》对于我们今天的反修斗争，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海瑞罢官》不是毒草
钟杰

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这种结论不能令人信服。《海瑞罢官》基本上是反映历史真实的。它的演出只能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地主恶霸被除，大快人心，退田和平冤狱是合理的。因为在海瑞的时代，很少有人敢直接起来同统治阶级对抗，广大农民只希望有人起来推翻这个朝代或有一个“清官”来为他们伸冤雪恨。这既合乎当时社会现实，又合乎当时人民心理。因此，他们把海瑞当作救星。这可以使今天的观众想到，当时农民的好光景何等可怜。这更可以使观众看出，封建社会是何等黑暗，谁若是公正一点办事，触犯了地主阶级利益，皇家就不能容忍。至于这个历史剧让人们学习什么？我认为作者是让人学习海瑞不畏强权、不计个人得失和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这不客观。如果海瑞是这样的话，那末他就必然不会受到罢官的处分了。吴晗同志还说，《海瑞罢官》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这也不合实际。这个历史剧在旧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上演，即使上演了，它只能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恐怕作者也要祸事临头了，因为这个剧本的主要锋芒是直接指向统治者的。
为什么吴晗同志做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是因为，最近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趋势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


196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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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罢官》的艺术表现错在哪里？
吴荫循
提要　吴晗同志所承认的《海瑞罢官》创作思想方面的三点“错误”，都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
一，问题不在于写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在于吴晗同志对当时的基本矛盾的看法是错误的，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抹煞和调和了农民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二，问题不在于把海瑞“突出得过分”，而在于歪曲了海瑞的阶级本质。
三，海瑞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应美化，而不是什么表现单干、突出个人的问题。剧本突出海瑞的不怕孤立的单干精神，是为了鼓励陷于孤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晗同志言不及义地“承认错误”，正是掩盖真正错误的烟幕。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引证史料，对姚文元同志反驳了一通之后，终于谈到了《海瑞罢官》的“错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把他（海瑞）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剧本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
这就是吴晗同志关于创作思想的所谓“自我批评”！
《海瑞罢官》真的就错在这三个问题上了吗？不对！这三点结论，貌似检讨，其实是在回避实质性的问题。
先看第一点，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可不可以作为历史剧的主题呢？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不是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题材，但我们并不反对去描写它。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通过这种描写正确地反映历史，有什么不好呢？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明末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至少应当明确以下几点：第一，斗争的双方都是剥削阶级的一员，他们的矛盾和斗争，都无损于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第二，这是一个封建王朝没落腐朽的时期，无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具有何种性质和表现着不同的形式，都无力挽救封建王朝的必然灭亡。第三，这种斗争决不代表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又同当时的基本矛盾，即日益尖锐、正处于大爆发前夜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吴晗同志是怎样看待和描写当时的基本矛盾的呢？他说：“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所以，他认为如果写了“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好象就算正确了。谁都知道，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和乡官的斗争，只是同部分地主的斗争，这个斗争当然也是很激烈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只承认农民与乡官的矛盾，而掩盖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矛盾。如果吴晗同志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即使写的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也仍然不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仍然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
何况吴晗同志所说的农民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吴晗同志关于苏松地区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从那里土地兼并严重这一情况推论出来的。正如有些同志指出的，土地兼并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到海瑞那里去告状的也主要是这些人。海瑞所说的“民”主要也正是指这些人，他的“爱民如子”、“为民请命”实际上就是代表这些人要大地主作些让步，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吴晗同志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当时的矛盾，反而抹煞农民和整个地主阶级这一基本矛盾，又把中小地主和富农当作农民，这样他就在《海瑞罢官》里，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海瑞荒谬地写成了农民的代表，凭借皇帝颁发的大印、凭借“三尺皇家法”保卫了农民的利益。吴晗同志勾画出了一幅奇妙的图画：矛盾的一方是乡官徐阶；另一方是清官海瑞，海瑞的身后站着一大群鹑衣百结的农民，还有一个身穿龙袍的皇帝，而这三者又是如此和谐一致，似乎只要王法伸张，海瑞胜利，农民也就幸福了。在这里，突出了海瑞和徐阶之间的矛盾，而农民和海瑞的矛盾，农民和皇帝，和整个封建王朝、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却被剧本一笔勾销，无影无踪了。许多同志的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这出戏美化和歌颂了封建统治阶级，调和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问题的实质。可是吴晗同志避开这些，不谈他的观点和立场的根本错误，而说什么他的“错误”只是不该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这难道不是避重就轻吗？
再看第二点。吴晗同志认为剧本错在把海瑞“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照这个说法，海瑞其人本来是“高大”的，只是剧本写得“过分”了一点，也就是夸张得过火了一点，才出了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吗？
如果海瑞真是一个高大的人，那么，在剧本里夸张一点，突出一点，又有什么错呢？艺术创作从来是允许夸张的，很多优秀剧本对它的英雄人物也往往是夸张地、突出地加以歌颂的。但是，夸张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必须服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根本原则。夸张是为了使艺术形象比生活中的原型更高、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概括意义，更鲜明深刻地揭示人物的阶级本质和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更好地展示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夸张和突出海瑞的什么呢？它夸张地、突出地刻划海瑞这一形象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吴晗同志在剧本中把海瑞写成农民的代表，突出地表现海瑞如何“为人民”操劳，以此来说明海瑞是农民的救星。把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统治集团的官吏，说成是被压迫者的救星，这只能说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歪曲，毫无阶级观点的胡诌。这已经远远不是什么艺术上夸张、突出的问题，而是歪曲人物的阶级本质，歪曲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宣扬阶级调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了。
吴晗同志也许要反驳说，剧本不是也“强调了”海瑞维护国脉报圣上的思想吗？他在“自我批评”里摘录了许多这方面的唱词，分明就是反驳批评他的人。可惜的是这些唱词帮不了吴晗同志的忙。剧本写了海瑞的忠君思想，却并没有揭示出他是封建王朝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恰恰相反，剧本告诉人们，为皇帝和为农民是一致的，海瑞越维护封建王法，农民就越得到真实利益。在这里，被美化和歌颂的岂止海瑞一人而已？更荒唐的是，剧本不但大写海瑞如何赐给农民“何愁衣饭”的“好光景”，而且最后还编造了一个处死恶霸，以胜利英雄姿态下场的结尾。吴晗同志杜撰这些历史上没有、也决不可能有的情节，来美化海瑞的一些改良措施，难道不是在宣扬改良主义吗？难道不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唱反调吗？吴晗同志把问题说成什么“过分突出”、“过于高大”，只不过是掩盖立场错误的一种金蝉脱壳之计罢了！
再看第三点。吴晗同志说《海瑞罢官》错在“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显然，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谁也没有要求吴晗同志赋予古人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谁也不打算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个人？单干些什么？
如果是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在保卫祖国方面或者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祖国文化发展方面有过贡献的人，尽管他们之中不少的人出身于剥削阶级，甚至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我们也不反对对他们的个人作用作出适当的评价，肯定他们的贡献，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东西。
海瑞是个什么人呢？不过是一个封建官僚。他单干些什么呢？不过是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他对历史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对于海瑞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去美化他，而不是什么表现单干、突出个人的问题。试问，如果象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的那样，去大力表现海瑞的社会基础，描写他的集体活动，难道就不是宣扬阶级调和、改良主义吗？如果表现海瑞大走群众路线，而农民群众也支持他维护封建王朝的改良措施，这岂不是对当时的农民群众的极大污蔑吗？
当然，剧本把海瑞写得孤立是另有原因的，这里头藏着比个人英雄主义远为见不得人的货色。《海瑞罢官》的主题是“罢官”，联系它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看，它正是通过海瑞的被罢官寄同情于当时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么，剧本越是把海瑞写得孤立，不见容于社会，最后被迫孤零零地罢官而去，就越强烈地发泄了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的同情；同时，它越卖力歌颂海瑞不怕孤立的单干精神，也就越是给陷于孤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鼓励他们一意孤行地单干下去。这难道只是什么“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吗？吴晗同志这样说，只不过是企图把政治问题轻轻化作小小的思想问题罢了。
总起来说，《海瑞罢官》的错误是根本性的立场错误，但是吴晗同志通过上面的三条结论，却把它解释成艺术表现上的和思想上的问题。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的结尾，回答“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时，引用了毛泽东同志评价五四运动的一段话，用来辩解自己的错误，说什么自己所以犯错误，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当然，吴晗同志的方法论是形式主义的，但是，《海瑞罢官》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的形式主义问题。还需要看到，五四运动虽有形式主义，但它表现了坚决的反封建精神，向封建制度、封建礼教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而吴晗同志却在美化封建制度，歌颂海瑞这样一个封建王朝的忠实鹰犬，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充当辩护士，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恶毒的暗箭。这岂是一顶形式主义的帽子所能掩盖得了的？
在“自我批评”里，吴晗同志也不得不说几句“立场错了”、“是立场性质的错误”等，但错在哪里，始终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吴晗同志既然谈到了立场问题，那么至少应该回答：为什么写这个剧本？要让它发挥什么样的现实政治作用？自己和谁站在一起？拥护谁？反对谁？然而，对这些问题，吴晗同志何其讳莫如深！他抽象承认的“立场问题”，转眼之间就又具体地否认掉了，反过来还极力表白他的立场没有问题。仔细分析了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三点“错误”之后，人们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他急忙“得出”的三条“结论”，正是掩盖真正错误的烟幕。但是他越卖力表白，人们就不禁越要发问：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何必那么着急地剖明心迹呢？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原来是一篇言不及义的抵赖书。


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
方史

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高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怎样看历史上的“清官”？
姚文元同志认为：“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不可能相反。”这岂不是说，只要是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不论他们是“清官”还是“贪官”，统统都是一号货色吗！？
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种逻辑，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呢？因为古人的地位，姚文元同志早给确定好了，都是半斤八两，一模一样。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清官”是地主阶级用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掩盖统治阶级本质的工具”，“是削弱农民的反抗”，“当作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照此看来，“清官”比起贪官来要更坏了。因为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会更快地引起农民的反抗，燃起农民起义的烈火，而“清官”的改良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延长了统治阶级的寿命。可是，这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既然贪官污吏要比“清官”好，那么，且让历史上尽是贪婪暴虐的贪官污吏，而农民只好不停息地举行起义好了。但是在封建社会，农民的起义和斗争又不可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取得彻底胜利，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请问：照此办理，封建社会的生产如何发展？封建社会的这一段历史又如何向前推进？
抹杀“清官”的阶级本质，甚至把“清官”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救星”，显然是严重的原则的错误。但是，姚文元同志对“清官”、“贪官”一概而论，全盘否定，甚至把清官说得比贪官更坏，恐怕也是不正确的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样的，对于封建社会里的“清官”，不也应该这样看吗？海瑞在当时抑制兼并，打击豪强，退田（姑且就按姚文元同志的“考证”，田是退给了中小地主和富农），平冤狱，修治吴淞江，难道对当时江南地区的人民和生产毫无好处吗？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中说：“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定这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改善”。姚文元同志对于海瑞的这些局部的改良，对于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为什么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完全否定”呢？

古人某些精神要不要学习和继承？
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我看，这个批评不符事实。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没有这样讲过。相反，他在《论海瑞》一文中却清清楚楚地写道：海瑞的不屈不挠，言行一致，刚直不阿……等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这一点，姚文元同志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古人的一些优秀品质，譬如“刚直不阿”，“不畏强暴”，“言行一致”，“敢于承认错误”等等，都有“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不能“抽象化”。其具体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刚直不阿，言行一致……”等等，都是隶属于万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统应该摒弃，万万学不得（那怕是首先要进行批判，赋予它们新的含义）。难道古人就这么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东西吗？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要求我们“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对于这些，姚文元同志又该作何解释呢？
海瑞当时是不是受到人民热爱？
姚文元同志在自己论据不足时，就穿凿附会，钻牛角尖，凭主观想象进行推理，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以达到驳倒对方的目的。现举一例说明。史书上记载，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吴晗同志据此认为当时广大人民是尊敬和热爱海瑞的。姚文元同志为了驳倒这一点，证明海瑞并没有得到“真正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竟然作出如下的推理：“只要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好一个“想一想……就知道……”！屈原是深受我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他投汨罗江自杀后，广大人民在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竞渡）、缚粽子来表示悼念。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个“想一想”：在解放前（具体一点，古代）广大人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那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划龙船，那会有赢粮，而且还是上好的糯米扔到江里喂鱼呢？那么，岂不是“就知道”“那时候怀念、热爱屈原的人”，“决不是”“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么？岂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屈原并不受我国真正的“广大人民”的热爱吗！？
显然，只要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姚文元同志这种立论是没有道理，站不住脚的！

怎样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姚文元同志在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里，说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等等。这种理解，不禁使人大吃一惊。姚文元同志并不是天真无知的小朋友，看了《三剑客》就拿起棒去格斗，难道看了《海瑞罢官》就要去扯着公社社长的衣襟闹“退田”，抱住法院院长的大腿要“平冤狱”？！
姚文元同志认为分析一个作品，应该把它同当时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可是，姚文元同志据此硬把《海瑞罢官》和“单干风”“翻案风”扯在一起，断定《海瑞罢官》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这恐怕有些不合情理。
只要认真地把《海瑞罢官》读一读，想一想，就知道“退田”、“平冤狱”并不是该剧要表现的主要内容，而不过是借以渲染海瑞的部分情节而已。显然不能认为剧作者是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而去搞“单干”，闹“翻案”。退一步而论，《海瑞罢官》中尚有海瑞组织人民修吴淞江等情节，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认为这是要人们在困难时期去兴修水利、防治天灾、克服困难呢？
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拔高了海瑞，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性等。）因此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们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写剧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驳《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论
邵鼎勋

提要　陆雨先生认为，海瑞站在民的一边与官进行“退田”的斗争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陆雨先生也认为“退田”斗争只有利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所以“难能可贵”这一赞词显然出于他们之口。陆雨先生认为，海瑞在“断案”时起作用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在这里，陆雨先生把仁政主义思想说成是一个“超阶级”的东西。陆雨先生认为，海瑞得到前朝后代的人歌颂，因而不只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事实上，歌颂海瑞的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所有这些，都说明陆雨先生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的。

读了陆雨先生的《〈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一文，我们禁不住要问：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的话？

海瑞的斗争究竟对谁“是难能可贵的”？
陆雨先生一开始就承认“海瑞说的‘民’是指没有做过‘官’的人，即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和商人”，然后就肯定说，“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毫无问题，“官”和“绅”有权有势，一般没有做过“官”的中小地主和富农是敌不过他们的，现在忽然有一个做“官”的海瑞出来替中小地主和富农“打抱不平”，要官绅“退田”，那末，这批中小地主和富农看到自己的田产“失而复得”，当然就会在内心上激动。因此，“难能可贵”这一赞词显然出之于当时一般中小地主和富农之口，同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民群众是丝毫也不相干的。但是，陆雨先生竟追问道：“我们得想一想，海瑞本人是明朝的‘官’，却站在‘民’的一边向‘官’作斗争，这究竟是微不足道的事呢，还是难能可贵的事呢？”这不是清清楚楚地说明了，陆雨先生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吗？如果在陆雨先生所使用的“我们得想一想”这一追问口语中“我们”两字是地主阶级的代名词，那当然有你的自由——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要是你要劳动人民“想一想”，那末“我们”劳动人民就同你的想法不一样——劳动人民的想法是，只有农民群众在封建统治的淫威下奋不顾身地起来抗争，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陆雨先生认为，“徐阶和海瑞同样搞了退田，两者的价值却不能混为一谈”。据他说，这是因为“徐阶搞了‘退田’，自己却占了更多的田”，而“海瑞却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这说明他是真正地为了‘民’的利益”。但是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海瑞有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而在于他的政策和措施是不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既然海瑞的“退田”只是为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那末在当时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看来，在今天无产阶级看来，他实在谈不到有什么“价值”。
陆雨先生一口否定海瑞的措施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认为他的“退田”斗争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进一步看清官僚地主依仗权势占夺田产的罪恶本质”，从而帮助农民阶级去联络中小地主和富农组成一个“对付当时最主要敌人——官僚地主和贪官污吏的统一战线”。这真是一种奇谈怪论。第一，陆雨先生既然承认海瑞说的“民”是指中小地主和富农，为什么又否定海瑞为这些人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即是为巩固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服务呢？第二，官僚地主固然也迫害中小地主和富农，但最根本的还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就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群众的罪恶来说，中小地主和富农同官僚地主相比，实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陆雨先生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话，为什么要如此美化那些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清官”呢？第三，当时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王朝之所以需要设立象巡抚之类的官员去“弹劾”贪官污吏，只不过是因为贪官污吏的行为超过了这个制度所允许的剥削制度，需要加以约束，以维护封建制度的长远利益。如果陆雨先生不是有意识地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话，怎么会说出以上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起码的常识的话来呢？
在以《〈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为标题的这段文章中，逻辑混乱，达于极点。推测他的原意，似乎是说《海瑞罢官》并不是宣扬阶级调和。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细加分析他的全段文章就可以看出，原来他比《海瑞罢官》更加公开地在宣扬着阶级调和论。

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是“超阶级”的吗？
陆雨先生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勉强承认：“封建王朝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欺压农民的工具”。然而，他却玩弄了另一套诡辩术，说什么海瑞在“断案”时“起着作用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这个具体的人，即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据他说，“仁政主义思想是儒家学说中最积极的部分”，这种思想构成了海瑞“一生斗争中最基本的力量”。他认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和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确是海瑞的阶级要求，但当他处理到许许多多惊心触目的案件的时候，他的仁政主义思想和责任感就会占上风”。这意思就是说：尽管法律是阶级的法律，仁政主义思想却是超乎阶级之上的、甚至是完全为“小民”服务的，而海瑞的“平冤狱”、“为民昭雪”，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这里，人们不禁要反问一句：究竟有没有“超阶级”的仁政主义思想呢？
在一部人类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包含着各色各样的“学说”或“主义”，要认清这些五光十色的“学说”或“主义”的实质，就必须牢牢把握住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线索。大家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仁政主义思想主要是反映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思想在促成奴隶主专制政治的解体方面，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过此以往，它一直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实行专政的精神工具，它在这方面的作用甚至比封建王朝的法律还要更为广泛，更为有效。如果说海瑞的一切措施不是根据朱明王朝的法律而是根据儒家的仁政主义思想，那末这倒恰恰说明了他这样做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试看，“弱不为扶，强不为抑，安在其为民父母哉！”这就是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为什么要“抑强”、“扶弱”呢？一是为了替封建王朝增刮钱粮，所以他说，“衣食不充，钱粮何出？”二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所以他说，“衣食不窘，可无为逃流为盗贼之忧。一举而合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抚绥一盛举也”。由此可见，海瑞的所谓“爱人之心”、“恻隐之心”等等，并非真情实意地有爱于身处农奴状态的老百姓，而是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力的需要，并为这个阶级的残酷剥削裹上一层甜甜蜜蜜的糖衣。毛泽东同志说得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陆雨先生竟然把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说成是一个“超阶级”的东西，仿佛它既可以为压迫阶级服务，又可以为被压迫阶级服务。这岂不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大相背离吗？
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当《海瑞罢官》所宣扬的阶级调和论遭到猛烈批判时，陆雨先生就情不自禁地赶快跑出来“打抱不平”，企图以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把《海瑞罢官》包得天衣无缝。不料弄巧成拙。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和朱明王朝的法律，同为当时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积极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陆雨先生这样做，把吴晗同志的观点弄到更为荒谬的地步。

“前朝后代的人民”是不是真正歌颂“海青天”？
陆雨先生对于“海瑞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正确论断，感到很难接受。他反问道：“就算海瑞那样的‘清官’跳不出他们的阶级圈子，那末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民是不是也是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呢？”他以为这一诡辩式的问法就可以把对方难倒了，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是始终难不倒的。
应该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是存在着阶级差别的。既然海瑞所说的“民”是指中小地主和富农，那末歌颂海瑞的“民”当然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富农了。封建统治阶级从来就把自己冒充为全体人民的代表。现在陆雨先生居然也把地主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等量齐观起来，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完全违反科学的说法吗？
即使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民”当中有一部分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那也并不奇怪。几千年来，封建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它不可能不对一部分劳动人民发生影响。这部分劳动人民受到空洞骗人的诺言所诱惑，一时随声附和，对于那种最准确地反映着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最能代表他们的真实利益的思想反倒难于理解、难于接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真正“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不，绝对不！农民群众的利益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水火不容。他们之所以也喊一声“海青天”，不过是由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还不清楚而已。
不错，如陆雨先生所说，封建统治下的农民对当时的现实“寄于无限的幻想”。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幻想主要的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散播的。他们为维护本阶级的长治久安，不能不在群众面前制造种种假象，散播种种幻想，同时还不得不狡猾地求助于一部分还没有觉悟起来的群众的支持。而我们的吴晗先生、陆雨先生竟然如此羽于轻信，把封建统治阶级所散播的幻想加以宣扬。难道你们不觉得自己正是充当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吗？
在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时，必须牢牢记住列宁所说的一段话。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页）就各种有关史料看来，海瑞这个“清官”，在更大程度上是执行了牧师的职能。认清刽子手的职能，并不难；识破牧师的虚伪面貌，就比较不容易。这就是一部分“前朝后代的人民”被“清官”所迷惑的原因，也就是“海瑞戏”在一部分人当中“经久不衰”的原因。不去识破海瑞的虚伪面貌，不去认清海瑞全部行动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本质，这就说不上是“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

