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作为20世纪文化表征的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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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学与20世纪之间的“与”不是一般的连接词，因为红学不只是一般意义上对《红楼梦》的解释、分析和研究，而且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气氛中建构的学术论域。不但19世纪没有红学，21世纪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也不会是20世纪式的“红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20世纪的开始。近百年来，有关“五四”的解释，使它本来的多声复义及幽微隐蔽愈益清楚地呈现出来。但无论如何，“科学”与“民主”作为“五四”的公开旗帜和实际主题，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当然，两大主题的命运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科学高歌猛进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无疑是因为政治斗争被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上。1949年以后，社会生活的主题长期受政治控制，政治全能取代科学主义规范着全部文化意识。

　　 基于此一背景，本文认为，《红楼梦》研究之所以一度成为现代中国一个显赫论域，是20世纪科学和政治两种强势话语的建构，红学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表征之一。


　　 1、科学方法与新红学建立


　　 清季以来，中国学术中新添三门显学：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前二学的诞生与考古发现及敦煌重现有关，它们涉及的内容关系整个中国文化史，红学则复杂一些。《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对它的种种研究和评论本应属于古典文学甚至就是明清文学的课题之一。然而，它在20世纪成了一门“显学”，不但论著极多，从业者甚众，且流派纷呈，新论迭出，足以与古代的“（文）选学”前后辉映。

　　 晚清的光绪年间，“红学”一词就颇为盛行，不过那只是一种开玩笑的“诨名”，而非一门学者们严肃研究的学问。潘重规认为：“我认为自从民国6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学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材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1]此一论断基本得到学界认可。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完成于1915年、出版于1917年。该书认定《红楼梦》是政治小说，赋予一向不被学界认真重视的《红楼梦》以重大意义。此论由于得到当时若干论者的配合，因此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小说的价值和影响。不过，从方法上讲，其《索隐》一书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公然向蔡提出论战：“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的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孓民一般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2]“谬说”或许过于严厉，但在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取向之中，胡对蔡的批评却有充分的根据。综合其大量论述来看，胡的红楼考证有三个意图：

　　 第一，打破附会的红学。

　　 胡适之前，盛行于红学领域的还有多种红楼评点，如王希廉的《护花主人批序》、《红楼梦总评》、《红楼梦分评》，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张新的《妙复轩评石头记》等，他们仿照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方法，就《红楼梦》的人物、章法、义理等作就事论事、加圈加点的评论。这些评点当然良莠不齐，迂腐荒唐之处甚多。但胡适无意以他们为靶子，原因是这些评点属于个人体会和阅读方法，是与否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而索隐派的意义则远为重要，不但早在乾隆59年就出现了有关红楼本事的种种猜测，此后又不绝如缕，以至于受过现代西方美学训练、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地位极高的蔡元培也热情参与，而且索隐涉及到对《红楼梦》性质的判断和对《红楼梦》意义的解释。在胡之前，《红楼梦》的性质与公众形象，基本上是由索隐派塑造的。到1922年，蔡的《石头记索隐》一书已印行6次。

　　 其实，《红楼梦》的本事究竟是什么，贾宝玉等究竟影射何人之类的问题，索隐派并无统一说法。影响较大的有“清世祖和与董鄂妃”论、“明珠家事”论以及蔡元培的“政治小说”三说。对前两说，胡适主要以历史事实批驳。他据明史专家孟森的《董小宛考》一书指出“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辈，断无入宫邀宠之理”；“明珠家事”说也有年龄上的问题，比如纳兰成德死时，明珠正处极盛时期，决不能说看到贾府兴亡的贾宝玉是影纳兰成德。蔡元培的《索隐》不再重复红楼所影为一家一户之论，而是认为小说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3]蔡在索隐时博雅审慎，所论内涵小说的性质（政治小说）、作者动机（排满立场）、作品结构（多种层次），不但比具体指实某家某事更为通达，且其红学观也很难轻易否定。惟其如此，蔡才成为胡批评索隐派的重点。胡首先不同意蔡的方法：“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我总觉得他这部书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4]既然是猜谜，就不能以真事与小说不符的方法来反驳，“这个谜，除了做谜的人自己，是没有人猜得中的。”胡强调《红楼梦》不可能是这样的谜：“假使做《红楼梦》的人当日真个用王熙凤来影余国柱，真个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 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岂不真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他费了那么大的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面去！这样做的谜，可不是笨谜吗？用麒麟来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来影‘乾学’的‘乾’：假使真有这种影射法，都是同样的笨谜！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5]

　　 像蔡元培这样明智通达的人，在红楼索隐中都有这样的谬误，胡当然可以断言：“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作，时代、版本等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6]问题不只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

　　 第二，建立科学的红学。

　　 胡考证红楼的直接目标是要“把《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7]具体言之，“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这本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8]红学的方法就是运用我们力所能及搜集到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

　　 关于作者。此前只有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曹寅（练亭）之子“雪芹撰《红楼梦》”一说。胡从此出发，在俞平伯和顾颉刚的帮助下，查找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曹楝亭全集》等书，得知曹家祖三代都做过“江宁织造”，四次接驾，“天恩祖德，锦衣纨绔”，倍极荣华富贵，与《红楼梦》中的贾府相似。从新得的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中，知道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从《八旗诗抄》和《八旗文经》等书选收的敦诚、敦敏的诗中，知道曹雪芹晚年穷困潦倒、纵情诗酒的颓境。再证之以《红楼梦》开卷的“作者自云”中“将真事隐去”诸语及第十六回王熙凤等谈论皇帝南巡之事，曹家世系及命运与贾家世系及命运的的吻合等等，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真事隐去的自叙，里面甄、贾两个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9]

　　 关于续作。胡当时所见只有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程乙本和八十回的“戚本”三种，他认为“戚本大概是乾隆时代无数展转传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并由此推断《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乾隆56年后才有百二十回。从俞樾的《小浮梅闲话》等书提供的材料的中，胡适得出“高鹗续书”的结论。此论经俞平伯等人进一步论证后，几成学界共识。但1959年《乾隆抄本百世回红楼梦》发现后，一些研究者认为高鄂并没有续作后四十回。

　　 关于版本。1927年，胡适收购了后来被通称为“甲戌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研究后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胡适断定，甲戌本是最古的《红楼梦》写本，与曹雪芹原稿最为接近。而本书中的脂砚斋批语，有助于进一步考定了曹雪芹家事、卒年，有助于认识《红楼梦》“原本”情况及曹雪芹原来设计的后半部结构等。胡适开创了版本学和脂批的研究，他的很多结论也已为学界所公认。此后十多种旧抄本的陆续发现及对脂批展开的研究，应归功于胡适的首发。

　　 自叙传、曹作高续说是胡适从作者及版本的考证中得出的主要结论，胡适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等后来的“新红学”家对“自传说”既有认同也有保留，对曹作高续则完全赞同。与胡重在历史材料的考证不同，俞重在《红楼梦》前后文本的对勘，顾介于两者之间：“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现；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本文上用力，尤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10]俞平伯工作的意义在于，胡提出高鹗续书的根据是“戚本”的参照和俞樾的旁证，但在俞看来，“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做的。”[11]俞著《红楼梦辨》，始终围绕着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文本，一方面辨伪，辨证高续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本意；另一方面是存真，考察前八十回中有什么可以商讨的，后四十回中有什么遗文佚事可以搜辑：“我处处去寻找前后的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来攻击四十回，使补作与原作不可调和，不能两立。我们若承认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时承认后四十回也是他做的。”[12]通过俞平伯的研究，曹作高续获得了更严格的论证，其对若干细节的对勘校正也为读者领略《红楼梦》文本的精细提供了线索和范例。

　　 “新红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方法就是实事求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从作者生平和版本推出结论，就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本来，蔡元培的索隐也是重证据的，元春、宝蟾等人因为证据不够，蔡就没有轻易断言她们的本事。但胡认为，对于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证据”只能是能够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的证据，而不能是随便引来穿凿附会的证据，离开了作者的生平，“古往今来无数万有名的人，那个不可以化男成女是大观园里去，又何止朱竹宅、徐健庵、高士奇、汤斌等人呢？”不能先有成见再去找证据，“我很盼望读《红楼梦》的人把向来的成见暂时丢开，大家揩揩眼镜来评判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我们对于证据的解释是否不错。”[13]

　　 第三，传播科学的方法。

　　 胡适反复强调，他之考证《红楼梦》，动机不只在于催生红学，而是宣传一种科学方法。“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找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4]考证《红楼梦》只是他应用科学方法研究古典的试验，“新红学”的成立其实是胡适的非预期性后果。相对而言，俞平伯作为文学家，目的比较单纯，就是“只希望《红楼梦辨》刊行之后，渐渐把读者底眼光移转，使这本书底本来面目得以显露。”[15]而顾颉刚则与胡适一样，主要将有关《红楼梦》的考证，视传播科学方法的一种途径。在其为俞平伯《红楼梦辨》所作的序中，顾颉刚不但更具体地重述胡适上述观点，更把红学考证与中国学术思想上的辞旧迎新结合起来：


　　 ……自从有了《红楼梦》之后，“模仿”、“批评”和“考证”的东西如此的多，自然由于读者的注意，但为什么做出的东西都总是浮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何处？……浮浅的模仿出于《尚书》之学，尖刻的批评出于《春秋》之学，附会的考证出于《诗经》之学。它们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天天在那里发挥它们的毒质，所以这种思想会得深入于国民心理，凡有一部大著作出来，大家就会在无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做成这三类东西，粘附在它的上面。《红楼梦》本身不过传播了一百六十余年，而红学的成立却已有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之中，他们已经闹得不成样子，险些儿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

　　 ……

　　 第一，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中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16]


　　 中国传统的人文之学、特别是考证是否只是“附会的考证”或“不成为方法”，这是可以讨论的。实际上，无论是胡适的“整理国故”还是顾颉刚的古史辨，都大量吸收了传统的考证之学。即使对《红楼梦》，顾也承认：“我因为受了阎若璩辨《古文尚书》的暗示，专想寻出高鹗续作的根据，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如何的联络。”[17]严格地说，胡、顾所说的科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主义重新解释、加强后的传统考据方法。因为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方法，所以能迅速普及开来，为同时代的学者所欢迎、所使用。

　　 就反对索隐派而言，胡适的批判是有力的，但他不可能终结红学索隐。一方面，《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索隐派一度陷入困境，从此也不再是红学主流。另一方面，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6版自序中即对胡适作了回应，坚持认为自己的索隐是有原则、重证据的，即使不确，也不能否认全部索隐。作者、版本问题固然重要，但索隐也即“情节考证”并非不重要，中国文学历来有此传统，猜谜是“中国文人的习惯”。最后，蔡还反击了自传说，“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18] 1927年，蔡又在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作序时坚持旧说：“此类考据，本不易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19]胡适所做的作者是以版本考证，不能取代情节考证；而只要考证情节，索隐派自有用武之地。所以寿鹏飞之后，红学索隐仍不绝如缕，重要著作有1934年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1959年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1972年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1980年赵同的《红楼猜谜》、1984年李知其的《红楼梦谜》等，他们都与蔡元培一样强调小说的民族感情和政治倾向。

