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另一角度考察的思考—西方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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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春明，教授，中共中央党校。(100091)

原文出处：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5 年 05 期

内容提要：研究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世界各国史，国际环境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因此，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仅是当今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也是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刚性要求。不同国别、环境的历史亲历者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客观地了解历史的真实的面貌；不同资料、档案、文献的交流可以发挥互补作用，有助于了解历史面貌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也有助于在比较中去伪存真；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交锋，有助于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科学性。既然是不同角度的考察，差异就是难免的。就拿西方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一些情况来看，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和结论，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也许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才更是需要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的一个重要理由。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因为环境和语言的限制，接触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比较少，也比较晚。1988年，当时还在读我的博士研究生的杜蒲，把他翻译的莫里斯，迈斯纳教授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拿给我看。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完整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著（注：以前看的大多是著作篇章的摘录和某些文章及书评。例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的评论中国共产党60周年的文章《从乌托邦去和回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周期》等。）。这本曾被美国《外交》季刊评为有关当代中国的书籍中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寥寥无几”书籍之列的著作，确实是一本好书。看后感到颇多启发，受益匪浅。因此，当杜蒲要我给这本书写个序时，我便欣然同意了。写点什么，当时是颇为踌躇的。最后我认为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宜的题目：《另一角度的考察》。在短序中，既写出了我认为应该肯定的该书的特点、优点和不足，又指出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差异。故名之为“另一角度的考察”。今天回头来看16年前写下的这篇短序，自认为基本观点还是可以站得住的，但又有明显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对双方经常性的学术交流的必要性强调不够。

      后来我接受一项任务，主持一项课题，即《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众所周知，由哈佛大学的两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具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这部大部头专著也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一次全国性的书展中竟名列十大畅销书之列。而在中国，学术专著一般是很难成为畅销书的。这样，如何看待和科学评价这部外国学者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应该给予答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完成这一课题的几年中，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要全面、科学、准确地研究和评价历史，必须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对任何一种不同见解都应该加以分析研究。如果出于一种僵化立场和对立思维而对不同的见解断然排斥，那必然有违于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正是有感于此，我写的这篇论文，又采用了这个老题目，不过加上了“思考”两个字，也算有一点与时俱进吧。

      （二）另一角度考察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在70年前说过一句名言：“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时至今日，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稍微重大一点的事情，都会瞬间传遍全球，以至“地球村”的称号成为一种公认的现实。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如果说，研究古代直至中世纪各国的历史，虽然也必须注意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但相对说还是比较轻微的，有时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研究近现代的、特别是20世纪的世界各国史，则国际环境的影响往往是重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这既是客观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刚性要求，也是当今史学研究最大的时代特征。

      适应这种客观需要，不只是本国学者研究本国的历史，而且常常是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研究某一个国家的历史，或者多国学者协力研究某一个和多个国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情形已日益成为常见的事情。随之，国际间的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也日益成为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即使是某国的学者在独立研究本国的历史时，也必须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虑外国学者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判断，这也已经是众所公认的客观需要了。

      首先，这是历史亲历者之间的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中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也是20世纪下半叶有全球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今年是共和国成立55周年，在这55年里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亲历者。而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中国人，则是共和国整个历史过程的亲历者。1949年10月1日，我就是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斯大林广场上，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通过无线电波，亲耳聆听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歌声、礼炮声和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声。当晚参加了庆祝狂欢和提灯游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然，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正是这各不相同的经历之间的交流，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其次，不同资料、档案、文献的交流可以发挥很大的互补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档案，最丰富的自然是她的主体自身。但她同其他国家和民族交往、互动的历史档案，则是双方或多方共有的。还有同一时期通过不同渠道而获取的各种不同的档案资料，散存于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之中。在互相隔断的封闭状态下，每个单独研究机构或社团、单个研究人员所掌握的历史档案资料，实际都是不完整的，有很大局限性。特别是在互相对立、甚至敌对的状态下，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历史虽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作为主体的人是自觉的能动的。不仅有包藏，有隐瞒，有时还可能有故意欺骗，有预谋地示之以假象。这就造成某些历史事件的扑朔迷离，真伪莫辨。查清历史真相之法，除了尽可能详细地把握历史档案并逐一认真核查等之外，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应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学术交流是去伪存真的一种有效的工具。

