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文革历史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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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概说

印红标


　　文化大革命过去四五十年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和
沉痛教训的历史长期被遮掩，致使很多中青年对其知之甚少，概念模糊，不利记取前车之
鉴。因此，普及基本历史知识十分必要。

　　以下概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三个问题并作一些分析，以求促进思考：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分期：主体阶段与后续阶段；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一斗二批三改”；
　　第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

一、文化大革命的分期：主体阶段与后续阶段

　　（一）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

　　一种意见认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三年，从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
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三年时间，这是文
革的“三年说”。强调干群矛盾、社会矛盾的人比较偏爱三年说，因为过了这三年，就没
有群众大规模冲击领导的运动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化大革命从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１９７６年
１０月抓捕“四人帮”，进行了大约十年。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著作通常采用的观念，目前也被国外研究者普遍采用。这是文革的“十年说”。

　　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通常以中共的重要会议或决策作为标志，将这十年分为前期、
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这是文化
大革命的初期，也是主体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造反运动。

　　第二个阶段是从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之后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这是文化
大革命的中期。这个时期主要是巩固新秩序，落实改革措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林彪事
件。

　　第三个阶段是从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之后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在这个阶段，最高领袖面临困局，执意维护他的文化大革命实践
和理论。

　　“十年说”还有一种简化的两段分期方法：主体阶段与后续阶段。主体阶段即三段分
法的第一阶段，后续阶段合并三段分法的中期和后期。以下讲述采用这种两段的分期方法
。

　　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是主体阶段。在这个阶段有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充分表现，有
大规模的群众造反运动；文革提出的主要任务在三年中基本完成。其中改革的任务还延迟
到后面的一段时间。后七年是运动在扫尾阶段节外生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三年引起
的矛盾和争议欲罢不能，难以收场，直到坚持文革的领袖逝世，文革才最终划上句号。

　　（二）文化大革命的主体阶段（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６９年４月）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其最独特之处只有在前三年才有充分的表现，而后
续阶段的运动态势与前三年有明显的不同，而与文革之前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大体相似
。

　　文革的主要目标在前三年基本实现：领袖率领群众运动打垮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
产阶级司令部”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
威”；进行教育文艺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尽管最后一项改革的任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予
以深化。

　　在前三年，出现了领袖大规模发动和领导的群众造反运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所谓“造反”就是以下犯上，群众批判斗争领导，学生批判斗争老师等等，尽管是领袖
发动的奉旨造反，但是仍然有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相当充分的表现。在后续阶段，群众造
反活动则成为罕见的个案。

　　在前三年，大体实现了毛泽东谋划的从大治到大乱，再从大乱到大治的周期。具体地
说，就是从放手发动群众参与运动，冲击和瘫痪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到
结束群众运动，重建党政领导体系。从主要整肃党内当权派到主要清理群众，包括不同程
度参与和没有参与造反运动的群众。尽管初步建立的新秩序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领袖设想的三年文革，到１９６９年大体告一阶段。此后，领袖和中央没有明确宣告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没有明确说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是否结束，是一
个模糊的问题。这时，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这样逐渐过去了，结束了。当时
国际上也普遍持这样一种看法。

　　（三）文革主体阶段的历史脉络

　　文革主体阶段经过了发动、高潮、收场三个阶段。

　　１，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１９６６年的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至１９６７年１月夺
权）

　　文革的发动是从治到乱，即从文革前的常态转变到文革式非常态的过程，经历了三个
阶段：

　　（１）第一次发动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到７月下旬。这段时间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少奇
和邓小平，而毛泽东在外地操控全局。政治局扩大会议５月１６日发出由毛泽东主持起草
和指导的“通知”（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６月１日毛泽东指
示中央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炮轰校领导的大字报，点燃学校运动之火，随后各地
学生起而效仿。为应对局面，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及地方（或部门）党委派出工作组到一批
大学和中学领导运动。这一时期，运动主要在教育和文化界进行。大中小学先后停课，相
当多学校的原领导瘫痪了，文化单位也开展了运动，但是工厂农村仅仅进行政治学习，保
持正常生产秩序。

