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本立：文革中我与薛暮桥那点事

reading

薛 暮 桥 不 是 教 条 主 义 者
——说说文革中，我与薛暮桥那点事

范世涛、薛小和著《薛暮桥年谱：1904 - 2005》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第一作者范世涛写年谱过程中，为了解薛暮桥文革中与我有关的事曾访问过我。我由此重新关注薛暮桥，重新思考文革中的事，对薛暮桥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我想我与薛暮桥文革中那点事还是应该写出来，毕竟那是历史的一页，也许有助于读者反思文革，也有助于了解薛暮桥真实、多样的人生。

一、文革中，发《声明》打倒薛暮桥始末
1.1967年初薛暮桥写材料揭发批判陈云主张分田单干
我1965年9月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薛暮桥当时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全国物委和中央财金学院都没有直接关系，不管我们学院什么事。当年我也没读过薛暮桥的书，对他是无知不识的。
但大学时代适逢文革运动兴起，我在党中央的批判资产阶级及反动路线号召下成了造反派。造反活动波及主管我们学院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薛暮桥供职的国家计委、全国物委与财政部同在三里河，都是周总理领导下的国务院财经部门。1967年初，周总理要我批陈云，要找批陈云的材料，这才知道薛暮桥，了解到他是陈云尤其信任和重用的高级干部，有很密切的关系。
文革中批陈云这件事，是周总理主动领导发起的。1966年12月31日，周总理支持成立了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财联委”）。当年我在财贸口参加文革运动，带头批判李先念在财贸口执行的资反路线，有机会被李先念、周总理认识、关注，一度还被信任。因此我成为这个全国财联委的负责人。
周总理在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造反派和财贸口领导一起，把财贸系统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受修正主义影响的东西揭发出来。1967年1月初，周总理明确指示我：“陈云的右倾思想，你们财贸口可以批嘛”!1967年3月21日，周总理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讲话讲到批判陈云问题时再次指出来：“陈云这个人思想是右的，这许多人可能知道”。1967年5月4日，周总理接见财贸口各派代表讲话时又说：“十七年来，财政部是谁开始的？是陈云，头就找错了。”
李先念当时也积极批评陈云，说“陈云是错的，是反对毛主席的”。1967年8月17日，李先念在国务院财贸口大会上作检查说：“过去在整个财贸工作中，也长期受到刘、邓以及陈云的错误路线的毒害和影响。他们极力推行资产阶级的一套，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我遵照周总理和李先念的指示，在财贸系统发动了对陈云右倾思想的批判。财贸口各部委的领导、国务院财经战线的有关领导，可能得到了周总理和李先念的类似指示，均积极参与了批判陈云的运动。李先念在中南海家中亲自拿给我的第一份揭发批判陈云的材料，是财政部副部长吴波一万多字的批判陈云的文章：《彻底揭发批判以刘、邓（陈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时任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粮食部陈国栋等也都积极提供了批判陈云的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我到全国物委造反，也拿到了薛暮桥揭发批判陈云的材料。这些材料均摘编到“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编印的《陈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摘编》中。
照当时的看法，陈云的右倾思想最集中、最主要的表现，是1962年对当时农业形势作出了不同于毛主席的悲观判断，提出分田单干的主张，并游说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林彪等中央常委，得到常委们的支持和赞同。他拒绝毛主席邀请，是唯一不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中央常委，随后应邀参加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宣讲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应对的办法。针对陈云的分田单干和悲观形势估计，毛主席在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会上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并重提阶级斗争。文革中批判陈云分田单干的主张，被认为是抓到了陈云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罪行。
为调查收集陈云的材料，财金学院八八队派人去陈云家乡上海青浦县，了解到陈云提出分田单干的主张，与他1961年在青浦调查有关。这就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讲到发生三年困难时，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他在湖南老家花明楼的调查有关一样。而陈云的青浦调查，薛暮桥是主要参与人和调查报告起草人。陈云1962年提出分田单干主张，事前还找过他信任的姚依林、陈国栋等人帮助算账、商量。批陈云时，他们为这件事都写了揭发、批判材料。薛暮桥作为青浦调查主要参与者，1961年7月《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纪要》的作者，对陈云青浦调查经过自然最清楚。在周总理和李先念的号召下，当时也写了揭发批判陈云的材料交给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
薛暮桥1967年1月26日写的材料这样揭发陈云主张分田单干问题：“陈云在青浦主张扩大自留地，接着又对安徽的包产到户发生兴趣，专门要了材料去进行研究，一九六二年竟发展到主张分田单干到户，比邓子恢还要反动。他说用现在办法粮食恢复要五年，经济作物要八年，如果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可以恢复得快点。”
“他（指陈云）在青浦作养猪调查，把公养母猪如何养不好，私养母猪如何养得好，描写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他不引导农民去改善公养母猪的管理工作，却尽力宣传私养的优越性，企图搞垮集体经济。”
