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林彪在七千人大会发言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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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作为毛泽东的救兵，大骂彭德怀，出语惊人，直击要害，踏着彭德怀倒下的躯体登上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宝座。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登上宝座的林彪却不是救兵，而是主动出击的勤王之帅，他的一番脱离实际、胡乱吹捧的讲话对毛泽东确实起到了救驾的作用，也为自己进一步受到毛的信任、几年后登上接班人宝座奠定了基础。但是却严重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严重挫伤了亿万人民的感情，严重歪曲和粉饰了大跃进的错误及灾难的原因，严重助长了毛泽东在极左错误的道路上骄横固执继续蛮干的心理，为后来的大祸乱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七千人大会的基调，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揭露出来的一桩桩一件件全局性全国性的错误和灾难，中央领导纷纷检讨自己的错误和应承担的责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毛泽东的责任。尤其是大跃进中兴起的大炼钢铁、食堂化、穷过渡、浮夸风等，都是毛泽东一手推动，谁提出不同意见就打击谁，那一套一套雄辩的讲话和指示，可谓家喻户晓，铁证如山。现在那一套一套的理论和指示都落了空，都成了错误的东西。连一贯伟大正确的毛泽东也自感心里发虚，脸上无光，连连检讨自己“办了蠢事”，应负主要责任；承认自己“缺少经验”“没有知识”。建国以来首次领导经济工作便出现重大失误，毛泽东感到十分沮丧，灰溜溜的。

在这关键时刻，林彪的一番讲话，使毛泽东像打了一针强心剂，突然激动兴奋起来，使他完全有理由原谅自己，开脱自己，完全有理由把责任统统推到别人身上，完全有理由将那些清算自己责任的几位中央领导视为“右倾”，视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从而伺机将他们打到。

林彪有关大跃进的讲话比较长，核心内容有三条，全是为毛泽东辩护和减责，全是为毛泽东唱赞歌。

第一条，自然灾害难免论。

他说，两三年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林彪故意把三年自然灾害说得如此严重，用“特大的”“连续的”“毁灭性的”三个词汇，不愧是军事专家，用词精警有力，把自然灾害的严重性提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的自然灾害谁能抗拒得了？六亿中国人饥寒交迫3年多，3千多万人成了饿殍，原来都是老天爷造的孽呀！怎能去追究毛主席的责任呢？

几十年来，人们一提起三年灾难，都说是由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苏修逼债”早已站不住脚，“自然灾害”便常挂嘴边。包括我们的中学政治历史教材，我们的党史国史文件，我们的传记文学作品，都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林彪不一定是“自然灾害”的始作俑者，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也提到了自然灾害问题，但是把“自然灾害”提到如此高度，用了一连串惊人词汇，确是林彪独树一帜的发明创造。

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和档案的解密，人们逐渐发现，1959、1960、1961三年的气象水文资料显示，这三年虽不全是风调雨顺，但也属于正常年景。局部的暂时的自然灾害时常有，但全国性长期性的自然灾害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经常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发现祖国大地天天有雨，东方不下西方下，北方不下南方下，个别地方遇到50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大旱，但全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是正常年景。若说那三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东西南北中到处都发生了整整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鬼也不相信！。刘少奇通过调查，认定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比较接近事实，实际上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甚至是“十分人祸”，才符合事实。如果当时不搞大跃进食堂化，而是实行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生活，一个人也饿不死，大跃进的灾难完全可以避免！

可是，在战争年代一贯准确把握敌情的军事天才林彪元帅，此时却故意夸大灾情，掩盖事实真相，和刘少奇唱对台戏，其动机不是昭然若揭吗？

第二条、“交学费”观点。

这种观点毛泽东也说过，但没有林彪说得具体生动。他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面，也有得的一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这种“交学费”理论，乍一听，有道理，细一想，尽胡扯！在这种理论的遮掩下，任何人的错误都可以不予追究而应当予以肯定。当然这种理论有两层意思。

一是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付出代价换来教训。对于人民群众来说，这种代价是否太过残忍了？逼着几亿老百姓胡乱折腾、忍饥挨饿三年，3000多万人成了饿殍，才发现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是错误的，这个教训对死去的人还有何意义？

