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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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著第二卷《理论曙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编者按：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同志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就必须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掌握这一思想武器，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文革结束后，虽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检验，但是却仍然笼罩着重重迷雾，难以睹其本来面目。为了让历史真相早日大白于天下，使人们认识到当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郭建波同志撰写了关于文革研究的系列著作。

　　此前，我们刊发了郭建波同志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三册。在第一卷《文革溯源》三册中，郭建波同志运用唯物史观，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揭示了从提出继续革命直到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艰辛历程。

　　现在我们刊发的是第二卷《理论曙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本卷中，郭建波同志从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剖析为切入口，从原因、性质、本质、实质、目标、任务、对象、动力、目的、方法、后盾和前途这十二个方面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了详细分析，勾画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概况，使人们对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

　　在本卷中，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党内发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分歧和矛盾中表现了出来。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这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真理愈辩愈明。我们发表该文，就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发人们对于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还原继续革命的理论真相，在争鸣中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使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中间生根发芽，成为他们进行斗争改造自我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思想武器。这就是我们发表该文的目的所在。

　　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郭建波

　　第二卷《理论曙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目录

　　前言

　　第二章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第一节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

　　第三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二）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1、生产资料所有制。

　　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3、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

　　4、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四）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五）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1、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

　　2、政治上层建筑。

　　3、社会意识形态。

　　4、上层建筑内部的矛盾运动。

　　（六）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

　　（二）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

　　（三）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毛泽东质疑中共八大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2、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历史考察。

　　3、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原因分析。

　　（四）社会主要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

　　（五）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两个不同的过渡时期。

　　2、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3、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

　　（六）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 革命。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一）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二） 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 的斗争。

　　1、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必然要 求。

　　2、围绕制定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3、斗争意味着什么？

　　（三） 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进行的斗争。

　　1、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背景。

　　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涵。

　　3、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4、斗争说明了什么？

　　（四） 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三——围绕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 期总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的 斗争。

　　1、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产生的背景。

　　2、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涵。

　　3、围绕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4、斗争反映出什么？

　　（五）从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四、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透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一）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形成。

　　（二） 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中来分析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继续革命。

　　（三） 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第四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及认识工具。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

　　（一）革命的性质。

　　（二）革命的范围及其不同表述。

　　（三）两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四）三次革命的关系。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

　　（一）革命本质论。

　　（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

　　（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

　　（四）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

　　（一）革命本质决定革命实质。

　　（二）革命实质论。

　　（三）革命实质的原因分析。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

　　（一）继续革命的目标。

　　（二）对继续革命目标的原因分析。

　　（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一）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1、修正主义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2、现代修正主义在中苏两党内部出现。

　　3、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

　　（二）反帝灭资，防止和平演变。

　　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

　　2、毛泽东提出反和平演变。

　　3、反帝灭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

　　（三）反封批孔，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1、反封批孔，既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任务。

　　2、批孔的必然与偶然。

　　3、反封批孔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般任务。

　　（四）革命任务综述。

　　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一）党内走资派是首要革命对象。

　　1、党内走资派是修正主义的人格化代表。

　　2、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3、对走资派的政策界定。

　　4、瞄准打击对象，防止转移运动方向。

　　（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重要革命对象。

　　1、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首要革命对象？

　　2、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主要革命对象？

　　3、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 权威。

　　4、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来看待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 威的必要性。

　　（三）地富反坏右是一般革命对象。

　　1、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的对象。

　　2、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的地位。

　　3、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

　　（四）革命对象综述。

　　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

　　（一）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

　　1、青年学生走在近代革命的前列。

　　2、文革星火在校园迸发。

　　3、红卫兵运动将文革星火传遍祖国大地。

　　4、青年学生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

　　5、应该汲取的教训。

　　（二）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

　　1、工农群众在近现代革命中的地位。

　　2、工农群众参加文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3、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

　　4、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5、沉痛的教训。

　　（三）革命干部是继续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

　　1、继续革命是检验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试金石。

　　2、干部队伍的分化。

　　3、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

　　4、要准确界定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四）革命知识分子吹响继续革命的号角。

　　1、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2、鉴定知识分子革命性的根本标准。

　　3、革命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的喉舌。

　　4、对继续革命中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分析。

　　（五）革命动力综述。

　　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改造人的世界观。

　　1、改造人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

　　2、“斗私，批修”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根本手段。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灵魂。

　　4、为什么要学习“老三篇”？

　　5、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得以在社会上广 泛确立和发展。

　　6、党中央内部在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斗、批、改。

　　1、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

　　2、斗、批、改的提出。

　　3、斗、批、改进行的原因。

　　4、斗、批、改的目标。

　　5、斗、批、改的基本内涵。

　　6、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进行斗、批、改。

　　7、斗、批、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的地位。

　　8、围绕斗、批、改出现的严重党内斗争，致使文化大革命随着斗、 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目的——斗、批、改的具体化。

　　1、具体目的是实现主要目的的途径。

　　2、斗、批、改具体化的提出。

　　3、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基本内涵。

　　4、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实施又遇到了严重阻挠，致使文化大革 命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

　　5、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实现中走向尾声。

　　（四）从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统一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下的继续革命。

　　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

　　（一）继续革命为什么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1、从彭真生前留下的一个谜团说起。

　　2、对文革前继续革命方式探索的简析。

　　3、从文献资料中来分析文革前夕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

　　4、是依靠党组织和干部，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继续革命？

　　5、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的。

　　（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1、依靠群众。

　　2、运用“四大”。

　　3、进行文斗。

　　4、由下至上。

　　5、由点到面。

　　6、由乱达治。

　　7、全国演习。

　　8、循环往复。

　　（三）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

　　十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后盾。

　　（一）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二）军队自身的文革运动。

　　（三）军队是继续革命坚强后盾的重要表现。

　　1、首都工作组。

　　2、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

　　3、“三支两军”。

　　4、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

　　5、权归政，兵归营。

　　（四）军队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

　　十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

　　（一）建成社会主义。

　　1、三年，还是十年？

　　2、胜利，还是失败？

　　3、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二）复辟资本主义。

　　1、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

　　2、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同样会复辟资本主义。

　　3、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与偶然。

　　（三）斗争并未终结。

　　十三、理论要点综述。

　　第五节从历史的演变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前两个里程碑。

　　1、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

　　2、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

　　3、仍然没有解决了的问题。

　　（三）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

　　1、时代召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2、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

　　3、理论之树常青。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阶级性。

　　1、为了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

　　2、为了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3、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三）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在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中进行继续革命。

　　3、实践检验之一——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的演变。

　　4、实践检验之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5、实践出真知。

　　（四）继续革命的理论永放光芒。

　　三、响应时代召唤，共产党人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斗争。

　　（一）严峻的现实，沉痛的教训。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

　　2、沉痛的教训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遗产。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1、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

　　2、从十月革命到文化大革命。

　　3、历史的启示。

　　（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

　　2、共产主义曙光昭示着我们前进。

　　前言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二卷《理论曙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明白了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梳理了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揭示出这个理论的本质内涵，弄通了这个理论，才能提纲挈领，入木三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本卷中，我们通过对继续革命理论要点的梳理和归纳，阐述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概况。

　　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参照，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式，通过对继续革命的全方位考察，形成对继续革命的系统认识，构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个理论在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后来在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从铲除这个基石做起的。

　　有人说，从马列主义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标准来分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并不具备进行革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阶级斗争，不是从经济范畴说的，而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讲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一旦条件适宜，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随时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那么，这个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到底是对马列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发展还是背离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资本主义在苏联东欧地区的复辟就是有力的证明。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的崛起，也可以为此提供验证。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从实践上证明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或者为掌握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的出现鸣锣开道。研究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那么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失去了立论的依据，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这里还要解释清楚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到底为什么要发生继续革命呢？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运用不同的认识工具，就会做出不同的回答。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是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

　　这三个原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三条总路线就是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提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党内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由于这个原因问题极为重要，是继续革命的立论基础，需要论述的篇幅较大，因而我们单列出来，作为本卷的第三节进行具体论述。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从继续革命的原因开始，梳理出了继续革命的十二个要点，这就是：原因，性质，本质，实质，目标，任务，对象，动力，目的，方法，后盾，前途。通过对这些要点的剖析和论述，勾画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概况，使人们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理论中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仅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地论证，而且还付诸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的缘故。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确与否，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得到证明。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进行分析和论证的时候，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在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时候。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检验，也经过了文革被否定后社会实践的反面检验。如果把继续革命的理论比作燧石，那么这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就如同为辨别真假去撞击燧石一样，燧石被撞击后发出的灿烂光芒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照耀着共产党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继续革命的理论亘古未有，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论述精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我们对这个理论的研究和解读，由于主观认识的限制，可能存在不当乃至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提出批评与指正，以便在争鸣中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使继续革命的理论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自己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第二章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从思想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究竟为什么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其理论要点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第一节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创建了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去粗取精，去伪取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在深刻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基础上创建的。作为这个理论体系创建者的毛泽东，站在革命斗争的潮头，以导师的硕硕风采，展示了革命斗争的光明前景，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这个理论体系博大精深，逻辑严密，思想深邃，影响深远。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明灯。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真实写照，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丰碑，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下一步就要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一九五七年在中国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提出不仅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

　　直到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仍然重申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修改《九评》的时候，加写了一段文字：“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3]

　　这样看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实，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或者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负责人会议上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4]

　　从毛泽东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的雏形。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5]

　　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点明了这三次革命在逻辑上存在的一致性，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从内在联系上有了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这就不能主观武断，生搬硬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农民这个可靠的同盟军，通过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就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制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对于民族资本主义，通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为特点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私合营为特点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改造也与此相似。这样就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我国建立起来了。

　　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就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在思想战线上，就要确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改造人的世界观，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样就找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产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次革命的实践，产生出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也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血的教训以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曾经沉痛地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7]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排除干扰，战胜困难，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一些干部想当官做老爷，不愿意继续革命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顶住了党内压力和阻挠，以坚决的态度，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不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没有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导致革命处于灭顶之灾的严重错误，这不仅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以前的沉痛教训，还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缘故。

　　这样我们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成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这是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结晶，是引领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红旗，是毛泽东思想的璀璨明珠，如同光芒四射的灯塔不仅照耀着中国革命的航程，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且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空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为了消灭雇佣劳动而斗争。

　　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一九五六年后开始萌芽的，历经十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已经基本上形成，而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伟大实践。那么，这个理论形成的概况又是如何呢？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毛泽东却对此表示质疑，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出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虽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但是却没有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做出明确的论断，也没有提出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中国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以及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首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随后，他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一步分析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2]

　　这就不仅使人发问，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同样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就要求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有人可能会问，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继续革命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指不断革命，而是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如果不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付诸于东流。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不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那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进行的，因而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由来。

　　可能还有人会问，阶级是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怎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划分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主要不是以生产资料，而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3]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不是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而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

　　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的判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以后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出来。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场斗争的实质，不是要不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而是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因而这场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4]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斗争，是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斗争表明资本主义在中国仍然存在着复辟的危险性，同时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种斗争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的。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是在困难时期党内乃至高级领导层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动摇的表现，“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击退了“三风”，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迅速摆脱了困难，走出了困境。但是这种动向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由此他经过深入思考后，不仅重申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进一步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

　　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为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在城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时候先后制定了《前十条》、《后十条》，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总结社教运动的经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出他们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分歧。

　　从中看到，社教运动是在基本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紧紧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而刘少奇则认为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要解决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反对将运动的重点确立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张依靠工作队，通过扎根串联，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毛泽东将这种分歧与以前他们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进行考虑，最终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合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还是一九六二年进行的斗争，乃至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斗争，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产生党内的阶级斗争，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沉痛教训，又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这是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依据。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人为确定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石。

　　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而后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那么，这个理论又是如何提出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理论的提法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概念；一九六七年《红旗》第九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中，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才正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5]

　　这样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才正式提出来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起草情况，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

　　“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关锋说，这文章很难写，而且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关锋经常把自己关在钓鱼台的房间里冥思苦想。他的秘书说，关锋怕别人打扰他的思考，一般不接电话。

　　在起草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一些我的想法。”

　　“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6]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起草的。毛泽东希望趁着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的机会，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功经验，汲取苏共走向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从理论上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说明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这篇文章是由毛泽东提出命题，中央文革几位秀才集体写作，而后又经过反复修改，在毛泽东批准后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不仅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还通过对这个理论要点的梳理，经过提炼初步形成了这个理论的框架。那么，这个理论要点又是什么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进行整理后，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将文章第六稿报送毛泽东审阅。他们在送审稿上写道：“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文章对苏修的打击，有一定作用。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阅后在送审稿的信封上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7]

　　看来，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发表的。陈伯达、姚文元等人整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即“主席思想六条”），在发表前经毛泽东审阅过，得到了他的同意和认可。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毛泽东直接提出这个术语的文献依据，但是从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同意用这个术语来概括他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这些观点来自于毛泽东的文章、批注、讲话和谈话）来分析，他对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他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观点是赞成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业已获得了文献资料上的证明。

　　那么，这个理论要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共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8]

　　从这六个理论要点看来，这是把毛泽东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从逻辑上进行了编排，要点中的语言几乎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是为了内容上的衔接，才加上了若干词句，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整理完毕后，又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这样就使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一次鲜明而又系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而且还对国际共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样为了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而写的这篇文章，在经过反复修改且又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以《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题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还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六期上。[9]两报一刊发表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强烈震动，还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鼓舞着广大工农兵群众高举继续革命的理论红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为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同选择上。

　　通过社教运动进一步暴露了不少党政机构已经腐化变质的严峻事实。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掌握在敌人手里，还提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10]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改变这个状况，在一定条件下，这股势力就会变成从内部搞垮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1]这就要从思想上武装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来进行整党，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以前进行的运动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只有采取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后来被写入中共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有在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入剖析以后，才能够提纲挈领，不仅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脉络，还可以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因此，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解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的指导思想。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社会主义能否发展，乃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第三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分析。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弄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理论依据？

　　这就要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只有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因而我们就首先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着手，来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进行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样，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因而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建立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虽然是两个术语，却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变化。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不存在社会矛盾呢？如果存在社会矛盾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

　　今天看来一目了然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认识却并不一致，存在着严重分歧。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就不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了。只不过是后来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才使斯大林认识到这一社会矛盾在苏联仍然存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矛盾是苏联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是苏联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推动着苏联社会的前进。

　　鉴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他的这个观点传播很广，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没有也不可能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反而通过主观盲目地批判，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走入了误区，陷入了迷茫。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后来对斯大林在提出了批评的同时，谈到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1]

　　这个时候，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矛盾，而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2]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一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种不同的性质不仅表现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上，还表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上，其外在表现则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许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正是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才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矛盾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即存在适应的一面，又存在不适应的一面，是适应与不适应的统一。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也就是适应的一面占主导地位，还是不适应的一面占主导地位呢？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基本上是适应的，这种适应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方面又是不适应的，这居于次要地位。这种不适应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还存在着某些不利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环节，表现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上层建筑不适应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还会进一步暴露出来，表现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也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因而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不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就会逐渐削弱乃至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进一步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不清除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果不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那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由适应性向不适应性转化，矛盾的性质也就随着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转化。

　　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适应性就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不适应性会退居次要方面，这个时候矛盾的双方会表现为非对抗性。反之，则不适应性就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适应性退居次要方面，矛盾的双方会表现为对抗性。这表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有时适应性占主导地位，这个时候的关系呈现出非对抗性，有时不适应性占主导地位，这个时候的关系呈现出对抗性。

　　处于非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对抗性转变；同样处于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非对抗性转变。从矛盾转化的逻辑看，矛盾双方的适应性和非适应性、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变化。即使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处于适应性和非对抗性的时候，也存在着不适应性和对抗性的因素，存在着向不适应性和对抗性转化的趋向，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不过这个时候不适应性和对抗性尚不占主导地位而已。当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处于不适应性和对抗性的时候，就会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处于适应性和非对抗性的时候，也要未雨绸缪，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社会矛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方面，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二）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建国后，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一条是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前三十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后三十余年是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占支配地位的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建国后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我们知道，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生产资料又分为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其中，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毛泽东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4]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也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生产力的构成来看，虽然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是毛泽东认为立足既有生产条件，通过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可以创造出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伟大奇观。这是因为生产力中的人具有能动性，而且生产工具也是人制造出来的缘故。而刘少奇等人孤立地看待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淡化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因而在生产力的构成中，能不能认识到并且充分发挥生产力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认为，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要建立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要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标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虽然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但是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方面。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后，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才能坚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认为，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就要先发展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大程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以求快速改变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毛泽东不仅是从生产工具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中，而且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在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提醒人们注意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还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毛泽东不是孤立地看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把生产力的发展纳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生产力的发展变化。

　　而刘少奇等人则没有认识到生产工具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没有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而是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来看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却割裂了生产工具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无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没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创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上层建筑，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样也就没有真正消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最终也难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是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在他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5]而刘少奇等人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是下一步的事。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不仅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发表的“剥削有功论”的天津讲话上表现出来，还在一九五○年春东北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的争论、一九五三年夏季批评“新税制”以及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上表现了出来。[6]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存在分歧的反映。

　　这种分歧还表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在国内发展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要不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动性，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要不要建立人民公社，走出一条中国农村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表现了出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发动起来的，因而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存在严重分歧的反映。[7]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存在的严重分歧，还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方面的分歧不仅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而且还在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上表现了出来，同时还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了出来。[8]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总路线（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总路线（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着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们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上的分歧造成的。毛泽东充分肯定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总路线（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则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而刘少奇等人则对此持不同意见。

　　这样看来，党内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这就不仅使我们发问，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和斗争呢？

　　应该说，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方面。到底是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还是抛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状况，孤立地去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实际上就是要不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考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从这里可以进一步分析，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去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那么就不仅会难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而且还会改变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广大人民群众也就由社会的主人转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难以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从中可以看到，这里面不仅有思想方法的因素，也有立场的原因。从立场上来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出现的社会根源。从思想方法上来说，还是由于他们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的不同造成的。这是形成分歧和斗争的认识根源。

　　实践出真知。这两条发展生产力的路线，经过了建国后六十余年正反两方面的检验。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路线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我们看到，当时我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不仅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以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籼型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等发明创造在世界科技长河中独领风骚，“两弹一星一核艇”横空出世，通过三线建设，大大缩小了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工业发展差距，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后三十年，是以唯生产力论占支配地位的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工农大众由国家的主人逐渐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两极分化严重，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商品化成为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国家开放了二十八个产业，二十一个被外资控股，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重，发展的主要成果被一小撮中外资本家撮取，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被蛀蚀的严重风险。两相比较，历史的发展已经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做出了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一条是唯生产力论。这两条路线的不同，从世界观上来说，是由于他们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造成的。从立场上来说，是由于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生产力发展上的两条路线，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和斗争。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包括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产品分配形式，同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产品分配形式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反作用。这三者之间是对立的统一，构成了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做起。

　　1、生产资料所有制。

　　一九五六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在国家经济中占居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其它性质的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仍然存在。那么，在国家经济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中业已占据绝对支配地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在不断发展壮大，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下面我们以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为例，来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状况。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点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9]

　　这组数字反映了一九七三年我国工、农、商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状况。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八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巩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在工、农、商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个体经济虽然所占比例甚小，但是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工、商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但是生产队仍然是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此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存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工、商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仍然面临着在适宜条件下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严重任务。

　　（2）生产资料公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其所有权归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所有。集体所有制，其所有权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制，又具体表现为城市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而以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地位。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虽然从性质上来说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却存在着重大不同，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内在矛盾。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且还是将农业上的剩余及时调拨到工业上来，满足工业化发展要求的重要保证。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和制裁，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之前，就要求农业为工业（全民所有制经济）提供积累，这具体表现为由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原料、劳动力。这个时候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压缩消费，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期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存在是具有必然性的。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就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这个时候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又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推动国家工业化的继续发展。这就要求工业和城市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供价格适宜的工业品。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既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要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并举，促进工农业的协调稳定快速发展。[10]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存在着重大不同，但是从性质上来说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发展的归宿。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集体所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由于资金、劳动力、生产规模的扩大，通过内部合理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随着社有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基本核算单位也要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再由生产大队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由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当然，这个过渡时期是长期的，此起彼伏的，最后也是必然会完成的。

　　当然还会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实现这种过渡，而且还适得其反，发生倒退，退回到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致使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趋于瓦解。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此时集体所有制经济主要还是采用手工生产，比较落后的缘故，也是由于商品制度的存在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当然还有其它方面复杂的原因。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经济形式的存在，是商品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要进行结算的缘故。商品制度不仅存在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还存在于不同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内部。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商品经济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分化。这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必然会在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在集体所有制度经济内部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一部分厂矿企业可能会发展壮大，一部分厂矿企业可能会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被淘汰掉。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会在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引起分化。这种分化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就会成为新的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使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面临重大挑战。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变化，又会使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面临失去资金、原料和市场的风险。这样全民所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有序循环就会被打破，不仅有可能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发展中走向衰败，甚至还有可能改变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因而能不能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促进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不仅是关系到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以上我们分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关系，以及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不同趋向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影响。其实，全民所有制经济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趋向。

　　全民所有制经济建立后，在发展过程中既存在机遇，又面临挑战，或者是巩固、发展和壮大，或者是被削弱，走向衰败。全民所有制经济在面临两种发展前景的情况下，即使抛开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暂且不论，单纯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来看，为了巩固、发展和不断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防止其被削弱，进而走向衰败，就要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的前提下，探索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加强管理，改革创新，群策群力，实行民主，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使干部职工爱厂如家，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工业化建设，解决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得以健康发展。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由此看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相同，既存在着密切联系共同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要不仅正视而且还要解决两种经济形式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搞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创造条件推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防止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和破坏，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顺利发展。

　　（3）个体所有制。

　　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个体经济仍然存在。由于其固有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冲垮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厦。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虽然所占比重极小，却分布极广，遍布于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个体所有制经济就是小生产。小生产的历史绵长，当时还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国家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出发，当时国家尚没有力量包揽整个社会需求的方方面面，而个体所有制经济又以其生产的适用性，经营方式的灵活性，渗透到社会需求的方方面面，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尚有着其存在的必然性，难以被消灭。这就是个体经济存在的社会背景。

　　尽管个体所有制经济有其存在的背景，但是并不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对个体所有制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1]小生产就是个体所有制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分化，一部分壮大了，一部分破产了。这样在分化的基础上，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列宁认识到在小生产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其发展加以限制和引导，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向无产阶级政党发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警。

　　由此我们看到，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具有必然性，但是个体经济的发展却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对个体所有制经济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限制、利用和引导的方针，既发挥个体所有制经济满足人们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有利的一面，也要对个体所有制经济膨胀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保持高度警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进步，最后将个体所有制经济逐步消灭掉。

　　（4）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的矛盾运动。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就存在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推动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变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性质不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当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而个体所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很小，却分布极广。从两种经济发展的结果来分析，或者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灭个体所有制经济，或者是个体所有制经济不加节制地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再次出现，最后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二者必居其一。

　　从全民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来看，对个体所有制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担忧似乎是杞人忧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对这种状况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这是因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同时社会上的私有观念以及落后习俗的广泛存在，构成了个体所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而个体所有制经济具有自发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熟视无睹，麻痹大意，默然置之，不是限制、利用，而是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方针政策，就极有可能冲毁社会主义经济大厦，造成蚁穴溃堤的严重后果。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虽然都是公有制，在发展过程中却也存在着矛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是集体所有制经济顺利发展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瓦解，倒退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最后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解体。集体所有制经济既有可能在前进的基础上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有可能在倒退的条件下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解体的分化因素。同样，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成为集体所有制经济搞好的重要条件，反之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最终也难以逃脱瓦解和破产的命运。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要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消极影响，妥善处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的矛盾，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防止不利局面的出现。

　　这样看到，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个体经济发展为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再发展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倒退回个体所有制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又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最后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的蜕变。这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变质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就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我们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称为社会人际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在我国已经被消灭了，工农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旧的人际关系逐渐破灭，新的人际关系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究竟又如何呢？

　　（1）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确立。

　　我们知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正是由于这样，才形成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奴隶社会表现为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封建社会表现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剥削制度的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难以真正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人和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被废除，这就为人和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但是阻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它们公开地或潜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成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给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确立和发展投下了巨大阴影，致使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面临着严重困难。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即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阻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还是无从谈起。这就要探究制约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清除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巨大阴影。

　　（2） 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中的巨大阴影。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确立的根本障碍虽然被扫除，但是在人际关系的形成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阻力，面临着巨大的阴影。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化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以后，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管理问题。这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制的变革总是有底的，在所有制比较稳定的时期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是大有可为的。进行整风，改进管理，要领导者平等待人，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通过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实，管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权利问题。要搞好管理问题，不仅要保证管理者必要的权力，而且还要保证劳动者能够行使民主权利。只有保证劳动者在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当家作主，才能搞好管理问题，建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谈话中还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3]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一贯观点。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具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的权利。这就要不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而且还要在国家法律法规中体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关键环节。那么，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形成过程中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形成和发展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人为想象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仅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上表现了出来，而且更在党内整风、“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中有明显的表现。从这个时候的调研报告及材料中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吃拿卡要，贪污受贿，作风浮夸，高高在上，实行家长制，缺乏民主法制观念，不平等待人，训人司空见惯，打人时有发生，当官作老爷的气息日益严重，有一些单位的领导者甚至已经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才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如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14]当时甘肃白银厂、天津小站的领导机构腐化变质的问题，并非个案，这在陈正人的调研报告上又显露了出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看了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会蹲点情况的报告后一针见血地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还进一步指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15]

　　其实，这些问题的存在并非个别现象，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澜涛在发言中说，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市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李雪峰在会议发言中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转江华的报告中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陆定一在发言中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个副部长的名字。[16]

　　这都是一些具体表现的实例。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不论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鲜明地表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集中体现在管理和干群关系上。当领导机关和管理机构变质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社会主义人际关系难以得到发展，就是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巩固也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甚至还会遭到破坏和瓦解，这个时候再去谈论什么平等关系更是枉然了。

　　从考察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扫除了人际关系确立的最大障碍，但是人和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形成还面临着重重阻力，构成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形成的严重制约因素。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制约因素呢？我们下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3）影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影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些因素成为建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障碍，制约着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而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注意。

　　出现制约因素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毋庸讳言，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较为低下，这会对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低下，一方面会成为旧的人际关系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的严重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因为生产力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低下，就对旧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无动于衷，姑息纵容，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就对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失去信心，拒绝发展社会主义人际关系。这个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低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形成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会遇到种种挑战。这就不仅要从思想上保持警惕，还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发展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使其成为人和人之间关系主旋律的物质保证。

　　出现制约因素的原因之二，是个体所有制经济仍然存在。从唯物史观来看，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所有制性质的不同造成的。虽然人际关系在不同社会里有一些共性，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经济性质决定人际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产生社会主义人际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产生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际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个体所有制经济，也就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我国仍然存在。个体所有制经济，从性质上来说仍然是私有制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就会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7]这就是旧的人际关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推行的严重障碍。

　　出现制约因素的原因之三，是仍然存在着社会分工。社会分工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由于在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阶级社会中形成了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阶级压迫，但是社会分工仍然存在。这种分工不仅表现在工农商学兵党政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各个单位机关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中间。社会分工中处于不同单位机关间的人们，特别是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能不能根据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在平等互助友爱的基础上进行交往，是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的迫切要求。这个时候是处于社会分工的高端还是低端，关键位置还是非关键位置，特别是掌握着权力、分管钱财和战略物资的人，是不是从谋求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利用在分工中所处的有利态势，破坏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准则，践踏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友爱互助关系，就成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中心环节了。这就要求对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员做好遵循社会主义道德伦理关系教育的同时，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好处于社会分工有利态势上的人的工作，使他们能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道德伦理准则。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出现制约因素的原因之四，是旧的人际关系的残余仍然存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虽然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对旧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由于这些东西存在的顽固性和长期性，不会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残存在人们的头脑和交往中，左右着人们的实际行动，在相当程度上还制约着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这就不仅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形成，而且还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人际关系准则的发展出现重大冲突，成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确立的严重障碍。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警觉旧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将其清除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重重阻力，这既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制约，也来自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旧的人际关系残余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即使在取得了不少成就的情况下，仍然在发展过程中是举步维艰，步履蹒跚，面临着重重阻力。这就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认清制约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因素的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扫除其障碍，清除其消极影响，使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大道越走越宽广。

　　（4）人际关系发展的两种趋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扫除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的最大障碍。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际关系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却仍然笼罩着巨大阴影，存在着严重制约因素，致使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发展出现两种可能性：一是新风尚取代旧风尚，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巩固和发展中最终形成，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观念成为人际关系交往的基本准则；一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走向倒退，致使资产阶级和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沉渣泛起，重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我们不仅要对人际关系发展的两种不同前景保持高度警惕，而且还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旧的人际关系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以便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真正建立创造条件。

　　3、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知道，产品分配形式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有什么性质的所有制经济，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形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呢？这种分配方式又存在什么问题呢？存在的问题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1）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在分配方式上也就清除了过去的剥削，按劳动贡献的大小来进行分配了。经济性质决定分配方式。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就没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方式的产生。按劳分配方式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条件。

　　（2）按劳分配中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先提出来的。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但是由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个时候还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是按劳动者提供的经过若干扣除的劳动量来等量分配消费资料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清除了剥削，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因而是平等的。但是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在这个平等原则的背后还潜藏着不平等，也就是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论述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将马克思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的文字引述如下：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即资产阶级法权，下同。——引者注），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8]

　　在引文中马克思提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就是以前的资产阶级法权。后来在胡乔木主导下，新版译文才将资产阶级法权译作资产阶级权利。这是同一个概念，两种表述方式，实质上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现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与文革期间用语的一致性，仍然采用资产阶级法权的提法来进行论述。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刚刚脱胎出来的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诸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个时候，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实行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每个生产者领回的消费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正好等于他所提供的产品在经过各种扣除以后的劳动量。也就是他为社会提供的产品的劳动量，经过若干必要的扣除以后，又以同样劳动量的消费资料的形式领了回来。他获得的报酬正好等于他提供的产品在经过各种扣除以后的量。

　　这类似于商品交换中进行的等价交换原则。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不再为剩余价值生产了，因而内容和形式都变了。人们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分配，才遵循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由于消灭了剥削，人们提供的劳动量在经过必要的扣除后又以同样劳动量的消费资料的方式领了回来，从形式上来说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是平等的。但是平等的背后恰恰存在着不平等，正是这种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才被马克思称作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为什么把这种不平等称作资产阶级法权呢？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表面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商品交换的背后却是掩盖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在平等的背后掩盖着不平等，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被消灭了，但是在分配领域仍然存在着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这个原则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一样，在形式上平等的背后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虽然这种不平等不是商品交换关系掩盖下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是毕竟同在商品交换中所掩盖的剥削关系一样是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分配领域的重大差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在不平等中没有资本剥削了，因而原则和实践已经不再互相矛盾了。

　　马克思又进一步解释说，这种看似平等的法权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因为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不过是表现在用同一个尺度来计量。但是事实上由于生产者之间智力和体力的不同，因而他们提供的劳动就不同，从而领取的消费资料也就不同。同时，由于家庭负担的差异，即使在他们提供相同劳动、分得同等份额的消费资料的条件下，事实上消费资料在不同家庭成员间也会有不同的分配，有的人分得多些，有的人分得少些。要避免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这种消费资料分配上的差别反映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同样会形成人和人之间权利上的不平等。因而分配上的差异会对实行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就说明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

　　马克思认为，这些弊病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以后，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按需分配。

　　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对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进行了科学分析，揭示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具有平等和不平等的两重性，阐述了分配领域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必要性，指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消亡条件，为我们研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提明了方向。

　　按劳分配取代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后建立的，这就是它的进步性。但是这种分配方式又承认人和人之间在获得消费资料上的不同，承认在分配方式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它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才决定了按劳分配最终会随着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必然会被按需分配所取代。我们既要看到资产阶级法权在当时存在的进步性，又要认识它的局限性，准确把握资产阶级法权在当时存在必要性的同时，又能够意识到它最终被消灭的必然性。

　　（3）按劳分配的两种不同发展趋向。

　　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在人和人之间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上仍然存在重大差别。差别就是矛盾。这说明在分配领域还存在着社会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按劳分配在向着不同的趋向发生变化：一是在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按劳分配被按需分配所取代；一是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扩大，两极分化出现，按劳分配被破坏。虽然这两种发展趋向都是以按劳分配的消除为代价，结果却迥然不同。一个是向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一个是向着旧的社会退却。这就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采取必要的措施，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防止两极分化，促进按劳分配向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避免其向旧的社会退却。这是一个严峻的任务。

　　4、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分为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在这三者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口分配形式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反作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在分配形式上存在，而且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中存在。那么，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两个方面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1）生产关系内部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前文我们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分析了在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其实，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存在于分配领域，而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也依然存在。列宁和毛泽东在这方面都有论述。我们下面看他们的论述。

　　1）列宁关于生产关系内部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

　　列宁认为，在生产关系内部，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在分配领域存在，而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也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基本解决了，但是在所有制结构上还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个体所有制。

　　列宁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一九一七年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一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在革命以后被消灭了。但是一九二○年在他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又指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小生产习惯势力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列宁是如何谈论这个问题的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道：“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即资产阶级法权，下同——引者注）就会继续通行。”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 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他还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19]

　　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并没有完全取消，只是部分地取消了。部分取消是因为在经济变革范围内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其实，这个时候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上还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这是列宁后来才从实践中发现的，于是就在一九二○年他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20]从这里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这就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否则的话，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巩固政权。

　　在产品分配领域，虽然“不劳动者不得食”和“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但是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法权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个时候虽然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国家却没有消亡。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以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存在，还要保卫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

　　由此我们看到，列宁肯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肯定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法权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不存在了，但是却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仍然存在。同时，在分配领域由于实行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存在，而且还占着统治地位。列宁在这里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突破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的判定，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还残存着资产阶级法权。

　　2）毛泽东关于生产关系内部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

　　在马克思和列宁对资产阶级法权论述的基础上，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生产关系内部三个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深化了这方面的认识。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了，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还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个体所有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21]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赞同列宁的观点的。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有绝对支配地位，但是社会上还存在着小生产，个体所有制，这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也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这种资产阶级法权还要影响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形成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

　　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还没有真正确立，因而在这方面也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2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比如等级森严，不平等待人，摆老资格，老爷态度等等就是要破除。但也并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的什么问题都要破除，比如在上下级关系上、在国家一定的强制力上，就不能破除。这就要弄清楚资产阶级法权在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范围，哪些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哪些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就要破除，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就不能破除。在破除人和人之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上要慎重，防止走向极端。

　　在分配方面，毛泽东在前文中已经谈到工资制、多劳多得问题不能破除，后来他又讲到按劳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破除，但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2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解放前中国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所有制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因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除去所有制以外，现在中国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商品制度，这些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由于当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个体所有制也仍然存在，因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的存在还是必要的。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导致新的分化，小生产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况且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正是因为这样，一旦林彪一类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就很容易复辟资本主义。由于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不能破除分配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长远利益出发，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其予以限制。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就是对其实行的限制措施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还存在个体所有制，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因而毛泽东既肯定了所有制变化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又指出了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就是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毛泽东还高度重视人和人之间以及按劳分配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提出要准确界定人和人之间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破除人和人之间关系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因而在分配领域不仅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居于统治地位。这就要对生产关系内部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

　　3）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告诉了我们什么？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论述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当时马克思论述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已经消灭了商品制度的社会，生产资料业已全部归社会所有，因而他认为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解决了，只是在分配领域中还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法权。由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导致人和人之间在分配消费资料上存在着差异，因而在人和人之间关系上也存在着不平等现象。马克思当时还没有经过社会实践，因而他只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预测性的分析。

　　列宁和毛泽东论述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就和马克思有了若干不同。他们以马克思的观点为指导，从当时社会实践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分析了生产关系内部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揭示了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列宁在谈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时，他一方面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内取消了，另一方面又指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成长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个体所有制上还没有取消。列宁在承认分配领域某些社会主义原则业已确立的同时，不仅肯定了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存在的必要性，还进一步指出了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这个时候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的三个领域仍然存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仍然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严重存在。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平等互助的关系尚未真正居于支配地位，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有重要地位，需要进一步破除。在分配领域，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居于统治地位。这样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还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及分配方式上，都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诸领域的广泛存在，构成资产阶级复辟的重要社会基础。因而就要进一步破除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必要的限制。

　　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告诉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是在生产关系诸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有的需要进一步破除，有的还要继续保存。这就要在破除的同时，还要对保存的资产阶级法权予以必要的限制，以便遏制住它的发展，并将其逐步消灭掉。

　　（2）生产关系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向。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生产关系内部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分配领域还占有统治地位。这三者之间的斗争，构成了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虽然已经占居绝对支配地位，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仍然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行“三有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自身还尚不巩固，存在着向全民所有制经济或私有制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同时这个时候个体所有制经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全民所有制经济也需要巩固和发展。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上，存在着向着整个社会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资本主义私有制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也是这样，存在着两种不同人际关系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最终形成，或者是出现倒退，旧的风俗习惯和道德伦理观念沉渣泛起，再次趋于人际关系的支配地位。按劳分配中也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会出现两种结果，或者是向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按需分配的方向发展，或者是按劳分配被破坏，出现严重的倒退。

　　由此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分配方式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会出现两种结果，或者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或者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扩大，致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进而出现严重倒退和复辟。在这种矛盾和斗争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决定性作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分配形式又起着反作用，在特殊条件下，也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和按劳分配的实行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和按劳分配的实行，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否则的话，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会遭到瓦解和破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按劳分配之间同样存在着两重性，此不赘述。

　　由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内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不仅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分配形式上，还表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这种矛盾和斗争，既有可能向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的方向前进，也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遭到瓦解和破坏，进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范围内进行的矛盾和斗争。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保持清醒头脑，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果断措施，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说：“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24]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内容相同，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针对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两种不同表述。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不仅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建立，同时也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也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内部，致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出现两种发展的趋向：或者向巩固和发展的方向前进，最后被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取代；或者遭到削弱和破坏，出现倒退，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逻辑。

　　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就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阻碍乃至经济基础的发展。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选择。

　　（五）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由此看来，上层建筑分为两部分：一是政治上层建筑，一是社会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就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因而能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这就要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出发，从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入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1、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中，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毛泽东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25]

　　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统一。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正是由于斗争的绝对性，才推动了矛盾的发展变化，促进了新旧事物的更替。同样，正是由于统一的相对性，才保持了矛盾双方的基本稳定，决定了事物的基本属性。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一基本矛盾也是这样。矛盾双方的不平衡，也就是斗争性是绝对的，而平衡，也就是统一性是相对的。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平衡、统一性，因而才构成了一定社会形态的阶段性，某个朝代统治的稳定性。这存在于社会形态和朝代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斗争性，因而才促进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改朝换代的实现。这存在于社会形态和朝代的突飞猛进的状态下。从这里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是平衡与不平衡、斗争性与统一性的对立统一。正是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是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

　　那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虽然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终究还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应之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生产力能否迅速发展的充分条件。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毛泽东说：“从世界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毛泽东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由此及彼，进一步揭示了一般规律。

　　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26]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关系问题的谈话，实际上是他关于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的精彩阐述。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虽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要改变生产关系，就必然首先变革上层建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例子。工业革命是在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才发生的。不仅英国如此，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是在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有了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然后才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改变上层建筑，而后再变革生产关系，解决所有制问题。生产力是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变革以后才大大发展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由此看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在建立了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后才大大发展的，而不是在这以前。从这里可以看到，当着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时候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已经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般地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地说，当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的时候，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就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虽然生产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最终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这鲜明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上。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的辩证论。

　　2、政治上层建筑。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特殊情况下，上层建筑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既然这样，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也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研究政治上层建筑。那么，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又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权问题。

　　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权问题，具体说来是由哪一个阶级来掌握政权的问题。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它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谓阶级，其实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由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构成。在社会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就要建立国家，掌握政权，镇压反抗，清除异己。阶级利益只有在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因而政治上层建筑就是要解决到底由哪一个阶级来掌握政权的问题。这样政权问题就不仅是阶级斗争的首要目标，而且还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

　　（2）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

　　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27]要夺取政权，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的方式，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昭示我们，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无产阶级革命，一是和平过渡。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夺取政权。修正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建立，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律，通过选举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然后取得政权。到底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赞成和平过渡，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首先在第二国际内部表现出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虽然右派在主要问题上占了上风，但是左派坚持原则，决不屈服，第二国际最后走向了分裂和破产。这种斗争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裂中表现了出来，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成的背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中苏两党也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并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不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了分裂，而且还对中苏两党乃至两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

　　虽然是在革命还是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出现过激烈的斗争，但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和平过渡是走不通的，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实现。这不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上，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本国实际出发，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探索革命道路，制定战略战术，讲究斗争策略，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什么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

　　马克思曾经对这个问题作出响亮的回答。

　　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8]

　　他还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9]

　　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0]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是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根本保障。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差别、旧的生产关系和由此产生的观念以后，无产阶级专政才会退出历史舞台。从这里可以看到，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还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都是具有必然性的。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存亡的必然性。

　　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有两种：一种是对内的，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一种是对外的，就是抵抗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安全。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31]

　　抵抗外敌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行使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政权是新型的政权，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仅在国家制度中是这样规定的，而且更要见之于实际的行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在内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在如何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就要立足于社会实践，探索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式和途径，以便采取必要措施来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能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不仅反映了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人心所向，是众望所归的，而且还要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不仅难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即使建立了，也无法获得巩固。因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敌对破坏力量，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保证。

　　正是因为这样，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不仅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还要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是因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仍然存在，他们还在时时准备反抗，企图复辟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而且还因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存在，要和国内的复辟势力结合起来，以便卷土重来，反攻倒算。同时也由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也会产生腐化变质分子、缺乏经验以及其他复杂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是必要的。

　　当着革命政权处在国内外阶级敌人进攻，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敢不敢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镇压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一个严峻考验。因而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而且还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才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32]

　　由此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在内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坚强保障。因而要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3）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来透射政权问题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33]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上，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从本质上说依然是围绕着政权问题来展开的，关键是要解决由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来掌握政权的问题。

　　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呢？

　　其实，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是这样，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不同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的。通过斗争，首先掌握政权，依靠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进行经济基础方面的变革，确立本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论是进行变革，还是为了巩固经济基础，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在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因而马克思才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4]列宁也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35]

　　正是因为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依然是政权问题，是要解决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来执政的问题，也就是政权的性质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政权问题（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

　　正是由于政权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才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本质内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焦点。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以后，怎样才能够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就不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考虑的首要问题。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腐蚀无产阶级政权，在政权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以便创造条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就要对此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政权的腐化变质，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在为此进行着长期的、复杂的、时起时伏的、尖锐而又激烈的斗争。

　　从社会实践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在每日每时地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内部也在不断地产生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时机成熟，党内外资产阶级就会勾结起来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要将这种状况的出现遏制在萌芽状态。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党内资产阶级往往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采取修正主义的方式来复辟资本主义的。这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本主义，是“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资本主义。[36]

　　正是由于这样，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就要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保持高度警惕，不断通过革命实践的探索，找到一条打退资产阶级进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变，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的新途径。同时，还要在社会实践中考查干部、检验干部、识别干部、任用干部，将广大党员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严防党内外资产阶级勾结起来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一旦在他们当中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向，人民群众就要迅速行动起来将他们清除掉。这是一个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了，但是还不巩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未结束。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要从实践中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使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忠实于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手中。

　　（4）在拒腐防变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消亡，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种是无产阶级政权腐化变质，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二者必居其一。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竭力采取措施防止无产阶级政权的腐化变质，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日消亡而斗争。

　　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不仅与以往的政权性质上迥然不同，而且在建立的初始阶段自身还比较弱小，也没有经验可循，在巩固和发展过程中又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力量的干扰和破坏。这种干扰和破坏既来自于外部，也存在于内部。不仅是由于国际上存在着垄断资本的力量，而且国内被推翻的反动势力仍然企图复辟，社会上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同时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党内骄傲自满腐化变质的现象也在潜滋暗长，如果不加限制任其发展的话，就会成为从内部搞垮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最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些因素中，哪些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们知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社会上被打倒的反动势力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以及旧的思想意识，虽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条件，但毕竟是外部因素，而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关键还是取决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身是否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腐化变质的倾向，走向修正主义道路。因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搞好执政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使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执政党的腐化变质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执政党的变质是无产阶级政权变质的充要条件。这是由于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不仅领导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还在政权建立后处于核心领导地位。这样一旦共产党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政权也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乃至于法西斯专政。共产党腐化变质会造成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又反映出共产党的腐化变质。因而要避免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就必须抓好共产党的建设，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变。这是拒腐防变的中心环节，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要求。

　　其实，早在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和黄炎培谈话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患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由衷地赞叹道：“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7]

　　后来毛泽东还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38]只有真正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施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因而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不变的必要条件。

　　这就不禁使我们深思，什么才是无产阶级民主呢？如何才能够通过无产阶级民主，使人民群众成为监督共产党腐化变质的有效制约力量呢？这种监督又与共产党的领导、党员干部行使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怎样才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39]

　　这就要求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践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方式。不仅要进行党内整风，还要实行开门整风，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监督执政党，使得无产阶级民主能够真正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民主之路。

　　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中可以看到，单单依靠党内整风，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通过正常的民主途径来解决防止共产党腐化变质的问题，在实践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挠。由于领导干部缺乏自律意识，压制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不同意见，个人专断和官僚主义作风日益严重，违反政策法规，破坏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党内监督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这样就使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行同虚设，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变质分子也就难以得到及时清除。这个时候，一旦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又怎么能够通过民主程序将修正主义消灭掉呢？

　　到底怎样才能够使共产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变，防止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呢？即使出现了修正主义，又怎么能够及时将其清除掉呢？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修正主义已经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当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在苏共党内居于统治地位，苏联共产党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现象。[40]

　　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进行认真思考后认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更大。中国有走修正主义的社会阶层，人数虽然不多，分布却相当广泛。[41]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在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制度下，依靠正常的党内民主程序就难以解决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这就要寻找新形势下的民主之路。毛泽东在进行反复思考后，才不得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他觉得只有通过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形成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监督制约力量，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才能将党内出现的腐化变质现象清除掉，有效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42]

　　当然，在进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探索中，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能盲目吸收，而要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道路。无产阶级民主是最广大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力保证。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无产阶级民主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极端重要性，还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正行使无产阶级民主。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具有敢于斗争的精神，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鉴别分析能力，增强他们进行革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觉地践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不仅要认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哪里，而且一旦自己的根本利益遭到危害，处于革命斗争的紧急时刻，就要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投入文化革命的洪流，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为捍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战。

　　在无产阶级民主探索过程中，我们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无视大局，盲目行动，搞极端民主化的“左”倾机会主义；一种是打着探索的旗号，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照搬西方民主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对这两种倾向从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它们扰乱探索的正确方向。

　　总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政权还不巩固，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腐化变质的危险，搞不好的话，还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探索无产阶级民主在新形势下的实现方式。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由之路。

　　（5）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政治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政权问题又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因而政权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出现的主要分歧，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

　　无产阶级政权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腐化变质的可能性。导致无产阶级政权腐化变质的力量，既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内部，来自内部的力量对政权的腐化变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因为出现变质而垮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也就失去了政权。随着政治上层建筑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复辟也就出现了。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之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使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保持共产党和政权的性质不变，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选择。

　　3、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必须同经济基础的性质保持一致，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否则的话，就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到底应该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呢？

　　（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后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对旧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根本的改造，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地位。这是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其实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过三次比较大的斗争。这就是一九五一年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一九五五年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批判都是在中央宣传文化领导部门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最后在党的领袖的毛泽东直接介入下才发动起来的。这三次思想文化批判，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通过三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名义上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但是意识形态方面是不是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不是真正建立起来了，能否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了呢？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呢？这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要依赖于客观实际的证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对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

　　（2）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真正解决，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论述。他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4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讲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还进一步说明了存在的原因。他特别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种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这是毛泽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后作出的判断。为此，他谆谆告诫全党：“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要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44]

　　由此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指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真正解决，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前瞻性预见。

　　其实，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说到底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反映到世界观上，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不仅存在阶级斗争，而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判断并非来自于人的主观世界，而是社会实践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意识形态方面本来就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到世界观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激化之趋势。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右派进攻就是重要表现。