随后，薛暮桥继续写了揭发批判陈云的材料。1967年2月4日的材料揭发陈云早在1959年时，就批评1958年“几千万人上山对农业破坏很大，我看五年恢复不了”。薛暮桥接着揭发陈云说完这句话很后悔的样子说：“这句话谁也不许说出去，带到家里也不要说”。这个揭发材料说明，陈云1962年对农业形势，对农业恢复时间的悲观估计，早有自己的判断，决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在1967年初批判陈云的问题上，姚依林、陈国栋、吴波等财经战线领导人以及薛暮桥都是响应周总理和李先念的号召，和我们造反派在一起，“把财贸系统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受修正主义影响的东西揭发出来”。什么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说：“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抺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抺煞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陈云主张分田单干，毛泽东认定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修正主义。周恩来公开号召下，财经战线的部委领导人都积极参与揭发批判陈云，这一事实说明，1967年初周总理要我们批陈云的修正主义主张，批他的资本主义路线的，批判陈云的主张与思想对财贸系统及财经战线的影响。

2.反击“二月逆流”，我起草第二号《声明》打倒薛暮桥
但文革的事情说变就变。1967年2月16日下午，李先念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当面严厉批评中央文革、表达对文革负面行为强烈不满，2月17日凌晨陪同周总理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余怒未消，指责财贸口财金学院八八队等造反派组织方向错误。周总理则发怒，当场下令逮捕不执行他指示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周总理讲话中严厉批评了文革中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倾向，要求在夺权中被夺权或靠边站的国务院部委机关党组一律恢复工作，重掌业务工作领导权。
在1967年2月17日周总理、李先念接见讲话的直接影响下，财政部造反派群众组织革命造反司令部立即垮台。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一律恢复工作，凡中央还未批准停止工作的领导干部也全都恢复工作。
本来全国物委造反派组织1967年2月4日夺权后，薛暮桥主持的物委党组已停止活动。2月22日下午，全国物委公布李先念的口头指示：李先念副总理与李富春副总理商量后的意见：“薛暮桥同志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些错误，说过一些错话，写过一些错误文章，作过一些错事”。“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教育要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摆事实，讲道理，坚持文斗，并给他一些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接到李先念这个电话口头指示，物委的革命造反指挥部公开检讨夺权错误，并恢复了薛暮桥的党组书记职务。薛暮桥重掌物委业务工作领导权，即召集全国物委党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他起草的关于物价问题给李先念等同志的报告稿。同时薛暮桥作为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成员，参与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的业务工作。
在1967年初毛主席号召开展夺权斗争阶段，李先念主动打电话叫我到财政部夺权，现在又突然变脸指责我们方向错误。我对他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不满、不理解。对还在运动高潮中，正在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的领导干部，不区分情况分别对待，一律恢复原职予以保护，认为李先念的意图、想法是否要结束文革运动了，对他的做法产生疑虑。。本来，我已注意到周总理讲话与中央文革的口径常常不一致，心中有疑问，并当面问过周总理这个问题，周总理解释：我的地位不同嘛! 我代表中央，要按中央的决定讲嘛。我当时完全相信周总理的解释，但将李先念与周总理严格区别开，认为李先念的言行不能代表周总理，且未向周总理反映真实情况。
3月初，中央文革成员讲话中提到复辟逆流问题。3月8日，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岗山带头发起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行动，矛头直指谭震林。这种新的动向马上引起我的关注思考。我认为李先念二月的言行可能就是复辟逆流在财贸口的表现。为弄清这个问题，财金学院八八队联络北京高校和机关单位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对财政部的文革运动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此时，传来毛主席的指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逆流”。3月10日《红旗》第五期社论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
正是这段时间，我去全国物委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调查，了解到薛暮桥得到李先念的保护，官复原职，恢复全国物委党组。又看到全国物委造反派组织揭发批判薛暮桥的材料，说薛暮桥是刘少奇在经济战线信任与倚重的经济学家，刘少奇在海南岛搞政治经济学读书会，名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实为否定毛主席提倡的三面红旗。而薛暮桥就是这个读书会请来的理论经济学教师，刘少奇在读书会上的讲话笔记就是他整理的。而李先念的口头指示，说薛暮桥只是“说过一些错话，写过一些错误文章，作过一些错事”，这是不是太轻描淡写了？我把薛暮桥恢复党组工作，看作是李先念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反对中央文革的复辟逆流表现，支持反击复辟逆流的斗争。因此，1967年3月11日，我起草了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作战部第二号声明，支持学部经济研究所东方红兵团与全国物委劲松战斗队对薛暮桥的批判，批评李先念保护薛暮桥的指示，认为薛暮桥“决不是什么只是‘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写过一些错误文章’的人。”声明最后写了一句文革最流行的口号：