想当初，食堂化几个月后便乱象丛生，危机四伏，一些地方出现粮荒和饿死人现象，几亿社员怨声载道，有识之士纷纷提出食堂化的弊端。而我们的领袖不是深入实际，顺从民意，而是主观武断，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鼓吹食堂化的优越性，对反对食堂化者予以严酷打击，给解散食堂的干部群众戴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等骇人的大帽子，甚至投入监牢，置于死地。领袖和极左大将顽固地死守着这饿死人的“共产主义心脏”——饿死1000万人，他们坚守着；饿死2000万人，他们不改正；直到饿死3000多万人了，中国大地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一些有识之士代表人民冒着风险说了几句真话，我们的领袖才无奈地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这些逆情悖理、祸国殃民的东西，普通农民一眼就能看穿的问题，我们这么多政治家革命家非要如此折腾三年、而是几千万人才能发现。这是什么样的“教训”啊！

幸亏当时饿死的都是最下层的普通农民。按照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假如这些党的高级干部都吃苦在前，可能都要饿死了，或者都得了浮肿病，躺在医院痛苦地呻吟，林彪元帅还能在这儿大谈“交学费”理论吗？

“交学费”的另一层含义是为了学知识。林彪用“小学生”作比，似乎很生动，其实是诡辩，根本站不住脚。父母让孩子去上学，学的是有益的知识，这些知识学得越多，人就变得越聪明越能干，所以父母再苦再难，也要供孩子上学读书，还要让孩子尽吃尽穿。而大跃进三年，亿万中国人学的是什么知识啊！完全是用强迫命令，逼迫人们饿着肚子去干那些违背自然规律和起码常识的蠢事傻事。除了上面的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外，还有什么大炼钢铁、大办水利、高指标、高征购、放卫星、反瞒产等等，都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胡乱折腾，哪一条是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学得越多，人就变得越疯狂越愚蠢！

所以，那些所谓交学费“得教训”“学知识”的理论，完全是昧着良心掩盖错误不看现实自欺欺人的胡说八道！

第三条，毛主席一贯正确论。

上述两条，能使毛泽东压力减轻，感到欣慰，但没有提到“毛泽东”三字，也可以说是为党中央集体开脱责任。下面就开始直接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了。

“我感觉到，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是比别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种毛主席一贯正确论，放在战争年代，譬如井冈山时代，延安时代，较为妥当，因为那时毛泽东确实是讲求实事求是，联系实际，将中国革命推向胜利。然而这种理论放在大跃进年代，则大谬不然，完全是睁着眼睛说假话，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肉麻吹捧！这是毛泽东最受用的一番话，也是对中国社会危害最严重的一番话，当然也是林彪最受诟病的一番话。

林彪后来创造的“天才论”“顶峰论”，种种造神的经典名言可谓铺天盖地，家喻户晓，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怪。毛泽东对此的态度，先是受用，继而淡然，最终反感。对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负面作用不那么大，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影响不那么多。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的这段讲话，在特定环境下，危害就非常严重了。

人所共知，在那三年里，哪里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极左政策执行得最坚决，哪里的红旗举得高，卫星放得多，哪里的生产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哪里就会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四川、安徽、河南，在那时之所以成为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就是因为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这些极左大将对毛主席的极左政策领会得最透彻，执行得最坚决。河南信阳地区曾经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是全国第一个公共食堂的诞生地，毛泽东曾极力赞扬和推广，信阳地区由此成为全国共产主义实验区，成了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反复高调宣传的大跃进样板。然而捧得越高，灾难越重，1960年就爆发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一年多饿死100多万人，成为大跃进时代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相反，有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对大跃进运动阳奉阴违，对极左政策执行得不那么坚决，譬如大炼钢铁，他就不搞那么多小高炉；大办水利，他就不搞那么多形象工程，他那里的社员只是老老实实种地打粮，甚至还冒着风险让农民种自留地，开小片荒，做小生意，喂鸡喂猪，结果有了饭吃，没有浮肿病，没有饿死人。据说江苏一些县市就是这种搞法，三年困难时期竟一个人也没有饿死！

据原中央领导纪登奎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担任洛阳地委书记，会议结束回到洛阳，发现会议精神和下面实际不符，故意压着会议精神不往下面传达，各县委书记在洛阳开会，故意拖延着不散会，结果洛阳地区受害较轻，饿死人较少。

当时发生的问题，不是下边和尚念歪了经，而是最高处的“经”本身就是歪的。林彪的讲话完全颠倒了是非！

说毛泽东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战争年代可以这样说，而在大跃进年代则恰恰相反——毛泽东最突出的缺点是脱离实际。何为实际？就是事实真相，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定计划做事情，符合实际，顺应规律，就能取得成功，反之就必然失败。面对大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倒退，毛泽东在大跃进，在庐山会议上的大量讲话，哪一些是“符合实际”呢？毛在大跃进初就提出15年超过英国，后来说七八年就可以超过，后来又说不需要七八年，两三年就可以超过英国。现在三年过去了，距英国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了，这就是“八九不离十”吗？