　　 就创立新红学而言，胡适的方法和观点长期获得承认。俞平伯紧接胡适之后出版《红楼梦辨》，三十年后1953年周汝昌又出版《红楼梦新证》，新红学体系基本建立。它的一些主要结论，曹雪芹是作者，迄今仍是较能使人心安理得的判断；自传说虽然有包括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种种怀疑和否定，但长期支配着红学研究；曹作高续则直到1959年“梦稿本”出世后才受到质疑；新红学得以建立的方法即考证，迄今仍是红学的基本方法之一。1961年6月21日，胡适还在谈话中说：“我对《红楼梦》的最大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20]用这种方法胡打破了近百年中有关红楼的种种猜测附会之论，破除了索隐派的种种迷雾，第一次把红楼带到正当的学术研究的轨道。从此后的红学发展来看，考证不但可以用在红学上，而且差不多就是红学唯一的方法。幸运的是，从作者到文本，《红楼梦》确实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证，而不时发现的一些新材料的发现又使考证得以可能。比如早期抄本的出现，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发现，使红学考证数十年香火不辍。只要有问题、有材料，新红学考证就可维持。

　　 就宣传科学方法而言，胡适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参与奠定新红学基础的顾颉刚，从中受到方法的训练开创了“古史辨”学派。如顾所自述：“适之先生第一个从曹家的事实上断定这书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观念变成了平凡；又从版本是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了两橛。我读完之后，又深切地领受历史研究的方法。”[21]顾颉刚对胡适、对新红学考证方法的高度评价并不杂有个人感情。1943年8开始，上海的《学术界》曾把胡、俞、顾有关红学的通信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分期连载，编者的按语中说：“这三个人，于考证工作进行之际，相互讨论商榷，极为密切。其书翰往来，数不在少。我们可在这些书翰中，见出三家治学论证的方法，其重要性，有过于考证之结果者。”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之一力熊十力是对鄙视红学考证的人，对胡这方面的贡献却有一个客观的说明：“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22]以至于不但郭沫若等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批判他，1949年后还需要专门一个运动来清算他的“主观唯心主义”。

　　 无论是在胡的主观构想还是在学术发展的意义上，新红学的起源和根本都在“科学方法”四个字。除了其悲剧性结局外，胡对《红楼梦》评价不高。在立意革新文学时，他以平民的立场推崇古代白话小说。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以《红楼梦》等小说为中国“文学正宗”，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以自身体验设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书学来的吗？”[23]但具体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胡从未推崇，“我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24]

　　 但恰恰是通过胡的考证，《红楼梦》的地位在现代中国冉冉上升，红学成为其他学科可以仿效的典范学科，令学界人士竞相钻研。这正是“科学方法”的魅力。胡适认为，提高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的地位，重要的不是美学、文学上的赞扬，而是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是只称赞它们的优点，不但不是给予这些名著应得的光荣底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个没有效率的方式。要给予它们在中国文学上的应有的地位，我们还应该采取更有实效的方式。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是就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25]经、史、小说无论有多大的不同，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或材料，却是平等的。像《红楼梦》这样的白话小说，即使它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文学杰作，却应当是严肃学问的对象。新红学把长期受到贬抑和轻视的小说提高到与经学、史学等传统学术主题平等的地位，不但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改变了传统学术的重心，推进了现代学术的转型。这可以说是胡适新红学的主要意义。

　　 当然，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后来居上。胡适的许多观点后来都受到质疑。首先，它的主要观点即“自传说”能否成立就很困难。“自传说”要求曹家与贾家的事迹的大体一致，红学要能够把贾家还原为曹家。胡本人没有完成这一还原，他说的“最重要的证据”，即曹雪芹的历史与贾宝玉的历史的相似，也因有关曹雪芹的身世材料的缺乏而无法证实。此后的红学家们做了大量研究，并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中达到最大限度，但正如当代学者余英时指出的：“经过五、六十年的考证，《红楼梦》中的人物在曹家及其亲戚中有痕迹可考的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而且红学家之间对书中某人相当于历史上某人意见仍极为分歧，……至于书中的事迹，今天能考证为确有所本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从一般的考证标准看，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红楼梦》是‘曹家的真实事迹’。”“红学考证经过了无数学者的五、六十年的长期努力，差不多已翻遍了故宫档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别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估计一下，所谓‘还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几分之几呢？这几十年来红学进展主要只是曹学的进展，在这一方面，成就的确惊人。然而，就曹学而言，进步主要也是限于曹寅和他和子侄辈；对于曹雪芹，我们的知识依然非常贫乏，甚至他的生卒年岁也还在莫衷一是的阶段，若要以曹学成绩配合着《红楼梦》的所谓‘真事还原’的工作来说，我们的展望则更为暗淡。”[26]作为新红学范式的“自传说”要充分得到证实是不可能的。

　　 原因之一是，一家一姓的材料容易散失，况且曹雪芹的家世已经彻底败落。问题是，即使考出贾家就是曹家，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学的任务也远远没有完成。小说只是小说，无论我们如何承认《红楼梦》与曹家有多密切的关系，我们也不能把《红楼梦》看作是曹雪芹身世的实录和翻版。胡不是不懂文学，不是不能欣赏《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与此前的王国维一样，他从来都是欣赏悲剧的：“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个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老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学读完了，至多不过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和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 ‘余味’可说呢？”[27]

　　 但为什么，胡适的新红学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红楼梦》的“余味”上呢？第一，考证的价值与生命力是由索隐派赋予的，考证与索隐相对立而存在。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说”论以及其他索隐者的“反清复明”论至大无外，他们根本不可能另编一套明清抗清史来配合《红楼梦》人物和情节，只能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断进行附会。胡看出索隐的根本缺陷，但其“自传说”仍然认为小说背后有“本事”，只是把索隐派的民族血泪史换为曹家的衰败史；他只是从方法上质疑索派的“猜谜”，却没有看出索隐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化小说为纪实，新红学是对旧红学的“反模仿”。科学的红学仍然是史学，这其中的关键是无论考证如何合理，但依然不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所以，新红学建立更科学的红学系统，但《红楼梦》却没有更接近文学。

　　 第二，这与胡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关。从来源看，其“科学方法”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加乾嘉学派的考证训诂。余英时指出：“胡适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这是他的思想能够发生重大主要原因之一。……胡适思想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便恰好具备了精严性和弹性，这两种性质的时是相互冲突的，但在胡适的方法论上却有相反相成之妙。胡适的方法论现在看来似乎太简单了，但较之清代考据自然更精密了，更严格了，也更系统化了。……比传统的考据提高了一级，成为所谓‘科学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提高了一级，这个方法的应用范围便随之大为扩展，不复限于几部古经典的研究了，这便是它的弹性之所在。它可以用来研究小说、戏剧、民间传说、歌谣。”[28]胡适把这一套方法概括和简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要求的是一种怀疑精神，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调，但胡从未对科学假设的性质作深入的解释。假设无论是对是错，都必须是“够资格的假设”。提出有意义的假设与验证假设的过程密切相关，每一个真问题都内在地预设了它的求解方向。只讲“大胆”，易使人产生越大胆越好的错觉。科学史上有许多假设虽然大胆发扬了怀疑精神，却并不能成为够资格的假设，因此没有促进科学发展。比较起来，“小心求证”更符合科学精神，胡本人的实践也更重在这一方面，“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它只涉及科学方法上的归纳法，只与地质学、植物分类之类科学有关，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其突破与创新与归纳法关系很少。胡晚年回忆：他与丁文江都“爱读赫胥黎讲科学方法的论文”，而赫氏恰好把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天文学都归入“历史的科学”一类，“翻成中国话，这就是‘考据’的方法。”[29]至少，在要证据这一方面，传统考据与其“科学方法”是一致的。“在传统的‘考据学’、‘校勘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他们之间所用的治学法则，都有其相通之处。‘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等[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30]考证就是“科学方法”，《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其中能够成为考证对象的，也只有作者身世和版本演变等“材料”性质的东西。

　　 严格地说，“科学方法”之于胡不只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主义”：科学能够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科学的本质不在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它的方法。从这个立场出发，就会把一切学问和研究都化约为方法，化约为考证，把一切人文作品、审美对象都化约为材料。“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31]性格、情景、美感、意义之类当然不是材料，红学研究的科学化，是化文学为史学和文献学，取消文学的审美层面。客观地说，文学美学的“科学化”远远落在自然研究的后面，以至于19世纪、20世纪的许多理论家都做过文学研究科学化的努力，但“科学化”会不会导致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特性的否定，却是现代思想极为警惕的。在胡考证《红楼梦》的前后，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为首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们，也在进行建立文学科学的尝试。不同于胡适，他们寻找的不是方法而是对象，即文学作品之为文学的“文学性”。他们认为正是对象（文学性）及其定义方法，保证了文学科学的统一性。“文学性”以其与非文学的差异为存在方式，具体地说就是文学以什么“手段”或“技巧”使“素材”成为文学。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各布森断言：“如果文学科学想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把‘手段’看作它的唯一的‘主角’。”[32]同样是使文学研究科学化的努力，但对象的统一性意在发现文学的特殊性，而方法的统一性却不承认文学的特殊性。从而，考证在使红学科学化的同时又因为小说毕竟不只是材料而导致对《红楼梦》的误读，最终自我设限，束缚了红学的发展。对此，“新红学”的代表俞平伯的反省最为清晰彻底。

　　 俞平伯是“自传说”的支持者、响应者，其《红楼梦辨》中一再指出：“《红楼梦》是一部作者自传”，“确是一部自传的书”，“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从这一根本观念，对于《红楼梦》底批评却有很大的影响。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底人物事情是实有而非虚构；既有事实作蓝本，所以作者的唯一手段是写生。”“我们很相信雪芹即宝玉，无论宝玉或出家，或穷困潦倒，总没有做举，登黄甲，这是无可疑的，因为既可以找雪芹实事做傍证，又可以把本书原文做真证。”“雪芹心中底宝玉，即是他自己，是极飘零憔悴的苦况的。”“原名《石头记》，正是自传的一个铁证。”……书中的《<红楼梦>底年表》把曹雪芹的家世材料与《红楼梦》的本事混而为一。但俞平伯实在算不上“自传说”的坚持者，其《红楼梦辨》在“自传说”上也是犹豫的、矛盾的。还在1921年与顾颉刚的通信中，他就针对小说中的一些抵牾未妥之处指出：


　　 我想，有许多困难现在不能解决的原故，或者是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完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有些过正也未可知。[33]


　　 《红楼梦辨》引用了上面这段话，又接着说：“我在当时亦觉得我们未免太拘迂了。《红楼梦》早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真当它是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即如元妃归省当然实际上没有这回事（清人嫔妃并无姓曹的），里面材料大半从南巡接驾一事拆下来运用的。这正是文字底穿插，也是应有的文学手腕。”[34]

　　 1925年，俞平伯严肃认真地发表《<红楼梦辩>修正》一文，修正其“自叙传”的观点，所谓修正，“只是给它一个新解释，一个新看法，并不是全盘推翻它”。因为“《红搂梦》系作者白叙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虑。现在所应当仔细考虑的，是自叙生平的分子在全书究竟有若干?”俞平伯承认，《红楼梦》中“自叙生平的分子”决不如《红楼梦辨》中所假拟的那样多。这样，就应该提出“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也就是“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的问题。据此区分，则“说《红楼梦》是白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体或小史则不可。”俞平伯检讨说：“我在那本书（即《红楼梦辨》——引按）里有一点难辩解的糊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35]