人民日报 19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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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坚持这个“看法”？
——评吴晗同志《自我批评》里对清官的认识
余心泽
提要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坚持他对清官的看法一贯正确。他认为在封建阶级的压迫下劳动人民“向往”的是“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他们与地主阶级是没有矛盾的，只有与“乡官”的矛盾。他们的阶级斗争形式是“告状”。这是根本否定了封建社会里的阶级斗争。
他认为清官虽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们仍是人民的“青天”。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
他在狂热地宣扬了“清官”海瑞是“站在农民和市民立场上”的谬论以后，又说“决不可以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政治家”。这是玩弄欺骗伎俩，企图掩盖自己的错误观点。
他坚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观点，这是公然宣扬阶级调和论，鼓吹阶级合作。
归根结蒂，吴晗同志坚持这些错误观点，目的是为他的《海瑞罢官》辩护，拒绝批评。
自从开展《海瑞罢官》的讨论以来，到吴晗同志发表《自我批评》，其间已有一个多月。讨论中涉及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清官。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对待其它问题一样，吴晗同志根本没有听取许多同志对他的批评意见，而是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他在回答别人的批评时，引证了一九六○年他写的《况钟与周忱》中的一大段话，证明他对清官的看法是无可非议的，然后说道：“今天检查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这分明是说：他对清官的看法，过去正确，现在也仍然正确。那末，吴晗同志对清官的“看法”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为什么他要坚持这个“看法”而坚决不肯改变呢？
还是从《况钟与周忱》的那一段引文谈起吧。仔细欣赏一下这段引文，可以发现吴晗同志关于清官的论述原来竟是一篇“奇文”，难怪吴晗同志要对它如此心爱，如此坚持了！在这篇“奇文”里，包含着许多奇谈怪论，人们大可借此开开眼界。

奇谈怪论之一是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

按照吴晗同志的“看法”，封建社会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他们所“向往”的，只是“比较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他们所能采取的办法，只是“拥护”一些“清官”，请求“清官”替他们“减轻”一些“负担”，“伸雪”一些“冤枉”，如此等等。除此而外，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向往”了！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奴役压迫之下，广大人民是否“向往”革命斗争呢？在这篇《自我批评》里没有正面回答，但实际上他是反复说明了的。

他说：“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说，在吴晗同志看来，一般的地主与农民是没有矛盾的，农民对他们也不作斗争的，只有那些乡官，才与农民有矛盾，农民才与他们作“斗争”。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吴晗同志既然取消了这个最根本的矛盾，那末还有什么阶级矛盾，革命斗争可言呢？

那末，农民又是怎样同乡官作斗争的呢？吴晗同志说：“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里，洪阿兰一家虽有三代仇冤，但她所想到的复仇办法，只是“告状”“告状”，别无其它“向往”。而“告状”要能获胜，又非要“清官”出场帮忙不可了。在吴晗同志的“理论”和《海瑞罢官》这个作品中，好象的确有这样的“清官”，他虽然也是封建官僚的一员，但在农民和乡官的“阶级斗争”（告状）中，却能站在农民一边，减轻农民的负担，伸雪农民的冤枉。既然有这样的“清官”、“好官”，不言而喻，广大人民又何必“向往”革命斗争呢！
吴晗同志抹杀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创造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奇妙方案，这就无怪乎他在其它的文章中，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向往革命要深恶而痛绝了。他说：“要强调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就非相对地刻划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不可”，对封建社会“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的光明面丧失了，写在书上的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吴晗同志在这里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点和阶级感情。他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是那样的痛恨，而对历史上的那些帝王将相，“清官”和“好皇帝”则是那样的深爱。

我认为吴晗同志这一点坦白性，是应该肯定的。的确，在今天，谁有这样的勇气，“敢”为早已被推翻了的封建地主阶级抱“不平”呢？谁“敢”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帝王将相公然看作是历史的“光明面”，而把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咒骂为“漆黑一团”呢？看来，吴晗同志确实“属于敢的一流”！他不仅“敢”于这样看，“敢”于这样说，而且到现在还“敢”于这样坚持。可惜的是，他所坚持的不是正确的东西，而是十分错误的观点。
奇谈怪论之二是说：“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

吴晗同志的这一段话，表面上看来，好象是说，历史上人民对“好官”的“鉴定”是缺乏阶级分析的，我们应该坚持阶级观点。但实际上，吴晗同志的意思并非如此。第一，吴晗同志在许多地方反复说明历史上人民把某些“清官”叫做“青天”的现象，并不是为了否定这种说法，对这种现象作认真的阶级分析；相反，却是为了反复地肯定它。第二，吴晗同志自己也是把这些“清官”叫作“青天”的。就在《况钟与周忱》这篇文章里，他还专门立了《况青天》这一节，并说：“苏州人民好容易有了一个青天，松了一口气”等等。因为在吴晗同志看来，劳动人民根本不“向往”革命，只“向往”“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只配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那末，既然出现了这样的“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的“清官”，既然承蒙他们对劳动人民“宽大”了一下，劳动人民怎么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呢？怎么能不喊出“青天大老爷公侯万代”，也即是“清官万岁”的口号呢？

不错，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现象，即劳动人民对“清官”存在着幻想，把他们叫作“青天”。这是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受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欺骗，受了封建意识形态毒害的结果。那末，自谓站稳了阶级立场的吴晗同志，在今天就不应该狂热地宣扬“清官”，宣扬“青天”的作用了。可是恰恰相反，他对况钟和周忱备极赞扬，认为他们“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他对海瑞，则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歌颂他是农民的“救星”，祝愿他“公侯万代”、“万家生佛把香烧”。吴晗同志对这些“清官”的评价，早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代替它的，是十足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吴晗同志这样宣扬“清官”，究竟是受了“欺骗”呢，还是为了欺骗呢？自称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吴晗同志，说是受了“欺骗”是没有人相信的。那末，剩下来的也只能是为了欺骗了。——不管是“受了”还是“为了”，总之，它继续在对人们起欺骗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

吴晗同志说：“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但是，究竟是谁“得出”这样“结论”的呢？难道不正是他自己吗？一九五九年九月，他在《论海瑞》里说：“清官”海瑞，“是深深得到广大人民爱戴的言行一致的政治家。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说：“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隔了一年，一九六○年九月，他笔锋一转，却教训人们说“决不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过了不到两个月，他在《海瑞罢官》里，实际上又把海瑞描写成为人民的救星了。这前后三篇文章，两种对立的观点，究竟哪一个是代表吴晗同志的观点的呢？现在据说是“诚心诚意”写的这篇“自我批评”，孤零零地端出一九六○年的那段话来，说“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那末，请问吴晗同志，你对《论海瑞》和《海瑞罢官》里的观点有没有改变呢？你现在端出来的这个“看法”难道又是正确的吗？在学术讨论中，允许坚持自己的这种或那种观点；但决不能一个篮子里放着两种货色，用得着什么就取出什么来。这种狡诈的手法，究竟是“诚心诚意”的“自我批评”呢，还是“假心假意”的“自我批评”呢？
奇谈怪论之三是说：这些“清官”、“好官”，“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
按照吴晗同志的这个“看法”，则“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两者是“一致”的，没有矛盾的。什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呢？当然是长远地剥削和统治劳动人民。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是希望自己的统治万世永固的，也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基础上的。他们的利益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怎么能是“一致”的呢？认为它们有“一致”的利益，就是把两个对立阶级在阶级利益上的尖锐冲突完全抽掉了，从而阶级的矛盾就不存在了，两个对立阶级就可以互相合作，互相拥抱了！吴晗同志在这里，不分明是在宣扬阶级调和论吗？不错，在阶级社会里，当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作某些改良的时候，对当时的劳动人民是可以带来某些好处的。但是，某些好处不等于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这终究不过是劳动人民多被剥削一点和少被剥削一点的区别而已，它无论如何总不会改变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因此两个对立阶级在阶级利益上的冲突不可能取消，不可能“一致”。吴晗同志大肆宣扬这种两个对立阶级利益的“一致”论，请问，在今天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中，它又是与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一致”，与哪一种思想“一致”的呢？
作了以上分析以后，就可以看出，对吴晗同志来说，他所坚持的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都是他的“理论”的“精华”所在，是轻易不能“改变”的，他早在一九六一年二月（《海瑞罢官》演出不久）就声明过，看了这个戏“会有许多人不满意”，“但是，决不认错，因为无错可认”，“决不能算错误”。为什么要如此自持呢，因为这个“看法”一“改变”，《海瑞罢官》岂不就失去了“理论”的支柱？“大丈夫”岂不就成了“小丈夫”？“真男子”岂不就成了“假男子”？所以坚持这个“看法”，也就是坚持《海瑞罢官》。《海瑞罢官》不是根本不写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而只写他们“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吗？不是根本不写他们对革命的“向往”，而只写他们对“清官”的“拥护”吗？《海瑞罢官》里的劳动人民不是一个劲地在给海瑞“作鉴定”，叫他作“海青天”、“海父”、“海龙王”吗？《海瑞罢官》里的海瑞不正是为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斗争，同时又完全与“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的”吗？吴晗同志既然坚持他对“清官”的“这个看法”“没有什么改变”，也就等于他对《海瑞罢官》的“看法”“没有什么改变”。批评由你批评，“好官”我自“颂”之！什么“使我认识了错误”云云，都不过是聊蔽“风雨”的门面话而已！



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时汉人

提要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辩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字很长，内容很杂，概括言之，它的基本精神是自我辩护，包含有反批评的成分，同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这些在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也没有作深入的批判，但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不完全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实则以很大的力量作自我辩解、洗白和澄清，名不副实，文不对题，无怪乎有些同志很气愤了。
最近，各报发表了不少对《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中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是同意的；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这里谈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

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
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写歌颂海瑞的文章、剧本，其真实的、具体的动机何在？他内心是如何想的？有些同志很急于要知道这一点。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虽然引述毛主席的话承认自己立场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回答不能满足有些同志的要求。他们指责吴晗同志假装糊涂，自欺欺人，一定要他招认出“不可告人的目的”，交代当时是如何自觉地配合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究竟根据什么呢？无它，先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联系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是这个或那个，是谓动机和效果统一论。
是的，我们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我们对于动机和效果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既要同唯心论者划清界限，又要同机械唯物论者划清界限。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出、发表的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否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否好。
通过对剧本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宣扬了超阶级的国家观，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表现了吴晗同志错误的道德观、历史观等等，对退田、除霸、平冤狱和海瑞的“傲骨”的描写，在当时起了某种程度的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这就可以断定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事实上，吴晗同志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往下再追问他的主观意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就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详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是作者有这个或那个动机，《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就一定是号召人们“退田”、“平冤狱”，搞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样说，看起来倒也干净利落，方便省事，动机和效果绝对地统一起来了，但这样搞“统一”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是机械唯物论者轻率的作法。把问题弄得如此简单化、绝对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在文学上有所谓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的问题。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生活真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往往大于或超过他的主观意图。马克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等“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六八六页）。这不是说狄更斯等如何比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高明多少倍，对那些政治和社会真理都认识到了，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在再现现实生活时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获得了较大的客观意义，可以说是非作家意料之所及的。同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有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决没有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揭露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主观意图，因为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一个今天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读者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里有一条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性的。很显然，我们不能说有这个效果，曹雪芹就一定有这个动机。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有很复杂的因素的，它是作家力图表达的思想、用以表达思想的方式、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读者自己的体验等等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把动机和效果完全等同起来。
那么这样说，对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否就不可知了呢？不，一方面固然要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不能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下结论，那是既说服不了吴晗同志，也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的。总之，对这样关系重大而特别需要慎重的问题，批评者是不宜太武断的。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学术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学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分析学术问题的阶级实质的理论根据。这个道理吴晗同志是有些懂的，他没有认为《海瑞罢官》只是学术问题，而承认它在政治上客观效果是恶劣的，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问题在于，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问题上错误是否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立场的反动的表现？吴晗同志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一个人可以有截然对立的政治上的和学术思想的两种阶级立场，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也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但从全文看，吴晗同志所表达的意思多少可以触及，即是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思想深处还蕴藏着不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在特定条件下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应该说，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错误最终都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但学术问题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一个人学术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也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所致，而且与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水平，与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泛滥于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某种思潮都有关系。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说：“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又说：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具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立场同时由于不熟悉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而在学术问题上犯错误的人是存在的。有人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在学术上便会作出与他的政治立场相适应的表现。”这个说法一般说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但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以为一个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一定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有的同志虽然也同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同意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犯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但是断言吴晗同志是一个例外，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足以使这种说法成立的真实凭据究竟有多少呢？光是吴晗同志前几年学术问题的一些言论和活动就能够使人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吗？政治斗争是十分严肃的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反动，需要从他的全部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出发，特别是要考察他对党的领导、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的革命工作的基本态度如何，不能轻率地根据某一方面情况下结论。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已经造成某种僵持局面，即一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对自己过去几年中所作所为的反动性很自觉，其政治立场是完全反动的，另一方面吴晗同志也不能被说服，坚持认为自己是不自觉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同意姚文元同志的这一分析：“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论断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并不排除一个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的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不自觉地当了阶级敌人的义务兵的可能性，也不排除一个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阶级敌人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可能性；既不排除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也不排除在这个或那个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的偶然性。它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通过对吴晗同志过去几年中宣传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应该促使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如何反映的，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因而从中汲取深刻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至于吴晗同志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似乎不必急于替他作结论。

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我们认为，对于吴晗同志发表文章，承认某些错误，提出看法，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吴晗同志如果继续坚持他过去的意见，只要讲出理由，就应该深入研究，如果他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应该认真予以考虑。应该说，吴晗同志发表文章对讨论的深入开展是有好处的。
现在有些同志动辄就说他的“自我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进攻、新挑战，又拿不出很充足的证据来，这是无助于讨论的。我们认为，这个讨论还只是刚刚揭开序幕，离作结论还太早，谁是谁非大致上有个眉目了，但是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如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等等，还远没有完全弄清楚，也没有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看法。吴晗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里提出的不少看法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有人说，他又宣扬了中、小地主和农民利益一致论，宣扬了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当前利益一致论，宣扬了海瑞的“退田”给部分农民带来了好处，一言以蔽之曰：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问题果真能作这样的概括吗？不能。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评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干脆把它抛弃了”，他说：“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这里，我们无意于作什么比拟，只是希望我们的批评者能重视对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解释，真正作到以理服人，不能压服。
另外，对吴晗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也要实事求是，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引用吴晗同志的原文，必须力求准确。有的同志在这方面注意得还不是很够的，断章取义，削足适履，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不顾作者的原意，随心所欲地加以肢解、硬凑，乍看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经不起对证和推敲，这样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引证史料，尤其要有科学态度。已经有人指出某些同志引证同一资料里合乎自己论点的部分，抹杀掉不合自己论点的部分，这种手法也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的。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展开的这一场大辩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思想界的反映，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这一场斗争主要是以学术辩论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它要求我们既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我们的表率。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说：“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判断，都是我欢迎的。”他对论敌的意见，总是认真考虑，然后以充足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战斗力给予回击。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场大辩论中不仅反击喧嚣一时的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而且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解决多年来没有正确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发展、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提高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造成一个同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高涨形势相称的学术文化大繁荣、大兴盛、大提高的新局面。为此，当前对于吴晗同志的批评中的某种简单化倾向，不能不加以克服和防止。


海瑞爱什么“民”？
柳明瑞　王凤安

历代的地主阶级不断地赞扬海瑞“爱民如子”，社会主义时代的吴晗同志更赞扬他“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是当时被压抑、被侮辱、被冤屈的人们的救星”。吴晗同志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把海瑞装扮成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的一边。到底海瑞爱的是什么“民”呢？
海瑞说：“官民界限凛不可越。”（《保甲告示》）可知“民”只是与“官”相对称的一个概念。他在《劝赈贷告示》中更明确地说：“贫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因此，“民”包括两个相敌对的阶级中的人。地主富农有的做官，有的也爬不上去，这些没有乌纱帽的地主富农，海瑞也称之为“民”。其实对这两种“民”，海瑞爱的主要是富民、即地主富农，而不是穷民。
海瑞爱富民。为了富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保证富民的剥削地位的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海瑞看出“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兴革条例》），所以就主张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给穷民们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条件，使他们不谋反作乱。他一生的退田、丈田、召募逃民、赈济穷民等等，无非是些钓饵。而且这些钓饵，连他自己也承认是“小民之肉”。海瑞的“明智”之处，就在于他为了挽救朱明王朝于既倒，实施了某些改良措施。其前提是依旧保持封建政权，而不是推翻它；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削弱或扑灭农民的革命烈火；其限度是地主阶级所允许的，而不是穷民要求的满足。
列宁曾经透辟地揭露过改良措施的实质，是“当做一种反对革命阶级但也多少改善这个阶级处境并以此防止统治阶级垮台的措施”（《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三二三页）。就以海瑞进行的丈田、一条鞭法来说，吴晗同志认为：“退田毕竟是‘卵翼穷民’的措施之一，根本的办法是清丈……贯彻一条鞭法。”但是我们认为，退田也罢，清丈也罢，贯彻一条鞭法也罢，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连一根毫毛也没有触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根本的办法”呀？
海瑞对穷民，特别是对革命农民的态度怎样，可以从他中举时作的那篇《治黎策》中去找解答，这是他讨伐黎族人民起义的第一篇檄文。他中举之后又接连写了《平黎疏》、《上兵部图说》，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反革命的策略思想。他反对跟善于与封建军队周旋斗争的黎族起义军讲和，说什么“误宋者在一和字”，主张乘大军之势，平定“首恶”之后，马上在琼州开通十字路，以便互相呼应，进剿“黎寇”。在任淳安知县时，他威胁革命的矿工们，“若仍前所为，是终日取祸之也”（《谕矿徒告示》）。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保住印把子，他一方面很善于治兵，办法有二，一是“寓兵于农”，强化“保甲法”，“觉察各户动静”，即建立特务系统，一是练兵于官，即抓军队的训练，包括军事训练和灌输反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又很会向农民进行反革命宣传，教育农民“毋斗争，毋作强贼，毋殴杀人，毋从白莲教自事负其生”（《劝农文》）。在罢官后琼山闲居时期，他还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教：“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总之，革命的农民是明王朝、也是海瑞的“心腹之疾”。对于他们，海瑞是亲手刃之而不解其恨的。
不消说，在封建社会里“被压抑、被侮辱、被冤屈的人们”，莫过于这些革命农民了。他们被逼上了梁山，而明律明文规定：“谋反”是“十恶”之一，不可饶恕。一丝不苟地执行“三尺王法”的海瑞，当然对他们是毫不宽恕的。海瑞根本不是他们的“救星”，而是他们的“公敌”。吴晗同志把穷苦农民的“公敌”美化成“救星”，这不明明是在将农民和他们的敌人“合二而一”，反对农民的阶级斗争吗？

196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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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调阶级分析，还是反对阶级分析？
——评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武慰萱
提要　吴晗同志说他强调要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这是谎话。首先，他片面强调历史人物的个别性、特殊性，从而抽掉了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其次，以反对“唯成分论”为借口，反对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第三，反对指出古人的阶级局限性。他所主张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当时当地标准”，主要是当时当地剥削阶级的标准，是同阶级分析方法根本对立的标准。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里，仍然认为他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他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只是所谓“当时当地标准”有问题，没有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同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这两件事区分清楚，没有把地主官僚的标准同人民大众的标准区分清楚。
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自我辩解。只要研究一下吴晗同志近几年所发表的有关意见，就可以看到他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观点不是基本正确而是根本错误，错误也不仅是所谓“当时当地标准”，更不仅是没有把不同的问题区分清楚，而是系统地散布历史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至于所谓“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则不过是吴晗同志借以散布其错误观点的一个幌子而已。

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要看他们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只有弄清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弄清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才能真正给予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和恰当的评价。离开阶级分析，必然要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坚持阶级分析，还是不要阶级分析，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

吴晗同志写了很多有关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他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反对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吴晗同志在文章中，十分强调以下三个论据。

片面强调人物的个性，闭口不谈阶级性

第一个论据，是片面强调历史人物的特殊性、个性，片面强调必须逐个地进行研究，而不提历史人物的共同性、阶级性，不把他们放到特定的阶级斗争条件下来研究。实际上这是抽掉了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吴晗同志说：
“评价的对象是人。这人和那人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思想意识、行动和作用完全相同的人，以此，分析了一个历史人物并不能代替对其他人物的分析。人很复杂，不象解剖一个猪就可以了解猪的生理那样。而且历史也很复杂，不同的历史人物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历史作用。从每一个具体人物说，又有不同的家世、性格、思想、政治情况和社会根源。因此，光是了解个别历史人物是不能说明整个历史进程，也无从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的，还必须对不同历史人物作逐个的具体的研究、分析和评价。”①
在这一大段话里，吴晗同志只讲如何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没有一个字提到人的阶级性，和对历史人物要进行阶级分析。
的确，人比猪要复杂。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两只完全一样的猪。解剖一只猪能够了解猪的生理，无非是抓住了形成猪的生理特征的那些共同的东西。分析人的社会属性自然比了解动物的生理特征要复杂得多，人跟人之间的差别也比动物之间的差别大得多。但是，同样也必须首先抓住那些共同的属性，然后再考察那些属于个人的特征的东西。在阶级社会，人的最根本的共同属性就是阶级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到个人的作用时曾经说过：“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②列宁曾经指出，阶级斗争理论的出现，使得“‘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阶级的活动”③。可是，吴晗同志只强调历史人物的特殊性，强调这个人跟那个人不同，强调通过对历史人物进行逐个的研究来了解整个历史的进程，却完全抹杀了历史人物的共同性、阶级性，这实际上是反对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反对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用这种方法去进行研究，既谈不到对个别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更谈不到对整个历史进程有所了解。因为，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无法掌握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这样去对历史人物进行逐个逐个的研究，势必要在无穷无尽的史实和史料的汪洋大海中灭顶。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不是别的，只能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吴晗同志这种用特殊性来反对共同性，用个性来反对阶级性的理论并不新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者，如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人，就用这种所谓“个别记述方法”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九六三年冯友兰先生也曾用这种理论来反对研究历史的规律性④。吴晗同志搬用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来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方法，真可算是“吾道不孤”了。