　　在这段时间，学校和文化单位的运动在党委或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原党委有的进行
了改组，有的由上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或工作队）替代其领导职责，例如在北京大学和
清华大学。这是在下级党组织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通常采取的作法。

　　在这段时间，斗争的矛头主要对着高中级知识分子，就是所谓“学术权威”和有一定
地位的教师、教授、文学家、作家等，以及文化教育界的党政领导人，如当时被称为“黑
帮”的校长、党委书记等。

　　在运动中，一些激进学生不服从工作组的领导，或者挑战工作组的权威。工作组在上
级党委领导下批评或打压这些学生。这个阶段前后大约５０天，后来被称作“５０天”，
运动的态势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和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
叫“四清运动”）相似。与反右派斗争相似的是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党外，主要指向知识
分子；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似之处是运动主要在基层展开，除了北京市之外，各地运动
没有指向省领导；除了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之外，没有指向部委领导，更没有指向中
央领导。

　　（２）第二次发动从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到９月底。这个时候毛泽东回到北京，回到
一线领导运动。同时，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对前一段也就是“５０天
”的运动非常不满意，从南方回到北京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说工作组的方针是镇压
群众，批评主持中央并领导运动的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后来和美国作家埃德加·
斯诺谈到，他从１９６５年就想把刘少奇搞下去。既然已经要把刘少奇搞下去，为什么还
要刘少奇在中央主持领导运动？人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是欲擒故纵，让刘少奇主持工作，
出了问题，就可以兴师问罪，名正言顺地搞掉刘少奇。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

　　刘少奇受到批评，工作组随之被撤出学校。不久之后，中央提出在运动中要让群众“
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反对上级包办代替。

　　这段时间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２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
召开，８月８日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共１６条（简称“十六条”），并向社会公布。这是文革的第二个纲领性的文件。第
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比较原则性的文件，其内容偏重思想文化界的批
判。毛泽东在送审稿上加了一些话，例如：赫鲁晓夫那样人就睡在我们身边等，但是原文
还是从文化界批判论起。五一六通知没有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十六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并且做了一系列政策规定。

　　此外，毛泽东在８月１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在６月至
７月与学校工作组发生了摩擦，尽管工作组把他们当作左派，他们仍然不满足于工作组的
领导方针，提出了一些更激进的要求，工作组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不予赞同。红卫兵
针对工作组贴出了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并坚持不解散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在通常的
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允许群众自发地成立群众组织。所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
之后，尽管他们的主体是干部子女，来自红色家庭，但是他们自行成立组织，是工作组不
能长期容忍的。刘少奇、邓小平对此有明确的指示：这些左派学生组织（指红卫兵这类组
织）在运动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不好，不利巩固党的领导
。邓小平指示共青团中央（清华附中工作组由团中央派出）要“消化红卫兵”、“溶化红
卫兵”，就是要用共青团的组织消解红卫兵，吸收红卫兵头头进入学校共青团团委，同时
要求红卫兵自行解散。但是这些红卫兵坚持不解散。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显然是看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矛盾，工作组执行的是刘少奇、邓小
平制定的政策，支持红卫兵意在鼓励学生追责刘少奇，但是这些红卫兵当初没有领会领袖
的这个用心。此外，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还表明，他要打破党组织对群众组织直接管理的惯
例，突破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运动的掌控，对自发的左派学生组织解禁，使其成为参与运
动的新形式。