　　 俞平伯进而对文学与经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了论述：“文艺的内涵——无论写实与否——必被决定于作者生平的经验；同时，我又以为这个必非作者生平经验的重现，无论是其作风是否偏重于写实。……若创造不释为无中生有，而释为经验的重构，则一切真文艺皆为创造的。写实的与非写实的区别，只是一个把原经验的轮廓保留得多些，一个少些。就根本上观察，两项作品既同出于经验里，又同非经验的重现。所以视写实的文艺为某事实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一切文学皆为新生的，而非再生的。这个通则没有例外。以此通则应用于《红楼梦》的研究，则一览可知此书之叙实分子决不如我们所悬拟的多。写贾氏的富贵，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其实作品中各项人物都分得作者个性的一面。）写大观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36]区分小说与历史，意味着放弃“自传说”这一新红学的中心观念。

　　 俞平伯发现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学的局限。《红楼梦》要成为科学，必须具有客观的知识性和可以讨论的公共性；但《红楼梦》又是文学小说，不可能完全化约为可以中性处置的材料。学者个人可以从事考证或文学鉴赏，但红学本身却不能以考证来范围。其实，胡虽未明说，但他实际上也遇到此一问题。一方面，胡对高续评价不高，认为它与曹雪芹构想有许多差距，最突出的是宝玉的结局，本来小说一开始就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兰桂齐芳”之理？而“悬崖撒手”怎么能理解成“出家成仙”？还以嘲讽的语调说：“高鄂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60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另一方面，当1921年胡在亚东图书馆的支持下重新整理《红楼梦》时，他选中恰恰是以有高续的程甲本。因为它毕竟保留了悲剧性结局：“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40回，比不上前80回，也仍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局，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梦。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那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37]从考证上说，高续已不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从文学上说，高续保留了悲剧结局，胡本人没有把这一矛盾展开论述。

　　 文学不是史学，一定把文学问题全部划为史学问题，新红学就难免像索隐派那样猜谜。如果只是考出《红楼梦》的作者及其身世，只是考出曹作高续，新红学对索隐派就没有多大破坏性，索隐属于蔡元培所说的“情节考证”，与考证作者、时代、版本等等并不矛盾。如果只是提出“自传说”，与索隐也无根本性冲突。只不过索隐派说《红楼梦》是多人多事的影射，胡说是曹雪芹家世的自叙。胡针对蔡元培说：“因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历史，故人都不信此书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38]但严格来讲，知道曹家历史与相信《红楼梦》是自传之间还是有距离的，一定要建立联系，就必须把小说的人物、情节之类与曹家故实一一对照落实，这与索隐已无实质区别。胡本人不感到这一雷同，但俞平伯的态度一开始就有些犹豫。《红楼梦辨》把“自传”的意义具体化为三层含义：为感叹自己身世而作、为情场忏悔而作、为十二钗作本传，已经是对“自传说”的广义理解。而且，即使是维护《红楼梦》是作者“自寓身世”一说，俞也与胡不同。1921年，俞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39]但因为没有曹雪芹本人的材料，无法证明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假如没有别的证明曹雪芹是作者，或以后发现曹雪芹与贾宝玉性格不同，俞宁愿承认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更严重的是，《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俞的立场就发生了明显改变。1930年的《〈红楼梦讨论集〉序》中，俞已经在新红学内部展开严厉的自我检讨：“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40]总之，小说取材于亲身经历因而有自传的成分或性质是一回事，说小说就是自传是另一回事。1925年他告诉人们：“我恭恭谨谨地说，我新近发现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41]俞平伯发表此论的前后，批评“自传说”的文章频频出现，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红楼梦》是创造性的文学小说，而不是自传。如黄乃秋就认为“自传说”“大背于小说之原理”，因为“《红楼》为已经剪裁之人生”、“《红楼》为超时空性之人生”、“《红楼》为契合名理之人生”、“《红楼》为已经渲染之人生。”[42]

　　 为什么这些清醒的、也是属于文学常识的观念没有改变“自传说”，没有改变以考证治红学的主流？原因只在“科学方法”四字。胡适1923年就发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43]胡本人就是造成科学无上尊严地位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的“科学”概念主要不是与实验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论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的权威虽早已确立，但正如严复所说：“今之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44]尊西固是时尚，但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却没有多少人能做。当科学由具体的数理化转化为相对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后，人们就可以不必实际从事那较难的“科学”，只须运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的学问，即可同属于有无上地位的“科学”。这就是胡说的：“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45]所以，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后，它的领袖人物以胡适为代表不是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甚至也不是转向文学翻译或创作，而是回过头去从事国故整理。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需要专门讨论，但就他们本身而言，并不感到这是倒退。随着1923年“科玄论战”的开场，传统考据是不是科学方法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张东荪就表示反对。但在“五四”之后的一段时期，人文社会研究中真正取得成绩的，恰恰是学术积累深厚、学者容易上手的国学考证。此后，科学概念进一步分化演变，自然成为科学的主体，但由于人文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探讨，所以考证也仍然在文史领域长期保持着基础性的地位，在“规律论”的政治话语盛行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学术性的象征和保证。总之，科学的强势话语建立了、也维持了红学的基本模式。


　　 2、政治运动与红学普及


　　 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但它仍然是小说，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要求对与小说有关的一切进行历史考证，而像曹家故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当专门的课题，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专业地位和水准，却也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谈红容易，研究红学却不容易。但1949年后，《红楼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一度还出现了不少业余红学家、“工农兵红学家”。相对1949年以前红学主要是一些精英学者的专业研究而言，1949年后的红学具有普及性特点。

　　 这一切首先与毛泽东有关。“文革”后期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有两门显学“红学”与“鲁（迅）学”，它们的形成直接来源于毛泽东的提倡。可以设想，如果毛以同样的态度谈论屈原，很有可能会出现“屈学”。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顺口念出“折戟沉沙铁未销”一句，杜牧的诗马上就传遍全国。1975年8月，毛讲了几句关于《水浒传》的评论，马上就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这就是毛泽东的影响力，何况是两度被他选中作为政治运动主题的《红楼梦》？

　　 毛泽东最早读《红楼梦》是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井冈山时期他和贺子珍谈过林黛玉，延安时代也对茅盾表达过自己的红学见解。1949年后他搜集了20种《红楼梦》的各种版本。1952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改名《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极受读者欢迎。至1953年11月，此书已印行六版，总印数2.5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尤其是就一本考证性的古典文学论著而言。关于毛泽东读后的反应，有不满和欣赏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对该书批了若干问号，对《作者的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章中感叹身世、情场忏悔等观点明显表示不赞成。“毛泽东读俞平伯这本书，是在李、蓝文章发表之前，或之后，未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无论在此前还是此后，他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确和一贯的，和‘新红学’不是一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比‘新红学’高得多。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一出来，引起他的重视，诱发他的兴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46]另一种说法是：“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后补为全国人大代表。”[47]孰是孰非，还须进一步考究。但总体上说，毛对新红学的评价比对索隐派高，直到1964年他还认为：“《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48]所以他开始对俞著有较高评价是极有可能的。但毛泽东历来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注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观察文艺现象，早在1938年，毛就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说《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所以就文学的一般观念而言，李、蓝的文章显然更与毛一致，何况李、蓝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来批判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动毛的情绪的是，李、蓝“两个青年团员”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贯厌恶的“大人物”的阻拦，这令他不能容忍了。[49]

　　 从1954年运动开始的当代红学，有两个层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艺理论重新解释《红楼梦》。

　　 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变革之后，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也要随之变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更是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内在要求。对毛来说，意识形态的革命甚至可以先于、重要于社会基础的革命。李、蓝文章如何发表，发表后如何被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发现，并被毛作为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契机，这一过程需要档案材料的公开才能清楚。据蓝翎后来回忆：“我李希凡合写的前两篇文章的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表明和俞平伯先生不同的学术见解，并无别的意图。”[50]但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政治要求需要这两篇文章。其实，即使没有李、蓝的文章，清算胡适的运动也会以其他方式展开。之所以要焦聚于《红楼梦》，是因为运动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找一个具体的靶子、要有一个突破口。据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林默涵说：“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底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展开了。”[51]文学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后来也特意指出李、蓝“不是抽象地提出问题，而是抓着了一个具体的对象，执行了尖锐的批评的任务。”[52]为什么要拿胡适开刀？周扬专门予以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当然不只胡适一人，但他却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资产阶级唯心论是有各式各样表现的，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53]

　　 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为此次运动所定的性质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随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协联席会议上，决定开展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主要由党的文宣官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级别不高的委员会主要在前台活动，真正掌握运动的是毛泽东。与此同时，中宣部精心设计了一个运动方案，确定了9个题目，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考证在史学中的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红楼梦》的研究著作。一方面发动全国学者大规模参战，另一方面分工写作，每一个题目都是专门人员批判，差不多是责任到人。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对此不但不恼不怕，甚至还颇有得意之感：“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54]

　　 这是不是夸张了？一点也不，在毛看来，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1955年2月，陆定一在省市宣传部部长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重要部署：从现在起，我们要进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以大约八年的时间，展开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使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懂得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1955年3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其中说：“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会严重受阻。”[55]

　　 但这种政治策略，并非人人都能理解。时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的韦君宜就觉得：“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合我们当时的‘马列主义’习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有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他？……我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两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别人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56]批判俞平伯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抓一个“典型”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与此前批电影《武训传》，后来批胡风“反党集团”等，是同一个模式。

　　 批俞平伯是为了批胡适，批胡适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及与西方有渊源关系的现代文化传统，所以与后来历次被批判的主角比起来，俞个人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不但毛泽东在信中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态度”；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中宣部内部会议上甚至具体地说：“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57]郭沫若、周扬后来在批判发言中也附带地说了“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谁都有权利，根据真理来作是非的判断”之类的话。但由于什么是真理是由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来钦定的，而且运动的性质被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俞哪里还能坚持自己所认为的“真理”？运动当然不会真的像公开所说的那样温和，各种批判会上调门很高，李、蓝甚至在《走什么样的路》一文中把有关《红楼梦》的讨论说成“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俞平伯不得不在急风暴雨中作了检讨，此后一度“交游寥落似晨星”，闭口不谈《红楼梦》。1986年，当时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绳在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的纪念会上承认：“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与艺术的发展。”[58]这当然是事实，但如果考虑到从批胡风到批“四条汉子”，只要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批判运动，被批判者都没有好下场，不但不再有发表文章、从事学术工作的权利，有的甚至生命不保，那么可以说与历次受害者相比，俞平伯的命运又确实太好了。只两年时间，中央领导人就为他在政治上平反；1956年评职称，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级领导人的同意，俞被评为一级研究员，不久对给他配了助手校勘《红楼梦》。因祸得福的是，由于有了这一次运动的经验，俞平伯终生谨慎，此后的多次运动基本上没有他的事。1957年“鸣放”期间他和其他老先生劝那些青年学生：“我们老头都不这么说，你们怎么这样说？你们一些话出格了，我们老头说不出来。”[59]