浮夸风起，卫星满天飞，亩产几万、几十万的报道充斥人民日报。这些连3岁小孩都不相信的笑话，我们的领袖居然相信并予以肯定。当亿万农民缺粮断顿，在大锅饭旁饿得皮包骨头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居然高兴得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而发愁！现在真相早已大白，全国闹粮荒已经三四年，连首都北京也调不来粮食，中央领导也面临着饥饿的危险。这能说明毛主席“总是在实际周围”吗？

还有害人的食堂化。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对食堂化的质疑，坚定而自信地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好处多得很。符合人类需求的东西，符合世界潮流的东西，一定不会垮掉！”然而到了1961年，公共食堂终于在饿死了几千万人之后不得不全部解散！这就是毛泽东“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吗？毛主席对于实际不是“八九不离十”，而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至于说“一些同志不能很好地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这就说明，林彪心里也明白，大跃进是左倾错误。但其左倾错误的根源是什么？林彪硬把责任推到下面执行者头上。但是我们还应当再问一句：为什么有些同志总是向左拉、向左偏？

这是因为，被毛主席思想熏陶多年的各级官员都知道，毛喜欢左，反对右；喜欢急躁冒进，反对稳妥保守。左倾冒进者，毛就给以高度赞扬，提拔重用，给戴上马列主义红帽；反对冒进、主张稳妥者，毛就予以严厉批评，甚至撤职罢官，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黑帽。

人们熟知的例子是，大跃进前期周恩来陈云主张反冒进，毛泽东就怒气冲冲来了个“反反冒进”，斥周陈二人离右派只有50米，二人写不尽的检查。邓子恢、彭德怀反对急躁冒进，对大跃进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二人受不尽的磨难。而极左大将柯庆施、李井泉，在大跃进开始时就对毛泽东的极左政策盲目紧跟，胡乱吹捧，受到毛的极力夸赞，很快被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徽的曾希圣，是极左路线的急先锋，几个“大办”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把安徽搞得民生凋敝，饿殍遍野，而毛泽东却将其视为心腹爱将，让他一人担任安徽和山东两省的省委书记。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曾希圣狂热极左，胡乱折腾时，干部群众意见再大也扳不倒；而当曾希圣痛定思痛，良心发现，1961年一改往日的极左，在安徽推行务实的包产到户政策，农民生活出现转机时，毛泽东却马上撤了他的职务！

所以，在各级干部多年形成的印象中，左比右好，越左越好，宁左勿右。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批评起来不痛不痒；右倾错误是路线问题，批判起来要你的命！在毛泽东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很多干部抱定一条：管他百姓死活，我必须向左边偏，绝不向右边拉！

无数铁的事实说明，左倾错误的根源在毛泽东而不在下边。一些地方干部喜欢往左边偏，往左边拉，完全是毛泽东支持和导向的结果。林彪把左倾错误的责任都推到别人和下面身上，是下面某些同志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思想，完全是违背客观事实、故意为毛泽东开脱的胡言乱语！

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演，肯定是作为纯负面载入历史及其个人履历，恐怕舒云再不高兴也无法否认这铁的事实。

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应，不仅高度赞赏、心花怒放，还要求公开发表、大家学习，可见其心中对饿死三千万民众全无愧意，对刘少奇等的迂回批评大为光火（憋到文革终于发起了致命的报复），已经全无一个领导人或政治人物的基本良知，只有赤裸裸的暴君唯我独尊思想和为所欲为的权力欲。

大跃进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空想实践加食堂化的问题，更是毛及中共借机掠夺农民加速工业化和核武器等研制，以农民的尸体作为“国家强大、政权巩固”的垫脚石，完全是苏联当年斯大林模式的翻版，只是比苏联更加荒谬无知而已。另外毛对食堂的弊病和大跃进之害其实也早有认识，但因为庐山会议害怕彭德怀借此攻击自己夺权，昧着良心把本该纠左改成了反右，使全国范围共产风愈演愈烈，终至饿死大批民众而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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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有：林彪在七千人大会讲话是不得已吗？