      再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交锋和商榷，有助于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科学性。不要说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很多事情、人物有不同的分析、认识和评价，就是中国学术界自身也是经常处于分歧和讨论之中。不仅有不同观点的论争，矛盾不可开交时，有时甚至要诉诸公堂。因此，同国外学者认识的分歧，不同学术观点的商榷，已经被认为是学术交流中的正常现象。只要大家都本着善意的互相学习和借鉴的态度，其效果会是积极的有益的，而且可以促进各自的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三）不同角度考察的差异

      既然是不同角度的考察，差异就是难免的。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差异有时会是巨大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为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下边举两个例子。

      例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我的认识同费正清教授的差异就是很大的。

      费正清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中国50多年，并多次到中国。抗战时期还在中国战时陪都重庆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同很多中国著名的学者教授交往颇多。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通”。但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件中国现代化史上最重大的事变的看法，却很难令人认同。他所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应该说是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的一个集中的表述。他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几个历史阶段谈起，然后深入到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而且从现代化的大视角考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原因等。其中颇多深入的细致分析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表现了作者多年研究中国文化的深厚功底。不过很遗憾，文中涉猎面很广，却没有抓住主题。作者主观上可能想阐明中国能够实现再统一的真正原因和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他研究和论述的“出发点是王朝循环的理论和实践”，[2]在“王朝循环论”的基础上不可能说明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甚至错误地断定：“日本人提供了导致国民党衰落和中共幸存、壮大和胜利的主要形势。”[2](p.49)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当然也不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给予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和阐述。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的第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中已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例二，对中国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看法。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叶剑英率领下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奠定了基础。对这件事中国各族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举杯相庆，以致北京市场上的白酒都一度脱销。人们的喜悦心情，著名学者、诗人郭沫若的著名诗句可作为一个代表：“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这可以说是代表了亿万中国民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个人的普遍共识。经过十年残酷事实的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民众中对这四个人持不同看法的极少。可是，外国人远离中国，又受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报刊上的不实的虚夸宣传，以致有些人对这四个人的评价却同中国人大相径庭。

      有一位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曾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他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充分肯定，对“四人帮”赞赏有加，而对粉碎“四人帮”则不能接受。为此，他在1977年5月11日写了一封公开的《辞职书》。他说：“我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主要领导作用的四位领导人遭到逮捕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十分忧虑。”他认为：“被捕的领导人中的两位——姚文元和张春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作出了重要的（尽管不完整）的贡献。”并对批判“四人帮”加以否定，认为“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只是诽谤和丑闻”。因此，他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这封信发表后，遭到一些不赞成他看法的学者的批评。为此，贝特兰又在1978年3月3日发表一篇长文《大跃退》。他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3]

      这里不想对贝特兰的文章作分析和批判，我只想说一句话：贝特兰坐在巴黎的书斋中自以为真正了解其实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同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发生的十年浩劫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我们这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亲历者的真实感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为什么对同一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有资料掌握和实际情况了解的多少及真实性方面的问题；有不同角度、时间、地域的差别问题；有理论观点、价值理论的巨大差异问题；有民族、国家的不同和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从不同方面影响到学术研究，同时还有许多非学术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作为费正清学生的余英时先生，在《费正清与中国》[4]文中就说：“费正清先生无疑是一位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而中国人对于他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他的史学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又说：“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人，但他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得太精。”“在种种表面的矛盾之下，其实隐藏着两个绝对不变的一贯原则，第一是美国的利益，第二是现实主义。”“美国的利益”这完全是非学术因素，但却是一位学者在对别的国家历史研究工作中，成为第一位的“绝对不变的一贯原则”。这就是这位西方权威学者给予我们的严肃提示。有了这样的“第一原则”作为背后的驱动力，要想在历史研究中不产生差异和分歧，也是不可能的。

