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 人民日报 19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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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

编者按：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一些报刊发表了文章，许多单位举行了座谈会。大家就《海瑞罢官》和海瑞的评价问题，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这出戏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这出戏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讨论也涉及对海瑞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海瑞这个人的看法，分歧是很大的。这种分歧，牵涉到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将各种意见整理发表于后，以供参考。真理愈辩愈明。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有些同志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狂热地宣扬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改良主义，在国家和法律问题上宣扬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它不是通过揭露恶霸地主的罪恶，帮助人们认识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本质，而是用所谓除暴安良的故事情节，烘托“清官”、“王法”的伟大。《海瑞罢官》告诉人们，封建社会中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用经过农民的革命斗争，只要有“海青天”一类的清官出现，就能得到解决，农民就能得救。《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吴晗同志的“道德继承论”。吴晗同志企图通过他所加工塑造的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尽力宣扬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一整套封建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且加以充分发扬，硬要人们相信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是可以继承的。这种美化地主阶级国家、提倡封建道德、宣传不要革命的戏，实际上是散布一种“合二而一”论。《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反映。
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通过海瑞这个人物歌颂了刚正不阿、敢做敢为、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表现了人民的希望，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这出戏还表现了海瑞全心全意为贫苦农民服务，反对贪污浪费、减轻苛捐杂税、均衡贫民力役、力主建立廉洁清明的政治局面的精神。这些都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

《海瑞罢官》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罢官》所反映的阶级矛盾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明代中叶，这个封建王朝已经到了没落阶段，上层建筑腐朽之极，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但从《海瑞罢官》一剧看来，封建制度似乎还是十分美好的，只是由于几个贪官污吏违法乱纪，才坏了事。只要把这些人去掉，就可以“长治久安”。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把广大农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农民反抗斗争已经不断出现。但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人们所看到的农民，不过是一些只会叹息、流泪、怨命、哀求的人。他们没有一点斗志，没有一点力量，没有一点阶级仇恨。农民似乎是绝对不想斗争，也不可能靠自己的斗争来解放自己的。他们的命运只能靠向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叩头哀求来决定。相反的，在地主阶级内部，吴晗同志却大肆渲染他们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互为表里。历史上的海瑞曾和盘托出要徐阶退田的心意：“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正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替他掩饰这一点呢？《海瑞罢官》既对历史有这种种歪曲，怎么能说这出戏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呢？
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的。戏里用许多篇幅描写了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坏官对老百姓的压迫，这不正是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吗？而且，海瑞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还没有濒临崩溃，农民革命的烽火还没有燃烧成燎原之势，特别是江南一带，由于统治阶级驻有重兵，防范极严，农民的阶级觉悟还不高，革命力量还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王法和青天，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海瑞所作的退田、除霸等事，史籍俱在，确有其事。《海瑞罢官》如实地描写了这些历史事实，怎么能说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呢？何况《海瑞罢官》是戏剧，不一定要完全符合历史情况。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形象的？
有些人认为：吴晗同志尽情地美化海瑞，把他塑造成一个“力除贪污行新政，要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的代言人，值得“万家生佛把香烧”的穷苦人民的救星，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海瑞是封建皇室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臣，是封建地主的代表。他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想缓和这个矛盾，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怎么能说他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穷苦人民的救星呢？在与徐阶的斗争中，海瑞本来是一个失败者，他是被罢官撤职而离开江南的。然而，吴晗同志却臆造了一个处斩徐瑛的情节，把海瑞塑造成一个胜利者。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臆造这样一个“胜利”，是为了粉饰海瑞的改良主义的失败，也是为了给海瑞的形象加上一个美丽的光环。不难看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形象，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
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是可以夸张的。海瑞确有“为民”的思想，也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事情。在海瑞的时代，为了人民而敢于同当时的权贵作斗争，是具有革命性的行为，海瑞是一个革命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艺术作品中，把他的形象拔高一点，塑造成当时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代言人，并不过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海瑞把徐瑛处死这一情节确实是虚构的。但是艺术不等于生活，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作者在不违背人物思想本质的基础上，取舍素材，进行艺术加工，突出人物形象，加深对读者的感染，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作者对海瑞这个人物并没有一味歌颂，而是有分析的，戏中指明了海瑞的阶级局限性，指明了他的忠君思想，特别是最后受到革职处分，说明他的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海瑞罢官》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写作于一九六○年，并于一九六一年出现在舞台上，这不是偶然的。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我们国家正遇到暂时的困难。有些人乘机吹起一股黑风，打起“为民请命”的旗号，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刮“单干风”和“翻案风”。而吴晗同志也在这时，在戏里对所谓“退田”、“平冤狱”，大肆宣扬。这出戏在当时实际上起到了配合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作用。有的意见认为：编写历史剧，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当然要和现实联系。《海瑞罢官》这个剧，要人们学习海瑞的“顶天立地”和“真男子”精神，都是有所指的，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借古讽今”，以发泄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海瑞罢官》的编写和演出，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确实做过“退田”、“平冤狱”的事情，并非捏造。这出戏写于一九六○年，不能说与一九六一年刮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还有的意见说：吴晗的动机是好的，他满腔热情，想尽办法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出戏提倡了敢说敢为的精神，古为今用，开辟了历史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新道路。