　　正是因为这些事件的出现，才使毛泽东以此为突破口，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不是毛泽东的主观判断，而是他认真思考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继续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提出了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有人可能会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为什么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呢？

　　其实，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从根本上消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给资产阶级思想以沉重打击，但是经济基础领域毕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同时，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被消灭掉，而是仍然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旧的剥削阶级的思想还在不断侵蚀无产阶级思想，并在意识形态方面攻城略地，向无产阶级思想发起反攻，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仍然未分胜负。

　　这种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弥漫于整个意识形态，顽固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与无产阶级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上集中表现了出来。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仅仍然存在，还顽固地潜藏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就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将其消灭掉。

　　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来分析，这种斗争的本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性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根本目的是为了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在意识形态方面，领导权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资产阶级手中，直接关系到由谁来控制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使无产阶级思想理论和道德伦理观念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成为指导人们的行为准则，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服务。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就会使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和道德伦理观念成为指导人们的行为准则，破坏和瓦解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舆论氛围。不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只有在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因而两个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实质，就体现在对领导权的争夺上。

　　尽管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基本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进行的激烈斗争表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尚不巩固，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行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实质还是领导权问题。

　　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从性质上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着无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指导着资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两种不同性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来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从性质上来说，这两种思想是对立的，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排斥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也必然会排斥无产阶级思想。但是，这两种思想的斗争却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两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为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从总体上说，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方面成了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基本完成以后的避难所。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认清这两种思想的不同性质，还要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与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根本目的，是为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在于争取群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反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论是确立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关键是要运用这个阶级的思想理论来武装头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中，无论哪一个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就便于这个阶级的思想理论获得统治地位，进而使这个阶级的世界观在社会上获得广泛接受，奠定本阶级统治的思想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拥护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关键体现在是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思考问题上。这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观，使更多的人接受本阶级的世界观，反对对立阶级的世界观。鉴于世界观直接决定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就要开展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阶级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从实质上来说，就是由哪一个阶级来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根本目的是确立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直接影响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状况。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中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统治地位，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取得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胜利。

　　（3）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发展的两种趋向。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能够真正得到解决。这就预示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中会出现两种趋向：或者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或者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战胜无产阶级，取得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二者必居其一。

　　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呢？

　　这是因为虽然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地位还没有确立的缘故。无产阶级还要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就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来武装头脑，将无产阶级思想文化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动力，自觉地将无产阶级伦理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仍未撼动，还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和行为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具有决战的意义，直接关系到中国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还要出现反复。这种反复也就意味着斗争结果的不确定性，无产阶级既有可能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也有可能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失败，失去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不论是哪种结果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造成的。

　　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严峻性和必要性，不仅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要在斗争中注意方法，改进策略，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既要大张声势，发起凌厉攻击，又要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攻下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后堡垒，取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终胜利。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并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还潜伏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负隅顽抗，妄图以意识形态方面为阵地对无产阶级发起反攻，利用在意识形态方面暂时存在的优势，夺取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

　　我们不仅要正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还要高度重视斗争中出现的两种趋向。不论出现哪种趋向，说到底不过是由谁来掌握意识形态方面控制权的问题，是由哪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支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这就为继续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够巩固政治和经济上的胜利成果。同样，资产阶级在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到了失败，这当然会使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总体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占有优势。这样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包括新生的资产阶级）就要以此为阵地，向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发起反攻，在巩固其意识形态方面地位的基础上，准备进一步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

　　当然，我们还要从宏观上去认识这种斗争状况。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表现，是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构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总体斗争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斗争的不同结果又会对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

　　正是因为这样，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不仅要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还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两种斗争结果。这就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不仅要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能掉以轻心，更要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为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而斗争，争取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能够取得胜利。

　　由此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结果具有两种发展的趋势，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或者是资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从这里可以看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只有将这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搞好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才能取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彻底胜利。

　　（4）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影响。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到底是由哪个阶级来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还要通过双方之间的斗争来决定。那么，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结果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就会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到破坏或瓦解的作用。由此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反之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那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也就必然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因为旧的意识形态只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只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下文还有论述，此不赘述。

　　如果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就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真正占据了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建立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世界观和道德伦理及行为准则，就会排除私心杂念，凝聚共同力量，形成统一步伐，进行一致行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这样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成人和人之间的新型人际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社会主义不断在巩固中向前发展。

　　如果资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那么不仅旧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还会使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伦理和行为准则，进而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和行动。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扭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扩大乃至恢复已经被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

　　由此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是直接关系到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截然不同的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则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只有将这两种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不同作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真正意义，才能够理解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严峻性。

　　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结果，不仅影响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决战。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从思想上认识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取得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

　　4、上层建筑内部的矛盾运动。

　　我们知道，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政治上层建筑，一个是社会意识形态，那么在上层建筑内部，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九六二年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批判翻案风时说道：“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45]

　　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问题，着重说明了意识形态对政权巩固的能动作用。不论是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为了推翻敌对阶级的政权，自己能够掌握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控制社会意识形态，为下一步夺取政权做准备。因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就要高度重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高度警惕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侵蚀和破坏，掌握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

　　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一般说来，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社会意识形态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会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与其性质相同的社会意识形态来适应。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起到巩固和发展的作用。否则的话，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会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出发，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就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就是要由无产阶级去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还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把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为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准则。这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主要标志。因而我们要从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这是关系到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

　　从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仍然有可能出现腐化变质的倾向。这种腐化变质的产生，首先是从世界观的蜕变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变成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而出现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的问题发生，最后政权倾覆，走向失败。从这里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关键所在，也直接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

　　由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以后，这个政权能否得到巩固而不发生变质，关键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变。要使政党的性质不变，则取决于这个政党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其中主要是高层领导干部乃至于中央领导人，是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头脑，是不是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能不能继续执行群众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使共产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且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统一于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具体表现在人的世界观的改造上。虽然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问题，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思想意识问题，但是不论是在政治上层建筑还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都涉及到具体的人，就是要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的世界观进行根本改造，消灭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掌握意识形态方面领导权的必由之路。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犹为发人深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中，不论是苏共还是东欧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失去了领导权，在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打了败仗，进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成员蜕化变质，最后导致共产党垮台，政权易手。这不仅反映出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还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斗争一旦失败就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内部是矛盾的统一。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同时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当它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否则就会对政治上层建筑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正是由于这样，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先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而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可以看到，或者会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或者会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这就要从上层建筑内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清除修正主义分子，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不断巩固中得到发展。

　　（六）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前文我们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状况。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可能在巩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也有可能出现后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深刻研究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使社会主义社会在巩固中不断得到发展。

　　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中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既要看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又要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一般地说，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地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上层建筑在这一基本矛盾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要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表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表现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虽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而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尚未真正形成。分配领域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因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其内部还存在着严重复杂的矛盾运动，社会仍然具有向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因而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当时的上层建筑又如何呢？

　　我们知道，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当时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既存在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内部，也表现在它们之间。在政治上层建筑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权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变质的严重隐患。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不论在政治上层建筑还是社会意识形态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进行着严重的斗争。

　　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变质，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就会直接导致资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资产阶级一旦控制了意识形态，也会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都是先要制造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然后夺取政权，再变革经济基础。不论是政治上层建筑还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世界观的变化引起的。虽然政治上层建筑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但是一旦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接受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就会发生政权变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

　　不论是人民群众还是党员干部，能不能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是否变质至关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才能够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如何才能够使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如果使广大人民群众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迫切任务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但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不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存在的不同所有制经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权变质的倾向，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会直接引发资本主义复辟。人的意识决定人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出现失利，那么资产阶级就会控制意识形态，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会成为人们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无产阶级政权也就变质了。随着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的复辟，必然会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会遭到瓦解和破坏，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死灰复燃，又处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已经从实践上对此做出响亮的回答。

　　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层建筑上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的方式，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保持政权的性质不变，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掌握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控制权，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要求建立与其适应的上层建筑。既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势必也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

　　不论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进行的，因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进行的，因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由此看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进行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因而才被称作继续革命。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由来。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其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虽然掌握着政权，但是政权确实存在着变质的倾向，同时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政权变质，夺取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不仅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会进一步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因而我们说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必须确立社会的主要矛盾呢？这是由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那么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又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必须确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这是因为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主要矛盾的判定，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他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规定或着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纲，只要抓住了这个矛盾，并且予以解决，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由此可以看到，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并将主要矛盾作为工作的中心，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还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主要矛盾的性质是由其主要方面来决定的。毛泽东说：“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2]

　　由此我们认为，在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以后，还要研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这个主要方面决定着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就是两点论中的重点论。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够解决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就驾驭了事物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那么在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也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3]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又会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唯物主义者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机械唯物主义态度，只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而否认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另一种是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承认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承认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机械唯物论，这就要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是由于这样，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研究社会矛盾的时候，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中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如同拨开云雾而见青天，踏着时代跳动的脉博前进。也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4]

　　（二）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

　　我们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又是如何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呢？

　　其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一基本矛盾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才出现的，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还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既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这一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其主要矛盾又是如何呢？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看来，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社会发展变化的主要动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后进入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时候虽然生产关系领域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是毕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后，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成为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实践调研和理论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现，当时的上层建筑并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名义上也在意识形态方面居于统治地位，当时的上层建筑虽然具有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要求的一面，但是随着矛盾的展开，其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发展的态势特别令人担忧。这说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还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主要矛盾的缘故。

　　这样看来，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领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还是主要矛盾。那么，这个时候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是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还表现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当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迈进。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致使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和发展，还会付诸于东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虽然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领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主要矛盾。这就说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还没有能够真正建立，难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建筑就会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时候的阶级矛盾不仅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我们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这个判断，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以后，在经济基础领域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必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个时候的上层建筑虽然具有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面，但是其不适应的一面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日益暴露出来，呈严重发展之势。这说明阶级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不仅仍然存在，同时还处于主要地位。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性作用，还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走向，因而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看来，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

　　（三）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产生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在主要矛盾问题上，党内又出现过什么样的分歧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1、毛泽东质疑中共八大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虽然对此并不赞同，却也没有立即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他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没有匆忙表态，而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仍然在进行着观察和思考。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

　　这是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那么，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和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见，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6]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大闭幕式通过政治决议前夕，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政治决议（草案）时就认为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有问题，只是由于闭幕式就要召开了，时间很紧，来不及再商讨，况且这个问题的表述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当时也就同意了。从中不难看到，毛泽东对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持保留态度的。因而在八大闭幕后不久，他就对这个问题表示了不同意见。

　　后来，随着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多次批评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当有人问道，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年，不是先进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7]

　　十月九日，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时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8]

　　后来毛泽东六十年代初在谈到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时说：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半年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我们很多同志就觉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9]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在认识到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后，才明确指出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错误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判断。这个时候虽然他还没有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却已发表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提出的批评，显然是他在对我国社会矛盾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存在不同意见的。由于当时时间紧促，对这个问题还要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没有反对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而是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从文献资料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后来，经过实践的考察和理论的思考，他才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错误的。

　　2、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历史考察。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认定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中共八大政治决议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虽然对此表示了质疑，却也没有明确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看来，他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极为慎重，还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观察和思考。毛泽东是以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及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若干重大事件为突破口，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后，才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1）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

　　毛泽东虽然对八大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满，却也没有立即确定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这可以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得到验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甘肃省委向中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个矛盾，应当以哪个为主，毛泽东说，还要看一看，没有答复。[10]

　　这里的敌我矛盾实际上是指阶级矛盾。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哪个为主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立即予以答复，表示还要观察和思考。但是，随后不久毛泽东却在讲话和谈话中倾向于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1]

　　从中看到，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以后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了，这就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2]

　　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建立和巩固发展的过程。这个时候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便于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的全国宣传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答问题时说：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13]

　　从毛泽东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显然还是主张以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主的。这和他在复黄炎培的信中及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还是一致的。这个时候他还在反复重申八大关于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的判断。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的。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14]

　　三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15]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时，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16]

　　三月二十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在我们面临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17]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在重申八大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的同时，又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因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注意到，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他还没有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而到同年九月召开八大的时候，却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直接导致了方针政策的调整，社会主义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

　　从毛泽东发表的系列讲话和谈话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他并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还是认同八大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判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要存在较长的时间，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这个时候虽然阶级矛盾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没有结束，尽管这样还是从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的系列讲话和谈话中看不到他将阶级矛盾确立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迹象。

　　（2）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期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以及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斯大林问题、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种探索的思想结晶体现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在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发生的系列讲话中。

　　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理论上对反右派斗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8]

　　这是毛泽东为总结中央一级单位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单位反右派斗争和匈牙利事件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里的文字。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可以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互相补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必然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获得巩固。

　　此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谈到主要矛盾问题时说：“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来看，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19]

　　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误。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引者注）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帐上。要集中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0]

　　他还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解释。”[21]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八大认为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了，从生产资所有制上来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却不能这样说。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了，可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还是主要矛盾。这是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当然，从有利于整风的现实需要出发，毛泽东还提醒全党暂时不要因为过分强调阶级矛盾，影响对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处理，放松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

　　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以后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部分按语。毛泽东为此于三月十九日特地写了一个说明：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22]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在一九五五年写的批语中，其中有一条（指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毛泽东年谱》编者注）就是不妥当的。阶级哪一天消灭，我看还是吊着，总是要完全有保障，基本上没有害处了，才能够宣布。我看宣布阶级这一条不忙，谨慎一点。[23]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时候，毛泽东没有认识到除了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解决生产关系其他方面以及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认识不是此前，而是在一九五七年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和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后才产生的。后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

　　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也曾说道：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他还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胜谁负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的认识。他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中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

　　当时，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才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再一次谈到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25]

　　虽然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个论断在党内也达成了共识，后来也公之于世了，但是在程序上完成对主要矛盾的修改还是八大二次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26]

　　这样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在党中央达成共识，再经过八大二次会议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一判断成为以后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不赞同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是他从八大至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始终没有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判断。其实，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接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27]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仍在进行着研究和思考，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

　　直到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当把这种斗争与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时候，毛泽东才做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他的这个论断又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先后被党中央和全党所接受，成为以后斗争的指南。由此看来，在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也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攻击是无中生有的，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3、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八大政治决议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虽然对此表示质疑，但是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前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却没有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明确表态。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及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若干重大事件，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后，才将阶级矛盾仍然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前文的研究看，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追根溯源还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写的《矛盾论》中就阐述过这个问题。[28]

　　一般说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时候生产力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时候上层建筑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在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准确把握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后，才能正确理解阶级矛盾为什么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中共八大认为阶级矛盾业已基本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也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时候主要是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社会生产力。于是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才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至于还要不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思想准备。这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九月前发表的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可以表现出来。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出发，又联系到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斯大林问题、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进行思考，以此为突破口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认识到只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29]要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否则的话，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出现中途夭折的危险。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上发生的深刻变化，是继续革命思想的由来。

　　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在生产关系领域内阶级矛盾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瓦解的作用，并进一步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的缘故。

　　为什么在上层建筑领域占居主要地位的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研究中可以发现，这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造成的。我们知道，在特殊情况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特殊情况，就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当时的上层建筑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如果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和瓦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建筑才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既然这个时候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阶级矛盾又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前进方向，那么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既然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到底是哪一个阶级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关系领域的阶级矛盾业已基本上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既然无产阶级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保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性质不变，防止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成为能否取得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们知道，根据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的。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那么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的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毛泽东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就是地、富、反、坏没有改造好的那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就是工人和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比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30]

　　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当时写入了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文件是这样表述的，“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这两个剥削阶级是根据政治态度划定的，而不是根据剥削关系划定的，因为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并没有占有剥削他人的生产资料，地主、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再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已不是以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而存在。[3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讲话。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苏联的提法和我们的提法。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教训。”[32]

　　在谈到阶级问题时，他说：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33]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不忙于宣布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与消灭阶级问题（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34]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经济上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发现的。因而不要忙于宣布消灭阶级。从这里可以明确看到毛泽东关于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康生注意到了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针对当时人们的疑问，康生后来在九大发言时解释说：“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他是结合起来看的，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35]

　　有人可能会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阶级向来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现在以政治思想来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这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发展呢，还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背离？

　　实践出真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准确界定这种划分标准的社会实践意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控制上层建筑，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迅速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惨痛教训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也提供了详实的验证。

　　正是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才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不是背离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阶级矛盾仍然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因而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之上的。这里尤其应该注意，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决定着阶级矛盾及这种矛盾是否是主要矛盾，而不是阶级划分标准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我们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由此来认识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而不是相反。

　　阶级划分标准是有其适用范围的。一般说来，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特殊说来，阶级是以政治思想来作为划分标准的。这种特殊性只存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追根溯源还是来源于生产资料的划分标准。这是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决定的。

　　我们既不能因为确立了政治思想上阶级划分标准的特殊性，就来否定生产资料上阶级划分标准的普遍性，也不能因为要坚持生产资料上阶级划分标准的普遍性，就忽视乃至否定政治思想上阶级划分标准的特殊性。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既要认识到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普遍性，也要注意到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坚持阶级划分标准的普遍性中高扬唯物论的旗帜，在坚持阶级划分标准的特殊性中闪现辩证法的灵光，才能说在阶级划分标准上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在经济基础领域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而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的缘故。阶级矛盾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这个时候上层建筑在基本矛盾中的决定性作用造成的。阶级的划分标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变化的。

　　（四）社会主要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

　　社会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民族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阶级矛盾），革命的性质只能是民主革命。由于领导阶级的不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此后，就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就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基础领域，还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因而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一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二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究其原因还是由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

　　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原因，是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阶级矛盾的划分标准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这种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来自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正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才使人们认识到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只有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才能够得到解决。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不仅在经济基础领域而且在上层建筑领域都是主要矛盾的缘故。

　　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如何呢？

　　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考察可以发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只有通过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物质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何谈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同样，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巩固中不断发展壮大。否则的话，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致使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付诸于东流，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弄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及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社会矛盾和革命性质的关系中可以看到，是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革命性质，而不是相反。近代的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当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时候，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能采用民主革命的方法，这个时期被称为民主革命时期。当着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能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这个时期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样我们看到，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决定着革命性质及其解决方法的差异。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革命的性质，因而就要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来分析革命性质的变化。而不能反过来说，是革命性质决定社会主要矛盾，革命性质的变化决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是本末倒置，反果为因，是违反辩证法的。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中，无产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处于次要方面。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要采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仅要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而且还要通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只有在消灭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以后，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如果在革命过程中，一旦遭遇挫折，半途而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会迅速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主要矛盾中两个阶级的发展态势就会出现攻守易形，资产阶级居于主要方面，无产阶级退居次要方面，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而能否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解决。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斗争的大事。

　　由此我们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解决。旧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新的主要矛盾又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中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标志，中国由此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同时存在，因而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我们说，是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革命性质。

　　（五）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前文我们研究了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居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处于主导地位等问题。那么，阶级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发生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我们就从过渡时期认识的变化说起。

　　1、两个不同的过渡时期。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后的认识是不同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毛泽东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原先预计用十八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实际上用了仅仅六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中国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与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认识到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仅仅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36]

　　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认为整个过渡时期既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谈到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时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来看，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37]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所讲的过渡时期与一九五三年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所讲的过渡时期并不相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具体说就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一段时间。后来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一九四九年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还要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很显然，第一个过渡时期，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过渡时期，既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前者我们称为狭义的过渡时期，后者我们称为广义的过渡时期。

　　由此可见，第二个过渡时期是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主张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下提出来的。这表明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第二个过渡时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是一个疑问。斯大林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持否定态度，直到去世前才吞吞吐吐地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问题。[38]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从唯物史观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不仅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还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39]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当时我国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比较复杂，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却可以按非对抗性来处理，是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统一。

　　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早在根据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列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两面性，指出了对抗性的矛盾可以按非对抗性来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前提条件是——党的政策的适当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意接受改造。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相同。前者用专政的方法，后者用民主的方法。当然，随着矛盾性质的转变，处理的方法也要随着变化。

　　毛泽东创立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从矛盾性质的对抗程度上，将社会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处理方法也要随着矛盾性质的变化而变化。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打退了右派的进攻以后，又提出了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需要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从客观实践出发，对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和说明，注重联系，弄清区别，界定性质，严格把关，为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指导。

　　毛泽东在探索和思考中逐渐对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问题形成了明晰的认识。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他将这种认识在会议上作了阐释。经过会议讨论，在党中央内部达成了共识，作为方针政策下发全党贯彻执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40]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对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明晰的说明。阶级矛盾分为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非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一般来说，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非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还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反之亦然。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一定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

　　由此我们看到，大部分阶级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些矛盾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弄清了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后来对待党内走资派或者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人，为什么要把他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了，有的还要留在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了。这也就容易明白当着有时候对这些人的处理向着敌我矛盾转化的时候，毛泽东还要及时出来纠“左”，要求给这些人改正错误的机会，期待着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过自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与以前相比有着重大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时间的延长上，而且也在内容及阶级矛盾的划分标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在如何界定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的大部分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小部分表现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却不一定是阶级矛盾。因而准确界定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六）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要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只有抓住并解决了主要矛盾，才可以提纲挈领，使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迎刃而解。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之所以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决定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领域，还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解决，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领域的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如果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就会导致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反而还有可能付诸于东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而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而且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还要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同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

　　我们应该注意到，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阶级划分标准上与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期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并非人为决定的，而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造成的。这一阶级划分标准，具有特殊性和时限性，并未否定阶级划分的一般标准。

　　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要弄清楚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阶级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却不一定是敌我矛盾，只有小部分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一定是阶级矛盾，但是大部分阶级矛盾却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大部分阶级矛盾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如何定性和处理阶级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个主要矛盾既存在于经济基础领域，又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因而就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前文我们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之所以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但是社会上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解决。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同时存在，这样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逐步完成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个时候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时代赋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本来，按照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理论，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又不能中途夭折，裹足不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紧接着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还要依据具体情况来作出决定。

　　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呢？这些方针政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不是共产党人主观制定的，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共产党人的头脑中，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形成路线方针政策，最后又回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只能来源于中国社会的革命斗争实践，因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就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出现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形成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这种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集中体现在，阶级矛盾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不要立即解决这个矛盾以及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上。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这种分歧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体现在要不要立即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上。这就是到底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集中表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上。党内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是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于立场和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这直接关系到在中国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发展上来看，关系到中国到底是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既是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实践的不同反映，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的论断了。[1]因而我们说，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斗争上。那么，在这三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党内又进行了什么样的斗争呢？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表现了出来。那么，围绕这条总路线又经过了怎样的斗争呢？

　　1、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必然要求。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制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基本政策，决定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2]

　　从中可以看到，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基本要求。

　　当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是不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还要看时机和条件。这是因为当时国统区的经济已经趋于崩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交通堵塞，社会动荡，这个时候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在政局稳定和生产恢复之前是谈不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党内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分歧是在政治巩固和经济恢复之前，究竟要不要创造过渡的条件，或者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究竟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才逐渐产生的。

　　建国后，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经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到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民族资本主义逐渐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社会主义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值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维护了国家安全，巩固了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形势。这个时候老区的农业互助合作也面临着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退却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成熟，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3]

　　那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作出重要批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阐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4]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指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当时估计需要十八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总路线的内容，就是实现工业化，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这条总路线是今后我们党工作的纲领，离开了这个纲领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

　　毛泽东还进一步揭示了这条总路线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逻辑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制定的，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这种动向值得注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日益成熟。这个时候，毛泽东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指导，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此看来，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在新时期的发展，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个时候党内却有一些人不顾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无视当时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现实，仍然认为尚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消极无为，牢骚满腹，甚至公然反对。这表明党内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的批示就反映出这种状况。那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上，当时斗争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2、围绕制定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当时党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前，要不要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上，是经过一个休养生息时期，还是立即进行工业化建设；在工业化过程中，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轻工业。围绕这些问题党内发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1）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

　　七届二中全会虽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议。但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表现了出来。

　　毛泽东认为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前，就要及时发现并培养社会主义的因素，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工业化引领社会主义改造，以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通过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优先发展重工业，以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实现。正是由于这样，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是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5]毛泽东的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解放后关于互助合作问题的系列谈话及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相关指示中有明确表述。

　　刘少奇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他认为现在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这个阶段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都能够得到发展，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刘少奇主张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再建立和发展重工业。他认为，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好安排生活，积累资金，奠定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他反对过早地“动摇、消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触动私有制。这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业机械化之前实行集体化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私有权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其一定积极性，一般地还不能废除，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在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在中南海春耦斋的讲话（即对马列学院一班学员的报告提纲《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以及其他一些文章、报告中有明确阐述。[6]

　　从毛泽东、刘少奇两人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刘少奇则主张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时期，就要及时培养社会主义因素，为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就要及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认为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实现工业化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7]

　　由此看来，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在于要不要实现工业化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这表明他们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共产党内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毛、刘之间的分歧不过是这种分歧的反映。作为党内处于第一、第二位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不仅会在党内，而且还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进行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前，要不要在经济恢复发展的过程中，着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要不要实现工业化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党内外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

　　① 是发展工业化，还是休养生息？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工业化。为了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实现，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现在需要休养生息。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工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这就只有让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一九五三年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就是以此为背景展开的。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泽东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非作不可的事。据胡乔木回忆说，争论不仅是对梁漱溟一个人。当时在党外，民主人士中，有人对立即实行工业化有疑虑。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意见还不是第一位的。这些人认为，战争过后要有一段时间休养生息，搞工业化会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加重。梁漱溟是一个代表。党内也有争论，如对统购统销。[8]

　　梁漱溟的观点在党内外都在代表性。毛泽东批驳了梁漱溟的观点，说发展工业化是大“仁政”，而不发展工业化是小“仁政”。他们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发展工业化的问题。[9]

　　虽然刘少奇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工业化，但是他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主张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就在实际上表明了刘少奇在工业化及其实现方式上的态度。

　　② 刘少奇天津讲话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四月十日抵达天津，五月十日回到北平。在一个月时间里，他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听取汇报，调查了解情况，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还作了多次报告，阐述了他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观点。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同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密切相连的。

　　他强调，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认识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

　　他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资本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

　　他强调，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他设想，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就“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这表明刘少奇主张在工业化实现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还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后来薄一波也认为这些话是不妥当的。当时，薄一波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据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10]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到天津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系列讲话，阐述了党中央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得到了适当发展。这对于政权的巩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从发挥民族资本主义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而言，是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一致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重要观点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在城市工作中要以工人阶级而不能以资产阶级为依靠对象，对于民族资本主义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而刘少奇在讲话中却对资本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讲出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说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这显然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明刘少奇这样一位在共产党内身居第二位的领导人，对于到底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这样一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阐明了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他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会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否则的话，又怎么会对资本家的剥削情有独钟，顺口说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来呢？

　　至于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表述是说话走了“火”，意思是说言词表达不当，他转述的毛泽东的看法似乎也是这样。[11]对于刘少奇这样一位在共产党内身居要职的领导人，毛泽东对他讲话的表态当然是慎重的。同时，仅凭一次讲话也难以判断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刘少奇的讲话到底是走了“火”，还是他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真实态度的自然流露，则还要结合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其他表态进行综合分析以后才能做出判断。

　　③ 一九五○年围绕东北变工互助问题上的争论。

　　在土改后的农村，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农村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当时共产党在农村组织的互助合作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向，或者向高一级的形式发展，或者走向倒退。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种变化从方针政策上做出规定。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上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五○年春的争论，是东北局内部一些分歧引起的。东北大部分农村在一九四八年完成土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添了车马，雇了长工，买了土地。另一部分人却经济生活下降，已开始向前一部分人出卖土地，或借粮借款。有些农村党员开始雇长工。在单干和党员雇工问题上，东北局常委、辽东省委书记张闻天与东北局书记高岗有不同认识。

　　一九四九年五月间，张闻天将自己的观点分三次打电报给东北局并转呈毛泽东。

　　张闻天认为对阶级分化既不要熟视无睹，也不要过分夸大它的危险，只要有利于农村和工矿事业的发展，我们就不应反对。他认为把所有的农民都组织在生产互助组内是“左”的观点，主张发展供销合作与劳动互助，组织农民乐意接受的各种换工组，帮助贫雇农，使其免受新富农的剥削。他反对立即发展生产合作，主张发展供销合作，通过供销合作到生产合作的方式，最后实现集体化。因而他认为发展供销合作是当前农业集体化的中心环节。教育农村党员坚持为农村合作化的方向奋斗，对富农党员要进行警告，否则允许其自由退党或开除其党籍。

　　高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将绝大多数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他提出，现在的互助合作，在工具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由变工互助组逐步地提高为联组。会后，《东北日报》关于互助合作的宣传报道，就把高岗的这些思想观点概括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高岗提出要对互助合作从政策上提供帮助。高岗认为，从原则上说，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要对党员雇工主要采用教育的方法去解决，非在必要时，不采用组织手段。

　　高岗的总结发言，发表在一九五○年一月四日的《东北日报》上。在这次座谈会后，东北就有关党员雇工问题，写报告向中央请示。刘少奇于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复信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一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在与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中说，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现在的变工组不能发展成将来的集体农庄。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认为当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从中看到，刘少奇不同意高岗的观点，比较接近张闻天的观点。但对张闻天提出的先供销合作，后生产合作，刘少奇是不赞成的。薄一波在建国前后就发现刘少奇和张闻天在供销社问题上有不同意见。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在供销合作社可不可以给社员分红的问题上，张闻天认为应该分红，刘少奇反对分红，当时争论得很激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他支持张闻天的意见。

　　高岗收到刘少奇一月二十三日晚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泽东，毛泽东批给陈伯达看，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12]

　　我们看到，在东北变工互助问题上，高岗与张闻天是有不同意见的。针对土改后农村中发生的阶级分化，高岗主张将变工互助提高一步，发展生产互助合作，而张闻天却对发展生产互助合作持消极态度，认为应该发展供销合作，将这作为实现集体化的第一步。对待富农党员，他们的态度是相似的，就是都不允许党内存在富农党员。但是在对富农党员的处理上又有所不同，张闻天主张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理，而高岗主张主要采用教育的方式。这样看来，高岗和张闻天在合作化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是发展生产互助合作还是供销合作上。对待富农党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是采取教育还是组织处理的不同上。

　　他们的争论反映到中央。刘少奇代表中央对此作出了答复。这就是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签发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和当日晚刘少奇与安子文等人的谈话。刘少奇认为在变工互助的基础上是实现不了集体化的，没有机器工具是巩固不了集体经济的。他不仅否定了生产互助合作，而且也反对供销合作。这实际上就是说在农业机械化之前是实现不了集体化的，这个时候不论是农业生产领域还是供销领域都不要搞互助合作。刘少奇认为对富农党员不应干预，要承认其存在，提出这个问题上是过早的、错误的。

　　从他们三人的观点来看，总的来说，刘少奇与张闻天的观点比较接近，而高岗的观点则是与他们对立的。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面对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共产党到底要不要将农村互助合作提高一步，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实现集体化。这关系到农村的发展方向，是高岗与张闻天、刘少奇分歧的关键。至于高岗和刘少奇在富农党员上的分歧，也是由于这个主要分歧派生出来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当然不允许党内出现剥削者。刘少奇允许党内富农党员的存在是由他反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态度决定的。这里令人蹊跷的是，张闻天与高岗都不允许富农党员的存在，而张闻天与刘少奇却在供销合作上存在着分歧。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这是由于张闻天和高岗在供销合作上还有一致之处，而张闻天和刘少奇在供销合作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

　　高岗和张闻天在东北局内部的争论，后来报告了中央。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这是应该肯定的。对于大区领导人之间的争论，又是涉及到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刘少奇在没有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就作出了答复，即使抛开政治观点不论，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是不妥当的。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是从高岗的汇报中得知刘少奇关于东北互助问题的谈话的。从毛泽东的反映上来说，他是支持高岗在农业生产互助上的作为的，对刘少奇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东北生产互助合作上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这场争论正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平息下去的。

　　④ 一九五一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上的争论才告一段落，一九五一年又发生了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上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山西省委和刘少奇、华北局之间进行，最后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反正的。这次争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又一次反映。

　　一九五一的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经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当时，刘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同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13]

　　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据薄一波回忆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这以后，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九月，毛泽东倡议召开的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陈伯达主持下开会。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高岗十月十四日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的通报，认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起草中央批语，批转河北省委向华北局的综合报告，认为河北经验可在各地广泛施行。

　　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九月会议草拟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由于一系列文件和报告的传达，特别是《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很大发展。到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占65％以上，新区占25％左右，全国各地成立了4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十几个集体农庄（即高级社）。农来互助合作事业的迅速发展，成为下半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之一。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薄一波在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上的错误作出了批评。薄一波认为这实际上也包含了对刘少奇的批评。薄一波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刘少奇和薄一波分别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也作出了自我批评。[14]

　　从中可以看到，在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上，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而刘少奇却支持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的意见。这在当时是泾渭分明的。当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干预，山西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难以得到发展，还有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危险。如果再与一九五○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东北变工互助问题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来进行考虑，他们在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并不是偶然的。

　　这里关键在于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前，通过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到底能不能实现集体化。刘少奇认为要先农业机械化，再农业集体化。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是实现不了集体化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毛泽东认为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前，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是可以实现集体化的。既然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前能够通过工场手工业内部扩大分工来提高社会生产力，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合理分工来发展农业生产力。从薄一波的回忆看，毛泽东当时把他们说服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却不是这样。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15]

　　我们看到，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通过农业生产互助的方式，由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刘少奇则认为在农业机械化之前是实现不了集体化的，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之后，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来实现集体化。这恰恰是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方式。由此看来，到底是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也就一目了然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主张不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后来中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史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他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在落后的中国农村，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不仅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还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⑤ 一九五三年围绕新税制进行的争论。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发表了天津讲话，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鸣锣开道。一九五二年底制定的新税制，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又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新税制提出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新税制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新税制的制定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修正税制的方案，是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十二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的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新税制在颁布前既没有提交中央批准，也没有征求地方相关部门意见。在实行后，议论纷纷。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二月十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相关问题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泽东、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把税制修正情况一一作了说明。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五三年六月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原定半个月，实际上却开了两个月。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听取汇报，进行讨论。在六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错误观点，正式提出并系统论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税制有什么错误呢？陈云从经济的角度对此作了一个分析和说明。

　　他说：“修正锐制的错误，归纳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

　　“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变更纳锐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锐，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会议的头一个月，即从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批评。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七月十三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使会议走向激化。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觉了会议的不正常现象，指出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让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赶回来参加会议。他们在发言中不赞成把薄一波错误说成路线错误。会议的气氛改变了，为周恩来作会议结论提供了比较正常的氛围。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薄射刘”，将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后定稿的。毛泽东在修改中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的“带路线性”四个字删掉了。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批评薄一波之前，先作了自我批评，而后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步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被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16]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革命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虽然不能与二中全会相比，但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也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

　　全国财经会议使全党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泽东这样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全国财经会议以后，各省委立即进行传达，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普遍进行了总路线的教育。[17]

　　从中可以看到，薄一波主持制定的新税制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组织上的错误表现在，新税制颁布前既没有征求地方相关部门的意见，也没有报经党中央批准，反而却征求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成和支持。政治上的错误表现在，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要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而薄一波主持制定的新税制却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貌似公平，实际上却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显然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也是与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背道而驰的。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将薄一波的错误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了。

　　我们还要注意到，新税制是在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后制定的。这说明当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薄一波却违背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制定的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仍然制定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税制。如果再联系到薄一波此前在山西发展农业合作社上的态度来进行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薄一波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态度是反对的，至少也是消极的。

　　至于高岗在会议上将刘少奇的错误安到薄一波头上进行批评，利用薄一波的错误进行宗派活动，批薄射刘，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应该引起警觉和注意。不过，尽管高岗的话含沙射影，但是他发言的内容则是真实的。这就不禁使我们发出疑问，薄一波与刘少奇的思想观点到底有没有共同之处呢？从中可以看到，薄一波制定的新税制简直就是刘少奇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的翻版，再联系到一九五一年他们在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来进行考虑，我们也不能不说薄一波和刘少奇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行动一致的思想根源。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角度讲，新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总要求。薄一波的错误实际上犯的是路线错误或带有路线性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在对薄一波的错误思想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要求出发，没有将薄一波的错误作为路线错误或带有路线性的错误来进行处理，还让陈云、邓小平出面对已经发热的全国财经会议进行降温，及时纠正会议出现的偏向，在修改周恩来所做结论时将路线错误或带有路线性错误的内容划掉，在薄一波提出下放时还让他继续留在中央工作，则是体现了毛泽东“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干部政策。[18]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薄一波的错误不是孤立的。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站在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位置上，却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抱着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这就要打通他们的思想，纠正他们的观念，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从思想上扫除障碍。

　　全国财经会议批判了新税制，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党从思想上趋于一致，这就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⑥ 斗争的启示。

　　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本来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决定的。但是在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过程中，党内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刘少奇天津讲话引发的风波、一九五○年关于东北变工互助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和一九五三年关于新税制的争论上。这些争论说明在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这种分歧的实质，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到底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新民主主义是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而这就关系到是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具体表现为在没有机器工具，农业手工生产的基础上，能否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的方式，实现集体化，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也就是到底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还是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争论的由来。这直接关系到是采取逐步过渡、和平的方式，还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剥夺上。

　　这种斗争直接导致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虽然在斗争中毛泽东的观点被肯定，刘少奇等人的观点被否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斗争并未完结。

　　（3）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进行的斗争。

　　前文我们研究了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进行的斗争。其实，不仅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出现了这些斗争，就是在这条总路线的执行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论。由于农业合作化是要把亿万农民引导到集体化的道路上来，与过去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决裂，在社会主义改造上难度最大，也最为复杂，这样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出现的斗争也就在农业合作化上集中表现了出来。

　　① 一九五三年解散合作社上的争论。

　　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一九五三年农村互助合作蓬勃发展，既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发现后，着手解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解散了一批合作社，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批评，形成了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第一次争论。

　　一九五五年五月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19]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一九五三年邓子恢解散合作社这件事是不满的，邓子恢也是为此作过检讨的。

　　其实，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成立农村工作部，是在毛泽东建议下经中央研究以后决定的。邓子恢也是由毛泽东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一九五三年一月，毛泽东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调你来作农村“统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实现农业集体化，配合国家工业化，现在就应开始了。

　　但是在一九五三年春却发生了解散合作社的事件，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自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以来，各地农民对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互助合作事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从秋收开始，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将耕牛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由此引起农民主要是中农的不安，影响了生产。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出现对农民干涉过多的现象。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发现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代中央起草了几个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文件，下发实施。经过一段工作，这一倾向得到克服，农民生产情绪趋于安定。但在纠正冒进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不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的自流现象。也有一些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自发社”）不被承认，被视为非法。

　　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和警觉。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会议。十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四日，毛泽东两次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这两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九五三年春发生的纠正农村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问题。他说：“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那一年，都是错误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的，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成了非法的。”[20]

　　总的说来，毛泽东对一九五三年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批评，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这两次谈话，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导中国农业合作运动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就是根据毛泽东两次谈话的精神起草和修改形成的。[21]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当然是应该及时加以纠正的。毋庸讳言，一九五三年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作为主管农业合作化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及其领导人邓子恢，在发现问题以后及时提出纠正错误的办法，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也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出现以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及其领导人邓子恢不是站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潮面前，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发现问题存在的症结所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因势利导，着力培养合作社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为合作化的运动创造条件，而是以条件不成熟的理由将某些合作社简单地解散了事或者不允许成立新的合作社。这到底是他胶柱鼓瑟固守陈规呢，还是他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态度问题？单单通过这件事一时还真是难以作出判定。因而毛泽东采取温和的态度，说服教育的方法，寄望于邓子恢在检讨以后能够改正错误。

　　② 一九五五年春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上马下马的争论。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和邓子恢在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上的争论。那么，到了一九五五年春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人围绕如何解决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发生了上马下马的争论。这构成了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第二次争论。

　　这次争论还是要从中央农村工作部确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计划说起。

　　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春耕以前发展到六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这次会议确定了党在农业合作化中的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这个政策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补充后确定下来的。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从而使党的阶级政策更适合了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实际要求。

　　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以邓子恢等人为代表，从求稳定防止出乱子出发，在整顿合作社的过程中解散了两万个合作社；另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认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要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着力维护农业生产合作社，慎于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发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例如不积极沤肥积肥，大批出卖牲畜，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用于抢购不急需的用品，甚至用来修坟、买棺材等。一九五五年一月，邓子恢以简报形式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报告了发展合作社计划的执行情况。简报向中央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建议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章程，附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二是建议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附报了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的草案。

　　这两项建议在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决定：示范章程草案，立即组织人修改；《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略加修改后，于一月十日由刘少奇签署发出，要求当前的合作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一月十日通知要求，主要是协助河北、浙江、山东等省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其中重点是浙江。[22]

　　面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状况，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

　　毛泽东也同样发现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面对农村紧张情况，毛泽东决定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步子。据杜润生回忆：“在三月八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五七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说，发展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

　　三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这个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同一月十日中央通知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是，一月十日中央通知发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控制，最突出的是浙江省。一九五四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一九五五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

　　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与此同时，邓子恢在三月二十四日会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分管农业），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合作化的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于三月二十五日向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化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

　　浙江接到电报后，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浙江省委还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部派到浙江解释《意见》精神的杜润生的建议，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杜润生四月十一日在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报告中，曾经提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下粮食之马”，“下合作之马”。他在浙江省委会议上又说：“中农不向社投资，闹着退社；贫农缺口粮，要向社预支款项，情绪也不稳定，这一批合作社是上马难下了；不下马，误了春耕生产，并影响工农联盟。”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要“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的由来。

　　经过一个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全国共减少二万个合作社，由六十七万变为六十五万个。[23]

　　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对未经详细调查就解散大批合作社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后来对此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对执行“坚决收缩”的方针，解散两万个合作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七月底，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来京开会时，将林乎加七月二十八日向上海局的汇报记录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各省市委书记及其他到会人”，并在记录原稿中“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的后面加了一句批语：“这种估计不对。——毛注。”[24]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浙江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25]

　　毛泽东对上马下马及破坏工农联盟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和批评，将这个问题看作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他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聪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26]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审阅邓子恢准备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就浙江整顿合作社问题作自我批评的发言稿时，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煞，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结论中，谈到“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一提法时说：“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27]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确立了一九五五年春耕前发展六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后，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人在农业合作化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

　　毋庸讳言，当时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不论是邓子恢还是毛泽东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注意，为此毛泽东还确立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来指导正在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这是没有疑义的。在整顿合作社，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方面，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是否解散以及如何解散合作社方面他们又存在着严重分歧。

　　对于这种分歧，薄一波后来有一个评述，我们引述如下：

　　农村工作部的电报和邓子恢等同志的有些说法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3月25日电报提出：浙江“能巩固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合作下去”，就是“很大的收获”，这就明确要求浙江减少2万多个社。虽提出只是“内部掌握”，但也似无必要。又如，什么叫收缩，子恢同志作过解释，但讲得比较含混。他说：“收缩是指那些确实没有办好的社，对它们已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没有办好，这些社就应该丢掉。”“问题很多的社，群众有意见的，只有少数人愿意，大部分不愿意，那又何必留下呢？干脆退社（解散）好了。好来好去，不一定拖到八月十五以后再散伙。”这段话，给人两个印象：一是收缩就是解散；一是一个社该不该“收缩”，即该不该解散，由多数社员决定。我觉得，子恢同志这个说法，就不如毛主席的说法好。

　　毛主席说：“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毛主席还举了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一个小合作社的例子：“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毛主席这样讲法，起码在解散合作社这个问题上，比子恢同志提出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更能体现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至于杜润生同志在浙江讲的“下合作之马”、“砍合作社”等用语，其不妥之处就更明显了，因为它容易引起误解。

　　林乎加同志在电话汇报中讲到的浙江把收缩“当成了运动”，“收缩得很草率”，“伤害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也是确有事实依据的。[28]

　　从薄一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邓子恢、杜润生等人确实是存在错误的。可是薄一波却只是把这种错误看作是用语上的失误，而没有从他们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一贯作为来进行分析，这样也就难以对他们的态度进行准确的界定，从而真正揭示他们这种作为的深层动因。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子恢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不同态度，既表现在解散合作社上，又表现在是否下马以及对工农联盟的影响上。

　　在解散合作社方面，我们看到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人的态度显然是不同的。对于存在问题的合作社，毛泽东不是一味地解散了事，而是要求对这些合作社要进行详细地调查分析，将不利于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因素去掉，着力培植合作社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这种态度的不同究竟是因为工作方法还是立场所致，值得深思。

　　在合作社上马下马问题上，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提出下马的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试想，农村合作化是农业发展的心由之路，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因为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盲目提出下马的主张呢？当然，局部的调整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时候提出下马的口号，不管其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会造成要停止农业合作化或者农业合作化会影响农业发展的影响。

　　至于说如果不下马就会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驳斥了这种说法，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说明了在不同革命时期巩固工农联盟的方法是不同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用土地革命的方法来巩固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用农业合作化的方法来巩固工农联盟。面对中国农村正在产生的阶级分化，如果我们党不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使这部分农民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那么就会失去这些农民的支持，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因而只有上马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才能够真正巩固工农联盟。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邓子恢等人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不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是因为他们头脑中藏着非常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还将这个问题提高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可能有人会问，毛泽东为什么将这种分歧上升到路线分歧呢？这是毛泽东有意为之，还是事实上本来就是如此呢？

　　这是因为上马下马的争论反映了他们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合作社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上出现争论，并不是偶然的。一九五三年邓子恢就解散过合作社，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还为此作过检讨。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党内发生过一系列的分歧和斗争。将这次上马下马的争论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这次上马下马的争论并不是孤立的。因为党内还有一部分人和邓子恢持有相同的意见。我们注意到，邓子恢的两个建议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其中《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还是刘少奇签署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虽然从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不能得出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的判断，但是其意向则是明显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合作化出现问题以后，不论是邓子恢还是毛泽东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他们对合作化出现问题的认识显然是不同的。如果将这种不同与一九五三年邓子恢解散合作社及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合作社上马还是下马问题上的争论，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从深层来说，这是社会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上马下马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③ 一九五五年五月后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

　　继浙江整社问题出现意见分歧以后，邓子恢和毛泽东之间，从一九五五年六月下旬起，又围绕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把这场争论概括为大发展与小发展之争。[29]这是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发生的第三次争论。

　　这场争论是怎样发生的呢？

　　本来一九五五年春在农业合作化出现问题以后，虽然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人在解散合作社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都同样重视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问题，并着力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毛泽东还一度确立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外出视察中获得了大量丰富的一手材料，对农业合作化出现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这年四月间，六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他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他在上海听柯庆施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毛泽东根据新了解的情况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断。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量开始发生变化。

　　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根据原先商定的精神，继续贯彻一般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的方针。

　　四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谭震林表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五月五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第二天作总结的时候，没有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而是仍然执行毛泽东三月间同他谈话的精神，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的方针。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九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进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仍坚持三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也有。”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毛泽东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一九五五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

　　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这表明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重申了三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字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这同三月间的精神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这就要正确解决中农和贫农之间经济利益问题。毛泽东指出，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这就抓住了当时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根据会上的一些发言，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但是，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批准了到一九五六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还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到继续发展（一年间由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社），这是指导方针上的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充满乐观，对这个一年翻半番的计划仍不满意，觉得少了，建议翻一番，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某些边疆地区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发展一百万个还是一百三十万个合作社方面产生了意见分歧。邓子恢将他的意见反映给刘少奇。七月九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七月十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邓子恢汇报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事后，邓子恢于七月十五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议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为了开好会议，毛泽东调阅农业合作化的材料，派身边警卫战士回乡调查，听取他们的汇报，还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在经过充分准备以后，毛泽东开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30]

　　此后，毛泽东对邓子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将这个问题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品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31]

　　八月一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4月时，中央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杨尚昆：“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

　　从八月十三日至十月二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起草中央批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批发安徽省委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审阅邓子恢准备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发言稿时，毛泽东针对邓子恢承认在讨论合作社发展计划时对中央、毛主席不够尊重，对部内同志的不同意见也没有认真听取的话，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主要意思是：“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期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这“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你们不听部内“微小的分歧意见”，“是同全国农村中大量的普遍的积极因素不能影响你们，你们只愿接受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影响这一点直接地联系着的。”“中央同志对你们的严重的批评，书记处和政治局对你们的提议的否决，都不愿接受，何况你们部内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办法呢？”[32]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题，作会议结论时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他又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33]