　　毛泽东在８月５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中央全会文件形式发
出。这篇短文尽管没有点刘少奇的名字，但是讲到几件涉及刘少奇的事情，熟知党内斗争
的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刘少奇。这个名为大字报的短文，暂时没有向群众公开。但很快便流
传到社会上。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失去了党的第二位领导人的地位，由林彪接替。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
卫兵代表。报纸和广播电台报道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次公开了中央人事变动，林彪替代
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位的领导人，刘少奇退居第７位。另一个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
见了红卫兵代表，带上了红卫兵献上的袖章。官方媒体第一次对红卫兵做赞赏性的报道后
，各地学生纷纷效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从８月初起至１２月底，中共中央支持了
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连”活动，允许红卫兵免费乘火车，各地安排串连学生的食宿，来京
学生免食宿与公交费。毛泽东从８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２６日，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全国
各地到北京的红卫兵，被检阅的红卫兵总数达１２００万。毛泽东以此种方式，进一步发
动群众，把全国的运动联成一片。

　　８月２０日，北京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在这个运动中，
红卫兵从强制改变风俗文化发展到越来越疯狂的暴力行动：抄家、打人、驱逐所谓“牛鬼
蛇神”离开大城市，造成了对文化、以及人民生命和公私财产的骇人听闻的破坏，在北京
和很多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红色恐怖”，史称“红八月”。这一阶段冲锋陷阵的红卫兵是
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早期中学红卫兵，人们称其为“老红卫兵”。

　　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社会的基层，指向所谓“牛鬼蛇神”（地
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本家及其他已经被打倒的人），客观上冲淡了毛泽东所要
求的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的方向。有的红卫兵甚至阻扰冲击领导干部，发传单声言：“只
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反对冲击领导干部。如果任其发展，冲击党内走资派的重
点目标势必落空。因此，在９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学生座谈会。在１０月初，运动
进入新的阶段。

　　（３）第三次发动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６７年１月，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旗帜。这个运动的起点是１０月１日林彪在天安门上的讲话、《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
论和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林彪这个讲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精
神。《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斟酌文字，延期到１０
月３日出版。１０月５日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
反，以及党委和工作组不再领导部队院校的运动。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这个紧急指
示，并告知这个紧急指示适用于地方大中学校。

　　这一阶段发生的重要事件还有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文化大
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主旨讲话，进一步阐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义。他说：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为文革之初，刘少奇领导运动时期以及老红卫兵
或文革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领导运动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和群众平反。要注意的
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要求的是为学生和群众平反，不包括那些所谓资产阶级反动
权威、“黑帮”“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一个内容是批判“血统论”，就
是批判早期红卫兵即“老红卫兵”所鼓吹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所谓
阶级路线。“血统论”这个帽子或者标签，是陈伯达这个讲话里提出来的。

　　领袖要求把矛头对准当权派，而在群众里有两种力量是当权派的保卫者或者防火墙。
第一种是受到当权派信任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等。他们是因政治的关系靠
近领导人，与当权派关系比较密切。第二种是与领导干部有血缘关系的干部子女，而干部
子女是老红卫兵的骨干。与保守派和老红卫兵对立的是造反派。造反派最初是少数派，后
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在中央的支持下发展成多数。北京和很多城市发生了
造反派由弱到强的变化。

　　再往后，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１１月１０日，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赴京告
状受阻，遂于上海西北郊的安亭火车站，卧轨拦截１４次列车，使京沪线中断２０小时，
震动全国，惊动中央。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在安亭签字承认“工总司”合法，随之引起
工人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的高潮。上海市委在文革初曾经积极配合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是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但是后来运动进一步发展，上
海市委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特别在是工人造反派兴起之后，陷入被动。

　　与造反派兴起的同时，地方和基层党委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在这样的情势下，１
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概括地说，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把群众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内，“
矛头向上”批判领导干部的错误路线。所谓错误路线就是压制群众的路线，而这个路线是
由上级贯彻下来的，追究错误路线的责任，就从基层追到省市，直到中央制定路线的刘少
奇。