“薛暮桥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67年3月后的几个月，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物委和北京高校等单位组织批判薛暮桥的群众大会活动，八八队都积极支持和参与了。此时，我们认为薛暮桥是紧跟陈云路线的，是陈云的亲信党羽，是刘少奇、陈云财经路线的军师，为他们撰写文章，草拟文件。
在这种形势下，1967年4月6日，周总理接见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群众组织代表讲话时说：“薛暮桥常委研究过了，同意停职反省”。5月1日正式宣布，中央同意薛暮桥停职反省。
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中，我们始终认定薛暮桥为经济战线的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反对毛主席路线，支持并为刘少奇、陈云路线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薛暮桥停职反省后，北京高校，机关单位等群众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将他和孙治方作为经济学界的主要批判对象，深挖大批判材料，撰写大批判文章。
这在当时是受到中央领导鼓励的革命行动。1967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总理亲自出席大会讲话祝贺。我应邀出席大会，散会时在主席台上，见到周总理、郭沫若等领导人。周总理在我当面呈交他的请示召开批判刘少奇反动路线万人大会的纸条上批示同意，并要我找谢富治具体办理。同时我又请郭沫若为我们拟创办的期刊题写了刊名《经济批判》。这份《经济批判》，文革运动中办了几期，随着形势变化也就停了。
二、薛暮桥不是教条主义者
1.周总理说过：薛暮桥是个教条主义者
周总理接见财贸口群众讲话时，不止一次讲过批判薛暮桥的问题。其中有一次讲话，周总理说：薛暮桥是个教条主义者。
周总理对薛暮桥的这个评价，我记忆深刻，多年来常常想起这个评价，引发我对薛暮桥的关注和求解这个人的兴趣；更引发我探寻1949年后，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经济工作、发展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上，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因不同认识与不同思想主张，在不同时期的分歧、冲突、斗争过程中，而作出不同决策的真实历史。进而思考对高层决策过程中的分歧、冲突实情，薛暮桥知道些什么、参与过什么，他的认识、选择、表现与影响、作用。
周总理批评的“教条主义”概念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教条主义者这个概念大家知道，延安整风时期被毛主席用于批评王明集团，脱离中国实际的一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亚当·斯密则说过：“教条理论家“是指自视甚高，认为“可以像摆弄棋盘上的棋子那样轻松驾驭一个国家”的一类人。
2.薛暮桥是共产党内经济学界头号理论权威，也是能联系中国实际提出应对方案的财经工作领导者
现在，我对薛暮桥有了更多、更全面了解，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薛暮桥并不是一个毛主席批评所指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只会纸上谈兵的教条理论家。薛暮桥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有自己主见的人，是一个终生学习经济学知识，所学经济学理论紧密联系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实际，顺势不断适时对财经政策，发展中国经济的方向、体制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意见，并推动实践、实施的财经工作前线领导人和有长期经济工作经验的经济学家。

3. 1949年后，党领导经济工作中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和斗争
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薛暮桥长期担任中央财经秘书，他随时都要面对的经济工作实际是什么？
此时，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国的经济运行、经济活动、经济发展，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的。这就是最基本的实际，而党的高层领导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与主张和实施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中，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客观存在不可否定的事实。
1949年后，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在两个问题上，党的最高领导人之间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最为激烈，这种党内斗争不可调和的发展、激化是引发公开化的群众性运动，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主要动因。