在反对“唯成分论”的幌子下，混淆阶级界限
吴晗同志反对评价历史人物要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第二个论据，是反对所谓“唯成分论”，或者叫做“把阶级分析片面化、庸俗化”，“胡乱替古人作阶级鉴定”。
在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些人由于主客观的因素，是可能改变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在农民战争高潮中间，个别地主分子背叛自己的阶级投身农民革命阵营，或者农民起义领袖背叛自己的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这样的事例都不是个别的。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应当看他们的具体表现，而不应当仅仅看他们原来的阶级出身。
但是，吴晗同志反对“唯成分论”，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所谈论的，是古代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这同上面所说的，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古代封建地主的代表人物，他们一般出身地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出身、成分，同他们自身的思想、活动是一致的。这里一般并不存在改变阶级立场问题，并不存在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或者摆脱自己阶级的思想影响、接受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剥削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不能因为他们出身剥削阶级而否定他们的成就。但是，也决不能因为他们有成就而忘掉了他们及其成就的阶级性质，或者因为他们有了成就而认为他们阶级立场已经转变。如果把分析历史人物及其成就的阶级性当成是“唯成分论”，那不是反对阶级分析方法又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的所谓反对“唯成分论”，正是这样。请看他的这段话：
“阶级出身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条件。人是可以改变的，过去、今天、将来都是如此。一个地主官僚阶级出身的人可能成为坏人，但不一定都是坏人，曹操、武则天、海瑞出身全不好，过去有些大画家、书法家、美术家，也都是大地主阶级出身。因为在过去社会里，只有他们这些人才享有文化学习的机会。我们决不能为这些历史人物的阶级出身而片面否定他们的历史成就，要有区别。同时，也要有联系，家世和社会的影响对一个人的发展或多
或少都会是有的，也不可以说阶级出身和个人的发展毫无联系，这样说，也是不对的。”⑤
对于吴晗同志所说的那些帝王将相的活动，阶级出身和他们本阶级给予他们的影响是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什么“或多或少”的影响的问题。不论这些帝王将相对历史起过什么作用，有过什么贡献，也不论他们个人如何努力进行思想道德的修养，他们终归还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们的成就、贡献、修养不可能越出地主阶级利益所划定的范围，他们也不能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
可是，照吴晗同志的说法，阶级出身并不是评价帝王将相的决定条件。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不成为“坏人”，而成为“好人”。什么是吴晗同志心目中的“好人”呢？这就是曹操、武则天、海瑞、况钟等等。在吴晗同志的笔下，这些人的作为已经超出了地主阶级利益的范围，成了“人民的救星”，“违反当时统治集团的利益”，“打击官僚地主、保护中小地主和贫农中农以及市民”，“打破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为人民谋福利”，“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把他们“看作天神一样”。地主阶级的代表，甚至是最高的代表——帝王，竟然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向自己出身的阶级进行斗争，他们已经改变了阶级立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是十分荒谬的说法。
可见，吴晗同志的所谓“反对唯成分论”，反对“胡乱替古人作阶级鉴定”，实际上是替帝王将相改变阶级成分，把他们拉进人民群众的队伍中来。
吴晗同志只谈到不能因为历史上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出身剥削阶级，就否定他们在专业方面的成就⑥，却完全不提应当运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成就。不错，对于某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在专业方面的成就应当肯定，但这种肯定同样不能是抽象的，必须分析这些成就属于哪个阶级，带着哪个阶级的烙印，它们不足之处与消极乃至反动的方面又是什么。由于这些成就往往带有浓厚的个人特色，探索这些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的阶级出身、经历和本阶级的影响，就有重要的意义。
以吴晗同志举过的王维为例。他的诗和画中那种恬淡闲适、脱离现实生活的题材和风格，正是从他清顺的仕宦经历和安适的大地主官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离开了王维的阶级出身和地主官僚社会经历，就无法对他的成就和局限作出正确的评价，就会导致对古人的美化和无原则的歌颂。
吴晗同志对古代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如司马迁、徐霞客、谈迁等人的评价，正是如此。例如，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这篇文章里，吴晗同志对司马迁的为人行事、学问文章，作了全面的肯定，甚至提到我国历史著作中史学和文学是统一的这个优良传统，“经过司马迁的努力而更加发扬光大，永远值得后人继承、学习和敬仰”⑦。可是，通篇文章就是没有一个字提到司马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没有一个字谈到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的局限和不足之处。用这种态度来号召我们继承司马迁的传统，向司马迁学习，不是美化地主阶级，引导人们向后看，号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工作者向封建史学家看齐，又是什么呢？
可见，吴晗同志标榜反对“唯成分论”，把评价古人的历史成就同对古人进行阶级分析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混淆阶级界限，反对阶级分析方法，来宣传复古主义，散布封建毒素。

借口人人都有局限性，反对分析古人的局限性
吴晗同志反对以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的第三个论据，是反对分析古人的局限性。
吴晗同志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多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反对谈论历史上人物的缺点、错误和局限性。吴晗同志的理由是：
“哪个时代的人没有局限性呢，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又何尝没有局限性呢？……应该明确，局限性不限于古人，是任何时代人都有的，不只是我们自己有局限性，将来的人还会有，拿这个来要求、批评古人，我看并不是合于原则的。”⑧
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论点，吴晗同志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⑨他认为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根本原则。
但是，列宁这段话指的只是判断历史人物功绩的原则，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则或全部原则。列宁这段话是评价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时讲的。就在同一篇文章里，列宁指出西斯蒙第的功绩，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局限和错误。因此，吴晗同志拿列宁这段话来反对分析古人局限性是错误的。
不错，古人有局限性，今人也有局限性，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能不能因为都有局限性就不必或者不许分析古人的局限性呢？不行。局限性是个历史的范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的局限性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大家都有局限性，就根本取消分析局限性。正同不能用强调个别人物的特殊性来反对历史人物的共同性——阶级性一样，也不能在历史局限性问题上，片面强调历史人物的共同性而反对分析其特殊性。
更重要的是，历史局限性是有不同的内容的。有随一个时代社会实践水平而来的时代局限性；在同一个时代，有随不同阶级利益及其历史地位而来的阶级局限性；就每个个人来说，在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之外，还有个人认识和活动能力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同是封建社会，农民的局限性同地主的局限性就不相同。农民的阶级地位使他们坚决反对封建剥削，要求革命，却认不清自己革命的前途，无法推翻封建制度；而地主的阶级地位则促使他们贪婪地剥削农民，坚决地反对农民革命。至于无产阶级，由于他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一致，永远代表一切新生的事物，永远站在社会发展潮流的顶端。在这个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之后，他们的认识活动就永远能同社会实践所能使人达到的限度一致。因此，无产阶级没有阶级局限性，但是他们所在的时代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水平所能达到的限度，则仍是他们所不能超越的，因而仍旧有时代的局限性，无产阶级每个成员也仍然有个人认识和活动的局限性。这种种都有本质的区别，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如果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时代的局限性同阶级的局限性混为一谈，把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同今天无产阶级的局限性混为一谈，这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有阶级局限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对历史人物要进行阶级分析。

所谓“当时当地标准”，主要是当时当地剥削阶级的标准
吴晗同志是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历史人物的，那么，他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呢？这就是所谓“当时当地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应当站在今天的高度，即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评价。自然，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不能用当时的标准而只能用今天的标准即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可是，吴晗同志却把条件同标准混为一谈，把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叫做今时今地标准加以反对，而用所谓当时当地标准来同它对立。
对于所谓当时当地标准，吴晗同志作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一会儿说，要从当时当地人民的意见或者利益出发；一会儿说，要从当时当地的记载出发；一会儿说，要从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出发；一会儿又说，要从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出发。其实说穿了，主要就是主张用当时当地剥削阶级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
今天流传下来的记载，绝大多数是剥削阶级的记载。从当时当地的记载出发，只能意味着从剥削阶级的记载出发。
如何了解当时当地多数人的意见呢？还是只能根据剥削阶级留下的记载。从当时当地多数人的意见出发，只能意味着从当时当地大多数剥削阶级的意见出发。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剥削阶级的道德，而且吴晗同志更错误地认为，统治阶级的道德论也就是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论。这样，照吴晗同志的看法，从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出发，只能意味着从剥削阶级的道德标准出发。
至于所谓从当时当地人民的意见或者利益出发，这也不过是一个借口。从剥削阶级的记载中怎么能了解到人民的意见呢？即使有记载，也多半是那些被剥削阶级歪曲了的、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即使真正照着当时人民的意见或者利益来评价历史人物，也无非是把今天的我们降低到历史上的奴隶、自由民、农奴或者市民的认识水平，或者只是强调当时人民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忽视了这种利益与人民长远利益之间的区别和可能出现的矛盾。总之，这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因此，这种所谓“当时当地标准”的错误，并不象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所说的那样，仅是没有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同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这两件事区分清楚，把地主官僚的标准同人民大众的标准区分清楚，而是一个同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根本对立的标准，同阶级分析方法根本对立的标准。
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并不是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是坚决反对阶级分析方法。这是根本性的错误，而不是象吴晗同志自我批评所说的那样，是基本正确的，错误只是部分的、次要的。
在历史科学领域里，从来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了又一次猖狂的进攻。学术领域不是世外桃源，当时也同样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吴晗同志正好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写了大量的文章，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实际上是当了资产阶级在历史科学领域中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先锋。正因为这样，就必须对吴晗同志的错误观点展开讨论，明辨是非，肃清影响，以便做到兴无灭资，使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水平提高一步。

①《论历史人物评价》。《学习集》，第二九九至三○○页。
②《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八四页。
③《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八九页。
④冯友兰：《从〈周易〉研究谈到一些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⑤《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灯下集》，第一九七至一九八页。
⑥见《论历史人物评价》。
⑦《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学习集》，第八四页。
⑧《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习集》，第二七一页。
⑨《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一五○页。


吴晗同志美化海瑞的手法
问青

提要　吴晗同志违反最起码的科学态度，为了美化海瑞，不惜任意歪曲史料，伪造历史。本文从他的《海瑞的故事》一书揭发几件事例。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和一系列历史论文中，对海瑞极尽美化之能事，把他说成是人民的“救星”，让人们对他顶礼膜拜，真是荒谬！吴晗同志美化海瑞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伪造历史，歪曲史料。本文仅从他的《海瑞的故事》一书揭发几件事例。
其一、把“令老仆艺蔬自给”，竟改为海瑞“自己种菜”。海瑞的传记、行状等都记载海瑞任淳安知县时，“官署中有隙地，课老仆树禾麦、艺蔬芥，旦夕取自赡”。《明史·海瑞传》也记载有海瑞“令老仆艺蔬自给”。这些记载都明明说海瑞是“课”或“令”他的仆人在衙门里种庄稼和蔬菜，取以自赡。但是，吴晗同志却明目张胆地把它篡改为“自己种菜”。不仅如此，《海瑞的故事》中还附有一幅海瑞亲自浇菜的插图，这真是惊人的捏造。
其二、把不可信的“传闻”，当作真事来宣扬。吴晗同志大肆宣扬“海知县拿办总督公子的新闻轰动了淳安，传遍了东南，老百姓人人称快，贵族官僚子弟个个头痛”。按照吴晗同志的介绍，这件“新闻”的内容是：总督胡宗宪的儿子经过淳安，作威作福，嫌驿吏“供应不周到，大发脾气，喝令跟人把驿吏捆了，倒挂在树上”。海瑞就把他拿办了，把他“箱子里的几千两银子都充了公，交给国库”。海瑞还写信给胡宗宪，“胡宗宪看了，气得说不出话，怕海瑞真个把事情闹大，自己理屈，只好算了，竟不敢声张”。
这件“新闻”是真的吗？不是。所谓它“轰动了淳安，传遍了东南”，实际上是连淳安人也不知道。当时亲自到过淳安并为海瑞写传的黄秉石曾对这一传闻作过分析，他说：“予尝闻人言海令事，曰：胡总制公子过淳安，怒其供应不备，鞭驿丞。公（海瑞）囚公子，使不得去，为文以请于胡。”“然淳无驿也，问之淳人，亦绝不闻此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盖天下之善归焉，所闻公（海瑞）事之戾于情者，大约此类，而不知其非公（海瑞）之真也。”他还说：“又记公（海瑞）为令时，有都御史过县而发其箧中赃，刚正动一时，想亦传闻偶异耳。”这就说明，吴晗同志所宣扬的这件“新闻”，只不过是各种传闻的综合而已。
其三、把海瑞要皇帝“讲求天下利害”，曲解为要皇帝“为人民谋些福利”。吴晗同志说海瑞在《治安疏》中教训嘉靖：“你要知道，修道没有什么好处，应该立即醒悟过来，每天上朝，研究国计民生，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其实，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只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请看原文：“陛下诚知玄修无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所谓“讲求天下利害”，正是研究如何加强封建统治的办法，哪里有什么要嘉靖“为人民谋些福利”的意思呢？
其四、把官僚地主伪造为“时常吃不饱”和“挨饿”的穷人。海瑞罢官家居十多年，过的是地主阶级的悠闲生活。吴晗同志却把他描绘成一个“时常吃不饱”和“挨饿”的穷人。他说“海瑞一生除有祖田十余亩外，自己没有添置过田产”。又说海瑞“一家吃用都从这祖传的十亩田里出，时常吃不饱。同乡青年来谈学问，讲经义，实在饿很了，只好用手按着肚子，一面还谈着话，客人走了，边谈边送，不让人知道他挨饿”。
海瑞“自己没有添置过田产”吗？不对。仅根据《海忠介公年谱》记述，海瑞就用过“清俸所存”中的“一百二十金”亲自“买第一区”。他母亲死了，官僚地主陈复升“捐助赙金”，他亲自“为置墓田数亩”。这难道不能算海瑞自己添置过的田产吗？
海瑞一家“时常吃不饱”吗？这也是捏造。海瑞一直过的是官僚地主生活。你看他娶过好多个妻妾，相传他“居家九娶而易其妻”（《万历野获编》），或传他“六娶七娶”，至少是“娶惟三而慎选，辄易则侧室”（《海忠介公行状》）。他临死时还有“二媵四仆奉侍”（《海忠介公年谱》）。他在家“不吝金购书”。他的“斋西小圃命二三童艺瓜蔬”。他虽然“居常不治酒肴，或蔬饭杯茗，与客对谈而已”（《海忠介公传》），但也有时与客人“设鸡黍相对食”（《海忠介公年谱》）。甚至还能弄些钱“以周族之贫者，或助之婚嫁，而时及于邑之贫士”（《海忠介公传》）。海瑞哪里有穷得“时常吃不饱”的事？
吴晗同志所说的海瑞“挨饿”一事，是根据《海忠介公行状》中的记载。“（海瑞）家居十余年，日为课艺文，说经义，或馁困，时以手撑腹，言无倦厌，即相送出门，犹立谈移晷也”。意思是说海瑞家居时期，每天好接待同乡讲说艺文、经义，讲饿了困了，就用手撑住腹部，还是言无倦厌。最后送客出门，还站着谈论很久，不知疲倦。吴晗同志硬把这解释成海瑞“挨饿”并“不让人知道他挨饿”，真是想当然！
吴晗同志是一个历史家。但是，为了美化海瑞，他竟如此任意篡改史料，违反最起码的科学态度，骨子里藏的什么呢？


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
徐肇庆

提要　“清官”是当时人民拥护的，替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当权派。说“清官”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把政治理论与不变的数学公式等同起来。生搬硬套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自从《海瑞罢官》问题展开争辩以后，人们好象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封建时代，“清官”、“好官”都只能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清官”也好，贪官也好，本质上是一丘之貉。
这一番话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千真万确的。那末，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争论不休呢？理由很简单，政治上的理论跟数学上的公式不同，在某些场合不是绝对不变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时，应该斟酌具体情况，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机械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不同点就在这里。明了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以后，再来谈谈“清官”“好官”的概念吧。
所谓“好坏”跟“快慢”一样，都是相对的概念。过去是快的，现在可能是慢的。同样，过去是好的，现在也可能是坏的。在封建王朝时代，人民不接触官员也罢了，假使非接触不可时，那末只有两类人物：一种是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还有一种是“奉公守法”的所谓“清官”。广大人民喜欢的，不用说是后一种。因此说“清官”、“好官”受到过去人民的拥护，这完全是科学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当然，这种“清官”、“好官”在目前看来，也成问题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不过，这并不等于当时人民的想法呀！假使广大人民不爱戴“清官”的话，那末他们倒会喜欢强凶霸道的贪官污吏吗？因此“好坏”问题，主要应该拿当时人民的选择标准来作决定，不能单凭我们目前的政治眼光来作判断。
有人会说，“清官”既然为地主阶级服务，怎么会站在人民那一边呢？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我们只要想一想，中国地大人多，历史又很悠久，出个把象包公、海瑞之类的傻瓜，专门跟上司顶撞，替老百姓办事，那有什么稀奇呢？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谈谈罢，有些在反动政权里工作的官员，因为看不惯上司的胡作非为，激于义愤，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说，向“清官”跪下来告状不是办法，只有参加武装斗争，发动农民革命，粉碎封建制度，才有真正的出路。这几句话，初听起来倒很漂亮，却是值得研究的。首先，农民的出路问题，跟官员的“好坏”概念，根本是两回事。其次，陆雨同志说得很对，“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叫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人民日报》今年一月十九日）。何况农民平时是不上衙门的，要见官员，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急于要解决，现在轻描淡写地叫他们发动农民革命，不论是否成功，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况且那时候的农民军队，根本不可能接受过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缺乏正确的思想领导，最后即使革命成功，旧的王朝推翻，结果新的政权仍旧是一个封建王朝，地主阶级依然统治着广大人民。新的政权是否好一些呢？绝对不会。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是吃人的。我这一番话并不是说，过去的农民不应该去斗争，只不过一部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宣统末年，尽管大小起义事件有数百起，甚至数千起，但是搞来搞去，不过是这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你怎样争辩，也是无法推翻的。
有人又说，“清官”、“好官”能够迷惑群众，削弱人民斗志，调和阶级矛盾，起了巩固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作用，因此，应该严厉批判。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完全同意陆雨同志的说法：“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流反而值得表扬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何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假使全国各地都是一批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类，那也不成体统了。对于广大人民来说，这竟是利多害少呢，还是害多利少呢？即使人民天天斗争，月月起义，年年换朝代，也是好不了多少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所谓乱五代，那时候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广大人民的情况不是好一些，反而是坏一些了。让我再来强调一下，我这一番话并不是叫过去的农民不要去革命，事实是我国极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发生在马克思列宁诞生以前的。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农民群众又大多数是不识字的，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搞来搞去，始终跳不出封建王朝这个圈子。结果占便宜的还是地主阶级，吃亏的还是农民群众。现在叫广大人民不去向“清官”告状，却要来一个彻底革命，去争取自由，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在千百年以前，难道做得到吗？
至于说“清官”、“好官”起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谁都知道“清官”、“好官”打击的对象，正是豪门权贵之类的大地主。他们实在是封建王朝的当权派。他们既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怎么可以说封建王朝的地位，反而来得巩固些呢？海瑞虽然把大地主的田地退还给中小地主，但是当权派的大地主受到沉重打击以后，整个地主阶级的地位，难道反而来得巩固吗？还有“清官”、“好官”对于广大人民，有时候也可能做出一些有利的事情来。冤狱案件中的受害人，难道都是一些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吗？修桥铺路开河，难道对于广大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吗？因此，说“清官”、“好官”的所作所为，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只能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跟实际情况核对以后，就站不住脚了。
根据以上种种分析，我认为“清官”、“好官”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千万不能闭着眼睛，空谈理论呀！应该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否则就是主观唯心论呀！