　　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把邓子恢等人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说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增产，许多农民积极入社，“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农村工作部，应该是一个促进部，但在一个时期之内，它是促退部。”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在成都会议上，在陈伯达发言谈路线斗争时，毛泽东插话说：“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反对的主要人物是邓子恢。”[3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五五年春虽然毛泽东和邓子恢在是否解散合作社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在农村形势的认识以及合作化的方针上总的来说还是一致的。他们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分歧是在一九五五年四月间毛泽东到外地视察，了解到农村实际情况以后才逐步产生的。令毛泽东感到不满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提供的材料与他在外地调研中看到的现实场景迥然不同。按说，中央农村工作部作为领导农业合作化的中央主管部门，不仅掌握着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动态，还了解各地农业合作化的真实情况，应该将全面而又真实的信息及时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供决策时参考。可是为什么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等领导人却对如此生动真实的情况熟视无睹默然置之，直到毛泽东外出视察才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呢？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

　　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分歧，具体来说就是究竟是要办一百万个还是一百三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是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的不同，实际上则是由于他们在农村形势和农业合作化对工业化及农村形势的影响上的分歧造成的。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上的争论不过是这些分歧的具体表现而已。

　　当时农村形势的不稳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一个是征购问题，一个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主张以减少征购的方式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而邓子恢却主张采取放慢农业合作化的方式来维护农村的稳定。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不仅是走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也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必然要搞工业化。发展工业化，需要市场、原料和资金积累，这种需要只有从农业的发展中才能够得到保证。因而毛泽东反复说合作社要增产，如果老是等于单干户和互助组的产量就失败了。当时建立起来的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是增产的，这样就为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35]同时，也只有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才能够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及时将农业上的粮食、原料和资金调拨到工业上来，满足工业化的发展要求。邓子恢则认为农业合作化要与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要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来确定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否则的话，就会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选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从生产力发展的两条路线上来看，这是唯生产力论和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斗争的具体表现。

　　在农业合作化的阶级政策上他们也存在着重要分歧。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依靠对象是贫农和新老下中农，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团结对象是新老上中农。为了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发展，打消中农的顾虑，毛泽东提出贫农不要揩中农的油，国家要给贫农提供贷款，时机不成熟的地方不要让富裕中农加入。[36]而邓子恢则认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过快会损害到中农的利益，中农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会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到农村形势的稳定。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分歧，是由于他们到底是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还是站在上中农和富裕中农一边所决定的。这种认识的不同是由于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缘故。因而毛泽东说邓子恢等人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来处理问题的。[37]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上，邓子恢的意见并不是孤立的。刘少奇不仅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也将这个意见及时反映给毛泽东，又提议将邓子恢的意见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行讨论，还让邓子恢参加会议。由此看来，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问题上刘少奇和邓子恢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把这次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意见与此前上马下马以及一九五三年解散合作社上的问题联系到一起来进行考虑，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次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并不是偶然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存在着必然性。因而这次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反映。

　　④ 斗争的昭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以后，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分歧和斗争。这些分歧和斗争表现在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上马下马的争论和一九五五年五月以后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上。不仅如此，此前邓子恢还有过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即雇工、贸易、借贷、租地自由——引者注）的错误提法。[38]从表面上看，这些争论是在毛泽东和邓子恢之间展开的，但是通过深入分析以后可以看到，这些争论的出现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邓子恢的观点在党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是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面进行的斗争，虽然没有作为路线斗争来处理，但是却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因为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来处理问题的。[39]正是在毛泽东的说服教育和批评之下，才纠正了出现的错误，拨正了农业合作化的航向。

　　这种争论虽然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得到了暂时平息，邓子恢表面上收回了自己的主张，还为此作了检讨，但是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邓子恢还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说成毛泽东以为办合作社的那些条件都不必要。[40]这说明邓子恢的内心是复杂的，所作检讨也是言不由衷的。以后一旦有了时机，邓子恢的主张还会再次表现出来。一九六二年邓子恢鼓吹包产到户的活动就是其重要表现。

　　3、斗争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到，在制定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上，表现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是发展工业化还是休养生息、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一九五三年新税制问题的争论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上，表现在一九五三年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上马下马的争论、一九五五年五月后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上。这说明不论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斗争中才得以取得胜利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就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我们的研究也就以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和斗争为考察对象。

　　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就是实现工业化，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进行三大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这条总路线实际上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发展的规律。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的购买力。……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41]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揭示了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之间的逻辑联系。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同时只有工业化的发展，才能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物质条件，进一步巩固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在政治上为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物质基础。这并非心血来潮说出来的话，而是毛泽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分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后作出的判断，是一以贯之的。直到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鉴于实行包产到户后会给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在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中，还忧心重重地再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42]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底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矛盾造成的。本来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决定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虽然七届二中全会表决通过了这个决议，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是搞新民主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关键体现在经济上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政治上是否允许资产阶级继续参与国家政权。这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政策的问题。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深远的，直到去世前他还说：“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43]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其实，党内出现这样的分歧和斗争，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非常激烈。这种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的路线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党内路线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党内路线斗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结果如何，会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胜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党内路线斗争和社会上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阶级斗争的矛头所向，并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

　　我们注意到，这种分歧和斗争还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在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邓子恢的斗争，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工业化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虽然在毛泽东的批评和说服教育下暂时得到了解决，当时也没有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寄望和信任，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党内出现分歧和矛盾又是具有必然性的，否则的话，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一般情况下，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发扬党内民主，运用整风的方法来得到解决。因而我们不能把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随意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将路线斗争庸俗化、儿戏化。但是如果这些分歧和矛盾关系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路线斗争的客观存在，也不能不对这种斗争无动于衷，默然置之，不仅要敢于而且还要善于进行路线斗争，直到取得斗争的胜利。

　　虽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中央不仅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且还冲破重重阻力，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就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正确性的有力证明。尽管如此，也显示出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毛泽东的反击和批评下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他们却没有从思想上真正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以后还会在斗争中再次表现出来。

　　（三）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前文我们研究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和执行上进行的斗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主要的任务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但是在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1、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背景。

　　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几千年深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终于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社会主义建设的情绪日益高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虽然在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就要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主要的任务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实就是一条发展生产力的总路线。不过，它不是一条唯生产力的发展路线，而是一条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路线。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具体实践。毫无疑问，大跃进就是发展生产力，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的变革。这是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已经具备了探索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政权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初步奠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这样就以《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工农业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脚走路”的方针，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44]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这样经过在党内的酝酿和讨论，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全党予以确立，随后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45]

　　为了执行这条总路线，就要求全党上下动员起来，群策群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全党全国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加速中国工业化的实现。

　　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46]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是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总路线指引下的具体实践活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战斗精神，鄙视列强的英雄气概，率领全国人民向着工业化进军的伟大征程。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具有什么样的基本内涵呢？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这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总路线的实践活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规律的具体体现。大跃进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要变革生产关系。大跃进的发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修建，农村工业化的实行，单单依靠当时的高级社是难以完成的，这就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提出了客观要求。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又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必须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依靠谁、发展的目的为了谁的问题。这就要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对象和发展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作了国家的主人，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他们战斗在生产和科技的第一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艰苦奋斗，节衣缩食，表现出冲天的干劲和战斗豪情，展现出中国人民一旦站立起来就具有的战天斗地勇往直前不屈不挠所向披靡的斗争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书写出壮丽的画卷，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社会主义建设既然依靠人民群众，那么发展的成果就必然为人民群众所享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按劳分配的实行为人民群众共享劳动成果提供了根本保证。

　　按劳分配是调动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这种分配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为前提的。在公有制经济下，消灭了剥削，清除了经济上的阶级对立，是按照人们提供的劳动量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比较公平，只要处理得当就不会产生较大差别，便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共同劳动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过要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忽视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对按劳分配放任自流，直至走向两极分化；一是以防止两极分化，体现社会主义公平为名，实行平均主义，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这就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限制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在分配中既要发挥按劳分配的积极方面，又要限制其消极方面，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社会上既存在差别，又不会发生两极分化，使按劳分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推动力。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从国家安全考虑，必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以“两弹一星”为龙头的国防工业体系，解决中国工业布局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勤劳而智慧的人民，在工业发展中又面临着市场、资金、技术、原料等诸多因素的严重制约，这就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协同作战，万众一心，共同奋斗，将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转化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鲜明特点。速度虽然是总路线的灵魂，但是这个灵魂是以效益为躯体的。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就如同灵魂与躯体不可分割一样。总路线要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快是说建设的速度，好省是说建设的效益，因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既不能离开速度去谈效益，也不能离开效益去追求速度，而要把速度和效益统一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我们不仅不会忘记而且必须正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只讲速度不讲效益的情况，但是绝不能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认为总路线中没有包涵着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辩证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要坚持两点论，排除一点论，准确把握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际上体现了生产力和生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也就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将精神力量转化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追求速度和效益的统一，这些特点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涵，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中表现了出来。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不要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风”和缺点错误所误导，而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来准确把握其本质内涵，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如同灯塔一样照耀着中国人民为实现工业化而进行的奋斗历程。

　　3、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生过三次斗争。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那么，这三次斗争的基本状况如何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1）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就是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发生的党内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上存在的分歧。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在起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时，毛泽东提出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47]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认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冒进，因而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计划的安排上、二五计划的编制上以及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上提出了反冒进。[48]

　　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中宣部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既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表现了出来。这篇社论是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的，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代表作。毛泽东并不赞成这篇社论的观点，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并对这篇文章片面引用他的话表示不满。后来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的社论，经中央政治局若干同志看过后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说，多快好省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将反冒进这股风压下去了。[49]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在一九五五年年度计划的安排上，由于几次调低基建投资，砍了一些非生产性的建设项目，致使资金结余达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出现了较多剩余，最后还不得不将剩余物资委托苏联进行销售。[50]这说明当时的经济还是存在着发展潜力的，一九五五年年度计划的安排上确实存在着保守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反冒进，自然会引发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这也从客观上说明毛泽东当时提出对反冒进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的。

　　当然，冒进是应该反的。所谓冒进就是超越当时客观实际的可能去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这不仅难以持久，还会给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隐患。反冒进，就其本义来说，就是要把这种超越客观实际发展的速度降下来，回归到现实可能达到的速度上去。从这一方面来说，当然是一种认识的分歧。毛泽东也没有否认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出现冒了。他之所以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泼了六亿人民的冷水，并不是主张超越客观实际发展的高速度，而是他认为当时这个速度经过努力以后是可以达到的。一九五五年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也提供了这样的现实依据。在他看来，经济出现问题以后，对于若干经济指标的调整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在人民群众意气风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冒进，就必然会削弱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打击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这是他坚决反对的。[51]

　　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是围绕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展开的。这种争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成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热情高涨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从而会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认识上存在的分歧。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之所以提出反冒进，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出了客观的承受能力，不仅难以持久，还会造成严重隐患。毛泽东反对反冒进，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顾条件地片面追求高速度，而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经济是能够达到高速发展的。

　　从这里来看，在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速度的认识问题。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我国国情、经济形势乃至发展潜力上的不同认识，还反映出他们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认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能不能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上存在分歧。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因而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从表面来看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对于我国社会政治形势的认识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将反冒进问题提到如此高度的原因。

　　当然，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到底有多大，经济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才是合适的，还是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张快速发展经济，并非是一味地追求高速度，而是在多快好省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要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目标，超越了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就是“左”，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践状况就是右。我们注意到，在当时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我们党来说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这就要对“左”和右进行准确的界定，避免判断上的随意性，保持斗争的严肃性。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虽然在南宁会议上说过反冒进离右派50米了的话，说他就是反反冒进的，后来在将反冒进压下去了以后，他又在成都会议上说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是在路线一致下的分歧。[52]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反冒进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没有将其作为路线斗争去处理，通过正常的党内斗争，采取和缓的方式予以了解决。虽然这是在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前夕发生的斗争，但是通过批评反冒进，毕竟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创造了适宜的氛围，为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通过批评反冒进，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打通了思想，扫除了障碍，做好了准备。这关系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能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里既要反对不顾客观条件，任意拔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左”的倾向，也要反对悲观消极，无动于衷，默守陈规的右的倾向。这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客观条件出发，通过认真探索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速度。

　　（2）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后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主要分为农业大跃进和工业大跃进，就是要调动一切力量，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一九五七年随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展开，掀起了农业大跃进上的高潮。一九五八年又以钢铁翻番，进一步掀起了工业大跃进的高潮。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在农村出现了合乡并社，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县一社。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不少严重问题。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首先发现了这些问题，并领导全党着手予以纠正。他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进行纠“左”，对一九五九年的钢铁、粮棉等指标进行了大幅下调，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读书，遵循价值规律，分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人民公社不仅要生产粮棉，还要发展工业，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要发展商品生产，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不过是此前纠“左”的继续，还进一步提出了将生产小队作为半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在庐山开会还带有让大家放松一下，调节休息之意。[53]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和争论，当时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已出现。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热衷于搞美苏合作，中苏关系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分歧正在走向激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内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和指责乃至挖苦和嘲笑也不断反映到党的高级领导层。[54]这种分歧和争论在庐山会议上不仅存在而且正在不断走向激化。

　　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还是为了继续以前的纠“左”，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改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经济发展目标，找到适合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会议一开始两种不同意见就发生了激烈交锋：一方主张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来纠正“左”的错误，一方虽然没有公开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但是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的批评，意图从指导思想上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实际上就是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恰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彭德怀在信中虽然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问题的意见，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一是浮夸风，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致。[55]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觉得只是一种意见，开始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就批示印发大会了。[56]

　　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实际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双方围绕彭德怀的信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争论。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系列观点。毛泽东召集大区书记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的，希望毛泽东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57]会议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以后，商定第二天开大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观点。[58]此后，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现在不少人对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感到不好理解。本来会议是纠“左”的，怎么突然就转为反右了呢？

　　其实，只有把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与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结合起来去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其真相。当时已经进行了九个月的纠“左”，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毕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是没有经验，有的是干部浮夸造成的，这就要弄清原因，分清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多数干部究竟是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是从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出发，在他们改正缺点和错误以后，继续使用他们。这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虽然争论的双方都打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旗帜，但是争论的焦点恰恰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

　　会议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当时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右倾并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客观存在，这就是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为借口，去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领导了反右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很有可能会被否定。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这两种结果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要避免这两种结果的出现，就必须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庐会议上发生反右倾斗争的深层原因。

　　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本来是正确的。令人惋惜的是，在处理反右倾和纠“左”的工作安排上却出现了严重失误。本来，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右倾已经被批判和纠正了，在全党来说纠“左”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就应该继续进行纠“左”。可是却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文件传达到了县以下，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在反右倾的斗争中各地又掀起了新的跃进风，成为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59]

　　这是工作安排上的失误。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安排上的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反过来说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错误的。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汲取了这个教训，就使得此后进行的经济恢复任务顺利地完成了。这就是一个例证。[60]

　　（3）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在全党上下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于是又出现了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办文教等活动，在全国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更为严重的比例失调。这个时候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同时又因为偿还苏联债务等因素，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导致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造成困难的原因以及克服困难的方法上。这种分歧不仅在地方存在，就是在党中央领导层中也同样存在。这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之间展开。虽然在毛泽东主导下，通过召开会议，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克服了困难，使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经济形势判断上的分歧。从一九六○年冬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业已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不仅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还派出三个高级调查组分赴各地，进行调研，对年度经济发展指标作了大幅度压缩，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适合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一九六一年九月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谷底了，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以后会一天天好起来的。这个形势判断不仅在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而且在一九六一年底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获得了党内的共识。[61]但是，在党内乃至高层不同意见仍然存在，陈云就因为持不同意见才拒绝毛泽东要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要求。[62]

　　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发现了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刘少奇和陈云的观点趋于一致，认为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过去。[63]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黑暗风。在形势的判断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造成困难原因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既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也有“五风”盛行、工作上的失误及自然灾害的原因。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曾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着重阐述了人的认识规律问题。刘少奇则在对造成困难的原因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笼统地说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既没有将探索中的失误与“五风”区别开来，也没有对人祸进行准确的分析，这样势必会造成人们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流露出这样的看法。[64]

　　解决困难的方法。针对出现的严重困难，毛泽东主张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人民公社体制的实现形式。而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要实行包到到户或分田到户。

　　在困难面前，毛泽东通过一九六一年的反复调研和讨论，发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社规模过大，在生产大队内部存在着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生产队内部存在着人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因而他率先抓住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的关键环节，提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主张。既要反对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也要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65]他提议将人民公社的规模保持在原来所在的乡的范围内，把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既缩小了公社的规模，又解决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同时还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除去五保户等特殊人外，一律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样就重新确立了新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66]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解决困难的方法。中共中央提倡调查研究，使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许多中央及中央部门领导人到基层进行调研。邓子恢在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田家英作为毛泽东派出的高级调查组负责人，在调查后向毛泽东建议实行分田到户。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调查后也向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的主张，他甚至还说如果分田到户了，四年就可以恢复经济，否则需要八年。[67]陈云和田家英的主张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四位常委的赞成。[68]如果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会给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因而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69]

　　这个时候彭德怀给中央上书要求平反。这是要改变庐山会议的右倾定性，涉及到对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的评价问题。当时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被认为是给高岗翻案。这两件事联在一起，被称为翻案风。[70]

　　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他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拨正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及反右倾斗争。

　　毛泽东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建立了适合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针对陈云说的要实行分田到户经济需要四年时间可以恢复，否则需要八年，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不要那么多，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六四年扫尾。后来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宣告了他领导全党建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是正确的。[7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党内在当前经济困难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追根究底还是因为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立场的不同造成的。况且刘少奇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了动摇。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曾经写出了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话。[72]虽然这件事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但是无疑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刘少奇以后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表现出了忧虑。随着以后“四清”运动中两人分歧的出现，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了恶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展开了三次斗争。这些斗争表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满风险的。从斗争中还可以看到，影响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真正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上，还存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那么，这些斗争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4、斗争说明了什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三次斗争，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三次斗争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挠和干扰，充满着艰险和困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斗争中不断将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的。

　　这三次党内斗争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如何做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从实质上来说是要不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从性质上来说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认识上来说是如何看待探索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究其原因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分歧造成的。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时候，就警告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这实际上就类似于右倾了。在将反冒进压下去以后，他又说这是在路线一致下的认识分歧。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写的按语中将反冒进与一九五六的国际方面发生的风浪相提并论，并与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73]这就可以进一步说明，虽然毛泽东没有将反冒进作为路线错误来予以处理，但是反冒进的右倾表现则是明显的。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表面上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缺点错误，实际上则是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展开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74]

　　关于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与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在修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稿《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75]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7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是因为这种斗争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的，是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要不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看待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是围绕如何看待当前的困难形势、产生困难的原因及解决困难的方法展开的，集中在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表现出来。当时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产生困难的原因是由于经验不足、干部的浮夸及自然灾害造成的。这就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前提下，通过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来摆脱困难。刘少奇等人不仅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而且还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对三面红旗表现出动摇。这就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

　　这个时候出现的激烈争论，就是在三面红旗上的分歧造成的。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已经初见端倪。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争论是在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在下调粮、棉、钢等经济发展指标，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这些斗争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党内出现了右倾和反右倾的斗争。这三次斗争具体表现在对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如何看待探索中的失误、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造成困难的原因及解决困难的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认识上，实质上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造成的。试想，如果在总路线的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话，即使在具体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又怎么会产生如此的分歧和斗争呢？

　　这样看来，当时分歧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这不仅关系到是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还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毛泽东才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继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照搬。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苏联经验，汲取苏联教训，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去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

　　要正确看待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探索中出现缺点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要将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本质特征区分开来，还要将浮夸风弄虚作假与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区分开来，纠正“五风”，取消“一平二调”，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既不能因为探索中出现了缺点错误，就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不能因为要维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置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于不顾，掩耳盗铃，视而不见，知错不改，默守陈规。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斗争，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应该如何看待探索中出现的错误、对当时困难形势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及克服困难的方法等问题上。这说明在党中央内部已经出现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党内出现的这些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存在着密切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四）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三——围绕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的斗争。

　　在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表现了出来。那么，这条总路线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呢？其基本内涵是什么呢？围绕这条总路线党内进行了什么样的斗争呢？斗争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产生的背景。

　　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就是要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那么，这条总路线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经验教训以后制定出来的，而毛泽东则是这条总路线的奠基人。

　　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斯大林问题、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一九五七年中国又发生了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这些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作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通过八届三中全会的讨论在党中央内部达成共识，而后又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成为指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奠定了基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滥觞。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这个领域的主要矛盾。由于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会对经济基础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阶级矛盾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毛泽东不仅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而且社会实践的发展也在不断对此作出新的验证，引发毛泽东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赫鲁晓夫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篡夺了苏共领导权，将苏联引向了修正主义道路。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不断激化，正在走向公开论战。苏共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重视。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说明中共党内乃至高层存在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说明党中央乃至于核心领导层也容易产生修正主义。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虽然对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说的很含蓄，但还是点出了修正主义的危害问题。[77]毛泽东认为当时提出的“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在统一战线上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联络部和中央统战部搞了修正主义。后来这三个部的部长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被撤职，还解散了中央农村工作部。[78]

　　不论是苏共党内还是中共党内都出现了修正主义，不同的是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共领导权，而中共党内虽然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共领导权却还掌握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说明修正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引发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隐忧，于是反修防修就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

　　2、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涵。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这个表述是根据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特别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谈话、文章及批示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如下：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会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公报引文下方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引者注）[79]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引文中加重点号的文字为毛泽东在审阅公报草案时加写的文字。[80]至于引文中“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述，显然是出自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81]其余的文字则是公报草案起草人员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谈话整理成文的。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82]，也被称作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确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83]为了和前文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表述相一致，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这一提法。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

　　这条总路线主要包括四个要点：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存在的时间。总路线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时期内，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时期到底有多长，并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国内外条件及阶级力量的斗争决定的。因而毛泽东只是作了一个大概的估计，难以作出确定的时间判断。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存在的原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复杂的国际条件决定的。国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还在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小生产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在人民中也有一些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同时国际资产阶级也对社会主义国家虎视眈眈，企图进行和平演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还企图在中国复辟，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由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还不巩固，旧的反动守旧势力，虽然已经被推翻，但还在社会的许多领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国内外还存在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诸多因素，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时而紧张，时而缓和，时而激烈，时而平稳，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使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本质特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我们就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看作这条总路线的灵魂。如果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视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灵魂，那么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条总路线的躯体。灵魂只有在躯体中才能存在，脱离了躯体就会死亡。因而执行这条总路线就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建设，更不是不要社会主义建设，而是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条总路线才能开出绚丽之花。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四清”运动中多次讲到不要影响生产，而是要促进生产，还将生产是否增长作为检验“四清”运动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8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条总路线包括四个要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存在的时间、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阶级斗争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影响。这些要点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涵。要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之魂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躯体中，才能使总路线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如同灯塔一样照亮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为指导，进行反修防修，搞好社会主义教育，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

　　3、围绕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了贯彻落实这条总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做“四清”运动。但是，“四清”运动却遭到了党内官僚干部的层层抵制，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这样围绕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就出现了激烈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四清”运动的方向，冲破重重阻力，不断将“四清”运动推向前进。

　　（1）官僚干部抵制“四清”运动。

　　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由于“四清”运动触动了官僚干部队伍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和抵制。他们或者消极怠工，软磨硬抗，或者敷衍塞责，直营差事，或者默守陈规，无动于衷，以此来对抗“四清”运动，转移斗争方向，使得“四清”运动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85]

　　其实，不仅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是这样，就是中央领导人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虽然批转了湖南、河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但从后来的情况表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并不满意。原因是，他在会议最后一天，想延长会期，专门讲讲社教问题。为此采取了一个非常婉转、含蓄的办法，将湖南、河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安排在第一排就座，想以此引起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对社教问题的关注，但中央的领导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会议如期结束。五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二月会议的时候，我准备叫他们两人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你们不赞成。当时为什么叫他们讲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边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86]

　　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态度问题，从周恩来一次谈话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周恩来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同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87]

　　从中可以看到，在社教运动的问题上并没有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多数领导人的重视，他们没有认识到社教运动的伟大意义，而是对社教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处于麻木状态，没有自觉地行动起来。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和注意。

　　在社教运动过程中，党内官僚干部无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多次要求和警告，仍然在采取不同方式来抵制社教运动。

　　党内官僚干部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之一：在《前十条》下发后，由于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浓厚的官僚主义和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淡漠倾向，他们不顾毛泽东的谆谆告诫，疏于指导，放任自流，致使社教运动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又制定了《后十条》。[88]

　　党内官僚干部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之二：由于《前十条》是约束和打击官僚干部势力的，而《后十条》则是对《前十条》的相关条款作了政策性限制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僚干部队伍起着保护性作用，因而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少与会者对社教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赞成《后十条》，非议《前十条》，这是党内官僚干部抵制社教运动的又一次显示。[89]

　　党内官僚干部势力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之三：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干部到基层去宣讲“两个十条”，进行蹲点，实行“三同”，可是不少干部却消极对抗，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最后不得已动用组织手段才将大批干部赶到基层去。[90]

　　这样看来，党内官僚干部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前十条》下发后，违背毛泽东的反复教导，致使社教运动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十条》和《后十条》这两个社教文件的不同处置方式；消极对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各级干部下去蹲点的指示，致使刘少奇最终不得不动用组织手段才将官僚干部赶到基层去。这说明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他们不仅对于说服教育、思想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漠然置之，而且还竟然抵制中央的社教运动。这就给党内民主生活的实行带来很大困难，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来进行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随着社教运动的开展，党内官僚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还指出了天津的小站、甘肃的白银被反革命篡夺了领导权。[9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的发言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

　　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省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报告中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92]

　　这些严重问题是由主持大区和省委工作的一线领导人讲出来的。这是他们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而并非闭门造车主观臆造的产物，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他们在发言中说的情况是虚构的。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当时地方确有不少领导机构已经腐化变质，这说明在领导机关和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有多么严重！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解决，党和国家就有可能改变颜色。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在他阅读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社教蹲点报告上写的批注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阅读这份报告时写下批注：“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93]

　　毛泽东虽然是针对陈正人的调查报告有感而发，但是通过洛阳拖拉机厂的情况反映，还是让他看到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腐化变质的严峻状况。他将党内的官僚干部势力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指出这是和工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有些人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这就要采取果断措施将问题予以解决，否则党和国家就有可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仅对群众也要对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此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同时，还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展开夺权斗争，将反革命分子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使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社教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官僚干部队伍的态度是冷漠的。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措施来抵制社教运动，致使各地的社教运动要不开展不起来，要不流于形式，要不偏离运动的方向，造成扩大化。这是因为社教运动本身就是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清除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取消他们谋取利益的特权，剥夺他们窃取的既得利益，使他们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能够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成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大路上前进的带路人。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或者公开地或者暗地里对社教运动进行抵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也就是在社教运动中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立场上的问题。这个时候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有一些领导机构已经腐化变质，蜕变为反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首先开展夺权斗争，然后再进行社教运动。因而社教运动中出现夺权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

　　不论是社教运动遇到了官僚干部队伍的漠视和抵制，还是不少基层政权机构腐化变质的严峻现实，都说明在社教运动中单单依靠思想教育是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将社教运动进行到底的。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的探索和选择。

　　（2）“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

　　在“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分歧首先在“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出现，而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先是在《十七条》中解决了他们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而后又在《二十三条》中进一步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解决了他们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发表为标志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分歧作了一个总结，但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产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这次会议后，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回到北京后，刘少奇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了他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观点。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就是践行刘少奇社教观点的一个标本。讲话后，刘少奇到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在向毛泽东请示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时，毛泽东谈了两点：不要把基层看得一团漆黑，不要把工作队布置在一个点上。从中不难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94]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四清”运动性质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

　　在“四清”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95]

　　在“四清”运动重点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6]刘少奇却不同意这个观点，还反问毛泽东，在中央机关内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97]

　　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又具体分为几个方面：

　　从依靠对象上说，毛泽东认为主要地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要依靠群众、地方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队来进行运动；[98]而刘少奇主张撇开基层干部和组织，依靠工作队开展运动。[99]

　　从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上说，毛泽东认为工作队不能包办运动，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实行大兵团作战；[100]而刘少奇主张将众多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实行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工作队要接管地方政权。[101]

　　对基层干部和组织的判断上，毛泽东认为不要把基层看得漆黑一团，干部的主流是好的，要用说服教育、洗“温水澡”的方法来进行运动；[102]而刘少奇在这方面则比毛泽东看得严重得多，他认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在运动中不能依靠他们。[103]

　　在具体的方法上，毛泽东主张要将政策告诉干部群众，通过群众来开展运动，在斗争中造出领导人；而刘少奇主张通过扎根串联开展秘密工作的方法来开展运动。[104]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首先从“四清”运动的方法上表现出来。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提出过不同意见，却没有引起刘少奇的注意。毛泽东虽然对此表示不满，但是却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们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发生分歧以后，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采取措施解决了这些业已存在的矛盾和分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仅仅是“四清”运动的方法问题，还可以看作是一个认识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分歧显然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四清”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通过这次运动就是要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在苏共中央已经出现修正主义和中共党内也已产生修正主义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毛泽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和警觉。

　　本来，“四清”就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社教运动，是为了在实践中探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举措。虽然刘少奇也多次提出要反对修正主义，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腐化变质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严重，在主持运动期间也采取了不少“左”的措施和手段，但是他却撇开“四清”运动的阶级性，孤立地就事论事，回避中共党内业已出现修正主义的严峻事实，认为党内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否认“四清”运动在反修防修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的伟大意义，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因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一系列分歧实际上就是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严重政治问题。鉴于刘少奇在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地位，一旦将来他掌握了中央权力，将他的主张付诸于实践，就会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而毛泽东后来说，正是这种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才引起了他的“警惕”，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105]

　　正是因为这样，刘少奇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泽东回答：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106]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分歧并非意气用事，而是事关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后来刘少奇在党内地位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对后来中国政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我们看到，“四清”运动不仅遭到了官僚干部势力的抗衡和抵制，在运动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不少领导机构出现了腐化变质的严峻状况，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又发生了严重分歧。这表明在“四清”运动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致使“四清”运动的发展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那么，这种斗争又反映出什么呢？我们下面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4、斗争反映出什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为了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人意料的是，社教运动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官僚干部队伍的层层抵制，面临着重重困难。尤其让人忧心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不论是官僚干部队伍对社教运动的抵制和阻挠，还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存在的严重分歧，究其根源还是由于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造成的。

　　就在这个时候苏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而在中共中央若干部门中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特别是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上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而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对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使他对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产生了严重隐忧，于是才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预警。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反复说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07]

　　官僚干部队伍消极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官僚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断被揭露出来，有的简直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在基层政权已经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的地方，就要开展夺权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四清”运动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不仅来自于官僚干部队伍的层层阻挠，还是由于中央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缘故。

　　这个时候毛泽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放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心来安排各项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必然会如同苏联一样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一是顶住压力，艰难探索，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坚定不移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由上级党委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虽然是传统方法，但是一旦上级党委出现了修正主义，由它派出的工作队还能够领导运动吗？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这就要求必须突破传统窠臼的束缚，寻找新的方法。在中央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和官僚干部队伍抵制“四清”运动的情况下，为了拨正“四清”运动的方向，将“四清”运动开展下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就只有将群众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为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而斗争。

　　人民群众只有在群众运动中才能形成排山倒海的真正伟力，成为制约官僚干部队伍出现腐化乃至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强大力量。他们行使民主权利，进行革命斗争，维护自己利益，消除腐败现象。在群众运动中来鉴别干部，审查干部，考核干部，评判干部，选举干部，罢免干部，将广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因而要将社教运动进行到底，就必须将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在社教运动相关政策措施的指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将党内走资派斗垮打倒，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

　　（五）从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建国后我们党制定了三条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围绕三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制定和执行这条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了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刘少奇天津讲话引发的风波、一九五○年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邓子恢鼓吹“四大自由”、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春邓子恢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最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这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中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关于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排除干扰，坚定信心，克服困难，走出低谷，在纠“左”反右中前进，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条总路线在制定和执行中既遭到了党内官僚干部队伍的抗衡和抵制，又发生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分歧和争论。在毛泽东主持下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拨正了“四清”运动的发展方向。

　　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解决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

　　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就是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还要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够更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具体实践。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化就是在过去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再向前推进一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不仅找到了一条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向人民公社一级所有制乃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正确道路，而且还为农村工业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毛泽东将社有工业视为人民公社“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108]这个“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才出现了曙光，经过艰难的量变阶段后以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异军突起”，令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深感意外，[109]农村工业竟然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河山”。但是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解散了人民公社，这个辉煌的前景昙花一现就成了历史的陈迹，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出现在了中国广大的农村。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都明确提出了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到底能够达到多快，还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会消除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大大解放生产力，而且还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因而毛泽东不论是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还是“四清”运动期间都反复强调不要因为运动影响农业生产，[110]而且还要发展农业生产，把是否提高农业生产作为检验农业合作化和“四清”运动成败的重要标准。[111]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刮起了新的“跃进”风，属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不足为训。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就提供了有力的证明。[112]刘少奇等人不论是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一九六二年对困难形势的估计表明他们对此是持保守态度的。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上认识的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坚持唯生产力论还是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这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决定的。这两条发展路线的区别在于，在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以后，究竟是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不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巩固和加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具体表现为是先集体化后工业化还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如何解决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问题，分歧的焦点则是消灭资本主义还是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认为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实现农业合作化，建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要建立人民公社，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前推进一步。人民公社化是农业合作化在新时期的巩固和发展。

　　他还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两种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是互为依托、互相作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同时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又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如果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会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有可能垮掉，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就复辟了。这不论在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13]还是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前夕他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中，[114]都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观点。

　　刘少奇主张建国后先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先工业化再集体化，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115]不仅建国初期他就持有这种观点，直到一九六五年他还想从马列著作中寻找根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并私下对高级干部说一直到现在他还坚持他的这个意见。[116]由此看来，虽然在毛泽东的批评、开导和教育下，刘少奇从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但是从思想上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点，仍然自以为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为后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埋下了隐患。

　　前两条总路线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解决的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实践活动。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也多次讲到反修防修问题，对基层政权的腐化变质估计的比毛泽东还要严重，[117]但是当涉及到“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毛泽东明确主张社教运动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刘少奇却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只是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这是他们建国后在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上分歧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刘少奇认为建国后还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要得到发展。既然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新的发展，那就既没有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必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根源。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建国后在三条总路线上出现的分歧，贯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集中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多数斗争与刘少奇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歧在于，为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究竟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出发，还要不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将来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创造条件。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还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要不要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这里可以看到，建国后党内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贯穿于建国后十七年的斗争历程中。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难以避免的必然性现象。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而是立场的不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历时弥长，争论激烈，曲折回环，时隐时发，经过了十七年的风风雨雨，最终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四、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透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我们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候，只有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分析入手，才能揭示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一）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形成。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存在着社会矛盾。正是由于社会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和进步。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

　　这一矛盾体系的构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

　　构成这一矛盾体系的各个矛盾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矛盾体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处于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处于次要方面。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将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用专政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如果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左”或右的错误的出现。

　　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般来说，阶级矛盾是对抗性的，但是在我国特殊的条件下，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用非对抗性的方法来处理。当然如果搞不好，或者资产阶级不愿接受，也会变为敌我矛盾用对抗性的方法来处理。[1]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2]

　　由于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只要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在处理主要矛盾的时候，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阶级矛盾大部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只有少部分才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但是也要注意到，处于非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对抗性转变，同样处于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非对抗性转变。

　　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中，社会基本矛盾处于决定性地位。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并予以正确地处理，才能解决基本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要解决主要矛盾，就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处理好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解决好主要矛盾，提纲挈领，势如破竹，使整个社会矛盾体系迎刃而解，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成为能够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关键环节。

　　（二）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中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这一矛盾体系的运动中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斗争中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就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一般来说，生产力在这一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又在这一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已经建立起来了，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个体经济仍然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仍然在每时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人和人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尚未真正建立。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尚不巩固，在生产关系内部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状况在经济基础内部也同样存在。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才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产生。因而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决定的。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那么阶级矛盾就不仅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而且也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两个革命时期都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这两个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标准上却是不同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政治思想来作为划分标准的。毛泽东不仅在党内工作会议上这样讲过，康生也曾经作过这样的说明。[3]当然，这是阶级划分标准上的特殊性，只适用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不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建国后十七年发展的风风雨雨，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集中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表现出来。前两条总路线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第三条总路线解决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问题。由此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内在联系。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践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社会主义力量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三条总路线的指导下，冲破重重阻挠，战胜千难万险，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动员群众，说服教育，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探索中不断将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党内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除个别情况外，一般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究竟要不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还是唯生产力论这两条不同发展路线上的分歧，关系到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集中展开，在三条总路线的斗争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三）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后，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还要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虽然不是经济基础领域的主要矛盾了，却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由于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这个时候的阶级矛盾就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而且还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从这里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出现，又具有偶然性。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多次引用彭真的话，说当时毛泽东是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但最终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讲。彭真虽然说出了这个事实，却不愿意讲明其中的真实原因，留下了历史的谜团。这尤为发人深思，耐人寻味。[4]

　　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判断出这个原因肯定是不利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否则的话，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的情况下，彭真又会有什么样的顾忌呢？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彭真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方式了。这是因为一旦他讲明了这个原因，就会与当时否定文革的大局发生矛盾。作为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洞悉中央决策内幕的高级领导干部，既不愿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掩盖事实真相，又不能对当时否定文革的政治大局表示异议，因而就留下了这样一个线索，让后人通过研究与思考自己来揭开这个谜团，还原历史真相。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遇到了党内官僚干部势力的层层阻挠，还进一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拨正了“四清”运动的方向，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毛泽东更深入的思考，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预警。

　　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党内整风和社教运动的推行遇到很大困难，致使这些运动流于形式，难以收到本质性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寻找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途径。这可以从文革被否定后我们党搞的整党、三讲、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教育以及反腐败的成效中从反面得到验证。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党内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能够取得成效的话，毛泽东是不会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

　　虽然这个时候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影响，变动刘少奇的地位并不困难，这从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地位的改变上可以得到证明。这里令毛泽东忧虑的是，如果将来他不在了，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他在反复思考之后才找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将来一旦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就自发行动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揭竿而起，群起响应，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重回社会主义的大道。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5]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出现还是具有偶然性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出发，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产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又以文化大革命这种激烈的方式来进行却又具有偶然性。因而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总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构建了社会主义矛盾体系。这一矛盾体系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组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中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出现却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第四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在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个理论高屋建瓴，博大精深，逻辑谨严，入木三分，是由一系列理论要点构成的一个严密体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就是这个理论的集中概括。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及认识工具。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单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由来。

　　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从唯物史观出发，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从社会矛盾的运动中来揭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产生的复杂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来龙去脉，认识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

　　从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这样就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复杂原因。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这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是不是认识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能不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否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是关系到巩固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生死攸关的大事。

　　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不仅要探索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普遍规律，还要探索本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特殊规律，从本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特殊规律中来认识普遍规律，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普遍规律中来进一步深化对特殊规律的认识。从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探索中真正把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呢？革命的性质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革命的范围是什么呢？这次革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乃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些问题。

　　（一）革命的性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近代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的性质就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领导阶级的不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时期。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革命的领导重任，由此就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了。同样，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革命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革命的性质仍然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

　　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阶级划分的标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政治思想取代生产资料成为新的阶级划分标准了，这样再以原先的阶级划分标准也就难以理解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向来是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却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这到底是背离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原则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入手才能够解释清楚。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说到底是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经济基础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阶级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处于主要地位。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仍然在上层建筑领域是主要矛盾的缘故。

　　要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依据原先的阶级划分标准，上层建筑领域并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阶级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已经不存在了，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但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阶级矛盾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因而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反差和矛盾，只有在阶级划分标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即不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中才能够得到解决。

　　有人可能还要进一步发问，既然阶级矛盾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那么这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又怎么会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虽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由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对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上层建筑对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又会起着决定性作用。[2]因而在阶级矛盾还是上层建筑领域主要矛盾的背景下，由于这个时候上层建筑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同时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我们看到，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确定，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只是适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期，具有适用的特殊性，并没有否定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标准这个普遍性原则。我们把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称为阶级划分标准上的普遍性，而把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称为阶级划分标准上的特殊性。既不能用阶级划分标准的普遍性来否定阶级划分标准的特殊性，也不能以阶级划分标准的特殊性来否定阶级划分标准的普遍性，而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看到阶级划分标准的能动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及时变革阶级划分标准，确定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阶级划分标准问题上，坚持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就是坚持了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唯物论，坚持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就是坚持了阶级划分标准上的辩证法。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坚持了阶级划分标准上的辩证唯物论。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准确把握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社会主要矛盾的确定和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不仅运用唯物史观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同时也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就是因为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致使这些隐藏在共产党内的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转变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出现了复辟了资本主义。文革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所决定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之所以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究其原因是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造成的。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革命的范围及其不同表述。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知道，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毛泽东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3]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不同表述，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说来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所以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就必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具体说来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而且还要认识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紧迫性，将革命的范围锁定在上层建筑领域，弄清楚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到底是哪些环节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集中力量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准确界定革命的范围，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命中目标，将社会主义革命落到实处。这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条件。

　　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准确界定革命的范围。只有界定了革命的范围，才能够锁定革命的对象和斗争目标，将革命进行到底，取得胜利。这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然要求。

　　（三）两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这里说的两次社会主义革命，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只有弄清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异同点，才能够更好地把握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

　　这两次革命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进行的，从性质上来说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要破私立公，进行革命的原因都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缘故，革命的前途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也具有重大不同：

　　两次革命的领域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解决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领域存在的阶级矛盾，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解决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阶级矛盾，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两次革命的对象及阶级划分标准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革命的对象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革命的对象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

　　两次革命的目的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要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

　　两次革命所处的阶段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进行的革命；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进行的革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既密不可分，又具有重大不同。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

　　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也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只有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才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否则的话，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和瓦解。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条件，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办的第二件大事。[4]

　　（四）三次革命的关系。

　　三次革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5]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6]这三次革命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前文我们研究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次革命既具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重大区别。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我们认识它们这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农兵群众及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的革命，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两次革命具有明显的不同：

　　社会性质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革命性质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次革命的性质却是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任务和对象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以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为革命对象；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则是反对资本主义，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

　　革命方式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采取和平方式。

　　革命结果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以上我们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异同点。从中可以看到，它们在逻辑上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重大不同。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会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以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为指导，即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难以进行生产资料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只有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进一步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否则的话，不仅新生的人民政权难以获得巩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也会付诸于东流。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三次革命的关系表述如下：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从中可以看到，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时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如果不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性质不同，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性质相同，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毛泽东才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办的两件大事。[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中发生的，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表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与这两次革命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是这两次革命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我们只有将这三次革命联系起来，发现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才能够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成败得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以便于自觉地、主动地投身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洪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

　　前文我们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呢？在革命的本质中，核心又是什么呢？革命的本质在上层建筑内部，具体说来就是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什么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呢？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革命本质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问题。该文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表述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然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

　　这个表述是文章起草人员将毛泽东以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的讲话整理成文后，又经过毛泽东审阅才定稿的。因而关于革命本质论的表述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是没有疑问的。

　　其实，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因而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革命本质和斗争本质一样，都是为了政权问题。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就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围绕政权问题进行的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就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业已建立，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

　　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权。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无产阶级要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落实到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还要落实到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一句话，落实到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发挥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的决定性作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才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2]这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又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就仍然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围绕政权进行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业已建立的情况下，这种斗争就要围绕是巩固还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来展开。无产阶级要求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求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是坚持还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斗争的核心。这种核心地位是由于政权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作用决定的。只有紧紧抓住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解决政权究竟是掌握在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手中的问题，才能够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的无产阶级政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段论述中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斗争的核心问题则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全面专政。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透过杂乱的表象抓住本质，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取得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

　　前文我们分析了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问题。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那么这两个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问题又是如何呢？

　　我们先来分析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

　　政治上层建筑主要就是一个政权问题，由政府机构以及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组成。一个阶级要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就必须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要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必须建立本阶级的专政。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本阶级的统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定律。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虽然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政权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围绕政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核心表现在是巩固还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上。这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斗争的本质问题。

　　这种斗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多次出现过。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三反五反”以及“四清”运动期间发现的严重问题等等。正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这些严重问题，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期间他又说：“过去这些（指从中央到工厂、机关、学校。——引者注）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3]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无产阶级政权内部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些严重的问题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已经失去了领导权，在这部分机关、单位中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围绕政权问题进行的斗争。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些斗争不是人为的，而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资产阶级不仅在外部进行颠覆破坏活动，而且还打入共产党内，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俘获了意志薄弱立场摇摆的一部分共产党人，从内部来搞垮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资产阶级攻城略地，业已取得重大进展，掌握了相当一部分领导权。但是，这种状况却没有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干部的警觉和重视，他们仍然对无产阶级政权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熟视无睹，默然置之。为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发动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权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由此看来，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围绕政权问题展开的，核心是巩固还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保证。

　　（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仍然是政权问题，核心是围绕巩固还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展开的。那么，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又是如何呢？

　　要想探究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首先要搞清楚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在特殊条件下还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此作出了说明。他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往往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做好舆论准备，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因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要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实，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谈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5]

　　由此看来，毛泽东提出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固然有当时苏共产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中共党内出现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等因素，但也是有渊源的。这是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以后做出的决定，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在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以后，中央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及其领导人又是如何执行这个任务的呢？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个是言者谆谆，一个是听者藐藐，致使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遇到很大困难。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此持消极态度，毛泽东后来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文化部及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没有真正承担起领导文化革命的重任，没有真正执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因而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后来又提议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些问题的出现，当时负责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书记处无疑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这成为一九六六年五月调整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的重要背景。[6]

　　在意识形态方面，不仅要进行文艺革命，毛泽东还提出要进行教育革命、哲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观点和主张，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要求的意识形态，这就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

　　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不仅对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具有能动性作用，是颠覆政权的突破口，而且在特殊条件下还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无产阶级去占领社会意识形态阵地，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进行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让工农兵群众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要求的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民主和专政结合起来，探索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途径。在斗争中既要摆事实，讲道理，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以理服人，相信真理愈辩愈明，又要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后盾的。这就要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专政。这是由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的。

　　无产阶级专政要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保驾护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道义和理论的支持。在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中，社会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思想的确立是以统治阶级的专政为后盾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不论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都是这样。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因而如同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思想和意志，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一样，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样也是难以获得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就是要打破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实行全面的专政，建立适应政治上层建筑要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还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坚强后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为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的，在特殊条件下还对政治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同样也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生死存亡。从这里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对无产阶级政权巩固的重要性。

　　（四）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

　　前文我们分析了上层建筑及其组成部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既然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核心是巩固还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

　　其实，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来谈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无异于水中捞月，缘木求鱼，除了骗局以外，又能作何解释呢？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认识到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巩固革命成果，保护无产阶级政权。这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刀把子”。在这方面放松警惕，患幼稚病，只能会葬送无产阶级政权，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无产阶级用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

　　革命导师对无产阶级专政作了深刻的论述。

　　马克思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7]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8]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个专政不是永久存在的，而是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在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遭到了第二国际内部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篡改，他们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形成了一股修正主义逆流。这种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行为遭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的痛斥，在第二国际内部同右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主张将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他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9]

　　列宁认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这样讲是有原因的。从前文我们引用马克思的话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还曾经研究过阶级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从经济上进行过分析，因而单单承认阶级斗争，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经济的角度作出分析和说明，仍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找到消灭雇佣劳动，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样也就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而列宁才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但是，在斯大林去世后，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修正主义逆流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大危险，成为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反修防修，先后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中苏论战期间又写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九评苏共中央信等系列文章，系统批判了苏共“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观点，吸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其实，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回避、淡化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一九六二年刘少奇修订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在引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两段文字时，仍然和初版时一样，竟然无视引文原意，不顾无产阶级专政在引文中所表达的涵义，以及前后文字之间的衔接，硬是将两段引文中表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句给删掉了。