海瑞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
有的同志认为：海瑞这样的人，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绝不会“站在农民一边”，“为民作主”，而是始终站在统治阶级一边，为统治阶级作主的。海瑞所谓的“为民”，实质上是为朝廷。海瑞?嘉靖，是在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情况下，给皇帝敲警钟。目的就是要皇帝“一旦幡然悔悟……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以便使封建统治秩序牢固到“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的境地。他虽因?被捕，但在狱中得知嘉靖死去，却又终夜大哭，这充分说明了他的顽固的统治阶级的立场。所谓“平冤狱”的问题，也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封建官吏处理案件，只能根据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这种法律当然只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绝不可能出现根据地主阶级的法律，而为农民利益进行斗争的事情。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海瑞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但他是同情人民的。“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他在应天巡抚任期内，坚决站在农民一边，主动迫使大地主退田。在地主豪强和农民打官司时，他也始终站在农民一边，平反了不少冤狱。他关心民间疾苦，不畏强暴，连皇帝都敢批评。因此应当说，海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

海瑞的所作所为起了什么作用？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所作的一些“兴利除弊”措施，本质上是替封建统治服务，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起了一定作用。海瑞搞退田的根本目的，是“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也就是为了增加明王朝的财政收入，反对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借以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海瑞修吴淞江，目的也在于为封建王朝增加剥削收益，在于“兴工救荒”，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至于所谓平反冤狱，所谓执法公平，从实质上也只是站在维护封建法定权利的基础上，力图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加以贯彻而已。海瑞的这些措施，也许给农民带来一些暂时利益，但这种改良主义的措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即使有部分兑现，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例如所谓退田，就算有一部分退给农民，但由于明代土地兼并剧烈，农民收回的土地，也仍然会给地主兼并掉，这种措施根本不可能使“江南贫民”真正获得土地。
另外一些意见认为：海瑞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好事，不但效果是好的，而且动机也是好的。海瑞的思想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是要“为民父母”，要富国利民，这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还有些意见认为：海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他推行退田、治水、一条鞭法等措施，虽然主观动机是由于害怕阶级矛盾尖锐化会引起封建王朝被推翻的危险，因而要求统治者作些让步，借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实行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对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有利的。所以，海瑞还是值得赞扬的。

“清官”的实质是什么？
有些同志认为：象海瑞这种“清官”，只是封建统治的自我调节器。他们终究不能置身于封建地主和农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外。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在于，“清官”力图使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限制在当时法定的范围之内；而贪官则只顾满足自己无穷的贪欲，肆意突破法定的剥削限度。清官“养鸡生蛋”，贪官“杀鸡取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青天”，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麻痹、愚弄劳动人民的幻象。统治阶级经常施展这套伎俩，来瓦解人民革命的斗志。劳动人民中有许多人对“青天”抱有幻想，这是可能的。这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觉悟，并且受了统治阶级的欺蒙的结果。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清官是应该歌颂的。清官总比贪官好，海瑞总比严嵩好。他的退田、除霸、均徭、修江等措施，总比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对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有利。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公正廉洁、不畏强暴的官吏却很爱戴。人民希望多出几个青天，海瑞就是这样的青天。广大人民对海瑞有良好的印象。在民间文学中，海瑞从来也都是正面人物。如果连清官都不歌颂，历史上还有什么可以歌颂的人物呢？也有一些意见认为：清官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有不同的作用。在阶级斗争已很激化、一个王朝已走向没落时，他们主要起了麻痹革命思想、破坏革命斗争的作用；而在阶级斗争还不十分尖锐、一个王朝尚未面临末日时，他们则主要是有利于人民的。在海瑞所处的时代，虽然许多地方已爆发了农民起义，但是苏、松一带还是比较平静的，朱明王朝也还没有到覆灭的前夕。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海瑞还是应该肯定的。


人民日报 196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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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海瑞的“爱民如子”
　　谢天佑
明人黄秉石赞海瑞，有“爱民如子”之语（《海忠介公传》）。吴晗先生也说，海瑞“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黄秉石是封建时代的人，他所说的可以看作陈腐之言；至于吴晗先生说的，不能不加以深究。
海瑞走入仕途，正是明王朝由盛转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之时。海瑞看到了这种情况，不能不惊呼：“近日十室九空，聚为盗贼，见其端矣。”（《驿传议》）

在此风雨飘摇之时，需要有一个由“明君”“贤臣”组成的统治集团，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海瑞忠于地主阶级利益，主张改革弊政。他忠于君，敢于犯颜直?，反对“谀顺曲从，致使害祸蔽塞”（《治安疏》）。他忠于封建法制，敢于与违害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的贪官、乡宦作斗争。海瑞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

封建统治者异口同声地承认他是本阶级的忠臣。但是，他们将忠君与爱民并称，或直称海瑞“爱民如子”。海瑞自己也说：“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兴革条例》）
既是忠君，又是爱民，能够统一吗？能够把封建统治者所称说的“爱民如子”理解为
“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吗？只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难解答这些问题。
海瑞所谓“爱民如子”的民，是指“吏书、里老、百姓人等”，其中主要是地主阶级的下级官吏和政治势力较弱的中小地主。海瑞以“民之父母”自居，把这些人当作保护的对象。为了使地主阶级政权充分发挥专政的作用，需要团结下级官吏；为了扩大地主阶级政权的阶级基础，需要维护中小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海瑞这样作正是发挥地主阶级政权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得到地主阶级中许多人的拥护和称赞。黄秉石和他的儿子黄羽定过苏州海瑞祠时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海瑞“爱民如子”的实际内容。
“余（黄秉石）舟过苏州祠下，以服不敢谒，时偶为语曰：‘世传公锄击太甚，富贵人多不悦也。如此祠乎！岂彼单弱细民独就之，其富贵人当不阻之邪？则所传亦妄矣。’儿子羽定曰：‘……海公所锄，非富贵也，乃豪强也。’”（《海忠介公行状》）那么，人们要问：海瑞的“爱民如子”，是否也包括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在内呢？