　　在这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中，此前受到压制打击，在政治上或社会上处于
边缘状态的群众被动员参加运动，形成了造反派。所谓处于政治边缘状态指被工作组打击
、被认为是“假左派，真右派”的一些人，以及不受领导信任的人。社会边缘指家庭出身
不好的人。政治是可以选择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涉及家庭的社会地位。出身够不
上“红五类”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出身中间状态的，一类是出身不好的。出身不好的学
生在学生中是少数，而出身中间的占很大比重，尤其是在那些对运动有重要影响的重点大
学和重点中学。这样的学校集中了两类子弟，一类是干部子弟，但是干部子弟的人数通常
不及出身中间状态的学生。后者指那些在旧社会的中间或中下阶级的子弟，出身不算好也
不算坏。例如：职员出身包括：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医生、工程师，会计等现在称作“白
领”人员的子女。这些人在中学的造反派里比较多，也比较活跃。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运动中伸直了腰板，追随领袖参与造反，充当马前卒。
经过三次发动，毛泽东终于唤起了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心甘情愿紧跟领袖造反的群体。与此
相对应，党政领导当权派在这个阶段普遍受到非难、指责，不得不检讨自己，狼狈不堪。

　　２，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１９６７年的１月夺权至１９６８年的夏季）

　　这是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时期。

　　这个段时间发生了这样一些事件。一个是“二月抗争”（当时被称作“二月逆流”）
：一些副总理和元帅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和军委会议上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其背景是毛
泽东批评了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副总理和元帅们就此谴责中央文革小组，表达了领
导干部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造反的强烈不满和愤怒。这是在中央，在地方则是“二月
镇反”。武汉等一些地方的军队认定一些造反派是反革命，予以关押。一些造反派怀疑当
地党委干部把记录了造反派言论的“黑材料”转移到军队，冲击军事机关，招致镇压。内
蒙古、新疆都出现了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最严重的是青海西宁发生军队向造反派开枪，打
死打伤三百多人的恶性事件。究其原因，造反派挟中央支持出击党政领导乃至军事机关；
军队领导以传统阶级斗争观念厌恶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政治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不可
靠、对抗党的领导。

　　领袖认为“二月逆流”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于是发动群众反击“二月逆流
”。本来在一月夺权之后，毛泽东说了一些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话，有约束造反
群众之意，引发高层的抗争之后，转而反击。在反击“二月逆流”过程中，造反派非但没
有受到约束反而膨胀起来。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红旗》杂志第５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
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不点名地公开批判刘少奇。而后从４月开始，人
民日报等官方报刊发表多篇重头文章，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不久，又不点名地批判邓小
平。群众组织的小报则掀起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高潮。批判刘少奇是中央
引导的运动大方向。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４月。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北京５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
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革命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当地驻军代表“三结合”组
成。各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各地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斗争的焦点
是夺权。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支左部队大多也卷入派斗。大部分地方的派性斗争是造反
派内部在夺权之后新产生的分裂和冲突，少数地方是围绕原省委形成的保守派与造反派斗
争的继续，也有二者兼有或者转化的情况。

　　群众派性斗争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中央对一些地区的运动严重失控。１９６７年７月
２０日，武汉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百万雄师部分群众和部分军人在东湖宾馆绑架了中央代表
王力。当时，毛泽东正住在同一宾馆的另一座楼里，事件发生后仓促离开武汉。事件震惊
了北京和全国。

　　武汉７２０事件以后，全国很快又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一些地方
的造反派冲击军队的情况升级。如此下去，动乱会继续加剧，严重干扰批判刘少奇这个最
重要的任务。

　　３，整顿和结束群众运动，重建秩序（１９６７年７月武汉事件至１９６９年４月中
九大）

　　武汉事件之前，毛泽东已经启动新的“战略部署”，谋求重建秩序。武汉事件打乱了
原有计划，加剧了动荡。事过不久，毛泽东决定扭转局面，重返既有的新部署。为此，下
令制止群众冲击军队，维护军队的权威，并于８月底逮捕了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中央文
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关锋，随后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又逮捕了戚本禹。