　　 俞平伯经受了运动的洗礼，红学也经历了转型。1949年以后，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切中外文学作品都要经历一个重新评价的过程，新的标准是作品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人民性”，即对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却是难以确定的。古典文学专家王瑶曾介绍说49年后的古典文学研究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白居易、杜甫、《水浒》为代表，第二阶段以李白、陶渊明、《红楼梦》为代表。在前一阶段中，尽管大家理解的深度仍有不同，但那些作品的人民性是可以从字面上找到的，因此争论就不多；虽然很多问题也并未真正解决。目前似乎正到了第二阶段，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以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对如何肯定就很有分歧了；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民性的表现是复杂的和曲折的，需要作具体的和细致的分析，因此直到现在似乎还仍在讨论阶段。”[60]白居易、杜甫、《水浒》要或反映人间疾苦或表现底层造反，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一致；但李白、陶渊明、《红楼梦》这些既不能否定，但又没有确定的人民性、政治性的作品该如何估定？更麻烦的是，对脍炙人口的李煜的词，又该如何评论？

　　 从而，尽管评论1954年运动主要不是红学史的论题，但它毕竟围绕红学研究展开，并且运动的主旨之一是建立文学研究的新话语，所以它对红学的影响就极其深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最能解释古典的、非无产阶级创作的，是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作家世界观的胜利，是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五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个发狂的信仰基督的地主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因此其作品提供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些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明产生于过去时代的作品可以具有进步意义。这就是李、蓝的根据：“要正确地评价《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不能单纯地从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世界观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作片面的论断，而应该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深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红楼梦》之所以能在创作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就在于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和世界中的落后因素并不完全一致。”创作方法胜利论的关键是作品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这种反映在作品中的客观内容可以超越作者世界观的局限而揭示现实的本质。封建时代的社会本质，按毛泽东的习惯说法，就是地主官僚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抗。“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的生活内容，并进而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这一阶级生活的基本特点：残酷的剥削，无情的统治，伪装的道学面孔，荒淫无耻的心灵。人们通过这些揭露和批判了解了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本质，认识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61]

　　 以叙述故事和描写人物为特性的小说为什么能负载这么多的政治内容？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有一条叫“典型论”，即文学人物的普遍概括性。塑造典型是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然主义的根本特点，《红楼梦》只写了一个贾府的罪恶与衰亡，但它概括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本质。李、蓝以此反对局限于一家一姓的“自传说”：“造成《红楼梦研究》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所持的自然主义的主观的见解。但是，这种把《红楼梦》作为一部自然主义来评价，而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见解，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滥调。……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作品。”[62]给李、蓝提供批判靶子的是，胡适曾说“《红楼梦》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俞平伯也说过“《红楼梦》底目的是自传，行文底手段是写生”。其实，在“五四”时期引进西方文学的过程中，法国作家左拉（émile Zola）的“自然主义”和欧洲的“现实主义”是没有清晰区分的，时人多认为自然主义就是现实主义。这在作家茅盾的著述中表达得最清楚。胡适说《红楼梦》是“自然主义杰作”的本意，是说《红楼梦》不是写帝王英雄而是写的平常人生，进而俞平伯的“写生”，也是强调《红楼梦》的生动写实。所以“自然主义”、“写生”等，都不是贬义词。胡、俞对《红楼梦》的评价确实不如李、蓝那么高，但这与“自然主义”无关。

　　 李、蓝文章始终根据毛泽东对封建社会的论断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红楼梦》反映的社会内容与阶级斗争，坚决否认《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或如通常理解的爱情小说。“《红楼梦》出现在清代帝国的乾嘉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清王朝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个时代的转换中崩溃了……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阶层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的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画面勾画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63]与胡适等不同，李、蓝因为《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而对它评价极高，《红楼梦》不是康熙朝政治，更不是曹雪芹的自传，而“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毛泽东对这一句加了密密的圈点，并从此形成了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的思路。

　　 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阶级论”红学观战胜了新红学，并被推演到任何一种古典文学作品的评论之中。但奇怪的是，“阶级论”并没有埋葬“自传说”，新红学的许多命题并未完全被运动的暴风雨所荡涤。关于“自传”说，周汝昌当时就以鲁迅为支援委婉地肯定了“实录自叙传”，他的《红楼梦新证》认为曹雪芹的七代祖考和三代姻亲都与这部小说息息相关，把曹家与贾家直接联系起来。不同于胡适、俞平伯的是，周认为“自传说”非但没有降低小说的政治价值，相反是把小说与政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把红楼梦的研究由与社会政治结合引向与社会政治分家的道路，却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学识理论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寻找着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把红楼梦与社会政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看问题。”[64]如果曹雪芹的家世与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权力之争紧密相关，小说的政治性不就得到论证？此外吴恩裕称《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刘大杰说它是“自传性质的小说”等等，都在宽泛的意义上重申了新红学的一些观点。然而，仅仅以曹雪芹的家事与康雍乾时代权力转移的纠缠来论证《红楼梦》的政治意义，并不能体现唯物史观所坚持的文学的政治意义。1954年，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邓拓就对周汝昌说：“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态度，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大功劳。但您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65]从当时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与现实主义的理论来说，《红楼梦》的政治意义不在作家个人的遭遇，而在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之中，前者充量是一种支持性材料。因此，无论“自传论”怎样往政治上靠，“斗争论”也不会接受。

　　 相比之下，考证受到更为宽容的对待，但这要主要指文本考证。周扬当时就说得明白：俞平伯的考证，“不是为了在事实的基础上对作品作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考察，而是醉心于个别无关重要的细节，使读者对作品处不到正确的完整的概念。”实际了贬低了小说的客观内容。“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考据工作，相反，我们需要真正科学的考据工作关于作者生平，创作过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伪的考证，都是需要，但这种考据工作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不是目的。”[66]考证是基础不是目的，这种说法不过是重复了俞平伯：“整理古书工作的基础应该是校勘。校勘工作没有做好，其他工作都即如筑室沙上，不能坚牢。”[67]而且周划定的考据范围，恰与胡适一致。区别是有的，考证是“基础”，“基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周扬以及批评考证的人所持的，考证只是基础，重要的是思想艺术的评论；另一种是像俞平伯这样的学者所持的，考证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评论都谈不上。由于双方都不否认这个“基础”，且学术有分工，研究“基础”的人并不一定都要走向“目的”。所以即使在运动中，仍然有一些学者如吴恩裕、浦江清等维护考证的必要，以至陆定一在向中央报告时还说：“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68]运动高潮过后，任何考证都可以在提供材料、为研究作基础的口号下展开，俞平伯仍然可以整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等完成的也仍然是考证方面的成果，后来还由红学延伸出一个“曹学”，并成为1980年代以后红学中最具学术性的领域。

　　 我以为，胡适的中心观念“自传说”并不是新红学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以作者及版本为中心的考证方法才是新红学的主导观念。就其主观动机而言，胡适明说：“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证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69]红学之成为科学，靠的不是“自传说”，而是它的科学方法。“自传说”与“科学方法”是可以剥离的。顾颉刚、俞平伯早就对“自传说”存疑。1954年以后，除极少数学者外，一般已不再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了。因此，就其客观效果而言，新红学的影响也在考证。这一点，冯其庸所说甚是：“胡适找到认识《红楼梦》的正确途径，使人们能从猜谜的歧路上走出来，这是红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贡献，这个贡献是永恒的，而他的‘自传说’的失误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两者是不能等量齐观的。”[70]胡适之后，大量红学考证并不需要以“自传说”为前提。只要承认《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那么很多考证、特别是关于“曹学”的考证就有合理性。至于依然坚持“自传说”的论者，也不过是要强调考证的必要性。如果说胡适是从考证中得出“自传说”的，那么后来的学者把这一程序颠倒过来，以隐含的“自传说”来支撑考证，把清史研究当作红学研究。乾嘉考证的繁荣有其特定的文化政策背景，考虑到政治化时代的特殊环境，可以说当时红学考证是一场学术保卫战。如果没有那些由潜在的“自传说”支撑的考证成果，当代红学除了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宣传之外，其学术价值是很难高估的。当那些用马克思主义常识写成的大量论著已成昨日黄花时，惟有那些考证性论著值得一读，它们也许不是红学更不是文学论著，但至少是清史或中国文化史论著。

　　 红学考证在1954年后实际上是得到默认的，但其前提，是在观念上接受“阶级论”。只要承认小说充满现实社会内容和和阶级斗争，承认《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考证就可以获得一定的生存权和有限的学术空间。如果说胡适带给红学的是科学方法、历史考证，那么，毛泽东赋予红学的则是社会内容和政治观念，他们共同之处都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材料。但胡适只是一名学者，而毛泽东则是政治领袖。在政治全能的时代，一本研究古小说的著作被最高领袖点名批评，对它的批判又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谁能不对这部小说刮目相看？亲历此一运动的周汝昌后来说：“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给此后的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不利后遗影响。但我此刻，并不是要对它的得失利病表示什么看法，而是想提醒大家思考一点：这个文明大国的重大革命阶段中，出现了震动世界的批判运动时，其主题却是对《红楼梦》的研究！这个分量有多重？这种影响有多大?……然则，这就开始了一个‘《红楼梦》不止是一部小说’的时代——她本身赋有极巨大而丰富的思想意识、历史文化的底蕴与涵量，大大超越了以前人们所能意及的广度和高深度！”[71]这一运动运动也使各种红学著作成为畅销书。1958年，俞校注的《红楼梦》出版，到1962年，印数已达14万部，《毛泽东选集》才印了5万部。[72]在1963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俞平伯一本近600页的《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此前只有少数学者才能见到的孤本秘籍也开始影印出版。红学如此显赫，红学家也就令人向往。何其芳本非红学中人，成为红学家后回忆说：“1953年2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当时正准备纪念屈原，我就从研究他开始，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接着研究宋玉，但没有写文章，后来又研究《诗经》。历时数月，还没有把它的面貌和问题弄清楚，《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开始了。紧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以后，我的研究计划改为研究清初的小说，写出了关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论文。”[73]像何其芳一样，几乎全国所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1954年的运动，红学从此获得了在新体制下的通行证而成为老学者们的最佳选择，并为新一代所向往。1957年“鸣放”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著名的学生林希翎，因其激烈的批评声音而被划为右派，如果不是这个下场，她很可能是一个红学新秀。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蓝翎两个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74]李希凡批判俞平伯出名后进《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工作，与他同一个办公室的青年记者刘群也受李的影响而迷上《红楼梦》，后来干脆离开《人民日报》到北京大学文学进修班学习文学。1962年4月29日，刘群以“吴柳”的笔名，在《文汇报》发表“京华何处大观园”的通讯，影响极大。[75]运动组织、动员了当代第一代红学家。完全可以说，政治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和社会精英层面中普及了《红楼梦》。