在海瑞的眼中有两种农民，一种是“顺民”，一种“刁顽、谋反者”。所谓“顺民”就是宁肯饿死也不“谋反”的农民，海瑞对他们是“爱”的。海瑞对顺民“爱”的目的，就是阻止农民起来革命，就是要农民永远处于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之下。“爱”就是压迫和剥削，只不过是这种压迫剥削采取了一种伪善的形式而已。儒家经典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中间包含了两点意思：一是农民不起义封建统治就巩固；二是农民阶级是基本剥削对象，地主阶级剥削不到农民，封建统治基础就动摇。这就是儒家经典所说“爱民”的真实含意。海瑞的“爱民”思想就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承袭。

至于所谓“刁顽、谋反者”，就是革命的农民。对于革命的农民，海瑞就毫不掩饰他的刻骨的仇恨。他曾在给万历皇帝写的《乞正赦款疏》中说：“除谋反者，悉宜赦宥”。值得指出的是，海瑞镇压革命的农民，比任何官吏都残忍。他作地方官，极力推行保甲法，整饬军力，修建城防。推行保甲法，对农民实行严格的控制。白天有人监视，夜里有人巡守。遇有农民起来反抗斗争，就坚决“逮捕法办”，如若“拒捕者，随即杀之”。海瑞对革命农民的残忍，正是出于对地主阶级的忠和爱。
这样看来，海瑞的所谓“爱民如子”是有其阶级内容的。说海瑞曾经爱过老百姓，说他“处处事事为老百姓设想”，这是严重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海瑞为谁效肱股之力
　　苏瑞海

吴晗同志在许多论述海瑞的文章中，特别是在《海瑞罢官》一剧中，把海瑞描绘为“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事实并非如此。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封建统治集团里一些稍有远见的人物，威慑于农民革命的力量，于是挺身而出，担当起拯救封建统治的任务。他们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让步，以挽救垂死的封建统治。海瑞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所以，海瑞并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逆子贰臣，而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他和大地主、大官僚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在统治政策上的分歧，本质是一致的。所谓“清官”、“好官”，表面上多么和善，但到农民革命使封建统治面临威胁时，就会露出凶相来。他们会象刽子手那样绞杀农民革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晗同志绝口不谈封建统治阶级各派系、各集团本质上的一致性，把封建统治阶级分为两派：一派是残酷压迫人民的；一派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并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来代替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一切反动阶级统治人民，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也依靠人民群众的不够觉悟，能镇压则镇压，能麻痹则麻痹。海瑞是主张“威德并行”的。往往统治阶级软的一手，即欺骗的一手，最能麻痹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而“清官”正起着这种作用。对于我们说来，必须无情地揭露它的本质。而吴晗同志则要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上，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尖锐对立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清官”、“好官”的虹桥，从而模糊人们的认识。

吴晗同志竟然不顾事实地说：海瑞“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他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
我们知道，封建纲纪、法律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工具。封建法律本身就是加在农民脖子上的沉重枷锁。而在吴晗同志看来，海瑞却仿佛能从封建地主阶级队伍中游离出来，执行一个维护农民的法律，保护农民的利益。这样，似乎海瑞成了农民阶级的代表，成了农民的“救星”了。这不是纯粹的虚构吗？连海瑞也不承认这点，他在《治安疏》中说，“夫天下者，陛下之家”，提醒嘉靖维护“博厚高明悠远之业”。
吴晗同志还对海瑞兴修水利大加赞扬和渲染，甚至说“他战胜了灾荒，也兴修了水利”。这种把劳动人民的成果加在一个封建官僚身上的观点，更是错误的。再说，海瑞支持兴修水利，也是为了稳定封建统治，增加国家的赋税来源。可见吴晗同志为了美化海瑞，竟然是不顾客观事实的。

吴晗同志还说，“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关键，在海瑞看来，无过于贯彻执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根本不能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海瑞的“清丈田亩”、“退田”、“献田”，也丝毫不能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封建土地所有制正是广大农民陷于破产、贫困的祸源。海瑞执行的一条鞭法，不过是“以田多寡为差”，把“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根本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如果能够实行，那也只不过是让地主稍微分摊一些赋税而已。海瑞执行的一条鞭法根本不是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而是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的危机，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把一条鞭法硬说成是“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关键”，那是根本不现实的。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达到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全部要求，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这就是为什么一条鞭法实行后不到几十年的时间，就出现了明末农民战争。因此，一条鞭法根本不值得颂扬。

海瑞执行的一系列政策，不仅未超出封建统治的范围，而且是封建统治所必需的，为一部分封建官僚所拥护和支持的，连封建皇帝也不例外。在海瑞上疏后，“帝虽以瑞言为过，然察其忠诚”。当海瑞遭受排挤后，“帝犹优诏奖瑞”。他一生中尽管中间有一段波折，但还是一直升迁的。他死后，还被谥为“忠介”，皇帝还派人祭奠一番。海瑞究竟为谁效劳，难道还不明显吗？但是封建统治已经日暮途穷了，尽管海瑞竭尽全力，他也拯救不了封建统治的危机，这个危机最终只能由农民革命战争来解决。
由此可见，海瑞并不是人民的“救星”，“处处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而是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一生为封建统治竭尽肱股之力。