　　这件事在文革期间闹得沸沸扬扬，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对此作了分析和说明。文革被否定以后，有人却说这篇文章断章取义，栽赃陷害，给刘少奇扣上了大帽子，致使刘少奇蒙受了不白之冤。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一九八○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在出版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以及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刘少奇选集》（上卷）时，编者对两段引文所作的删节作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其中一段引文的删节不损害原意，另一段引文的删节则损害原意，因而编者将这段引文中的删节内容予以恢复，还特意加写了一个编辑部注：

　　这里的引文以前各版在“由于这一切原因”以下，省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等字。作者可能因为重点是要说明消灭阶级必须经过非常“艰难的工作和斗争”，所以作了这种省略。考虑到这段引文的省略对原意不免有所影响，还是恢复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10]

　　这种解释是编者的猜测，并没有说服力。文革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再版时，虽然将其中一段引文中删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予以了恢复，有利于人们理解这段引文的完整表述，却是编者从技术角度所做的画蛇添足式的努力，并不符合刘少奇的本意。因为不论是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原版还是再版中，刘少奇都是要删掉这句话的。文革后的编者作出这样的解释和恢复，显然是对刘少奇在引文中因为删节这句话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进行的亡羊补牢式的补救。因为即使抛开政治意图不论，单纯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刘少奇的删节也是损害引文原意的。

　　刘少奇在两处引文中作这样的删节，到底是纯粹的偶然性，还是必然中的偶然呢？

　　如果孤立地看这件事，倒有可能被认为是偶然性。但是这件事确实让人深思，为什么刘少奇在这两段引文中要单独将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句给删掉呢？他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在这两处引文中对无产阶级专政语句的处理决不仅仅是一种偶然性的疏忽，而是他认为中国应该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对搞社会主义抱着漠视态度的必然结果。他在两处引文中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处理不过是他这种政治态度的具体反映而已。这件事说明党内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文革期间刘少奇被作为党内头号党内走资派进行批判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时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修正主义，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农工部、中联部和统战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11]苏共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引起了毛泽东对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高度警觉，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2]这样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反修防修、中苏论战，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批判以苏共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而且在国内也进行了防止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活动，通过“三反五反”、“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来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八年毛泽东还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性认识。[1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一条是修正主义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而修正主义则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采取合法斗争，通过选举获得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和平取得政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上。

　　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政权中占有核心地位，是维护这个政权的坚强后盾。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的无产阶级政权，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下，就难以凝聚力量，清除异己，镇压反叛，实现稳定。这样既不能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也无法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在内外攻击下，必然是不堪一击，旋踵即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血的教训提供了前车之鉴。

　　当然，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前提，又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坚强后盾。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走向独裁、专制和法西斯主义，同样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的无产阶级民主，只能是空中楼阁，最终也难以实现。因而我们要将民主与专政统一起来，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进一步深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

　　由此我们说，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政权中占有核心地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来谈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骗子，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惯用伎俩。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鉴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试金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仍然是政权问题，其核心是巩固还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论是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还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都是围绕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来展开的，要在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政权，而且还在特殊条件下对此起着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坚强后盾，是鉴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核心是围绕巩固还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的斗争，因而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既然这样，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继续革命的本质和实质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革命本质决定革命实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要在上层建筑整个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围绕巩固还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展开的。这就是继续革命的本质问题。

　　继续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因而继续革命就是围绕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的革命。这就决定了继续革命的实质是一次政治大革命。

　　革命本质决定革命实质。革命实质是一次政治大革命，实际上是由于革命本质决定的。正是由于革命本质是政权问题，才决定了革命的实质是一次政治大革命。这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维护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进行的政治大革命。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更要从政治革命的高度来认识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形式。文化大革命就决不仅仅是一次文化革命，更是一次政治大革命。

　　从中可以看到，是革命本质——政权问题，决定着革命实质——政治大革命，而政治大革命搞得如何，又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只有搞好政治大革命，才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由此看来，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鲜明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政治革命的高度来认识继续革命，还要从政治革命的高度来进行继续革命，从思想上真正搞清楚为什么继续革命的成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等问题。这样就抓住了继续革命的实质，使全党同志不仅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能够增强继续革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推动继续革命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继续革命的实质是由继续革命的本质决定的。革命的实质是政治大革命，是由于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政权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得到巩固、加强和发展，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正是因为这样，继续革命的实质才是政治大革命。

　　（二）革命实质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业已建立，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的阶级斗争。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斗争的核心是围绕巩固还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展开的，因而革命的实质就是一次政治大革命。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继续。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2]

　　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党内出现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是因为这场斗争关系到是坚持还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因而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他还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3]

　　这场斗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过去十年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生死斗争的继续。不论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乃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右倾与反右倾斗争，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具体表现，这些斗争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斗争不仅在当时存在，还要长期存在，直到阶级灭亡为止。

　　这样毛泽东就指出了斗争的性质、来源及时间，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说明了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还存在于党内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由此可以看到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党内走资派、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等思想观点的萌芽。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正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又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社论说，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4]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次大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而且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样就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联系，说明了文化大革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就告诉人们要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历程中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一次政治大革命，还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决定的。这场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围绕政权问题进行的，具体说来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到底是巩固还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展开的。革命实质论，不仅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还进一步点明了三次革命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内涵，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之间的能动关系和发展历程。

　　由此我们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是一次政治大革命，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决定的。这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胜负尚未真正解决，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还要取决于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结果。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的实质问题，会进一步促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坚定信念，提高警惕，保持清醒头脑，抓住问题实质，认识到革命胜负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自觉地为进行继续革命而斗争。

　　（三）革命实质的原因分析。

　　继续革命实质上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政治大革命。从中国革命发展的逻辑上来说，继续革命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还对前两次革命具有能动作用。如果继续革命取得了成效，就会巩固前两次革命的成果；否则的话，就会对前两次革命的成果造成颠覆性破坏，使前两次革命的努力付诸于东流。这三次革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从中国革命发展的逻辑出发，我们不仅要认识到继续革命是一次政治大革命，还要弄清楚这次政治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

　　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政治大革命。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组成部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还要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既然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政治大革命，那么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革命的对象和具体方式上存在着重大不同，但也都是属于政治革命。

　　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政治大革命，围绕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展开。这就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掌握了政权，才能够奠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基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大革命，是要使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建立起来，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与发展的坚强后盾。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具有能动作用。建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能够推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不仅要从社会主义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进行中来理解政治大革命，也要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认识政治大革命，还要从两者之间的能动作用中透射政治大革命的发展方向，从而进一步对政治大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开展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一次政治大革命，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无产阶级政权的保护。政权是由人来执行的，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意识来支配的。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意识支配人们的行动。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能够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建立这样的政权和社会意识形态，就必须进行政治大革命。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加强的必要条件。

　　既然继续革命的实质是一次政治大革命，那么就要时刻围绕着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政权来进行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因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要围绕着如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来进行。这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环节。只有通过政治大革命，才能够使政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永不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

　　继续革命是一次政治大革命，说到底还是由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就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又为无产阶级政权提供了道义和理论的支持。这样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是促进而不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

　　由此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以及保护这个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发展的坚强后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思想文化条件。没有无产阶级政权以及保护这个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的思想文化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得到巩固和发展，最后还会遭到毁灭性破坏。

　　这样看来，继续革命是一次政治大革命，不是来自于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来予以保护。一般说来，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意识形态起着反作用，在特殊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也会起着决定性作用。继续革命就是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是因为这样，继续革命才被视为政治大革命。政治大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效途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政治大革命揭示了继续革命的鲜明特征。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政治大革命。革命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死攸关的大事。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存在麻痹思想，不仅要认识到进行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更要认识到继续革命的政治实质。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

　　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确定革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要确定革命的目标，就要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入手，才有可能找到答案。从研究中我们发现，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这是为什么呢？

　　（一）继续革命的目标。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我们知道，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由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两个方面组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需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建立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要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我们说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由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构成的。

　　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就具体化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目标。只有在实现了这两个具体目标以后，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

　　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通过对上层建筑的根本性改造，清除上层建筑领域陈旧的制度和思想观念。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层建筑领域的根本性改造就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如果不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根本性改造，那么就是纸上谈兵，也难以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就要将革命方向的坚定性和革命变化的彻底性结合起来，不仅要防止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还要警惕革命走向妥协，不断将继续革命推向前进。

　　将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作为继续革命的目标，实际上是继续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根本性改造的有机统一。既不能打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旗帜，拒绝对上层建筑领域的根本性改造，也不能以上层建筑领域的根本性改造为名，否定改造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要运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对立统一中来推进继续革命。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通过对上层建筑领域的根本性改造，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构筑中来实现继续革命的目标。

　　（二）对继续革命目标的原因分析。

　　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那么，为什么将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立为继续革命的目标呢？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我国建立起来了。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有在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支持下，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因而就要把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作为继续革命的目标。

　　我们要注意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是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不仅在经济基础领域存在，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同样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经济基础领域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一主要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划分标准上是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是指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主要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2]这一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革命斗争实践出发，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创造性的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已经从客观上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

　　由此看来，将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决不是主观的、人为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在上层建筑内部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这一主要矛盾的运动，才成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原因。如同解决经济基础领域的主要矛盾，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正确途径。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否则的话，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是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及这一基本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具体表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所以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有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中，我们才能够找到把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目标的真正原因。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分为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具有能动作用。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的是政权问题，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清除旧的意识形态，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中的问题。这两者之间具有能动的关系。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先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这样社会意识形态就成为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突破口。同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资产阶级手中，能不能在意识形态方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接关系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来掌握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关系到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这就要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是有原因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要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得到巩固和发展，还会遭到毁灭性破坏，致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付诸于东流。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把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立为继续革命的目标。

　　（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前文我们分析了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这种充分条件表现在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固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并不稳固，还存在着变质的严重隐患，包括政权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此时存在着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环节。因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从这里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必要条件。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失去了进行革命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立以后，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付诸于东流。从这里来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充分条件。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情况下，上层建筑又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表现在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时候，就会推动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在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时候，就会瓦解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5]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性作用来分析，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因而就要把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

　　我们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中来认识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能否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直接关系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能否得到巩固，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亡。这就要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够真正掌握政权，没有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没有控制社会意识形态，一句话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然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进一步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看来，能否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消除私有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动能动性，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志豪情，将精神上的力量转化成物质上的力量，使他们主动地、自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进行继续革命，为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斗争。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时候的上层建筑并非是完全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如何能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这个时候的上层建筑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适应的一面，也存在着不适应的一面。有时候适应的一面占主要地位，有时不适应的一面占主要地位。是适应的一面占主要地位，还是不适应的一面占主要地位，是由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的。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反对认为上层建筑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拒绝进行继续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认为上层建筑已经完全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要求否定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反对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唯物辩证地分析，既要认识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适应的一面，又要认识到还存在着不适应的一面，在继续革命中保存其适应的一面，改变其不适应的一面，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上层建筑就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也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够建立起来。因而就要把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从这方面来说，将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要求。

　　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中，还要进行反帝灭资和反封批孔的斗争。要将反修防修与反帝灭资、反封批孔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一）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究竟为什么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先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谈起。

　　1、修正主义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要不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1]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问题上，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修正主义主张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采取合法的手段，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来取得政权。

　　修正主义又叫做右倾机会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名，行修正马克思主义之实，实际上是在篡改、背叛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主张同敌人进行妥协退让，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在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中间出现修正主义，会在革命目标的制定上，战略策略原则的运用上，斗争手段的采取上，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修正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股逆流。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国际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存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的进展，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则是修正主义产生的思想认识根源。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逐步确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民主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通过合法斗争和和平斗争又取得了一定成绩，于是在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宣传改良主义，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幻想通过和平方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将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用来收买工人领袖，于是形成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在资产阶级的豢养下，这些人虽然摆脱了一般工人的苦难，却也丧失了工人阶级的斗志和勇气，由工人阶级的领袖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助手和帮凶，成为工人阶级内部主张与资产阶级合作，进行阶级调和的主导力量。这样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

　　第二国际成立后，内部就存在着左右两派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上。恩格斯去世后，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不仅泛滥开来，而且还处于支配地位。这种斗争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另一个是以伯恩施坦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号召无产阶级在战场上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互相厮杀，成为资产阶级争夺霸权的工具。第二国际也就在这种斗争中破产了。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最大区别表现在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上，具体表现为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还是热衷于搞阶级调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反对修正主义，要反对修正主义，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发展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只能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在发展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没有列宁主义的诞生，就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才取得胜利，开辟了人类新纪元的。

　　从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内部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来自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奴役，也有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幻想，又有资产阶级用诱惑、利益输送等方式来腐蚀工人阶级队伍，拉拢政党领袖，使他们离开马克思主义，走向修正主义，并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离间活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修正主义，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造成迥然不同的影响，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2、现代修正主义在中苏两党内部出现。

　　现代修正主义是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现的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它们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都是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向资产阶级投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出现了修正主义逆流，引发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与斗争。这种分歧与斗争最初是由于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这两个问题引发的，直至后来发展到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2]这种争论又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侵害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交织在一起，终于引发了中苏两党之间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大论战后，中苏两党的联系被中断，两党沿着各自的运行轨迹在发展，成为后来两党两国迥然不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内部都出现了修正主义。苏共中央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三和两全”（既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3]中共中央机构中也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央农村工作部鼓吹的“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中联部宣扬的“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统战部在执行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最后撤销了这三个部的领导干部的职务，解散了中央农村工作部，但是问题却远远没有结束。[4]这个时候还有文化部、卫生部、中宣部以及许多地方省市自治区党委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这种状况又与苏共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教训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才向全党敲响了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警钟。[5]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地方和中央都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而尤以中央出现的修正主义危害最大，会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6]这是因为一旦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就会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在中苏两党都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反修防修就成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既要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又要反对国内修正主义。要在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但要反对修正主义，还要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修正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对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政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在中苏大论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揭露了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本来面目，给中国共产党人敲响了反修防修的警钟。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指导下，开展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通过这些具体行动，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清除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防止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由此看来，反修防修斗争的出现是有原因的，这不是领导者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们匠心独具的结果。反修防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从当时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的现实斗争出发，在修正主义业已出现并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提出来的。这是实践的总结，也是理论的概括，是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新式的发展，而不是从领导人头脑中空想的产物。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的政治任务。

　　3、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

　　为什么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呢？

　　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7]这就是说，一旦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上台掌握了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了，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这样就深刻揭示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一致性。

　　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

　　这就要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分析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第一位的，起决定性作用，外因是第二位的，起辅助性作用。一般来说，革命政党内部出现的修正主义，远比外部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和平演变要严重得多。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和平演变不过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外部因素，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修正主义则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原因。

　　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资本主义复辟能不能避免，关键还是取决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修正主义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一旦出现修正主义，特别是在党中央内部出现修正主义，就会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反修防修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

　　我们还可以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反修防修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并进一步保持它的性质不变，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这就要把反修防修而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这是保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

　　十月革命以后，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苏俄打败了帝国主义支持的沙俄匪军，巩固了革命政权。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又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侵略军，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苏联成为唯一能够抗衡美国的政治军事大国，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中央出现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逐渐侵蚀苏联共产党的肌体，日积月累，危害渐深，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终于结出了恶果。八一九事件后，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竟然解散了苏联共产党。随着苏共的垮台，不仅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了，而且苏联也解体了，造成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相比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开始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精神洗礼，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避免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历史原因。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反修防修是首要任务。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内外因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决定的，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又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所证明。因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把反修防修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够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是无产阶级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二）反帝灭资，防止和平演变。

　　反帝灭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反帝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灭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为什么反帝灭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呢？这还要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什么还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说起。

　　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大任务之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同时这个时候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这个时候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对新中国虎视眈眈，仍然在执行着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采取公开的、隐蔽的、和平的、非和平的方式来对新中国进行颠覆和破坏，妄图摧毁无产阶级政权，使新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重新回到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虽然已经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8]社会上还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正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9]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人和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尚未真正确立。[10]这说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复辟的社会基础。因而这个时候还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

　　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干涉、颠覆、渗透和演变往往要通过国内资本主义的策应才能够实现，同时国内资本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帝国主义存在着依赖关系。帝国主义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外部依赖力量，国内资本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策应力量。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虽然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但是在与社会主义政权的对抗上却是存在着一致性的。因而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要将反帝和灭资结合起来，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

　　由此看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消灭国内资本主义，两者是统一的。要反对帝国主义，就要消灭资本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因而要将反帝和灭资结合起来，而不能割裂二者的关系。要反对帝国主义，是因为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权是对立的。自从社会主义政权产生以后，帝国主义总是在千方百计地采用和平的或武力的方式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同时，国内资本主义为了其发展壮大，也迫切希望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以便借助外力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资本主义就以帮凶的面目出现，和帝国主义同舟共济，于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成为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共同目的和要求。这就不难看出，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大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

　　从阶级斗争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反帝灭资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有机统一。反对帝国主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则是国内的阶级斗争。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是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既要进行国内的阶级斗争，也要进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将国内外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做到有机的统一。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总是想法扑灭无产阶级革命，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结成同盟，还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势力遥相响应，共同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国内资本主义也有可能死灰复燃，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构成严重威胁。这就要将反对帝国主义和消灭资本主义结合起来，不仅要警惕本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还要重视国际上的帝国主义，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

　　当然，开展反帝灭资的斗争，不是说不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来往，也不是说对国内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要立即斩草除根，消灭的干干净净，而是说要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在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往的时候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既要看到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的必要性，也要看到这种交往的背后潜藏着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峙和冲突，以及帝国主义时时对我进行的渗透、瓦解的战略图谋。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既要看到当时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必要性，也要意识到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温床，防止其死灰复燃，发展壮大。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本主义虽然存在着矛盾，但是在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方面却是有着共同的利益。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要将反帝灭资结合起来，反帝必灭资，灭资必反帝。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途。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

　　2、毛泽东提出反和平演变。

　　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分天下的雅尔塔体系。当时美苏两国势均力敌，谁也没有把握消灭对方，因而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维持了长时期的和平。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线之南，而且将战线定在了三八线，迫使美军停战言和。这个时候国际形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从中可以看到，美国难以通过武力来干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既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也担心无产阶级革命会蔓延到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同时又难以通过武力又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才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

　　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后，迅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以战略家的洞察力敏锐地意识到杜勒斯提出的这个问题，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不仅要重视这种变化，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党的工作会议上就率先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11]

　　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方针被写入了一九六四年七月发表的九评中。该文指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2]

　　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就是说不用战争的方式，而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所谓和平的方式，通过展现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生活方式，来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夸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阴暗面，渲染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失误和问题，诱惑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和不坚定分子，向往资本主义，仇视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

　　我们看到，在杜勒斯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以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武力颠覆发展到和平演变的轨道上来了。这种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使他意识到必须制定新的战略来对付帝国主义国家的新战略，否则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就会陷于被动，甚至会走向失败。因而他在党的工作会议上才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发表讲话，以期引起全党的注意，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不仅要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和平演变，还要制定相应的措施来进行反和平演变。如果麻痹大意，浑然不觉，就难以防止和平演变的发生，会酿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风平浪静的厮杀，静俏俏的博斗。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后，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视野，率先意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不仅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还制定了反和平演变的战略。他不仅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还领导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在农村进行了“四清”运动，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反帝灭资的斗争，是反和平演变的战略举措。

　　与此相对应的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却热衷于推行“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勃列日涅夫集团后来虽然在政策上有所调整，但也只是从争霸的角度来调整苏美关系，没有从反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去处理美苏关系，并在内部采取反和平演变的战略行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这样使得苏共内部存在的修正主义问题日益严重，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最终酿成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这一沉痛的教训我们一定要牢记。

　　从中看到，中苏两党在反和平演变上采取的不同措施对两党两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这就从正反两面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充分说明是否重视并搞好反和平演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战略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反帝灭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的斗争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显然是存在重大不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社会，是为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时候非但不反对资本主义，还要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同盟者来对待，团结他们共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业已被赶走的情况下，旨在维护国家独立，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时候既要进行反帝斗争，又要进行灭资斗争。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既要反对帝国主义，又要消灭国内的资本主义（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的崛起）。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是国内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而国内资本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虽然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在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公有制经济方面却存在着一致性。帝国主义在用武力难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就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来使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资本主义就作了帝国主义的俘虏，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同盟者。这就要将反帝灭资联系起来，将这种斗争进行到底。

　　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就要正确处理和平演变问题，防止资本主义崛起。帝国主义国家执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是希望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平相处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交往，来诱使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提出反和平演变战略，并不是断绝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资本主义国家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要在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往的时候决不能掉以轻心，不仅要保持高度警惕，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这种交往来达到他们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既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要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

　　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也要支持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才能胜利。已经建立本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无产阶级，要支持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大力支持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维护自身权益推翻剥削制度的正义斗争，还竭力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从道义和舆论上给予这些斗争以巨大的声援和帮助，大大增强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还要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道义上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而且还为它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和他们一起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锋相对，果断决策，进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给美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中国在国际上的反殖反帝反霸斗争，赢得了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敬仰和支持，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同舟共济，携手把新中国抬入了联合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要建立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还包括国际上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不断扩大反帝斗争的规模和影响力，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

　　在斗争中要将反对帝国主义和消灭国内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国内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帝国主义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力量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不论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消灭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开展的具体行动。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还要进一步开展反帝灭资的斗争。

　　我们既要注意到反帝灭资斗争的长期性，又要认识到这种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与帝国主义打交道时，要注意防止斗争的时候容易“左”，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下旬，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所犯的错误就是一个教训。[13]这就要从斗争中来取得经验，吸取教训，坚定信心，增强斗志，为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胜利，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而奋斗。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三）反封批孔，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反封批孔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为什么还要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呢？文革期间进行的批孔，到底是事出必然还是偶然为之？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1、反封批孔，既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期，为什么还要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呢？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就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决定》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14]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包括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了。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实现形式，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

　　我们知道，反对封建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任务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取得了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存在很长时间的国家，旧的传统根深蒂固，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反封建的任务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实际上并没有最终完成。这表现在封建陋习仍然大量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这就要继续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不论是在封建陋习的清理上还是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上仍然留下了不少隐患，这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困难。这就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反封和批孔是统一的。批孔是反封的具体形式，反封是批孔的本质体现。反封必然批孔，批孔必然反封。这是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是封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缘故。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必然要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离开批孔去反封，不过是借反封为名，行庇孔之实。这样就难以将反封进行到底，真正做到反封。同样离开反封去批孔，必然会使批孔流于形式，难以揭示出批孔的本质，认识到批孔的真正意义，容易在斗争中迷失方向。这就要将反封和批孔结合起来，既不能离开批孔来进行反封，也不能抛开反封来进行批孔，在反封批孔中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反封批孔不仅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在此基础上，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地位。只有将反封批孔进行到底，才能不仅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还可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扫除障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这是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行动。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反封批孔的斗争属于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果不继续反对封建主义，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就不仅难以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还难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样反封批孔就成为能否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必须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2、批孔的必然与偶然。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反封批孔不仅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又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将反封批孔运动推向了高潮。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文革后期进行的批孔运动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体表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上。[15]既然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孔学，自然也就会成为批判的对象了。从这里来说，批孔运动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必然性是通过批判林彪集团这一偶然性事件引发出来的。九一三事件后，批林是第一位的政治任务。由于林彪与孔子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因而这个时候的批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由于批林引发的。从这里来说，批孔运动的发生又具有偶然性。因而我们认为批孔运动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是谁将批林和批孔联系到一起的呢？为什么要把批林与批孔联系在一起呢？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是毛泽东将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晚上，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在讲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16]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孔反法的。林彪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和孔子在思想上是存在一致性的。

　　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林彪与孔子的思想存在一致性呢？

　　这就要从毛泽东对儒法斗争的评价以及全面夺权以后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对文革认识的分歧说起。毛泽东认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17]这是毛泽东对儒法斗争的基本评价。从中不难看到，毛泽东是崇尚法家，反对儒家的。法家主张厚今薄古，主动有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而儒家则主张厚古薄今，逆历史潮流而动。儒法两家对历史潮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孔子的思想是保守的，主张复辟倒退，恢复到周礼，反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林彪与孔子在这个方面是相似的。文革期间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林彪认为大功告成了，转而趋向保守，认为此后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了，反对继续进行斗、批、改，将文革进行到底。这样林彪就与毛泽东在文革发展的路线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认为全面夺权的完成，不是文革的结束，而是为继续进行文革扫除了障碍，而后还要进行斗、批、改。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文革的成果不仅难以巩固，甚至还会付诸于东流。这样在全面夺权以后，在是否进行斗、批、改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突出表现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上。毛泽东是在纠正了林彪的错误以后才将文革推向前进的。[18]

　　我们看到，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毛泽东主张继续将文革推向前进，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这样就和法家的思想观点不谋而和，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要求。而林彪的思想倾向这个时候转向保守，反对进行斗、批、改，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孔子的思想观点却具有了一致性。毛泽东这个时候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并非是孤立地谈论历史和学术问题，而是古为今用，以古谕今，借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来说明现实进行的政治斗争。这样毛泽东就将批林批孔联系在了一起，批林是当时最紧迫的政治要求，将林彪与孔子联系到一起进行批判，就能够揭露林彪事件产生的思想动因，有利于批林的深入发展。同时，在批林的过程中，通过对林彪与孔子思想观点的对比和剖析，又进一步将批孔引向深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才肯定了《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撰写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19]还批准了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作为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全党，[20]随后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孔运动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一必然性是通过批林这个偶然性引发的。批孔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正是因为林彪与孔子在思想上存在着一致性，因而才将批林批孔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也就不仅揭示了林彪事件的本质特征，而且以此为肇始，使得批孔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将反封批孔引向了深入。

　　3、反封批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般任务。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只有在批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清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障碍以后，才有可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中占据指导地位，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为此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批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主要还是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由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因而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就必须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只有通过反封批孔的斗争，才能清除旧的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创造条件。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摧毁了封建思想文化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但是封建思想文化决不会随着剥削制度的被推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已经植根于人们的伦理道德中，沉淀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中，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形成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习惯，因而真正在社会上和人们的头脑中清除封建文化的影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最可怕的力量。我们要同根深蒂固的文化保守力量进行决战，清除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就决不能仅仅依靠行政的力量，简单地发动几次猛烈的批判运动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是一个艰难细致的工作。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要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又要认识到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排除万难中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清除剥削阶级思想文化，确立无产阶级思想文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指导地位，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斗争中既要克服“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倾向，又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倾向。

　　“左”倾机会主义，打着反封批孔的旗号，采取激进的手段，在剔除其封建性糟粕的同时，连民主性精华也抛弃了。这样就全盘否定了封建传统文化，使得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建立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呢？

　　右倾机会主义，是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上持保守态度，主张通过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来处理封建传统文化，在封建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构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在封建传统文化占据主体地位的情况下，不在意识形态方面打破旧的思想文化的垄断地位，又如何能够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

　　在斗争中不论是出现“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都是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这就要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既要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又要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尽管反封批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中占有重要地位，实行起来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但是反封批孔毕竟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与反修防修和反帝灭资比较起来，反修防修和反帝灭资对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巩固和发展影响更大，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因而我们认为反封批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与反修防修和反帝灭资比较起来，却仍然算是继续革命的一般任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反封批孔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般任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必要条件。封建思想文化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要清除封建思想文化，就要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在反封批孔中要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只有通过反封批孔才能清除封建思想文化，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完成意识形态方面反封建的任务。

　　（四）革命任务综述。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灭资，防止和平演变；反封批孔，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反帝灭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反封批孔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般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期进行的反帝反封斗争虽然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却又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斗争存在着重大不同。

　　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时不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21]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外因相统一的原理，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会对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因而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从这里可以看到，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是具有必然性的。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外部条件。三大改造完成后，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已经消灭的资本主义会在一定条件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再次产生出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外部力量，而国内资本主义则是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内部策应力量。这就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

　　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占据主流文化地位，因而要批判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就必然要进行反封批孔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这样我们看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要开展反修防修、反帝灭资和反封批孔的斗争。反修防修是首要任务、主要任务，反帝灭资是重要任务，反封批孔是一般任务。三者虽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任务中的地位不同、分工不同，却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才能为反帝灭资、反封批孔的斗争奠定基础，只有搞好反帝灭资和反封批孔的斗争才能为反修防修的斗争创造条件。反修防修、反帝灭资和反封批孔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1]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只有分清了敌友，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反对真正的敌人，将革命进行到底。

　　那么，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为主要表现形式。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敌视社会主义革命，也属于继续革命的对象。这样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就构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当然三者在革命对象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一）党内走资派是首要革命对象。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是走资派。走资派和修正主义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为什么走资派是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运动的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派呢？党内特别是中央对走资派又是什么样的认识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党内走资派是修正主义的人格化代表。

　　党内走资派就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说来，是指在共产党内，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握权力的那部分干部，而不是指一般的党员干部。党内走资派，从纵的方面来说，不仅在地方上存在，也出现于中央，潜伏于各级领导机构中；从横的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于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要解决的关系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2]这样就揭示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共产党内修正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会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党内走资派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路线是党内走资派的思想指导，党内走资派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践行者，是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开展行动的。没有修正主义路线，党内走资派就失去了行为的依据；同样，没有党内走资派，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执行不了。两者之间是联系密切，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缺一不可的，共同存在于反修防修的斗争实践中。

　　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派之间虽然密切相关，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在适用的范围上还是存在着重大区别的。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之间，还存在于一般党员干部中间；而党内走资派则只是存在于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中间。由此看来，修正主义比党内走资派存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共产党内，产生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一般党员干部，还存在于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中间。作为一股社会思潮的修正主义，不会自己发挥作用，而是在侵入了走资派的头脑以后，通过党内走资派的行为才能显示出力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党内走资派就是修正主义的人格化身。因而要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就必须清除修正主义的践行者，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不论是“四清”运动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运动的重点都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为什么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内因和外因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内因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外因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起辅助性作用。因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事物的发展，主要地是由于内因决定的。这就是常常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党内走资派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隐藏在共产党内，掌握着权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导致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内因。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乃至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则是导致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外因。在导致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过程中，内因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在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就要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

　　我们不仅在理论上从内外因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来认识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在实践上从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走资派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方面来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

　　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是由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切事务，都要依靠党来进行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又在宪法上得到了保证。正是由于党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领导地位，那么一旦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产生了走资派，就会对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造成毁灭性破坏，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在这种情况下，党对国家的领导制度，恰恰成为党内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的有利工具。这样就将打击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党内而不是党外，要在党内找到致使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就要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

　　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是由走资派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所决定的。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权的那部分党员干部，才能称得上是走资派。就是说，走资派从范围上来说只能是在党内，从性质上来说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地位上来说是在党内掌握着权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掌权这三者就构成了走资派的特征。由于走资派不是一般的党员干部，而是指在党内掌握着权力的党员干部，因而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在党内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他们隐藏在共产党内，以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面目出现，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从内部来瓦解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会把社会主义大厦从内部腐蚀蛀空，酿成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患。因而就要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

　　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是因为走资派一旦在党内出现，就会盗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推行修正主义。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3]这个组织原则将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既发扬了党内民主，又保证了集中统一，使得共产党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坚持集中统一的领导，不仅保持了生机和活力，还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践已经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会被走资派利用，作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的工具。一旦走资派控制了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的领导权，就会盗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控制党的各级乃至中央领导权，不换思想就换人，打击党内健康力量，压制不同意见，搞专制独裁。因而为了防止走资派盗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推行修正主义，就要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

　　正是由于党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领导地位，走资派才利用在党内的地位，盗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推行修正主义，因而走资派就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隐患。这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为了及时清除这样的“定时炸弹”，毛泽东不仅发出了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就要进行造反的号召，而且还发动了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文化大革命。[4]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党中央还是地方党委内部都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毛泽东认为地富反坏右已经整过一次了，这些人在社会上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真正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造成颠覆性破坏的还是党内走资派。[5]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就有不同意见。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当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就当场表示了反对的态度。[6]虽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将这一论断写入了“二十三条”，但是刘少奇还是对此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形式上是运动究竟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还是依靠群众自发起来进行，实质上则是他们在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问题上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还表现在地方党委及领导干部中间。尽管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他们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是却没有得到他们的响应，最后为了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效，才不得不转入了全面夺权阶段。[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因为一旦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就会给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的巩固与发展造成毁灭性破坏。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内因，也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力量。这就要将运动的重点锁定党内走资派，只有将他们清理出来，才能消除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隐患。

　　3、对走资派的政策界定。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锁定了走资派以后，怎样才能够将走资派辨别出来呢？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话时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8]此前，十月五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也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9]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斗争中要将走资派辨别出来是不容易的。因为过去的革命敌我阵线清楚，泾渭分明，好辨别。现在的走资派，却没有贴着标贴，而是混迹于共产党内，以党的领导干部的身份出现，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还表示要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一时不好辨别。同时，犯思想认识错误的与敌我矛盾的搅和在一起，给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带来不少困难。这就要求在现实斗争中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矛头对准走资派，将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人物清理出来。

　　在运动中要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走资派就在党内，因而要在党内而不是党外寻找走资派。同时，还要认识到走资派并非指党内的一般党员干部，而是指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在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中，也并非人人都是走资派，而是其中一部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员领导干部。因而要打击走资派，就要将目标锁定到党内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的范围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党员领导干部清理出来。

　　要在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中揪出走资派，不仅要看他们的言论，而且更要看他们的行动，要从他们的言行中来判断究竟谁是走资派。这就要将干部所犯的走资派错误与一般的官僚主义和思想作风问题区分开来。既不要把一般的官僚主义和思想作风问题看作走资派所犯的错误，也不要将走资派所犯的错误视为一般干部的官僚主义和思想作风问题，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准确界定走资派，将打击的矛头对准走资派。

　　同时，对文革的态度也是鉴定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标准。党内走资派是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因而走资派是反对文革的。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文革发动以后，不少党员干部对文革抱着消极态度，有的虽然积极参加了文革，却没有站在造反派群众一边，而是成为保守派的后台，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群众分裂，在全面夺权的斗争中最终被打倒。

　　应该说，全面夺权阶段对党员干部的冲击是比较大的。不能说被打倒的党员干部都是走资派。在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就要进行甄别鉴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将顽固的走资派与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区分开来，将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与犯一般性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区分开来。一旦他们认识错误，悔过自新，就要及时解放他们，安排他们适宜的工作。就是对于顽固的走资派也要给予他们出路，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10]

　　走资派虽然属于敌我矛盾，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因而文革期间除了查出历史问题的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外，绝大多数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求在处理走资派的时候，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不能将处于敌我矛盾的走资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不能把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走资派按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将处于敌我矛盾的走资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如果把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走资派按敌我矛盾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而在处理走资派的时候要小心谨慎，认真对待，防止出现“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确定了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以后，还要对党内走资派进行准确的界定和处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清除和解决党内的走资派问题。

　　4、瞄准打击对象，防止转移运动方向。

　　我们知道，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说，在运动中要以党内走资派为主要打击对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有人企图转移运动的方向。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认为党内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既然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不能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共产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了。这样实际上就对这些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任何运动都是有打击对象的。既然党内不存在走资派，那么打击的主要矛头就会指向地富反坏右以及基层干部和群众了。这是转移运动方向的一个实例。

　　文革开始以后，围绕究竟是在党委领导下来进行运动，还是由群众自发地来进行运动，在党中央内部又出现了严重分歧。这个分歧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当时要搞运动就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内部出现了走资派，如果在党委领导下来进行运动，走资派又掌握了党委的领导权，由这样的党委来领导运动，又怎么能够清除走资派，将运动搞好呢？即使地方党委烂掉了，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在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保证派来的工作组领导好运动呢？

　　由于走资派隐藏在党委内部，有的已经掌握了党委的领导权，运动的重点又是整党内走资派，在党委领导下而不是由群众自发地来进行，这样实际上就是保护了党内走资派。试想，当走资派以党委领导人的身份来主持运动，在反对党委领导人就是反党的背景下，又会有谁能够将斗争的矛头指出党内走资派呢？因而才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这引起了刘少奇的不满。于是在七月二十九日召开的大会上公开表示自己不知道如何搞文化大革命，还以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来为自己进行开脱。[12]八月四日在毛泽东批评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时，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为由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13]这是转移运动方向的一个实例。

　　党中央内部的争论和分歧在社会上也反映了出来。文革发动阶段，有人提倡“血统论”，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就是宣扬“血统论”的有力证据。如果按“血统论”和这个对联来进行文革，那就不要在党内整走资派了。因为党内走资派，都是在党内掌握权力的干部，这些人过去对革命做出过不小的贡献，有着一定的资历，现在又担任着领导职务，按常理来说，他们怎么会是挨整的对象呢？因而在现实斗争中应该保护他们。不论是当时的西纠还是后来的联动就是以此为纲领组织起来的。他们搞打砸抢，在群众中划分“红五类”和“黑五类”，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老师和学生，摇旗呐喊，主观冲动，横冲直撞，聚众斗殴，搞得乌烟瘴气，破坏了阵线，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样就转移了运动的打击方向。这是转移运动方向的又一个实例。

　　由此我们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在是否存在党内走资派以及运动的重点是否是党内走资派方面，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严重分歧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清除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派，而走资派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抵制所导致的结果。从程度上来说，这个时候的分歧和矛盾还处在认识阶段，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至于西纠和联动的行为，既体现了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又与党内的分歧和矛盾密切相关，是党内分歧和矛盾在社会上的表现。

　　虽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不论是在“二十三条”还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都明确规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通过变动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以及解散西纠和联动，为文革的顺利进行，防止运动方向的转移，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斗争并没有止息，一有适应的机会就会又一次表现出来（比如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怀仁堂事变）。历史的演变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

　　（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重要革命对象。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而不是像党内走资派那样是首要对象呢？

　　1、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首要革命对象？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走资派却是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呢？

　　这是由于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不同作用决定的。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走资派是在共产党内掌握着权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占有主导地位的人物，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对政治上层建筑具有能动作用。从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来分析，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上，走资派显然比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要大得多。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先制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4]一般来说，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毕竟没有直接掌握权力，他们的主张要想变成现实，还是要依靠走资派的行动才能够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上层建筑领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将党内走资派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而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

　　2、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主要革命对象？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是重要对象，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是主要对象。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上层建筑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而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占有主导地位的缘故。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主要革命对象。这是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来界定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对象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就不是主要对象，而成为重要对象了。这是从上层建筑范畴来界定的。到底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主要革命对象，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处地位的不同造成的。

　　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其它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上。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不会自动开展起来，是要通过人来进行的。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两种思想文化的斗争，是掌握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和掌握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斗争的双方不过是这两种不同性质思想文化的人格化代表而已。鉴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群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人格化代表的集中体现了。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到底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主要革命对象，是从不同的范畴以及在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革命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决定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格化代表的集中体现，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

　　3、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确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更要锁定主要对象。只要抓住主要对象并予以解决，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能不能抓住并解决主要对象，就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

　　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将矛头对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因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就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概括地说，这个对象是由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组成的。由于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同，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难易程度不同，因而不仅要把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与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区分开来，还要把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区分开来。

　　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处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对象的人的时候要特别慎重。如果把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来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作为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去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样，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来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去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就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划清三者之间的界限，对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予以妥善处理，将重点放在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处理上。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归根到底还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当中的头面人物。他们不仅资历老，见识广，影响大，功底深厚，还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是挂帅印的，从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集中代表，因而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把重点对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应该认识到，我们说的将重点对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具体说来是指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将重点对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将他们批臭驳倒，扫除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从中可以看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就要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把它作为革命的重点，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猛烈的批判，不仅勾画出他们的真实面貌，还剖析他们的思想本质，进一步指出他们虽然表面上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帜，实际上却是与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相反，在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擂鼓助威。不仅从理论上驳倒他们，还要在实践中限制他们的活动。只有在把他们批臭驳倒以后，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才容易转变过来。这是夺取意识形态方面领导权的必要条件。

　　4、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来看待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必要性。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由此看来，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否则的话，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会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残存于人们的头脑里，风行于人们的习惯中，不时地表现出来。[15]社会上还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16]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一旦泛滥开来，在一定条件下支配了人们的行动，那么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17]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确立无产阶级思想文化。这就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

　　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来分析，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后，才能够顺利进行，取得成效。

　　当然，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要对他们从思想上进行批判，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不是在肉体上搞惩罚，把他们个人怎么样。在批判过程中，有的要进行审查，有的要监督工作，有的要调动工作，有的要下放劳动，如果不是查出叛徒、特务等历史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把他们送进监狱的。在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还要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鉴别审查，一旦发现搞错了，就要予以纠正。在他们认识错误，悔改以后，还可以酌情恢复工作。就是顽固不化的，也要给予生活出路。[18]

　　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过程中，要及时发现和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学术权威。无产阶级的革命学术权威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从中可以看到，要在斗争中造就无产阶级革命学术权威，就要从那些年纪小的、立场坚定的、态度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年轻人当中去选拔，然后以他们为左派领导核心，掌握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关键。

　　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消除了他们的阻碍以后，才能够推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三）地富反坏右是一般革命对象。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党内走资派是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那么地富反坏右又是继续革命的什么对象呢？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在继续革命中应该如何处理地富反坏右呢？

　　1、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地富反坏右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呢？

　　地富反坏右，就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蛋、右派。地主、富农是民主革命的对象，通过土地革命或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对富农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20]特殊时候还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方针，[21]最后通过农业合作化，使农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反动派和坏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出现过，因而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右派，狭义地说是指一九五七年被划的右派分子，广义地说是指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概括地说，就是对于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持敌视态度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敌对力量。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地富反坏右因为在屡遭打击中失去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再加上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不论从阶级立场还是阶级意识上来说，他们对于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有一种天然的仇视心理（当然这个群体出身的少数先进分子除外）。地富反坏右不是孤立的个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在内，在全国有着几千万人。由于他们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因而他们在社会上就能够产生比他们在全国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大得多的影响。虽然他们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但是在继续革命时期他们对社会主义仍然抱着敌视和反对的态度，凭借他们的阶级本能在社会上活动着。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总是在跃跃欲试，或者公开地、或者隐蔽地、或者和平地、或者激烈地进行着复辟变天的活动，妄想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困难或者出现重大社会变动的情况下，乘机行事，反攻倒算，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异己力量，是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巩固和发展的严重隐患。

　　正是因为这样，《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才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作为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点之一。[22]

　　由此可以看出，地富反坏右成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并不是人为确定的，而是由这个群体对于革命的态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在监控、改造、消除这个群体的隐患以后，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了维护革命成果，防止他们扰乱革命阵线，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采取继续革命的方式，在说服教育和劳动改造中，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主动出击，消除隐患，逐步将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2、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的地位。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的对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党内走资派是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那么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中，与党内走资派是首要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重要对象相比，地富反坏右不过是一般对象而已。这是因为地富反坏右与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这个判断可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23]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认为地富反坏右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毛泽东对此并非看得那么严重，他认为这些人就是那么千把万人，分散在各地，虽然要对他们进行清理，但是并没有说得多么严重。这反映出他们对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地位的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后来逐步走向公开化，并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刘少奇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24]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争论我们没有引全，下文其实还有他们在社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问题上的争论。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对党内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中所占地位的认识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显然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毛泽东主张把继续革命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刘少奇的意向则显然不是这样，而是更侧重于地富反坏右及新兴的富裕阶层。

　　毛泽东对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地位上的看法，还可以从他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的批注上反映出来。

　　章士钊曾经做过北洋军阀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是前朝的遗老，旧的世界观固定之老先生，早年还资助过毛泽东等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和革命活动，和毛泽东是故交。《柳文指要》是章士钊研究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力作。文革开始以后，章士钊感到他的这部著作与文化大革命的要旨出现不合，因而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将该书修订后再出版。毛泽东阅后批注如下：

　　章士钊的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话旁划了一条竖线，写下批注：“此语说得过分。”

　　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写下批注：“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

　　章士钊的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何至如此。”[25]

　　虽然章士钊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却并不反共。从他的经历及世界观上来考察，一般说来还是属于地富反坏右这个群体的。正是因为这样，章士钊才在信中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希望在自我批判中能够争取主动，使自己得到解脱。从毛泽东的批注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需要痛加批判的并不是章士钊这样的人，而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这些坏人其实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对于章士钊这样的人，批判可能会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更不会痛加。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像章士钊这样属于地富反坏右群体的人虽然会遭到批判，但不是批判的重点。

　　由此我们看到，不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论还是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注，都可以反映出地富反坏右并非文化大革命的重点。虽然这些人会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构成威胁，但是这些人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清除，政治上也处于被管控的状态，在全国也就是几千万人，又是分散在各地，因而如果没有党内走资派的策应和协助，他们是不会对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造成毁灭性破坏的。这就要对地富反坏右给予恰当的定位，既要看到他们对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威胁，又要看到这个群体并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因素。这样才有助于防止有人将打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放走重点打击对象，给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严重隐患。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却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呢？[26]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为什么还是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点之一呢？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地富反坏右作为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之一，是因为这个群体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仍然存在于农村，不仅是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敌对力量，还是农村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尽管这样，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首先对准党内走资派，其次才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说明即使在党内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之间，党内走资派仍然是首要革命对象。

　　地富反坏右分为改造好了的和没有改造好的。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对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不是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由此我们看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点之一。既然地富反坏右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之一，那么从继续革命对象的全局来看，又是不是继续革命的重点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地富反坏右在资本主义复辟中的影响和作用上来进行分析。一般来说，这个群体在党外而不是在党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中又被沉重打击过，还是被监管的对象，与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比较起来，他们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影响和作用比起前两者要小得多。因而尽管地富反坏右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之一，却不能把他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来看待，不能把他们在农村文革（局部文革）中的地位作为他们在整个文革中的地位。这就是说，他们在文革和作为文革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文革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在继续革命表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是一般革命对象。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地富反坏右和党内走资派比较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并不占有主要地位，因而在继续革命中并不是首要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比较起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在继续革命中并不是重要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虽然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但是却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中仅仅占有一般地位，是一般革命对象。

　　3、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中的对象，却也仅仅是一般革命对象。由于农村文革是全国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再联系到地富反坏右在资本主义复辟中的作用和影响，因而尽管地富反坏右是农村文革的重点之一，但也并不能由此改变他们在整个继续革命对象中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革命过程中，既要把地富反坏右作为打击对象，又不能把他们当成重点打击对象，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

　　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弟，在全国也就是几千万人。出身于这个家庭中的人，自然会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虽然会背叛这个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这个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因而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就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出身于这个群体中的人呢？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谈话给我们提供了思想指导。

　　一九六四年五月，毛泽东在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谈到划阶级时说：“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了给大家。”他还把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作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之一。[27]

　　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只按出身，那末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下生活、工作，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28]

　　毛泽东的谈话为解决阶级出身问题指明了方向。共产党对待出身上的态度是，既要讲成分，又不能唯成分论，而是重在个人表现。讲成分，是因为出身剥削阶级的成员，不论是从家庭利益还是从个人思想、观点、认识、品性、习惯的形成上，都会受到家庭的熏陶，并直接影响到对待革命的态度以及在社会实践中的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是应该讲究成分的。但是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出身不由已，信仰和行为却可以由个人选择。革命导师马、恩、列、斯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这样也就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成员的人提供了悔过自新的道路，有利于他们思想的转变和自我改造，在团结的基础上，逐步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毛泽东关于出身问题上的观点，是有着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依据就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讲成分，是坚持了唯物论。重在表现，不唯成分论，是坚持了辩证法。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我们重视家庭出身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作出的判断。这是坚持了唯物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在成长过程中还要受到社会的影响和作用，随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人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背叛自己的家庭，改变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并非只是个别现象。这是坚持了辩证法。因而我们在处理出身问题的时候，不能将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割裂开来，而是要从二者的结合中来做出判断。这是唯物辩证法应用在出身问题上的一个生动事例。

　　我们要对作为继续革命对象的地富反坏右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既要看到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的对象，又要进一步认识到在继续革命中这只是一般革命对象，而不是主要革命对象和重要革命对象，将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区分开来，将矛头对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做到这一点，在继续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就要防止发生两种错误的倾向：

　　一是无视地富反坏右在社会上的存在及对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文化的威胁这个客观事实，将地富反坏右排除在继续革命的对象之外，从而使得这个群体能够蛰伏下来，失去对他们进行改造的机会，给继续革命的进行造成重大隐患。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表现。

　　一是提升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中的地位，将他们作为主要革命对象，而不是一般革命对象。这样就将打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不利于对他们的争取和改造。同时，没有将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右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区分开来，而是将打击的矛头对准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致使打击面过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表现。