　　 然而，仅就红学本身而言，1954年的运动没有多大必要。其一，经过1949到1950年的“政治学习”、经过1951年9月开始的“思想改造”，像俞平伯这样的旧学者都已完成了政治立场与文艺思想的基本转换。在写于1954年运动之前的三篇文章《〈红楼梦〉简说》、《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中，俞已经在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环境，三文都首先强调《红楼梦》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恶与婚姻的不自由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引用了恩格斯关于世界与创作方法相矛盾的一段话。其结论与李、蓝文章大体一致：“《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是一部空前伟大的作品。它的高度艺术性已久已被一百多年来的每一个读者肯定了。但它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构的庞大严整，人物的典型生动语言的流利传神等艺术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则在于它有着决定这些艺术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它是以一个爱情悲剧为线索来写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由盛而衰的经过的，从而真实地刻画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成为反映封建社会的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巨著。”[76]俞本来《红楼梦》的评价也不高：“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地们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中国一切底文学一一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77]但在1950年的《〈红楼梦〉研究》中，上述文字被删去了。显然，无论是解释还是评价，即使没有1954年的运动，俞也会走向与李、蓝类似的社会/政治解释模式，因为这是在政治权威下形成的新的思考方式和解释模式。尽管老人说新话总有些不顺口，时髦话遮不住旧观念。其二，1954年的批判运动诚然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普及了红学，但实际上，运动之后红学领域的主要成绩，还是有关作者和作品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78]而这些成绩，并不需要政治运动来组织，红学家们自己就可以完成。其三，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催生了巨量的红学成果，但新话语实质上毛泽东政治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常识性普及，对《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鲜有真切的阐释，甚至在文风上也千篇一律。冯至当时就指出：“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为把下边的这套公式在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头上一套，便可以解决问题。（一）作者生平；（二）作品内容；（三）作品的人民性（从书中找出一两段描写劳动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四）现实主义精神（有时把描写逼真就认为是现实主义精神）；（五）结论。如果书中有什么落后思想，不加分析，只说是‘受时代局限’，把这一公式到处套，是不解决问题的。”[79]1954年以后大部分红学文章，实质上都是在这部小说中发掘与权力相配合的意识形态的支持，不但学术价值甚少，而且很快就不堪卒读。

　　 当代红学的动力不在红学界。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的政治潜能仅靠一次批判运动是不能充分发掘出来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楼梦》和其他中外文化遗产一样受到批判和否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被打入冷宫。但《红楼梦》的特殊性在于，毛泽东喜欢它。“文革”高潮之后的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全体成员时，发表了一段关于《红楼梦》的谈话，特别强调“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80]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发动了“工农评论红楼梦”运动。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迄今仍不清楚。可以确认的，一是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20周年；二是如御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资产阶级不停》中说的是为了“推动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无论如何，“评红”是1974年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题之一，这一年，全国各报刊就发表有关文章319篇。

　　 1957年代“反右”以后，毛泽东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不但以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党的基本路线，而且以之来解释古往今来一切文化艺术。如果说1954年的运动只是一般性在要求用唯物史观、现实主义来解释《红楼梦》的话，那么20年后的这场运动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式红学观的普及。1959到1973年之间，毛几次谈到《红楼梦》，最重要的观点是：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个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81]


　　 毛泽东的“红学观”以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心。《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谈情是为了打掩护。所以它不只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历史，是认识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所以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研究《红楼梦》，直接描写四大家族命案的第四回是这部历史的“总纲”。毛泽东特别自信：只有用阶级斗争来讲历史，用阶级斗争来讲《红楼梦》，才能讲得通。所以是毛泽东而不是什么红学家，才搞清楚了这个“二百多年”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在这些“最高指示”的指导下，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都是以《红楼梦》为材料来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宣传毛泽东思想。新一轮“评红”的特点是，此时的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像1954年那样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术界”或“古典文学研究界”，运动没有具体的批判对象，所以1974年的“评红”运动也就不像20年前那样主要在学术文化界进行，而是扩展到各行各业，是一场全国性的、工农兵各界都参与的政治运动，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又一次普及。“评红”不但与学术无关，而且是“文革”破坏学术文化的一个环节，大量文章比1954年的文章更不具有学术性。

　　 然而，这场运动也仍然有它的吊诡。正如1954年的运动不是为了普及《红楼梦》和俞平伯的著作，但客观上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力一样，1973年的“评红”运动是全民普及《红楼梦》的运动。当时的中国基本无学术文化可言，学术机关被解散，高等学校只招收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除鲁迅、浩然及一些工农兵创作外，全国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版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完全可以说是万马齐喑、一片荒芜。连毛泽东本人也在1975年承认：“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82]在此大革文化命的血色背景下，“评红”运动的展开，客观上给噤若寒蝉、一无可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史学者们，提供了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借口和机缘。这当然超出了发动者的预期。1980年，刘梦溪在总结当代红学史时指出：“就一部分古典文学工作者来说，在‘四人帮’砸烂传统、摧残学术文化的反动政策之下，长期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趁毛泽东同志肯定《红楼梦》的机会，通过这部书作点文章，不能说没有一定寄托的性质。”[83]刘梦溪还对毛泽东所说的《红楼梦》写的是政治斗争这一基本观点进行了学术上的辩护。此文发表后，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在彻底否定“文革”、否定“运动”的思想解放的年代，刘梦溪为“文革红学”的曲意回护，理所当然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反对。十多年后回顾这场论争，刘梦溪也不只是负气地说：“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对这次论争有何看法，我会说压根儿就不该写那篇文章——何必由我来回顾什么‘红学三十年’呢！”[84]

　　 其实，肯定“评红”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学术空间，与彻底否定“文革”、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并不矛盾。比如1974年春，文化部组织人重新校注《红楼梦》，参与者都认为：“这是离现实远一点，可以做点学问的好事（事实也证明。凡是参加过这次校注工作的同志，后来在红学领域中，都有过突出的研究成果）。”[85]这样说，不是要肯定“评红”，而是说它为无可奈何中的文史学者们提供一个唯一的可能：在写“大批判”文章的同时，他们至少可以以为工农兵“评红”提供资料为由，进行写一些史料考证。这一年，周汝昌在《文物》杂志第2期上发表《红楼梦及曹雪匠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就“文革”前长期争论的曹雪芹画像问题发表看法；同期杂志还发表了吴恩裕《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论证《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佚著。不久，陈毓罴、刘世德著文质疑，胡文彬、周雷再发表文章隐然支持吴恩裕。由于双方都有材料不足的顾虑，争论不了了之。当然，即使是考证也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政治语境，比如，在《废艺斋集稿》的自序中有编写此书是“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之语，吴恩裕据此认为曹雪芹有同情底层贫民的思想，这就比较容易支持《红楼梦》的反封建主题。但考证毕竟与宣传有区别，在有关佚著问题的讨论中，大量涉及的是官制、文字、物价、诗风、天气等问题，细致入微，具有当时条件下最强的学术性。如果不是“文革”，红学肯定有更好的发展形势；但如果没有“评红”运动，周汝昌、吴恩裕等人连这样的文章都写不了。政治运动的另一个意义，是开辟了“小人物”进入学术社会的道路，但“小人物”终于成为合格的学者，还必须由政治而学术。1980年代后的红学权威冯其庸1973年参加北京市委以“洪广思”为名的写作组，他当年参与写作的《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在时过境迁之后当然无人再读，他本人也不再提及，但冯其庸后来能成为红学名家，恰恰是因为他在“评红”的同时利用这一机会着意查找曹雪芹的家世史料，1974年发表《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1975年发表《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已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意义》，就是他红学考证的主要成果；使他成为红学权威的《曹雪芹家世新证》、《论庚辰本》两书，都是这一时期酝酿写作的。事实上，1974年的“评红”运动确实动员了当代第二代红学家。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吕启祥、吴新雷、胡文彬、曾扬华、蔡义江等，他们在“文革”后成为红学的权威人士。

　　 与1954年的运动一样，有关出版社为了配合“工农兵评红”，在1970年代中期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来只有少数学者才能看到的学术著作和史料，成为荒芜时代与《文物》、《考古》等并列的学术风景，如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等。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976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四辑，都在“供研究工作者参考、批判之用”的名义下，收录了一些当时正在批判的红学名著。如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等。周汝昌也修订再版了他的名著《红楼梦新证》。一些高等学校内部印刷的“参考资料”中，不少在“批判”的标题下大量选辑“五四”新红学及“文革”前的文章，使“推荐”入学、志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们在注经和宣传之外感受到一点学术的流风余韵。这是“评红运动”的非预期后果，不能因此来评论“评红运动”，正如“文革”初期全民贴大字报提高了部分大字报书写者的书法水平一样[86]。但全面分析“文革”中的“评红”运动，也不能忽略这一方面。

　　 《红楼梦》与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息息相关，这是它普及的关键。但说《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却并非是毛泽东的独创，不但蔡元培力倡此说，持“自传论”最力的周汝昌也坚主此论。政治始终是20世纪中国的压力性背景，如果没有它，一部通常认为是谈情说爱的小说又如何能中社会文化生活中如此沸沸扬扬？


　　 3、学术权力与红学论争


　　 俞平伯生前最后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其中说：“红学为浑名实抑含实义。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87]此说与潘重规相似，但俞更强调王、蔡、胡的“师儒”身份：王国维是清末明初学界巨子，蔡元培任过执新文化牛耳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们来“大谈”《红楼梦》，是《红楼梦》研究成“红学”的外缘。20世纪中国是传统价值系统急剧瓦解、文化领域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在建立新的价值系统和学科分类之时，政治领袖、社会名人、权威学者的介入是《红楼梦》获得社会接受和舆论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文学术有其内在逻辑，但各类权力者的倡导往往能改变一时代的学术趋势。

　　 在专业红学家和两次运动中奉命写批判文章的学者之外，出入红楼的还有各类权力的拥有者：

　　 学者：顾颉刚、吴宓、郭绍虞、刘大杰、翦伯赞、王力、何其芳、陈觉玄、李玄伯、李辰冬、牟宗三、韩国磐、舒芜、傅衣凌、启功、程千帆、徐恭时、邓允建、王利器等。海外的有周策纵、潘重规、徐复观、夏志清、赵冈、柳存仁、方豪、李洁华等。

　　 作家：鲁迅、胡风、沈从文、林语堂、巴金、茅盾、冰心、吴组缃、张天翼、周立波、端木蕻良、张爱玲、杨绛、舒芜、管桦、徐迟、白先勇、高阳、王蒙、刘心武等。

　　 社会—政治活动家：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王昆仑、毛泽东、邓拓、郭沫若等。林彪批注过《红楼梦》，江青也以“半个红学家”自居。“文革”前期的红人、后期的“罪人”陈伯达，也写过几十万字的红学文章。

　　 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红楼梦》的巨大吸引力约有四端。第一，《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具有总结性意义的作品，是古中国可能产生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因而是文学鉴赏和研究的最好对象、最佳入口。这就是何其芳说的：“正是由于《红楼梦》生在封建社会的末期，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繁荣的时期，他所凭借的前人的思想和艺术的积累都十分丰富，他的天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长和发挥，他的作品里面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才可能那样多方面，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才可能成熟和杰出，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它几乎可以说对封建社会作了一次总的批判”。[88]如果不计较何其芳文句中经济决定论和封建社会等特殊观念，那么这也是中国人的一般理解。《红楼梦》不但包含了诗、词、曲、赋等传统文学样式，而且把这一切都融入对日常生活的叙事这一具有现代性的小说艺术之中。它有古典文学的“意境”，也有现实主义的“典型”，可供任何读者的阅读和欣赏，也可以成为各种研究方法的试验场。