　　此时，毛泽东要求大联合、三结合、整党、清理阶级队伍，意在重新建立秩序。所谓
“大联合”就是要求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在学校按照班级，在工厂按照车间班组实行联
合，原来的群众组织遂解体于无形之中。所谓“三结合”就是要求地方和基层逐步成立“
军队、干部、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为新的政权。整党是要整顿和恢复此前瘫痪
的基层党组织及其活动。清理阶级队伍是清理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批判、斗争造反
派群众中的各种“坏人”，以使群众服从新的权威和秩序。再就是深入所谓对刘少奇路线
的大批判。

　　上述活动均指向管控和抑制群众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这两个运动不
是对着当权派，而是矛头向下指向群众，是部分或基本针对造反派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
兵团是主张批判周恩来的学生组织，为数很少，大约３０来人。由清查这个五一六兵团发
展而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越搞越大，借此将很多造反派的头头和活跃分子打下去。１９７
０年，北京大学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均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审查，无一幸免。
１９６８年春季以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校园里出现较严重的武斗，屡禁不止。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毛泽东派遣中央警卫团（８３４１部队）带领工人到清华大学制止
武斗，并且常驻下来，领导学校的运动。至此，工军宣队进驻大、中学校领导运动，学生
红卫兵运动结束，群众造反运动也很快退出政治舞台。

　　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了台湾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１０
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决定永远
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这就通过党中央全会，在程序上正式认可打倒刘少奇。

　　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学毕业生大部分下乡，少数到工矿；大学生
毕业后先是到工厂农村部队基层锻炼大约一年，然后安排工作。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进行认定，文
革的主体阶段就此结束。

　　４，文化大革命的后续阶段

　　文革后续阶段的冲突是在扫尾阶段衍生或派生的矛盾和斗争，超出发动时期的谋划与
部署。在这个阶段，党内斗争先是针对林彪，引起林彪外逃坠机蒙古国；后来的批林批孔
运动，实际上是敲打周恩来；接着批判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

　　后续阶段的政治态势主要是党内上层斗争，没有文化大革命标志性的自下而上的群众
造反运动。林彪问题是一次高层政治，没有群众的参与。林彪死后的政治也主要是党内高
层斗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了群众，但是基本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方式
，中央发动，各级各地党委跟进，类似于文革之前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路径。

　　（１）“斗批改”

　　“斗批改”是后续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发端于主体阶段的后期。“斗批改”这个词
有两个用法。一个是十六条所规定的一斗、二批、三改。另一个是专指十六条讲的改革（
即“三改”）：改革教育文艺等上层建筑，例如：高校的招生、学制、教学内容的改革；
文艺界推广８个“样板戏”；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安排到五七干
校劳动；医疗界把医疗的重点放到农村，安排大城市医生到农村基层长期工作；在农村大
力推广赤脚医生制度等。还有进一步推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

　　这个时期出现了外交的转变，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和美国建立了关系。在文革的
主体阶段是要打倒帝修反，到了这个时期转为与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拉上了关系。如果人
们问：文化大革命的对外政策到底是要打倒帝修反，还是联美反苏？不区别文革主体阶段
和后续阶段就不容易说得清楚。

　　后续阶段还有“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
把和反对铺张浪费）。这个运动是为重建新政权扫除障碍，为新政权立威。一批勇于独立
思考的先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激烈批判“血统论”的青年个人遇罗克就是在这个时候被
杀害的。“一打三反”在全国共抓捕了二十八万多人，枪杀了数以千计的人。
这个时期大规模的动乱已经停止，经济在坎坷中有所恢复和发展。

　　（２）林彪事件

　　这个时候出现了在毛泽东政治谋略之外的事情，就是１９７０年９月在九届二中全会
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发生冲突，毛泽东支持了江青和张春桥，明批陈伯达，暗批林彪。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部署削弱林彪势力，其态势接下来就是要换接班人了。斗争致使
林彪出逃，这里有很多的内幕，至今难以说清楚。