1966.2.17

reading

　　“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编者按：　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什么是“清官”？有些同志认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就是政治上忠于封建制度，思想上恪守封建纲常道德，经济上不贪或者少贪非分之财。有人说：“清官”的“清”，是指“清廉、清正、清明”。
有的同志对“清官”作广义的理解，把历史上凡是执行某些被认为是“进步的”、“改良的”政策的，实行变法和采取改革措施的，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以至抗击侵略的官吏，都称做“清官”、“好官”。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一些人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一、在封建社会里，所有官吏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他们对人民的剥削虽有程度的不同，但无官不贪，他们不可能一尘不染。二、“清官”和“贪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是统治阶级用来划分其内部人物的标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观念。我们不能拿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三、封建统治阶级惯于使用欺骗和镇压两手来统治人民。为了适应本阶级的实际需要，他们往往把某些善于使用欺骗手法的官吏，有意识地美化、宣扬成所谓“循吏”、“良吏”和“清官”，当作政治标本。因此，“清官”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假象。
另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清官”，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清官”在我国古代阶级社会中一再出现，并被各个不同阶级所重视，这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有人说：“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倡导者、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而产生的。
有的文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封建国家在应付基本阶级矛盾的同时，还要应付王室同豪强之间的尖锐矛盾，需要一些“循吏”、酷吏、“清官”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补充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而恢张伦常礼教，宣扬德化仁政，以维护封建制度，此即所谓“清官”。
有些同志认为：封建剥削权利分裂为法定权利和法外权利（或习惯权利）。前者体现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后者体现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豪强权贵常为了后者而肆意突破前者，以致激起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当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威胁封建统治时，封建统治必须进行自我调节——维护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以求延续自己的寿命。“清官”就是封建统治进行这种自我调节的工具。他们的所作所为，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
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清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的理由是：一、“清官”既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又同情人民。他们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些措施既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又同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甚至也不违背农民阶级的长远利益。二、“清官”的反权贵斗争是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事情，是历史上光明面同黑暗面的斗争。“清官”是封建黑暗统治中的一线光明，“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
许多同志不同意上述论点。他们认为：封建官吏，无论“清”、“贪”、“好”、“坏”，就其阶级本质来看，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坚决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绝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清官”所谓的“爱民”纯粹是欺骗，其用意在于更多地剥削人民并瓦解革命。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绝不可能一致。不能以清、贪的对立来代替阶级的对立，抹煞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
也有的同志指出：“清官”的“爱民”，在主观上不乏真诚，这是由于他们对掩盖在自己的观点、情感后面的阶级利益可能毫无觉察的缘故。不能否认促使“清官”行动起来的这种观念冲动力，问题在于不应该停止在这种观念冲动力前面，而应该进一步探究这种观念冲动力怎么可能发生，隐藏在这些冲动力量后面的是什么。如果说“清官”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爱护，那么这种同情、怜悯和爱护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讨论中普遍论及“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有人认为：虽然“清官”只能局部地、暂时地促进生产发展，但是他们实行德治、仁政，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有利于生产。虽然“清官”对农民斗争起有麻痹作用，但是他们压抑豪强，毕竟打击了地主阶级最反动的部分，有利于农民斗争。因此总的说来，“清官”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与上述意见不同，有些同志认为：“清官”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增加封建王朝的收入，防止农民起义，巩固反动的生产关系，只是对地主阶级有利，根本谈不上对农民有什么好处，也谈不上促进生产发展，推动历史前进。
有的人说，“清官”的历史作用只是：美化封建政权，宣扬封建道德，散布对于“朝廷王法”的迷信，诱使人民做稳奴隶，不致拿起刀来闹革命。“清官”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利工具，封建秩序的忠实维护者，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卫道人，欺骗农民的王牌。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几种不同的“清官”类型：在封建王朝上升时期，“清官”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在封建统治已趋腐烂、而农民战争尚未大规模展开时，“清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是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工具。“清官”的反豪强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起了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但是“清官”从来是以失败告终的，“清官”的失败使人民对统治者的幻想破灭，有助于革命的发生。当封建统治秩序土崩瓦解、农民革命已如疾风暴雨时，“清官”则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有些同志提出，“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有的人认为：“清官”同豪强恶霸、贪官污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贪官是封建时代的糟粕，“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如果清、贪不分，则古人将一无是处，历史将成为漆黑一团。
有些同志说：封建官吏没有清、贪、好、坏之分，本质上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都是剥削、压迫农民的执行人。“清官”和贪官，只是封建政治的两种不同表象，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各有自己的行动特点罢了。一般说来，贪官追求封建地主阶级个人和集团的眼前利益，杀鸡取卵“清官”则着眼于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养鸡生蛋。他们的区别绝非阶级的区别，只是压迫、剥削的重或更重、狠或更狠的区别，绝非剥削或不剥削、压迫或不压迫的区别。只有首先认识“清官”、贪官的相同本质，再看他们的区别，才有意义，才不致把“清官”同贪官的矛盾代替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提出“清官”与贪官谁好谁坏，这个命题就是不科学的。从根本立场上看，“清官”和贪官都是同人民对立的。“清官”的一切作为不可能超出封建统治所许可的范围。当揭露“清官”的反动本质和欺骗作用时，绝不能根据形式逻辑的推论，得出贪官污吏比“清官”好，暴行可以促进人民斗争的结论。因为这一说法不是从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并且实质上把一切暴力都当作了进步的源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统治阶级，把历史上最黑暗的势力看作封建社会自己瓦解的内在动力。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有人认为：评价“清官”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封建统治下，广大人民向往比较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因而拥护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清官”。“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人民给予鉴定，叫做“青天”。“清官”在历史上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歌颂“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否定“清官”在人民中是通不过的。
有些人说：封建社会根本没有被人民“拥护”的“清官”。人民从来不赞扬那些所谓的“清官”。“清官”这一称号不是农民鉴定的，而是地主阶级文人史家冒充农民给加上的。这些称号不代表当时农民的意见，甚至不代表当时的一般舆论。人民对这些所谓“清官”的鉴定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们今天对于这些所谓“清官”，应该全盘否定。
另外一些同志指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对“清官”作出正确的评价。在封建社会，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幻想。这是一种落后、软弱、消极、保守的幻想。如果我们今天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对“清官”进行歌颂，那是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武器，揭穿封建统治阶级装潢在“清官”身上的重重迷雾，消除那些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软弱、消极和保守的幻想，还他们以本来面目，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驳“农民起义无用论”
　　黎晨

提要　徐肇庆同志的“农民起义无用论”或“农民起义黑暗论”，是与吴晗同志的观点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农民起义“远水救不了近火”，甚至会给人民带来种种灾祸。这套“理论”是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万古长存服务的。

徐肇庆同志的《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见二月十七日本报“学术研究”版），一再攻击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企图借此帮一下吴晗同志的忙，其实是帮了倒忙。这篇文章不长，却有不少妙论，概括地说，就是“农民起义无用论”，或称“农民起义黑暗论”。在作者的心目里，农民起义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徐肇庆同志在谈到封建时代农民的出路时说：“农民平时是不上衙门的，要见官员，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急于要解决，现在轻描淡写地叫他们发动农民革命，不论是否成功，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很清楚，在他看来，农民起义不如向封建官僚叩头告状，农民起义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解决不了农民“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一句话，农民起义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农民起义无用论”，一笔抹煞了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
一笔抹煞，痛快固然痛快，可是你怎么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呢？今天，恐怕连一个小学生也懂得：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不是人们主观制造的，而是客观的、必然的，根本不存在叫不叫农民“发动农民革命”的问题。既然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必然有农民的反抗、革命、起义，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农民起义，每次起义，农民都拿起大刀、长矛向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杀去，官府的租税不交了，劳役不服了，封建统治遭受沉重的打击，封建王朝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地被打翻了，或者被削弱了，这怎么能说不能解决农民“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能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呢？革命、起义不解决问题，难道向“青天大老爷”叩头哀告反而更解决问题吗？历史上找得出一个封建王朝是由于农民向“清官”告状而覆灭的吗？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说明，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徐肇庆同志要人家“千万不能闭着眼睛，空谈理论”，要“尊重客观事实”，可是自己却“闭着眼睛”，否定农民起义，这有一点“尊重客观事实”的起码态度吗？
徐肇庆同志悲叹道：“一部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宣统末年，尽管大小起义事件有数百起，甚至数千起，但是搞来搞去，不过是这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意思也十分明白：闹来闹去，农民起义终归失败了，因而是没有用的，是不应当肯定的。不错，由于历史的局限，农民起义常常是失败了。但是，对于失败，人们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国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在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和残酷镇压下容忍、屈服，他们总是失败了再干，敢于向反动统治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七页）。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是历史上扑不灭的火焰。这是我国人民最优秀、最宝贵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从来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巴黎公社不也失败了吗？难道因此就可以否定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不能。同样，农民起义的失败，也不能成为否定农民起义的理由。而徐肇庆同志却有另一种看法，他轻蔑地说：“这不过是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从而得出农民起义无用的结论。作者大概有点心虚，赶忙声明“我这一番话并不是说，过去的农民不应该去斗争”，其实是不打自招：农民起义既然无用，又何必起义、何必搞武装斗争，还是听天由命、永世当奴隶吧，或者等待“青天大老爷”来保命吧！这实际上是数典忘祖，完全否定了我们祖先光荣斗争、流血牺牲的历史，这种态度是极其轻浮、荒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
徐肇庆同志还向前迈了一大步，索性骂起农民起义来了：“即使人民天天斗争，月月起义，年年换朝代，也是好不了多少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所谓乱五代，那时候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广大人民的情况不是好一些，反而是坏一些了”。应当指出，把各封建集团混战的“乱五代”当作是“农民起义”，这是胡诌白扯，毫无历史知识。不过，从他持有的这个“农民起义”的例子，我们倒能更好地弄清这种观点的实质。说穿了，这不单是“农民起义无用论”，而且是“农民起义黑暗论”了。在他看来，农民起义糟得很，造成了天下大乱，一片黑暗，闹得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再不能“安居乐业”，情况“是坏一些了”，真是罪莫大焉。农民起义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对农民起义究竟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毛主席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热烈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他说：“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这几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难道还需要解释吗？可是，徐肇庆同志显然不赞成这种革命理论。按照他的“理论”，似乎只要农民服服贴贴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起义，不反抗，有了“事情”找封建“官员”解决解决，就能够“安居乐业”，就“好得很”。这岂不是把地主阶级的所谓“太平盛世”看作“安居乐业”的光明时代，而把农民起义看作“黑暗”时代吗？这究竟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呢？
其实，给农民起义制造种种罪名，并不是徐肇庆同志的“创举”，论“功绩”还得归到吴晗同志的名下。一九五八年以来，历史界掀起了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革命浪潮，要求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体系，恢复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而吴晗同志却“骨鲠在喉”，硬要为帝王将相争地位，大力鼓动复古主义思潮。他大喊大叫农民起义写多了，帝王将相写少了，只写农民起义“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一片打倒声”，历史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在他看来，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劳动人民，而是来自帝王将相，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的时代是“光明”时代，而农民起义则是“黑暗”时代、“人吃人”的时代。吴晗同志的观点被揭发以后，徐肇庆同志不过是重新拾起吴晗的陈旧武器作一番无力的挣扎罢了。
吴晗也好，徐肇庆也好，他们的观点是不难揭穿的。我们认为，革命有理，造反有理。而他们否定农民起义，竭力美化“清官”，实际上就是鼓吹革命无理，造反无理，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这种“农民起义无用论”或“农民起义黑暗论”，无疑是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万古长存服务的。可见吴晗同志的观点并没有使徐肇庆同志的文章站住脚，而徐肇庆同志的文章反而使吴晗同志的观点变得更荒谬了。这岂不是意欲帮忙，却帮了倒忙。


　　“刚直不阿”精神的实质
　　郑文希

吴晗同志大肆宣扬的海瑞精神，其中突出的一点即所谓“刚直不阿”、“大丈夫”精神。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呢？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要我们加以继承和学习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刚直不阿”，是封建士大夫十分吹捧的一种精神，为了正确了解它，就必须同封建统治阶级本身，以及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基础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揭露其阶级实质。
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封建士大夫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豢养的臣仆，他们不可能离开统治阶级而独立存在。被吴晗同志吹捧为“刚直不阿”的典型的海瑞，为了替皇帝效劳，尽管宦途坎坷，已经七十二岁了，还劲头十足地应诏到南京做官。因为，“君为臣纲”，“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从来就是封建士大夫奉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正是同这种阶级的道德准则紧密相联的。
在一般情况下，“刚直不阿”多是封建士大夫用来赞美那些敢于犯颜直谏、敢于同权臣斗争的人物的精神。海瑞据说就具有这种性格。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一剧中更极尽其渲染之能事。那么，在封建社会里，为什么有一些人敢于“直谏”和“斗争”呢？
在封建制度下，保持封建土地占有制以及耸立在这种占有制基础上的封建王朝，这是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但是，农民起义的风暴，一再打击了封建土地关系，倾覆了一个接一个的封建王朝。在保持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封建国家方面，许多投靠皇帝的封建士大夫同封建皇朝有着共同的利益。许多有远见的封建士大夫也多少感觉到，“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换句话说，农民是剥削的对象，也是革命风暴的源泉。因此，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不得不有一个限度。
但是，残暴的封建统治者，又在不断挖自己的墙脚。封建统治者的贪欲是无止境的，这就必然造成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而引起同封建皇朝利益休戚相关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忧心。因此，他们或者犯颜直谏，揭露一些矛盾，或者出谋划策，妄图挽狂澜于既倒，或者进行几场内部斗争，抑制一些豪强的无穷贪婪和肆意暴行。但是，这些社会庸医的共同特点是，幻想保存现有的生产条件（封建制度），而避免它的社会后果；揭露一些次要矛盾和现象，他们的抑制豪强，是打苍蝇不打老虎，为了维护最大的豪强——封建皇帝的利益，而抑制其他小豪强的利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刚直不阿”、犯颜直谏、不避权贵的阶级本质。海瑞的《治安疏》也道出了这个秘密。他在《治安疏》的开头就说得很清楚：“可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他在疏中向嘉靖皇帝警告说：“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阶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农民起来暴动了，“君道”、“臣职”都保不住了。所以他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了明皇朝的“万世治安”，而冒死上疏的。海瑞的抑制豪强不过是为了在“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
这类“刚直不阿”的道德情操，既然从根本上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那末，所谓“圣君”自然就极力加以鼓励和提倡。这无非是一方面鼓励这些士大夫为他们鞠躬尽瘁，出谋献计；另一方面又把这些士大夫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用来揭发、弹劾和惩治那些危害封建皇朝法定利益的个别贵族集团。例如，宋朝包拯“立朝刚肃、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②，不就是起了这个作用吗？统治阶级还把
自己提倡“刚直不阿”精神，作为掩饰封建皇朝凶残本相、麻醉人民的鸦片，以欺骗老百姓相信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刚直不阿”的士大夫，来“解除”自己的苦痛，千万不可图谋不轨。
由此可见，“刚直不阿”精神是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是经过加工制造，便具有一幅独立化的外表而已。在封建社会中，有些士大夫确实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种精神，并以此作为他们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必须透过封建统治者加上的庄严的圣洁的光圈，看到这种精神的阶级实质。
这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刚直不阿”精神，可以象吴晗同志所说的，被无产阶级移用于今天，“使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生产服务”吗？根本不能。列宁说过：“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③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决定了我们对人对事的根本态度。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同“刚直不阿”精神毫不相干的。
“刚直不阿”的精神是我们对待阶级敌人所需要的吗？根本不是。我们对于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充满了最大的阶级仇恨。鲁迅说得好：“横眉冷对千夫指”，就是说的对于阶级敌人要同他们作坚决斗争，以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刚直不阿”。
“刚直不阿”的精神能够移用于对待人民吗？根本不能。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④衡量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就看他是否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里所需要的正是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了人民，可以出生入死、不畏困难、不怕牺牲，根本谈不上什么“刚直不阿”。
“刚直不阿”的精神能够移用来处理同志关系吗？也根本不能。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必须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帮助，加强团结。毛泽东同志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⑤就是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所谓“刚直不阿”的精神，同革命者的态度是多么格格不入。
“刚直不阿”的精神还能够用来对待党的领导和一切革命组织吗？完全不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具有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由于主客观的各种原因，有时的确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⑥对待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党，如果说还需要封建士大夫的“刚直不阿”精神，那岂不是奇谈怪论吗？
在我们党内和各种革命组织内部，还存在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在处理领导同被领导、上级同下级之间的关系上，也不需要什么“刚直不阿”的精神。在党内和革命组织内部，人同人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同志关系。所以有领导同被领导、上级同下级之分，只是由于革命分工的不同，而且这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党的原则、革命的原则来处理这种关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能是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这一切革命美德，同封建士大夫的“刚直不阿”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可见，作为封建道德规范的“刚直不阿”精神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根本不能移用于今天。否则，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知，就是要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
①《唐书·卢藏用传》。②《宋史·包拯传》。③《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五八页。④⑤⑥《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三、一○○四页。


　　不应该否定海瑞
　　李东森

我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必须有历史的观点，因为任何时代的历史客观环境，对每一个人都起着相当的局限作用。否则，即难以说明问题。
但是，有的同志说：“海瑞是封建皇室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臣；他之所以为民，实质上是为了朝廷；所做的一些兴利除弊的措施，本质上是替封建统治服务，对巩固封建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既以海瑞之如此所为为非，那末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人臣，该如何作才对呢？这无疑是以为只有用农民起义的革命手段来推翻这个王朝再建立另一种社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才行。但这样的想法，是否符合于当时之历史客观条件呢？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会清楚，社会有它的发展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与当时历史的客观条件相结合，才能对历史起到推动作用。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会随着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一个封建王朝尚未临于腐败不堪的崩溃阶段，即使农民进行革命，也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而只会带来灾难。尤其是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还不十分尖锐时，即使侥幸成功，也不过是改朝换代。李自成颠覆明室后的结果，即是很好的证明。当清王朝建立后，反清斗争虽曾一起再起，而由于清朝统治力量尚未至于没落阶段，均归于失败。况当明万历年间，统治阶级还有相当的统治力量，即使是走农民起义革命的道路，能保成功吗？即使成功，能出现我们现在的这样社会吗？
我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论封建中曾这样提道：“彼封建者非圣人之意也，更古圣王尧舜禹汤而莫之能去，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能也。”孔子生于乱世，而志在大同，然而当时正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他的理想实现不了。后不得已，他乃归鲁设教，著书立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传给后世，希冀于来者，可知封建社会之不可逾越也。为防止后代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使取于民有制，以期人民能够在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少年免于死亡的基础上，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免遭饥饿流离和战祸摧残之苦，复敷之以五教，申明君臣之义和人君对人民应尽的责任，以为后世法，使诸侯士大夫皆有所矜式。故仁人之事君，要引导其君行仁政。君有过，则谏。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则仕。谏不行，言不听，膏泽不下于民则去。象孟子说的：“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果直言敢谏而触怒皇帝，甚至削官贬职，受刑遭诛，惟义所在，在所不计。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我国历史上的箕子、比干、屈原、司马迁，魏征、韩愈、陶潜、包文正、岳飞、文天祥等，都属于这一类人物。而海瑞的罢官和所作所为也正是这样。
明朝黄宗羲曾这样说道：“吾之仕也，为天下，而非为一君。为万姓，而非为一姓。”海瑞也正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以海瑞在爱民的基础上忠于君之忠，来忠于我们现在的革命事业以及我们伟大的党和领袖。以海瑞刚正不阿、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来用于反对不良倾向，这不但有可取，而且大有可取。
至于清官的本质是什么、应该不应该歌颂的问题，我认为如果用历史的观点去认识，那末凡是站在爱民的基础上而忠于君之清官，是可以歌颂的。如果把清官认成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起巩固作用的而不应该歌颂，那末试想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的名臣贤将哪一个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起破坏作用的？只有利己殃民的贪官污吏，如严嵩、秦桧之流才是这样。难道我们对这些人来歌颂吗？自然不能。如果凡巩固封建统治的就不能歌颂，那么，我们数千年封建社会里的人物只可一概否定。同时说明我们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应该有，而应该早就实现我们现在的社会。实际上要是这样地看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有些走得太慢，应该立刻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不然，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不又非议我们吗？
社会的进化都是从原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我们现在能有这样大的一个民族屹立在世界上，并有着悠久的文化和历史而号称文明的古国，是与历史人物中无数忠义有道之士的臣君辅国，使人民少受战祸之苦，得有安居生息之机分不开的。孔子在论管仲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的所为不同样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起了巩固作用吗？唐代贞观之治，曾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中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魏征所起的作用也同样是如此。我国的珍贵历史遗产是应当总结继承下来的。

196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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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笔谈“清官”问题
编者按 上海《学术月刊》今年一月号，发表了《关于“清官”讨论笔谈》。下面选载的是笔谈的摘要。

周谷城：“清官”贪官是一丘之貉，但又非全无区别。“清官”纵有好处，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
关于所谓清官、贪官。（一）所谓清官和贪官，既然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那末说他们同是一丘之貉，或没有什么区别，不会有很大的不公道。（二）不过在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前提之下，说清官与贪官彼此全无区别，确与事实不符。压迫轻一点的比压迫重一点的总要好些；剥削少一点的比剥削多一点的总要好些。进一步说，清官与贪官虽同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但清官如能利用政治力量，强迫人民兴修水利等事，从而发展生产，未尝于人民毫无益处。就这点说，所谓清官，只要真能做一点点儿好事，到底要比贪官好一点点儿。（三）但清官之所作所为，于人民或有暂时的些微利益；换得的却是统治阶级本身的延长或巩固，这是与人民打倒统治阶级，彻底肃清压迫与剥削的愿望完全相反的。这里起了贪官所不能起的作用。就这点说，始终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谓清官，纵有好处，其好处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甚或不能偿还其罪行。
关于所谓“肯定”、“否定”。（一）肯定与否定云云，就目前的用法看，所指的似乎完全属于评价范围，与历史的存在与否，不是一事。历史人物或事情，其影响可能因评价而变更；但其存在，不会因作了否定的评价而变成不存在。（二）现在所谓评价，多是重行评价。如对某人过去评价太高了，否定其一部分或全部；对某人过去评价太低了，肯定其一部分或全部。时代变了，评价自然不同。不过历史人物或事情自身的存在，扩大一点说，历史自身的存在，不会因评价而变更。（三）我们研究历史，最重发现规律，最重阐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趋势明白了，于评价人物要方便得多。不过，于关键性的人物之所作所为，摸得很清，于发现规律，阐明趋势，又有直接帮助。

