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新左派”与鲁迅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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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与鲁迅的中国

王彬彬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就有了“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之争。所谓“自由主义者”和所谓“新左派”，面对的问题往往是同样的，即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种种不如人意之处，种种丑恶现象。面对的问题是同样的，但在问题的成因和解决的方法上，二者的观点尖锐对立。“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乃是改革开放还远不充分所致。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自由主义者”确信，半吊子的改革开放，必然出现种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必然产生无数怪胎。只有改革开放真正“到位”了，这些让人头疼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新左派”则往往有意无意地把种种问题的出现，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并表现出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怀念和赞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六十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别。前三十年是计划经济时代，是闭关锁国的时代。后三十年则是计划经济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坎坷曲折地向前推进的时代。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后三十年即便有再多的问题，即便有再多的不合理之处，也远远优于前三十年。而“新左派”热衷于从前三十年寻找医治今日种种问题的药方。从“新左派”的各种言论中，从“新左派”或鲜明或暧昧的价值取向中，人们不难看出，他们是认为前三十年远远优于后三十年的。他们不厌其烦地谈论前三十年的“平等”、“公正”，又慷慨激昂地谴责今日的无数罪恶。我们知道，在前三十年中，有“十年文革”。连这“十年文革”，“新左派”也不惮于肯定和讴歌。在对今日的中国进行批判时，“新左派”把眼光投向了鲁迅，极力从鲁迅那里挖掘批判今日中国的思想资源。鲁迅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杂文、时评，成了他们的《圣经》。而当他们借助鲁迅晚年的这些文章来批判今日中国、并怀念和歌颂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时，人们很自然地从他们那里获取了这样的信息：一、今日的中国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今日令“新左派”痛恨的现象，正是当年令鲁迅憎恶的现象；二、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鲁迅也与今日的“新左派”一样，是基本肯定的，至少，鲁迅也会认为，前三十年比后三十年好。

今日的所谓“新左派”，其中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是鲁迅研究者，并且是颇带一点自由主义色彩的。。他们那时只认可鲁迅小说而对鲁迅杂文、时评，是十分鄙薄的。尤其鲁迅上海时期的那些文章，在那时的他们看来，实在是毫无价值。上海时期的鲁迅，没有好好经营小说上的长篇巨制，曾令他们痛心疾首；上海时期的鲁迅，把大量时间精力耗费在杂文、时评上，曾令他们痛惜不已。然而，“此亦一时也，彼亦一时也”。如今他们成了“新左派”，看待鲁迅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鲁迅晚年那些杂文、时评，一夜之间身价暴涨，似乎远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之上。不过，当“新左派”以为“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时，当他们觉得自己与当年的鲁迅心心相印时，我总觉得是在谬托知己。

当鲁迅活着时，在他那里，有着三个中国。鲁迅的第一个中国，是传统的中国。对这传统的中国，鲁迅是彻底否定的。在鲁迅看来，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正在吃人的人，有一天也许被人吃；正在被吃的人，也许曾经吃过人。在鲁迅看来，在传统的中国，几千年来，广大民众从来没有挣到过“人”的资格，因为对于广大民众，几千年来从来只有两个时代，即“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前者是所谓“治世”而后者是所谓“乱世”。在鲁迅看来，传统的中国，是“沙聚之邦”，中国人只不过是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主体性的沙粒，历代的帝王也不过是“沙皇”而已。鲁迅的第二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如果把1911年中华民国的成立看作是传统中国的终结，那鲁迅在传统中国生活的时间是更长的。从1881到1911，鲁迅在传统中国整整生活了三十年。当然，这期间，有七年时间生活在日本。扣除这七年，鲁迅在传统中国和中华民国生活的时间，相差不大。对这两个中国，鲁迅都有深切的感受。我们当然可以说，对这两个中国，鲁迅都是否定的。鲁迅的批判锋芒，更多地是指向中华民国的。对中华民国的种种污秽、丑恶，鲁迅常常是义愤填膺，与之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对民国的“黑暗”，鲁迅憎恶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往往让人想到“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这句古语。然而，如果问对民国百不顺眼的鲁迅是否愿意回到古代去，是否愿意回到传统的中国去，鲁迅的回答必定是： “NO！”。即便在民国最令鲁迅悲愤的时候，即便在鲁迅感到快要被黑暗所吞噬的时候，他也决不会生出回到过去之意，哪怕是一闪念也不会有。鲁迅无疑会认同这样的看法：民国再糟糕，也远远强于传统中国；民国再黑暗，也比传统中国有更多的光明。如果不是这样，那鲁迅岂不是成了主张开倒车的复古派。