导读：林彪完全可以采取这种策略，借口“身体不好，情况不明”，不做发言。即使非讲不可，那就专讲军事问题，部队工作。可惜，他非要讲大跃进经济问题。据说大会已经给他起草了现成的发言稿，他却抛开发言稿，即兴发挥，对大跃进的错误毫无顾忌地掩饰了一番，对毛主席的“一贯正确”、“永远实际”肉麻地吹捧了一番。所以，林彪的这个讲话，绝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是主动创造，别有用心！


      林彪在战争年代指挥打仗堪称军事天才，从井冈山打到长白山，从哈尔滨打到海南岛，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为开创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何其英雄豪壮！而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却一直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从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届二中全会，不顾事实，只知吹捧，满嘴谎言，欺世盗名，何其卑劣低贱！尤其是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成了他谎言欺世、假话媚上的典范之作，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或曰：林彪此次讲话是职责所在，作为主持军委工作的领导人，在这种场合不讲不行。林彪也说过，他讲话，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主席的威信，非讲不可。

其实不尽然。林彪作为最高军事领导人，如果非讲不可，完全可以专讲军事问题，不涉经济问题，甚至也可以不讲话，因为地位在其上的陈云就没有讲话。假如林彪和陈云一样不讲话，或者即便讲了话，不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不吹捧毛泽东一贯正确，那么，也许毛泽东就会低心下气，谦虚谨慎，继续检讨错误，承担责任；刘少奇、陈云、彭真等人就会大胆纠左，放心调整，国民经济就会很快恢复，老百姓生活就会好过一些，党内高层就不会发生分裂，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

然而就是林彪这一讲话，坚定了毛泽东在极左道路上骄横和固执之心，使他有理由对一再声称要清算自己错误的刘少奇、彭真等人感到恼怒，从而“憋了一肚子气”，为后来发动文革打倒刘彭埋下伏笔；使他有理由将大跃进一系列乌七八糟的错误统统推给下属，有理由坚决不给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予以平反……

或曰：你把林彪此次讲话的危害说得这么严重，能让人信服吗？很多党史文献不过说，林彪的讲话起了负面作用，产生了消极影响。而有些人对这个“负面作用”也不愿承认。况且，我们的党史是肯定七千人大会的。

不错，我们的党史和中央领导是肯定七千人大会的正面作用的。邓小平就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来没有过的。”1991年的党史也说：“会议对错误缺点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这些话从表面看，从短时间看，是不错的；但是从实质上看，从长时间看，尤其从后来发生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看，这些话是不合事实的。有专家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政治分歧在党内更趋公开化和更趋升级的起点，也是毛泽东针对有损于他个人权威的种种批评进行政治反击的酝酿起点。这话有一定道理。而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起点”，林彪的讲话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或曰：你一提起林彪的这篇讲话，义愤之情油然而生，究竟为何？林彪在文革中讲了那么多错话，唯独对这一次讲话大发感慨，究竟为何？

林彪的这段讲话确实令人生气！因为我是农民出身，至今还种着几亩地。我深知农民种地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苦难。在疯狂的大跃进年代，我的爷爷和父亲饿死了，一家6口饿死两口，我和母亲虽然没有饿死，可是在饥饿的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了好几年，那痛苦的滋味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知道那完全是荒唐的大跃进食堂化造成的，我对大跃进食堂化恨之入骨，我对发动大跃进食堂化的大人物十分不满，我对那些死不认错、一意孤行，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极左大将切齿痛恨！

而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敢于对大跃进食堂化提出批评，我就十分敬佩！他提得多好啊！“农村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违背经济规律，必然难以为继！”这是农民兄弟人人心知肚明却都不敢说的大实话啊！他是为亿万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说话啊！如果当时的中央领导都像彭德怀一样敢说真话，我的爷爷和父亲就不会饿死，全中国就会少饿死多少人啊！虽然他失败了，但是他虽败犹荣！我对他感恩戴德，全中国人民都永远感谢不尽！

而林彪元帅，在迫切需要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会议上，居然为发动大跃进、制造人间惨剧的罪魁祸首涂脂抹粉，大唱赞歌！3000万饿死的冤魂在浩瀚的大地上幽幽地飘荡，他视而不见；几亿中国农民在饥饿的人民公社大锅饭旁痛苦地呻吟，他充耳不闻！他只知道拍领袖的马屁，讨领袖的欢心，可敬的林元帅此时变得如此可恨！他的“天才论”“顶峰论”“政变经”“造反经”也不足为恨，甚至他后来他想当国家主席，搞一些阴谋诡计，甚至发展到南下广州，北逃蒙古，谋害领袖，都有点迫不得已，情有可原。唯独这一次讲话，让人不能原谅！