平心：把清官同人民之间的界限勾销是荒谬的，但是把他们同贪吏、豪强之间的区别划去也不能服人。对清官的批判有两条标准：一是现实的政治是非；二是历史是非。
清廉自守、立朝敢谏、兴修水利、扶植农事、整饬吏治、减免赋役以及比较关心民困的“良相”“循吏”，史不绝书。他们的“德政”“懿行”不少是经过了史家的缘饰渲染的。但是，史籍上的纪载，多少透露了清官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的风格。把他们和同代的暴官污吏、权奸豪强看作一丘之貉，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象的。清官同封建国家的一般官吏有共同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面，又有同他们相异以至彼此矛盾的一面。如果夸大了后者，把清官同人民之间的界限一笔勾销了，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只看到前者，而忘记了后者，把他们同恶吏、豪强之间的界限一概划去了，也是不能叫人心服的。
吴晗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抹煞了清官同人民之间的分界线，从而把被封建地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国家和王法给抽象化了；同时严重歪曲了明代农民的历史形象，取消了人民在历史上的斗争作用。这种“古为今用”的歌颂和论断，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不能不产生极坏的影响。
能不能因为吴晗同志在海瑞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分皂白地把历史上的清官一概抹黑呢？这是关系到评论历史是非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循吏”“良吏”，本来应当作具体分析，分别估价，不能笼统对待。他们之中，的确有一些是被统治阶级过分美化了、徒有虚名的偶象人物。他们在历史上的破坏作用和腐蚀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甚至有些所谓名臣的“善政德业”，根本就是秽史伪造的。对于他们，只有贬斥的份儿。可是，在所谓清官中，确有不少是对人民作了一些有益的事，减轻了人民的一些痛苦灾害，他们的某些治绩，甚至对后世都留下了良好的影响（如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保护水土之类）。怎能因为他们忠于当时的王朝和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就贬得一文不值呢？如果说把清官捧上九天，是犯了右倾的错误，把他们一概打入十八重地狱，是不是犯了“左”倾的错误呢？
对于海瑞之类的清官要不要批判呢？毫无疑问是需要的。批判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按照现实的政治是非，另一条是按照已往的历史是非。任何一个清官，如果他在当时坚决捍卫整个剥削阶级，对人民进行麻痹镇压，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如果他顽强地维护那违反劳动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轨道的传统制度，这就不仅应当被看作同当时的人民大众处于敌对的地位，而且应当被视为同现代的劳动人民属于两个对抗的营垒，被视为现代剥削阶级的远祖（这里不是指血统关系的远祖，而是指阶级关系的远祖）和先行者。我们的思想感情究竟应当站在哪一方面呢？这就必然涉及现实的政治是非问题。
可是，历史人物毕竟是过去了的古人，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无产阶级政治秤尺去衡量他们，要求他们同现在的革命政治家一样对待人民；对于他们必须依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认真分析，分别对待。假如有人认为凡是清官，都是历史罪人，同所有的贪官污吏、权奸恶霸、民蠹国贼没有一丝一毫区别，那是把马克思主义十足庸俗化了。难道无产阶级是只管现实政治是非不顾历史是非的粗暴力量吗？不能同意这种严重曲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偏见。
束世?：不同意“清官”是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器。“清官”的高大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幻想。评价“清官”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生产。
所谓“清官”，只是封建社会的产品，大都出在每一王朝的中年以后。有人说，清官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这个论点我不能完全同意。所谓清官，指的是地方官（良吏、循吏）。个别地方官的影响只能是短暂的、局部的，对整个王朝政局不能起调节作用，更不能对“封建制度”起调节作用。
清官的情况有些特殊，它影响虽小却有虚名，而这虚名在他死后才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政治幻想”。拿著名的清官包拯、海瑞的历史来看就很清楚。封建制是需要利用政治幻想进行统治的。在阶级矛盾尖锐化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不能也不愿改善政治，就更要倚靠政治幻想，“清官”的高大是封建政治幻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歌颂清官，无非是借以宣扬“王法”是公正的，封建皇帝是力求政治清明的，以此达到对民众的欺骗。
“清官”在中国有它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爱民如子”。这话，一方面是欺骗，一方面也是对清官本质的自我暴露。为什么说是欺骗？清官是“忠君”的，又确有象是同情人民的一些举动，忠君与爱民不免有矛盾。清官是怎样把忠君和爱民统一起来的呢？那就是：“爱民所以爱君也”。爱民是手段，爱君是目的；爱民是外套，爱君是本质。这种“爱民”不能不是欺骗。何以说是自我暴露？关键就在于“如子”的含义。这就是“清官”要做人民的爸爸，要骑在人民的头上。在我国封建时代和半封建时代不仅有封建制的统治，还有宗法制的统治。在宗法制下，妻、子是家长的奴隶，他们受压迫、受剥削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反抗。“清官”之镇压农民起义，屠杀人民，也是“爱民如子”范围以内的事。政治的、宗法的双重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旧传统，所谓“清官”，不过是旧传统的忠实执行者，这是它的特点。
评价清官必须首先认清它是封建统治工具之一，本质上是反动的。但个别清官如果真正做了一点好事，能否加以肯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来，我们对于剥削阶级也要分别对待。如果说清官与贪官一视同仁，总不能解决问题。困难的是，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好坏。
在我看，区分的标准为是否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生产。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阶级社会的更迭是逐渐进步而不是退步。因此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社会生产愈发展，则劳动人民愈接近彻底解放；而社会每前进一步，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机会也就多一些。社会生产的发展，关系是巨大的。某一清官如曾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事，尽管是局部的利益，仍可对这一件事加以肯定，不夸大、不缩小，不埋没他的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历史上生产的推进，受益的人多半是剥削阶级，农民受益很小。拿“对谁有利”来衡量，是不是对这件事也不能加以肯定？在我看，不能这样看问题。生产斗争的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是由劳动人民进行的。在生产斗争中，劳动者改造了世界，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在封建时代，社会生产的推进，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时促进了封建制的死亡，不能说对农民无益。

丘日庆：对历史上的清官要一分为二。散播对清官幻想的论调必须批判，但是不能把清官与贪官完全等同起来。
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清官，必须依据一分为二的规律。
（一）对于历史上的清官，要看到它同贪官相同的一面。它们同是对农民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这一点上说，或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丘之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清官同贪官不完全相同的一面。一般说来，清官比较严格维护封建纲常和法，为了巩固封建皇朝根本利益，作了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人民当时的某些愿望，例如平抑一些冤狱，裁抑一些强豪，或兴修一些水利，或作出一些改良。当然，我们对于这些清官的现象，又要看到它的危害性。
统治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某些活动或措施，既代表或符合它本身的长期的、根本的利益，又符合农民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暂时的或非根本的利益是完全可能的。否则，矛盾何从缓和？这绝不是“合二而一”的观点。当然在用语上，这只能说“既代表或符合它本身的长期利益，又符合农民阶级的暂时利益”，而不能说“既代表或符合它本身的长期利益，又代表农民阶级的暂时利益”。历史上的清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是可以作出一些事情在客观上符合于农民阶级当时的短暂的利益的。把这些事情（措施）从长远的利益和暂时利益分别来看，是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
（二）历史上封建皇朝和封建文人大肆宣传、美化清官的高大形象，人民群众因受到前者的影响而对清官产生不健康的、落后幻想，只看到贪官同人民对立的一面，没有看到清官也同人民对立的一面，认为不要革命，不要改变生产关系，有了清官就能解决问题。这些今天都应该受到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三）但我们在揭露和批判清官的同时，又不能将它同贪官完全等同起来，应该全面地评价，既要看到在本质上它同贪官相同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同贪官不完全相同的一面。

郝昺衡：剔除“清官”的封建性糟粕，可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借鉴。
什么是清官？包括刚正无私、有正义感、不糊涂，最主要的还在于不贪污，不向人民伸手或少向人民伸手。这样，就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也对封建王朝有利。拿海瑞说，就作过不少减轻人民负担的事，这是难能可贵的。
每一个封建王朝上升的时候，贪污的现象比较少，一到了它走下坡路的时候，往往贿赂公行。清官的出现，常常在这个时候。海瑞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严嵩不必说了，号称好宰相的徐阶也拥有四十万亩良田，张居正死了父亲，为了奔丧，用二百民伕抬着轿子把他抬了回去，沿途的铺张勒索，那还用说吗？比起海瑞来，死后清点遗产只有一百五十两银子（一说十多两），人民的同情和拥护，到底在哪一方，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我们有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古人也有一把尺，那就是封建道德、法律和习惯。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去衡量古人作出合理的判断，是可以的，若以之要求古人，那就等于年光倒流，强古人之车合今人之辙了。清官值得值不得歌颂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是可以的，歌颂就不必了。


北京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清官”问题

编者按 《新建设》编辑部于今年二月二日邀请北京部分学术界人士，就“清官”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并于该刊今年一、二月号合刊，发表了与会者的发言。现将发言摘要转载如下。

吴世昌：“清官”实行改良，至少使老百姓少受剥削、少受罪。说贪官比“清官”还好，是站在后一个王朝上说话的。
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贪官比“清官”还好，因为贪官使民不堪命，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崩溃；“清官”则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缓了王朝的崩溃。主张这个原则的人，是站在后一个王朝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的，因为农民反抗所引起的旧王朝的崩溃，好处是被下一个新王朝的统治者得去了，农民是得不到的。贪官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很厉害；“清官”实行改良主义，缓和阶级压迫，至少使老百姓少受剥削、少受罪。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当然是少受剥削、少死人好。
如果说贪官比“清官”好，客观上就会使人认为应当赞成贪官，打倒“清官”。按照这样的逻辑推下去，秦桧就会比岳飞好。金兵入侵时，宋朝的主要矛盾是外族侵略。秦桧主张缓和这个矛盾，他当汉奸，与敌人勾结，人民反对他，这就加剧了人民与宋王朝的矛盾。岳飞抗金人，御外侮，人民赞成他，有人可能会说，人民就会因为宋朝政府里还有这么一个受人民拥护的岳飞，而认为宋朝政府还不错；这样，岳飞不是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缓了宋王朝的崩溃吗？秦桧反岳飞之道而行，加剧了阶级矛盾，加速宋王朝的崩溃，似乎秦桧倒比岳飞好了。这就是贪官比“清官”好的原则所将得出的结论。
唐 兰：“清官”不一定出在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的时候。“清官”对人民有无好处，要根据其人其事作具体分析。“清官”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清官”这个概念，不是很早就有的。关于包拯的传说，是从元朝以后才慢慢流传的，那时似乎还没有“清官”这个名词。明朝的海瑞死后，也只叫他做“忠介”，没有叫他“清官”。大概康熙时提倡“清官”最力，彭鹏、施世纶等都叫“清官”。
提倡“清官”，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的。现在有些文章说，“清官”出在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的时候，我看并不都是这样，康熙时就是“盛世”，不过，那时的贪污可能很厉害。贪官多，不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康熙时特别提倡“清官”。“清官”受到重用，就是由于他们对封建统治者“赤胆忠心”，康熙时的彭鹏、于成龙、施世纶，都是效忠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巩固封建王朝的。
“清官”对人民有没有好处呢？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回答。每个“清官”有其具体的情况。一个“清官”所作的某件事，对人民可能有一些些好处。例如海瑞倡议修吴淞江，一方面是以工程招集饥民，缓和阶级矛盾，怕人民造反，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但就他整个的人来说，不过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工具，对人民是不利的。
至于老百姓是否说“清官”好呢？在那个时候，在一个地方上，乡绅说了话，谁敢不依？海瑞死了后，乡绅叫人们去送丧，谁敢不去？施世纶离任后，有人倡议每人拿出一文钱，给他盖个亭子做纪念，就叫做“一文亭”。地主阶级如此一号召，老百姓谁也不敢不依。当然，也还有些老百姓是受了欺骗而说“清官”好的。但是，我们今天却不能由此就认为当时的老百姓说他好。那时，老百姓见了县官总叫“青天大老爷”，但碰到的大都是贪官、赃官。有些“清官”象海瑞之类，在封建官僚中可能品行略好一些，也没有什么太大罪恶。但有些“清官”象于成龙之类，镇压农民起义最凶，是手上沾满血的刽子手，那就罪大恶极了。无论如何，对于整个“清官”，我们应该予以否定，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学习的典范。
有些人要说贪官比“清官”更好，那是不客观的。对比起来，“清官”总比贪官好一点儿，海瑞比严嵩总好些。只从清廉的一点来讲，“清官”与贪官尽管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总还是差一点吧！一锅煮了，没有区别，也就没有说服力了。
杨一之：“清官”是封建社会的迂腐的卫道者。不能说他们有多么好，但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
“清官”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制造出来的假象。它是很能迷惑人的东西。
封建王朝总是兼并成风的，非法侵占很多，削弱了封建王朝中央的利益，民脂民膏大半被贪官中饱了。明朝不只是官贪，就是各部的吏也贪污得很厉害，整个封建政权就是建立在中饱之上的。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清官”，是同这种贪污中饱的现象分不开的，是建筑在封建统治阶级这种利害关系的矛盾上的。
“清官”的行为以及他们在社会上发生的影响，一般是以迂腐与呆板的形式出现的，常常表现为封建的风俗习惯和伦常的支柱。吴晗同志说海瑞是当时政治上的左派，这很难说。总之，“清官”一方面与封建社会的财政状况和贪污中饱现象相联系，在贪污中饱现象之下，为封建统治者所需要；另一方面，“清官”是封建社会的迂腐的卫道者，不能说他们有多么好。
我们说“清官”不那么好，但不能反过来说，贪官比“清官”好。这是从概念出发，不是从阶级分析方法入手。
“清官”与贪官不同的地方，在于“清官”为统治阶级服务比贪官更自觉一些，贪官则不很自觉。但不能因此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对于人民来说，不能说贪官比“清官”更好一些，不能因为人民反对贪官，说贪官加剧了阶级矛盾，因此贪官对人民就更有用一些。
“清官”问题与道德问题也有联系。我比较同意封建道德不能为无产阶级所继承的主张。“清官”的道德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我们只能打碎它，不能继承它。
郑天挺：“清官”和贪官都是封建压迫的执行者。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有相对的共同利益。“清官”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走向尖锐化的产物，统治阶级有许多地方可以利用他们。
贪官是官，“清官”也是官。“清官”与贪官对待农民阶级，在剥削上只有重与更重的差别，在压迫上只有狠与更狠的差别，没有剥削与不剥削、压迫与不压迫的差别。
“清官”为什么比贪官受人喜欢？这可能是由于官与民是共处于封建国家这个统一体中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他们有着同一性，因此，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有某些共同利益。例如“清官”兴修水利，生产提高了，对农民有利，对统治阶级也有利。贪官则可能希望发生灾荒，以便从中贪污渔利。正因为农民和地主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相对地可能有共同利益，所以农民也有时相对地可能喜欢“清官”。但是我们不能夸大这种有条件的、相对的东西，把它认为是绝对的，而忘了对立的斗争。
“清官”的出现是阶级斗争走向尖锐化的反映。有人说，“清官”是在阶级矛盾处于尖锐化、统治阶级走下坡路的时候出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汲黯出现在汉武帝时，而不在哀帝、平帝时。包拯出现在宋仁宗时，而不在徽宗、钦宗时。海瑞出现在嘉靖时，而不在万历、天启以后。清代很多“清官”出现在康熙时，而不在嘉庆、道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宣扬“清官”，显然是用来缓和初期的尖锐矛盾。至于矛盾激化以后，农民战争爆发了，无论怎样宣扬“清官”也无济于事了，所以封建统治者也就不谈“清官”了。
“清官”不是农民鉴定的。在许多“去思碑”、“谀墓文”以及公私传记中出现的“清官”、“青天”之类，是封建士大夫们的杰作。这种“清官”称号不但由封建士大夫来捏造，而且由封建皇帝来捏造。清代康熙皇帝既说于成龙是“今时清官第一”，又说张伯行是“天下清官第一”。
记载上所谓“清官”之“清”是不可信的。有的是自我宣传，有的是互相标榜，有的是宣扬自己的家族，有的是美化当时的封建社会。
“清官”所起的作用，农民阶级的看法和地主阶级看法，是绝对相反的。“清官”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有许多值得利用的地方：一，“清官”不会利用国家财物营私舞弊，可以保证朝廷的收入。二，“清官”一般都企图永久保存封建旧秩序，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对封建制度的修修补补，而不是大改动，也不是全盘改良的改良主义。三，“清官”是封建统治的“四大绳索”的卫道人。四，“清官”有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忠顺的一面，又有对农民阶级相对迷惑的一面，所以封建统治者常常用来欺骗农民。
“清官”比贪官迷惑人，常常使人忽略他们的本质。所以我们说“清官”更危险，对“清官”更要提高警惕，但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
否定“清官”，是不是就抹黑了历史的光明面？不。中华民族有它的伟大的、光明的历史，首先应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劳动人民的光明历史。过去历史对于人民的论述太少了，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调查、去发掘。如果不去找真正的人民的光明面，而用一些地主阶级的东西加以美化，冒充人民的，这才是真正给历史抹黑。

贺麟：旧知识分子怕阶级斗争，总想搞阶级调和。说“清官”骂皇帝，是歪曲了“清官”的阶级本质，模糊了阶级界限。
旧知识分子在改造世界观方面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害怕阶级斗争，不想参加阶级斗争。怕斗争人家，也怕斗争自己，总想找一个什么东西来搞“阶级调和论”，以此作为精神依托，安慰自己，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
“清官”是皇帝的忠实奴仆，根本不会骂皇帝。忠谏与骂是两回事。魏征同唐太宗争论有时很激烈，很不客气，但这不叫骂。大刽子手曾国藩也上过疏《敬陈圣德三端》，向咸丰皇帝提意见，咸丰看了很生气，把他的奏折摔在地上，要办他的罪。经他的老师和朋友求情后，还得到“优诏褒答”。有时封建官僚对皇帝不满的情况是有的。而直谏则没有私人抱怨和反抗的意思。“清官”骂皇帝，无非是忠心耿耿，用直谏的方式拼死命要皇帝改好。“清官”和贪官之间，忠臣和奸臣之间有矛盾、有斗争，但他们双方都拥护皇帝。忠臣死心踏地的忠于皇帝，死而无怨。说他们“骂皇帝”，这同“清官”作为忠臣的形象和本质有矛盾。吴晗同志说“清官”骂皇帝，似乎以为海瑞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而不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他显然是没有搞清楚“清官”的阶级本质，模糊了阶级界限。

冯友兰：“清官”比较不贪赃枉法，断官司比较能持平。“清官”的行动说不上改良主义，而是卫护封建制度的基础的。吹捧“清官”，目的是美化封建制度。
郑天挺先生开头说，地主和农民大家都说“清官”好，可能是由于地主和农民的利益也有一致之处。这个解释很不妥当。后来郑先生举了大量的史料，证明“清官”是由皇帝鉴定的，是由地主阶级吹捧起来的。这就取消了原来的问题。
说“清官”“清如水，明如镜”，就是说，他比较不贪赃枉法，断官司比较能持平。在封建社会中，贪官、赃官、糊涂官，实在到处都是，冤狱也到处都是。如果有个别的官，能平反几件冤狱，在当时是可以使人心一快。平反了个别的冤狱，对个别人有好处，但对于农民阶级并不会有多大好处。
“清官”的这些行动，说不上改良主义，更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那样“撞击封建制度的基础”。恰恰相反，“清官”的行动是卫护封建制度的基础的。“清官”无论是真“清”或假“清”，他总是“官”。封建制度是他存在的根据。我们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评价“清官”，对“清官”不能宣扬。对于“清官”大肆吹捧，其目的是美化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封建制度。这是封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一种手段。
翁独健：从历史条件来看，比贪官较好的“清官”是有的。统治阶级提倡“清官”，人民中也有“清官”的概念。
“清官”从本质上说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不同的意见了。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清官”？从“清官”是剥削阶级来说，都是剥削，有什么“清”不“清”？这样，也可以说没有“清官”。但是，从历史条件来看，从剥削阶级内部来分，相对地说，还是有“清官”的。他们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剥削，同贪官相比，是统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成员。我们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来看，从他们本阶级来说，比贪官较好的“清官”是有的。当然，历史上的“清官”不多，而且有真假之分。特别是戏剧、小说中所渲染的“清官”，那更不是历史的真实。
统治阶级提倡“清官”，这不成问题。从历史条件看，人民中有没有“清官”的观念呢？我看也有。这并不奇怪。
第二、“清官”与贪官哪一个好？从一定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看，相对地说，“清官”和贪官是有区别的。“清官”总比贪官好一点。个别的冤狱是平了，对人民有一些好处。“清官”比贪官好，自然是有限度的，影响历史发展的不是他们，就是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清官”也排不上队。我们从一定的历史条件看，可以说“清官”比贪官好，但是把他们抽象出来，叫今天的人去学习他们，我认为是不对的。
杜任之：限制贪污中饱是产生“清官”的社会根源；儒家学说是“清官”的思想根源。对“清官”和贪官都要一分为二。
历史上“清官”还是有的，他们是相对于贪官而言的。历史记载上的“清官”，是统治阶级加以吹捧、士大夫加以夸大而塑造成的。中国是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层次很多，在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方面，很容易发生贪污中饱的现象，封建统治者便提倡“清官”以限制贪污中饱，这就是产生“清官”的社会根源。其次，儒家思想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是调和阶级矛盾的“仁学”、“仁政”与折衷主义的“中庸之道”。“清官”的思想根源是从这里来的。
无产阶级要重新写历史，因之也要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一般说来，对“清官”和贪官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要一分为二。“清官”和贪官是不同的，这是对封建官吏的一分为二。看待“清官”的作用也要一分为二。“清官”一方面巩固封建统治，起着维护封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定事情上，一定时期中，作了有利于一部分人民的好事。这有利于人民的一面又可以一分为二。一方面对人民有利；另一方面又对人民起了欺骗和麻醉的作用，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幻想，特别是经过戏曲、小说的渲染，更有麻醉人民的作用。
对贪官也要一分为二。贪官一方面剥削得更多，压迫得更凶，在当时有害于人民；另一方面又引起了人民对封建统治的憎恨，起了促进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作用。这又是坏事变好事。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辩证法的发展。