　　林彪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批判林彪给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一个批判极左的机
会。毛泽东却担心批判极左会危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故提出要批极右实质，叫停了纠
左的进程。

　　林彪事件在党内外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动，领袖的神圣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
质疑。

　　（３）维护还是纠正文革

　　文化大革命最后阶段围绕着维护文革的实践和理论展开斗争。一方是毛泽东及其支持
的江青等文革派，另一方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

　　这一阶段毛泽东谈话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毛泽东讲述的这些理论观点是片段和零散的
，他已经到了晚年，对很多观点没有加以论证。后来邓小平的整顿涉及到纠正文革的一些
政策，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结果事与愿违，更多群众拥护邓
小平而反感江青等人。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群众自发表达了深深的哀悼与忧虑。４月５日清明
节前后，南京、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群众自发地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江青等文革派和
文革的不满，天安门广场上有的悼念诗词以秦始皇暗喻当政者，北京有百万以上的民众卷
入。史称此自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为“四五运动”。这个运动被镇压下去，邓小平被指责
是幕后推手，被撤销了职务。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不足一个月，１０月６日王洪文、张
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抓捕。此后中央宣布至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二、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一斗、二批、三改”

　　（１）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从文化界开始，但是它的重点不在文化界，按照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中央
通过的十六条所说，文革的目标是：一斗、二批、三改。

　　所谓“一斗”是要斗争和打倒所谓“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运动的重点，为此，要将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冲击一大批
领导干部，揪出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为此，采取了发动群众参加党内斗争的方
式。

　　所谓“二批”是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
级的意识形态，为此，要批判一大批知识分子。

　　“三改”指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五一六通知没有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批判学术权威、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党内当权派？矛头主要指向党外还是党内？矛头向上，还是向下？这
在文革最初的四五个月里都是模糊的。

　　８月，中共中央的十六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
次才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文化界，即所谓：一斗、二批。

　　但是手握权力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和他们影响下的保守派群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他
们心中的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界的革命，是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知识分子的运动。１９５
７年，正是他们推动、领导或参与了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发动文化大
革命最大的阻力来自这些人。

　　如上所述，毛泽东经过三次发动才把运动的矛头引向斗争党内走资派和刘少奇等领导
人。第三次发动之后，党内当权派普遍受冲击，受伤害，不论后来是否被定为走资派。

　　（２）文革中受害最严重的群体和主要目标并不一致

　　文革的主要受害者是三部分人：党政领导干部、高中级知识分子、已经被打倒的“阶
级敌人”。在文革中，地位改变最悬殊的是被批判被打倒的党政领导人，从运动的领导者
变为运动整肃的对象。以往的运动是当权派指挥整群众，文革变为群众蜂拥而起整当权派
。

　　文革中遭遇最悲惨的是那些文革之前就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以及资本
家等）。这些人是破四旧等运动中遭受残酷打击的主要群体，他们是具有原罪的群体，没
有公民权，不受法律保护，是“群众专政”的对象。北京在破四旧运动中有１，７００多
人被打死，其中主要是这类人士。运动一来，谁都可以无所顾忌打击他们以显示革命性。
而对高级领导干部，造反群众还是有所忌惮的。知识分子包括文革最初就被打倒的教师、
校领导、作家、文学家等文化界人士也深受伤害，但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受打击的程度在
“阶级敌人”和当权派两者之间。

　　讲到迫害，也要注意到：在文革的不同时期，运动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并不总是一致的
，有时会出现翻转。例如：工作组领导运动期间曾经打击持不同意见或挑战其权威的学生
，甚至把他们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反动学生”。这些学生可以说是运动的受害者
。几个月后，运动转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原来受打击的学生获得平反，反过来批判
那些曾经整过他们的工作组，工作组干部就由加害者转为受害者。这种翻来覆去的情况并
不少见。