有人一再说，林彪有不得已的苦衷，部队的一些将领们推举他讲话。作为主持军委工作的第一副主席，为了维护中央的团结，不得不讲。

其实，林彪作为中央七大常委之一，在七千人大会上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众所周知，中央副主席、位在林彪之上的陈云，是中共最具权威、毛泽东也甘拜下风的经济专家，在总结经济问题的全国性会议上，他最有资格发言，但他就是不开口。毛泽东一连三次点将，陈云依然三缄其口，自称不了解情况，不便发言。其实陈云对全国经济困难的问题早已了然于胸，但是说真话担心使毛泽东处于尴尬境地，说假话又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于是选择了一言不发。

还有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原本打算在会议上批评大跃进的错误，因为他的思想和眼光和彭德怀比较接近。然而当他看到林彪高调吹捧的发言后，担心自己的批评发言弄不好会落个彭德怀一样的结局，不能成事反而坏事，马上改变主意，来了个“批判修正主义”的发言。

我们不能指责这两位革命家“耍滑头”，明哲保身，这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下的斗争策略。

林彪完全可以采取这种策略，借口“身体不好，情况不明”，不做发言。即使非讲不可，那就专讲军事问题，部队工作。可惜，他非要讲大跃进经济问题。据说大会已经给他起草了现成的发言稿，他却抛开发言稿，即兴发挥，对大跃进的错误毫无顾忌地掩饰了一番，对毛主席的“一贯正确”、“永远实际”肉麻地吹捧了一番。所以，林彪的这个讲话，绝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是主动创造，别有用心！

有人为了说明林彪的“不得已”，竟然和彭德怀的意见书作对比，居然认为二者有不少相同之处——二者都是不得已而发的，二者都总结和肯定了大跃进的伟大成绩，都指出了大跃进存在的问题，都歌颂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泽东之所以赞成林彪而批判彭德怀，就因为彭德怀是“武将干政”，且有历史积怨。

这是幼稚可笑的胡言乱语！彭德怀不得已，是一腔热血，忧国忧民；林彪不得已，是一番苦心，谗言媚上。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彭的意见书上，前面固然用了一定篇幅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但这完全是一种劝谏策略。他写信的目的可不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而是为了提意见，揭问题，恳求毛泽东出面解决，以利于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因为在庐山会议将要结束时，彭德怀发现大跃进堆积如山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忧心如焚，求见毛泽东而不可得，于是就写了这封信。他恨不得将自己在各地调查得来的大量触目惊心的负面材料一股脑儿报给毛泽东，可是斟酌再三，担心毛泽东承受不了，所以才这样写。然而就是这样一封讲究“策略”的信，居然刺痛了毛泽东的神经，使其怒火不熄，三天三夜睡不着，接着对彭德怀发动了暴风雨般的批判。如果彭德怀一上来就痛陈大跃进的错误，丝毫不谈大跃进的成绩，事情恐怕会更糟糕！

而林彪的这个发言，和彭德怀的动机完全相反，“不得已”是为了讨好献媚；肯定大跃进，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指出大跃进的一些缺点，是为了掩盖毛泽东的失误。当然，歌颂毛泽东是当时众多领导干部的常态，但是在亟需清算大跃进错误、毛泽东对此错误应承担主要责任的时候，却肉麻地歌颂毛泽东，就显得极不合时宜，和大会的基调极不协调。他发明的“自然灾害论”“交学费论”“毛主席一贯正确论”，就成了脱离实际、歪曲事实、编造谎言、阿谀奉承的经典名言，使所有洞晓真相、富有良知的人们嗤之以鼻，也让千千万万在极左路线蹂躏下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深恶痛绝！

林彪和彭德怀的这两篇言论，动机和主旨大相径庭，由此显示的人格精神和道德品质也有天壤之别。彭德怀由此成了新中国第一忠臣，第一正直的人，第一大写的人！林彪由此成了什么人呢？……

当然，林彪的讲话使毛泽东大为兴奋，讲话一结束，毛就带头鼓掌。他问罗瑞卿：“这番讲话你能讲来吗？”罗答：“我讲不来。”毛立命罗将林彪讲话整理成文件发下去，让人们反复学习。

彭德怀因那封信沉重地倒下了，林彪因这次发言轻松地崛起了。林彪自此以后乘胜吹嘘，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大做文章，在制造个人崇拜上大出风头，果然一路走红，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踏着刘少奇倒下的躯体，登上了中央第二把交椅，成了万众瞩目的毛泽东的接班人。

但是，林彪的结局就一定比彭德怀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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