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毛泽东早在1919年就认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在他成为党的领袖后，在不同时期始终清醒认识吃饭问题最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过：“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1949年后说过：“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党内高层对这件大事的第一性认识没有异议，分歧在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办法解决吃饭问题。有人类以来就有吃饭问题，原始人类搞饭吃的办法，就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捕猎。历史的发展、进步，种植、饲养成了搞饭吃的新办法，由此世界发展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不同社会形态。而伴随游牧、农耕办法的发展，以交换方式搞饭吃的办法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成长，工业化生产的产生与发展，交换的办法已成为解决由社会分工，地域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与能力解决吃饭问题的主要方式。在交换经济成为搞饭吃的主要方式的地方，货币不但成为人们搞饭吃的主要工具，而且可变为资本，为资本所有人增值，创造不断增长的财富，获得不断扩大的交换机会与权利。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断发展，成为现在世界上主要的搞饭吃的办法。
以农耕自给经济为搞饭吃的主要办法的传统中国社会，晚清时期被西方发达的交换办法的大规模侵入，引发中国社会的动荡和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以共产主义理想号召穷人革命造反，依靠穷人建党建军，并以统一战线团结多数，成功夺得全国政权。
掌控全国政权的共产党要以何种办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呢？是以资本的生产方式、自由交换的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央政权控制调节的交换方式？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毛泽东、陈云、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即用什么办法解决吃饭问题，有不同的思想与主张，且在三个不同时期，三个人的不同指导思想与主张成为主导的指导思想，实施了不同的交换经济模式。1949年到1976年时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政权掌控调节的计划交换模式占主导统治地位，全国人民都在这种办法下搞饭吃。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陈云回到党中央重掌大权后，到1992年这段时期，陈云的思想成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鸟笼经济思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成为搞饭吃的主要方式、办法，在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下成为共产党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现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发展的主要模式。
用什么办法、方式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这个第一大事，党内最高层不同思想的分歧、对立和斗争，集中表现在农民应取何种生产方式，用什么办法搞饭吃这个第二大事上。
毛泽东自认自己是“以其道易天下者”。毛泽东认识与发展的中国革命之“道”，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中国农村的穷苦农民，创建根据地，聚集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路线。毛泽东的“道”，逐步为全党认同，摆脱了当年王明、周恩来党内多数领导人执行的“共产国际”路线之“道”，取得成功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毛泽东是靠农民打江山，夺取全国政权的，对中国农民问题自认最有研究、最了解、最懂得。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自给为主的农耕经济，是中国农民两级分化，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穷苦的根本原因。要改变、替代中国农民个体小生产方式的新办法，有两个：一是西方模式，即大资本家掌控大农场，将大多数农民变成雇佣农业工人的生产方式，农业机械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二是苏联斯大林模式，即将千百万个体农户组织起来成立土地等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的集体农庄或合作社，从集体化生产到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生产。毛泽东认为集体化生产是改变中国农村经过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后，中国共产党为亿万农民选择的为长远利益，避免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农村支持个体化生产而在已实现集体化后，在遭遇暂时困难时又主张倒退到个体化生产方式，这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巩固发展集体化生产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泽东认定的社会主义阶段主要标志就是所有制问题，就是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物资生产极大丰富，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发展成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1958年大跃进式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浮夸出来的高产卫星，使许多领导人头脑发热，认为中国可以在短时期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表述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1958年前，党的高层领导人没有多少异议。不同意见，发生过争议只是选择在什么时候开始搞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全民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改造问题；是否搞快了，还是搞慢了的问题。在这期间，刘少奇主张过先巩固新民民主义秩序，批评过急于搞农村集体化生产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邓子恢认为合作化运动搞快了的意见；周恩来、陈云1956年提出反冒进的意见，得到刘少奇的支持等不赞同毛泽东意见的异议。