　　文革的特点是在十年的长时间里，最高领袖在每一个时段都注意依靠和团结９０％的
人，打击少数。在打击的具体目标转换之后，又调整阵容，依靠和团结与此前有所差别的
９０％的人群。十年过去，很多人都充当过被依靠或团结的对象，也在某一个阶段受到过
委屈和打击。在后来否定文革的时候，常常见到人们诉说自己被迫害的遭遇，这固然是事
实；但是能够正视事实，反省自己曾经加害于人的人则很少，政治人物尤其回避。

　　（３）文化大革命的反精英特点

　　文革中被冲击的第一类人是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说是红色的政治精英。被打击的第
二类人是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旧中国和新中国都是知识精英。第三类所谓“阶级敌人
”是旧社会的中上阶级，旧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工农大众不是文化大革命打击的对象，反
而受到政治推崇。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打击，而是由长期经济发展迟缓造成的生
活困窘。工人多年不涨工资，文革后期只给部分工人调高一级工资。城市的基本生活物资
供应长期处于紧缺状态。大多数农民则常年贫困。

　　与此相关，文革之后，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多否定文革，而工农群众对文革的反感
，常常没有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那般强烈，而工农大众占人口的比例远超过政治和文化精
英。改革开放以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收入显著提升，而很多工人，尤其是国营大
中型企业的工人提高不多，甚至下岗，相对贫困。社会不同人群的不同经历是目前对文革
不同评价的基本根源。

　　（４）文革是反对官僚压迫的社会革命吗？

　　在造反运动最激烈的文革主体阶段，领袖及中央反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而没有提出要打倒“官僚主义阶级”。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是１９６５年初毛泽东
在一个批示上的用语，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很快，正式的提法定格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在文革期间经由大字报和群众出版
物予以披露，但是中央的指示、两报一刊等权威传媒在很长时间里非常谨慎地避免提及“
官僚主义者阶级”，避免把斗争党内走资派的活动解释成为批斗官僚主义者阶级。显然后
者很容易造成否定整个领导干部群体的印象。中央要求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除此之外，还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还有犯过错误可以改正的干部。可见，
中央没有把领导干部整体或部分正式当作“官僚主义者阶级”，没有笼统地提反对官僚压
迫的任务。

　　直到１９７５年毛泽东风烛残年的时候，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资
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念，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很多概念是
很不清晰的，他自己也没有做认真的阐释。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事实说明：领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的核心是党内斗争，而不是反对
官僚压迫。部分群众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反对官僚压迫的意向，但只是潜流，一旦冒头就
被镇压。例如：１９６８年撰文把文革解释成为人民反对官僚特权阶层的社会革命，提出
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湖南长沙中学生杨曦光被关进监牢。

　　从分析群众参与造反的社会根源的时候，可以看到反抗官僚、当权派压迫的因素，但
这不是领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宗旨。

　　（５）走资派果真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个客观事实，还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政治帽子？学
理和事实的分析都很难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或走资本主
义道路。马克思、列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过经典的论述。按照马列的论述，文革中所
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基本名不副实。例如：农村的“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
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政策被批判为搞资本主义，但是事实上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采取一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灵活政策，说是搞资本主义，言过其实。所谓“资本主义
道路”，实际上是毛泽东给党内政策分歧中的不同政策主张扣上的一顶帽子。

　　说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会想到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引进外国资本，引进香港和
台湾的资本，又放开了中国民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到现在，中国的私人经济，已经占有经
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改革开放给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人经济让出了半边天，并
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但这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事情，用１９８０年代改革
开放以来出现的事情论证１９６６年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文革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实行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
突破苏联模式，引进资本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或许是邓小平在江西工厂劳动的时
候，在那个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每天来回踱步子的时候逐渐形成的观念。当然，这只是猜
想。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已经是党内外、上下层的大势所趋。