　　 第二，《红楼梦》包含了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几乎任何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人，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发掘与各专业相关的材料。《红楼梦》本身的问题也特别多，从作者的生世家庭到版本的抄写刻印，从形式结构到人物命运，无不可大作文章，单单一句“一从二令三人休”就难倒了许多人，甚至穷毕生精力也不一定能把某一问题彻底解决。王希廉《红楼梦总评》中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鸟、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侍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官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89]以《红楼梦》为母题的戏剧、电影、电视剧、绘画、书法、篆刻、园林、建筑、雕塑、陶瓷、编织、刺绣、服饰、茶艺、宴饮等等，数十年长盛不衰，已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第三，红学有特殊的示范功能。“五四”时代红学研究被胡适等人率先科学化，1954年以后又被彻底地政治化，对20世纪中国学术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借助它来阐明一些学术思想，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召开的《红楼梦》研讨会上，唐德刚就以《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为名讨论红楼诸钗是大脚还是小脚的问题，间接引发了与夏志清的争论，被称为“震动海内外的红楼梦论战风波”，各报刊争相报道。其实，早在20年代末，《益世报》、《新民报日刊》、《全民周报》等报纸上就发表过多篇讨论诸钗大小脚的文章。如此一桩小事，只因为与红楼有关，就学才爱谈，读者愿看。所以周策纵在1972年就认为：“‘红学’已是一门极时髦的‘显学’，易于普遍流传，家喻户晓，假如我们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点，也许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都可能发生远大的影响。”[90]从红楼可以找出通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出通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出口，红学在当代语境地中并不仅仅属于文学。

　　 第四，红学有特殊的消遣价值。曹雪芹本已说过：“……竟不若我半世亲见的这几个女子……观其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此固为自谦或掩饰，但确也说明小说可为“消愁破闷”之助。红学是烦难的学问，治红学远远不是消遣，但读红确有避事消遣之意。比如俞平伯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一文，讨论的是红学中一个极小的话题，但他由群芳的座位次序说到小说的章法和人物的命运，既是对文本的细读，也可“聊资谈助”。嘉庆时的二知道人（蔡家琬，1762—1835）最先发现了这一点：“曩阅曹雪芹先生《红楼梦》一书，心口间汩汩然，欲有所吐，辄思秉笔覶缕，以手为口，为朋侪遣睡魔。谋生碌碌，无暇及此。幸而一日清闲，北窗卧觉，梦余说梦，意到笔随，不自知痴性之复发也。”[91]现代中国风云变幻，知识分子的位置和功能发生巨大变化，如何从传统的“士”转变为现代分工意义的专业学人，其间有许多纠葛矛盾；而国家重建的艰难及政治斗争的暴虐，更加剧了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红楼梦》中男女情爱的心理微澜、精致的审美品味、幻灭人间的悲剧精神、严丝合缝的章法结构甚至暗语谐音等等，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任情使才的舞台。正如俞平伯1930年说的：“夫流传之短书夥矣，其脍炙人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国》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红楼》之异说纷纭，可聚讼而如狱，可汇合而成书者，何耶？喁喁儿女果胜于长枪大戟耶？红牙低按果胜于铁板高歌耶？是则是矣，而犹未尽也。盖其开宗明义之文章俨然悬一问题焉，此与其他小说差有分别，则后人从而讨论之，以至于争执而聚讼之，宜也。”[92]有两个例子可为说明。一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诗云：“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是蜗庐考索多。”诗下有注：“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93]二是1921年，俞平伯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梦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94]“夏天闷得很，只有讲《红楼梦》兴致颇佳，亦一快事。”[95]三是红学名家吴世昌，他后来回忆说：“抗战时期，许多在昆明和重庆的朋友，在‘莫谈国事’的大前提下，觉得谈‘红学’最妥当，最‘卫生’，于是谈得很起劲。”[96]当代也有这类经验。比如1990年，作家宗璞读了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就“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97]红学兼有智力游戏与发抒情性的功能，对读书人或追求风雅的人有相当的吸引力。

　　 红楼显赫，各类权力的拥有者都想在其中留下自己的位置；权力横行，红学成为显学，以至于一度红楼拥挤、红水泛滥。过分拥挤必然导致红学内部频繁论争。“回头看红学轰轰烈烈，更只是千言万语盾和矛，无穷无尽的笔墨官司总打不消。”[98]本来任何学术都是在论争中发展的，而红学论争却又因为种种权力的参与而具有特殊性，此即“小人物”与“大人物”的紧张。因为这一点，使得红学论争部分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权力的建构与转换。

　　 “小人物”与“大人物”的概念是毛泽东在1954年提出的。“小人物”指李、蓝两个“青年团员”，“大人物”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的编者。1954年10月28日，袁水拍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批判《文艺报》对“名人”、“权威”、“老人”的迷信。在后来的批判中，“大人物”也包括俞平伯这种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权威学者。从红学史上看，评点和索隐因其缺少统一的方法和规范而很难有积累性和权威性，新红学以考证为主，考证既需要材料，也需要学问，普通学者两方面都不具备，权威的形象和地位就比较鲜明并具有文化/学术权力。而当新社会、新时代需要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红楼梦》时，“小人物”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新红学”的权威俞平伯。在1954年及此后的批判中，除了政治、学术的观点外，从毛泽东到李希凡，都把“小人物”的委屈与“大人物”的傲慢对立起来，据此而建构的叙述是：1952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论著出版后，有人写商榷文章寄到《文艺报》，接到的则是一封退稿信，上面说该书优点多于缺点，其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李、蓝文章寄到《文艺报》后，干脆就没有答复；当江青找到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已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的李、蓝文章时，胡、邓均没有答应，理由是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后决定由《文艺报》转载；而《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在为此文加写的“编者按”中，明确地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光明日报》转载时的编者按也说：“……本文作者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99]袁水拍后来在《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中统计：1954年《文艺报》在19期中共发文五百多篇，编者加按语的只有13篇，其中12则按语都是支持和赞扬的，只有对李、蓝文章是有所保留的。在习惯于政治思维、到处寻找敌人的毛泽东看来，这种现象表明文宣系统的一些官员“甘心作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从王学典2012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100]一文及相关的争论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李希凡等人当年写过一封被“大人物”们“置之不理”的信，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点出这封本来没有“信”呢？马龙闪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是一定要发动的，这是既定方针；而恰好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联结着胡适，而胡适又关联着一个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知识分子群体，要批胡适，批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就一定要从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为突破口。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了‘小人物’的‘被置之不理’，被‘大人物’压制的事，这便有了发动运动的苗头，有了赢得人们同情弱者、反对权势者的道义和气势，有了发动运动的强大动员力和号召力。”既然一定要搞这场批判运动，有没有两个“小人物”的批评文章，并不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原本10月16日已登载李、蓝《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而毛在10月16日写成的信中仍有“然后投《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又被拒绝’这样一句话。这不是明显不符合事实嘛？发动这样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对有莫大政治气魄的毛泽东来说，‘细枝末节’并不重要。”[101]

　　 然而，政治人物借“大”、“小”来发动运动是一回事，学术文化领域确有体制和等级的存在，不同身份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并不享有同等的条件和资源，这是另一回事。实际上，政治运动之所以要利用“小人物”来说事，确实表明“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有其紧张的一面。俞平伯早就说过，只抱着一部《红楼梦》是不可能进行红学研究的。李、蓝这样的“小人物”可以因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文艺思想而对《红楼梦》的社会政治内容发言，但一涉及到学术性的考证，他们也只得承认：“搜集有关的材料是最困难的。最好的或较好的红楼梦版本和其他古典文学研究材料，我们这些无名的渺小人物自然是到处借不到的。现在想起来，对于有些大图书馆那一串苛刻的条件和限制，我们还不能不有所愤慨。当时，我们手边只有一部日本出版的红楼梦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这自然是最被那些拥有海内孤本、珍本以及大批资料的专家们所嗤笑的。”[102]李希凡出名之后到北京图书馆讲演时，才得到馆长丁志刚奉送的借阅证。但学术训练非朝夕之功，何况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批判了俞平伯后，李希凡的主要关切仍然是《红楼梦》的政治思想，直到1973年，他还承认，有关《红楼梦》的具体问题，“谁也没有俞平伯先生熟悉。”因为缺少一些条件和必要的准备，“小人物”的心态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轻视考证之类的材料性、技术性功夫，或对考证的不屑一顾，或强调考证要服从于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对“大人物”的资料积累和史料考证的资源和能力的忌羡和抱怨。在当时的批判文章中，火气最大、语言最尖刻的就是“小人物”对拥有材料者的批判。比如吴小如就讽刺说：“我们的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们，不仍旧是动辄以‘脂评’、以‘楝亭图’，以永忠的三首诗，以甲辰抄本《石头记》等等在读者面前卖弄玄鬻么？”[103]在古典学术研究领域，小人物确实面临资料方面的诸多困难，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条件与单位的等级、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体制之中，一些“小人物”怀有不满心理并不奇怪。

　　 “大人物”的主要标志，是长期训练和积累所形成的解决复杂问题的学养和能力以及因此而获得的权力和地位，这也不是“小人物”具有的。作家茅盾客观地说：“世人艳称，历来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汗牛充栋自成一图书馆。这番话，如果移来称道曹雪芹及其不配的巨著《红楼梦》，显然也是合适的。”[104]同样显然的，不读完这个图书馆的相当部分，也是不可能研究红学的。49年天翻地覆，人文学术各领域都必须话语更新，惟有在考证领域，权威们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1954年运动中，批评者无论怎样激烈，也没有全部否定俞的考证成果，运动之后，俞仍在这方面用功。由于红学需要考证的问题特别多，这个领域的权威们也就相对神气。1980年周策纵由美访华，邀周汝昌谈红。在看了潘的诗作之后，周汝昌才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105]周当然没有说没有写诗的能力就不能进入红学，但显然认为不是每个人、每个学者都有资格谈论《红楼梦》的。无疑的，像俞平伯、周汝昌这样的“大人物”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组织安排的，他们的成名之路由冷板凳上消逝的生命铺就，由显赫的学术成就来奠定的。问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自信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不会望红楼而却步，“小人物”对“大人物”由敬畏而生反感是势在必然。

　　 1954年的运动中，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等“大人物”都受到批评，但一旦进入稍微正常一些的状态，“大人物”还是余威尚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学术领域的规范和要求有更强的历史连续性，不会仅仅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行政权力的变更就完全改变，所以夺取学术权力比夺取其他权力更其困难。李希凡后来控诉：“在纪念曹雪芹二百周年前后，‘新红学’的考据学又大肆泛滥起来。俞平伯先生仍然在那里以‘权威’的地位多次宣传他的看法，而青年们对俞平伯的新的批判，也还是继续受到压制。”[106]他的证据是1964年有几位青年写文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后，“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歪曲了俞平伯的原意”、“过分简单化”等词汇又被一些文学研究专家“祭起来砸向俞平伯新的批评者，并责成某编辑部同志逐字逐句查对俞平伯原文，多方寻找所谓是否有‘引申’、‘夸大’、‘歪曲’之处，要求作者一改再改，妄图阻碍批判的进行。直到最后不得不发表这两篇批判文章时，有些人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的题目上字斟句酌，大费心机。”[107]李希凡所说的两篇文章，就是高淡云、周淇分别发表于《文艺报》与《文学评论》上的两篇《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这类“文革”式陈述不一定真实，但其义愤之情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然而，有三个问题需要明辨。