　　当然，“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在一定条件下是相通的。如果将打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地富反坏右，无疑就减轻了对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打击力度，使他们在打击的高压下逃了出来，这样就转移了运动的方向，对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起到了庇护的作用，将运动引向歧途。这就从“左”又跳到了右。由此可以看到，“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在对立的同时，又是相通的。因而我们要准确锁定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的地位，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防止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

　　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或者是由于认识错误，或者是有意为之。如果是认识错误，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弄清是非，分辨真假，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如果是有意为之，就是包藏祸心，庇护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是转移运动方向，破坏继续革命。这就要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进行仔细考察，将两者区分开来，端正思想，查找原因，根除庇护，区别对待，将重点放在有意为之方面。这是在处理地富反坏右的问题时应该注意到的。

　　在继续革命过程中，要想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就必须准确地认识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所处的地位，处理好出身与个人表现的关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改造和争取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成员。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中的多数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四）革命对象综述。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就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为主要表现形式。地富反坏右敌视社会主义革命，也属于继续革命的对象。这样继续革命的对象就包括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三者在继续革命对象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党内走资派是首要革命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重要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是一般革命对象。

　　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是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破坏作用所决定的；在继续革命对象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则是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破坏程度的不同所决定的。党内走资派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破坏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破坏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两大革命对象。由于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走资派在党内的地位，继续革命的首要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派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继续革命的时候，要弄清楚继续革命的对象，根据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的不同地位，紧紧锁定首要革命对象党内走资派，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其次是重要革命对象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再次是一般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而不能适得其反，转移运动方向。这样才能够分清敌友，抓住重点，势如破竹，迎刃而解，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在继续革命中取得实质性成效。

　　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具体说来，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知识分子吹响了继续革命的号角，革命干部在其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文化大革命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一）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

　　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走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列，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先锋。为什么青年学生走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呢？要解释这个问题，还要从青年学生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说起。

　　1、青年学生走在近代革命的前列。

　　近代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青年学生走在了近代革命运动的前列。远的不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一次由青年学生发起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由北平发起，随后波及到了全国一百多个城市，是一次由广大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运动后期，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迫使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民族救亡的关键时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的大中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这次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九四七年，在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的同时，国统区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这次运动是在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遍及整个国统区。青年学生走在了运动的前列，和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形成了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第二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在第一战线进行作战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成为解放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1]

　　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是青年学生走在了革命运动的前列。他们受旧的保守力量影响较小，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怀有报国之志，富有青春的激情，思想敏锐，热血沸腾，敢想敢说敢干。一旦天下有难，他们就挺身而出，一往无前，成为革命斗争的先锋。历史是在他们的引领下，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进入一个新天地的。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2]

　　2、文革星火在校园迸发。

　　文革星火在校园迸发，既是事出必然，又带有偶然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文革的范围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来分析，在大中学生云集的校园迸发出文革的星火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北大产生聂元梓等七名教师张贴的大字报却又具有偶然性。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批发全国以后，文革的星火就从校内扩大到校外，从北大发展到全国，促进了文革的迅速发展。

　　文革星火首先在校园迸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文革星火出现在校园是青年学生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3]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由青年学生引发，而后发展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的。既然青年学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走在了前列，起了先锋的作用，那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生势必也会同以前一样冲在斗争的前列，引领革命的发展，起到先锋的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结果。

　　文革星火出现在校园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表现。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组成部分，因而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然会在教育战线上进行。况且这个时候的教育战线不论是在教育指导思想还是教育方法上都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教育革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无产阶级能够占领教育阵地。这个任务就要由革命的师生来完成。教育战线上的青年学生，长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多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喷涌着革命的激情，于是就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贴大字报，率先起来造反，为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斗争。文革的星火就是这样在校园里点燃了。

　　文革星火出现在校园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然选择。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不能代代相传，红色的政权能不能保持本色不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关键在人。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就要培养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就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标准。[4]这个时候如何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修防修中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温室中的花草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只有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中，才能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伟大革命实践，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这就要使广大青年学生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活动来进行锤炼，为培养接班人创造条件。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来练练兵，使青年人在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校园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表现在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的作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这三个方面。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革星火在校园出现。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在校园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张大字报后来刊载于《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六月一日，毛泽东在这期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发表这张大字报的同时，还配发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6]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文革星火从北京大中学校向外地蔓延，不少地方的青年学生纷纷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各地的不少大中学校开始出现文革的星火。毛泽东后来在十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7]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批发聂元梓的大字报对文革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催生了各地校园出现的文革星火。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文革星火在校园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又是通过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及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批发全国这个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这张大字报将北京的文革星火带到了各地，文革的星火在各地校园相继出现。青年学生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走在了革命斗争的前列，以饱满的热情开始投入到文革的运动中。

　　3、红卫兵运动将文革星火传遍祖国大地。

　　红卫兵是由青年学生中的优秀代表组成的。“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率先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分别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七月二十八日，他们将这两张大字报通过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印发会议。在信中毛泽东表示“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我们支持你们”。[8]

　　这封信虽未发出，但是社会上却知道了。后来毛泽东也谈到了这件事。他在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9]于是，各地校园纷纷搞起了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涌现出来。

　　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开始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进行活动。对此，是支持还是阻拦红卫兵的活动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面前。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时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这个时候，社会上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10]

　　毛泽东从青年学生的运动中发现，这个时候的青年学生心思还不在斗、批、改上，他们要求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对于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进行的串连，毛泽东不仅没有阻止，而且还因势利导地肯定了这种串连，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于是，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的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给涌入北京取经。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11]红卫兵运动在各地风起云涌，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席卷全国，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红色大潮。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边疆，将文革的火种洒向祖国大地。

　　青年学生和红卫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红卫兵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青年学生并非都是红卫兵，但是红卫兵却都是青年学生。红卫兵是青年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果说青年学生是文革的先锋，那么作为青年学生代表的红卫兵就是先锋中的急先锋。他们走在青年学生的前头，起着带头人的作用。

　　红卫兵是青年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学习了文化知识，怀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展现着蓬勃的革命激情，有着冲天的革命斗志，为了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颜色不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红卫兵运动是席卷神州大地的红色旋风，荡涤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污泥浊水，为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开出了一条新路。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背负红色的使命，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爬越高山，涉过急水，登上雪峰，渡过险滩，跋涉在社国的大地上，深入到神州的角落里，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将文革的火种洒向了全国各地。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鲜血乃至于生命书写了人生的壮丽画卷，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做红色政权卫兵的誓言，这种无私奉献的革命斗争精神在革命史册上熠熠生辉，令人经久难忘。

　　红卫兵运动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红卫兵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红卫兵运动。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对继续革命的怠工，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严重矛盾，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的作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的革命志向，以及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和倡导，构成了红卫兵运动形成的重要背景。由此可见，作为青年学生佼佼者的红卫兵，参加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形成震撼华夏的红卫兵运动是有其必然性的。

　　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大潮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形成的。毛泽东的号召和支持不仅与红卫兵运动大潮的形成具有直接联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支持红卫兵运动呢？这是因为在如何才能够冲破旧有运动的窠臼，排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挠，将文革的火种洒向祖国大地，保持红色政权的性质不变，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问题上，毛泽东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苦苦地寻求着这一突围之路。

　　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12]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寄望于年轻人、青年学生。他们受旧的习惯影响较少，敢想敢说改干，朝气蓬勃，思想敏锐，精力充沛，锐不可当，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由青年学生先进分子组成的红卫兵，就是这样担负起了历史的使命。这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也是毛泽东发动红卫兵运动的初衷。

　　当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红卫兵运动的分化。从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轨迹来分析，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老红卫兵组织得最早，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比如西纠、东纠、海纠以及后来的联动等红卫兵组织。开始的时候，他们积极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却宣扬反动的“血统论”，转移运动方向，避开党内走资派，将打击的矛盾对准老师和地富反坏右。文革初期的打、砸、抢事件往往是他们干出来的。这自然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制止和打压。当文革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他们的父母成为打击的对象时，他们就转而反对文革，由文革的参加者变成文革的反对者了。保守派红卫兵不论是在文革发动时期还是全面夺权阶段都存在过。支持工作组和党委的红卫兵，当时是多数派，被称为保守派红卫兵；造党委和工作组反的红卫兵，当时是少数派，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从当时的政治态势上来分析，保守派红卫兵在党委和工作组支持下，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力量强大，而造反派红卫兵则人数较少，只是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舆论支持。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中央领导层改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全面夺权的实施，老红卫兵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保守派红卫兵中的大多数转向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尽管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逆流、分裂和斗争，但是红卫兵作为文革急先锋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他们将文革的星火传到祖国各地，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创造了必要条件。虽然红卫兵运动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毛泽东的支持和倡导无疑对红卫兵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4、青年学生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文革进程中青年学生起到了先锋的作用，而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则是其中的急先锋。通过红卫兵大串连，荡涤了“四旧”，树立了“四新”，将文革的星火洒向了祖国大地，文革的烈火成燎原之势。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青年学生走在了运动的前列。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以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思想武器，怀着坚定的信念，抱有理想的目标，为了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颜色不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文化大革命才打破了社会上的一潭死水，掀起了惊涛骇浪，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以磅礴的气势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斗争，没有他们在文革进程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没有他们将文革的火种传到四面八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不可想象的。从这方面来说，青年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一步发展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

　　我们在肯定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先锋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他们由于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所产生的缺点和失误。青年学生虽然朝气蓬勃，富有斗争精神，但是他们毕竟还没有踏入社会，自身阅历有限，认识也比较肤浅，有时又表现出幼稚和冲动，这样就难以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做出理性的判断。青年学生毕业以后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对问题比较敏感，转变、觉察问题快，但是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13]知识分子的这种本能，并非是在青年学生成为知识分子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而是当他们还是青年学生的时候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状况的存在，无疑会严重影响到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作用。同时，青年学生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严重影响到他们在文革中的作用。工农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不同，虽然他们反应敏锐，激情高涨，但是却没有实现与社会实践、工农业生产的密切结合，在社会发展中还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在文革中的作用。这样我们看到，青年学生在文革中还是具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与他们对社会的认识程度、自身的特点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密切关系。这些因素的存在严重影响到青年学生在文革中作用的发挥，从而对文革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我们要从唯物史观出发对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作用做出准确的评价，予以恰当的定位。既要看到青年学生在文革中起到的先锋作用，又要看到他们在文革中存在的局限性，以及由于这种局限性所产生的缺点和失误。这就要求在斗争中要对他们进行指导，既要发挥他们在运动中的先锋带头作用，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将文革的星火传遍祖国大地，又要注意到他们在文革中的局限性，对他们可能发生的缺点和失误保持警觉，，避免给文革造成更大的损失，以利于促进文革的顺利进行。

　　5、应该汲取的教训。

　　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当年积极投身文革的洪流，在文革的发动和进程中起了先锋的作用，对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他们的局限性，出现了不少缺点和失误，存在着应该汲取的教训。

　　青年学生要认真领会并坚决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举起造反的大旗，矛头指向走资派，对文革的发动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却没有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和指示进行认真领会，紧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步伐，当着天下大乱，在“三支两军”中通过革命的“三结合”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进行斗、批、改的时候，他们仍然固守着造反的观念，没有及时转变过来，反而成为大联合的阻碍。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被清理出政治舞台的命运了。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的严厉批评，就是一个代表性事件。

　　两派斗争严重削弱了青年学生的实力，破坏了青年学生的声誉和战斗力。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斗争中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后来又分裂成几派。这样就难以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影响到青年学生作用的发挥。出现这种状况，既有认识的因素，也是利益使然。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这个方面都是有责任的，都存在着缺点和失误。当然程度大小会有所不同。这样就难以将青年学生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文革的发展。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应该进行深思：两派的分裂对充分发挥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作用，对文革的进程及其最后结局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实践中究竟如何才能够在真正领会文革精神的基础上，通过辩论，化解矛盾，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消除派性，步调一致，使各派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这是对青年学生及其领袖认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严峻考验。

　　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对待工农和军队支左问题上的教训。文革发动起来后，党内走资派调动工农反对学生，不少部队在支左过程中也出现了错误，支持了保守派，却没有支持造反派。即使在造反派内部也因为彼此之间的斗争，致使军队在支左工作中因为支持了其中的一派，而遭到另一派的攻击，陷入了困境。应该看到，不论是调动的工农还是支错的军队，往往是认识问题，一般来说做工作后是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的。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是对青年学生及其领袖的严峻考验。这个时候就要在文革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既要排除干扰，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防止激化矛盾，探索策略的灵活性，通过适宜的宣传，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必要时还要借助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帮助，争取获得工农和军队的理解和支持，以便于化被动为主动，扭转不利态势，推动文革的进行。这是对斗争艺术和水平的检验。这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少教训。

　　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式，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14]武斗只能触及皮肤，而不能触及灵魂。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通过文斗才能达到目的。在武斗的问题上，两派都有责任，一般来说以保守派责任更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在许多大中学校园里发生了武斗，武斗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一方要消灭另一方，使得原来的分歧更为严重，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是派性恶性发展的产物。两派之间由认识的分歧蜕变为争权夺利，这样就偏离了文革的轨道，对文革的进行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以上我们分析了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发展中应该汲取的教训。这些教训就是要认真领会和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防止和消除派性，正确对待工农群众和军队支左错误以及如何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虽然青年学生在积极参加文革方面，成绩是主要的，贡献是突出的，但是也应该认真总结和汲取其中的教训。通过对这些教训的剖析，反思自我，弄清是非，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引以为戒，防止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二）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

　　前文我们研究了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起了先锋的作用。那么，工农群众在继续革命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为什么要参加继续革命呢？又有什么样的教训值得总结呢？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工农群众在近现代革命中的作用谈起。

　　1、工农群众在近现代革命中的地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近代的中国由此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全国产业工人才几百万人，人数较少，单靠工人阶级自身是难以取得革命胜利的。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寻找自己的同盟军。中国农民阶级虽然是小生产者，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却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多势众，又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就必须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工农联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要想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动员农民阶级起来参加革命，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这样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工农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益。这是工农联盟建立的基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同盟军，工农两大阶级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参加下取得胜利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接着又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灭剥削和压迫，使工农群众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人。如果不进行农业合作化，那么即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在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就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新的阶级分化，一部分农民破产失去土地，一部分富裕农民购得土地，剥削制度又会在农村卷土重来。同样，如果不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工人阶级就难以摆脱雇佣劳动的命运。这样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就有着共同的诉求和意愿。

　　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维护工农阶级根本利益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举措。革命完成后建立的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既是维护工农阶级利益的根本保障，又是巩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因而工农阶级必然会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他们的参与和推动下，才最终取得胜利的。

　　这样看来，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都是居于领导地位，工农群众处于主力军地位。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以工农群众作为主力军，经过艰苦斗争才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已经证明，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

　　2、工农群众参加文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前文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农群众参加了革命，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工农群众又是如何呢？

　　我们知道，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先锋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单靠学生是难以完成的。要完成革命的任务，就需要工农群众的参与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15]

　　在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参加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只有在工农群众的参加下，才能实现文革的目的，完成文革的任务，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为什么文革的进行需要工农群众的参与呢？

　　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中国革命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工农两大阶级的参加下才取得胜利的，那么作为这两次革命逻辑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然也要有工农群众的参加才能够取得胜利，进行到底。从这里说，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

　　从国家性质来看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国体上来说，工农两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为了保持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要使广大工农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参加继续革命，行使民主权利，监督人民公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具有必要性的。

　　参加继续革命是维护工农群众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有在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支持下，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只有取得了继续革命的胜利，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部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因而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成为维护自己根本利益，防止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命运的可靠手段。

　　从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来看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主体则是工农大众，因而历史主要是工农群众创造的，他们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青年学生在社会发展中虽然起着先锋的作用，可以宣传、鼓动、唤醒群众，却不能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因为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主要力量是工农群众。从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出发，单有青年学生而没有工农群众的参加，要想取得继续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的必然性。

　　由此我们看到，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是由于中国革命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必然要求，工农群众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需要，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历史发展的要求，继续革命进行的需要，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召唤。

　　3、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期，工农群众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是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进行的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前两次革命中起到主力军作用的工农群众，不论是从革命的逻辑还是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需要，不仅要参加继续革命而且还要起到主力军的作用。这是继续革命的需要也是维护工农群众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工农群众是主力军，对文革的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16]从中可以看到，虽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的问题上，还是要依靠工农兵才能完成。在军队支持下，工农群众在继续革命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工农群众参加继续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必要行动。从文革历程中可以看到，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参加，没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砥柱中流，在文革进程的关键时刻将革命推向前进，不仅夺权任务难以完成，更遑论进行斗、批、改了。工农群众的这种主力军作用又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难以比拟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不断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

　　文革的任务就是要反修防修、反帝灭资和反封批孔，对象就是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要想真正做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使工农群众参加文革，发挥他们历史创造者的作用，不仅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而且还要付诸于行动，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清理出来，扫除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障碍，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当然，工农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只有在继续革命的场景下才能够显示出力量。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工农群众拥有的民主政治权利。这种民主权利的行使在通常情况下往往受到限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为工农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这样以军队支左为后盾，广大工农群众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导下，积极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利，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防止由国家的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保持党和政权的性质不变。

　　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强大的。工农群众要想显示出力量，单靠孤立的个人是不行的。只有组织起来，形成凝聚力，才能显示出力量。群众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应运而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联合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就是对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严峻考验。这就要求以造反派为中心，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维护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弄清是非真相，保留不同意见，讲清道理，消除分歧，抛弃前嫌，一致对敌。这是对群众组织领导人斗争艺术的要求，也是对他们立场和原则的检验。

　　由此我们看到，在继续革命中，工农群众不仅参加了革命，而且还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他们的参加和所起到的主力军作用，文化大革命不仅难以向前推进，取得不了成效，甚至还会中途夭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才清除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取得文化大革命成就的。

　　4、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文革发动起来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虽然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在两派的形成上却大同小异，都是以对待党员领导干部态度的不同来划分的。

　　文革中的两派虽然都是群众组织，但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造反派是适应文革潮流的，属于革命造反组织。而保守派则被称为保皇派，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两派之间由于政见的不同，形成对立的组织，不仅团结不起来，还互相攻击甚至酿成了激烈的武斗。从文革发展的历程来看，武斗是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份开始大规模升级的。[17]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时也没有料到各地会普遍形成两派以及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见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据王力后来回忆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18]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消除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使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完成文革的任务，就成为文革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最迫切的任务。毛泽东强调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问题。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19]

　　他主张不仅要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就是对保守乃至反动组织都要做好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针对当时工人队伍中的两派组织，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20]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根据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情况，做出了系列指示，发表了重要谈话，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全面夺权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这个指示成为各地处理文革的指导方针。[2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根据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状况，苦口婆心地劝说两派，要摒弃前嫌，消除分歧，团结起来，联合斗争，通过革命的三结合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那高瞩远瞩的判断，入木三分的分析，循循善诱的说服，语重心长的劝告，即使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闪烁出熠熠的光辉。可是当年参加文革的工农大众，又有几个人能够明白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呢？他们直到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下岗失业和失地以后，在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才逐渐醒悟过来。

　　为什么在文革进程中工农群众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呢？这两派还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就是在造反派内部也是如此呢？

　　我们可以从内外因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从内因上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认识问题。当时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文革的认识从总体上来说是肤浅的。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也讲着中央文革文件里的语言，但是却没有从思想上对文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以及自身阶级地位的变化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浅显，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造成了鲁莽的行动，在自身根本使命的认知和行为上陷入了歧途。

　　二是利益使然。群众组织的形成，两大对立组织的角斗，往往是为了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打得你死我活，这是狭隘的派性在作怪。这种状况就是在造反派组织内部也大量存在。在对待当权派的问题上，保守派不是从革命大局出发，而是从当权派对自己的好坏来处理问题。这样保守派就成为当权派维护自己利益的别动队。狭隘的派别利益限制了他们认识的深入，左右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偏离了文革的目标和轨道，陷入了武斗的漩涡，干扰了文革的进程。

　　从外因上来说，是由于当权派的调拨。文革本身就是要将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面夺权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当权派之间并没有一个鲜明的界限，他们都是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穿着同样的衣服，讲着同样的语言，以党员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分辨起来确实不容易。走资派就趁机组织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还以当时自己掌握的权力为他们提供方便。这样就转移了运动的方向，使自己从斗争的漩涡中解脱了出来。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22]这是群众组织分裂的外部原因。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文革期间工农群众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组织。这些群众组织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状况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工农群众内部的团结，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造成了更为混乱的局面，严重制约了文革的进程。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解决，文革就有可能出现失控，进而走向天下大乱，重演辛亥革命后分裂的局面。[23]这个时候，消除派性，走向联合，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了。

　　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要求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这个时候一方面以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关于文革指示的下发为标志，对两派进行说服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通过革命的三结合走向革命的大联合；另一方面对于不顾文革大局，派性作怪，冲在前面，热衷武斗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处理。不论是武汉七二○事件中百万雄师被解散，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王、关、戚的垮台，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出现乃至于两派之间武斗的发生是出人意料的。这是工农群众仍然处在蒙昧状态还没有对文革具有深刻认识的反映。这样就分裂了工农群众，严重干扰了文革的进程，使得毛泽东在二、三、四三个月能够在夺权上看出眉目的预测最终没有实现。[24]文革的时间才不得不又一次被推迟，延长了文革的历程。武斗的出现，不仅干扰了文革的进程，而且还激化了社会的矛盾，致使两派在联合的时候更为困难。同时，武斗又违犯了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败坏了文革的声誉，给别有用心的人否定、诋毁文革提供了口实，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5、沉痛的教训。

　　毋庸讳言，工农群众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力军。没有工农群众的参加，就没有全面夺权的成功。没有全面夺权的成功，就难以扫除斗、批、改的障碍，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工农群众对文革的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痛心地看到，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工农群众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还有置身事外的逍遥派）。这两大派以及各派之间的斗争，造成了工农群众的分裂，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给文革的进行造成了严重的阴影，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教训之一，要认真执行毛泽东做出的文革指示，紧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步伐。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在运动中还是出现了武斗。武斗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大规模地展开，局势进一步再不采发展到如果取果断措施就有可能出现失控的危险。这个时候，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群众竟然对此毫无察觉，仍然是派性作怪，毫无顾忌地向前冲，而不是以大局为重，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及时采取措施，将重点放到联合的方向上来。在斗、批、改阶段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工农群众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因而不仅没有能够及时地解决问题，推动文革的发展，反而严重干扰了文革的进程。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他们就难以避免被淘汰的结局了。本来，如果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和中央步调一致，这种状况是不致于出现的。

　　教训之二，要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而不是对立派群众组织。两派群众都应该认识到，走资派就是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他们上台，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广大工农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走资派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因而批斗、打倒走资派是他们的共同任务。这样就不能感情用事，凭一时义愤，转移斗争对象，放虎归山，留下后患。

　　教训之三，要在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批斗走资派。从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分析，一般来说走资派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在批斗走资派的时候，要格外慎重，按政策办事，讲究斗争策略，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能搞武斗，一味地体罚，更不能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当权派，搞过火斗争。在走资派表示悔过以后，还要及时解放他们，安排适宜的工作。在这方面是存在不少教训的。

　　教训之四，造反派组织的分裂与对立为走资派提供了剿灭造反派的机会和借口。造反派组织之间应该凝聚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但是在全面夺权以后却出现了分裂和对峙，有的还发生了武斗。这是由于对形势的认识和权力的分配以及利益上的分歧造成的。这说明在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派性问题，不仅影响到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要求造反派的负责人正视并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不然的话，就会被走资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在这个问题上，造反派的头头们解决得并不好，没有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为后来走资派剿灭造反派提供了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教训之五，造反派和保守派要在维护工农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属于工农大众，是同命相怜的阶级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前途和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中来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是维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只要懂得了这个道理，工农群众就容易团结起来。在文革进程中不管两派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分歧和矛盾，比起这个根本利益来也是次要的。这就要求双方进行协商沟通，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向斗争。而不是祸起萧墙，自相残杀，最后让走资派坐收渔翁之利。

　　教训之六，保守派要在利益取舍中进行文革。这就要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就是走资派给予保守派的小恩小惠，长远利益就是通过文革来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保守派的形成，除了认识的原因以外，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从走资派那里获得了好处。走资派惯于用小恩小惠来拉拢保守派，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别动队。保守派在前台，走资派在后台操纵着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这是一出双簧戏。保守派与造反派本来是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但是这个时候却成为了仇敌，打得死去活来。保守派在为走资派火中取栗。文革的路线被否定后，走资派上台执政，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双双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个教训是沉痛的。

　　教育之七，逍遥派的历史责任。逍遥派，又叫观潮派，是指工农群众中置身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外的人。表面上看，他们比较超脱，处于两派之外，逍遥自在，悠然自得，乐此不疲，但是却逃避了历史责任。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旦文革路线被否定，其实他们和造反派、保守派一样都是难以逃脱雇佣劳动者的命运的。他们没有利用毛泽东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和条件去积极参加文革，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而是默而置之，置身事外，看着造反派在孤军奋战，最终当下岗、失业的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才有所觉悟。但是却已悔之晚矣。这是令人惋惜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期间工农群众两派之间斗争的教训是沉痛的。这些教训表现在能不能紧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步伐，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走资派，两派之间如何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虽然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最终完成了夺权任务，进行了斗、批、改，但是对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是深远的。

　　（三）革命干部是继续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因而继续革命打击的矛头就要对准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那么，鉴别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对待继续革命的呢？他们在继续革命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继续革命是检验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看一个干部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不是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人，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鉴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参加继续革命，看他对待继续革命的态度。只有不仅口头上表示愿意参加继续革命，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积极参加继续革命的干部，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干部。

　　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就必须践行唯物史观。这就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要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实现形式。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不是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人，主要地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对继续革命的实际行动。这种实际行动来源于他对唯物史观的准确把握，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忠贞。只有从理论上认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才能主动地、自觉地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人，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建成社会主义的胸心大志，必然会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为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斗争。

　　身教重于言教，正己方能正人。心底无私天地宽。真正的革命者是无私无畏的。进行继续革命，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自己，革除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私有观念，做继续革命的表率。只有这样，才能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怕任何千难万险，激励后人，鼓舞斗志，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将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如果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只是对别人进行斗争，而将自身存在的私有观念隐藏起来，这样在私心支配下的继续革命，不仅在斗争的过程中起不到表率的作用，没有说服力，而且也是没有力量的，更难以进行到底。即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也是难以长久的。因为存在私有观念的革命者又会成为新的革命对象。

　　这样在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不能参加继续革命，敢不敢向自身存在的私有观念开刀，就成为检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试金石。

　　2、干部队伍的分化。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干部队伍中，具体说来是潜藏于党内领导干部队伍里，因而文革打击的矛头就对准他们这支队伍。这个时候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还处于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手中掌握着权力，他们能不能正确对待文革就成为运动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

　　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就是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压制群众，转移斗争方向，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25]派出工作组和撤销工作组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

　　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以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而在中央得到解决，但是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仍然普遍存在着对文革的敌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议预计开七天，实际上开了二十天。会议的主旨是，要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做说服工作，向他们交底，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26]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把这些领导干部争取过来。会后，他们不是积极地投身于文革，而是仍然对文革无动于衷，表现出淡漠的情绪，有的甚至还敌视文革，调动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运动方向。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不得不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27]由此可见，进行全面夺权，并非是文革部署的既定要求，而是在文革进行过程中，从领导干部消极对待文革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而又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才展开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大批干部遭到冲击，不少领导干部被打倒。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队伍出现了分化。有一部分干部主动投身文革的洪流，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支持造反运动，协助他们进行夺权，进行了亮相。山西省委负责人刘格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就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上海市委写作组从市委机关冲杀出来，站在了造反派群众一边。与此同时，在各地各级进行的夺权中都有革命干部站到造反群众一边，主动投身到文革运动中的实例。

　　这样在全面夺权的浪潮中，干部队伍发生了分化。一批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和他们并肩战斗，进行夺权斗争，将文革推向前进。这些人在斗、批、改阶段也就自然被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了。

　　历史地看，在文革深入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干部队伍的分化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分化表明有一部分干部积极参加文革，站在了革命群众一边，和他们共同进行夺权斗争。这对于革命干部的思想改造和文化大革命夺权的成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文革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干部队伍发生了分化。一部分革命干部站了出来，参加到继续革命的行列，和青年学生、工农群众一起进行斗争。那么，这些革命干部在斗争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革命干部站到文革斗争的行列，推动了文革的进程。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当时正是由于干部队伍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消极态度，有些人敌视、抵制文革，文革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干部从干部队伍中分化出来，就如同堡垒从内部攻破一样，水落石出，图穷匕见，使党内走资派的面目逐步暴露出来，处于涸辙之鲋的地位。这会促进文革的发展，加速文革的进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上海市造反派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的支持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山西省造反派在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支持下，夺得了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山东省造反派在王效禹的支持下，在山东驻军的协助下，夺取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大权。贵州省造反派在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支持下，夺得了贵州省委、省人委的权力。黑龙江省造反派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支持下，夺了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权力。于是，从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的一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夺权的第一个浪潮，对全面夺权产生了深远影响。[28]

　　革命干部的亮相，站在工农群众一边，会推动全面夺权的发展。夺权就是夺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但是究竟谁是走资派呢？他们头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同其他干部穿着同样的衣服，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又善于伪装自己，确实不好做出判断。这是后来夺权阶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要耐心地、细致地根据他们的言行来进行鉴别。革命干部从干部队伍中分化出来以后，不仅使干部队伍的人数少了，隐藏的走资派孤立了，而且亮相干部毕竟身在干部队伍中，熟悉其中的情况，由他们来揭发批判走资派，更容易使走资派显出原形。这对于准确地锁定走资派，加快夺权的进程，完成夺权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干部的亮相，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仅会提高革命委员会的管理能力，还会增强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由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参加。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虽然具有革命精神，但是却对业务管理不熟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而为了有效行使权力，发挥职能，作为全面夺权以后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就需要革命干部的参加。革命干部不仅在当地和部门中具有影响力，而且还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领导能力也较强，又投入到革命的行列，积极参加了文革，进入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层，因而他们的亮相对于文革的进行、革命委员会职能的发挥和权威的提高，均具有重要意义。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革命干部在文革进程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革命干部以前处于领导岗位上，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具有组织领导能力，能够分析形势，制定斗争策略，因而在他们参加到工农群众的斗争行列以后，就自然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一起组成造反队伍的领导层。全面夺权以后，又成为新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重要领导成员，继续进行斗、批、改的工作。因而革命干部不论是在全面夺权阶段还是在斗、批、改阶段，在文革的进程中都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这种重要的领导作用，是由于文革发展的需要和革命干部的基本素质以及他们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革命干部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这种重要领导作用表现在革命干部亮相以后，加快了全面夺权的步伐，提高了革命委员会的管理能力，增强了革命委员会的权威，推动了文革的进程。革命干部不仅加入到文革的行列，积极参加了文革，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为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要准确界定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文革的消极态度，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才不得不把文革推向全面夺权阶段的。这就在客观上反映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对干部分为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的，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9]

　　走资派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具体说来是在掌握权力的那部分领导干部中间。因而文革开始后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掌握权力的那部分领导干部。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中，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走资派自不待言，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或者犯有一般错误的领导干部，乃至于表现比较好的领导干部，往往对文革抱着消极或抵制的态度。这样就使文革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造成了后来不得不实行全面夺权的结局。

　　全面夺权阶段，干部遭到了严重冲击，不少领导干部被批斗、打倒，甚至还发生了武斗，有的领导干部受了皮肉之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造反派群众由于政策运用失当采取了激烈的手段以外，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他们自己以前的作为和对文革的消极态度以及在背后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破坏文革造成的。

　　在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就要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为错误处理的干部恢复名誉。这个时候有人就钻政策的空子，为了求得宽大处理，在检讨中表示自己进行了深刻反醒，认识了错误，实际上却是对文革恨之入骨，等待出来以后，一旦风向有变时，再闹翻案。参加革委会的一些革命干部，在掌握了权力以后，就挟私报复，清洗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打击造反派群众。这种状况值得警惕。

　　从干部在文革发展中的历程来分析，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体并没有积极地参加文革。虽然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站了出来，参加到造反的行列，但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并不占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革是因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才发动起来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体又是对文革抱着消极的态度，没有积极地主动地投身到文革的大潮中，有的还在组织群众保护自己，破坏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还有人为了能够恢复工作，不惜弄虚作假，假装承认错误，骗取信任。这说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没有也不可能起到主要领导作用。

　　但是，在全面夺权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干部站了出来，他们不仅参加了夺权斗争，还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做了斗、批、改的工作，对推动文革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他们本身就是领导干部，因而在站出来参加到文革的进程中以后，往往还是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领导作用虽然是重要的，却也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不仅在和他们一起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还要起到比他们大得多的作用的缘故。军队是推动文革进程的后盾，革命造反队伍是推动文革进程的主力军，站出来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过是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而已。

　　这样我们对文革进程中革命干部的作用，就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从总体上说，尽管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体在文革中的作用是消极的，但是其中的革命干部却在文革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从整个文革进程来分析，是革命干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而不是主要领导作用。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四）革命知识分子吹响继续革命的号角。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那么知识分子在其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怎样评价他们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呢？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说起。

　　1、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革命中起着播火者的作用。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忧国忧民，勇于奋斗，是先知先觉者。虽然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却在社会进程中起着比他们所占人口比重大得多的作用。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知识分子都是在接受了先进的思想理论以后，兴办报刊，著书立说，传播真理，宣传鼓动，组织政党，举行革命，走在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前列，成为革命的践行者。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才出现的。在他们的努力下，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农民为同盟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后又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两部分，一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随着资产阶级的消灭，就改变了它的阶级属性，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呢？

　　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上，党中央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毛泽东认为虽然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0]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31]

　　这种认识的不同，一直持续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随后写入了他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陈毅则在会议上提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就有人不同意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就没有说话。[32]

　　由此看来，党中央内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的存在，从认识的角度上来分析，就是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上，究竟是以世界观还是以服务对象为划分标准的不同造成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主张应该以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来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因而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逐步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周恩来等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应该以知识分子的服务对象来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服务，因而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其实，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不等于他们具有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两者之间并不是一回事。这样做就淡化了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人是在世界观的指导下行动的。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虽然暂时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他们则是动摇的，不会安心地为无产阶级服务到底，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起变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思考，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不同，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不同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从世界观的角度，具体说来是从政治思想上来划分的。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武昌会议上说，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33]因而这个时候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周恩来等人认为阶级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在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又已经为无产阶级服务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这样看来，他们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不同，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不同造成的。这是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具体反映。这种不同意见在党内长时间存在，最后经过斗争才使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被党中央所接受，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由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关系到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实行的方针政策，关系到如何使用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关系到知识分子的成长，因而准确判断他们的阶级属性，认清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鉴定知识分子革命性的根本标准。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因而从阶级属性上来说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变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就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步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我们说的革命知识分子，与以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在思想上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精神、视野、行动上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人们面前。看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知识分子，不能光从形式上，更要从本质上才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怎样才能够鉴别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呢？

　　我们认为，继续革命是鉴定知识分子革命性的根本标准。

　　革命知识分子会认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继续革命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的需要。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革命知识分子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就会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中认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坚定对继续革命的理性认识。这就为下一步参加继续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而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具有革命性，首先就要看他对于继续革命的认识水平。

　　革命知识分子必然会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任务，要依靠人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是认识到了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站在旁边鼓动别人参加继续革命，自己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而是叶公好龙式的知识分子，假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参加继续革命，才能以实际的行动表明自己对继续革命的真实态度。

　　继续革命就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斗私批修，向自己头脑中的私有观念宣战，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正己方可正人。知识分子只有在革除了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私有观念以后，才能在继续革命中更有说服力，更有战斗力，以锐不可当的气势投入到继续革命的洪流中。这是继续革命最好的宣言书。

　　革命知识分子要对继续革命的复杂性保持清醒认识。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复杂因素的制约，斗争中肯定还会走弯路，甚至还有可能使自己付出代价。这就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既要小心谨慎，大胆推进，又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既不能因为遭遇挫折，就心灰意冷，抛弃革命，也不能因为遭受打击，就蜕化变质，背叛革命。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就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既要敢于斗争，有为革命而牺牲的思想准备，又要善于斗争，避免无谓的牺牲，百折不挠，英勇奋斗，逐步把握继续革命的斗争规律，将继续革命推向前进。

　　判断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决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要看他对待继续革命的真实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对继续革命的认识，是否参加继续革命，以及如何应对继续革命的复杂性等方面。只有通过这样的考察，才能真正鉴定出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因而我们说继续革命是鉴定知识分子革命性的根本标准。

　　3、革命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的喉舌。

　　进行继续革命，不能没有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参与下揭开序幕的。不论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还是这个时候报刊杂志上出现的一系列批判文章，都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创造了舆论氛围，起到了动员的作用。

　　文革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的。由于知识分子反映敏锐，接受新事物较快，这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就站在了斗争的前列。这样以思想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为先导，其它领域的知识分子跟进，革命的知识分子先后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

　　文革注定是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后，如何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将继续革命的理论传到四面八方，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心里，让他们真正接受继续革命，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则还要依靠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青年学生虽然敢想敢说必做，在继续革命中起着先锋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视野、阅历、功底等方面的限制，在理论的宣传，思想的启蒙，以及组织动员方面，还是难以代替革命知识分子的。

　　这个时候的革命知识分子，就要怀着继续革命的责任感，洞悉继续革命理论的真谛，充分调动自己的力量，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宣传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将继续革命的理论转化为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的强大动力，自觉地进行继续革命。这是继续革命对革命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是他们进行继续革命的任务，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

　　斗争的任务是繁重的，肩负的责任是光荣的。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履行好自己的使命，革命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待在机关、单位、办公室中，而要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立足于本单位的继续革命，到工厂、农村中去串连，深入到斗争的风暴中去，宣传继续革命的理论，撰写文章，组织辩论，鼓动宣传，进行鸣放，张贴大字报，以实际的行动起到继续革命喉舌的作用。在斗争中和广大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将继续革命的理论与丰富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为群众斗争提供理论的指导，将工农群众的斗争从理论上做出总结，以群众的实践充实理论的内容，及时反映到中央决策层，使中央了解运动的真实情况，以便于及时做出决策，指导运动的发展。

　　革命知识分子是存在于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在内的各个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有志向、有文化、有责任、有报负的一个群体，既有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担当，又有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破坏旧世界的雄心壮志。他们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吹响继续革命的号角，担负起革命喉舌的重任，激发起群众的斗志，将文革的火种撒向祖国大地，以实际的行动起到了文革播火者的作用。

　　4、对继续革命中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分析。

　　革命知识分子阐述继续革命的理论，宣传组织工农群众，将文革的星火传到各地，在继续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就难以使工农群众领悟到继续革命的真谛，这样也就难以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将群众的激情焕发出来，形成排山倒海的力量，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从这里可以看到，革命知识分子在继续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在肯定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是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34]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希望从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的，但是结果却失望了。这种失望并非是偶然因素，而是知识分子的本能造成的。由于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带有投机性，缺乏彻底革命性，最后夺权的任务还是由时代的主人工农兵来完成的。这里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弱点。这种局限性或弱点决定了知识分子在继续革命中的地位。

　　这样看来，在继续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表现出两重性。既有参加继续革命的一方面，又有在革命中表现出局限性的一面。知识分子能够参加继续革命，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表明他们确实是继续革命的动力。但是在革命中他们又表现出局限性。虽然在革命中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宣传鼓动，起到了向导的作用，为革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单靠他们自己显然是取得不了胜利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发挥工农群众主力军的作用，才有可能取得继续革命的胜利。

　　在继续革命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确实能够发挥出革命性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的影响具体说来往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起作用的缘故。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就说过“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35]这就要求在继续革命过程中，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和局限性结合起来进行处理，既要发挥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作用，又要对其表现出来的投机性保持警惕，防止其扰乱革命的阵线。

　　革命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中的重要动力，是进行继续革命的号角和喉舌。这就要对革命知识分子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既要看到他们在继续革命中的革命性，又要注意到他们在革命中的不彻底性和投机性，发挥其积极方面，克服其消极方面，将继续革命推向前进。

　　（五）革命动力综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革命知识分子吹响了继续革命的号角，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干部则在继续革命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作为文革的先锋，率先起来造反，迸发出文化大革命的星星之火。而后红卫兵通过大串连将文革的星火传到全国各地，是文革的急先锋。革命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的喉舌，以笔为武器，撰写文章，组织宣讲，为文化大革命擂鼓助威，吹响了继续革命的号角。在继续革命的大潮中，革命干部站了出来，和军队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一起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工农群众的参加，没有他们做继续革命的中流砥柱，要取得全面夺权的成功、完成斗、批、改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文革进程中，不论是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还是革命干部都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是在工农群众中也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对立，甚至发生了武斗，但是瑕不掩瑜，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是好的，文革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才不断推向前进取得成就的。当然，其中沉痛的教训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

　　从文革的历程来看，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作为先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革命知识分子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工农群众则以磅礴的气势参加到文革的洪流中，促进了干部队伍的分化，革命干部站到造反群众一边，将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分为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主要目的是根本目的的实现途径，具体目的又是主要目的的实现途径。既然这样，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改造人的世界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那么，为什么改造人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呢？人的世界观又是如何才能得到改造的呢？在世界观改造的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状况又如何呢？

　　1、改造人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观。

　　什么是世界观呢？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不同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运用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上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的不同反映了阶级立场的不同。有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也有被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对立的阶级就是要在本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世界观就划分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斗争，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种斗争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上。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抗衡和斗争，妄图消灭无产阶级世界观，以便反攻倒算，卷土重来。这种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军事代表团时，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他说：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他还进一步说：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对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批斗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绝对不是目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从思想上搞掉修正主义根子。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特别强调要从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将这个问题作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关键阶段的主题和正题，由此可以看到改造人的世界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那么，为什么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呢？当时在世界观上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谈话中指出了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问题。

　　他说：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2]

　　这里的党内资产阶级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而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党内政治思想上资产阶级的存在，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缘故。因而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必须改造这些人的世界观，因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3]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4]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经毛泽东审阅，文章起草人员将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重新整理如下：“‘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5]

　　由此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就是要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深处，其目的是要改造人们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时写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6]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谈话时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7]

　　改造人的世界观，就是要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使人的思想实现革命化，这样才能够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促进人的思想的革命化。这样看来，改造人的世界观，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而且还是根本目的。那么，为什么改造人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具体状况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状况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存在着重大不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因而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8]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这就要“斗私，批修”，改造人的世界观，将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消灭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代替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够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原因之二，是由于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决定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9]由此可见，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其中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工具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在生产力中，一个是人，一个是物。在这两者之间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当然这种决定性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发生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还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10]由于人在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具有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还决定着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这里的人，并非泛泛而指，而是有着具体的涵义，是指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的革命阶级。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才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1]要培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代新人，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原因之三，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作用决定的。

　　在社会基本矛盾中，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又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就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到底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社会意识形态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创造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创造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得到根本性改造以后，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会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才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缘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改造人的世界观之所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具体状况、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作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人的世界观进行彻底改造以后，才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不论是生产力发展中的人的因素，还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不同的世界观对人的行为和思想意识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这种决定性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性前提之上的。

　　这就说明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人，具体说来就是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的人，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当然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自然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不同的世界观决定着人的行动方向。只有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胜利。

　　2、“斗私，批修”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根本手段。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就是要将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么，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鲜明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私有观念。无产阶级要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因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鲜明特点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上形成的公有观念。从这里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就是体现在公与私的不同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3]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14]

　　由此看来，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就必须进行“斗私，批修”。那么，为什么“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手段呢？这是因为私是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特点，也是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因而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私有观念进行斗争；修，就是修正主义，新老修正主义都是要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离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向资产阶级投降，复辟资本主义。因而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就必须批判修正主义。这样“斗私，批修”也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纲领，成为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手段。

　　为什么要进行“斗私，批修”呢？私与修又是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私是修的根源，修是私的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大凡有了私心，才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没有私心，即使由于认识的原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错误，一经发现以后，也容易得到纠正。因而要批修就要首先斗私，只有紧紧地抓住了斗私，在斗私中取得实质性成效以后，批修才能结出硕果。否则的话，批修往往会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因而在“斗私，批修”过程中，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将斗私常态化，奠定批修的坚实基础。

　　当然，在具体斗争过程中，我们也要对私字出现的历史条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要将个人的正当利益与超出法律、道德许可的非正当利益区分开来。既要看到当时个人正当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又要看到这种个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向非正当利益转化的可能性，这种转化主要还是由于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私字作怪的结果。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私字，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当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个体经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私字不仅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还有其出现的主观条件。这就要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消灭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私，批修”的斗争，防止个人正当利益向非正当利益的转化。既要认识到私字存在的现实性，防止“左”倾盲动，又到看到私字发展的危害性，保持高度警惕，承认它，限制它，削弱它，最后消灭它。这是“斗私，批修”的根本要义。

　　由此我们看到，私字膨胀，是走向修正主义的先声。因而就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斗私，批修”。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是公私分明，因而要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要“斗私，批修”，化私为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斗争中使人们认识到头脑中存在的私字，一旦恶性膨胀，不仅会腐蚀人的灵魂，而且还会蚀空社会主义大厦。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因而才要发起强大的思想政治攻势，不仅要同别人而且更要同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私字进行无情的斗争，在斗争中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人们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使无产阶级世界观真正确立起来。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主要任务。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灵魂。

　　改造人的世界观，就是要将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要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武器，对人的世界观进行根本改造。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才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呢？

　　这里我们仅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斗争来予以说明。从价值观念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价值观念分为一般价值观念和核心价值观念。能够通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一般价值观念，而非核心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念是体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本质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立的，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只能是社会主义可以用而资本主义不能用也不敢用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只能是资本主义可以用而社会主义不能用也不敢用的价值观念。因而社会主义不能运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资本主义也不能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这是因为如果社会主义用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观念，就会发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反过来，如果资本主义运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因而核心价值观念具有严格的阶级属性，是不能混用的。

　　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念，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核心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核心价值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归根结底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之上的核心价值观念只能是私有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产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上的核心价值观念只能是公有观念。由此可以看出，公和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根本特征。私的对立面是公，公的对立面是私。要改造人的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化私为公，这就形成了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要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成为对人的世界观进行改造的根本准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要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并非是来自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反映到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必然要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灵魂。

　　4、为什么要学习“老三篇”？

　　“老三篇”是指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发表的讲演，《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逝世后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愚公移山》是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在中共七大上的闭幕词。这三篇文章短小精悍，琅琅上口，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文思隽永，意韵悠长，通过对张思德、白求恩的纪念和革命前景的展望，阐明了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究竟要塑造什么样的革命者和怎样才能塑造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以及对革命斗争的信心和斗志等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三篇文章被称为“老三篇”。林彪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老三篇”，背诵“老三篇”。这是因为“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他主张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15]他强调指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学先用，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当时掀起了一场盛大的学习运动。[16]那么，为什么要学习“老三篇”呢？

　　这要从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说起。从上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这就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对人们世界观的改造，将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老三篇”以其短小的篇章，通俗的语言，精辟的分析，深邃的哲理，思想的锤炼，情操的陶冶，精神的塑造，理想的展示，恰恰适应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的世界观改造。“老三篇”所阐述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生死观、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不怕千难万险的斗争观、勤于职守乐于奉献的职业观，成为人们改造世界观的思想武器。

　　在世界观的改造上，这些思想武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共产主义人生观。白求恩和张思德都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只有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才能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17]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在革命队伍中造就千千万万个白求恩和张思德。要培养白求恩、张思德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必须改造人的世界观，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因而白求恩、张思德的革命精神就成为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典范。

　　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在革命队伍中，不以人的能力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这是因为人的能力和贡献有大小，只要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8]价值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依靠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得以实现。这就要以人民利益为准绳，坚持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使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19]

　　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生死观。正确的生死观取决于为谁做出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了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只要我们想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20]一个人在为了革命事业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世界观改造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呢？正确的生死观是推动世界观改造的有力条件。