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大家欢呼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取得基本胜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已为全党接受，中国社会开始实现用中央政权控制调节的交换方式，交换经济办法，来解决吃饭问题的情势下，只有陈云注意到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排斥禁止，抺杀了自由交换经济有利的、好的一面，即放手激发每个参与交换的平等主体自由竞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努力生产低成本、高质量的好产品、新产品，抢夺市场多赚钱优点。陈云在八大会议上发言，主张在发挥中央政权控制调节的计划交换经济优越性的同时，要容许、保留发挥自由交换经济的有利的、好的一面，以克服计划交换经济的弊病与不利的一面。陈云的这种思想，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一段时期发展成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鸟笼经济思想。
1958年大跃进发展经济的群众运动，发生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破坏性经济活动，被许多人批评，以至引发党内高层在1959年中庐山会议上的分歧、冲突，毛泽东出手应对，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被批判和清算。
大跃进遭遇挫折的实践，导致党内高层对毛泽东认定的、实践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审视、检讨与思考。毛泽东号召读书研讨，希望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坚定认识、实践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用毛泽东理解 、论述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4.薛暮桥的经济学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社会生产方式长期共存的思想和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对党的高层思想的影响
薛暮桥的经济学理论，他对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所有制形式多种形式并存的实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讨、思考，提出论述的新的见解，新的想法，此时在党内高层读书、研讨、思考社会主义问题时，影响、启发他们有了不同的新认识、新主张。
1939年，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长的薛暮桥写了一本《经济学》课本。其研究论述对象，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是不同于他人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
我们上大学时，学习政治经济学所用教材课本是于光远、苏星编写的，其内容基本上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缩写本。马克思自己说过，他写《资本论》，研究交换经济的资本生产方式，是如自然科学那样，只是将单一研究对象，从复杂多样性的自然界抽象出来，放在实验室创造的环境条件下，研究其特性、变化、发展的条件、规律等。交换经济的发展创造、产生了货币这个特殊的商品，而货币一旦产生，就不断获得和扩展以交换方式取得、占有其它一切交换对象的权力，货币的积累成为财富权力的物质力量。人们对货币权力的追求、对货币财富增值的追求、发展出将货币变为资本，通过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不断循环周转，赚取不断增加的货币价值量的一种物质生产方式，成为人类社会解决吃饭问题最强势，被人类普遍接受以取得货币进行交换来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
通过货币转化为资本赚取更多货币，积累更多货币解决吃饭问题的方式、办法，虽然以其优势为人类社会多数人接受、采用，但在人类社会生存进步、发展的历史中，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存的人类社会中，搞饭吃的方式、办法始终有多样、多种方式、办法共存；在资本方式、办法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地区，其它搞饭吃方式、办法，就是最原始的采摘、捕猎的办法。仍然是有的人赖以谋生的办法。而个体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办法是广泛长期存在的，是不可能完全彻底消灭的。这种多样性的搞饭吃的办法将长期共存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物资生活的整体的全景式的现象和真实存在。
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强调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多样性办法共存的事实，多种多样的生产办法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历史过程中虽有此消彼长现象，但不会仅有单一性的资本生产方式存在而其它多种方式全部灭失。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证明，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生产方式、多种搞饭吃的办法，所呈现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是长期共存的。
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考察、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以多样性方式、办法共存来解决吃饭问题，而聚合、组成生存发展的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经济现象，而不是照抄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单一性的资本方式为研究对象。