　　 第一，学术权力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也会带来一切权力所具有的惰性和压迫性。当“小人物”的新论与“大人物”的权威观点不同时，有一个建立合理的学术机制，保护“小人物”的发言权和成长所需要的条件问题。学术需要创新，因此学术体制应当比一其他权力结构更具弹性和开放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小人物”也应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而没有权利对“大人物”的恶意中伤，这里就有一个学术伦理与学者规范问题。《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1日发表的黄肃秋的文章题目就是“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其中说：“据我所知，俞平伯先生就是有这种恶劣作风的一个。解放以前的情形且不管它，只说解放以后，大约是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还写信，经过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不应该把红楼梦的脂砚斋评本借给别人看。”[108]黄肃秋的说法没有根据，而且退一步说，红学资料不少是由个人辛勤搜集的，部分地具有劳动成果的性质，他们理所当然地拥有优先使用权，而且即使胡适秘藏甲戌本多年、吴恩裕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藏的材料等等，他人也很难过多地指责他们。

　　 第二，在当代学术中，有权力压制青年的主要不是早已受到批判的俞平伯之类的“资产阶级学者”，而是依靠外部力量掌握学术霸权的“领导”型学者。在政治统领一切的时代，学术服务于政治，全部资源都由领导掌握，个人甚至无权自由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所以随着政治权力日益具体地渗透到学术文化领域之中，学术权力越来越没有独立性，越来越屈服于政治权力。韦君宜当年就认为：“把俞平伯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认过？说冯雪峰完全拜到在俞平伯的脚下。（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都知道的改造对象吗？）”[109]据俞平伯当年的助手王佩璋在“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介绍，1953年底，俞平伯应《人民中国》之邀写了《简论〈红楼梦〉》一文后，为郑重起见，把文章寄给了胡乔木，胡“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俞先生，要他重写。”胡乔木绝非红学家权威，只是因为他是政治上的“大人物”，就可以当仁不让地指挥红学上的“大人物”。不过在1953年，学术权威还没有完全屈从于政治权威，俞平伯接到胡乔木的信后只是让他的助手王佩璋另写了一篇。[110]政治权力当然不允许学术权力底气尚存，1954年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小人物”李、蓝之所以敢向“大人物”俞平伯挑战，是因为有“最大人物”的支持，在毛看来，像俞平伯这样的学术权威是随时可以被批判、被整肃的“改造对象”。此后的“大人物”，即使不是政治权威至少也得有政治权威的支持。

　　 第三，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是政治运动频仍，因此权力结构也在不断重组。李希凡脱颖而出后，俞平伯吓得几年不敢谈红说梦。但依靠政治权力翻身的李希凡也只是权力结构中一个层次，在他之上，还有更大的人物：

　　 1954年作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说李、蓝的文章不过是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111]也是在运动期间，何还说：“我们还没成为他（俞）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112]从延安时代起，何其芳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宣传员，属于文学界的领导人之一。

　　 1957年，何其芳著文批评李、蓝用清初的市民思想解释《红楼梦》是“老的牵强附会再加上新的教条主义”。[113]

　　 何其芳之上，还有当时的“文艺沙皇”周扬。1954年运动中，周召见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回忆：周“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要我们掌握一两种外国语，不要当土作家’，要我们多找某专家‘切磋’、‘研究’等等”。“小人物”对权威天生有一种敬畏心理，当时的李希凡不但对周扬等人“感谢不尽”，而且“在文艺黑线统治下又受到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熏陶和腐蚀，更加香臭莫辨了。”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党需要我拿起笔进行战斗的关键时刻，我却被文艺黑线捏着鼻子拉去，做了他们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方向。……我们有负于毛主席的教导和期望，有负于江青同志的热情的支持”[114]李这里所说的“有负于江青同志的”，是指1964年10月，江青要李希凡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李似乎没有理解其中的政治意义或有其他顾虑，故未积极配合。后来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其结果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当然，“有负于江青同志”的李希凡并未完全被周扬捏着鼻子走。1964年，李就典型问题批评何其芳：“何其芳同志的发表他的反批评，是用不着经过‘审查’的，而我在1964年6月写的批评文章，送到了《新建设》杂志，却必须由周扬‘审查’。文章在周扬那里一压就是几个月。我只好请旧中宣部文艺处某负责人向周扬催促对此文的处理，得到的第一个答复是：‘不管何其芳态度怎么不好，也不许他李希凡态度不好，文章必须修改。’当时我在气愤之下，就把此文小样寄给了江青同志，并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说明，此文已送江青同志。”最后的结局是：李对文章作了修改后由《新建设》杂志发表，双方各退一步。[115]

　　 更高的还有中宣部长陆定一。1956年陆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讲话，其中说道：“……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的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评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116]关于陆定一的这段话，在陆已被打倒关押的1973年，李希凡在校对其《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时以“附记”的形式说：“陆定一的‘报告’之所以有那样一段翻案文章，又不能不归功于某研究所所长写去长信的要求；而且陆定一在‘讲话’中的叫嚷要比见之于文字的要凶恶得多。文字稿之所以有所收敛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同样写了长信，严正指出，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这场斗争，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不容否定。”[117]这里某研究所所长，是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是曾经的诗人袁水拍。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时，袁奉命写作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这是批判《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开始。江青是毛泽东夫人，1954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领导及相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信中的“有人”显然是指江青，“某些人”是指《人民日报》社长邓拓等人。

　　 李希凡原是“小人物”，但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拥有了批判俞平伯这类“资产阶级学者”的权力，但在何其芳、周扬、陆定一这类文宣大员面前，他还是“小人物”，还会受到约束，以至于要向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求援。如果我们承认“文革”前的文艺形势是越来越左，那么，何、周、陆等人的观点和行为则相对不那么左，他们在用权力压制着“小人物”的激越情绪和偏执观点。但对李希凡来说，何、周、陆之所为与1954年冯雪峰等人的所为一样，仍然是“大人物”压制“小人物”。“文革”砸烂了“阎王殿”中宣部，陆定一、周扬、何其芳等及其支持的俞平伯等人已不再是“大人物”且受到迫害。1967年5月，毛泽东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作为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之一，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同时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李希凡的地位也更为高扬。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红楼梦》时，李希凡写的序取代了何其芳写的“代序”；也是这一年，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有精装版。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修订版于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李希凡、蓝翎写于1955年的《评<红楼梦新证>》一文赫然置于全书的前面。据蓝翎说，周汝昌曾向他“热诚相求，一定要把那篇评论当作序言印于新版之首”。[118]

　　 1973年，李希凡为《红楼梦评论集集》撰写的“三版后记”中，专门以“在文学思想战线上”为标题，一口气排比了围绕红学研究所发生的“阶级斗争”：

　　 1957年1月，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8年2月，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带有长篇序言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9年9月，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的形式，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0年1月，蒋和森同志的《红楼梦论稿》，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9年11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经过“重加整理”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特商请何其芳同志将他所著的《论〈红楼梦〉》一文节要压缩，作为本书的代序”，重新再版。

　　 1960年2月，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俞平伯编辑的错误百出的增订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1961年5月，《文艺报》第5期发表了俞平伯的《谈古为今用》的文章。有人乘机叫嚷：“俞平伯这个名字在《文艺报》上出现，就是一个胜利。”

　　 1962年4月，捕风捉影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出笼。于是，成百万字的关于曹雪芹卒年和家世的烦琐考证，在某些报刊上泛滥成灾。

　　 1962年6月，旧中宣部指令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翻印买办文人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旧文化部某负责人竟然下令保留底本上胡适的《序》、《跋》和印章。在柯庆施同志的坚决反对下，才不得不去掉这些反动货色，却又补上俞平伯先生写的《后记》，对此书的来源既无说明，也无批判。

　　 1963年2月，何其芳的《论〈红楼梦〉》，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1963年3月，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再版。

　　 1963年6月，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同年8月，《文学评论》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1964年初，《文艺报》和《文学评论》都收到了青年同志写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的文章。《文艺报》收到的那篇原名《前进了多少？》；《文学评论》收到那篇原题为《〈红楼梦〉研究中错误倾向的再现》。如我们在“附记”中指出的，这两篇文章不仅都受到大加删改，面目全非，而且被改成同一个题目：《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119]

　　 红学上的“阶级斗争史”是李希凡当时编纂的，情绪与事实杂揉，还涉及到“文革”文艺思想上的一些争论，特别是李希凡与何其芳的争论。据蓝翎回忆，在修订《红楼梦评论集》时，李希凡曾对他说：“过去，我和何其芳在文学典型问题上有争论。他的文章很容易发表，我的稿子还要中宣部的一位处级干部审查，很注意删掉一些表现态度的字句，太不平等了。现在要公开回答他，把事情彻底讲清楚。他要回答，现在也不能那么自由了。”[120]扬眉吐气的李希凡在《三版后记》中动辄上纲上线，所论不尽合乎事实。1990年代，他已在《毛泽东与〈红楼梦〉》等文中作了部分修正。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关键是等级体制下大小人物的权力之争。比如“在那时的出版规格中是分等级的，高一等的名作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为专家们所承认的不成熟的作品，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21]李希凡之所以能在1973年纵横挥洒地评说历史、声调严厉地论说“大人物”，是因为他这时已经是“大人物”，是“文革”时期的红学代表。其实，自其《红楼梦评论集》于1957年出版后，李希凡的写作领域主要是当代文艺评论和古典小说研究，因此1973年的李希凡并不一定就比1950年代的李希凡在红学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只不过何其芳以及一批红学专家都在“文革”中被打倒，李希凡当然就脱颖而出。可见政治化时代的“大”“小”之别，不完全取决于学术能力与专业成就，而取决于政治权力报赋予的学术权力，且“大”“小”之分随时可以对调。

　　 上述三点，主要是就毛泽东时代的学术权力而言。告别政治化的时代，“文革”以后的学术权力已不再纯粹由政治权力决定，学术成就和贡献至少理论上是成为“大人物”的要素之一。这当然是好事，说明学术研究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自主性，但学术权力之争仍很紧张。红学上的重要资料已经公开出版，但重要的学术刊物、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必要的学术经费等，却是由“大人物”操控的。“小人物”如果与“大人物”观点不同，他们之间就极易滋生矛盾。从1991年开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欧阳健提出程本早于脂本、是《红楼梦》的真本，脂批、脂斋是伪托等可能撼动百年红学的新说后，红学论争再一次与学术权力纠缠在一直。首先是冯其庸等人认为欧阳健是“弄虚作假”、“编假材料”、“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接着，红学“打假”成为1994年8月的在莱阳召开的“第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和同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当代红学研讨会”的主题；还有人评述：《红楼梦学刊》“连发多篇文章，对欧阳健先生实行棍棒包抄，堂堂全国性大刊物，竟然连一句奖掖后进的话也看不到！实在有失大家风范！有的权威甚至不屑看欧文一眼，就破口大骂，比恶婆还狠！”“冯其庸在他自己主编的《红楼梦学刊》上，亲自写文章，对欧阳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无学术意味的‘围剿’。”[122]最后又引起了“第一桩红学官司”。欧阳健的观点正确与否还有待时间和材料的检验，双方关系的真相也还未充分显现，但对冯的批评确实相当激烈。其实，与当年李希凡、蓝翎比较，欧阳健不能算是“小人物”，发表红学论文时他已年过50，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清小说研究》的主编，但在红学领域，一个地方学者哪能与名满京华握有丰富学术资源的冯其庸并列？从1978年开始，冯以其《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学叙论》等著述及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红楼梦大辞典》等重要资料书而成为红学上的“大人物”：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如果冯其庸不首肯，一种红学新说、一个红学新人恐怕很难在红学领域得到承认。这也就难怪，当欧阳健新说与冯不同、又受到冯的轻慢之后，欧阳健等自然地把冯与毛泽东当年所批的“大人物”联系起来而自己则以“小人物”自居。