      （四）几点相应的思考

      第一，关于历史科学的特殊性。常言说，科学无国界。可是，历史科学虽然也属于科学之列，但与物理学原理、几何学定律不同，其研究对象本身就存在着区域、国家、民族的不同和时代的差异。历史确是人类活动的客观记录，其中包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无规律的，这里暂且存疑）。但就具体的人类活动来说，又无一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区域、国家和民族范围内进行的，这就使历史科学带有明显的与其他科学不同的特殊性。这种客观存在的特殊性，不仅决定了历史研究的某些特点，也决定了学术交流的某些特点。这是我们从不同角度考察同一历史对象并作学术交流时，必须首先注意到的。

      第二，关于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历史科学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要求，就是各个区域、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应该以那个区域、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学者为主体去研究。这样讲是否有点狭隘民族主义呢？我认为不是。历史研究的主体性要求和狭隘民族主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不同区域、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轨迹，经历过不同的遭遇，有着不同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民族传统，这些都是只有世代相传和亲身经历的本区、本国、本民族的学者，才能有深刻体验和感受的。外来学者是很难深入其境、亲领深知的。

      从另一角度来说，外来学者常常会由于不同利益和偏见的驱使，而作出歪曲的表述。这方面我有亲身感受。我生在吉林省，出生时当地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改名满洲帝国。我小学时读的满洲国史，是由日本人主持编写的。在这部所谓满洲国史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见了。这不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极大歪曲吗？这一事例也从反面说明了历史研究主体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三，关于国际学术交流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说明了我的基本看法，这里再作一点补充。如果说，近现代任何重要的历史进程都离不开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各族人民百年艰苦奋战流血牺牲的结晶，同时又是与20世纪中叶的国际环境紧密相关的。国际条件是中国革命胜利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又带给全世界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如此，建国后的很多重大事件无不带有国际因素的巨大烙印。设想，没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会有“大跃进”的“超英赶美”运动吗？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和大论战，没有美国侵越战火烧到中国南大门，会有以“反修防变”、“打倒帝修反”为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吗？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应该是大家都有共识的。不过，正是这段历史研究，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国际大环境的阻碍和干扰，不可以有正常的学术交流。近20年来这种状况有所好转，但距离客观需要而言，目前的学术交流还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关于调整态度的必然性。国际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所以不能达到应有的程度，除开国际大气候与种种政治因素的干扰之外，就学术界本身而言，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冷战思维的遗留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就对我们自身提出了如何调整对待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的态度问题。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西方学术文化一概排斥为“封资修”、统统批判查禁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十分有害的。经过拨乱反正和自我反思.已经在努力改正，相信会越来越开放、态度会越来越冷静和客观。

      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但存在于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国家的学者之间；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依然会如此。但这种差异并不能也不应成为国际学术隔绝的理由和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另一角度说，也许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才更是需要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的一个重要理由。这里的关键是要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

      我很欣赏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两位教授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序言中的一段话：“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的看法很可能是暂时的——这不完全是由于主要的资料仍没有公布（因为很可能有些材料永远不会公布）；也不是因为我们评述的事件距今天太近（因为历史学家的评论，无论时间距离上多么有利，总要不断地予以修正）；而是由于试验远未结束，但又只有在它接近完成（今后一个世纪？）时，对最早的这几个十年才有可能得出完整的看法。”[2](pp.3～4)这样的立论和角度，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只要大家都抱着这样的探索的态度，互相充分肯定对方的学术成果，又充分阐明自己的见解，互相商榷，取长补短，就一定能在合作与交流的过程中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