薛暮桥的研究思考，对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将由资本主义进步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过程，只是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而对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没有再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新的观点。薛暮桥认为社会主义也有一个初始、成长、成熟的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国是在资本方式落后的社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较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资本方式、个体方式等多样性的解决吃饭问题的方式、办法将会较长期的存在，只是会逐步缩小一些方式、办法存在的范围，减少采用的人群。薛暮桥由此认为中国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只存在单一性的公有制形式，而否定解决吃饭问题多样性方式、办法的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纯净的东西。排斥混合经济，追求解决吃饭问题只有单一形式办法的社会，是脱离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前面说过，中国大跃进的挫折，迫使党的高层领导人重新学习、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等最高领导人都组织了自己的读书会，学习研讨马、恩、列、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1959年12月底，刘少奇在海南组成读书会，要求杨尚昆、李富春、康生、薄一波等领导人推荐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又了解目前经济理论问题的人，到海南读书会辅导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薛暮桥被康生、陈伯达、胡绳三人选中推荐，得到杨尚昆、李富春等人同意，到海南参加刘少奇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还有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等领导干部。刘少奇主持读书会的讨论，鼓励大家不分上下级，谁有话就讲，不要有拘束。薛暮桥有机会在讨论会上向党的高层领导人讲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观点。薛暮桥在讨论时发言，不同意康生社会主义是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说法，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从有较多的资本主义痕迹到逐渐消灭这些痕迹，成为共产主义。薛暮桥还认为：不但发展到共产主义有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要分成几个阶段，中国目前可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
薛暮桥这个“中国目前可能还在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新观点，启发影响了刘少奇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解。刘少奇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许多小阶段”。刘少奇对薛暮桥关于多样性所有制形式长期共存的思想观点，影响刘少奇对判断国家性质主要标志的认识，刘少奇在读书会上说：“国家性质的主要标志是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而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政权能改变所有制，所有制不能改变政权。”
在邓小平成为党的核心领导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说法，刘少奇上述判断国家性质的主要标志的观点，应是特色社会主义新说法的理论依据。只要中国政权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就标志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5.党内对判断国家性质的主要标志认识上的分歧，是导致文革运动发生的根本诱因
毛泽东坚持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判断国家性质的主要标志，在农村坚持发展、巩固集体所有制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文革运动发动前的1965年，毛泽东说过：“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这样说是否在表达批评刘少奇上述观点的意见。1962年，刘少奇对陈云分田单干的主张是点了头的。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在原则问题上顶不住，发生动摇。毛泽东完全相信刘少奇所说：政权能改变所有制。说过：修正主义上台，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薛暮桥关于多种所有制形式，搞饭吃的多样性方式、办法的思想。有可能也影响到毛泽东，他关注到这种共存的实际情况，一方面他承认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时，应保留自留地和集贸市场，另一方面他更关注非集体性的多样性方式、办法的存在对公有制形式之一的集体所有制的破坏、侵蚀作用，应予限制。毛泽东说过，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就会被资本主义占领（大意）。他在农村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的地方发展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