　　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不怕千难万险的斗争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大众要一起挖掉这三座大山，就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1]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就一定会取得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说明。现在我们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改造人的世界观，就要挖掉头脑中存在的私字大山。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消灭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败得失的大事。这就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攻坚克难，锲而不舍，将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私字大山挖掉，只有这样才能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勤于职守，乐于奉献的职业观。张思德作为一名中央警备团的战士，安心于烧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工作。白求恩是一个医生，以医疗为职业，安心本职工作，对技术精益求精。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当然是一个极好的教训。[22]这就要求人们立足于革命需要，干一行，爱一行，勤于钻研，忘我工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从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够掀起学习“老三篇”的热潮，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是由谁提倡的，而是因为“老三篇”所阐述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斗争观、职业观等思想观点，恰恰适应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人的世界观这一政治需要。这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掀起学习“老三篇”热潮的真正原因。

　　5、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得以在社会上广泛确立和发展。

　　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分为剥削阶级世界观和被剥削阶级世界观。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对立。

　　无产阶级世界观，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世界观，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为基础，割裂唯物论与辩证法之间的联系，将唯心论与辩证法联系起来，机械论与唯物论联系起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剥削有理，宣扬资本万能，其目的是为了使资本主义长存于世。

　　世界观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世界观的斗争就成为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主要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上表现出来。这种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搞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因而这种斗争就不仅仅是一场文化革命，而且还是一场政治革命。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3]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才得以逐渐确立的。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开展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不同，表现在思想理论基础和立场的不同上，主要是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体现了出来。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要破私立公，根除残存在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使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思想成为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当然，这种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经过思想的炼狱，历经精神的洗礼，在继续革命的烈火中使人们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在柳暗花明中走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彼岸。

　　由此看来，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我们既要注意到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和紧迫性，又要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将这种斗争放到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搞好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使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逐步确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

　　6、党中央内部在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是否对人的世界观进行改造以及这种改造对社会主义革命成败影响的认识上，党中央内部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是否将改造人的世界观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规划，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巩固和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将人的世界观的改造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就要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世界观的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这个时候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种分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并最终导致了党内严重的矛盾和斗争。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种分歧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首先表现了出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有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与陈伯达、胡乔木、周扬等人的谈话中批驳了这种说法。他说，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24]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5]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所依靠的经济基础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从世界观上来说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这样，才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后来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但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却没有采取这种表述，仍然将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6]直到一九六二年在广州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陈毅则提出要对知识分子进行“脱帽加冕”。而后周恩来又将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写入了三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而毛泽东则对此持不同意见。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却没有说话。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八月十三日，当有的同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不能说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陈毅九月十一日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邓小平明确表示“陈老总讲的是对的”。而毛泽东则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反映到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央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上。十一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邓小平完全支持周恩来的意见。[27]这说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问题上党内又一次出现了严重分歧。

　　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实际上是他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标准上的分歧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应该以世界观而不能以为谁服务作为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标准，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则认为应该以服务对象而不宜用世界观作为划分标准。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划分标准的不同，实质上是他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分歧的反映。这是他们在世界观问题上存在分歧的一个重要例证。

　　这种严重分歧也存在于对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改造上。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出现腐化变质的关键，是由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世界观的蜕变造成的。我们既要看到党员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世界观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也要看到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在执政以后可能会发生蜕化变质，作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成为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为了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变，就要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世界观进行改造。

　　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世界观的改造不能采取关门整风的方式，而要通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取得成果。否则的话，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就会腐化变质，成为从内部来捣毁共产党的决定性力量。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共产党员，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这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党内资产阶级中，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整党内走资派，就是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时，刘少奇当场就表示出反对意见，还质问毛泽东究竟谁是党内走资派。[28]由此可以看出在要不要整党内走资派，改造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这样看来，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需要改造，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也需要进一步改造。在对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改造中，要将具有权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作为改造的重点。这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还要对工农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改造。

　　无产阶级是继续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但是我们要对这两个阶级成员的世界观有一个审慎的估计，要看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在这两个阶级的不少成员中仍然遭到严重挑战。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却不见得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要从自发的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斗争，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后才能够做到。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物质利益得到保障以后，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无产阶级继续保持革命的自觉性，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成为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这就要进行冷静观察，准确判断无产阶级自身的世界观发展状况，在世界观的改造中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农民阶级虽然和无产阶级一样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并不表明他们的世界观也是无产阶级的。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9]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村建立起来了，但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就自然地在农民阶级中确立起来。如果在农民阶级中不能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严重的小农意识、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一旦支配了农民的行为，就会成为从内部搞垮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决定性力量。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对农民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无产阶级的改造。

　　在对工农两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是不是重视对这两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上，毛泽东认为不仅要通过继续革命的方式对工农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改造，而且还要将这种改造放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能否巩固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却没有这样的认识。这种分歧在文化大革命是否发展到工厂和农村的分歧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还有进行世界观改造的另一个群体，这就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及其亲属。这些人是旧社会的统治者，对社会主义社会抱着敌视的态度，散落在全国各地，总共也不过三、四千万人。这就要在斗争中对他们的世界观进行改造，使他们发生灵魂的蜕变，向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方向前进，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虽然这部分人是继续革命的对象，却不是继续革命的重点，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争论中也表现了出来。[30]

　　由此我们看到，在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上，党中央内部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严重的分歧既表现在对世界观改造的认识上，也表现在世界观的改造对社会主义革命成败得失的影响上。要不要改造人的世界观以及这种改造对社会主义革命成败得失的不同影响，就成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改造人的世界观上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中的成员虽然后来有所变化，但是其基本格局仍然存在，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重要背景，对继续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必须改造人的世界观，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就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文革期间学习“老三篇”，不过是为了改造人的世界观的具体行动，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在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才能够得以广泛确立和发展。在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问题上，党中央内部不仅存在着严重分歧，还酿成了严重的党内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斗、批、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而斗、批、改则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只有通过斗、批、改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那么，什么是斗、批、必呢？斗、批、改又是如何提出的呢？斗、批、改的目标及其基本内涵又是什么呢？在进行斗、批、改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分歧，遇到了哪些阻力，党内又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呢？斗、批、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改造人的世界观，就是对旧的世界观进行根本改造，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斗、批、改。所谓斗、批、改，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根本目的和主要目的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我们认为，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那么对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就不能离开现实的斗争而孤立地去进行，更不能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生活来搞所谓的个人修养，而要通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对人的世界观加以改造，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

　　这样就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中，通过斗、批、改来改造人的世界观，使人的思想通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来逐步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就要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严肃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格代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严肃的斗争，通过对教育、文艺等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在斗、批、改中不仅使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世界观得到改造，而且还要使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也得到进一步改造，使无产阶级世界观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确立起来。

　　从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清除，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人的世界观，只有通过斗争和批判，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中才能够得到根本的改造，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斗、批、改是践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根本目的的实践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改造人的世界观，就必须通过斗、批、改的方式才能够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上说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

　　2、斗、批、改的提出。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途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要目的的斗、批、改，不过是改造人的世界观这一根本目的的具体实践活动。那么，斗、批、改又是如何提出来的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斗、批、改是在毛泽东提出后，才写入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成为全党的共识和行动纲领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那些学术权威。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时说：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

　　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学校提出的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八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议上说：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3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先在谈话中提出了斗、批、改问题，而后又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决定》中关于斗、批、改是这样表述的：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32]

　　这样斗、批、改就被党中央所接受，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写进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这不仅明确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使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且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南。

　　3、斗、批、改进行的原因。

　　为什么要进行斗、批、改呢？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斗、批、改就是要通过批、斗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总的来说，斗、批、改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为什么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呢？

　　这还要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说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这样以生产关系的基本建立为标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就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巩固和发展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上层建筑还存在着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要求的某些环节，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作用。这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由于上层建筑又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具体说来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两个方面，因而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显得异常重要。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不仅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33]为了说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不仅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34]，还进一步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35]从这里可以看到，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要做好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才能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使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有，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

　　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进行斗、批、改的由来。

　　由此可见，斗、批、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要求下，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实行的。

　　4、斗、批、改的目标。

　　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关于斗、批、改的表述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既是斗争的对象，也是批判的对象，包括教育、文艺在内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则是改革的对象。因而斗、批、改的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组成部分。社会意识形态又分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要对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部分进行改革，具体说来就是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所谓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其实就是在上层建筑内部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与资产阶级（包括其他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格化代表，是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的敌对势力。他们把持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要害部门，代表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资产阶级（包括其他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为了继续维持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极力阻挠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巩固起着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因而要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必须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某些环节，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倒批臭，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的障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由此看来，只有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斗倒批臭以后，才能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斗和批不过是在为改革扫除障碍，是为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说到底还是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服务的。只有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斗和批是改革的必要条件。斗、批、改，就是要通过批斗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及其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5、斗、批、改的基本内涵。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斗、批、改是围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展开的。斗、批、改的目标，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斗、批要扫除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障碍，改则是将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某些环节清除掉。因而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就构成了斗、批、改的基本内涵。

　　其实，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阐述了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36]斗、批、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由于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因而斗、批、改的基本内涵同样也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这就要清除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某些环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

　　（1）构建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

　　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政治上层建筑。这就要制定切实有效的政治制度，保持共产党的性质不变，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人，这就要培养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将政治制度建设和人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如果人腐化变质了，即使制度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因而能否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必要条件。

　　应该注意到，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政治上层建筑进行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改造。

　　政治上层建筑主要就是政权问题，也就是党和国家机构以及军队等国家机器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存在着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一面，同时还存在着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另一面。一般说来，适应的一面占据主导地位，非适应的另一面占据次要地位。这就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坚持政治上层建筑方面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部分的前提下，改掉其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使政治上层建筑能够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是对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而是进行部分的改造，是改造其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毛泽东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37]

　　由此可以看到，进行文化大革命不是全部改造政治上层建筑，而是部分改造政治上层建筑。也就是只对政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某些环节予以改造，而对其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部分则予以保留。我们既不能因为要坚持政治上层建筑方面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部分，而讳言对政治上层建筑中某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环节进行改造；同时也不能因为要对政治上层建筑某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环节进行改造，而否定政治上层建筑方面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部分。这就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出发，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内涵进行辩证地分析，坚持政治上层建筑方面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部分，改革其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某些环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

　　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施却是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前提的。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集中，没有无产阶级集中，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立的统一。没有民主，就没有专政，没有专政，就不能保障民主。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走向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就会走向乌托邦。因而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认识到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从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行中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38]

　　军队、法庭、监狱这些国家机器不过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要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集中体现在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上。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政权是否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手中，能否正确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变，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那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但能够得以维护，而且还会使社会主义在不断发展中走向昌盛。如果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就会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进而解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工农群众由国家的主人重新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因而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能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直接决定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农群众是国家主人还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

　　无产阶级政权是否变质，能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关键取决于党的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政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政权建立以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政权是否变质关键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变化，又主要地取决于共产党内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干部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是因为党中央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司令部发生了蜕变，这会导致整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变质，进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解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防止共产党内党员领导干部的变质，就要求我们能够准确识别党内存在的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仍然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实际上却干着修正主义勾当。这就要求共产党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揭露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是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39]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40]没有阶级斗争，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在阶级斗争中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坚强后盾。因而修正主义分子必然要从淡化乃至否定阶级斗争入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复辟资本主义。

　　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保持清醒头脑，高度重视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取得阶级斗争的进一步胜利，以求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削弱、淡化、回避事实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乃至于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用发展生产力来代替阶级斗争的作法，都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会导致人们放松警惕，从思想上解除武装，酿成严重的风险和后患。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在政治上层建筑内部探索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持党和国家性质不变的制度。到底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呢？在这方面既不能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探索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党和国家机构要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有利于联系群众，克服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党和国家机构的领导干部来源于群众。干部必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防止修正主义的有效手段。

　　要及时发现并清除党和国家机构中存在的走资派。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一旦时机成就，就会篡党夺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由于党和国家政权的腐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会危害到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人民群众就是党内走资派天然的抗衡力量。令我们遗憾地看到，依靠正常的民主程序和法律制度往往是难以打倒走资派的。这是因为走资派掌握着权力，盘踞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官官相护，互相照应，织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只有依靠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才能将其摧毁，铲除党和国家政权中实际存在的利益集团，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力的主要途径。这种群众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就要通过文革的方式，践行社会主义民主，发挥广大工农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反对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要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人民群众能够在斗争中识别干部、监督干部、审查干部、罢免干部。一旦这些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就能够行使民主权力，将他们打倒，及时清除出党，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才不断走向前进的。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

　　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将其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层次，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探索出一条保持党和国家性质不变的道路。这种政治制度既有社会主义的共性，又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是扎根于中国大地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政治制度。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与走资派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走资派的标签并没有贴在脸上，是不容易鉴别的。他们隐藏在共产党内，盘踞在各级领导岗位上，讲着马列主义的词句，以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颇能迷惑人。这就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通过细致的检查和鉴别对他们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贪污腐化的党员领导干部个个都是走资派，但是走资派却不见得都是贪污腐化分子。有些走资派可能比较清廉，但就是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走资派吗？因而我们要剥开走资派的画皮，看透他的本质，将这些人揪出打倒。

　　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建设来及时清除革命队伍中的修正主义分子，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防止其腐化变质，避免重蹈王朝兴衰的周期率；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还要改造人的世界观，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必须善于团结人，不仅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必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大风大浪中产生的，是在群众斗争中锻炼成长的。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活动，在革命斗争中来识别干部和考查干部，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4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构建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下产生的。其本质是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无产阶级政权的蜕化变质。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政权是否变质，关键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变质。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变质又取决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是否出现修正主义。因而在革命实践中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成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条件。

　　（2）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不论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还是从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出发，都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2]阶级斗争从本质上说都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总要先从制造舆论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突破口，然后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由此可以看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并没有自然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但是毕竟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因而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这个时候虽然从名义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们还潜藏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个角落，企图联合政治、经济领域的残余势力，以期反攻倒算，卷土重来，复辟资本主义。

　　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不仅要注意到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而且还要狠抓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了光辉的典范。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这三次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斗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43]针对苏共赫鲁晓夫集团提出的“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美国杜勒斯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这个时候中共党内出现的“三自一保”和“三和一少”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纲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反击苏共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引经据典，从容应对，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进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了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开展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中央领导层中，除了毛泽东外，还没有哪个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即使在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以后，还遭到了重重的阻挠，实行起来遇到了不少阻力。这说明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批判走资派以外，还要批判意识形态方面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旧的思想文化的人格化代表，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他们凭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声望和影响力，以权威面目出现，坚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抵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使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很大困难。不将他们斗倒批臭，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难以进行下去，而且还有可能被中途扼杀，面临夭折的危险。从这个角度上说，批判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具有必然性的。

　　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不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的胜负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还决定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遍布社会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集中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较量上，实质上是究竟由谁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掌握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从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集中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上表现出来。既然如此，那么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集中体现。这是因为世界观在人的行为以及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要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要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战胜无产阶级世界观，二者必居其一。虽然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人们头脑中还顽固地存在着，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因而要认识到进行这种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必要性，认识到这种斗争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产生的严重影响，坚定地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在世界观的斗争中，不但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要见之于社会实践的活动。在这方面光强调人的修养是不行的，而要将人的世界观的改造放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中才有可能得以完成。这个时期发起的反修防修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下放劳动，开办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及工厂里面形成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大庆的“三老四严”精神，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热爱国家和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等，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从中可以看到，人的世界观的改造不是在书本、阁楼、学校、机关以及无谓的辩论和空谈中，只能来自于革命斗争的实践。人的世界观只有在革命斗争中才能够得到改造。

　　改造人的世界观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条件。要培养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对他们的世界观进行改造。没有世界观的改造，是不可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否则的话，这样的接班人一旦掌握政权后，就会从思想上解除武装，背叛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沉痛教训。人的世界观的改造，要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进行。这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革命实践的洗礼中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是思想的炼狱，生命的浴火重生，是培养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先决条件。

　　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情况又如何呢？

　　文艺革命是毛泽东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域。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44]我们的文艺从性质上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既然这样，就要将工农兵搬上文艺舞台，使他们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出反映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后来文艺创作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从建国后文艺作品发展的总体来看，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不足。这突出表现在戏剧舞台上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工农兵群众没有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仍然在跑龙套。这是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要求不适应的。毛泽东在提出抓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以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他又先后做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将文化部称作“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又提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45]

　　在毛泽东支持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冲破重重阻力，学习革命史，深入斗争生活，寻找现代题材艺术表演的新途径，以革命的激情，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工农兵在文艺舞台上站了起来，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以八个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现代京剧，以《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为代表的芭蕾舞剧，以及革命交响乐《沙家浜》，打开了文艺革命的突破口，取得了文艺革命的初步成果。

　　教育革命也是毛泽东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域。

　　以前的教育，将学生关在学校里，老是在课本上下功夫，不接触社会实践。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升学，考高分，为了荣宗耀祖，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这种教育制度无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身心的健康发展，无益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

　　教育革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很早就提出教育革命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6]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论述了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他写道：“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定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47]

　　为此，他主张通过教育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48]他主张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将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毛泽东反对注入式教学法，主张启发式教育，发挥学生的主动能动性，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缩短学制，砍减课程，减轻学生负担，改革考试方法。学习要抓住重点，有所侧重，不可贪多求全，还要学一点逻辑和文法，但也不必要考试。[49]

　　要将教育革命放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而展开。为了搞好教育革命，不仅要对教材进行改革，还要对考试制度、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教育革命要以提高学生能力为中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重点，打破分数挂帅的教育目标，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通过教育革命要坚定学生的共产主义信仰，培养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志向和勇气，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教育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社会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占据重要地位。政权的颠覆往往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打开突破口的。因而构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就要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从社会实践的斗争中来改造人的世界观，进行包括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在内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真正占据指导地位，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发展要求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斗、批、改是围绕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展开的实际行动。通过斗、批扫除改革的障碍，通过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因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具体来说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正是斗、批、改的基本内涵。

　　6、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进行斗、批、改。

　　在斗、批、改的过程中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斗、批、改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为什么在斗、批、改的过程中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呢？

　　这是因为在斗、批、改的过程中，既遭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阻碍，又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因而就要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阻挠，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来完成斗、批、改。

　　什么是两条战线的斗争呢？

　　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既要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一条战线），又要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二条战线）。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也就自然建立起来了，没有必要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而“左”倾机会主义则无视这个时候上层建筑领域业已存在的社会主义成分，主张对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斗、批、改是在排除了两条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以后才取得成效的。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战线斗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思想方法的不同，也是由于立场使然。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对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的问题。这种分歧集中在对当时上层建筑性质的界定上，根源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

　　右倾机会主义无视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成分，认为这个时候的上层建筑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因而不需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出发，这样势必会使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非社会主义成分蛰伏下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文革期间发生的工作组事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逆流、七二○事件、林彪事件、批判极“左”思潮和一九七五年的整顿等等就是其重要表现。

　　“左”倾机会主义则无视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主张要对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这样势必会对上层建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造成严重冲击，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出发，同样会造成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后果。文革期间发生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五一六问题、“揪军内一小撮”以及各地出现的部分武斗等等就是其重要表现。

　　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从思想方法上来说，都是因为割裂了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上层建筑缺乏辩证的认识，离开了唯物论和辩证法，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才导致了在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严重后果。

　　单纯从思想方法上来说，还是一个认识问题。如果仅仅是认识问题，这是不难改变的。但是问题却并非这样简单，在认识分歧的背后往往是立场的不同，也就是斗争的双方到底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解决问题的。况且，“左”和右之间也并非是一道鸿沟，往往是相通的，极“左”有可能跳到极右，也就是常说的形“左”而实右。只有从这里才有可能找到出现激烈斗争的深层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斗、批、改在进行过程中受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因而要进行斗、批、改就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斗、批、改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7、斗、批、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的地位。

　　前文我们分析了斗、批、改的目标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人的世界观就是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立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改造的。那么，斗、批、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在斗、批、改中进行。只有通过斗、批、改，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没有斗、批、改，就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斗、批、改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充要条件。

　　那么，为什么斗、批、改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充要条件呢？

　　斗、批、改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50]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阶级斗争。既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阶级斗争，斗争的胜负又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那么资产阶级就不会自动退出上层建筑，而要与无产阶级来争夺上层建筑领域的领导权。这就要在斗、批、改中来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要为包括教育和文艺在内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扫除障碍，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创造条件。否则的话，如果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又如何能够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呢？至于文革发展到夺权斗争，是因为党内走资派在批、斗面前不思悔改，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扫除改革的障碍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已。

　　在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两座压在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大山搬倒以后，就扫除了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的障碍，能够通过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了。因而没有斗、批、改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有进行了斗、批、改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敢不敢践行斗、批、改，能不能完成斗、批、改的任务，是能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关键。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斗、批、改是能否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前提和基础，鉴别真假继续革命的试金石。文革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斗争，都可以从对斗、批、改态度的剖析中找到答案。

　　由此可以看到，斗、批、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没有斗、批、改就难以消除改革的障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在斗、批、改中才能够完成。斗、批、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充要条件。

　　8、围绕斗、批、改出现的严重党内斗争，致使文化大革命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过斗、批、改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斗、批、改在文化大革命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否完成斗、批、改直接关系到能否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是斗、批、改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挠，致使文化大革命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那么，围绕斗、批、改在党内发生了哪些斗争呢？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在斗、批、改问题上的分歧集中在是批判还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种路线上的分歧在工作组问题上首先表现了出来，也就是究竟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还是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来进行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批斗党内走资派还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虽然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变动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使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领导层得到了纠正，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高中级领导干部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持抵制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明确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进一步打通思想，做好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为了做好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建议将会期从三天延长到七天，而实际上却开了二十多天，从十月九日开始直到二十八日才结束。二十五日，毛泽东向与会高级领导干部交底，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说：“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51]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他希望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把毛泽东的讲话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仍然从思想上抵制文化大革命，还在行动上动员一些群众组织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运动的方向，致使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这就要排除干扰，迎难而上，于是才掀起了全面夺权风暴。

　　以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委市人委党政大权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组织群众保护自己，造成了群众组织的分裂；同时，围绕领导权的争夺，造反派之间也产生了分裂。由于夺权阶段的斗争出现了复杂严峻的局面，使得毛泽东本来预计在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就可以看出眉目的夺权斗争不得不推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实行“三支两军”，以革命的三结合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才最终完成了夺权斗争。[52]

　　各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革委会的建立，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业已完成，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53]这个时候就要通过斗、批、改来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结束文化大革命。

　　可是恰恰这个时候在是否继续进行斗、批、改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鲜明地体现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上，在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54]

　　毛泽东认为应该在斗、批、改中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因为只有通过斗、批、改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以前的夺权不过是为进行斗、批、改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扫除障碍而已。如果仅仅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而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那么不论是夺权斗争的成果还是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得到巩固和发展，甚至还会得而复失，前功心弃。而林彪则认为文革夺权任务完成后，就大功告成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已经建立起来了，九大以后没有必要再进行斗、批、改了，这个时候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了。他们分歧的焦点不是应该不应该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在全面夺权以后，究竟还要不要进行斗、批、改的斗争。这样围绕是否进行斗、批、改的问题，党内高层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又与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结合在一起，最终酿成了九一三事件，严重影响了斗、批、改的进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上，原先说要搞半年文化大革命（元旦前结束）。在处理了工作组问题以后，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又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一九六六年十月在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又说文化大革命需要三年。[55]

　　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从半年到确定为三年，是因为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重要表现——工作组问题、对抗文革导致的全面夺权等事件，致使斗、批、改的时间被延长的缘故。文化大革命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斗、批、改，否则的话，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建立不起来的。不论是工作组问题、全面夺权乃至后来发生的林彪事件，都是为进行斗、批、改扫除障碍。在这些障碍被扫除以后，才能够通过斗、批、改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时间的延长，是由于在实行斗、批、改的过程中遭到了重重阻挠，从而致使斗、批、改时间的延长造成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在斗、批、改中才能够建立。斗、批、改是在解决了工作组问题、进行了全面夺权、平息了林彪事件以后才得以实行的。这样文化大革命也就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斗、批、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改造人的世界观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斗、批、改这一主要目的来实现的。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斗、批、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充要条件。斗、批、改是在冲破了重重阻力以后才取得进展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的。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目的——斗、批、改的具体化。

　　全面夺权任务完成以后，就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为了将斗、批、改进行到底，就要制定斗、批、改的具体措施，将斗、批、改落到实处。那么，斗、批、改的具体措施是如何提出来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在实施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具体目的是实现主要目的的途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斗、批、改。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就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为了实现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将斗、批、改进行到底，就要制定斗、批、改的具体措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变革的部分就是在斗、批、改中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斗、批、改的具体化。我们将斗、批、改的具体化，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目的。

　　具体目的是实现主要目的的途径。作为主要目的的斗、批、改，还是要依靠具体目的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在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后，就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制定上层建筑改革的具体措施，通过这些具体措施的实施来实现斗、批、改的目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具体措施是实现具体目的的手段。没有具体措施的实施，就没有具体目的的实现。没有具体目的的实现，就不会完成斗、批、改，不能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由此可见，斗、批、改这一主要目的是依靠具体目的的实施才得以实现的。

　　全面夺权完成以后，斗、批、改走向具体化是具有必然性的。如果说此前的斗、批、改是规划的蓝图，从理论上作出的说明，那么全面夺权以后的斗、批、改，便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将蓝图付诸于实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具体方法，以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实践活动。

　　夺权既不能代替斗、批、改，也不能代替斗、批、改的具体化。在夺权与斗、批、改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夺权决不是目的，而不过是一种手段，是为进行斗、批、改扫清障碍。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全面夺权以后，能不能实现斗、批、改的具体目的，能不能践行斗、批、改的具体化，不仅是能否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检验真假继续革命的试金石。

　　由此看来，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斗、批、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目的是斗、批、改的具体化。斗、批、改只有经过具体化才能够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具体目的是主要目的的实现途径。

　　2、斗、批、改具体化的提出。

　　全面夺权任务完成以后，就要进行斗、批、改了。作为主要目的的斗、批、改，要靠其内容的具体化才能够实现。那么，斗、批、改的具体化又是如何提出来的呢？

　　在全面夺权任务即将完成，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革命委员会将要全部成立的前夕，文化大革命转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化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他说：“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在审改时加写道：“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56]

　　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57]社论指出：

　　“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58]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斗、批、改不仅写进了九大政治报告，还以“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题目成为九大政治报告的八个组成部分之一。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斗、批、改问题。他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59]

　　从中可以看到，只有完成了斗、批、改，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面夺权完成以后，通过斗、批、改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下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斗、批、改付诸于实施，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目的，为斗、批、改的进行指明了方向。毛泽东虽然在这里说的是工厂里的斗、批、改，其实也是各行各业的斗、批、改问题。工厂里的斗、批、改为各行各业斗、批、改的实施提供了借鉴。由此可以看到，斗、批、改的内容走向了具体化。斗、批、改就是通过具体内容的实施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的。

　　3、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基本内涵。

　　文革进入到斗、批、改阶段后，毛泽东不仅对斗、批、改提出了具体要求，而且还以“六厂二校”为试点，指导着斗、批、改的进程。前文我们介绍了斗、批、改的具体目的，那么这个具体目的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毛泽东又是如何具体地指导着斗、批、改的进程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创造。这是毛泽东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大多数的指示在组织上的体现，[60]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以后，就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贯彻机构精简的原则，实行一元化的领导，通过革命的大联合达到革命的三结合，由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

　　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在总结了群众斗争的实践经验以后，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提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61]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62]

　　一九六八年三月间，毛泽东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63]

　　为了克服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改掉无所作为、人浮于事、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陋习，打破机构重叠的现状，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使党政干部能够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就要精简机构，裁减干部，上下贯通，高效运转，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从中可以看到，革命委员会是为了更好地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国家机关改革的根本原则。

　　改革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在裁撤重叠机构，建立了廉洁高效集中统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实行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机制必须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这就要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进一步发挥党在国家事务和社会发展中的领导作用。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要求，也是精简机构的必然结果。

　　从当时政治斗争的态势出发，要建立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就要首先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前提，没有革命的大联合就难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够建立巩固的革命委员会。文革开始后，群众组织分裂成保皇派和造反派。全面夺权开始后，由于在形势认识和权力分配上的分歧，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这样群众组织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和斗争。要建立新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就要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相互之间正在斗争的群众组织走向联合。这就要以革命的大联合为目标，以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突破口，通过三结合的方式，使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参与政权。

　　全面夺权是在军队支左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全面夺权完成以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要有军队的代表参加。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是革委会行使权力的坚强后盾。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才能使革委会具有权威和号召力，有效地行使权力。从这里可以看到，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是具有必然性的。

　　为了使革命委员会能够行使有效的管理，还要结合革命干部参加。对文化大革命是支持还是反对，是积极参加还是消极对待，成为判断一个干部是不是革命干部的重要标准。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打倒一切干部，而是打倒走资派，将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清理出干部队伍，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全面夺权完成以后，就要对干部进行甄别鉴定，不仅是革命干部，即使被打倒的干部一旦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也要及时地解放他们，表现好的还可以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因而革命干部是要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群众代表要参加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是在革命群众的积极参加下，在造反派的带领下得以深入发展的，以造反派为代表的革命群众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而建立革命委员会就要有革命群众代表参加。这就要在军队支左干部的支持下，不仅使分裂的造反派团结起来，还且还要使分裂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以革命的大联合来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使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不仅能够直接参与政权，而且还可以在政权内部直接监督干部，防止革命政权的变质。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以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这种组成方式是由当时的政治态势所决定的。军队代表的参加保证了夺权的成功和革命委员会的顺利组建，革命群众参与则是对政权进行的部分改造，剔除了走资派以后，由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干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部分改造，保证了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种组成方式在当时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旦形势稳定下来，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得以巩固，军队干部完成了文革的使命以后，就要退出革命委员会，实现“权归政，兵归营”了。不论是军队参加文革还是退出革命委员会，都是发动文革和巩固文革成果的必然选择。后来林彪集团势力膨胀、宗派主义严重乃至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就与这种追逐权力不思退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具有密切的关系。

　　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后，还要建立地、县、公社以及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专政要通过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才能真正落实到基层。这样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关直至基层单位都能够行使职权，形成一个全覆盖、多层次、全天候、多角度的严密管理体系，使得假冒伪劣产品、黄、毒、赌、黑恶势力、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丑恶现象没有容身之地，海晏河清，国泰民安，呈现出一片升平祥和的气氛。

　　通过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过去的政权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造，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工人、农民参加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直至中央领导机构中，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和国家的性质不变。当然，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往往是同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来做的。[64]那么，这个时候如何进行大批判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2）大批判。

　　大批判，就是要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前，大批判就是要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开路。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大批判就成为从思想上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权的重要措施了。[65]

　　其实，大批判并非是在进入斗、批、改阶段后才搞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拉开序幕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有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先后发表。[66]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和王力、关锋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等批判文章也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67]这些批判文章有不少是经毛泽东批准或修改后发表的。这些批判文章不仅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擂鼓助威的作用，而且还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方向。

　　进入斗、批、改阶段后，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被批斗倒了，这个时候的大批判就集中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上。通过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批判，从理论上阐述继续革命的思想观点，使人们弄清楚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区别，以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所产生的迥然相反的作用，从而认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自觉地进行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消除头脑深处存在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坚定无产阶级信念，完成灵魂深处的革命。

　　这些批判集中表现在刘少奇的“黑六论”、“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洋奴哲学”、“资产阶级人性论”以及后来的批林批孔上。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大批判，进一步警醒了人们的头脑，使继续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从思想上打牢拒腐防变的根基，为继续革命的完成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① 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

　　这是在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刊登的《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一文中提出来的，具体是指“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该文指出：“黑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68] “黑六论”是对刘少奇过去错误思想观点的集中阐述。虽然“六论”的题目并非刘少奇提出，其中个别的文字表述也有出入，但是从“六论”的主题思想及其所反映的本质问题则是没有疑问的。通过对“六论”的批判，可以从思想上认识到刘少奇错误的严重性，以及这种错误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的严重危害，从而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在一九六二年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表现出来，还鲜明地表现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刘少奇避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而是用“四清”和“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来解释“四清”运动的性质和矛盾问题，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持反对态度。[69]这种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认识上的分歧，直接决定着要不要进行继续革命，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批判“驯服工具论”。刘少奇主张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虽然这种观点有着强调党的组织纪律的一面，却更鲜明地强调组织服从，这样就窒息了人们思想上的质疑和批判。当然，批判“驯服工具论”，决不是不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领导，要将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领导，与做党的“驯服工具”区分开来。在党内特别是中央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毛泽东唤起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出造反有理，采取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方式来揭发我们党存在的阴暗面，形成遏制党内修正主义出现的强大力量，保证党和国家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驯服工具论”却是以强调组织纪律为理由，压制地方对中央的批评，强调无原则的服从，这就为修正主义的泛滥打开了大门。

　　批判“群众落后论”。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究竟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当然，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否认人民群众中间存在着一些过激的、落后的、保守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这与“群众落后论”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刘少奇的这种观点鲜明地表现在他对群众路线的态度上。新中国成立后，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农民的力量能不能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六二年在坚持人民公社体制的前提下，到底能不能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探索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制来摆脱经济困难，“四清”运动期间，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际，究竟是依靠工作组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上。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时才说：“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70]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革命斗争中能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反映出刘少奇对待人民群众和执行群众路线的根本态度。这种态度是由于他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认识所决定的。

　　批判“入党做官论”。“入党做官论”不过是对刘少奇在党员干部观点上的形象性的说法而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入党后就是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甘愿为党奉献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即使成为党员干部，也是人民公仆，决不能脱离群众，作威作福。加入共产党究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做官当老爷，反映了入党动机乃至于党员信仰上存在的不同。当时处于和平年代，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少人入党是为了自己以后升迁做官，而不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面对这种严峻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究竟要不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干部要不要参加劳动、党内究竟有没有资产阶级、在运动中到底要不要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等问题上表现出来。刘少奇的主张恰恰为入党做官者开了方便之门。

　　批判“党内和平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批判“党内和平论”，决不是不要党的团结和统一，而是说党的团结和统一只有通过党内斗争的手段才能够取得。从党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党内并不平静，党内乃至中央委员会内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就是要进行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党内有些人却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文化落后为由反对这些做。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党内和平论”，就会束缚住人们的手脚，难以开展正当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错误的思想面前妥协退让，取消了斗争。这样势必会导致党内错误的思想得不到纠正，正确的思想难以确立，客观上就为错误思想的存在创造了条件。

　　批判“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其实，这是社会上流行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庸俗习俗的翻版。共产党人是将个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范畴中来进行处理的，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而不能相反。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消灭了私有制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但是还要斗私批修，消灭私有观念，进行继续革命，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公和私之间是泾渭分明势不两立的，不是公消灭了私，就是私颠覆了公，两者是难以溶化的。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它一切阶级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小生产的势力面前，在个人主义浓厚的社会背景下，主张“公私溶化”，而不是强调破私立公，公而忘私，势必会导致化公为私，为私有化的发展打开了后门。

　　“黑六论”实际上是刘少奇诸多错误观点的集粹。虽然“六论”的题目不见得是刘少奇提出来的，但是“六论”的内容却是刘少奇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的反映，是刘少奇错误言行的集中概括。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矛盾是否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进行阶级斗争还是进行阶级调和，斗争到底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依靠干部来进行，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在党内乃至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到底是做党的“驯服工具”，消极被动地去维护所谓“党内和平”，还是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积极主动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入党做官论”喧嚣尘上的情况下，是开展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同头脑中存在的私心杂念进行坚决的斗争，还是坚持“公私溶化论”，向私心杂念投降？这就成为考验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试金石。在“黑六论”问题上的批判和斗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是否进行继续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通过对“黑六论”的批判，剖析了刘邓路线的本质，弄清了进行深入批判刘邓路线的原因，进一步认识到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② 批判“唯生产力论”。

　　“唯生产力论”，就是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孤立地去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还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前一条路线由于抛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去孤立地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后一条路线由于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

　　有人说，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批判“唯生产力论”绝不是说不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说要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纳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范畴中，不能离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去孤立地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后，才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否则的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里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片面地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上。因而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是他们在继续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③ 批判“利润挂帅”、“资金挂帅”。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坚持“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

　　坚持政治挂帅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生产目的及所处的发展地位决定的。作为落后的农业国，只有紧紧抓紧核心技术的研制，才能迅速提高工业发展的竞争力。如果搞“利润挂帅”，会把能否实现最大利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核定考察的主要标准。这样就会助长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减少核心技术研制的投入，不利于核心技术的形成，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只能是在技术强国的背后艰难地爬行。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坚持“利润挂帅”，必然会想方设法把实现最大利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工人的福利待遇和生活保障往往会受到严重损害，这样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还承担着维持市场稳定、支援国家发展、实现工业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坚持“利润挂帅”，就会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运行遇到很大困难，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由此看来，坚持利润挂帅会背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和生产目的，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当然，批判利润挂帅，决不是说不讲经济效益，不讲成本核算，不注意技术改造，不去提高生产效率，而是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究竟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还是以实现企业利润为主要目标。

　　至于“奖金挂帅”则是“利润挂帅”在分配领域的具体表现，是用物质刺激而非主要采用精神鼓励的方式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势必会扩大业已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冲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使得已经遭受批判的私有观念再次沉渣泛起，成为产生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利润挂帅”、“资金挂帅”，将“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庆的“三老四严”精神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精神动力，开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④ 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独立自主，自立更生，自主研发的发展路线；一条是崇尚洋奴哲学，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盲目引进，依附发展，崇洋媚外，信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发展路线。这两条工业化发展路线，直接关系到中国是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化还是依附式发展工业化，关系到中国是以独立的姿态还是附庸国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

　　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既不能照搬美国，也不能照搬苏联，而要根据国情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照搬苏联革命模式进行城市武装起义给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终于走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后又在毛泽东主导下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一五计划期间由于没有经验，照搬了苏联模式，但是从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开始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审阅二五计划要点报告时批示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71]

　　从中可以看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不要外援，不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进行开放，吸收外国的援助和技术，经过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那种认为毛泽东时代是走闭关自守的老路的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尝试，正是因为这样赫鲁晓夫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冷嘲热讽，幸灾乐祸。[72]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还是依附于苏联，成为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一个是毛泽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路线，一个是依附式的工业化发展路线。不论是美国的敌视还是苏联的干扰，也不论是党内出现的“三和一少”还是一九七三年中美会谈中出现的软弱退让，[73]都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他是在排除了重重阻挠以后才领导中国人民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伟大成就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到底坚持哪一条路线，不仅关系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方向，关系到能否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国家安全，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就要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种批判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后中国信息工业、航空工业、轿车工业发展的沉痛教训中得到验证。

　　⑤ 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从社会关系的分析中才能认识人的本质问题。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按阶级来划分的，要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来认识人，各种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人的社会性。“资产阶级人性论”，则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撇开人的社会性来分析人的好坏善恶及其言行，在人性的范畴内兜圈子，用抽象的人性论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这样就割裂了人和人之间存在的阶级关系，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社会性去谈论人性，就会背离唯物史观，走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的批注上。[74]毛泽东对此印象颇深，以致于在文革发动之际他还专门致信刘少奇将写有这个批注的信件调来再阅览一遍。这是耐人寻味的。[75]只有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深入人心，使人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认识人的本质，进一步改造人的世界观，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奠定基础。

　　⑥ 批林批孔。文革后期进行了批林批孔运动。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属于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在斗、批、改阶段转入批孔是具有必然性的。至于将批林与批孔联系在一起，既是因为九一三事件以后批判林彪集团巩固文革成果的现实政治需要，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从全面夺权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大搞宗派主义活动，背离文革路线，走向保守，和孔子克己复礼有着一致性的缘故。

　　由此可以看到，刘少奇的“黑六论”、“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洋奴哲学”、“资产阶级人性论”以及后来的批林批孔，构成了斗、批、改阶段大批判的主要内容。大批判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大批判就是要破，破的目的是为了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在大批判的过程中，广大工农群众参与其中，纷纷在基层成立理论学习小组，联系斗争实际，学理论，写文章，大辩论，明思想，初步建立起工农阶级的理论队伍。通过大批判，就是要使工农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辨析能力，改造人的世界观，从思想上完成夺权的任务。

　　（3）清理阶级队伍。

　　全面夺权完成以后，为了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就要将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中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清理出来进行劳动或思想改造，这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是必要的。毛泽东不仅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还为清理阶级队伍及时做出指示，指导着运动的健康发展。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清理阶级队伍问题。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人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指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必要性。他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这个时候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又提供了详实的证据，从调研中说明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必要性。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审阅这份报告时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76]

　　从中可以看到，全面夺权完成后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并非是主观随意开展起来的，而是有着现实的背景。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分子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成为从内部腐蚀无产阶级政权准备将来进行复辟变天的急先锋。这是一股无产阶级政权的异己力量。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他们清理出去，消除障碍，清除隐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77]

　　为了促进运动的顺利发展，毛泽东不仅将各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经验材料转发全国，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78]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既要坚决斗争，铁面无私，坚持原则性，又要善于斗争，注意团结，讲究政策和策略。这就要在斗争中善于引导群众，将清理阶级队伍纳入继续革命的轨道，而不能放任自流甘当群众的尾巴，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清理阶级队伍的健康发展。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发表谈话和讲话，作出指示，指导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发展。

　　五月八日，毛泽东又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79]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80]

　　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中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8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清理阶级队伍不仅要抓紧进行，还要注意政策，进行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防止发生扩大化。毛泽东的指示，不仅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还为清理阶级队伍指明了方向，保证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顺利发展。

　　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还进行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一打三反”运动。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原来是一个在北京存在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这个小组织利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贴出了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这种动向引起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唐闻生、王海容的警觉，五月二十七日他们联名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个问题。她们在信中说，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以用小字报或书信向主席、林副统帅、中央文革或总理本人提出，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正常辩论，而不能借此炮打、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派或其后台。我们绝不能赞成“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大方向”的提法。

　　毛泽东阅后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82]后来，毛泽东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时亲笔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小组织（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引者注），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有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83]文章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有用多少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84]

　　可是，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又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为什么在破获五一六反动小组织以后，又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呢？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确凿的史料。不过，我们可以从对江青讲话及“五一六分子”标准的分析中得到若干启示。

　　从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才可以定为“五一六分子”。[85]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规定了“五一六分子”的划分标准，就是：“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86]

　　由此看来，只要是反党乱军攻击革委会的人就可以被划为“五一六分子”。这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对象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清查反对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极少数人发展到清查反党乱军的反革命分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王、关、戚”、“杨、余、傅”、陈伯达、林彪倒台以后，把他们称作“五一六分子”的操纵者或后台了。[87]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来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为了纠正这种偏向，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点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严禁逼、供、信，不能采取体罚和变相体罚的手段，纠正扩大化的倾向，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骨干分子也要讲究政策，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88]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是以清查“五一六分子”为导火线，清除文革期间出现的反党乱军攻击革委会的反革命分子，保持阶级队伍纯洁性的重大行动。这与“一打三反”构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打三反”运动，是指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这个运动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要求从战备的观点，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因而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将打击的重点对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二月五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就是“一打三反”运动。[89]

　　“一打三反”是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反革命分子，同时又通过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来整顿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实际上这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体现。通过“一打三反”将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纯洁了阶级队伍，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提高了战斗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后，从打击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要求出发，就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将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腐化变质分子清理出去。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一打三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两次具体行动。这是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维护革命成果，保持革命队伍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必要行动，是为了建设一支立场鲜明、斗志坚定、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阶级队伍的可靠保证。

　　（4）整党建党。

　　全面夺权完成以后，整党建党作为斗、批、改阶段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全面夺权正在进行的时候，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就向中央提出了如何进行整党建党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来电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90]

　　十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复电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复电稿时，在复电稿中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后面，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91]

　　后来这段话中的个别词句在作了修改后被引入一九六八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该文说：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了“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的话，随后在谈到实现毛泽东指出的整党目标时，将这段话修改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92]

　　毛泽东关于整党建党的指示，确定了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被称为“五十字建党大纲”，是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93]在夺权已经完成，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其实，全面夺权过程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就已经开始了整党建党。但这只是一个局部现象，大规模的整党建党还是在全面夺权以后才进行的。

　　如何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进行整党建党呢？这是关系到究竟要把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建党目标。要达到这样的建党目标，就要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将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清除出党，不容许他们再过组织生活。同时还要吸收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来参加党的队伍，以保持共产党的革命性、阶级性、先进性和战斗力，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使党成为维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带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向着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先锋队组织。这是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必然要求。为此，毛泽东曾经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谈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讲的一段话。他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94]

　　毛泽东用人的血液循环和吐故纳新来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也要清除蜕化变质分子和不合格的党员，吸收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这是使无产阶级政党充满朝气和保持性质不变的组织保证。

　　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呢？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是存在分歧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仅仅靠党内整风，党员的自我修养，是难以达到目的的。从共产党执政到文革发动前，党内整风及开展的运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依靠党纪党规也难以达到如期的效果。这就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整党建党之路。

　　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建党运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而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整党建党呢？这是因为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中，[95]不少党员已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单纯依靠从上到下的方式，让这些党员干部改正自身存在的缺点错误，纠正业已存在的不正之风，革除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私有观念，面临着很大困难，这样就只好采取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了。

　　群众性的整党建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党的建设的创造。要使党组织保持生机和活力，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变，就要看这个党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会不会及时根除自身存在的痼疾，始终保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要不仅依靠自身的努力，还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才能够在整党建党中取得实质性成效。因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进城以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要整党建党。他强调要有群众参加整党，“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96]这就是群众性的整党建党活动。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途径。要将党员、党员干部和党员领导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运动中由人民群众来进行审查，及时将蜕化变质和不合格的党员干部清除掉。

　　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在群众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符合党员标准，不仅要看他在文革前的表现，还要看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表现，不是看他的声明，更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斗私批修的伟大运动，能不能自觉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头脑中存在的私有观念进行无情的斗争，就成为检验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这就要在群众性的整党建党中，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突出的新生力量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增加新鲜血液，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使党成为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泽东以“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效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为试点单位，由 8341部队派出军宣队，取得经验以后逐步加以推广，指导着各地的整党建党工作。

　　在一九七○年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把“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作为当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并说：“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建设我们的党，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

　　同年四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整党建党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主持，九大政治局常委康生、陈伯达都到会讲了话。会上宣布，这次整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三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郭玉峰和曹轶欧等分管整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会上交流了各地整党试点的情况和经验，并推荐和确定了以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六厂二校”的经验以及张春桥推荐的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经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

　　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是在普遍开展整党的基础上，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先建省委，再建地、县委。因为在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中，各省、市、自治区都有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担负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和挑选新的党委班子人选的责任。由于当时很多基层党组织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尚未恢复组织生活，因而出席这些地方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般都没有经过普选，而是经过各方面协商提名后由中共核心小组通过的。

　　省一级的党代表大会，湖南召开得最早。一九七○年十一月召开，选出以华国锋为第一书记的新省委。接着，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党代表大会纷纷召开，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黑龙江省党代表大会召开，共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党委就全部建成了。[97]

　　随后，省以下地、县党委也相继建成开展工作，吸收了新鲜的血液，将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严重失掉党性的党员清除出党，纯洁了党组织，提高了战斗力，以朝气蓬勃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

　　由此看来，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群众性的、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的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要进行整党建党了。整党建党，就是要清除党内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使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就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吸收新鲜血液，清除落后分子，重建地方各级党组织，完成整党建党的任务。这是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变的可靠手段。

　　（5）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创办五七干校。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阶级以及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异构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为了避免修正主义的出现，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同时，还要消除业已存在的阶级（阶层）分化。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创办五七干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有走修正主义的社会阶层，人数虽然不多，分布却相当广泛。他曾问道，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固然与个人的品质和信仰有关，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一定社会阶层的反映。他还主张通过文革“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98]

　　反对修正主义就必然要反对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是指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处于特殊地位，不论在收入工资福利待遇、社会影响力还是享受特权方面，都与广大工农群众存在着重大不同的群体，包括特权阶层、高薪阶层、管理阶层。这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解决，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修正主义。

　　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实际上都面临一个机构精简、干部及管理人员下放的问题。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充实一线，提高效率，建立一个能够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国家机构精简的一个范例。

　　国务院原有机构90个单位，一九七○年六月决定精简为27个单位；原有机关工作人员53748人，现规定编制9710人，占原有人员的18％，其余人员都精简下放。有一个省的革命委员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他们的工作机构只有五个组，工作人员共有80人。但原有的任务仍需完成，只有增设临时机构，采取措施借调人员。有些基层单位也是照此办理的。 [99]