　　 是学术就得有权威，否则就无法发展。至于权威是俞平伯、何其芳还是李希凡、冯其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威从何而来，权威是否确实推进了学术发展。当代中国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建立权威以维护学术的尊严和规范，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小人物”的研究条件和话语权利。因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还属于“计划体制”，在学术资源、课题评选、经费安排还有限的情况下，不但拥有学术权力、而且拥有学术行政权力的“大人物”，特别要有容人的雅量和学术的公心，特别应当向蔡元培学习。1921年，当“小人物”胡适以严厉的语言批评蔡元培时，蔡仍以谦虚的、平等的语气与之进行学术辩论。与此同时，受到批评的学者也不宜把学术论争随意转化为“大”“小”人物之争。经过1954年的批判运动之后，“大”“小”人物已经具有政治涵义。继续使用，似乎有召唤政治权力介入之嫌。一句话，“大人物”要谨慎，“小人物”要谦虚，共同致力于学术真理的追求。学术由学者来完成，学术繁荣与否，首先取决于学者素质的高下，“大”“小”学者都得加强自我修养，以证据说话，唯真理是从。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拥有一个相对理性的学术权力结构。


　　 20世纪是红学盛世。新红学以其科学方法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学科，1954年以后的红学借助政治运动而普及开来，而红学在其中生成发展的学术体制又是容易引发争论的对立结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红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回顾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科学红学与政治红学原来都发端于“常识”。当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后，马上告诉我们：“这个见解，本来并没有什么新奇，本来是很自然的。不过因《红楼梦》被一百多年来的红学大家越说越微妙了，故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极平常的见解反觉得它有证明的必要了。”[123]李、蓝文章发表后，何其芳认为此文不过是讲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确实，从文学研究角度看，说小说是作者的自传，说小说包含着社会历史内容，都还只是常识，如果说这两个常识已经塑造了20世纪红学的基本格局的话，那么这正启示着我们不应小看常识的威力。新的世纪还会有新思潮涌动，政治思想还会影响文学，但像胡适把科学方法引进红学、毛泽东以政治运动重建古典文学研究并造成巨大影响之类的事件，可以肯定是不会重现了，新世纪的《红楼梦》研究也可以肯定不会是显学了。但有关《红楼梦》的解释和研究不会也不应消亡，它的前景既不会是科学的，也不会是政治的，而只能是文学的。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的《红楼梦》研究有必要引入第三种常识，这就是俞平伯从2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提醒我们的：《红楼梦》毕竟是小说！如此，则具有世纪意义的“红学”将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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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潘重规：《红学六十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第1页。

　　 [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3]蔡元培：《石头记索隐》（1915年11月），《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124页。

　　 [4]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年11月12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5]同上书，第81页。

　　 [6]同上书，第75页。

　　 [7]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年11月12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8]同上书，第86页。

　　 [9]同上书，第108页。

　　 [10]顾颉刚：《〈红楼梦辨〉序》（1923年3月5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11]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年11月12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12]俞平伯：《红楼梦辨》（1923），《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13]胡适：《跋〈红楼梦考证〉》（1921年11月12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14]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194页。

　　 [15]俞平伯：《红楼梦辨》(1923)，《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16]顾颉刚：《〈红楼梦辨〉序》（1923年3月5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9页。

　　 [17]顾颉刚：《〈红楼梦辨〉序》（1923年3月5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18]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19]蔡元培：《〈红楼梦本事辨正〉序》（1926年6月30日），《蔡元培全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

　　 [20]胡适：1961年6月21日的谈话，《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7页。

　　 [21]顾颉刚：《古史辩自序》（1926），《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辑录。

　　 [22]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1948），《十力语要初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2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15日），《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8页。

　　 [24]胡适：《与高阳书》（1960年11月24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290页。

　　 [25]《胡适口述自传》（1981），《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6—397页。

　　 [26]余英时：《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198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67、74页。

　　 [27]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1918年10月5日），《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3页。

　　 [28]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2页。

　　 [29]胡适：《丁文江的传记》（1960），《胡适文集》（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462页。

　　 [30]胡适：《胡适口述自传》（1959），《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31]胡适：《治学方法》（1952年12月1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32]引自[美]安·杰费逊、戴维·罗比等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1982），陈昭全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33]俞平伯：《与顾颉刚书》（1921年6月18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34]俞平伯：《红楼梦辨》（1922），《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35]俞平伯：《<红楼梦辩>修正》（1925年1月16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343页。

　　 [36]同上，第344—345页。

　　 [37][37]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年11月12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117—118页。

　　 [38][38]胡适：《跋〈红楼梦考证〉》（1922年5月10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39][39]俞平伯：《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辨〉的通信》（1921年5月30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40]俞平伯：《红楼梦讨论集序》（1930年9月24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361页。

　　 [41]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答王南岳君》（1925年1月20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42]黄乃秋：《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5年2月），《红楼梦研究资料选辑》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50页。

　　 [43]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年12月9日），《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44]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年），《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42页。

　　 [45]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1919年10月30日），《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328页。

　　 [46]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325页。

　　 [47]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8]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330页。

　　 [49]数十年后，这一运动的一些史实引起争议。首先是王学典著文指出：李希凡、蓝翎没有给《文艺报》写过那封被“被置之不理”的信，驳俞平伯的文章原来是《文史哲》的约稿。（王学典：《“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接着发表的争论文章包括李希凡《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1日）、王学典《“拿证据来”——敬答李希凡先生》（《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8日）、徐庆全《两个“小人物”的信在哪里？——兼驳李希凡先生》（《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27日）、李希凡《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3期）、徐庆全《再问李希凡：“历史细节”当然要“问”》（《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18日）等。综合这几篇文章看，王学典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实际上，历次运动中很多“上书”或材料，经常是由上面事先布置的。

　　 [50]蓝翎：《四十年间半部书》（1994），《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51]引自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52]周扬在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举办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文学遗产》第29期（1954年11月14日）

　　 [53]周扬：《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页。

　　 [54]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55]引自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56]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一26页。

　　 [57]引自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58]胡绳：《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载《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3—4页。

　　 [59]引自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60]王瑶：《谈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现状》（1954年12月），《王瑶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页。

　　 [61]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954），《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6、13页。

　　 [62]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1954），《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5—36页。

　　 [63]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954），《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64]周汝昌：《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北京：《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0日。

　　 [65]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66]周扬在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举办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文学遗产》第29期（1954年11月14日）。

　　 [67]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1954年），《俞平伯论红楼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01页。

　　 [68]引自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69]胡适：《跋〈红楼梦考证〉》（1921年11月12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文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70]冯其庸：《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祭——在北京市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周年会上的报告（2003年8月12日），《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第 第406—407页。

　　 [71]周汝昌：《<红楼鞭影>导读》（2000年1月1日），《周汝昌序跋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83页。

　　 [72]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陈说似有误，“据文化部出版局统计，从1951年到1965年的15年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累计印数约1000万部。”（方厚枢：《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北京：《出版史研究》第三辑）据此，1962年的印的《毛选》当不止5万部。

　　 [73]何其芳：《论“红楼梦”序》，《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74]参见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页。

　　 [75]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344页。刘群的通讯是在周汝昌的参与下写成的，重在史实考证，与李希凡的政治思想评论不是一个路径。1973年，李希凡在《<红楼梦评论>三版后记》中愤怒地写道：“1962年4月，捕风捉影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出笼。于是，成百万字的关于曹雪芹座年和家世的烦琐考证，在某些报刊上泛滥成灾。”

　　 [76]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1954），《俞平伯论红楼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7页。

　　 [77]俞平伯：《红楼梦辨》（1923），《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78]参见刘梦溪：《红学三十年》，载北京：《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第82—83页。

　　 [79]冯至在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举办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会议记录见《文学遗产》第二十九期（1954年11月14日）。

　　 [80]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4页。

　　 [81]毛泽东：《谈红楼梦 1959—197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外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6—209页。

　　 [82]毛泽东：《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和批语》（1975年7月），《建国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446页。

　　 [83]刘梦溪：《红学三十年》，北京：《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第88页。

　　 [84]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85]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476页。

　　 [86]季羡林回忆说：“据我个人观察，大字报的书法水平确实越来越高，日新月异。这一个‘文革’的副产品，恐怕很多会想不到吧。”季羡林：《牛棚杂记》（1998），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8页。

　　 [87]俞平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1978年10月17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3页。

　　 [88]何其芳：《曹雪芹的贡献》（1963年10月27日），《何其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89]王希廉：《红楼梦总评》，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9页。

　　 [90]周策纵：《论红学研究的基本态度》（1972年3月12日），《周策纵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3页。

　　 [91]二知道人（蔡玉琬）：《红楼梦说梦》，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3页。

　　 [92]俞平伯：《红楼梦讨论集序》（1930年9月24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9页。

　　 [93]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4页。

　　 [94]俞平伯：《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辨〉的通信》（1921年6月18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95]同上，第52页。

　　 [96]吴世昌：《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1961年12月3日），《吴世昌点评红楼梦》，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97]宗璞：《无尽意趣在“石头”（代序）》（1990年1月），王蒙：《红楼启示录》（最新修订版），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98]周策纵：《红楼梦外一支·血泪书》，《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99]上述材料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318——、324页。韦君宜对冯雪峰“按语”的理解是：“无非像是自己家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要出来说自己孩子两句。”（《思痛录》第25页）当然，“统战”的对象从来都不是普通平民。

　　 [100]王学典：《“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

　　 [101]马龙闪：《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第60—61页。

　　 [102]李希凡、蓝翎：《谁引导我们到战斗的路上》，《中国青年报》第22期，1954年11月16日。

　　 [103]吴小如：《我所看到的目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1954年12月），载中国作家协会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第二集，1954年，第494页。

　　 [104]茅盾：《关于曹雪芹》（1963年12月），《茅盾文艺评论集》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页。

　　 [105]参见周策纵：《〈曹雪芹小传〉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106]李希凡、蓝翎：《三版后记》，《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5页。

　　 [107]李希凡1973年为《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1954年10月24日）一文写的校后附记，《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9—50页。

　　 [108]黄肃秋：《反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北京：《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1日。此文又收入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第50页。

　　 [109]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10]王佩璋的介绍见其在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举办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文学遗产》第二十九期（1954年11月14日）。

　　 [111]李希凡1973年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954年10月24日）一文写的校后附记，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页。

　　 [112]引自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13]李希凡1973年为《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兼答几种不同的批评意见》（1954年10月24日）一文写的校后附记，《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7页。

　　 [114]李希凡：《三版后记》，《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11页。

　　 [115]李希凡：《三版后记》，《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9页。

　　 [116]陆定一：《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507页。

　　 [117]李希凡1973年为《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兼答几种不同的批评意见》（1954年10月24日）一文写的校后附记。《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8页。

　　 [118] 蓝翎：《四十年间半部书》（1994），《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19]李希凡：《三版后记》，《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307页。

　　 [120]蓝翎：《四十年间半部书》（1994），《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121]李希凡：《三版后记》，《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7页。

　　 [122]岂凡：《从〈红楼新辨〉引起的》，贵阳：《红楼》1996年第4期；克非：《世纪末“红学”的尴尬》，广州：《粤海风》19997年第10期。

　　 [123]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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