1961年，陈云在上海召集农村调查会，准备组成调查组到他家乡青浦县进行农村调查。陈云召来薛暮桥，要他主持青浦的调查工作。青浦调查选小蒸公社为调查地点。陈云交待：调查中“我们要着重研究耕作制度问题”。薛暮桥全程参与陈云主持的青浦调查，在调查结束后起草了《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纪要》。陈云青浦调查关注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在农民养猪问题上肯定私养优于公养。如前所述，1967年初，薛暮桥所写的揭发批判陈云的材料，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评陈云62年提出分田单干的主张。薛暮桥文革后的文章说出实情：“陈云主张包产到户是从青浦调查开始的”。他没有说他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和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共存的思想，是否影响到陈云提出分田单干主张。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薛暮桥对他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观点，多种所有制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共存的观点，公开进行了宣讲传播。1978年10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首次公开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意见。随后1979年薛暮桥著新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征求意见稿的过程在学术界流传，12月该书正式出版，序言进一步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薛暮桥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上述观点在全国范围广泛传播，于光远也持同样看法，在经济学家共同努力下，最终写进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与国家《宪法》修订版中，成为改革开放推出多项政策的理论根据。
6.我对陈云鸟笼经济思想的批评和薛暮桥的批评意见
1980年，结束从1970清查“516”运动开始对我长达十年的政治审查，我被分配回老家岳阳市，安排进入岳阳市物价局工作。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这段时期，替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指导思想。陈云的这个指导思想，在实际经济工作、经济生活中，集中体现在交换经济活动中，按两种不同的价格运行。计划经济为主也就是计划控制的物资交换按计划价格交换，占全国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允许计划外生产的物资交换可按市场价格交换，处于全国经济活动的辅助、补充部分。对这种指导思想下，如何做好物价工作中的定价与管理问题，能否做到陈云期望的管而不死、放而不乱，鸟在笼子中可自由飞翔，但决不可放飞出笼子之外任意乱飞。
理论是美好的，现实是无情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是我在物价局工作中感受最多的困扰。当时木材是一种重要的实行计划管理的物资，管理中关于管与放的互相冲突的上级文件是多次交替变换的，有时还是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而这以两种价格交换的体制，更是引发腐败第一次大爆发的诱因，一个以计划价格取得物资的批条，转手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出手，就可成为当年令人向往的万元户，极少数人靠权力交换成了中国先富起来的人。
实际工作的体验，帮助我对陈云这个鸟笼经济思想有了批评意见：陈云希望照他的办法做，既要计划经济的好处，不要它的弊病；同时既要自由交换经济的好处，不要它的弊病。世界上有这样的好办法、好政策吗？世界上的事，无论作出什么决定，实行什么政策办法，有其利必有其弊。只有利没有弊的政策、办法是根本不存在的。
陈云的这种认为可以集两种政策办法，各自的利而排除各自的弊的鸟笼经济的指导思想，最终被邓小平的市场交换经济为主导的改革思想替代。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邓小平依靠少数能人带领以市场价格调节发展经济的主张，成为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经济的新的指导思想并成为党的决议宣传执行。
邓小平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思取代了陈云的指导思想。长期担任全国物价工作领导的薛暮桥的经济思想，市场化改革与价格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薛暮桥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是他人生中可大写的一页。
7.我在物价部门工作几年的经历，认识到薛暮桥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主张正确可行
中国经济向市场化的交换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其转变过程中，价格问题无疑是最核心、最难解决的实际问题。1983年，岳阳市物价局按价格分级管理的权限，决定调整长期不变的过低理发价格，只是调高了5分钱，却引发市民的强烈不满情绪，批评的意见潮流般涌来。市政府出面干涉，退回原价，才平息群众的不安。参与办理和处理这次理发价格调整引发的小小风波事件，我对价格按交换经济的价值规律改革之难有了深刻地感受。
此时，领全国改革风潮之先的广东，在价格改革问题上也走在全国的前面。广州市以放开鲜鱼价格为突破口，在市民忍受了短时间鲜鱼价格上涨增加的鲜鱼消费支出负担，很快迎来鲜鱼供应品种的丰富与数量的增长，同时价格回落。市民满意认同支持了这一市场化价格改革的举措。广东的成功经验，吸引全国物价系统的关注。岳阳市物价局决定派我随局长赴广东学习调研。1984年，我们先后到广东省物价局和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中山市等地物价局学习。和同行们的交流，对市场的观察，我对广东省物价局干部谈了我的体会和认识。首先在非必需的各类生活物资中，选择对群众生活影响较少但供应短缺的一类，先行先试，尊重价值规律，放开价格管制刺激生产、增加供给，求得供求的平衡，价格的相对稳定。这样逐步放开，分步推进，让群众从凭证供应的商品短缺困境到逐步形成商品丰富物美价廉的繁荣局面，群众逐步适应，习惯于自由竞争，自由交换，价格随供求的变化合理波动的经济生活常态。我特别提出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涨跌刺激商品供应的增减是有一个时间段的过程。在放开价格改革，初始到刺激供求显示出市场效果，必有的一个时间段的过程，此时段，如何稳定群众的不满，不理解的情绪，防止群体性的突发事件，是价格改革成败要重视并做好应对预案的最重要的事情。广东省物价局的同志很赞同我的这个认识，向我约稿。回岳阳后，我即写了一篇文章，说我对如何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认识，强调抓住这个发挥作用必经的时间段，做好稳定群众情绪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文章发表在当年广东省物价局编发的关于价格工作的杂志上。