朱光潜：封建统治阶级提倡“清官”，是为了对人民起麻痹作用。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必要把“清官”和贪官区别开来？
究竟有没有“清官”？大家刚才都是从历史上说的。过去历史的这笔糊涂账，究竟可信到什么程度？不必谈古，就从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想想也可以。我快七十岁了，经历了清朝末年、袁世凯、北洋军阀，直到蒋介石的统治时代。就我知道的官想了一想，究竟哪一个是“清官”？找不出来！要不要把“清官”和贪官区别开来？大家说“清官”是皇帝“钦定”的，封建统治者提倡“清官”，是为了他们的统治利益，对人民起麻痹作用。封建统治者把“清官”和贪官分开来，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们今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有什么必要把“清官”和贪官区别开来？这对我们说明历史究竟有多大好处？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要尽量剥削工人，但还要给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以便继续剥削他们。我想，过去一切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都是这样，都有一个既要尽量剥削他们，又要使他们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以便继续剥削他们的矛盾。贪官是剥削到底，不管人民的死活；“清官”剥削到一定的程度，使农民能够活下去，继续受剥削。
翦伯赞：“清官”问题不可轻视。“清官”在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在“清官”与贪官之间画出一条界线是很困难的。建议解剖几个“清官”，弄清真象。
“清官”问题并不小，不可轻视。尽管“清官”在历史上不占多大地位，但对“清官”的认识，却攸关着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而且“清官”问题还不仅是一个历史学上的问题，又是文学和戏剧学上的问题。
对“清官”的本质，已经没有分歧的意见，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清官”与贪官谁好？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刚才一位同志提出的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清官”？历史上是写了一些“清官”的，问题就是这些写在历史上的“清官”，算不算“清官”。
司马迁在《史记·循吏传》中写了一个“清官”公仪休。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以高第为鲁相，他爱吃鱼，有人投其所好，送鱼给他，他不受。说：“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这个故事，很清楚地说明了公仪休不是不贪，而是怕因小贪失去大贪的地位。
真正的“清官”在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因而要想在“清官”与贪官之间画出一条界线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定要画，那不是“清”与贪的问题，而是贪的多少问题。
有些文章提出“清官”奉法，贪官枉法，好象从这里可以画出界线。《史记·酷吏传》记载杜周治狱，只按皇帝的意图，不按法律。有人责备他，他说：“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几句话说出了封建时代法律的本质，也说明了奉法与枉法的区别只是一个是遵循前主之所是，一个是遵循后主之所是而已，前主与后主都是封建皇帝，因而实质上都是执行封建统治阶级的律令，去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
为了更深入地展开“清官”问题的讨论，我建议解剖几个封建史学家所宣传的“清官”，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清官”，“清”在那里，“清”到什么程度。也解剖几个贪官，看看他们与“清官”有多大的差距。同时，对那些宣扬“清官”的公案小说，也翻出来评论评论，指出封建文人是怎样而且为了什么目的制造这些“清官”。

196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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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折衷主义混淆是非
薛舒
提要　时汉人同志写的《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是一篇颠倒是非的假公正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对吴晗同志小骂大帮忙。在学术讨论中，必须明辩是非，坚持真理，反对折衷主义。

必须明辨是非
在《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人民日报》二月十日）一文中，时汉人同志对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表示了这样的看法：
一、吴晗同志既有“自我辩护”，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二、吴晗同志的“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
这似乎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但是，公正不决定于漂亮的宣言，而应当明辨是非。时汉人同志是真公正还是假公正？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就不难求得解答。
《海瑞罢官》问题展开讨论以后，同志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批评。不能说吴晗同志一点意见也没有接受，但他在主要问题上却是只有自我辩护而毫无自我批评。同志们批评《海瑞罢官》是一个借古非今的、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剧本。吴晗同志也承认这“不只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但是，他所论述的重点，却是把自己极力装扮成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士；却是把写作《海瑞罢官》的动机，说成“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其目的性“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却是把《海瑞罢官》在当时起了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说成是“坏分子就把这个剧本和要求单干退田联系起来了”……。吴晗同志完全回避了政治错误的检查。在讨论中，同志们也批评了吴晗同志学术思想上的错误，指出他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他的《海瑞罢官》是歪曲历史真实、抹杀阶级矛盾的作品。吴晗同志虽然也承认了他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但是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仍是多方辩解，任意堆砌史料，只谈史书有无记载，不辨史实真伪。吴晗同志的这种态度，怎能说是“作了自我批评”呢？
吴晗同志对同志们正确的批评，既拒之于千里之外，对自己一贯的错误观点，又死抱住不放，坚持到底。在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里，他不是坚持认为，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只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吗？他不是依旧认为，“清官”“好官”“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的”吗？他不是还在坚持其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错误观点，并自夸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归结为阶级活动”的吗？在这些问题上，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有什么“正确的看法”要我们给以“肯定”的呢？时汉人同志不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而只是空说什么“错误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又算什么公正态度呢？
在学术讨论过程中，既允许被批评者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允许其他同志替某种意见作辩护。问题在于坚持的和为之辩护的是真理，还是错误。时汉人同志替吴晗同志所作的辩护，显然没有站在真理一边。他把吴晗同志的自我辩护美化为自我批评，对他的错误意见也要人们给以肯定。如果把这种颠倒是非的态度叫做“公正”，那只能是一种假公正。

检验创作动机的主要根据是作品的效果
时汉人同志用很大一部分篇幅，大谈学术批判中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要求人们以马克思、恩格斯为“表率”，用
“充足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战斗力”来对待论敌。遗憾的是，时汉人同志自己背弃了他的誓言，陷入了假科学、假马克思主义的泥沼。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动机和效果、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上。
时汉人同志声称，他“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他说，“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出、发表的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否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否好。”他也承认，“通过对剧本内容的分析……可以断定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可是，紧接着这些话，他却笔锋一转，认为要分析“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第一，必须“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第二，“需要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
关于动机和效果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十分精辟：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这里说得很清楚，检验创作动机的标准，不是作家的宣言，而是他的行为——主要是他的作品在社会大众中的效果。因为动机是主观的东西，要检验一个作家的动机，只有在他把动机付诸实践——创作，见之于客观——作品的时候，才有可能。时汉人同志却认为检验作家的创作动机，只能等待作家自己的检查，即从动机检查动机；作者的作品，只能作为判断创作动机的“参照”。这种观点，能说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
当然，如果吴晗同志能够认真地检查错误，如实地交代自己的创作动机，那是我们所欢迎的。但是，吴晗同志没有这样做。他在“自我批评”里，是这样“检查”他的动机的：
一曰：“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在当时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
二曰：“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三曰：这出戏的“恶劣效果”，只在于“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使读者、观众理解为……”，即“他们读了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
把吴晗同志的三点归纳起来，那就是说，《海瑞罢官》之所以产生“恶劣效果”，作者主观上是没有责任的，它只是读者和观众的“感觉”、“理解”和“联系”的结果。时汉人同志是从动机检验动机，吴晗同志则是从效果检验效果；他们都是动机和效果的分离论者。
曾几何时，在《海瑞罢官》刚出笼的时刻，吴晗同志还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兴高采烈，称兄道弟，大谈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也就是前人经验的总结。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为了继承前人的斗争经验教训”。吴晗同志不只一次地大谈历史剧一定要“做到古为今用”（请参看他的《谈历史剧》、《再谈历史剧》、《论历史剧》），但是，现在却一反前言，宣称自己写《海瑞罢官》时，“‘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一点也没有想起过”。人们“不能满足”吴晗同志的“回答”，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人们把《海瑞罢官》的“恶劣效果”同作者的动机联系起来，帮助吴晗同志认识自己的错误，难道不是义不容辞的吗？
时汉人同志说，检验一个作家的动机，也应当看看作家的其他实践。是的，在对一个作家做全面评价的时候，确实要看看他的其他方面的实践。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是《海瑞罢官》的动机和效果，并非对吴晗同志这个人做全面的评价，为什么必须摆出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呢？何况人们对吴晗同志创作《海瑞罢官》的批评，并没有忘记吴晗同志的其它作品，特别是他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间的作品。在此期间，吴晗同志大肆鼓吹“海瑞骂皇帝”，狂热地歌颂海瑞“是强哉矫，是大丈夫，是古往今来一个真男子”，“积极”地提倡要人们“学习封建时代的海瑞”，做一个“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赞赏“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如此之痛快的是海瑞”，鼓励人们“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他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而不能已，又写《海瑞的故事》的通俗读物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这还觉得不够，终于“破门而出”，“敢想、敢说、敢做”，写了《海瑞罢官》，树立了一个供人们“学习”的“海瑞的高大形象”。从杂文、论文、小册子到历史剧创作，情绪是这样狂热，旗帜是这样鲜明，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又如此“统一”，这一切的一切难道都不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吗？这些“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不是更加证明人们对《海瑞罢官》的批评的正确性吗？显然，时汉人同志的所谓“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详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过是一块假招牌，在他的心目里，吴晗同志的这一切“社会实践”都不作数，都不足据以探讨其动机，而只有吴晗同志自己的检查，才是检验其动机的唯一标准。时汉人同志可谓用心良苦矣！但是，如果吴晗同志不肯检查，是不是其动机就永远成了“有待于……检查”的未知数呢？
时汉人同志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批评别人“简单化”、“绝对化”、“没有充足证据”。我们倒要问时汉人同志：你为吴晗同志所作的辩护，究竟有多少“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呢？

吴晗同志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吗？
在学术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上，时汉人同志也同样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接着说：“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学术观点的错误，又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但是，兜了一个圈子，到了吴晗同志的“特殊性”上，又是哪一种“可能”呢，时汉人同志却不肯给人们一个具体的回答。
时汉人同志要人们相信的，也就是吴晗同志要人们相信的他的检查。吴晗同志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时汉人同志虽然也说“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可是，紧接着又认为“这是可以说得通的”。为了替这个“可以说得通的”“不科学的”概念作辩解，他引证了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讲话，说明一些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服从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因而在学术问题上犯严重错误。
是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的确存在着这类知识分子。但是应该看到，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这就是说，他们的立场还没有站稳，一遇风浪就会向两极转化。吴晗同志恰恰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摆到右边去了。这是不是“没有改造好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的偶然性”呢？事实胜于雄辩。《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在舞台上几乎同时出现，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而作为这一思潮的急先锋的《海瑞罢官》，这样大肆吹捧海瑞，怎么能说是什么“不自觉”和“偶然性”呢？
《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也是很明显的。在当时，以海瑞自命，用反对官僚主义做幌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而被罢了官的，不正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吗？吴晗同志鼓吹向海瑞学习，做海瑞，对被罢官的“海瑞”明白地倾吐了深情的惋惜。为了要避免给人们留下走得“灰溜溜之感”，还让海瑞高举大印杀了人才离任。这说明吴晗同志对被罢了官的“海瑞”，还是有所期待，不能忘情的。
请看，在当时的政治风云的变化中，吴晗同志以多大的精力投入这“现实的政治斗争”啊！它们清楚地说明了，吴晗同志的努力，远远超出了学术思想领域。许多同志正确地指出了吴晗同志既有政治性的错误，也有学术观点的错误。而时汉人同志却片面地理解毛主席的讲话，企图为吴晗同志开脱，说他只不过是学术上的错误！
许多同志这样实事求是地指出吴晗同志的错误，时汉人同志却指责说：“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甚至毫无根据地说：“不能说……《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就一定是……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究竟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呢？这种说法的“真实凭据究竟有多少呢”。实际上，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完全等同起来的，正是时汉人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学术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肯定的。”这种极“左”的作法，倒真的“势必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这就是说：学术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学术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它们是有联系又有区别。学术总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没有超阶级的学术，没有与政治并行的学术。学术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如果违反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那就是政治问题。如果学术上有错误，但是不涉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现实政治问题，那就只是学术问题。当然，这还不过是一般原则。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来对待，而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全面的具体分析，探究其基本倾向，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目前报刊上的批评吴晗同志的文章，大部分是和他进行学术讨论的，也有一部分是对《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批评。我们并不把一切学术问题都说成是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也反对把政治上的错误说成是单纯的学术问题。
同志们根据充分的材料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既指出它的学术观点的错误，也指出它的政治思想的错误，这怎么能说是不科学的呢？难道只有按时汉人同志的毫无根据、自相矛盾的“逻辑”去“推演”，把一场有政治倾向的严肃的学术思想斗争，完全变成“有它的特殊性”的纯学术问题，才有利于“我们的事业”？才能“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才能“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
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这都是冒牌不得的。尽管时汉人同志满口“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实际上提不出科学根据，轻率做结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时汉人同志。

是辩证法还是折衷主义
在时汉人同志的文章里，也有个别的词句似乎是批评吴晗同志的。但是，一接触到具体的问题，时汉人同志又用“一方面——另一方面”、“事实上——或者说”、“当然——但是”……之类的含混不清的说法把吴晗同志的错误给完全掩盖了。时汉人同志在论述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似乎都很注意辩证地看问题，似乎认真地考虑被批评者的各方面情况以及批评者的各种意见，并作全面的分析。其实，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作出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只不过是在用折衷主义的手法，蒙蔽广大读者，对吴晗同志小骂大帮忙。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时汉人同志对待《海瑞罢官》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正是列宁所批评的折衷主义态度。
对于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的错误，报刊上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进行严肃的批判。当然，对于这种批判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时汉人同志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志说：“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时汉人同志装着一副公正的脸孔，打着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旗子，对这场争论表现出一种貌似第三者的立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象时汉人同志这样挥舞折衷主义破烂武器的人，是不是真的“折中”，不偏不倚呢？是不是真能站在所谓“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时汉人同志虽然说了许多貌似公正的话，但是，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以外，整篇文章几乎都在责难批评者，而对于吴晗同志的错误却曲为回护。例如：对于批评吴晗同志的许多文章，时汉人同志说，“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也同意，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实际上，大家对吴晗同志的批评，他一句也没有同意，反而给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轻率”、“武断”呀，什么“简单化”、“绝对化”呀，什么“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呀，什么“压服”、“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来”呀，总而言之，一无是处。
不难看出，时汉人同志并不是什么第三者，而是完完全全站在吴晗同志一边，为吴晗同志的错误打掩护。
我们认为，为了顺利地开展学术讨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明辨是非，坚持真理，反对折衷主义，更好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分为二看“清官”
孙光萱　刘钝文

提要：“清官”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他们既是刽子手，又是骗子手。认为“清官”既有坏的一面，又有好的一面，这不是一分为二，而是折衷主义。

“清官”可以一分为二
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中，不少人打着一分为二的幌子，来美化海瑞，为吴晗同志的错误作辩护。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说：“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这就是说，海瑞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蒋星煜同志也这样质问：“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对海瑞应怎样一分为二？”“对具体历史人物是否适用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否普遍真理？”“有的说肯定海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否定海瑞为人民做了好事。这样说当然很对，是否就是一分为二的提法？”（《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座谈纪要）看来，他们以为只要这么问上几下，就可以狠狠地将对方一军，使对方再也开口不得。
是的，一分为二既然是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当然也完全适用于分析“清官”，问题在于如何对“清官”一分为二。
世界上的事物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它们由各种不同的矛盾所构成，因此，一分为二也就必然有其无限多的表现形式，也即是说，每一具体事物的一分为二，都必然通过具体的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能不能正确地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并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首先要看你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和用什么观点去进行分析。对于“清官”只有站稳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分析，才能够拨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重重迷雾，还“清官”以本来面目。

怎样对“清官”一分为二
要对“清官”作一分为二的分析，首先必须从分析“清官”的本质和特点入手。“清官”的本质和其他一切官吏一样，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而“清官”又有其特点：既要忠君，又要“安民”，即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以海瑞而论，他一直以“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自许，所以他不惜“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向嘉靖帝上《治安疏》。可以说“忠君”是他全部言行的出发点。而他的“安民”，不过是考虑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了更好地忠君，更好地求封建王朝“万世治安”而已。所以他一方面积极强化封建统治：大力推行保甲制，巩固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整军修城，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另方面他又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人“欲为目前苟安之图，不思万世无穷之利”，反对“竭泽而渔”，直言不讳地说，“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费尽心机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
吴晗同志是怎样看海瑞的呢？他认为海瑞是“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海瑞的所作所为既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吴晗同志在这里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海瑞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其实恰恰意味着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农民听凭统治阶级尽情剥削，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列宁曾经尖锐地指责那些肆意美化大地主的资产阶级人士：“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把奴隶变成革命家，而是把奴隶变成奴才了。”在相隔四百年之后，吴晗同志居然还是念念不忘地说海瑞等清官“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不是在宣扬奴才哲学吗？第二，海瑞的某些措施，也许能够做到一时一地的“安民”，但他既然一心是要强化封建统治，到头来仍不免连某些暂时的“甜头”也在事实上化为乌有，仍不免把农民逼上梁山。例如海瑞强迫农民与“矿徒穷民”为敌，并贴告示威胁说，“不死于敌，必死于法。死敌为忠义士，死法为愚顽民”，就是一例。吴晗同志有什么理由对这些所谓“好事”毫无保留地大加吹嘘，一厢情愿地把这些所谓“好事”看作是农民不折不扣得到的“果实”呢？这不是蓄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宣扬对统治阶级的幻想吗？
正因为海瑞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所以表现在他的“政绩”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对人民采用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他往往软硬兼施，一身而兼任骗子和刽子手。当着劳动人民还没有被逼上梁山的时候，海瑞是用“软”的姿态出现，但一旦他们被“逼上梁山”，起而反抗，海瑞就立刻主张“罪不容诛”，说什么“诏开十恶及强盗重罪不赦，可也”。现在有些人认为“清官”只是使用“软”的一手，甚至只是意味着对农民的“让步”，这是受了统治阶级的欺骗。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作为一个压迫阶级来说是如此，作为压迫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来说，也终究不能与刽子手的职能绝缘。对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揭露他们相反相成、互为表里的两副脸孔，两种手段，决不能为一时一地的假象所惑。验之于海瑞其人，他不正是在《平黎疏》、《治黎策》中主张既要严惩“首恶”，又要“革心宣化”，即所谓剿抚并施吗？他不正是主张“用兵安民，并行不悖”吗？
正因为海瑞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而这两者归根结蒂又是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能不是一个“悲剧”的角色，以失败告终。海瑞在《自陈不职疏》中说：“矢心图报，群臣中当莫有如臣者矣。”又说：“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以身为标，开复古之门路。”可是尽管他多么大言不惭，尽管他对于封建王朝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到头来却全然无济于事。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农民毕竟还是上了“梁山”，明朱王朝覆灭了，而海瑞本人，也不过是历史发展中无足轻重的一个可怜虫！

折衷主义不能冒充一分为二
以上分析是否恰当，当然可以商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同意某些同志以“一分为二”作幌子，说什么“凡事物总有其两重性，亦即好坏之分。一个坏的集团内也总有好的人，一个好集团内也总有坏的。”（《“清官”、贪官有好坏之分》，《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须知世界上的事物固然都有两重性，但由于矛盾性质不同，“两重性”并不永远表现为好坏之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解释。撇开了阶级分析而持上述论调的人，那样含含糊糊地笼而统之地侈言什么“好”“坏”，这就势必导致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导致好坏参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不分，从而掩盖事物的本质。
用折衷主义来代替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应当有所警惕。列宁说过，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某些同志之所以起劲地乞灵于折衷主义，硬说海瑞既有什么“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正是为了表白自己仿佛不偏不倚，平正公允，从而更好地“欺骗群众”吗？