　　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
　　樵子

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运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便导致了否定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
先谈海瑞。考其为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直言敢?，刚直不阿。上疏嘉靖，痛斥其种种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二，关心民生疾苦。在应天巡抚任内，施行过“一条鞭法”、轻徭、退田、治水等措施，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制止豪强的兼并，发展生产，起过好的作用。三，作风廉洁朴素。在贿盗公行的明代中叶，他是一个较为难得的正派人。
正因为他有这些特点，所以才在民间获得赞颂。但是，统治者们对他的态度，却是逮捕下狱，罢官闲置，你上疏，他弹劾，务必去之而后心甘。谁爱谁憎，了了分明。
具体谈到退田，由于史料上未为我们开列明细账，我们很难判断究竟谁得利益较多。但是，贫苦农民是否一无所得，姚同志也提不出具体证据来。
不错，海瑞“退田”的极终目的并不是反对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而是为了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是必须看到，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帝王士大夫，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能被迫地向农民作出某些让步，反对土地过分集中和横征暴敛等搞法。海瑞的动机也不例外。正由于他要为皇上收拾民心，巩固根基，就不能不在一定限度内，给农民一点好处。姚同志说：“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这话很正确。可惜自相矛盾，即既然承认海瑞想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又说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焦点——土地问题上，不给贫苦农民一点好处，只让中小地主独占其利，那末试问：矛盾何从缓和？远见何能体现？
再谈治吴淞江，明明史实俱在，姚同志也企图一口否定，更表现了他的非科学态度。当然，海瑞治河是否进度有如此之快，是可研究的。但姚同志仅从当时的技术条件落后着眼，而看不到广大农民要求治水、发展生产的热望，显然不符合人的因素第一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然而，仅就海瑞这个历史人物而言，说是说非，问题还不大，但姚同志大有一笔抹杀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这便更应当研究了。
不错，国家及其执政者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官吏就是地主阶级向农民阶级专政的代表。但是，历史现象是复杂多变的，牵涉到具体的人、事，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解决得了问题的。试问：在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集团、个人之间，在压迫人民的策略、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是否还有促进与促退之分？开国“明主”与亡国昏君，忠臣与奸贼，“清官”与贪吏，是否还有是非之分、好坏之别呢？
如果把李世民和秦二世，岳飞和秦桧，郑所南和吴伟业，史可法和洪承畴，都划上一个等号，称为“一丘之貉”，那能算得了是阶级分析呢？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页）。研究历史人物也是如此。不把他们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不以条件、时间为转移，而抽象地谈论什么好和坏、是和非，那末，不是颂古非今，就是否定一切。
谈罢海瑞其人，附带谈谈《海瑞罢官》这出戏。
一九六一年我有机会在北京看过演出，觉得很好。现在读了姚同志的文章，仔细一想，得到了不少启发。
吴同志的剧本的确有较大的缺点。第一，虽然戏中也写了海瑞的出发点是“忠君爱国”等封建思想，但从其行动来看，未免太“现代化”了。一个封建官吏，决无那么高的“处处为百姓”的思想水平，吴同志确有美化古人之嫌。第二，把农民群众写得太消极，除了哭啼叫喊以外，一无作为。他们与海瑞对比，似乎就是英雄与群氓的关系了。吴同志为了美化海瑞，贬低了广大群众对他的推动作用，是不好的。
但姚同志说剧中写了“退田”、“平冤狱”，就是借古讽今，也未免太过火。本剧的主题是除霸。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恶霸的所作所为，不外乎霸占民田、奸淫妇女、草菅人命等等，抽掉了这些具体事件，霸也无从霸起。吴同志之写平冤狱、退田，明明是为了揭露徐阶父子和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为了表现“除霸”这个主题的。姚同志硬把古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强牵在一起，指责吴同志是借此发泄对党的不满，指责他的这出戏是一株毒草，实在难于令人同意。
据我的看法，就历史人物海瑞来说，他当然不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但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不失为一个比较关心民生疾苦的好人。作为历史剧的《海瑞罢官》，存有较重大的缺点，但并没有如姚同志所指责的严重政治错误。

人民日报 196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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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
蔡文锦
每一个文艺作品，都是要宣传某种世界观的。无产阶级的作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非无产阶级的作者宣扬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呢？只要分析一下它的主题思想就可以了解。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中说：这个剧本是“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这种提法是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的。退田和除霸，都是戏剧冲突。戏剧冲突不等于剧本的主题思想。剧本的主题思想是要通过戏剧冲突、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的，是作者通过选取题材、塑造形象、描绘社会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整个剧本的中心思想，整个剧本的灵魂。从这个意义来看，我认为《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概括地说就是宣扬“阶级调和论”。
首先看看作者是怎样塑造剧本的主角海瑞的。海瑞是封建王朝的忠臣，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可是剧作者却把他描写成人民群众的救星，农民阶级的政治代表。全剧一共九场，在前五场里，在海瑞尚未出场或尚未断案以前，作者就用插叙旧功、陈述新绩、官民烘托和家属反衬的艺术手法，精心塑造了海瑞这个异常高大的艺术形象。接着，作者在第六场里感情倍增地描写了海瑞除霸和退田的果断精神：徐瑛被判绞刑，王明友被斩首，李平度被囚禁，萧岩被革职，同时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一应把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作者通过众乡民之口歌颂海瑞：“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及至海瑞罢官去职，吴晗同志也还不肯对这个改良主义者的失败有丝毫揭露，相反，却安排了幕后合唱，为海瑞高唱一曲颂歌：“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这就把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塑造成一个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贫苦农民的救星，留在观众的心目中。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人是根本没有的，超阶级的官吏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封建社会的明朝政权，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一种工具，它是不可能代表人民的。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海瑞，又怎么可能超乎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为民作主”呢？海瑞在他的官场生涯中曾经替封建统治者出谋划策，镇压农民起义和海南岛黎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曾经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处罚了几个贪官，退了少数田地给农民。海瑞的这些行为，都是为了维护他本阶级利益的，怎么可以把他说成是被压迫人民的“救星”呢？