　　其实，在机构精简过程中，到底保持什么样的规模，机构职能如何划分，干部人数确定多少才算合适，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这就要对新型机构运行考察，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调整和解决，使新型机构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

　　在机构精简的同时，干部还要下放劳动。其实，干部参加劳动，并不是在文革期间才提出来的。被毛泽东命名的鞍钢宪法所倡导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有干部参加劳动的要求。[100]毛泽东认为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因而他要求干部必须参加劳动，将干部是否参加劳动作为“四清”运动是否搞好的重要标准。[101]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作出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102]

　　毛泽东在批示中要求工厂管理人员到车间去，参加劳动，学习技术，实行“三同”，联系群众，这不仅能够更好地搞好管理，还可以打破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樊篱，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阶层分化问题。否则的话，就会导致阶级斗争的激化，或者是他们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或者是最终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

　　创办五七干校，是执行毛泽东五七指示，下放干部劳动中的一个创举。

　　五七干校最初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执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将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农村创办的一所干部学校。由于是执行毛泽东五七指示建立起来的，所以被命名为五七干校。这件事在《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上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登了出来。文章说，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方法，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决定。”十月五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编者按引用了毛泽东批语中的主要内容。[103]

　　此后，五七干校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大批机关干部、教师、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医生等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这些干校往往是白手起家，条件艰苦，生活困难，劳动强度大，但是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战天斗地的精神，热火朝天的激情，却是令人经久难忘，成为文革期间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改造人的世界观、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重要途径。

　　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随着干部及管理人员的下放，五七干校的创办是具有必然性的。当时大批干部及其它行业的人员到农村、工厂去参加劳动，认识了国情，经受了锻炼，改造了思想，打掉了身上的骄气和惰气，形成了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精神和斗志，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加强干群关系，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败现象，防止修正主义的有效手段。

　　为了解决阶层分化，消除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不仅要进行精简机构，干部下放，还要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高薪问题。高薪阶层是产生两极分化，出现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九评苏共中央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就说：“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三届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的军衔制度。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进一步降低稿酬的请示报告。后来，又干脆取消了稿费制。康生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把部分演员的高薪直接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他说：“这一部分人如果不好好地改造，他就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104]

　　这说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后，文革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高薪人员形成一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容易出现修正主义。那么，解决高薪问题是不是就违犯了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应该说，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人和人之间在工资上是存在差别的。这种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会产生弊端和消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深入的分析，既要认识到它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必要性，又要注意到它可能酿成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忽视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必要性，就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无视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消极作用，就会主张“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这就会产生两极分化，酿成阶级对立，导致修正主义出现，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为了避免这两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将承认差别的必要性与防止差别的无限扩大结合起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除这种差别。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高薪问题，防止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避免阶层固化，消除两极分化，铲除修正主义的温床。

　　为了消除修正主义出现的社会基础，还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斗、批、改阶段的又一任务。

　　其实毛泽东早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提出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问题。他说：“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105]

　　从中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予以改革，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观点。他认为规章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立足于经济基础巩固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着眼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予以审核，保存适宜的规章制度，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之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进行变革，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基础上，废除“关、卡、压”的制度措施，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将鞍钢宪法的精神真正落到实处。

　　文革期间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在全面夺权以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要对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规章制度进行审查，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保留合理的规章制度，制定新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合理与否，不是依靠主观的说明，而是要靠社会实践的检验。能否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发展，则是检验规章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认真听取一线工人和劳动者的意见，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规章制度的扬弃，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

　　这就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时候，没有进行分析和鉴别，结果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予以废除了。这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另一种是懵然无知，因循守旧，处于利害得失的考虑，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予以保留下来了。这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小心谨慎，从容淡定，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进行周密思考，避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发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阶层之间的分化，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创办五七干校是解决阶层分化铲除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具体行动。要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要将这些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

　　（6）文艺革命。

　　早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就提出了文艺革命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及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就是进行文艺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谈到了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能动性。[106]文革发动前夕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经毛泽东多次审改后才定稿的。[107]这个《纪要》对当时的文艺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一脉相承的。

　　进行文艺革命，就是要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将工农兵搬上文艺舞台，创作出能够反映时代需求的文艺作品来。这就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上层建筑领域中旧的文艺进行革命，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勤于调研，敢于创新，探索出一条文艺革命之路。

　　当时中国的文艺舞台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的死人统治着，广大工农兵群众并没有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而是在跑龙套，处于边缘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社会主义文艺尚未占领文艺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不仅不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而还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进行文艺革命，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搬上文艺舞台，让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机智干练、果敢有为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斗争精神，不畏艰险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通过对这些艺术经典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行为处事、音容笑貌的展示，形成社会主义的人文伦理导向，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进行艺术欣赏的同时，潜移默化中得以坚定信念，陶冶情操，修养道德，锤炼意志，化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

　　文革以前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探索上虽然也取得过一定成果，但是却没有使文艺舞台出现一个革命性变化。这是因为文艺革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搬用旧的内容和形式，总是比较容易一些，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让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不论是在文艺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要发生革命性变化，因而能够创造出与旧的文艺作品相媲美的佳作来确非易事。这是因为：一是由于社会主义文艺精品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辛苦的、艰难的，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调查研究，文艺采风，集思广益，千锤百炼的产物；二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中央及文艺界领导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他们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接受唯物史观，没有真正认识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应该以他们为中心，而是在头脑中还是旧的思想文化占据统治地位，致使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落实。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提出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他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08]这醍醐灌顶式的批评鲜明地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给文艺界及其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艺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艰难起步，在克服了重重困难、排除了严重阻挠以后，才取得了一定成果的。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文艺界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在这次文艺会演中涌现出的一批优秀剧目成为后来革命样板戏的雏形。

　　文革期间全面夺权以后，当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文艺革命就作为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文艺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在文艺革命过程中，不但要同现实中的守旧势力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行艰辛的探索。由于时代的不同，内容的变化，文艺表现形式也要随着发生变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主动担负起文艺革命的领导重任，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艺术指导，严格把关，以旗手的飒爽英姿走在了文艺革命的最前列，她强调要有“十年磨一戏”的精神，[109]在京剧、芭蕾舞、交响乐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文艺革命为什么要先从京剧、芭蕾舞、交响乐三个方面开始呢？

　　这是因为京剧号称国粹，汇聚百戏之长，在戏剧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影响大，艺术革新的难度也最大。芭蕾舞和交响乐都是外国的古典文艺形式，不仅没有表现过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史，更没有表现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因而运用外国的古典艺术形式来表现中国革命斗争的内容，难度是空前的。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进行文艺革命的过程中才要从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的革命入手，将工农兵搬上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的舞台，用这些文艺舞台上的经典艺术形式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为了探索出一条正确的艺术革命之路，为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领域进行的文艺革命指明方向，就要在这三个领域率先打造出一批文艺革命的样板，作为文艺革命的领头羊，推动着文艺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些样板戏不仅要有深刻的思想性，能够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陶冶，发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作用，还要有高度的艺术性，不但能够在文艺舞台上与经典旧剧相抗衡，又进一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人们欣赏到文艺革命的真正魅力，在艺术美的鉴赏中能够使思想得到升华，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110]

　　“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111]样板戏，不仅为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的革命指明了方向，而且还为文艺领域的其它改革提供了借鉴。通过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的革命，首先打造一批样板，以后以此为标准，在整个文艺领域搞出无产阶级的经典作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史能够在中国文艺舞台上占据主流地位。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文艺革命进程中先后出现过三批样板戏。这些样板戏以革命的内容，崭新的面貌，澎湃的激情，新颖的艺术形式，使文艺舞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批样板戏是在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进行的文艺会演中产生出来的。当然，这批样板戏在一九六四年组织的革命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已露雏形，后来又经过进一步打磨加工才完成的。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的《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聚集在首都北京进行会演。这次会演从五月一日到六月十七日，“历时37天，演出218场，接待了将近33万名观众”，以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智取威虎山》为标志，才宣告圆满结束。

　　会演期间，五月十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一九六七年第六期的《红旗》杂志，分别刊载了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同时刊登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说：“京剧革命已经出现了一批丰盛的果实。《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京剧样板戏的出现，就是最可宝贵的收获。它们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京剧革命的这些辉煌成就像春雷一样地震动了整个艺术舞台，它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百花已经到了盛开的时节了！”[112]

　　这次会演以后，人们将参加这次会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交响音乐《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称为八个样板戏。这八个样板戏是在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三个艺术领域取得的文艺革命成果。这是文革中的第一批样板戏。文艺舞台毕竟受众有限，为了扩大样板戏的宣传，进一步普及样板戏，从一九六八年就开始筹划将样板戏拍成电影放映。由于这些样板戏的演出时间一般都在两个半小时以上，为了适应电影艺术的需要，进一步提高样板戏的质量，江青要求对样板戏进行修改的同时将样板戏的演出时间压缩到两个小时以内。于是在样板戏电影拍摄前，编演人员又对剧本进行了反复修改，有的地方几乎是推倒重来，在千锤百炼中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经过修改后的样板戏，内容更为紧凑，衔接更为自然，结构更为合理，人物形象更为鲜明饱满，演出本定稿以后在报刊上发表，拍摄的样板戏彩色电影也于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间在全国先后放映。[113]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阶段后，又编排了第二批样板戏。这批样板戏是在江青关怀指导下，一九六八年以后在北京、上海和山东试验创编排演的。第二批样板戏的剧目有京剧《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红云岗》，芭蕾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这批样板戏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在发表演出本的同时，还拍摄成彩色电影在全国陆续上映。[114]

　　接着又开始编排第三批样板戏。这批样板戏有钢琴弦乐五重奏《海港》和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京剧《草原姐妹》、《山城旭日》、《节振国》、《敌后武工队》、《金雁岭》、《苗岭风雷》。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又决定抓反对走资派的文艺节目，于是京剧《决裂》、《春苗》、《第二天春天》、《战船台》，以及芭蕾舞《青春战歌》进行了紧张的编排。[115]这批样板戏只是搞出了个雏形，基本上还处于彩排阶段，本身比较粗糙，与前两批样板戏相比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工，在反复修改中臻于完善，却由于怀仁堂事变的发生而被迫中止了。

　　这些样板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艺术结晶，再现了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进程，构思精巧，场面宏大，思想深邃，艺术精湛。既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杜鹃山》，英姿飒爽反抗剥削压迫求得妇女翻身得解放的《红色娘子军》，也有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战场和秘密交通战线上与日寇进行角逐的《红灯记》、《沙家浜》和《平原作战》，揭示了“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一鲜明主题的《白毛女》，还有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深入虎穴剿匪作战的《智取威虎山》，又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出奇致胜直捣敌巢的《奇袭白虎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既有高唱集体主义凯歌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龙江颂》，又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高扬国际主义精神的《海港》，还有在继续革命的斗争中与旧的教育制度坚决斗争的《决裂》，践行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春苗》，以及下乡知青与走资派进行斗争的《青春战歌》。

　　在这些样板戏中成功塑造了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严伟才、方海珍、洪常青、柯湘、江水英、赵勇刚等一系列艺术形象，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的杰出代表，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光辉典范。他们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英姿勃发，刚毅果断，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大义凛然，豪气如山，出身于工农兵群众，尽瘁于革命事业，扎根于基层，放眼于未来，是工农兵群众的艺术造型，是鼓舞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动力。

　　这些样板戏不仅在京剧、芭蕾舞、交响乐领域，还在钢琴伴唱、钢琴协奏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成效，不仅在艺术上能够和旧剧相抗衡，还独辟蹊径，开辟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天地，初步在舞台上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艺术形象，取得了文艺革命的阶段性成果。文艺革命的实践必然要从理论上得到总结，这就是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所以，其他一切人物（包括正面和反面的人物）的安排和环境的处理，都要服从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前提。[116]这是文艺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是唯物辩证法在文艺创作实践上的一次具体运用。

　　在斗、批、改过程中，文艺革命在取得成果的同时，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泽东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批评。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毛泽东还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这“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117]

　　在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对文艺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主张要坚持“双百”方针，对待犯错误的文艺工作者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巩固文艺革命的发展成果，逐步调整文艺政策，既要反对右的错误，又要纠正“左”的倾向，使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万紫千红，竞放异彩，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

　　文艺革命是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掌握文艺工作的领导权，才能够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因而文艺革命是在全面夺权的过程中才取得了初步成果的。文艺革命就是要在文艺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广大工农兵占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创作出反映工农兵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的优秀作品。革命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重要探索，也是文艺革命的初步成果。在全面夺权已经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文艺工作也就由以前夺权时期的激烈斗争转化为恢复正常秩序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行动了。

　　（7）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是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教育革命就是围绕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由于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这是在教育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依据。毛泽东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少数人执行了错误路线。[118]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119]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进行教育革命的主要背景。

　　进行教育革命，要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方案》为题撰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话：“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120]

　　进行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革命派是由革命师生和工人以及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组成。教育革命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因而在斗、批、改阶段工人阶级进入学校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那么，在斗、批、改阶段如何进行教育革命，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呢？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一，就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将学生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根本保证。

　　进入斗、批、改阶段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段话。该文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阶级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21]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加写了一段文字：“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风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122]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123]

　　八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上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124]

　　从中可以看到，在进入斗、批、改阶段后，为了进一步落实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要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到学校占领阵地，在农村则由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办学方向，进行教育革命，使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是斗、批、改阶段在教育战线上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可靠保证。

　　教育革命表现之二，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要改革办学体制，实行开门办学，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过去是封闭办学，为教学而教学，教育与社会生产相脱节。出家门进校门，学生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为读书而读书，远离社会实践，动手能力不强，缺乏在社会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实行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就要改变办学体制，实行开门办学，创办学校农场、工厂，建立校外学农、学工基地，进行军事训练，加强思想教育。学生定期参加劳动，将所学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能够经受锻炼，而且还可以消化吸收书本知识，在实践中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己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这是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在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多次强调要使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学生、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

　　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在《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中写道：“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25]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发表《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编者按中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126]

　　九月三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编者按中说：“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127]

　　九月，毛泽东在修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时，加写了一段话：“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128]

　　在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将各地在教育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好的调查报告修改后转发全党参考，他在转发时做出的批示不仅为教育战线进行的革命指明了方向，而且还提供了政策导向。学校教育要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传授知识与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并重，从实习中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开门办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扩大受业范围，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将教育革命落到实处。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三，是学制要缩短。毛泽东多次谈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129]他认为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不过是书本上的知识，还不能转化成实际的能力。一个人能力的培养，学问的提高，不仅仅是在学校教育中获得的，更是在实践中得到的。与其在学校教育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还不如使学生在学得基础知识以后，通过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社会革命实践活动，逐步地提高自己的学问和能力。这就要缩短学制，为社会实践提供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文革期间小学实行五年制，初高中各实行两年制，大学恢复招生后实行二（三）年制，就是学制缩短上的探索。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四，是删繁就简，改革教材，减轻学生负担，贴近实践需要。当时不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正是发育和长身体的时候，但是课程负担却很重，造成了很大负荷。这极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无助于学生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旧教学的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他还说：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130]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摘登的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上作出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这“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131]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学生课程太多，压力太大，这是不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文革期间砍减了课程，减轻了学生负担，使学生从繁杂的课程和题海中摆脱出来，有较多的自由和支配时间，强健了身体，提高了效率，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了条件。读书要消化吸收，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化为自己的知识，有所选择，贵在创新。知识是工具，通过学以致用，增强自己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教材要进行改革，根据各地社会生产需要来编写教材。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总结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丰富经验和发明创造的基础上，做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推陈出新，富有新意，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五，是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是注入式还是启发式，是培养高分还是提高学生的能力，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当时的教学方法是注入式，以培养高分学生为目标，这种方法只会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死记硬背，教会学生如何应付考试，而不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发掘和培养。这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因而要进行教学改革，进行启发式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用之才。

　　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时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员应该把讲稿发给你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132]

　　毛泽东认为教学改革主要是教员的问题。他反对注入式教学法，主张进行研究性学习。教员要将讲稿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来研究问题，启发、帮助学生，和学生一起来探讨问题，以便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探究中提高学生的能力和才干。教学方法的不同，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对教育革命的实行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教育革命的关键环节。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六，考试方法的改革。考试是教学的指挥棒。如何进行考试，直接关系到如何进行教学。因而如果不对考试方法进行改革，也就难以将教学改革进行到底。考试方法的改革要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而当时通行的考试方法却是与此背道而驰的。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突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133]

　　三月十日，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摘登的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上作出批示，又一次批评了考试方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134]

　　七、八月间，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时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135]

　　毛泽东认为所学课程中，有的可以不必进行考试，比如逻辑、语法，知道一点就行了，真正理解还是要到工作以后通过慢慢体会才能掌握。而考试科目也不要采取通常进行的考试方法，而是题目公开，由学生自己看书研究完成。如果有了创新可以得满分，如果面面具到，答得虽然完整，却没有新意，也不给高分。通过考试方法的改革，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他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状元和名落孙山者的实例来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说明。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七，则是招生制度的改革。招生制度的改革是与考试方法的改革一脉相承的。教学方法的改革，考试方法的改革，必然会带来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招生制度的改革又为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考试方法的改革提供导向，是巩固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考试方法的改革成果的重要保证。学生初、高中毕业后，不直接升入大学，而是到农村工厂劳动两年，再从学生中选择合适人选进入大学深造。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从品德优良有社会实践经验表现较好的工农兵中来选拔学生。这样就改变了过去以考试分数高低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来录取学生的招生制度。学生到大学深造两三年，然后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

　　文科大学以社会实践为对象，学会开展阶级斗争，而不是关起门来办学。在社会斗争的大学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才最有生命力。农业大学要办到农村去。其它理工科大学还要不要办呢？又如何选择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呢？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发表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段话。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36]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发表《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编者按中说：“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137]

　　从中可以看到，从党的阶级路线上来说，要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学生到大学深造，学成后再回到社会实践中。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为教育革命的进行提供了新鲜经验。通过招生制度的改革，以德育为第一位，将在革命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优秀青年送到大学，扩充知识，增长才干，加强训练，提高本领，将他们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教育革命的表现之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教育革命在斗、批、改阶段的重要表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必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38]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既是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差别的实际行动。广大知识青年离开了安逸的家庭，舒适的城市，纷纷奔赴农村、边疆和老区，用自己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人生的壮丽篇章，展现了中国青年一代改天换地所向披靡的斗争精神，奏响了一曲共产主义凯歌。在艰苦的农村和边疆地区，他们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历经磨难，豪气冲天，在风吹雨打和艰苦斗争的考验中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是践行教育革命，陶冶青年情操，砥砺青年品格，磨练青年意志，抵制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举措。

　　文革期间进行的教育革命在一九七一年八月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集中体现出来。这次会议是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和高等院校的代表六百三十一人。会议总结了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高度评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夺回了教育战线上的领导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增强了认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的的胜利发展。[139]

　　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及其通过的《纪要》是对教育革命的总结，分析了原因，统一了认识，肯定了成就，规范了行动，为今后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当然，在教育革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招生中的“走后门”问题，生源参差不齐对教学的影响问题等等。这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加以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进入到斗、批、改阶段后，在教育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就要使无产阶级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领导学校，将教育革命的思想贯彻到教育战线的实践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缩短学制，精减课程，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改革考试方法，改革招生制度，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8）医疗卫生革命。

　　进行医疗卫生革命，搞好医疗卫生工作，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医疗卫生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搞好这项工作，不仅是保障人的身体素质的有力手段，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表现。医疗卫生事业属于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但是医疗卫生为谁服务如何服务，却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工作应该坚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方针，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那么，当时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医疗卫生布局与我国人口的分布恰恰是相反的。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百分之十五在城市。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却是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同时，城市当中又是把高级干部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服务对象。医疗卫生支出方面，往尖端研究支出过多，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等较大规模的传统疾病重视不够，支出不足。农村不仅缺医少药，就是在医生的培养和医疗卫生检查制度方面，也不适应农村的需要。可是对这些问题却没有人过问，特别是作为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卫生部熟视无睹，默然置之。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的不满首先在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问题上表现出来。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外宾时在谈到中国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时说：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的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140]

　　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卫生部的反映。中共卫生部党组七月十二九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

　　报告说，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席在会见越南外宾时，对我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评。报告检讨说：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而且一些医生、护士长时间脱离病房工作、门珍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改进办法，报告提出：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二、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积极锻炼身体，同时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加强对医务人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医疗工作质量；三、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做法。

　　八月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朱、邓、彭、康阅。请书记处考虑一下，此建议是否可行？并以决定告知卫生部。”毛泽东还对报告作了两处批注。在报告中的“今后中央领导同志有病需要医生出诊时，通知保健局或北京医院”处，毛泽东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在报告中的“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处，毛泽东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41]

　　从卫生部党组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批评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后，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作了检讨式的报告，表示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批准这个报告，而是要书记处研究后再决定是否实行，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是慎重的。他在批注中明确提出要取消保健局，批评北京医院是一个老爷医院，这表明毛泽东对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制度是强烈不满的。

　　虽然卫生部向毛泽东呈递了解决高级干部医疗保健问题的报告，但是这不过是医疗卫生工作问题的冰山一角。毛泽东以此为突破口，对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形成了更为明晰的认识，提出了改进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方法，确立了进行医疗卫生革命的指导思想。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他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这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14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医疗卫生工作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缺医少药，而卫生工作的重点却是集中在城市，主要是给老爷看病。不论是医务人员的培养，还是检查治疗方法，乃至大量人力、物力的投置方向，都是不利于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作为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卫生部，对这种状况视而不见，没有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来。这种状况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没有人去管这件事。这引发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鉴于医疗卫生工作主要是为城市的人服务，而在城市中又是主要为老爷服务，因而毛泽东就将卫生部称为城市卫生部、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要进行医疗卫生革命。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培养农村医生，改进检查治疗方法，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人民群众中出现的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以及如何预防和治疗上，能够惠及民生。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他从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看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时，兴奋的心情为什么溢于言表，乃至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第二天就欣然命笔写下了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宏伟诗篇——《七律·送瘟神》了。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他甚至提出将新毕业的、本事不大的医生留在城市中，其余的包括好的医生要到农村去。他还不无忧虑地感叹道，即使“四清”运动结束了，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有繁重的工作等待着去完成。于是他才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

　　卫生部接到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谈话后，进行了反省和自查，提出了改进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建议，并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谈话。毛泽东说：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避孕不能光宣传，应帮助解决药费和工具。卫生工作要照顾到打仗的问题，分科不要太细，不要内科不能看外科，医生不能搞护理。[143]

　　从中看到，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了解决农村医务人员的办法，一个是下放城市医务人员，别外就是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医务人员。毛泽东对此是赞赏的。毛泽东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在农村不能分科太细，农村医务人员要成为多面手，能够看多种常见病，给半农半医的医务人员工分，由国家承担部分农村医疗费用。这就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落实提出了政策指导。这种半农半医的农村医务人员，就是后来赤脚医生的先声。

　　这是毛泽东在文革发动前夕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谈话。他明确提出要把他的这些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和全面夺权阶段，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是无法落实的。当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任务已经完成，进入到斗、批、改阶段的时候，落实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进行医疗卫生革命，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成为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了。

　　在斗、批、改阶段，为了落实好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东兴同志存。”[144]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在内部传达过，当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照步骤在落实。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教训，他也许担心这个谈话一旦发表会导致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一哄而起，反而不利于工作的有序开展，因而就采取了暂不发表的态度，压下了这个谈话整理稿。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要为占中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治病。这就改变了以往的医疗卫生格局，使得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获得了相对公平的医疗待遇，为他们提供了健康的有效保证。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具体行动。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不是一时的口号，而是要变成加强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行动。医疗卫生事业不能市场化，不能采取商品交易的方式，而要在国家提供支持的背景下，以公益性事业的方式，有时还要作为福利支出来进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提供了经济保证，国家还要进一步加大对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这就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要加强对农村医务人员的培养。没有医务人员，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难以开展起来的。即使将城市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仍然远远难以满足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这个时候国家也难以为农村提供受过医科学校专门训练的足够毕业生，国家的财力也难以为农村医务人员提供工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由城市下放医务工作者为农村培养医务人员。这样的农村医务人员应当是多面手，能看多种常见疾病，既当医生又会护理，适应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

　　这种农村医务人员后来被命名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指在农村不脱产的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员。他们没有编制，不领工资，既务农又从事医务工作，拿着队里的工分，费用支出由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一九六八年九月和十二月，《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杨屋大队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加以宣传推广。[145]此后农村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赤脚医生是在医疗卫生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医疗卫生工作中起着中坚作用，为农村医疗卫生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要进行医疗检查制度的变革。要根据农村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检查治疗方法。这就要从医疗卫生工作实践出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检查治疗方法，以使能够快速诊断病情，对症下药，使患者较早摆脱痛苦，得到痊愈。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还要将农村常见的多发病、常见病、传染病、地方病等传统疾病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这就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运用政权的力量，采取国家和集体共同治理的方式，搞好农村公共卫生，切断病源传播，做好预防工作。经过若干年努力后，重大传统疾病在农村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在医疗卫生革命的过程中，在国家支援下，逐步探索出一条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依托，以赤脚医生队伍为主体，开支少、收效大、普及率高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种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国家支持下，由集体和农民个人集资，分担农村医疗费用的办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医疗卫生革命结出了硕果。医疗卫生领域的斗、批、改，主要是在下放医疗卫生人员的同时，推广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到一九七五年，全国已有赤脚医生130多万，卫生员、接生员360多万，70％以上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 [146]

　　医疗卫生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中西医相结合的过程中探索医学革命的道路。早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卫生部党组就向毛泽东并中央报送了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对此极为赞赏，写信给杨尚昆，要他与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徐运北商量，替中央起草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加以办理。他还强调说，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发出为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给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这个指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147]

　　经过几年中西医相结合的经验积累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进一步提出了从中西医相结合的探索中来进行医疗卫生革命。将中西医的研究结合起来，吸取两种医学研究的长处，用中医的方法来研究西医，用西医的方法来深化对中医的研究，在中西医的比较研究中来探索医学革命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和进步。这个时候取得的最明显的成就就是屠呦呦团队利用中医方法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复方蒿四醚。这成为中西医相结合的一个杰作。二○一五年屠呦呦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医疗卫生革命，就是要革新旧的医疗卫生制度，建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医疗卫生制度，在中西医相结合中推动中国医学的迅速发展。这就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唯一宗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下放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培养农村赤脚医生，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消灭农村的重大传统疾病，使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获到必要的医疗保障，使医学真正能够为中国的劳动人民服务。同时，还要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推动中国医学的创新和进步。这就是医疗卫生革命的目的。

　　（9）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

　　文化大革命转入全面夺权以后，许多干部和学者是作为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冲击、打倒的，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在遭到冲击、打倒的人们当中，有不少是应该平反的。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就要对被冲击、打倒的干部和学者进行鉴别，调查取证，弄清是非，甄别平反。因而审查案件，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就成为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了。

　　这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不论是文革发动之际还是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对党内干部的基本判断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干部被冲击、打倒了呢？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48]在全面夺权即将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对党内干部状况的判断。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49]

　　既然毛泽东都认为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什么运动中会有那么多的干部遭受冲击乃至于被打倒呢？

　　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不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规模还是波及的范围上都是空前的，造成的冲击面是相当大的。同时，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都是在共产党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时很难分辨清楚。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150]这是造成较大冲击面的又一原因。再次，还与当时不少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或公开地或秘密地抵制和对抗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使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了重重困难。这样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也就难以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了。[151]

　　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他就说：“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会见阿中友协代表团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152]这样运动中即使造成了重大冲击，冤枉了一部分好人，反正横竖不杀人，搞错了以后再平反，有效地避免了不可挽回的后果的出现。

　　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还是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就意识到了运动会对干部、学者造成重大冲击。全面夺权完成后，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在谈到犯错误的干部时说道：“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153]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清楚的。这里面有不少人搞错了，还是要平反的。他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持肯定态度的。这就构成了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基本依据。

　　从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判断出发，文革期间被错误冲击、打倒的干部是可以通过落实政策，获得解放，得到平反的。即使犯错误的干部，也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争取他们转变过来。一旦他们在认识错误以后，就要解放他们，让他们参加适宜的工作。对于一时转变不过来的干部，也要给予出路，作出安排，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以待于他们将来能够转变过来。这就要将没有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将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与被误判的干部区分开来，将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与仍然顽固不化的干部区分开来，对于顽固不化的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也要给予生活出路。毛泽东在斗、批、改阶段的谈话和批示中多次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

　　干部被打倒以后，立了专案，成立了专案组。对专案组搞出来的专案材料，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要将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和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区分开来。前者属于敌我矛盾，后者虽然具有敌我矛盾的性质，但是一般还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专案的设置及其定性，直接关系到干部的前途和政治命运，因而一定要采取慎重态度，避免出现误判，产生冤假错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五月二十六日，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154]

　　从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对专案材料要认真对待，有许多专案材料是不可信的，如果草率从事，仅仅依靠这些专案材料匆忙定案，就会造成冤假错案。对干部的审查，专案的处理，要慎重考虑，防止极左极右思潮的出现。他特别推荐河南地专县有百分之五十的第一把手出来主持工作，这是在解放干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一个范例。他认为这个经验很好。这就为如何对待专案，干部甄别平反，恢复名誉，指出了方向。

　　在甄别审查的过程中，不仅将犯了错误的干部与错误处置的干部区分开来，还要将错误处置的干部解放出来，恢复名誉。那么，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其实，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为《红旗》杂志发表《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编者按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这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155]

　　九月三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编者按中说：“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156]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以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157]

　　这样看来，对于犯了错误的走资派，要采取一批、二保、三看的方针。既要批判他们，又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还要看他们以后的表现，关键是要他们转变思想认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是极少数。不要强迫他们，要他们自己来认识问题，主动地进行思想意识的转变。即使没有转变过来，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他们毕竟是极少数，无关大碍。从党的阶级政策出发，也要给他们出路，使他们有生活来源，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过几年群众气消了以后，还可以让他们做一点工作。

　　毛泽东认为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要注意采取团结的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旦在他们立场转变以后，就要及时解放他们，还要安排他们适宜的工作。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158]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15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采取团结态度的。这种团结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他们认识的转化，态度的转变，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原则就是在他们认识错误取得群众谅解以后就及时解放他们，还要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为了促进他们子女态度的转变，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采取歧视态度，而要称他们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以便于他们提高认识，与旧的家庭划清界限。文革期间，薄一波作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被打倒，他的儿子薄熙成是作为可教子女的代表当选为团中央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团中央委员的。[160]这就是一个证明。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如何鉴别犯了错误的好人，也就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认识了错误以后，改邪归正了呢？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为此，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谢静宜专门请问毛泽东。

　　谢静宜问毛泽东什么是“犯了错误的好人”时，毛泽东说：“即使是原来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犯了错误，可是现在人家说了：‘我从此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反过头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是好人，走什么主义道路的人是好人呢？”毛泽东在讲到“反过头来”这几个字时，用右手有力一翻，向前一推做了一个手势，坚定而有力。[161]

　　由此我们看到，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表示要改正错误，不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就可以解放他们，有的还要安排他们的工作。至于他们的声明表态是不是真的，还要依靠以后工作的检验。这样看来，在甄别平反阶段，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一般来说是以他是否承认错误，表示改正错误作为解放依据的。后来解放干部，落实政策，也基本上是以此为依据来实行的。

　　毛泽东不仅对平反冤假错案提出方针政策，而且还对重要干部的解放直接作出批示，指导着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期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162]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恢复了邓小平和陈云的工作。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邓小平在检讨、自述和信件中多次表示要改正错误，希望留在党内，进行自我改造，愿意回到毛泽东革命路线上来。毛泽东表示要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制止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有人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提议，九一三事件后解放了邓小平，还委任他担任很重要的工作。对陈云也是这样。同时，还对过去贺龙、罗瑞卿以及杨、余、傅事件平了反。在中共十大的时候，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有一大批文革初期被冲击、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63]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平反冤假错案，一般来说是在毛泽东作出决策以后，由周恩来出面执行落实的。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后来，有人从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无视毛泽东在落实政策中的决策地位，硬说是在周恩来主导下才进行的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而毛泽东却是在周恩来的要求下才被动接受的。这样就颠倒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位置，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至于说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甄别平反，也是在毛泽东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不仅发表了讲话，还具体作出指示，指导着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164]

　　其实，不仅仅是毛泽东点名的这些学者，其它像他们这样的学者，也可以照此处理。在毛泽东讲话以后，这些学者的处境都明显得到改善，恢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至于翦伯赞的自杀，事出有因。是因为基层办案人员违反党的政策造成的。[165]翦伯赞自杀后，毛泽东很难过，还要求谢静宜到北大调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问题。在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甄别上，毛泽东是以清华、北大两校为试点，以谢静宜为联络员，派出了工宣队、军宣队，解决了两校的武斗，恢复了正常秩序，解决了政策落实问题的。在毛泽东指导下，谢静宜解放了蒋南翔、陆平，解决了钱伟长、刘仙洲、梁思成、冯友兰等教授的问题，落实了他们的住房和工资，是党员的还恢复了组织生活。[166]

　　以点带面，其它学者的落实政策可以照此进行。通过审查，对于弄错了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要对他们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对于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他们认识错误以后，恢复他们的正常待遇，安排他们工作；即使尚未想通转变立场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要采取适宜的政策，给他们出路，让他们能够生活下去，帮助他们，以待于将来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以后，对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包括其他人士）进行了甄别平反，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了正常秩序，取得了明显成效。从整个历程上来看，这个工作从八届十二中全会就已经开始，九大以后全面铺开，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加速进行，到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进行整顿的时候就进入到扫尾阶段了。如果不是邓小平以整顿为名企图扭转文革的方向，那么本来进行的落实政策恢复正常秩序的工作就要完工了。由此我们看到，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是在毛泽东指导下，践行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是为完成斗、批、改任务而进行的实际行动。

　　（10）工农兵群众参加政权。

　　文化大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却是由工农兵来完成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到了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167]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识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历史上起着不同的作用。知识分子虽然具有不少优点，但是却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具有依附性，在革命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投机性，缺乏彻底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就要由工农兵来完成夺权的任务。

　　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全面夺权，是工农群众和站出来的干部在军队支持下进行的。夺权以后，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由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工农群众就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加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这样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就有了群众代表参加。工农群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参加到革命委员会中去的。

　　在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是否还要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呢？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说过，现在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的问题。[168]这是因为党中央内部存在的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以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为标志，得到了解决，因而就没有必要再向中央夺权，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了。这样就维持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基本格局。

　　进入斗、批、改阶段后，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进一步落实工农群众代表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参与党和国家管理工作的要求，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的召开为标志，在工人、农民中选拔了一批人到中央工作。

　　在中共九大的时候，就选拔了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先进分子，工农出身的优秀分子，作为大会代表参加了九大，有的还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要从工农群众中选拔接班人的要求，还要按照这个标准来选举中共十大代表、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毛泽东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在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正是从在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择一批人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169]

　　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中，工农兵及其他劳动人民占了百分之六十七，在中央委员会占了主体地位，工农代表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进入中央政治局，王洪文还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在工农代表进入党中央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年轻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二千八百八十五名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陈永贵、吴桂贤以及工人出身的孙健当选为副总理，李素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70]

　　工农兵不仅是四届人大代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占据了主体地位。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这种主体地位，为工农兵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组织保证。

　　我们看到，不论是中共十大还是四届人大的召开，大批工农出身的干部当选为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其中表现突出者还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成为重要的领导人。他们不仅行使表决权，而且还从事党和国家事务的实际管理工作。这是工农群众进入政权机构，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监督干部，管理国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重要尝试。这种安排虽然最终并没有能够巩固文革的成果，却是有现实意义的。由于工农群众代表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已经成为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因而即使在毛泽东去世的情况下，仍然是雄风犹在，最后迫使颠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人不能采取所谓合法的方式，而不得不采用政变的方式来抓捕文革领导人，这样也就在刀光剑影中将他们的面目暴露于天下。

　　从中央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配备上，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搞好传、帮、带，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和优秀青年进入各级党政机关，巩固文革成果，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随着中共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的相继召开，制定了新的党章和宪法，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比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党章和宪法，一些行之有效的作法被作为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确定下来，不论是党章、宪法的总纲还是条文都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进行提供了党规和法律的保证。这是继续革命的成果，也是继续进行革命的保障。

　　由此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直接参加政权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新中国就是工农两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农群众直接参加政权是巩固和发展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一般来说，在夺权政权以后，工人和农民由于文化素养和政治管理能力的限制，并不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往往委托代理人——被称为人民公仆的干部来管理国家。这些干部主要来源于工农和知识分子，具备必要的文化知识、管理能力和丰富经验，是以人民公仆的名义来管理国家的。但是在这些干部中却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分子和腐化变质分子，企图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使工农兵代表在人大代表中占有较大的份额，还要占据主体地位。同时，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中，使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代表占据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还要使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能够进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优异者要成为领导层的成员。这样就使工农群众不仅能够真正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而且还能够进入到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

　　这些工农代表进入领导机关以后，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在具体管理国家事务方面会表现出不足，但是可以派一些知识分子来进行帮助，逐步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缩小他们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和干部存在的实际差距。他们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是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因为不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现实的实践上，地方党委、中央机关乃至于党中央都有可能出现腐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工农代表参加到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中。这是工农群众参与政权的根本使命，也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防止政权腐化变质的政治保证。从这里出发，所谓管理能力的高低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比较起来，就退居次要地位了。有人以他们文化水平的问题来反对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虽然说的是实情，却是本末倒置了。

　　即使他们进入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也是以工农群众代表的身份参加进去的，并不脱离一线劳动。他们有时在领导机关工作，有时还要到一线参加劳动，不论是劳动还是在机关工作的时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是一定要以不脱离一线劳动为原则。这是保持工农代表本色，防止他们进入领导机关后出现腐化变质的一个有力保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为工农阶级直接管理国家提供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和条件。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工农代表参加政权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参加不仅是使工农代表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人大、革委会等党和国家机构中，还要进入到中央的核心领导层，使工农阶级真正以主人的姿态行使民主权利，监督各级干部，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反修防修，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可靠保证。

　　（11）小结。

　　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就要将斗、批、改的内容具体化，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这些工作在全面夺权完成之前遭到了重重的阻挠，是在夺取了政权，排除了干扰以后才得以进行的。具体表现在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创办五七干校，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医疗卫生革命，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工农兵群众参加政权等问题上。这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实际行动。通过这些具体的行动，全面贯彻落实斗、批、改，清除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因素，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则是这个阶段的具体任务。

　　4、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实施又遇到了严重阻挠，致使文化大革命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

　　全面夺权以后就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原先预计斗、批、改的任务到一九六九年夏季就要完成了。[171]随着斗、批、改任务的完成，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但是斗、批、改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挠，导致时间被延长。

　　阻挠的因素之一，是探索中的曲折造成的。斗、批、改是一次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全新探索，没有经验可循，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斗、批、改是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取得成效的。由于探索中出现的曲折与失误，影响到斗、批、改的顺利进行，致使斗、批、改的时间被延长。

　　阻挠的因素之二，是受到当时备战的严重影响。这个时候中苏边境严重对峙，发生了珍宝岛自卫还击战。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耽耽，严重威胁到我国国家安全。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中央领导人纷纷离开北京，疏散到外地。备战一度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工作。[172]当时紧张的备战严重影响了斗、批、改的进程。

　　阻挠的因素之三，是林彪事件的严重影响。全面夺权完成以后，毛泽东和林彪在要不要进行斗、批、改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上，也就是在中共九大以后是继续进行斗、批、改还是主要发展生产。[173]虽然以体现林彪观点的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被否决，体现毛泽东观点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被通过为标志，使这次争论暂时得到平息，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随后，不论是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发布的“第一个号令”还是一九七○年秋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宗派主义活动日益明显，甚至出现了夺权的严重动向，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林彪集团在思想上搞了修正主义，政治上搞了分裂主义，组织上搞了宗派主义。鉴于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都在中央政治局内，控制着中央军委办事组，他们思想上的蜕变，组织上的宗派活动，成为当时文革发展面临的最大危险。因而，毛泽东在林彪及其集团成员没有承认错误和悔改的情况下，进行南巡活动，向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要在党内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了。[174]毛泽东还同意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还要补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后召开四届人大。[175]但是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对斗、批、改的进行，时局的演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个时候清除林彪集团的影响，解决事件遗留问题，就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林彪事件的出现及其处理，成为斗、批、改时间被延长的决定性因素。

　　阻挠的因素之四，是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其他意外事件的干扰与影响。斗、批、改阶段，就是要对文革发动及其全面夺权阶段被打倒的干部进行审查，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即使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一旦在悔过自新以后，一般还要酌情使用。这个时候围绕文革期间被打倒、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的使用问题出现了不少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与争论又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在长时间内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本来，在中共十大召开后，就要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会议，但是由于在人事安排上的分歧和争论，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长李震自杀案件，致使四届人大又一次延期了。[176]这成为斗、批、改被延长的重要因素。

　　从中看到，在斗争激烈的全面夺权阶段过去后，就进入到实现稳定，建立秩序，破旧立新，巩固成果的斗、批、改阶段。毛泽东本来预计到一九六九年夏随着斗、批、改任务的完成就可以结束文革了，但是随着斗、批、改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备战的影响，林彪事件，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其他意外事件的影响，致使斗、批、改的时间被延长。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文化大革命也就自然被延期了。

　　5、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实现中走向尾声。

　　进入一九七五年以后，以四届人大的召开为标志，斗、批、改的具体目的就要进入收尾了。邓小平进行的整顿就是为完成斗、批、改收尾工作才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展起来的。随着斗、批、改收尾工作的完成，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斗、批、改不仅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且还基本上完成了，取得了伟大胜利。这种伟大胜利表现在：从省、市、自治区到基层单位层层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大批判中进一步端正了思想，深化了认识，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将地富反坏右及腐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出阶级队伍；通过整党建党，清除了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建立了一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纯洁了组织，提高了战斗力；通过创办五七干校，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干部和管理人员，加强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清除了干部和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通过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医疗卫生革命，使工农兵占领了文艺舞台，培养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初步解决了为什么人、培养什么人、到哪里去的问题；通过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使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能够得到适宜的处置和安排，即使死不悔改的也给予了他们生活出路；工农兵群众直接参加政权，把握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等等。

　　在斗、批、改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就是要巩固文革成果，维护社会稳定，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以便适时结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就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在杭州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又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177]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说“要安定，要团结”。[178]这个时候毛泽东是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完成斗、批、改的善后工作，处理好文革的遗留问题，以便结束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才召开了四届人大，选举了代表，安排了人事，制定了宪法，恢复了秩序。这是完成斗、批、改工作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就要完成斗、批、改阶段的遗留任务，结束文化大革命了。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整顿的。

　　四届人大以后，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的身份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一九七五年七月，王洪文外出调研期间，邓小平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79]这个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对军队、铁路、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艺、党等诸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以此来巩固文革成果，健全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完成斗、批、改的收尾工作，适时结束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党内高层做了不少说服工作，排除干扰，委以重任，竭力支持邓小平开展的整顿工作。但是事与愿违，邓小平在整顿过程中既未报告毛泽东批准，也未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就把三项指示为纲确定为当前工作的指导方针。[180]这实质上是以三项指示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意图扭转文革的发展方向，以整顿为名，行否定文革之实。这种作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其实，这个时候毛泽东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对党内双方的态度，是在坚持文革路线的基础上，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其目的就是消除分歧，团结起来，完成斗、批、改的任务，以便结束文化大革命，而不是要打倒任何一方。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还对此作出了明确肯定。[181]

　　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又对江青出现的悲观情绪以及想请假休息的想法予以开导，说“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182]对邓小平扭转文革发展方向的右倾错误，也是先在中央政治局内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帮助他认识错误，这种批评会还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的。就是在邓小平拒绝做出关于文革决议的情况下，也没有把他怎么样，而是减少工作，而不脱离工作，仍然让他留在中央政治局内。对于即将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战斗队，不搞串联。[183]对左右双方的态度，实际上是在维护文革成果的前提下，从稳定大局的要求出发，使双方摒弃前嫌，扩大共识，团结起来，为结束文革采取的行动。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是不致于被撤销的。在发生了右倾翻案风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下，临近收尾的文革才又拖了下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四届人大召开以后，巩固成果，健全制度，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制定目标，处理遗留问题，通过整顿来完成斗、批、改的收尾工作，就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但是邓小平以整顿为名，行扭转文革方向之实，不仅激化了矛盾，还迟滞了斗、批、改的收尾工作，使将要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又拖了下来。这样直到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宣告结束。

　　（四）从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统一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分为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主要目的是斗、批、改，具体目的是斗、批、改的具体化。这三者之间是统一的，主要目的是根本目的的实现途径，具体目的是主要目的的实现途径。要实现根本目的，就必须实现主要目的，要实现主要目的，就必须实现具体目的。只有将具体目的处理好了，才能将根本目的和主要目的贯彻到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世界观支配了人的行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世界观的不同，决定了人的行为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就要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培养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代新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得失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大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4]人的行为既然受世界观支配，那么要完成现实斗争中对人的改造的任务，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从社会关系的剖析入手，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来找到人的世界观改造的正确道路。这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认识到人在其中所起到的能动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社会关系的变革中来完成人的世界观的改造。

　　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就要进行斗、批、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盘踞在上层建筑内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拦路虎”，不仅自己不搞社会主义的，还反对别人搞社会主义。他们掌握着权力，影响力又大，因而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先把这两只“拦路虎”搞掉。这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有把他们斗垮、批臭以后，才能够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说来，就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从政治制度的构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上，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将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斗争进行到底。

　　具体目的是实现主要目的的途径。作为主要目的的斗、批、改，要通过具体化才能够实现。斗、批、改本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是在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阻挠下，是难以开展起来的。只有在斗垮党内走资本派，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全面夺权以后，才能够得以进行。这就是斗、批、改的具体化。

　　斗、批、改与斗、批、改的具体化，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作为主要目的的斗、批、改，在实行的时候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尚未被打倒，还在起着作用，阻碍着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而具体化时的斗、批、改，是在斗垮党内走资派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后，进行了全面夺权，就要对上层建筑领域的诸方面进行改革了。斗垮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只有将斗、批、改的具体化进行到底，才能实现斗、批、改的主要目的，从社会关系的革命中来完成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

　　在斗争中，不仅是改造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世界观，而且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也要进行改造。这是一次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要在革命中真正搞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什么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怎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从思想上巩牢反修防修的长城，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

　　从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统一的。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改造人的世界观为根本目的，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去除私有观念，确立社会主义观念，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斗、批、改才能够达到。这就要斗垮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具体改革中，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从制度、思想文化等诸方面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提供有力保证。

　　这就是说，根本目的随着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达到而得以实现，同时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把资产阶级从思想领域的避难所中清理出去，又会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这三者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妥善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开始了关于继续革命方法的探索活动。整风反右、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城市的“五反”运动和农村的“四清”运动）就是其表现形式。文化大革命是在这些继续革命的探索没有取得应有成效的条件下才出现的，那么继续革命究竟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呢？

　　（一）继续革命为什么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从彭真生前留下的一个谜团说起。以这个谜团的剖析为切入口，才有可能逐步接近事实的真相。

　　1、从彭真生前留下的一个谜团说起。

　　文革后，有一次彭真在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人员有林谈到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时说，毛泽东原先是想通过整风来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后来却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说。直到彭真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彭真同志同有林同志说过，毛主席要解决这些问题，本来是要用延安整风的办法。但怎么一下子转成急风暴雨？彭真可能知道其中的原因，但他不愿讲。这个问题成为一个谜了。”[1]

　　这个原因邓力群不清楚，有林也不清楚，因为彭真本来就没有讲清楚。这里让人蹊跷的是，为什么彭真不愿意讲出其中的原因呢？他又有什么样的顾忌呢？是什么因素导致彭真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态度，直到去世也没有讲清其中的原因呢？

　　文革前夕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在中央书记处内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央领导人，熟悉党内高层斗争情况。从中可以看到，他是知道毛泽东为什么由整风转为文革的原因的，但是又不愿意讲出其中的内幕。虽然现在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可以从逻辑上来做出判断，这个原因肯定是不利于否定文革的。否则的话，在文革已经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的情况下，彭真又会有什么顾忌呢？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利于否定文革的，因而在政治上已经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的背景下，从大局出发，彭真才不愿意讲出其中的内幕。不然的话，就与当时否定文革的政治要求出现了不合。这也就不难理解身为中央领导人的彭真为什么对此采取缄口不言的态度了。