为“清官”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李庆

提要：方史同志抹杀“清官”的本质，把“清官”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完全荒谬的。他竭力为“清官”争历史地位，实际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争历史地位。
方史同志的《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载
《人民日报》今年二月三日）是一篇为《海瑞罢官》作辩护并为海瑞和历史上的“清官”争地位的文章。这里想着重就“清官”问题提一些意见，和方史同志商榷。
方史同志一开头就提出：如果认为“清官”和贪官是“一号货色”，那就没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了。他引用了姚文元同志的这段话：‘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不可能相反”。但是，方史同志恰恰忽略了“从根本上说”这五个重要的字。“根本”是什么？就是阶级本质。难道说，从阶级本质来看，“清官”和贪官不是“一号货色”吗？这是一条绝不能否定的阶级界限。
有些人大叫大嚷，以“一分为二”为借口，大肆颂扬“清官”。据说，“清官”虽然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但是他们是“站在人民的一边”的。方史同志实际上认为，海瑞就是这样的“清官”。这完全是没有阶级观点的梦呓。在封建社会，怎么可能有既对皇帝、地主阶级忠，又对人民“好”的“合二而一”的官老爷呢？方史同志一方面也承认“抹杀‘清官’的阶级本质……显然是严重的原则的错误”，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承认从根本上说，“清官”和贪官是“一号货色”，这是多么自相矛盾呵！
一些吹捧“清官”的人，总是叫嚷“清官”是受人民欢迎的。方史同志也说，海瑞“受到人民热爱”。他们的根据，不外是：“史有记载”。殊不知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麻痹人民，总是不惜笔墨地渲染“清官”的“德政”。编撰史料的人总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来编撰史料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因此，我们引用史料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分析，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绝不可人云亦云，死搬硬套。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拼凑了一些封建文人写的史料，加以发挥，把海瑞描绘成“人们的救星”。方史同志也在这里随声附和，肯定人民“热爱”海瑞。我们不禁要问，方史同志究竟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史料的？
方史同志不去研究“清官”的阶级本质，一味吹捧“清官”的积极作用，宣称如果历史上只有贪官污吏，农民起义，那末生产就不能发展了，历史就不能发展了。言下之意，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幸亏有了“清官”，“清官”竟然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也是荒谬透顶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②还教导我们，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③。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原理。但是在方史同志的笔下，“清官”却变成了“生产发展”“历史推进”的动力！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多么格格不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研究呢？
有些人打着“历史主义”的招牌，反对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人家揭露帝王将相的反动本质，重新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他们就激烈反对，说是这样研究历史就“不真实”了，“非历史主义”了。方史同志也是这样，人家揭露海瑞和历史上“清官”的阶级本质，他就专横地宣布“没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④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和总结几千年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被封建史家、资产阶级史家搞得混混沌沌的历史彻底澄清。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历史上一贯颂扬备至的帝王将相重行评价，就是要坚决揭穿套在一些地主头上的“清官”面纱，暴露其真相。
“清官”骗人民已经骗了不少年，现在该是彻底结束“清官”骗局的时候了！请问方史同志，研究这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不用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能行吗？我们无产阶级不去把被地主阶级严重歪曲了的历史重新评价能行吗？如果不行，难道继续站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颂扬“清官”，让“清官”来欺骗人民，甚至象吴晗同志那样宣扬阶级调和，才是有“必要研究历史”？这样的“历史”将是谁的历史呢？这样的历史，我们坚决不要！历史上统治阶级制造的“清官”一定要否定！海瑞的阶级本质一定要揭露！《海瑞罢官》一定要批判！
因此，我们认为，方史同志竭力为“清官”争历史地位，实际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争历史地位。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三一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196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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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官”问题和星宇同志商榷
赵一民
提要 “清官”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上虚幻的共同体。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清官”不能起到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作用。星宇同志认为，“清官”同情人民在主观上是真诚的，这是离开阶级分析的说法。法定权利同习惯权利不是对立的。否定“清官”的存在，不是把封建官吏一律看待。

关于历史上的“清官”问题，星宇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清官”》①。他肯定在封建社会里是有“清官”的，并认为：“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清官”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定权利，打击豪强的习惯权利，对于劳动人民有好处；“清官”们“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如“海瑞则把做官的目的说成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等等。
我不同意星宇同志的观点，现在，把我的不同意见写出来，和同志们讨论。

一、“清官”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清官”，“清官”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它纯粹是封建皇帝、官僚和地主阶级的虚构。它以“公正”的、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姿态出现在意识形态的舞台上，起着美化封建政权，美化封建社会，欺骗人民的作用。它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只要承认它的存在，就必然陷入不能自拔的错误之中。星宇同志正是这样，他认为“清官”不是“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在封建社会里所以没有“清官”，这是由封建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所决定的。封建官僚是这种本性的集中代表者，在每一个官僚看来，他登上天子之堂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发财致富，飞黄腾达。中国古书中“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话，正反映了这一普遍的规律，无一例外。所有的封建官僚都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赘瘤，吞噬一切的豺狼。马克思极为概括的指出：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②。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说还有例外的“清官”。
“清官论”者认为：在千百年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清官”，不信你看古籍中有记载。并且肯定地说：“历史记载是冲不破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谁也冲不破”。可敬的先生！你说错了，历史记载不是客观存在，即使它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过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何况这些记载又是出自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由于受阶级利益、阶级偏见的驱使，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歪曲历史。不是连地主阶级自己都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吗？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命的人，反倒说它是“客观存在，谁也冲不破”。恰恰相反，我认为，对封建史学家所做的历史记载，不仅能冲破，而且必须冲破，不冲破它，就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冲破它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那么，客观上既然不存在“清官”，做为“清官”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虚幻的共同体”是怎样产生的呢？
封建皇帝和地主阶级是“清官”的创造者和热烈的宣传者。皇帝希望他的官僚都是“廉吏”、“清官”，企图实现巩固其统治，传万世之业的美梦，以增加国库收入，供给他个人挥霍，满足其私欲。所以，有些皇帝曾严惩过贪污。如朱元璋曾对于奸贪严重的官僚，使用了极为残酷的刑法。最后，他还是颇为慨叹地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期其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明朝小史》卷二）既然“俱系奸贪”，为什么又有“廉吏”、“清官”之称呢？这正说明了皇帝对其官僚也是用两手的：一手是惩办贪污严重者；另一手是对贪污不太严重而手段又巧妙者，称之为“廉吏”、“清官”，并用“圣训”、“谕旨”表彰他们，做为其他官僚的榜样；同时，又可以美化自己的统治，欺骗人民。这就是皇帝“制造”和表彰所谓“清官”的两个目的。“清官”也是封建官僚用来美化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的外衣。贪官们为了欺上骗下，往往都以“清官”自命。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地主阶级接近于死亡的边境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他们更加千方百计地求助这一幽灵，做为维持本阶级统治的救命草。因之，他们便给所谓“清官”加上了艺术的、神圣的光彩，搬上了舞台，写了一些离奇古怪的“公案”小说，不遗余力地进行扩大宣传。他们也知道，“戏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书本”，特别是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来说，更是进行奴化教育的最好方式。所以，自元以后，便出现了《三勘蝴蝶梦》、《灰栏记》、《三女抢板》等“历史剧”，以及《包公案》、《大红袍》、《施公案》等小说。他们企图给包拯、海瑞之流穿上神圣的外衣，来消灭农民的反抗，挽救地主阶级的危亡。
但是，广大劳动人民身受封建官僚的压榨。现实生活告诉人民：“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正如列宁所说的：“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③。这就是说，农民对封建官僚不抱有幻想。当然，农民这个阶级也是相当复杂的，在中农以上的农民中，可能有些人对于封建官吏抱有一定的幻想，但他们并不是农民的主体。退一步说，即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都认为有“清官”，它仍然是“虚幻的共同体”。比如鬼神，并不因为过去的人们认为有鬼神，它就存在了。农民中有人相信封建官僚中有“清官”，这不过表明他们受了地主阶级宣传的欺骗而已，也决不能得出“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的结论来。

二、所谓“清官”是不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
国家是当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时才产生的，但它又“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④出现。即从表面上看，它好似整个社会的代表，实际上，它是维护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⑤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是压迫和镇压农民的政治工具，他们如果没有这一暴力机关，一天也无法存在。所谓“清官”是封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机件。我们在研究它时不能离开这架机器。
令人遗憾的是，星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星宇同志在写这篇文章时，是企图批判吴晗同志的“清官”是“站在农民一边”、“是人民的救星”的荒谬论点。但他又虚设了另一个对立面，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主义的手段，为吴晗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吴晗同志看了他的文章后说：“我都很赞成，并且很高兴”，其“基本论点，也正好是我的论点”，并表扬星宇同志“把这个问题论述清楚了”。星宇同志主要论点是：“清官”“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封建统治陷在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它必须进行某种自我调节，才能够延续自己的存在。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这里的问题是，调节谁和谁的矛盾呢？星宇同志认为，“清官”打击超出法定权利而过分剥削农民的豪强，很显然，所谓“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工具”的作用，就是调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按照星宇同志的说法，似乎所谓“清官”的出现，竟然可以调节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是很难令人同意的。这里，需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封建社会里的矛盾是不是可以调和或调节（在这里调和与调节是同义语——作者注）呢？我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也不能调节的，因为它是对抗性的矛盾。
第二，封建国家是不是调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工具呢？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封建国家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的调节器，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工具，镇压农民的暴力机关。因之，农民起义时，总是把矛头指向封建国家，以打倒封建国家为目的。无数的历史事实早已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所谓“清官”是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调节器呢？我认为，所谓“清官”实质上和贪官一样，也是封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机件，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的调节器。只要看一看享有“清官”盛誉的海瑞，在任淳安知县时发布的《保甲法再示》中的一段话，便一目了然了。他说：“前日矿徒穷民，计图衣食，情犹可恕。今劫村杀人，罪不容诛矣。尔等可一心力防捕。拒捕者，随即杀之。不死于敌，必死于法。死敌为忠义士，死法为愚顽民。尔等试思，毋贻罪悔。”（《海瑞集》上册，第一八五页）从这一段话中可看出，海瑞并没有调节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当时，在淳安县就有些农民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杀他们的人，剥夺他们的财产。海瑞给他的乡兵们下令，要“防捕”，“拒捕者，随即杀之，不死于敌，必死于法”。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已经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了。在这里，海瑞所发挥的不是阶级矛盾调节器的作用，而是刽子手的职能。可见，星宇同志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不自觉地陷入阶级矛盾调和论的泥坑了。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连带主义国家学说已唱熟了的滥调。他们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退了一步固守住自己的阵地，说什么“国家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机关”，以用此来掩饰国家的阶级本质，欺骗劳动人民。这些滥调在四十多年前已被列宁驳得体无完肤了。即使如此，只要还有资产阶级，它总是不肯自动的退出这一阵地，放弃这种观点。如国民党的反动官僚张知本还说过：“建立国家之目的，应该为调和阶级冲突，以谋社会共同利益之进展。”（《宪法论》，第十一页）
星宇同志说：“海瑞把做官的目的说成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他说：‘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仕之所由来也’（《海瑞集》上册，第三七页）。‘清官’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这种观点更为荒诞。为贫苦人民而工作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海瑞不可能有这样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表白的什么，而是要看他的实践活动。还是让我们看看海瑞的所作所为吧！在他给刘石圃的信中说：“吴中刁讼，略无分毫事情而驾为天大之说，诚可骇畏。生亦未尝不重处也。除发府县外，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候月满发驿充徒。曾有解审二三起，俱原告中途脱逃，解人告称，闻此重处声也。生心喜之，谓可以消息刁讼矣。”（《海瑞集》下册，第四四○页）什么是“刁讼”？海瑞说过：“民风刁险”，可见“刁讼”是刁民之讼，即是贫苦人民之讼无疑了。贫苦人民去打官司，无非是因为“饥寒疾苦”或“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而海瑞却把它称为“刁讼”，还认为此风不可长，便对他们施以酷刑，甚至“候月满发驿充徒”。并且，他知道去打官司的贫苦人民走到半路便被吓跑了，非常高兴。可见，海瑞的为“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而“仕之”，不过是封建官场上冠冕堂皇的粉饰之词而已。而星宇同志却认为，这些话“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其目的还是在于证明海瑞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这不能证明什么别的，而只能更加表现了星宇同志离开了阶级分析。
还必须指出的是，星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手段。他一方面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含糊其辞的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另一方面，他又用曲解马克思的话的办法，肯定了所谓“清官”们“在主观思想形式方面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等等思想，“可能完全是真诚的”。为了弄清楚这一个问题，我们把被星宇同志曲解了的这一段话全引出来，加以分析。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⑥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给我们指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和政治观点等，但是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行动不受物质生活条件所支配，常常把那些“传统和教育”的要求，当作他行动的“出发点”。马克思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揭露了在“传统和教育”下遮蔽着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和教育”的阶级性和欺骗性。而星宇同志却用它来说明，所谓“清官”们“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可能完全是真诚的”，这不是曲解又是什么？这难道不是把封建阶级的“传统和教育”超阶级化了吗？
其二，在研究历史人物时，要根据他们的实践活动进行评价。马克思告诉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言辞和幻想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同他们的本质区别开来，就是这个意思。星宇同志对这段做了剪头去尾引证后，便根据所谓“清官”们对于自己的看法和言辞加以判断，把他们的官场门面话，当作他们的主观思想形式，当作评价他们的标准。因之，必然会作出错误的结论来。

三、所谓“清官”是否以封建定法为武器，
反对封建的习惯法？
所谓“清官”是用封建定法，反对封建习惯法，从而发挥其调节阶级矛盾的工具的作用，这是星宇同志《论“清官”》一文中的基本线索。下边我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简单看法。
第一，对于封建定法的理解问题。星宇同志在解释封建定法的本质时说：“统治者的贪欲却总是要碰到一定的界限。……一般来说，法律所反映、所维护的就是不过分超越这个界限的统治权利。……如果剥削程度超过了这界限。那会使得一定集团的统治趋于崩溃而出现新旧王朝的更替”。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只要不过分地超越封建定法的界限，便不会引起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来，一定的封建统治集团的统治就不会崩溃。中国历史上所以出现了新旧王朝的更替，是地主阶级过分地超越了封建定法的界限造成的。请看：在星宇同志的笔下，封建王法和封建国家、封建官僚一样，也成为阶级矛盾的调节器了。
同时，在星宇同志看来，所谓“清官”所以能起调节阶级矛盾的作用，就在于它坚决维护封建定法，反对封建的习惯法。
在这里，我们必须揭开封建定法的迷。我认为，法与国家一样，是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产生的，封建定法是被提升为法律的地主阶级意志的表现，它是武断的、特权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在这种法律下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的权利。在这种压迫法下建立起来的“秩序”，并没有调节阶级矛盾，正是阶级矛盾的表现。它是地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做杠杆，强迫农民维持下来的“秩序”，皇帝和官僚都是这种压迫法执行者。因之，农民与封建定法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农民战争爆发后，它不仅要打倒封建国家，也要废除封建定法。而星宇同志却在赞美它，说它是可以调和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的。还说什么只要封建统治者，不过分超越它所规定的界限，就不会引起农民起义来。其根据在哪里呢？根据是有的，那就是实用主义法律学说。
第二，关于封建定法和封建习惯法的关系问题。星宇同志虽然说过，“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但他实际上是把封建定法和封建习惯法对立起来，并认为“清官”的本质就是用封建定法反对封建的习惯法。从两者的对立中，星宇同志便给所谓“清官”找到了活动的地盘，给所谓“清官”是阶级矛盾的“调节器”找到了理论根据。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下面来研究一下星宇同志提出的论据。
其一，星宇同志为了证明封建定法和封建习惯法的对立，曾经引用过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在这里，和在到处一样，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的限制固定下来。”⑦不错，马克思在这里是区分了习惯法与定法，但是马克思强调的是它们的一致性，即它们
“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可见，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星宇同志完全是曲解了马克思的话。
其二，星宇同志还引用过马克思另一段话：“决不能维护这些习惯权利而对抗法律，相反地，应该把它们当做和法律对立的东西废除，而对利用这些习惯权利的人也应该给以某种惩罚。”⑧星宇同志以此为据，便肯定以封建定法反对封建习惯法，是“‘清官’这一政治现象的本质”。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曲解。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在一八四二年写的，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还远没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为贫民的习惯权利作辩护的。当时，德国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还不觉悟，马克思是在号召德国的贫民起来，向德国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维护自己的习惯权利。马克思在这里不仅单纯反对封建习惯法，也反对了德国的封建定法和封建制度。星宇同志不是混淆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界限？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吗？
我们并不否认在封建官僚中有较守法和不守法的区别，但这不是划分所谓“清官”与贪官的标准，更不能把较为守法的封建官僚当作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器，否则又把封建王法置于何地呢？

四、否定“清官”的存在，是不是把所有封建官吏一律看待？
有的人认为，不承认封建官僚中有“清官”和贪官之分，就是对封建官僚都一律看待，不是“一分为二”，这样秦桧与岳飞便没有什么区别了。好大的帽子啊！可惜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诡辩。我们要问一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那一位告诉过他们，在评价封建官僚时，必须区分出“清官”和贪官来？这种区分难道不是从地主阶级的史书、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中，照抄照转来的概念吗？这一点，在星宇同志的《论“清官”》的文章中开始就说明了。以地主阶级区分它的官僚的标准，做为无产阶级研究封建官僚的根据，这能算是“一分为二”吗？
我们对于所有封建官僚是一律看待，但又不完全一律看待。因为，所有封建官僚都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赘瘤，都是贪官污吏，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其根本方面。所以我建议，给包拯、海瑞为代表的这批封建官僚摘掉“清官”的帽子，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中取消“清官”的概念。但是，对他们又不能完全一律看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如我们肯定岳飞是英雄，并不因为他是“清官”，而是因为他反抗了落后民族金人的侵入，曾对历史起过推动作用。对于海瑞也是一样，他修吴淞江，对当时应天府一带的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不是“清官”。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比无产阶级更尊重历史，也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象无产阶级一样，给历史和历史人物以科学的总结和评价。我们决不否认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也不否认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他们以批判的总结，才能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才能“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这就要求我们在批判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必须和当前的伟大斗争结合起来；而决不能象“清官论”者一样，无中生有的创造一个标准，或者以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评价封建官僚的标准，把海瑞之流拉出来，赞美歌颂一番。这不是批判继承，这是旧东西的复活。因之，我们必须给“清官论”以严肃的批判。

①星宇：《论“清官”》，《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
②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三○二、一四三页。
③《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八一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三十八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一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四九至一五○页。
⑦《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三五页。

196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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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瑞的“平冤狱”
史群
提要 从海瑞的若干断狱材料来看，他主要是为地主、恶霸开脱罪行。对“清官”断案是否公平，不能以封建法律为尺度，不能以压抑了个别的豪强论功过；“清官”的所谓“执法如山”，使封建法律的“神圣性”产生了迷惑人的效果。剥削阶级的“合法”与“不法”行为往往难解难分，不能把封建法律表面上赋予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权利，同地主阶级超越所规定的权利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

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文人一般认为，封建社会中的所谓“清官”，就其行事而论，具有“自奉廉洁”、“不避权贵”和
“关心民瘼”等特点。尤其是所谓“平冤狱”，最能迷惑人们的视听。看来，吴晗同志是洞悉此中奥妙的，所以他的《海瑞罢官》就是从“平冤狱”开场的。因此，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谈些看法。