但是，吴晗同志却背离了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采用了资产阶级极其虚伪的超阶级的观点，片面地夸大海瑞的所谓“为民作主”的一面，并且淋漓尽致地把他描绘成一个“站在人民立场上”的英雄，被剥削阶级的利益的代言人，是人民群众的大救星。抽掉了海瑞的阶级性，美化他的某些政治作为，其结果只能诱使人们相信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相信只要依靠海瑞这样的清官出来“为民作主”、“为民平冤”，被剥削阶级就有“好光景”了，人民群众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正是模糊人们的阶级观点、混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阶级界限、宣扬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吗？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是怎样美化皇帝的。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首脑，然而吴晗同志却把它写成广大人民的领袖。剧本通过海瑞之口说：“那徐阶纵子行凶，我海瑞如顾私恩而忘国法，何以对慈母，对圣上，对百姓。”“为虎作伥欺皇上，昼行愧影夜愧床。”最后还写海瑞凭着“秋审朝旨”处死徐瑛。它让人们相信，明朝皇帝是海瑞除霸退田、“为民作主”的靠山，是人民利益的最高政治代表。

封建君主究竟是什么人呢？马克思早在一八四八年就指出：“皇帝——旧封建官僚社会的最高政治表现，最高政治代表。”（《在科伦法庭前的辩护辞》）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封建君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首领，是为地主阶级统治农奴压迫人民服务的。毫无疑问，明朝皇帝也是明朝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首领。他们干了不知多少坏事。熟悉明史的吴晗同志却歪曲了历史史实的真相，抽掉了明朝皇帝的阶级本质，把他写成人民群众的政治代表。靠了“圣旨”，可以除霸退田，可以为民平冤。在吴晗同志的笔下，海瑞是“为民”的，皇帝是“为民”的。既然他们都是为民的，都是人民的代表，那末，这岂不是说封建统治阶级是人民的代表，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吗？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实际上充当了阶级调和论的义务宣传员。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至今所有一切社会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奴隶主与奴隶，地主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从他们产生的时候起，阶级斗争就不断进行。剥削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为了使得他们的剥削制度永久化，就不断加强反动的国家机器，从法律、宗教、文艺等各个方面为他们提供奴役人民的武器。阶级调和论就成为他们常常使用的一种欺骗术，他们向被剥削阶级宣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从而模糊人民的阶级意识，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腐蚀人民的政治觉悟。阶级调和论是剥削阶级延长寿命的一个法宝。古往今来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为了迎合国内外剥削阶级的需要，无不重弹阶级调和论的滥调，鼓吹阶级合作，鼓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合作，否认阶级斗争，否定一切革命。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写的《论海瑞》，就有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后来他通过写文章、作报告，以至著书、写历史剧，越来越大力宣扬阶级调和论。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他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的文章，仍然坚持宣扬阶级调和论。《海瑞罢官》就是他的阶级调和论的艺术标本。


用封建“王法”掩盖了阶级矛盾
师文伍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是两个根本利益相对立的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要封建制度存在一天，这种矛盾就存在；只要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压迫存在一天，这种矛盾所引起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可能消失。
《海瑞罢官》剧中所描写的洪阿兰一家的遭遇，是封建社会里千百万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的共同遭遇。洪阿兰家与地主徐家结下的三代冤仇，有着深仇血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里两个根本相对立的阶级的矛盾。

然而，《海瑞罢官》的作者却把两个根本利益相对立的阶级矛盾，写成了仅仅是违犯王法与维护王法的矛盾。而这个王法又是人民的福音书，是为民谋利的。
当徐瑛强抢赵小兰时，众乡民责问道：“王法何在？天理何在？”赵玉山要报冤仇，也把希望寄托在
“朝廷王法三尺在”，要“伸冤诉告上公堂”。海瑞在途中听到赵玉山的冤屈，也说：“有这等事，凭的是那条王法？”并表示“要申三尺皇家法，杀尽贪官污吏头”。恶霸地主徐阶呢？也因为自己的儿子犯法感到理屈，觉得“豚儿犯法面无光”。
在作者笔下，“王法”成了超阶级的东西。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也无论是封建官僚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它作为衡量事物好坏的共同准则。这样，徐瑛强抢民女所引起的矛盾也就只是犯法与王法的矛盾，洪阿兰一家与徐家的矛盾的阶级实质被作者抽掉了。整出戏的矛盾也就是围绕着“王法”来开展的。
面对徐家父子“违反王法”的行为，“众乡民”和赵玉山大声呼吁王法的保护。到哪里去找王法呢？只有到封建社会的执法机关——县衙门去告状。而县官也是违反王法的。赵玉山非但告状不成，反被“杖毙堂前”。这样，违反王法的已不只是徐瑛，又多了个枉法赃官王明友，由徐瑛违反王法而引起的犯法与王法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了，作者也就进一步地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实质。