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

　　所谓“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对应，是在文革主体阶段实行的一种特殊动员方式
，就是由最高领袖在原有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党委领导体系之外，从基层发动群众，运用
“大民主”，普遍揭发和批判领导干部，以求发现和打倒其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

　　文革“大民主”的实践是：最高领袖赋予群众不经党政领导审批的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乃至串连的权利，还应当包括昙花一现的票选本单位运动领导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
、以及群众组织参与协商产生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权利。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和大民主的运
用都是阶段性的政策，而非长久的制度。这种自下而上实行“大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在
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毋庸讳言，文革之前普通群众（公民个人或集体）实际上并不享有言论、出版、结社
、集会等自由权利，无权向公众表达与官方不同的意见，不能自行张贴批评性的大字报，
不能出版报刊和图书，不能游行集会，更不用说结社了。所有以群众名义出现的言论和活
动均由党政领导掌控，除了赞扬和拥护之外，即使发表批评言论也是经过领导点头的。

　　大民主的内容主要是言论的权利。其核心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四大”）都是言论权利，即让群众讲话，允许群众发表赞扬或批评的意见，属于言论自
由的范围。在毛泽东时代，“民主”的含义包括、并且常常主要指言论权利，尤其是发表
不同政治观点的权利。

　　文革中的大民主是定向的，也就是说，必遵照领袖制定的方向，只能在领导指导下进
行批判。群众的大字报、报纸刊物、集会和组织均不得偏离领袖指引的方向，群众性的大
批判必须遵循领袖的意图，而不能畅所欲言。同时，剥夺被批判者辩驳的权利。这不是通
常意义的言论自由，只能说是最高领袖发动和操控群众的超常规手段。最高领袖以暂时赋
予群众言论、结社、集会权利为手段，利用官民矛盾，发动群众，以打倒政敌。

　　这种大民主完全不受法制的约束，而是领袖的人治，是对法治的践踏。红卫兵得到领
袖的支持，就可以抄家、打人而不受法律追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１９６８年夏秋，
当领袖要求结束运动的时候，大民主就被收回，群众组织停止活动，报刊停办，自发群众
集会销声敛迹，没有二话可说。

　　１９７５年宪法总纲增加了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字，实际上只
是为了彰显领袖的意志，只是写在纸上，并没有付诸实施的相应专门法律保障，甚至没有
准备付诸实施的迹象。矛盾的现象是：１９７５年宪法通过之时以及之后，群众实际上没
有贴大字报提批评意见的权利保障；而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的文化大革命主体阶段，
当时的宪法没有写这个“四大”，领袖说要搞大民主，群众就有了这样的权利。可见，宪
法上写与不写“四大”的条文，其实践意义差别不大，关键是领袖或党的意志，宪法本身
长期不被最高政治权威看重。

　　就言论和其他公民权利而言，文革以前党政领导人主导一切，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现
象司空见惯，而群众对领导的监督徒具空名，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重大弊病。与此对应，文
革期间政治权力高度掌握集中到最高领袖手里，并授权群众实行大民主，大民主遂成整人
工具，同样是重大弊病。文革大民主实践的结果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更为严
重的破坏。

　　文革大民主的方式不好，那么是不是应当回到文革前压制群众独立思考，不准随便讲
话的状况？事实上，除了文革以前党政领导人主宰一切而群众监督被弱化到很低程度的情
况与文革期间最高领袖带领群众整干部的大民主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中国人应当并且
能够探索出切实保障宪法载明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人总结文
化大革命的教训，需要争取的一个目标。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讲座，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５日修改）

〔本文由印红标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在网络文史讲堂的讲座整理而成，整理过程
中略作删节和修改。听众预设为对文革历史知之不多或模糊不清的中青年。〕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
方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３月


http://www.cnd.org/cr/ZK19/cr1010.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