广东省物价局的同志告诉我们，广东省各级物价部门之所以敢于放手，成功先行先试，推动价格逐步放开，是在物价战线的老领导薛暮桥，这时期先后两次出境访问，都经深圳、香港口岸出入，在深圳、广州短暂逗留时，对广东省的价格工作与大胆进行放开价格的改革，给予具体指导有关的，薛暮桥鼓励广东省先行先试放开价格的改革，一要稳步推进；二不要受现行政策规定的束缚，顶住一时的非议，做出成功的案例，取信于民。
薛暮桥长期任全国物委主任，主管全国的物价工作。文革运动初期就全国价格改革问题提出了调整方案，特别是调高过低粮食价格，刺激农民增产粮食积极性的方案，因文革运动形势，这个方案虽呈报党的领导，但被搁置未能实行。文革结束后，薛暮桥对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低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思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中实际体现的计划价格为主，市场价格为辅的情形，造成的市场混乱与诱发的权力腐败，阻碍了中国经济健康和更快速的发展。薛暮桥为此写信陈云，希望他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修正他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鸟笼经济思想，转换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平等竞争，自由交换，首先放开竞争性行业商品价格管制，允许随行就市。薛暮桥认为，影响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货币；二是供应；三是需求。而货币是影响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货币的发行供应量，是由中央权力完全掌控的，只要管住管好货币，逐步放开竞争性商品价格，必能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过往常是短缺经济的局面。薛暮桥的这个指导价格改革的思想，遗憾的没有形成高层共识，不去管住货币的同时又推出价格改革的冒进方案，引发的后果，许多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在政府的基层物价管理部门工作几年的经验和思考，对薛暮桥这个全国物委的老领导的价格改革思想很认同，认识到这个能在实践中执行并取得成功的体格改革方案，决不是一个脱离实际，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的教条主义理论家能想到，能提出的。
三、认识毛泽东搞钱的大本事，认识人民币里出政权与薛暮桥的贡献
这两年与《薛暮桥年谱》作者之一范世涛常有交流，使我对薛暮桥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依靠解放军打下江山，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支持，从蒋介石手中夺得政权，一方面可以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人民币里面出政权。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以人民币为共产党立信的过程，是一个最终人民币成为中国人交换经济生活中信任、接受、使用的信物，而把蒋介石赖以维持政权的法币、金圆劵、银圆劵击溃、消灭的过程。
历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人们常讲到毛泽东的大本事，搞政治的本事，打仗的本事，还是书法大家，诗词大家等，但很少见到人们说起，毛泽东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搞钱的本事，独立自主解决建党、建军中的最大问题，钱的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认识到钱的重要性：“凡事非财不办。”做过共产党最高领导的人，如陈独秀、王明也是很有本事的人，但他们要受共产国际的控制，要执行脱离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路线，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他们要靠共产国际给钱才能生存，才能进行革命活动。毛泽东能摆脱共产国际路线的控制，就靠自己能搞到钱养活自己。毛泽东秋收起义，红军初创时期，搞钱的办法主要靠杀富济贫，打土豪抢钱；随后主要靠江西矿产做生意赚钱；有了根据地，建立政权后开始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从征税中分钱；成立银行、发行公债借钱，到自己造钱发行边币；而最终取得建立稳定强势的货币印制发行权，是成为掌控主导全国交换经济活动中的中央领导地位，夺取全国政权、巩固政权的标志与保证。
在以人民币统一全国货币，替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法币、金圆劵信物过程，薛暮桥设计提出统一全国货币方案，具体参与组织这个方案实施，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重大贡献。薛暮桥的这一贡献与功绩，可以写一本书了，这里只是一点简述而已。
四、“不打不相识”。从无知到到有知，留文存念，任人评说
有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当年无知无畏的我，带头声明打倒薛暮桥，结果不久被打倒的是我，从1970年清查“516”运动到1980年被政治审查10年，期间还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坐牢四年。因而有这个缘分，几十年来还关注和重新了解认识薛暮桥这个人。值此《薛暮桥年谱：1904 -1952》出版，薛暮桥这个历史人物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之时，我写了这篇东西，说说过往和现在我从批判打倒薛暮桥，到重新认识薛暮桥的个人感受和思考，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不敢说写的全对，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但此文也是我人生中与薛暮桥毕竟有过的那点关系的一个检讨与交待，并以此文祝贺真实反映记述他多彩一生的年谱的出版。

        敖本立
        2022年6月16日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