面对公公被打死的又一血的事实，洪阿兰仍然坚持告状，不但告徐瑛“夺田抢女”，而且连王明友“打杀人命”一起告。就在这个时候，海瑞出现了。海瑞的出现，使围绕王法展开的矛盾得到了解决，找到了归宿。戏中的海瑞是王法的化身。他口口声声“整顿纪纲，替黎民，申雪冤枉”。他处处事事“执法持平”，“铁面无私”，决不“循情枉法”。正因为海瑞能按王法办事，所以违法的徐瑛被处死，枉法的王明友受到了惩罚，洪阿兰深重的冤仇得以伸雪，老百姓被占的田产得以退回。总之，作者笔下的王法真是公正严明，“王子庶人是一般”。封建王法也就这样成了维护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法宝了。就这样，《海瑞罢官》的作者终于使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在王法的基础上得到了统一，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的矛盾在王法上合二而一了。
王法是什么呢？“王法”就是封建地主国家的法律。列宁说：“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注〕。“王法”实质上是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工具，是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的枷锁，而决不可能是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的福音书。然而，吴晗同志却抽掉了它的内容，而把它说成是各个阶级共同遵守的准则，这不正是在宣传阶级调和论，宣传“合二而一”的观点吗？

一个口口声声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把封建国家的王法写成超阶级的东西呢？既然以洪阿兰，赵玉山为代表的一方和以徐家父子、王明友为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仅仅是呼吁王法和违反王法的矛盾，那么，人们从《海瑞罢官》里又怎么能看得出他们双方是代表着两个根本利益相对立的阶级呢？《海瑞罢官》又怎么能如作者所说是“以农妇洪阿兰一家的遭遇来说明这个时代的阶级矛盾”呢？事实上，《海瑞罢官》倒是真正做到了用封建王法掩盖了阶级矛盾，从而否定了阶级对立。
〔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四页。


对农民形象的歪曲
杨金龙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剧的创作中，作家如何表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鉴别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试金石。旧的历史剧，往往歪曲人民群众的形象，劳动人民在舞台上，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今天，在人民的时代，新的历史剧作家应该站在我们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表现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剧作家的使命。然而，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在《海瑞罢官》里，作者是把洪阿兰作为贫苦农民的代表来描写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是一个受压迫最深的人。她的丈夫被徐家气死，公公被贪官打死，女儿被徐瑛抢走。但在血海深仇面前，她不是极度愤恨，不是极力反抗，而只有哀求、痛哭、悲伤。她的反抗与仇恨不是随着苦难的加深而增长，而只知道
“满腔悲愤唤苍天”，怨恨“人间难把是非辨”。
洪阿兰在不幸中遇见了海瑞，好象遇见救星，跪在他脚下哀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妇伸冤啊！”以至为他欢呼“公侯万代”，高唱赞歌。似乎除了海瑞之外，无论自己或别人都无法使她脱离苦难。
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生活极端痛苦。但是她们并不甘愿忍受这种痛苦，有不少妇女还起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就在海瑞的时代，就有苗族妇女米鲁为首的农民军勇敢奋战，可是作者不愿意去描写人民的斗争，感兴趣的只是象洪阿兰这样软弱无力的形象。这的确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偏见。
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还歪曲丑化了农民的群象。在戏中的乡民也是胆小怕事的。当徐瑛调戏赵小兰时，他们只知道呼告：“天老爷要睁开眼，治治这坏蛋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拔刀相助”。当赵玉山被徐家恶棍打得昏死过去时，众乡民也只是无可奈何的叹息道：“这是什么世界！王法何在？天理何在？”当贪官王明友打死了赵玉山时，众乡民也无愤恨的表示，默默地抬着赵玉山的尸体回去。他们竟然说：“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似乎多说了一句不平的话，就作不成佃户，当不成奴隶，或者还会遭到赵玉山同样可怕的下场了。农民在作者笔下都成了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毫无斗志的可怜虫。他们虽然生活困苦，但不是十分愤恨贪官地主，只是埋怨自己穷人“命不该”。他们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地位，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清官”。他们赞美海瑞是
“公正为官”，“美政多端”，“明断公案”，能为“百姓伸冤诉苦”。当“海清天”说了几句好话以后，农民就喜于形色，连连叩头称谢：“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欢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他们一再叩头表示“感恩戴德”。在吴晗同志的笔下，农民群众就这样被描写成一群屈辱的奴隶，而不是一个反抗的阶级。
吴晗同志所以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因为他对“谁是历史的主人”这个问题有错误的看法。他在剧本的“序”中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在吴晗看来，谁敢说谁敢做，谁就是历史的主人。皇帝敢杀老百姓，敢统治人民，皇帝是历史的主人。海瑞敢“骂皇帝”，敢与徐阶作斗争，海瑞就是历史的主人。
正因为吴晗同志有这样的错误的历史观，所以他对于历史剧也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看法，说什么：“现在有一些历史剧都不适当地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一大群人民群众上了台，就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写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恐怕就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庸俗化了。”
了解了吴晗同志对历史和对历史剧的看法以后，就不难理解在《海瑞罢官》里的农民群众，为什么都那样苍白无力，懦弱无能。庸俗地歪曲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正是吴晗及其《海瑞罢官》。