海瑞平反了些什么“冤狱”？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和《论海瑞》等文中，不止一次地称颂海瑞：“亲自审案，处理了许多积案，昭雪了许多冤狱。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海瑞的一生是“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的一生”。
吴晗同志的这些结论，经过查检，我们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海瑞在淳安、兴国知县任上仅留下受委参审的八个案件（见《海瑞集》）。在这八个案件中，有六个是人命案：（一）雇工吴吉祥为地主吴湘看守柴山，打死“到山盗砍柴”的吴镧，吴镧之子吴沄控告吴湘指使。（二）地主婆吴阿伊的婢女青香被吴夫的堂弟吴万打伤不日身死，吴万说是伊氏毒死青香嫁祸于人，伊氏则称毒是吴万下的，企图借此脱身。（三）胡胜荣、胡胜祖弟兄与邵时重争山，胜祖病死，胜荣捏称为邵打伤致死。
（四）邵守愚黑夜误杀前来其鱼塘盗鱼的堂弟邵守正，被控以仇杀。（五）徐继向其妹夫戴五孙讨债，“两相争闹”将戴打死，有人诬告系戴妻徐氏与里长潘天麒通奸伙同其兄与奸夫共同谋害。（六）地主陈舜兴控告另一恶霸地主曾克滢打死其雇工李福兴，而曾不服。
以上六案中，虽然第一、二、六案涉及劳动人民与地主之争，但海瑞经过“细审众词”，弄清“真实之情”以后，一一为地主吴湘、地主婆伊氏，甚至“富恶田东”曾克滢等三人“平了反”。第三、四、五案也分别为争山的邵时重、养鱼的邵守愚和里长潘天麒等雪了“冤”。与此相反，对于替主人看守柴山而犯命案的雇工吴吉祥，则断令承担全部罪责，维持“抵死”的原判。除这六条人命案以外，剩下的两案：一为何姓族人互争坟地，纯系有产者内部之争；一为贫民方淙与方天禹两家岁荒缺食，同向地主何孟敦借谷，由于何未履行合同仅借给方天禹不到半数的稻谷，致使方天禹与方淙发生争吵，互有漏失，因而相控。后一案始作俑者原系地主何孟敦，但海瑞在参审时，却以何所提出的“仓谷日久，或有消耗”为理由，认为“曲亦不在孟敦”，竟不加谴责。
从以上八案看来，海瑞只不过替几个地主、恶霸“平了反”，而且还为一个地主作了开脱，是根本谈不上“站在农民一边”的。
关于海瑞断狱的材料，还有一部署名李春芳编次并作序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虽然它的刊行（一六○六年）去海瑞之死（一五八七年）未远，但它基本上是一部依托海瑞并宣扬海瑞的公案小说。这部公案传共分七十一回，收录七十六案①，取材于宋元话本和海瑞生前即已流行于民间的公案故事者不少，但也参考了一部分司法审判材料，其中很可能包含有海瑞本人的东西。它所收录的七十六案，就案情来分：属于强奸、通奸特别是奸杀方面的有二十九案，谋财害命的十四案，家庭、婚姻与财产纠纷的十二案，诬害或诬告的八案，抢劫偷窃与诈骗的七案。此外，因逼债殴死人命的两案，谋反的一案，霸占人妻的一案，争水互殴的一案，猴精作祟的一案。从阶级关系来看，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与大商人等剥削阶级内部荒淫无耻、勾心斗角、互相撕杀的案件。比较明显地涉及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和小商小贩等之间的案件只有二十五个。其中属于劳动人民与其他被统治者反抗和破坏封建制度与秩序的二十案，海瑞均从严格维护封建制度和保护地主人身、财产安全出发，残酷地加以镇压与惩办。如第三十六回浙江诸暨县郊有傅仕志、朱如张等数百人“谋举大事”，经人告发，海瑞立即大肆搜捕，并判处“傅仕志、朱如张等十人不待时斩，余徒各以从者拟死”，便是比较典型的例证。剩下的五案分别为地主逼债并殴死贫民或其家属的两案，故意杀死自己的仆人诬害别人的两案，倚仗权势霸占人妻并陷害其夫的一案，总之都是地主阶级穷凶极恶迫害人民的案件。而海瑞对待这类滔天罪行，只要有所借口，能开脱的就尽可能开脱。如第七回“为富不仁、剥民肥己”、
“流毒一方”的“凶豪”王爱礼，到贫民胡进保家逼债，并击伤进保母亲，以致不日身死，他却反咬一口，捏称自己被进保打伤，七次传讯均不到庭，结果海瑞竟以“失手”、“误伤”、“非其心之所然”为理由，只让王爱礼出钱殡葬，不予追究。其余四案虽然作了处理，但其中两个主杀奴的案件，主要是由于凶犯诬害了另外两家地主并被揭发才判处的。真正称得上抑制了一下豪强非法侵害贫苦人民的案件只有两件。一件是土豪沈一森，因逼债活活打死贫民何仲升，反诬控何仲升偷盗。另一件是宦家之子骆可显，横行乡里，奸人妻女，他霸占了贫民龙得才的老婆，却买通县官诬赖龙得才拐带，判处龙得才多年徒刑。这两案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海瑞才不得不以“所为不轨”、“实犯律条”为由，分别加以惩处。
在这部公案传中，编撰者虽然点缀了这样两个打击豪强的案件，但就以上二十五个案件的整体看来，海瑞充当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运用封建法律镇压农民与其他被统治者的反抗这一基本点，则是昭然若揭的。尽管它是被封建文人“艺术夸张”过的小说，可是它所反映的问题，倒比吴晗同志所作的结论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平冤狱”的实质何在？
“冤狱”是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含义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把无罪判成有罪，姑息、纵容、包庇有罪，而使受害者衔冤受屈不为昭雪。在封建社会里，造成冤狱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外两种情况：一种是承审官吏由于趋炎附势，阿谀权贵或贪赃受贿有意制造的；一种是由于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主观臆断，偏听偏信造成的。特别是涉及农民的案件，在那种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并以镇压农民为首要职志，以刑讯逼供为审判特征的暗无天日的封建统治下，更是无狱不冤。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所谓“冤狱”真是罄竹难书。正因为如此，偶尔有个把所谓“清官”能够明断三几件公案或昭雪一两桩冤狱，经过封建文人的渲染、美化，就最能起麻痹人民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否象吴晗同志那样，认为“清官”就是“公正无私”甚至“站在农民一边”的呢？不能。首先，“清官”的断案是以封建法律为准绳的，而封建法律是封建统治者意志的表现。封建统治者甚至也不隐讳这一点。中国古代法学家就说：“立刑法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②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从法律形式上来看审判是否公正，不能单纯从法律规定来看犯罪与否。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合法的就是合理的、公正的，违法的就是错误的，就是罪行，而必须分析其社会性质与阶级内容。否则，就无异于承认封建法律对于农民也是合理的、公正的。这样一来，也就必然会导致歌颂封建法律本身及其立法者，从而肯定封建剥削制度。
其次，所谓“明断公案”与“平冤狱”，即使打击了个别的贪官污吏与恶霸豪强，也不能说这是“代表农民的利益”，
“站在农民一边”的。因为法律既然是统治者整个阶级意志的表现，它就不只是保护其成员的个人利益，而重要的是保护其阶级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为此，它在镇压农民的同时，也有必要约束一下其内部集团与成员个人损害其整体与长远利益的行为。“明断公案”与“平冤狱”，自来就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并列入他们法律之内的。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秦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以来，历代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统一的国家政权以期更有效地统治和镇压农民，就曾一再颁行打击和压抑地方割据势力的法令。与此同时，它们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与阶级矛盾并装饰一下门面，在必要时也会对一些太不象话的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加以制裁。以明朝为例，从朱元璋开始，几乎历代皇帝都未断过这样的诏令：“凡一应罪犯，悉依大明律科断，法司不许深刻”，“问罪依大明律，不许深文枉滥”③。有时对造成冤狱的官吏也要惩办，朱元璋就曾下令：“凡鞠问罪囚，必须依法详情推理，毋得非法苦楚，锻炼成狱，违者究治。”④就是到嘉靖年间，虽然阶级矛盾已很尖锐，但统治者仍“谕法司问理词讼，必须辨曲直，从‘公’处断，使人无冤”⑤。然而，封建统治者的这种种作法，其目的不外是想借以维持一个普天之下的大冤狱。因为被封建国家和法律所保护的封建剥削制度，对于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大冤狱。农民的一切疾苦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而封建国家的所有官吏正是看守这一冤狱的工具。这种实质，海瑞基于他的阶级本能也是有所察觉的。他不是说，如果不维护一下法纪，恪守祖宗成宪，而使“纲纪尽废”，就会“天下大乱”吗？
不仅如此，“清官”平反这类“冤狱”还能起这样一种作用：为“三尺皇家法”，为封建皇帝的“金科玉律”，增添一圈表面看来“谁也不许侵犯”的光轮，从而显示其“神圣性”，以便更有效地镇压农民。恩格斯曾谈到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要神圣地看待资产阶级法律的问题，他说：“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⑥恩格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封建法律。“清官”们“执法如山”，也就使封建法律的“神圣性”得以产生迷惑人的效果，特别是当这种“神圣性”已被他们自己践踏得不成体统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清官”的确起了贪官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既善于理解自己阶级的共同利益，又能非常聪明地维护这些阶级利益”。

“平冤狱”的作用不容夸大
吴晗同志不但严重地歪曲了清官“平冤狱”的本质，而且在夸大“清官”“平冤狱”的作用方面也大大地超过了封建文人。
我们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官吏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抑制了一下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起不了促进作用。但吴晗同志的笔下，似乎只要海瑞这类“清官”祭起这“三尺皇家法”，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甚至可以为农民创造出一个“世外桃源”来，这只能是欺世之谈。恰恰相反，海瑞执行“三尺皇家法”，在镇压农民、制造冤狱方面是行家，而在用来限制内部成员的暴行方面却往往失灵。
这里首先必须打破一种观念，即把封建法律表面上赋与地主阶级的权利，和地主阶级超越规定所享有的权利截然加以划分，甚至对立起来。其实在封建社会，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因为：
第一，封建法律本身在形式上就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公开的特权法。马克思说：“在中世纪，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⑦我国封建社会，自先秦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开始，一直到明、清，始终贯彻了“法可执于庶民，而不可行于乡官”这一老传统。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的弥天大谎。历代的封建法典，如有名的唐、明律，都赋与了地主和官僚以各种特权，甚至任意打骂和杀死农民的权利。例如明律就规定：家长骂奴婢和雇工人是合法的，诬告奴婢和雇工人无罪，“殴奴婢不至死者无罪”，“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三等”，以及“过失”杀奴婢和雇工人无罪。这里所谓“过失”，只不过是为其开脱罪责的遁词而已。而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在诉讼方面，还享有相沿已久的所谓“八议”⑧。明成祖甚至规定，功臣的俸禄可以抵一次、二次乃至三次死罪⑨。在这些“法定权利”以外，如果仍须科刑，他们还有一重保障，即用钱来赎罪。唐、明律都规定：除十恶大罪以外，只要有钱，从笞十到死刑都可以赎。与此相反，农民与其他劳动人民，特别是奴婢与雇工，则毫无权利可言，即使受冤也无权申诉。法律上奴婢与雇工人
“不得首主”，“奴婢不得证主”等规定比比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历代农民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
“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⑩。在这种情况下，封建法律本身就赋与了地主和官僚对农民制造各种冤狱的条件。那么，他们贪婪无厌的所谓“习惯权利”也就大有游刃的余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根本谈不到特权等级的习惯权利。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11。
第二，法律自来就是从属于政治的。任何法律都是针对被统治阶级，而不是束缚统治者自己手脚的东西。列宁说：“任何法律都不能限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12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有所谓比较定型的法典，如汉律、唐律、明律等。它们往往是在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开国之初所制定的。当时封建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以及亟需调整统治阶级各集团间的矛盾，一般说来，考虑其长远利益较多。但封建统治者贪婪无厌的本性，使他们只要有可能就要加以冲破。汉朝的杜周即曾真实地说过：“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13因此，封建皇帝随时都可能以新的法令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
第三，任何实体法都“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形式”（（14，而刑讯逼供便是和封建法律的内容有机地连系在一起的诉讼形式，是封建实体法的必然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刑讯逼供是制造“冤狱”的重要手段。一切“冤狱”往往都要通过刑讯取得口供来完成法定手续，即所谓“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15，“茶酷之下，何狱不成”（（16，而刑讯本身又在合法地大量制造冤狱。因此，法律史上不乏这样的记载：“有情未真赃未获而死于杖下者，有招供未具而死于狱中者”（（17：“虽非死刑，大半殒毙”（（18。由此可见，剥削阶级“法律的运用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得多”（（19。这样，这位具有阶级偏见而又动辄使用重刑的海瑞，“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怎能不制造冤狱呢？
从以上三点看来，封建主的所谓“合法”行为与“不法”行为往往是难解难分的。不是不法行为的合法化，便是合法的不法行为。而所谓“三尺皇家法”本身，就是神圣化了的不法行为。
其次，虽然剥削统治阶级尽可能多地压榨劳动人民的贪欲，一般说来，多少要受这一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程度所制约，法律的规定也受这一制约的影响，但封建地主阶级的成员永无底止的贪欲，只要有可能也要突破这种制约而自行其是。以明代为例，朱元璋颁布了“大明律”之后，曾令“子孙守之，群臣敢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20，但曾几何时就由于“因循日久，视为具文”。朱元璋在表面上对于惩办贪污也曾雷厉风行过一阵，不但三令五申，而且独出心裁地采取了“剥皮实草”的酷刑，但终明一代上自首相与厂卫权阉，下至府县又几人不贪。有名的象严嵩、刘瑾、魏忠贤等均富可敌国，而荒淫残暴的封建皇帝便是他们的头头和靠山。
此外，在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不管集权到什么程度，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割据。因此有朝廷的大皇帝，也还有地方的小皇帝或土皇帝。他们多少都要闹点独立性。这样一来，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所经常享有的就远不限于什么“法定权利”。而在他们这种贪墨成风、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和貌合神离的情况下，手执“三尺皇家法”的“清官”，即使想为本阶级的利益“奋发有为”一番，又能有多大作为？就象海瑞，虽然被吹嘘成“刚直不阿”，但在允许告乡官的问题上，他所批准的也只不过“二十分中之一而已”。
在“平冤狱”问题上，海瑞本人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鉴于“小民不顾理义”，一则曰“轻于准理翻案，使民争讼之道也”；再则曰“狱贵初辞，县官所问正初辞也”；三则曰“县官于民最亲，上司止当责成县官，不可轻为翻案”。这就给冤狱的昭雪，又增添了一道路障。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某些“清官”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即使对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有所抑制，但是，如果没有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就不会有因“息民怨”而“平冤狱”的产生。如果象吴晗同志那样丑化农民的形象，抹煞农民的斗争性与革命性，而把农民描绘成那样苍白无力，一味乞求什么“青天大老爷”，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海瑞这类“清官”，因为“清官”本身正是农民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在封建统治者内部所引起的一种抵制性的反应。
综上所述，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吴晗同志任意伪造历史，完全歪曲和夸大了海瑞“平冤狱”的本质与作用，从而也就完全歪曲和夸大了海瑞这类所谓“清官”的本质与作用。
吴晗同志把一个忠于封建皇帝、忠于封建法律的海瑞歪曲为农民的“救星”，这正说明了他的国家观与法律观是超阶级的。在他看来，国家与法律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封建国家与法律并不是压迫农民的工具，而是对地主与农民一视同仁的“圣物”，因此，可以指责的并不是封建的国家制度与法律本身，只不过是那些违反皇家大法的贪官污吏与恶霸豪强而已。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①该书体裁除间或残缺外，一般均分为三部分：先记案情，次录原、被告两造诉状，最后为海瑞的判决。它是现存歌颂海瑞的最早作品。
②《管子·明法解》。
③④⑤《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卷一三七《听断部》。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六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三八一页。
⑧指与封建皇朝关系密切的八种人（亲、故、功、贤、能、贵、勤、宾）犯了法，在处理上享有特殊照顾和优待。
⑨参见《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六。
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八至六一九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四四页。
?《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一四六页。
?《史记·酷吏列传》卷六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七八页。
?《前汉书·路温舒传》。
?《明书》卷七三。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卷一四四《听断部》杂录。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七○三页。
?《明史·刑法志》。


明朝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
史兵

提要 明朝苏松地区的一般地主中有中、小地主，也有大地主。他们同乡官在剥削农民上是一致的，其中的大地主更同乡官一样残酷地欺压农民，因而激起农民的强烈反抗。吴晗同志说当时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只是农民同乡官的矛盾，而不是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是违反历史实际的。

吴晗同志在他所写的历史论文中，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海瑞的历史论文和历史剧中，实际上是从各方面来模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界限，歪曲和抹煞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更严重的是，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并没有承认这些错误，而是继续坚持这些错误。因此，我们必须予以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本文仅就明朝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问题作一些论述。
吴晗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引证了大量历史资料来分析明朝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他认为当时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与乡官的矛盾，不是农民与一般地主的矛盾。在这里，吴晗同志粗暴地歪曲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明朝苏松地区地主阶级内部一部分乡官的横暴乡里，并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抗，这是说明两个阶级的矛盾趋向激化。吴晗同志对当时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而且是趋向激化的阶级矛盾避而不谈，却以农民与乡官的矛盾代替了农民与整个地主阶级的矛盾，说什么“这一地区唯一的掠夺者”就是“官僚大地主集团”，也就是象徐阶之流的乡官，而一般地主则从不掠夺土地。这样，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界限就完全被抹煞了，趋向激化的矛盾也被曲解了。
为了证明乡官是苏松地区的“唯一的掠夺者”，吴晗同志一提到中、小地主，就片面地渲染他们怎样受到乡官的欺凌和压迫，并寄予无限的同情。相反，他对于这些中、小地主如何以剥削农民起家，对于中、小地主与乡官在剥削农民上的一致性却只字不提。
事实真是如此吗？在明朝，一般地主从表面看都可以分为“乡绅”和“富户”两种类型。无论乡绅或富户，按照其经济地位的不同，其中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不能说乡官就代表大地主，一般的富户就是中、小地主。明朝松江的潢泾市“有四巨姓，曰张、杨、包、顾……顾氏则代多富人，读书者少”①。这里所谓的顾氏虽不是乡官，却是潢泾市上的一家大地主。明朝人记载苏松等地的“巨姓”、“巨室”、“大家”、“富者”、“财主”和“布衣”，很多人都以粮长、里长起家，其中大部分也不是乡官。正是这些人与乡官一样地掠夺了农民的粮食，奴役了农民的人身，又在土地兼并、逃赋避役的情况下促成农民的流亡，激起了农民“抢掠富户”和“毋输租巨室”的斗争②。而吴晗同志却把富户排斥于乡官之外，把中、小地主排斥于大地主之外，说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只是农民与乡官的矛盾，这不是对历史的歪曲又是什么呢？
在明朝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的一段时期里，苏松五府及其邻近地区，农民抢粮、抗租、劫府库的斗争以及饥民、流民、“矿贼”、“盐徒”、和白莲教徒的各种武装起义也此起彼伏，先后不断发生。嘉靖三十六年，太湖西南岸有白莲教蒋鹏、蒋潮的起义。嘉靖三十八年，苏州地区有饥民结“盐徒”的起义。嘉靖四十一年，松江大饥，“饥民四出抢掠富户”③。万历八年，苏州嘉定“农民赘聚呼，甚则操竿揭挺，望屋而食”，几年后，嘉兴的农民又“聚党相约，毋输租巨室”④。在海瑞出任应天巡抚的隆庆三年和四年之间，仅松江一地，就是“民多思盗”，“盗蜂起”⑤。这一切都说明了苏松五府农民所反抗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不只是反抗乡官的剥削和压迫，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不是什么农民与乡官的矛盾。
我们不否认当时苏松地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其主要锋芒是指向某些横暴乡里的乡官。乡官与富户在本质上虽然相同，但一般都具有免役的特权，而通过乡试、会试进入官绅集团的人，又以南直隶地区为最多。他们凭借政治势力，在地方上掠夺土地、欺压乡民，无恶不作。因此，明朝江南地区的农民也经常起来反抗乡官甚至“杀乡官”⑥。尽管如此，也不能象吴晗同志那样硬说苏松地区只有农民与乡官的矛盾和斗争，而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一笔勾销。
那末，吴晗同志所强调的农民与乡官的矛盾和斗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逃亡、告状，更确切地说，是“告乡官夺产”。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不否认有少数的贫苦农民，在乡官、富户的残酷压迫下，对封建的官府和“海青天”抱有幻想，因此来官衙告乡官夺产。但是必须看到，还有许多农民不能容忍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起来与他们进行生死的斗争。例如《云间据目钞》的一段记载：
“刁告乃松人故态，而未为异常，自文贞公（指徐阶）罢相，适新郑（高拱）当国，有报复之议，故巡抚海公（海瑞）、兵宪蔡公皆有意渔肉徐，而告讦者遂乘风纷起。……一日，海公按临南察院放告，词讼堆积如山，海度不可阅，取火焚之。时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号呼，而元辅（徐阶）三第，前后左右，日不下千余人。徐人计无所出，第取臭泥粪贮积厅门，见拥者入，辄泼污之。”⑦
这种群众性的示威，正是当地农民在以乡官徐阶为首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所激发出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它说明广大农民根本不相信通过告状能够解决问题，而采用了向乡官豪富直接斗争的办法；也说明那个“卵翼贫民”的“海青天”在此时也原形毕露，对于堆积如山的词讼只好一烧了之。
非常明显，吴晗同志强调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是农民与乡官的矛盾和斗争，其目的是要为他所写的《海瑞罢官》制造“理论”的根据。吴晗同志所描绘的海瑞原来明明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来缓和当时日益尖锐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的。但是，吴晗同志却一再把海瑞打扮成一个在所谓乡官与农民的矛盾中始终站在农民一边的“超阶级”的人物。可见吴晗同志仍然是把农民与一般地主富户合二而一，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的所谓“清官”海瑞与农民合二而一，难道这不是继续在歪曲阶级斗争历史、宣扬阶级调和论吗？
①曹家驹《说梦》卷一。②万历《秀水县志》
卷一，《舆地、风俗》。嘉庆《松江府志》卷八十。
③嘉庆《松江府志》卷八十。④万历《秀水县
志》卷一、卷九。⑤何三畏《云间志略》卷四。⑥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五四五。瞿九思《万历武功
录》卷二。⑦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


对评价清官问题的几点意见
张志廉

提要  清官是农民的希望。农民歌颂清官，是对贪官污吏的控诉。我们需要海瑞精神。

有些同志说，旧社会的清官都是统治者的忠实走狗，是统治阶级出现危机时出来维护反动统治的。这种人比贪官酷吏更阴险更坏。他们的行动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抑止农民革命的作用，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而不能宣扬歌颂。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试问：如果照这种说法，我们不是就要歌颂贪官酷吏了吗？因为贪官酷吏压迫人民最厉害。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得愈厉害就反抗得愈厉害，从而就会出现大的革命行动，就会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样，贪官酷吏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功臣了。这不是颠倒黑白，宣传邪恶吗？
社会的发展，有其极其复杂的因素。当然，社会的发展只能通过人民的斗争。各种反抗斗争，尤其是武装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使社会向前发展。但是认识这一规律，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事情。不能说海瑞这个人在明朝这个封建社会里，就有了认识这个规律的头脑，因而自觉地去缓和阶级矛盾，阻止革命的产生，以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所以我们要历史地肯定或否定古人的品行，不能武断地说封建时代就没有同情人民的官吏。否则就是把封建社会看得过于简单，不是用辩证的方法分析和看待封建社会。
海瑞为官清廉，敢于斗争，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有利于人民，得到人民拥护的。在封建社会里有了清官，农民感到莫大的幸福。所以农民对历史上的清官称颂不绝，希望包青天越多越好，包公戏历来在农村最受欢迎，家喻户晓。农民对于为他们做了一些好事、出了一点半点冤气的官吏，都是颂扬和爱戴的。前清光绪年间，在我的家乡连县，有一个叫曾纪渠的做了州正堂。他为官清廉，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所以乡间称颂不绝。我小时还听老人说，当这个清官卸任时，全城百姓，家家在门口摆清水一碗，流泪相送。
清官是封建社会广大农民的希望，农民歌颂清官就是对贪官酷吏的控诉。
姚文元同志说，农民在海瑞死时穿白戴孝根本不可能，因为农民没有钱买白布。这也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机械地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只是和一般牛马一样，毫无作为。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说法，那么在过去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农民支援我们的革命部队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本身吃不饱、没有穿，那里会有粮食、鞋子支援革命部队打游击呢？那么，送粮食、送鞋子的一定是地主富农了。这样不是太荒谬了吗？
所以说分析和看待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要太简单。当时的农民虽然受着地主的压迫，过着如牛如马的生活，但是他们还会在反抗中生存发展，并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某些行动（当然也要受到统治者压制）。海瑞死后农民穿白戴孝，就是农民反对和控诉封建压迫、贪官酷吏的一种行动。
宣扬海瑞为官清廉，不怕死、不图利，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反对贪污多占，提倡办事公道，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也需要海瑞精神。当然，我们主要是宣传歌颂新社会的好人好事，但古为今用，用一点古人的事迹教育新人，也有一定意义。

1966.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