在鲁迅的时代，对民国不满者，也大体分为前进派和倒退派两类。前进派强调只有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改革甚至革命，才是中国的出路；倒退派认为民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主张回到古代去、回到传统中去。鲁迅无疑属于前者。对民国的黑暗，鲁迅往往以最恶毒的语言进行攻击，但当有人主张开倒车时，他攻击的语言则十倍地恶毒。对民国的黑暗，鲁迅当然十分敏感，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对任何一种主张开倒车的言论，鲁迅则十倍地敏感，百倍的警觉。鲁迅批判自己曾置身其中的传统中国，鲁迅也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正置身其中的中华民国，但这两种批判，其实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鲁迅对传统中国的批判是根于恨，那他对民国的批判则是根于爱。鲁迅固然说过“招牌虽换，货色依旧”这样的话，但鲁迅也斩钉截铁地说过：“我爱民国”。鲁迅对民国的批判，批判的原本就是在民国继续存在的旧东西。鲁迅憎恶民国的“招牌虽换，货色依旧”，说明鲁迅所憎恶的是挂着“民国”招牌的传统中国而不是民国本身。在鲁迅看来，民国的黑暗，不过是传统的黑暗的继续。民国的黑暗越浓重，鲁迅对传统的中国便越憎恶。

如今的“新左派”，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对现实表达不满和批判的。他们痛恨经济的“全球化”，视“跨国资本”为罪恶渊薮。这与鲁迅当年批判现实的出发点可说并无共同之处。鲁迅几乎从来不从经济角度思考中国问题，他念兹在兹的，是“立人”，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最广大的民众思想上的觉醒。即便晚年批判十里洋场上的某些似乎与经济有关的现象，鲁迅也总是透过经济看到文化，看到传统的阴魂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地登场。《唐朝的钉梢》这样的文章，就很有代表性。鲁迅本来以为，上海的“摩登少爷”对“摩登小姐”的“钉梢”，是“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但他偶然在《花间集》中发现了一首描写“钉梢”的《浣溪纱》，于是明白“唐朝就有了这样的事”，而且“分明和现代的钉梢法是一致的”。鲁迅特意将那首《浣溪纱》译成白话，目的是在告诉世人：今日十里洋场上的“钉梢”，不过是唐代“钉梢”的“白话版”。国民党的政治专制、国民党统治方式的流氓化、国民党中下层党徒的无赖化，也是令鲁迅感到黑暗的重要原因，对此，晚年鲁迅也尽其所能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嘲骂。但同时，鲁迅也反复强调，民国时期政治上的腐败、堕落，也是其来有自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鲁迅屡屡提及明末。在他看来，那时的中国，与明末极为相像。明末时候，一方面是政治的流氓化，另一方面是流氓的政治化。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汉人当了几百年的亡国奴。……明白了鲁迅晚年真实的思想状况，弄懂了鲁迅晚年真正的忧思和追求，便不难看出，今日的“新左派”引鲁迅为同道，实在有点思想劫持和思想绑架的意味。鲁迅毕生坚守启蒙立场。在他辞世的1936年，上海滩上救亡浪潮汹涌澎湃，大有将启蒙意向、启蒙追求扫净涤荡之势。鲁迅对此深为忧虑，于是写下了这样一番话：“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我以为，这是鲁迅晚年最重要的思想，也可以视作是鲁迅的思想遗嘱。我觉得，热衷于批判今日现实而又视鲁迅为知己的“新左派”，实在应该好好体会一番鲁迅的这番遗嘱。

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后，萧三撰文宣称：“假如鲁迅今天还在，他无疑是我们整风运动中的一员健将。”1966年，“文革”开始后，郭沫若撰文宣称：“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过的高峰”。而今天的“新左派”以为，假如鲁迅还活着，一定会与他们站在一起，痛诋“全球化”、怒斥“跨国资本”、怀念计划经济、赞美“赤脚医生”、讴歌“文革”中的“公正”、“平等”……对鲁迅的劫持、绑架，原本也是有传统的。

鲁迅的第三个中国，当然是理想的中国，是由“沙聚之邦”转化而来的“人国”。这“人国”的具体图景，鲁迅并没有描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最广大的中国人都由“沙”而变作了“立”于天地间的“人”，都不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奴隶”，也不再有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奴性。如果“新左派”认为“文革十年”和“文革”前的十七年，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接近于鲁迅所憧憬的“人国”，那人们除了“无语”，就难以有别的表示了。

2008年9月22日于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本文发表于《东岳论丛》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