编者的话
《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许多来稿都指出这出新编历史剧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里摘登了其中几篇。我们希望读者继续来稿，就《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思想，它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以及它的出现说明了什么等问题展开讨论。来稿最好短小一些，就一个方面的问题，作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改良乎？革命乎？
王澈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里，谈到他七次重写的过程中，改变了戏的“主题思想”。他说：
“前四个本子的主题都是强调海瑞下令强迫乡官退还强占百姓的田，引起乡官的联合反对，被罢官回家。除霸只作为故事的穿插，作为退田的陪衬。许多朋友指出，海瑞下令退田固然是历史事实，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从历史发展来衡量，这种政治措施肯定是改良主义的。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看了这一段话，不禁发生这样几个问题：
一、吴晗同志说，因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所以改以“除霸”为主。那末“除霸”和“退田”究竟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呢？难道海瑞的“除霸”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吗？
不错，“除霸”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是革命的措施，象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叙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兴起农民运动的地方曾经枪毙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象土地改革运动中对恶霸地主的镇压，那都是革命的措施。但那是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打击，是推翻封建制度的一个步骤和组成部分。而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如果除霸是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措施，那只是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尽管有时对人民也有一些好处，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革命。
我以为，对海瑞的“抑豪强”措施不是不可以作肯定评价的，但是要适当，要有阶级分析。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写成了“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来为人民打抱不平，而把群众却写成只会诉苦、告状、喊冤、啼哭、叩头的“群氓”，只是“陪衬”海瑞的“高大”形象的材料，这种写法，宣传的只是否定阶级斗争的改良主义。
二、吴晗同志虽然似乎也同意了退田这种措施“不可能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可是他在戏里并不是这样写的，而是恰恰相反。作者在写海瑞下令退田以后，叫“众乡民”叩头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感恩戴德，我等回去，要图画大老爷尊容，朝夕礼拜！”然后是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你看，衣饭也不愁了，好日子也到了，这怎么是“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呢？改良主义好得很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四十多年革命才开始解决的农民衣食问题，四百年前的海瑞一纸命令就解决了。既不用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又不用走社会主义道路，多么简单省事！这不是美化封建制度，宣传改良主义又是什么呢？
连海瑞自己都没有对他的退田措施估价得这样高。当时戴凤翔弹劾海瑞，说在海瑞的支持下，老百姓象老虎，乡官变成了鱼肉。海瑞在《被论自陈不职疏》里辩驳说：“不知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今日乡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夺之，今还之，原非乡官之肉。况先夺其千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这是真话。且不说海瑞命令退田并不是都退给农民，就算象《海瑞罢官》描写的那样都退给农民吧，农民原有的田就很少，日子就不好过，而退回的不过占被夺去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怎么就能过起“不愁衣饭”的“好日子”来了呢？海瑞自己承认，他任应天巡抚九个月，虽然作了一些措施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这虽是他想辞官不干而有意说自己的缺点，却不能说不是实情。这些史料吴晗同志不消说很熟悉，而且吴晗同志也曾强调写历史剧要符合“时代的真实性”，那么为什么要抹煞这一点呢？改良主义可以解决农民的问题，难道这是“时代的真实性”吗？
三、吴晗同志看来也同意这样一个意见：写退田是宣传了改良主义。那么，该怎么办呢？吴晗同志于是把退田由“主题”的地位降为“陪衬”。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吗？就不是宣传改良主义了吗？明明知道是宣传改良主义，为什么不肯放弃呢？改良主义作为“主题”来宣传不可，作为“陪衬”来宣传就无妨，这样的道理站得住脚吗？难道错误的东西只要在戏里不占主要地位就变成正确的东西了吗？难道有毒素的东西只要不是“主题”就没有毒素了吗？我还想问：吴晗同志对于“在今天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究竟是怎样看的呢？这是个重要问题，含糊不得。从吴晗同志文章的语气看，似乎只是说宣传改良主义“没有什么意义”。我看，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有意义，这意义就是提倡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争。戏曲里宣传的东西，如果只是“没有什么意义”，那不过是“无害”而已；宣传改良主义能说是无害吗？今天的作家编写剧本，不管是现代戏也好，历史剧也好，都应该宣传革命，而根本不应该宣传改良主义。这才是问题所在，而不在什么“主题”或“陪衬”。
是不是写了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就是宣传改良主义呢？不一定。问题不在改良主义的措施能不能写，问题在怎么写，用什么观点写。如果是写改良主义虽然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民的问题，表明了改良主义“此路不通”，也就从反面证明了革命是唯一的道路。这种写法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也不会起宣扬改良主义的效果。如果是象吴晗同志那样，写退田使农民能过“不愁衣饭”的“好光景”，那就不管作为“主题”也罢，“陪衬”也罢，都是违反了历史的真实，都是宣传了改良主义。
吴晗同志先是以“退田”为主，以“除霸”为陪衬，经过多次“翻复”以后，又改为以“除霸”为主，以“退田”为陪衬。他自己说这是“主题思想”的“很大的改变”，其实根本没有改变。改来改去，不过是以改良主义替换改良主义，以改良主义陪衬改良主义。吴晗同志的七次翻复，始终跳不出这个圈子，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事吧。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亦鸣

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海瑞，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是冲淡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他虽然斗倒过几个权门巨富，但正象鲁迅所说，这等于替皇帝掐死几只填肥了的鸭子，掐出来的家私大部分还是落入头号地主皇帝的腰包，换上几只空肚鸭子，对人民也只有被吃得更凶。——这些，似乎已不难肯定。因为海瑞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今天不能把他抬得太高。要不然，就是把我们的创作水平降低到旧日海瑞戏的水平了。
如果姚文元同志的批评基于这一点，归结到这一点，平心静气，实事求是，我想他对《海瑞罢官》的缺点以至错误，一定会提出比较公允的意见。可惜他的文章从这一点起步，就象脱了缰的野马，远远地奔到界外去了。而那界外的某一点，恐怕还是批评家为自己立在那里的目标，以便得出他那“一株毒草”的结论。
姚文元同志主要认为海瑞被塑造得一无缺点，成了农民的救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剧本和戏看，这个海瑞明明是有缺点的。海瑞满口皇上，不就是他最致命的缺点吗？即如姚文元同志所说，海瑞被摘了印还聊以解嘲地口里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令人为他的精神胜利法哑然失笑，不也正是他的缺点吗？姚文元同志还说海瑞被写得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斗争，这不也正是海瑞的缺点吗？怎么能说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怎么能说作者要拿他来做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呢？
至于戏上的农民把海瑞当作救星，不等于作者也把海瑞当作农民的救星。农民唱：
“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这正表现了四百年前的农民在偶然满足了一点狭隘的经济要求和基本的人权要求之后的感激和喜悦，恰恰使今天的观众想到这些农民的好光景何等可怜，而且完全保不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农民有多少幸福。水平高一点的观众就能从而想到，这正是海瑞的改良主义在当时起着冲淡阶级矛盾的害处。
姚文元同志在肯定了这出戏是这样那样塑造海瑞的以后，就得出了他的第一个结论：“一个假海瑞”。
人物的真与假，在历史剧和现代剧里的要求是共通的，即要求艺术的真实。写现代剧不要求照抄生活，写历史剧也不要求照抄历史；写活人写古人都不要求替活人、古人照相。《海瑞罢官》不是连台本戏，因而只能要求以一点表现出了全体，或者只能要求这一点与海瑞的其他方面并无根本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个海瑞是剧作者在大量历史素材面前，经过取舍扬弃，加以突出渲染创造出来的。为了成真，却确是弄假。
在加工创造上，原作决非完善。批评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根据党的文艺政策，对吴晗同志的第一号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把批评文章写到有助于这个作品的提高和第二号作品的生长。但是，姚文元同志不在此，他从一个假海瑞的结论出发，说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就要看看作者拿这个假海瑞来宣扬什么了。好象只要是一个真海瑞，就不产生宣扬什么的问题，而假海瑞呢，就一定是在宣扬要不得的东西了。于是他又得出了第二个结论：“宣扬阶级调和论”！紧接着追问作者要人们向海瑞学习什么，而且马上替作者作主，说是学习退田，学习平冤狱，要么准是学习以傲骨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了。而照他看来，退田者，吴晗同志主张把今天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退给地主或农民也；平冤狱者，吴晗同志想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也；吴晗同志的横眉呢，是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于是乎最后结论来了：“一株毒草”。好痛快！这篇批评文章不正是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的吗？
文艺作品要人学习什么，未必决定于它的故事情节有些什么。《海瑞罢官》有退田和平冤狱两个情节，但是写海瑞而着眼于这两个情节是最不足为奇的。被徐阶并吞的土地，不管是原属于贫雇农还是原属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总是该退的吧？戏里的冤狱，总是该平的吧？海瑞是怎样跟土地兼并者和冤狱制造者进行斗争的呢？吴晗同志着力写了他用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得失、刚直不阿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斗争。我看作者要人学习的就是这种斗争精神，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在封建社会里极其难得的东西，有一些正是要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得以普遍发扬的，刚直不阿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
讲到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姚文元同志也说，官僚主义确实要反。是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长期斗争的内容难道应该排斥有关反官僚主义的文艺作品吗？这出戏不是触及了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吗？何况，学得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是也可以用来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活命主义的。
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傲骨就是魏延后脑杓上的反骨。这实在太奇特了。看来，他从凡是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一定意在影射现实这个前提出发，联系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又套上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这个客观规律，就轻而易举地把虽酝酿于一九五九年，却写成演出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扔进这只染缸里去了。
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确有影射现实的东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连牛鬼蛇神明目张胆的进攻都不怕，蝎蝎蜇蜇的含沙射影又何惧之有？而且影射也有区别。事实上，我们见过怀着阴暗心情的人，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对现实作恶意的影射，这种毒草，非拔不可；我们也见过一些作者，好心好意，但是胡里胡涂，也拿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不恰当的比喻，这种作品，大抵只要加以批评，对作者进行帮助就行。此外，出于善意，比喻虽然不百分之百地恰当，却可以起一定的惩前毖后、借古励今的作用，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出现过？有。今后可不可以做呢？也可以这样做，虽然这样的作品比之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是隔一层、差一点，无妨搁一搁，慢慢地来。
历史的最大用处之一，就在于给后人当借鉴，接受祖先的经验或教训。中国的历史不是劳动人民写的，现有的史书本身很难直接起这个作用；旧日的历史剧和演义戏十之九出于封建文人之手，所以大多数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演，极少数可以整理的，整理起来也往往事倍功半，实不如新编。这就有待历史与戏剧两皆在行的作者来考虑动手。这个工作，将来需要加以鼓励，现在也从未被人忘却。倘有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横加阻遏，吓得人不敢碰一碰，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人民日报 196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