　　这里让人感到迷惑的是，既然彭真不愿意讲出其中的真实原因，他又为什么向研究人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呢？

　　这是由于彭真毕竟是在毛泽东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虽然他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被打倒，也挨了不少批斗，复出后却没有动摇对毛泽东的信念，在非毛化的大潮中仍然主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就与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不少领导干部在复出后对毛泽东的攻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特别是彭真亲身经历了毛泽东由整风转为文革的历程，洞悉其中的复杂原因，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又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这就不能不使彭真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进行对比和思考，在探究中对文革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促使他把当年毛泽东由整风转为文革的真实原因公之于众。但是彭真毕竟是一位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况且他又是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背景下复出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是不便于说出这个事实真相的。同时处于历史的责任感，彭真又不愿意让当时的真相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任凭后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涂鸦式的解读，这样就在既不影响大局而又能为后人提供研究线索的情况下，才留下了这样一个哑谜式的谈话，期待着后人能够根据这一线索来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从彭真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整风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的。

　　2、对文革前继续革命方式探索的简析。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3]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继续革命呢？

　　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至文革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继续革命的方式上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包括一九五七年进行的整风，随后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围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趋于激化，一九五九年党内发生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打退“三风”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为了执行这条总路线，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及方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

　　一九五七年发起的整风运动其实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对如何整顿党的作风、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探索活动。为了取得成效，当时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动员社会各界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整风过程中揭露出了共产党内存在的不少问题，以致于毛泽东看到揭露出来的问题后，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要他们对整风揭露出来的问题“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4]这个时候右派们却利用这一时机，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以提意见为名，要成立党外“平反委员会”，清算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还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和共产党进行“轮流坐庄”。[5]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决定发起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斗争打退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巩固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是必要的，但是却严重扩大化了。在反右派运动中，把许多响应党的号召，抱着善意给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与发展，对于动员人民群众对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进行有效监督，是极为不利的，以致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不无遗憾地表示：“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6]

　　一九五八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在这条总路线指导下发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重要活动。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发现后，从一九五八年十月起领导全党进行了纠“左”，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夕业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庐山会议就是为了继续纠“左”而召开的会议。会议期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以彭德怀上书为标志，将争论推向了高潮。这种争论虽然形式上都是打着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围绕肯定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展开的。这是党内出现的右的倾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党内高层确实出现了右的倾向，进行反右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纠“左”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如何处理反右倾斗争与纠“左”的关系就成为影响全局的关键。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失误，不是将反右倾斗争局限于党内高层而是在全党开展起来，结果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各地又大干快上，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左”的错误，成为造成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反右倾斗争中，许多对干部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干部特殊化风提了意见的人，被错划为右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使得通过正常民主渠道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纠正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取消了供给制和食堂，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这个时候党内却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在毛泽东主导下，党中央批判了“三风”，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教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五反”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党内干部不仅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而且还存在着抵触情绪。这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定一九六二年冬到一九六三年春要在城乡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各省并没有积极行动起来。毛泽东在巡视期间发现，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教问题，其它各地则对此持漠然态度。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下这个问题。可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仅制定了城市“五反”的一个文件，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没有展开讨论，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文件，而毛泽东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种状况还可以从周恩来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反映出来。[7]这说明不仅地方的领导人，就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社教运动也是漠然的。

　　不仅如此，干部对于社教运动的抵制还从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毛泽东在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曾经反复叮咛，不要性急，要慎重行事，慢慢来，不要赶时间，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可是在实施中由于干部疏于防范，没有谨慎行事，仍然出现了不少问题。[8]这个时候，在刘少奇支持下，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制定了“后十条”。“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十条”在试点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出了一些政策界限。[9]这实际上是在社教运动中对干部制定了若干保护措施。一九六四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干部对两个“十条”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会议一致通过了“后十条”，而对“前十条”却漠然置之。[10]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反复要求各级干部要下去，到基层去指导社教运动，但是好多人却无动于衷，最后是在刘少奇动用组织手段后才将干部赶到了基层去的。[11]由此可以反映出当时干部队伍对于社教运动的消极态度。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在刘少奇主导下，以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为标志，出现了形“左”而实右的倾向，对基层干部打击过重，发生了不少问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及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是他们之间存在两条不同社教路线的反映，最后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分歧做出了结论。

　　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十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就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文艺革命（京剧革命）、教育革命等一系列革命。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于是才有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但是不论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还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机构和部门并没有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地行动起来，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产生了严重矛盾，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论是整风运动期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还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以及在击退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以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表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党内存在，而且还出现于党的高级领导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时也鉴于苏共中央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毛泽东才向全党敲响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警钟。[12]

　　这个时期发生的几次运动确实发人深思。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和“四清”运动都使基层干部和群众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这里固然有经验不足的因素，但是通过深思可以发现，出现的问题则是耐人寻味的。

　　从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的历程来分析，由于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着运动权，他们中的不少人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严重，违背党的方针政策，个人专断，压制民主，维护个人利益，扭转运动方向，借运动之机随心所欲地打击报复给他们提意见的人，将矛头指向普通的干部和群众，从而使运动走了过场，难以取得成效。因而如何才能够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使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防止有人借运动之机来整人，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迫切问题。

　　在“四清”运动中，究竟是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还是一般的官僚主义和多吃多占的党员干部，直接关系到是对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将他们解放出来，依靠群众和放下包袱的大部分干部来进行运动，还是主要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同时，如果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如果派出工作队的上级党委乃至于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要看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掌握着权力，一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必然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将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攫为己有，因而不论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上还是从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上，党员领导干部都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先机。况且路线方针政策是人制定的，当然也可以由人来废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以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干部起着决定性作用。[13]如果一旦干部出现问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乃至于党中央内部出现修正主义，就会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如何才能够保证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呢？

　　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依靠各级干部来执行的，最终要落实到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中。这个期间出现的问题，固然有群众运动自身的因素所致，但是作为具体领导运动的干部来说还是要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这决不仅仅是认识和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与干部的素质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个人利益的膨胀又往往是走资派产生的温床。那么，如何才能够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社会主义意识，保证他们能够自觉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不能不寄望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了。

　　如何才能够监督制约这些党员领导干部，防止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苏共中央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干部的修养显然是不行的，这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将广大党员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控之下，在群众运动中来监督干部，考验干部，审查干部，任免干部，使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途径。

　　3、从文献资料中来分析文革前夕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

　　前文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到文革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式作了简要的回顾与分析。那么，文革前夕党内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呢？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继续革命采取文革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14]

　　从这里可以看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因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其实，不仅仅工厂是这样，其它行业也是如此。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15]

　　这段话在理解上容易发生歧义。有人说，如果毛泽东真的是“大权旁落”了，管不了了，又如何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呢？[16]其实，毛泽东在这里并非是说他在组织上“管不了了”，否则的话，又怎么能够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北京市委呢？而是说他在思想上“管不了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被束之高阁，党政领导机构不再自觉执行他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了，社会主义道路有走向歧途的危险。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毛泽东的这些判断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党内状况当时本来就是如此的呢？有没有事实依据呢？我们看下面一组文献资料。

　　我们先看农村中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农村社教情况汇报。当汇报到农村支部书记中问题严重的占百分之二十，生产队四不清问题严重的占三分之一时，毛泽东说：我们真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17]

　　六月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周恩来、彭真说下面被敌人掌权的不少时，毛泽东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18]

　　九月七日，毛泽东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我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百分之五、不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19]

　　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阅张平化十二月六日给刘少奇的信，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请你酌定。”张平化信中说：我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已经三个月。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证明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良湖大队的情况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我们有个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进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2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并非是个人主观的判断，而是通过调研得出来的结论。他又进一步说明这个三分之一，还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多吃多占的。如果包括这两部分干部就更多了。当时存在的这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也是带有普遍性的。不仅农村是这样，工厂里边也是如此。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阅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转报的谢富治十一月十五日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报告说：在该厂揭发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有八种表现。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毛泽东阅后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21]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上级领导机关与工厂里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密切联系，而且还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提醒人们注意，要通过调查看一看经营管理中到底有多少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这是一种严重的事态，并非个别现象。这个时候陈正人在工厂的蹲点报告更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对工厂存在严重问题的警觉。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化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份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22]

　　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23]

　　从陈正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洛阳拖拉机厂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并非个例，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毛泽东提出管理人员要到车间拜师学艺，和工人打成一片，实行“三同”，不仅可以改进管理，还可以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转变工作作风，搞好社会主义企业。毛泽东在批注中不仅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而且还进一步说明这是和工农阶级尖锐对立的阶级，又愤怒地指出他们已经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社教运动的对象。这些人正在成为将来复辟变天的社会力量。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工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工厂和农村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构建，工农两大阶级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工厂、农村相当部分的基层干部烂掉了，资本主义化了，那么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逐步发生动摇，甚至会出现坍塌式的破坏，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严重政治问题。

　　当时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次被揭露了出来。这些地方高级干部在会议上的发言，以亲身的经历，生动的材料，进一步强化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于党内存在的严重形势的认识。

　　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九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在谈到文化革命问题时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24]

　　这些在社教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党内相当部分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已经烂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面临着严重挑战。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的各级领导位置上，从内部蛀蚀着共产党的根基，成为搞垮共产党的决定性力量。这使得毛泽东对于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党内的阶级斗争又往往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表现形式。党内走资派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一般来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要通过党内走资派的行动才能够达到目的。在党内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机构已经蜕化变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清除走资派，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呢？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前，要求他们在继续革命的方式上要做出选择。

　　4、是依靠党组织和干部，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继续革命？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文革前夕党内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

　　文革前在继续革命的方式上进行了探索。不论是反右派斗争还是反右倾斗争乃至于“四清”运动，都是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就有人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利用运动之机转移斗争方向，将矛头对准基层干部和群众，打击抱着善意给领导干部提了意见的人，使他们遭受磨难，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从社教运动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方法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毛泽东主张采取群众、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侧重于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而刘少奇主张抛开基层干部，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由于采取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将群众晾在一边了。[25]是否依靠群众来进行社教，成为他们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重要分歧。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批评刘少奇的时候才说：“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26]看来这些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渊源的。“四清”运动期间他们在依靠对象上的分歧，具体表现在到底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上。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发现了更为严重且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时相当多的机关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还有不少领导机构和干部烂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依靠他们来开展运动呢？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对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的方式产生置疑了。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党组织和干部烂掉了，难道就不能派出工作队代替原先的党组织来领导运动吗？我们可以设想，工作队是上级党组织派去的，如果上级党组织产生了修正主义，特别是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怎么能够保证它们派出的工作队能够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好运动呢？这个时候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过去进行继续革命的经验教训说明不少领导干部不仅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依照党纪法规行使权力，还对给他们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同时，许多党的组织和干部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继续革命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这些走资派是不会自动转变立场，革自己的命，站到无产阶级行列中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像过去一样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就难以将继续革命进行下去，取得成效。

　　正是因为这样，文革初期在撤销工作组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明堂来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他还说：“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他说：“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他还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指当时仍然在位的领导干部，—引者注）不听。”他又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27]

　　从中可以看到，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是难以取得成效的。毛泽东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提出要对继续革命的方式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要立足于当时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存在的严峻状况，还要着眼于过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开展运动的经验教训，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来确定继续革命的方式。这就是要依靠群众而不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要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够行动起来，积极参加继续革命，形成监督干部的巨大力量，就能在继续革命中取得成效，将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我们看到，在总结继续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出发，继续革命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依靠党组织（党组织出现问题后，由上级党委派来工作队主持运动）和干部进行运动转变为依靠群众了。是依靠党组织（工作队）和干部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就成为新旧继续革命方式的主要不同点。

　　5、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的。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鉴于以前继续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当时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因而采取依靠群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动员群众向着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进行斗争，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会产生负面作用。[28]况且这次依靠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进行继续革命的方式又是开拓性的，因而出现一些曲折和阴暗面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显得非常慎重，一时没有下定决心。他还要继续进行思考，权衡利弊得失以后，再做出决定。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动“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29]

　　毛泽东认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向着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进行斗争，固然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产生一些阴暗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出现的这些问题如果与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相比，不论怎么说都是次要的。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工农群众再次遭受剥削和压迫，在反复思考和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毛泽东才毅然下定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那么，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呢？

　　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前做出的。在这段时间内，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确定的呢？我们可以从下面一则文献资料上来进行分析。

　　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30]

　　从中可以看到，当张平化向毛泽东汇报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时，毛泽东没有听他的汇报，而是告诉他情况他都知道了，光靠社教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这说明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定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继续革命了。因而我们认为至迟到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我们对这则文献资料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分析。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逻辑发展，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而进行的革命。毛泽东这次重上井冈山，预示着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样，这次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找到一条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道路，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当时填的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中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31]因而我们认为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就已经下定了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是在继续革命的探索中采取了多种方法以后，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决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一时冲动，[32]而是在反复思考以后才下定决心的。这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慎重的、负责的。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工农群众再次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他把批判的武器交给工农大众，[33]领导他们向着党内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发起了强有力的冲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硕硕风采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前文我们分析了继续革命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那么，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呢？又是如何采取这些方法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呢？我们下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依靠群众。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是一次没有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领导下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一次群众性的审干运动。文革与以前继续革命的不同在于，以前进行的继续革命乃至于群众运动是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的，而这次却是依靠群众自己起来进行的。

　　其实，在毛泽东主持起草、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34]

　　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此进一步作出了说明。他说：“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35]

　　我们看到，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而另一条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在文革初期工作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一个要派出工作组，一个要撤销工作组，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文革上。在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占据了主导地位，撤销了工作组，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由此看来，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的组织和干部来进行文革，是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发挥人民群众主力军的作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可靠手段。这样既坚持了唯物史观，又汲取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决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有所改变。

　　依靠群众，就要进行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发挥群众集体力量，群策群力，聚沙成塔，打击敌人，凝聚人心，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主要途径。人民群众往往只有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表达自己的诉求。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党内走资派和官僚主义干部控制了党组织，人们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法律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才能够冲破他们的束缚，将他们斗垮批臭，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36]因而他不仅倡导群众运动，还大力支持群众运动，为人民群众通过群众运动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自身根本利益创造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遭到了党内干部不同程度的抵制，他们淡化群众路线，反对群众运动，转移斗争方向，侵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状况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引起了他的注意。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据何载回忆：“1955年的这天（指毛泽东生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引者注），蔡畅、章蕴、帅孟奇、邓颖超等几位老大姐去看他，谈话是轻松而愉快的，谁都没有提祝寿的话，却反映了一些外地情况和某些干部厌倦搞运动的情绪。最后她们建议今后不要再搞运动了。主席当场处于对她们的尊重，没有表示不同意，也未赞成。送走几位老大姐，他给身边人员说，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37]

　　毛泽东认为存在阶级斗争的社会必须搞群众运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要搞群众运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但是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进行群众运动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他与不少干部的观点是不同的。这些干部反对搞群众运动，而毛泽东却是对于群众运动表现出坚决的态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进行群众运动，依靠群众进行斗争，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观点。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凝聚起来，行使民主权利，打击敌人，维护根本利益的有效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文革，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继续革命方法。由于党内存在的严峻形势，许多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因而从形式上来看，这两种方法都是在搞群众运动，实质上却迥然不同，一个在搞群众运动，另一个则是运动群众。这直接关系到继续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2、运用“四大”。

　　“四大”是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在一九五七年党内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过程中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民主形式。“四大”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党内和风细雨式的整风，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小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既表现为大民主的形式，也表现为小民主的形式，是大小民主形式的结合。什么时候使用大民主，什么时候使用小民主，还要依据面临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小民主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了，大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呢？应该如何来认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和小民主呢？毛泽东对此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38]

　　从中可以看到，有些人主张的大民主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和所谓“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是实行不了的。毛泽东借用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说法，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是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的民主。我们以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来取得胜利的。现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还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如果这些人不通过整风（即小民主），改正自身存在的错误，搞好与群众关系，与群众打成一片，那么人民群众就会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打击官僚主义者。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仅回顾了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历史，根据时代的发展还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赋予了新的含义，认为群众用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什么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39]

　　运用大民主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揭露阴暗面，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打击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坏人暴露出来，显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便于将他们及时清理出革命队伍。因而毛泽东认为不必对大民主心存芥蒂，一味地害怕大民主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希望用小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而不是用大民主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他在座谈会上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40]由此看来，毛泽东一开始还是希望用小民主而不是大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他主张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解决问题还是在整风反右以后。

　　那么，在整风反右中，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应该如何看待取得的这些成果呢？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41]

　　由此我们看到，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形成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群众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创造。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在民主与集中的问题上，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集中制，在民主与专政的问题上，不是破坏而是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还要和小民主结合起来，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解决我们现实社会中现存的矛盾和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保证。因而作为无产阶级大民主表现形式的“四大”，要确定下来，不断完善并传播下去。

　　“四大”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消灭的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这就要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来进行文革，在论辩中不仅去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还要自觉地与自己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不仅要划出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形，还要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害，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来行使民主权利，表达个人意见，交流观点，进行辩论，弄清是非，统一思想，在斗争中使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发扬光大。这是纯洁思想，清除污垢，振奋精神，提高士气，传播真理，弘扬正气的方法。

　　既然“四大”作为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能够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因而就写进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决定》不仅要求在文革中采用“四大”，还就如何使用“四大”作出了具体规定。《决定》指出：“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42]

　　由此看来，文化大革命要采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来进行。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真理愈辩愈明。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用大字报来阐明主张，在辩论中深化认识，在思想交锋中走向成熟，在鸣放中锻炼成长，在“四大”的践行中达到文革的目的。毛泽东批发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同浩荡的东风将文革星火吹遍了神州大地。毛泽东撰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恰似一声春雷，响彻在祖国的长空，鼓舞着人民群众投入到文革的洪流。文化大革命为“四大”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实际行动将“四大”运用的淋漓尽致。在毛泽东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

　　运用“四大”，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批判的武器进行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问题，要搞清楚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应该发扬广大，那些应该进行批判，勾画出走资派的嘴脸，描绘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形象，提高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使他们受到教育，以左派为中心，将他们组织起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完成继续革命的任务。

　　“四大”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具。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要运用这一批判的武器不仅剥开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画皮，从理论上批倒他们，还要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3、进行文斗。

　　文革初期毛泽东反复讲过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个观点写入了由他主持起草、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指出：“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43]不仅如此，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和《人民日报》社论中也是一再重申这个观点。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44]

　　毛泽东还对武斗的形式进行过分析。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45]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罚跪等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只能激化矛盾，无助于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因而他要求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不要这样做，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文斗。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是主张文斗，反对武斗的。他主张通过文斗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反对在文革中进行武斗。这不仅写入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且他还通过会议和报刊杂志反复地宣传和解释这个观点，意图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文斗的轨道前进。但是，在文革进程中，又对这个指示执行的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其根本目的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促进人的思想的革命化。这就要文斗，而不能武斗。因为只有文斗才能触及人的灵魂，改造人的世界观，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武斗只能触及人的皮肤，使人的肉体受到损害，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这就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激烈论辩，以理服人，通过理论的争锋，进行思想的碰撞，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取得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但是，事与愿违，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武斗，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动用了枪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止武斗，将文化大革命纳入文斗的轨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方面对武斗的双方进行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实行“三支两军”，组织工宣队、军宣队去制止武斗，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文化大革命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采取这些措施后，武斗逐渐平息下来。在夺权任务完成后，文革就进入到了斗、批、改阶段。

　　由此我们看到，文革只能在文斗的轨道上进行，而不能脱离文斗跑到武斗的轨道上去。一旦文革脱离了文斗的轨道，就意味着文革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样就违背了文革的宗旨和原则。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要采取说服教育和强制性相结合的措施，将这种局面扭转过来，制止武斗，解决矛盾，促进团结，实现联合，使文革转向文斗的轨道。

　　后来有人以出现武斗来诋毁文革，说武斗是文革造成的。如果仅从表象上来看，似乎是这样。武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要是不搞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出现武斗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以后就会发现，武斗背离了文革的宗旨，扭转了文革的方向，宗派主义盛行，个人意气行事，是为谋求个人或集团私利而采取的行动。这既不是文革的本质，也不是文革的表象，不过是表象中的假象而已。为了丑化文革，有人才把假象当成表象，用表象来代替本质，将武斗作为攻击文革的炮弹来歪曲事实真相。除了认识的原因以来，主要还是由于立场的不同造成的。

　　文斗和武斗是两条不同的文革方式。从文革的历程来看，文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武斗不过是文革进程中的一个插曲。毛泽东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主张以文斗来达到目的。有些人就是坚持武斗反对文斗，以武斗来破坏文革，将水搅浑，然后将武斗的责任推到文革及其发动者身上，以便于浑水摸鱼，追逐个人的私利。这种贼喊捉贼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伎俩，随着文革真相的披露逐渐大白于天下。

　　文革后期，毛泽东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将全面内战作为文革的两大错误之一。[46]全面内战不过是武斗的极端发展而已，实际上就是大规模武斗的升级版。武斗已经脱离了文革的轨道，不论是造反派搞的武斗还是保守派搞的武斗，毛泽东都费尽心思地加以纠正，将他们纳入文斗的正常轨道，在文斗中进行文革。

　　文斗是进行文革的正确途径，武斗是背离文革宗旨破坏文革的具体表现。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武斗一旦萌芽或出现后，就要采取果断措施将其遏制住，防止向大规模武斗发展，影响文革进程。这是文革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4、由下至上。

　　以往的继续革命乃至于群众运动是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领导下，由上至下的方式进行的，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依靠群众采取由下至上的方式来实行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继续革命，是与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还是依靠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就要采取由上至下的方式，而依靠群众进行文革就要采取由下至上的方式。前文我们研究了依靠群众进行文革，现在我们对由下到上的方式进一步作出分析。

　　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探索继续革命过程中作出的选择。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47]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过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厂、农村、文化界进行的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这些运动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自上而下搞起来的，而问题恰恰就出现于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中间，这样由他们来领导对自我进行革命的运动就显得困难重重，难以取得成效。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才采取了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黑暗面的方式，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如果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以平等的态度和群众相处，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诚恳接受批评意见，认真作好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克服缺点，改造自我，净化灵魂，本来是不致于发展到全面夺权，致使许多干部被打倒的。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向他们打出了招呼，对他们说：“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48]可是他们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不思进取，默守陈规，消极对待文革，有的甚至逃离岗位躲了起来，结果最后在全面夺权中被打倒了。比如，湖南省委书记处的书记就剩下章伯森一个人坚守岗位没有逃走，[49]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拒绝亮相，站出来主持工作，[50]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性事件。

　　将群众动员起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革，就要建立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俗称造反派头头。这个时候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出来。尽管群众组织众多，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是从这些组织对文革的态度来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两大类。造反派组织属于革命群众组织，保守派组织属于群众组织。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具有不同的斗争方向。保守派组织保护党政干部反对造反，身后站着当权派，他们往往是在当权派的支持下采取行动的。这个时候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矛盾，往往被当权派转化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甚至还造成了造反派的分裂乃至于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军队介入后，许多支左部队又支错了对象。这与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文革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于是，武斗出现了，损失产生了，混乱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夺权完成，革命委员会建立，局势走向稳定的情况下，革命群众组织的使命完成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议下，这些组织也就自动解散了。

　　从中可以看到，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继续革命，并非出自毛泽东的主观臆断，而是不得已的选择。作为一位饱经沧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清楚地知道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继续革命，对干部会造成严重的冲击，产生负面的影响和后果。但是继续革命在通过其它方式已经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就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革。损失固然会有，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是与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比较起来，再大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况且，即使被冲击的干部，横竖一个不杀，搞错了的以后还可以在斗、批、改阶段进行平反。[51]在总结了第一次文革的经验教训以后，再搞文革造成的损失就会小得多。因而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由此看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在此前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继续革命难以取得成效的背景下，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采取这种方式虽然会造成不小的损失和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但是可以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产生的问题也可以在斗、批、改阶段予以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选择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5、由点到面。

　　文化大革命并非是在全国猛然推开遍地开花的，而是循序渐进逐步展开的。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然后再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52]不论是文革发动、全面夺权还是斗、批、改阶段，分别是在北京、上海、“六厂二校”试点的基础上，发展到各省、市、自治区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

　　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展开来看，文革首先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仍然按照“四清”的要求来进行运动。[53]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到同年十二月关于工厂和农村进行文革的文件下发前，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扩展到了全国城乡各个地区。[54]

　　从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近代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结合，才取得成果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先从青年学生开始，而后发展到与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将文化大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因而毛泽东主张要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55]同时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对文革的进程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论是近代的历史规律还是当时工农两大阶级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现实力量都说明，将文革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工农群众参加到文革中去是具有必然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将工农群众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主人翁作用，提高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增强他们进行继续革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扩大到全国各地，在国防科研单位和要害部门也是区别对待的，特殊情况下还要通过军管来控制局势。在边疆地区和战备地区进行文革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56]毛泽东还通过周恩来对于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的高层人士和老干部给予必要的保护。[57]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是以北京为试点和中心，带动全国运动发展的。北京的青年学生率先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运动昭示着全国。清华附中诞生了红卫兵，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北大产生，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影响着文革的发展，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对北京学生运动的分析和调研，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排除干扰，消除隐患，培养骨干，提供借鉴，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北京的学生运动对全国起着导向作用。

　　文革中的全面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是东部沿海的中心，长江的入海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工业基础最为雄厚，工人阶级比较集中。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上海工人阶级走在了夺权斗争的最前列。上海夺权是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两个报社开始的。毛泽东获悉后，称赞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58]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虽然后来也出现过反复与斗争，但是上海造反派却将大局稳定了下来。由上海夺权引发了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的第一轮全面夺权风暴，夺权运动遍及全国。上海的夺权为全国的夺权运动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借鉴，起到了带头的作用。经过一年又九个月的夺权，最后终于以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标志，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进入到斗、批、改阶段。

　　在斗、批、改阶段，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内容，但是为稳妥计，还是以“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效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引者注）为试点，将斗、批、改的具体措施在经过实验以后，再向全国推广。这个时候毛泽东派出谢静宜等联络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整理材料，随时上报，然后制定出适宜的政策指导着各地进行的斗、批、改，推动斗、批、改任务的完成。[59]

　　由此我们看到，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逐步推向全国，毛泽东是极为慎重的。他从革命运动的规律出发，首先在大中城市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后再进一步推进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不论是在文革发动、全面夺权还是斗、批、改阶段，他分别以北京、上海、“六厂二校”为试点，派出人员，调查研究，取得经验，加以推广，由点到面，步步深入，为文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将文革推向前进。

　　6、由乱达治。

　　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60]通过大乱来破坏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部分，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东西清除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达到大治。

　　有人不仅要问，天下大治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实现呢？不经过天下大乱的方式，究竟能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了探索，不论是整风反右、反右倾斗争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五反”和“四清”，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61]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中，才找到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毛泽东提出如果党内特别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要造反。[62]既然要造反，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只有经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不经过天下大乱，就难以达到天下大治。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

　　其实，在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就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63]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64]

　　从中看到，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群众，做官当老爷，毛泽东说了多少次就是不听，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审查干部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群众运动搞起来会伤人太多，[65]特别是这一次依靠群众采取由下至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会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是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再平反。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只有通过天下大乱的方式，才能够使矛盾暴露出来。这样就便于认清本质，抓住要害问题，提纲挈领，将问题迎刃而解。不然的话，如果矛盾被假象掩盖着，就不好解决了。

　　由此看来，毛泽东采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过去采取的方式遇到了重重阻力，毛泽东说了多少次也没有效果，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了由乱达治的方式。毛泽东意识到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来进行斗争，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混乱。但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使隐藏的矛盾暴露出来，将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清理出去，在反复思考后他还是采取了这种由乱到治的方式。

　　毛泽东是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天下大乱呢？由乱达治的方式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毛泽东认为通过乱才能达到治。他承认乱，不怕乱，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将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时候的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中发生的，是在依靠群众的背景下产生的，出不了什么大事，天掉不下来。群众在掌握了批判的武器以后，就要在斗争中经受教育和锻炼，红卫兵、群众一起来，把过去办不成的事也给办成了，运动是有成效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66]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67]

　　十月三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儿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68]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69]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是依靠群众进行的革命，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因而即使出现了混乱和斗争，闹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反复教育和耐心说服之下就会趋于平静，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大局，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取得的成就是肯定的，对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他认为局势正在向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假以时日，辅之以工作，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由乱到治是文革前在继续革命的探索中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的。治和乱是一对矛盾。由乱达治，只有通过乱才能达到治，只有通过治才能将乱中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因为只有在大乱中才能够暴露矛盾，便于抓住问题的本质，然后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果不发生大乱，事物的真相就会被重重的雾障遮掩着，难以睹其本来面目。这样也就难于解决问题，达到治了。由大乱到大治，是在文革前的探索中，没有找到有效方式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

　　乱虽然会造成损失，但是这种损失是为了达到治所付出的代价。况且这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又是依靠群众开展起来的，在人民内部又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就决定了即使出现一些动荡和混乱的局面，一般情况下也是不致于失控，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虽然毛泽东将全面内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两大错误之一进行批评，[70]但是坦率地讲除了在局部一时出现过大规模武斗以外，从全局上来看毕竟没有出现全面内战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自始至终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控制着政局的主导权。这是在大局掌控下的局势混乱，是为实现大治所付出的重大代价。

　　本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在继续革命探索中遭遇挫折后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这固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造成重大损失，却没有导致全局上的失控，出现大规模动荡的局面。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但是在中国出现八九事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巨大挫折的情况下，胡乔木不从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也不顾这种方式所取得的成效，仍然对由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的方式进行批评和指责。一九九一年他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还尖锐地反问道：“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71]

　　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令人惋惜的。前文我们说过采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来进行文革，是不得已的选择。在否定了这种方式以后，我们看一看改革开放后进行的整党、“三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又取得了什么成效呢？难道不都是以走过场而告终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不就从反面证明了当年毛泽东采取以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的方式进行继续革命是必要的吗？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由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并非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在继续革命过程中不得已的选择。乱，固然会造成损失，但这是为达到治所付出的代价。代价固然让人痛心，但是这就如同将予取之必先予之一样，是为避免更大的乱而采取的必要行动。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在被动情况下的主动选择。

　　7、全国演习。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要想理解这个问题，就要从文革的首要任务、范围和定位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把握。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修防修，从范围上来说，是全国性的，从定位上来说，是演习而不是实战。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才有助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是将继续革命作为演习来看待的。其实，演习的提法并非是在文革的时候才出现的，早在整风反右期间毛泽东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中写道：“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72]

　　匈牙利事件是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事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冲击，给匈牙利造成惨痛损失，最后是在苏军的出动下才将事件平息的。这个事件的出现，主要的还是由于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引起的。中国也存在产生匈牙利事件的隐患。这种隐患具体表现在机关、单位和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发起了党内整风。整风就是演习。这是主动采取措施，将可能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分割成许多小匈牙利事件去演习，通过整风的方式，将机关、单位和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处理掉，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出现。

　　但是事与愿违，整风因为反右派而夭折，后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纠“左”因为反右倾而中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些探索先后受挫以后，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南昌站专列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73]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通信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7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这次演习会使左、中、右三派都能得到各自的教训。在斗争中，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会成为左派和右派激烈争夺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否把中间派争取到自己一方，或者至少使他们中立，会对两派斗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影响。通过演习，左派和右派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双方的力量对比、长处短处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样就便于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改进斗争策略，攻击薄弱环节，为下一步斗争做好准备。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被称为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呢？这次全国性的演习究竟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所谓演习，其实就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反修的探索和试验。反修防修决定着演习的方向和目的，是全国而不是局部决定着演习的规模，是演习而不是实战决定着演习的定位。文化大革命是演习而非实战的定位，决定着我们既要认真对待这次演习，又不能将演习搞成实战，在总结演习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找出一条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形成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这就要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反修防修的演习，使广大青年和群众经受锻炼，培养他们的造反精神，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增强他们反对修正主义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为防止和平演变，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南昌站专列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5]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7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想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使广大学生、青年和群众运用批判的武器进行斗争，在斗争中经受锻炼，提高本领，使他们认识到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不能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目前又存在什么问题，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是什么，为什么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从而使人们科学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树立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斗争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广大青年人能够经风雨、见世面，提高他们对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免疫力，自觉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抵制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在演习中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倒，将他们清除党内和阶级队伍。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演习的过程就是对他们进行清理的过程。将他们清除党内和阶级队伍以后，就会逐步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隐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创造重要条件。进行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演习一次，演习一次，就会清除一次，通过多次的清除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就会逐步被消除，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巩固和发展了。

　　退一步说，如果在演习中没有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清除掉，或者这些清除掉的力量又一次死灰复燃，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那么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和锻炼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团结起来，举起造反的大旗，在左派的领导下，振臂一呼，群起而响应，由演习转为实战，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轨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通过全国性的演习，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倒和清除，消除复辟变天的内部隐患，在斗争中提高广大青年和群众的战斗力。这样将来一旦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觉醒了的人民群众就会起来造反，通过实战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8、循环往复。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决不是搞一次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文革就是在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清除掉，逐步消除这些人滋生的社会基础，最后达到防止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循环往复的工作。继续革命就是在长时期循环往复的进程中才最终完成任务的。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决不仅仅是进行一次，而是要搞多次才能够将任务最终完成。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77]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时，加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78]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还是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告诫全党全国人民，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要经过多次才能够完成任务，革命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繁重，因而决不可以掉以轻心，放松警惕，认为太平无事了。

　　那么，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而是要进行多次才能够完成任务呢？

　　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而不是一次，并不是那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情况的客观要求决定的。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文革要进行多次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79]他认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80]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着继续革命的长期性。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这也就决定着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性。在这样一个长时期的革命时期中，不是进行一次文革，而是要经过多次文革才能够最终完成任务。因而我们说文革要进行多次是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的。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二，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需要。

　　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观。[81]改造人的世界观，是要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艰难曲折的过程。因而从世界观改造的要求出发，仅仅进行一次文革是不够的，而是要通过多次文革以后，才有可能使人的世界观得到改造，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从世界观改造的要求来分析，是要进行多次文革的。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三，是由于文革任务不可能由一次文革来完成。

　　不论是文革发动之际还是在文革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就向全党反复谈到过这个问题。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82]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83]

　　从中可以看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是基本上而不可能是全部打倒右派，坏人没有搞干净。既然还存在着右派和坏人，况且这些右派和坏人在新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死灰复燃发展壮大，进一步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通过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了。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四，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新生的资产阶级随时有可能出现，乃至于卷土重来。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构成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业已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个体经济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这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还不巩固。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被打倒的反动势力还在企图复辟，社会上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仍然在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会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

　　由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仍然存在，即使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文革中被打倒或清除，只要一有适宜的机会，这些被打倒的力量（这个时候不见得是他们本人了）就会在新的形势下再次涌现出来。这就要再次通过文革将他们打倒或清除掉。鉴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仍然存在，因而就要出现一次，清除一次，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而每一次的斗争都比以前有所进步，呈现螺旋式的上升，直到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被铲除为止。这是一个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五，是打破王朝兴衰周期率的需要。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每隔几百年就会出现一次王朝更替的现象，波涛起伏，循环往复，一直持续到近代，被人称为王朝兴衰周期率。一九四五年七月上旬，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交谈时说，历史上的政权没有摆脱王朝兴衰周期率，没有逃脱“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结局，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到新路，打破这个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个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于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4]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建立的政权虽然与封建社会的政权具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但是一旦共产党建立的政权腐化变质了，那么就会与历史上的政权一样，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重蹈周期率的覆辙。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继续革命的探索中，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走资派就在党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又暴露出党内许多严重的腐化问题。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解决，党和国家政权确实面临着变质的严重隐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依靠民主，将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人人负责，监督党员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王朝兴衰周期率，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文革就是运用社会主义民主，为打破这个周期率所采取的主动行动，是破解王朝兴衰周期率的现实需要。王朝兴衰周期率并非是通过一次文革就能够将其打破的，而是要经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反复冲击中才能够被打破，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要进行多次而不是一次的文革才能够达到目的。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六，是建立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要求。

　　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就是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就要使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通过文革的演习来提高认识能力，增强斗争意志，一旦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他们就能够行动起来，运用这种民主权利起来斗争，将修正主义消灭掉。

　　这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这是因为只进行一次文革，取得的经验教训毕竟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反修防修的民主制度只能是初步的，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就要通过多次文革，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并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上得到保证。这只能在多次文革的背景下才能够做到。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表现，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只有进行多次文革，才能建立起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仅仅进行一次就完成任务了，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即使在文革中被消灭了，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被复制出来。改造人的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也在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出警告。这就要将文革以民主制度的方式建立起来，并从法律上得到保证。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进行一次而是要进行多次文革，才有可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党和政权的性质不变，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以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分析，文化大革命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展开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得以实践的。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实践的重要途径。

　　（三）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继续革命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不是偶然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探索过程中采取多种方法失效以后，才做出的选择。这种方法的鲜明特点在于，不是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干部而是依靠群众来进行的。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采取这种方法进行继续革命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党内存在严峻状况，而过去方法又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局出发，在反复思考以后，毛泽东还是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运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由点到面，步步推开，通过全国性的演习来锻炼群众，清除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地富反坏右，经过多次文革在循环往复中才能够最终完成任务。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毛泽东在探索中经过了一个发动、观察、指导、纠正到最后肯定的过程。

　　文革发动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85]

　　文革发动后，这种方法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毛泽东对此是非常慎重的，没有匆忙做出结论，而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种方法到底怎么样，甚至还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这种方法不仅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而且他们也是同意这种作法的。当全面夺权走向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方法的判断就逐渐明朗化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86]

　　我们看到，从文革发动到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对形势的发展是忧虑的，估计文革的结局很有可能是失败。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在外出视察以后，他认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87]这个时候他对文革的前景才有了乐观的判断，认为文革的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这个判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引用的一段语录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毛泽东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88]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阶段结束，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判断。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进行继续革命，是正确的，必要的，及时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进行继续革命，是在探索中前行的。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解决问题，他是存在忧虑的，并没有做出肯定性的回答，而是在纠“左”反右中前进，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的探究工作，直到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全面夺权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才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后又在一九六八年对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当然，毛泽东并不讳言文革中出现的错误，不仅对文革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具体纠正了文革进程中的错误。他并没有因为文革出现错误就否定文革，也没有因为文革取得成效就讳言错误，而是对文革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为文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还对文革中发生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直到去世前夕仍然坚持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89]这说明尽管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毛泽东还是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的。对文革的态度决定着对文革方法的态度，对文革的肯定也就是对于文革方法的肯定。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文革作为继续革命的实现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文化大革命在全面夺权完成后，就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精简机构，重新建党，清理阶级队伍，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创办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科室人员到车间参加劳动，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精神风貌昂扬向上，城乡面貌显著改善，社会风气得到净化，进一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早在文革发动之际，《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90]那么，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经济的发展。这话是片面的，偏激的，不负责任的，没有从宏观上对此做出公正的评判。我们认为影响当然是有，在局部地区还比较严重。这种状况主要出现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上半年，特别是其中的若干月份。我们要注意到这一年半在文革十年中只占一个较短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期也通过“三支两军”避免了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没有发生大起大落乃至于经济和社会的危机。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简练的语言对此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9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还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来分析，都说明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不少错误，甚至在局部地区还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混乱的局面，但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毕竟基本上达到了继续革命的目的，取得了成效。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在纠正错误汲取教训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会不断走向完善的。这些错误在以后进行的文革中也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对文革期间出现的错误予以客观分析，而不是一味否定了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这一点。

　　十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后盾。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以军队为后盾开展起来的，军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是在以军队为后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进行的。根据文革的发展需要，军队要适时介入文革支持造反群众。没有以军队为后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和保护，要进行这样的大革命是不可能的。

　　（一）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毛泽东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权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1]既然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军队就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主要成分。无产阶级政权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的，军队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成分。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军队也就成为继续革命的后盾。文革是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军队既然是继续革命的后盾，那么也就成为文革的后盾。

　　军队为什么是继续革命的后盾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逻辑来分析，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的后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制定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建立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巩固了政权，恢复了经济，而后又进行了三大改造，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军队都是进行革命的后盾。这些胜利的取得，雄辩地证明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2]既然人民军队是进行新民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后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逻辑上来说是前两次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军队，也就自然成为继续革命的后盾了。

　　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来分析，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组织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为实现党制定的政治任务而斗争，绝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反修防修进行文化大革命，那么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不可能置身于运动之外，而是必然要参加到运动中，以实际的行动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那么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就必然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积极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原则上来说，军队参加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从这方面来说，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来分析，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后盾，继续革命是搞不起来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才能进行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要为继续革命保驾护航。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构成是人民军队。既然进行继续革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保驾护航，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构成的人民军队，就要为进行继续革命提供坚强保障。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是在人民军队作为后盾提供坚强保障的情况下才开展起来的。人民军队就是要在文革中站在左派造反群众的立场上，从政治上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坚定的支持，帮助他们夺权。这个时候能否得到军队的支持，往往成为夺权胜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4]同时，在文革中人民军队还负有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制止武斗，遏制混乱局面蔓延，保证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的任务。因而我们说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来分析，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军队，参加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军队成为进行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

　　从军队在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力量对比的不同影响上来分析，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队在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之间影响的不同造成的。走资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云人物，在党内占据着领导位置。他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控制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以利用合法的方式来镇压群众。而军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党内走资派正是在以军队为主体的国家机器的保护下，才能够呼风唤雨，复辟资本主义的。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他们就如同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能够为所欲为呢？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些人为了避免遭受文革的冲击，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在想方设法争取军队的支持，希望军队能够在文革中保护自己。由于这些人头上并没有贴着走资派的标签，以党内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颇能迷惑人，因而一时真假难辨，使得军队在文革中的行动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这个时候就要切断走资派与军队的联系，防止他们运用专政工具来镇压群众，使他们成为“泥足巨人”，[5]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创造条件。同时，军队要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成为他们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这是改变双方实力对比不同的关键。正是由于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之间力量对比的差异，因而从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出发，就要切断党内走资派与军队的联系，消除他们运用专政工具来镇压群众的可能性，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左派群众。这是文革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后盾。军队作为后盾，是由中国革命的发展逻辑、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以及军队在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力量对比的不同影响这几个方面决定的。从中国革命的发展逻辑来分析，军队参加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来分析，军队要为文革的进行保驾护航；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来分析，文革只有在军队的支持下才能够进行；从军队在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力量对比的不同影响上来分析，只有军队的支持才能孤立走资派，壮大革命群众力量，改变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为文革的进行提供可靠保障。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起来的。自古以来掌握政权的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地运用专政的力量来维护统治，防止人民群众造反，还没有哪一个掌握政权的集团，为了防止政权的变质，能够发动群众向自己内部的腐化堕落势力造反。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人民军队的支持下，才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动员广大群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向自身腐败势力猛烈开火。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防止走资派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来镇压革命群众。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剥夺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剥掉他们窃居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护身符”，以人民军队为后盾，依靠广大群众而不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

　　（二）军队自身的文革运动。

　　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不仅要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保驾护航，而且自身也要进行文革。那么，军队为什么要进行文革呢？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呢？如何进行军队文革呢？军队文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军队要进行文革，是因为军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军队内部的官僚主义、长官意志、脱离群众的作风也比较严重。这些问题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解决。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指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而要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6]《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军队的文革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7]

　　此后，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制定了若干关于军队文革的文件，从方针政策上指导着军内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起草了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的报告。[8]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二月，中央军委制定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和《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四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十条”。[9]这些文件根据中央文革的基本精神，着眼于军队具体情况，是在调研中制定出来，经过毛泽东审定、修改、批准以后才发布的。

　　为了搞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人任副组长，具体领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10]军队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下，在全军文革小组的具体领导下，在探索中进行的。

　　在军队进行文革，就是不仅要把军内走资派揪出来，使军队领导权进一步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还要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人民军队，能够更好地担负起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这就要求将军队文革和保卫文革结合起来，既要进行军队文革，又要着眼于军队的稳定，在斗争中完成任务。

　　由于军队既要保卫地方文革，又要进行自身的文革，这样在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出现冲突的时候，为了保证地方文革的进行，还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协调，让军队文革服务于地方文革。这在萧华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给林彪的报告中表现出来。报告提出：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被付诸于实施。[11]

　　既然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不仅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而且还负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使命，那么就要将进行军队文革与履行军队的使命和任务结合起来，这就与地方文革表现出不同。军队文革既不是在所有领域进行，也不会全面铺开，而是要限定范围，觅定方式，谨慎选择，逐步推进，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取得成就。

　　（1）军队文革的范围。

　　鉴于军队的特殊性，文革并不是在军队全面铺开，而是有限定范围的。哪些部门可以进行文革，哪些部门暂停文革，哪些部门开展正面教育而不进行文革，就要在调研和探索中做出严格界定。这样既保证了军队文革的进行，又不影响军队履行职能，使得文革在军队中稳步推进，防止出现失控的局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不仅取消了“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还要“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12]军队院校中取消党委领导文革的决定，并没有在其它进行文革的军队机关中广泛推行。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文革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中进行的，而在军以下作战部队中则是进行正面教育。这是为了维护部队的稳定，使得作战部队能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可以出动保卫国家安全和文化大革命。

　　为了慎重起见，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期分批地进行。军委决定暂时不进行文革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文革，要听候军委的命令。这样就可以按照既定步骤，有序进行，防止发生混乱。

　　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在军以上机关进行文革既没有采取军队院校的方式，也没有采取地方上的作法，而是要求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联。[13]同时，军队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也不采取文革的方式。[14]

　　这样我们看到，军队进行文革的范围是作出严格限制的。文革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军以下作战部队进行正面教育，不采取文革的方式，不搞“四大”。就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也是分期分批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不要成立跨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文化革命组织对党委和行政机构有批评和建议权，但不能代替行使职权。这样就便于保证作战部队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保卫文化大革命。

　　（2）夺权的范围。

　　军以上机关虽然可以进行文革，但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军队内部指挥体系的完整，对夺权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

　　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再作出决定。即使这些单位可以进行夺权，仍然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他们参加夺权。

　　哪些人可以参加夺权呢？能不能联合别的单位的革命组织进行夺权呢？

　　从中可以看到，可以夺权的单位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15]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保持部队的基本稳定，因而在军队文革的范围、夺权的范围上做出了明确规定，不允许成立超越基层单位的联合战斗组织，对文革的方式也作出了界定，那么军队文革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

　　（3）文革的方式。

　　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16]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17]

　　从中可以看到，在军队进行文革是必要的，也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如果军队的领导权落到走资派手中，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造成毁灭性破坏。因而就要通过文革来清除军内走资派，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但是，军队又负有保卫国家安全和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因而就不能像地方那样进行文革，而要对军队文革作出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措施表现在文革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开展正面教育，而不采取文革的方式。进行文革的机关和单位，要采取“四大”的方式，分期分批地进行，要文斗不要武斗，按基层行政单位成立造反战斗组织。夺权只在院校、医院、体工队等单位进行，其它机关和单位则不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夺权。军事指挥机关不能采取夺权的方式，而要在党委领导下来进行文革，以保证指挥有效，政令畅通。

　　这样我们看到，既要在军队进行文革，又要对军队进行的文革有所限制。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军队文革的鲜明特点，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只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将军队文革推向前进。这就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借口军队在文革中发生了一些错误和问题，就反对进行军队文革。这是在军队文革问题上存在的右的倾向；一是无视军队担负国家安全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重任，主张军队文革遍地开花，而不采取任何必要的限制措施，这样势必会冲击军队指挥体系，影响部队稳定，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严重破坏。这是在军队文革问题上出现的“左”的倾向。

　　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军队文革中都出现过。文革在军队开展起来以后，军内造反派蜂拥而起，冲击国防部，进行武斗，当时有不少军队领导干部处境困难，甚至遭受了皮肉之苦。这是军队文革出现错误的重要表现。“大闹怀仁堂”、“大闹京西宾馆”和“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几个事件在反对武斗批评对干部冲击过大等方面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从这些事件的主旨上来分析，却是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他们不是想方设法对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弥补和改正，而是对文革的方向产生了质疑，以文革出现的错误为借口，要否定军队文革的发展方向。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方式，要他们停职检查，召开党内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和帮助。当然，这个时候也有一些被冲击和批斗的军队领导干部向毛泽东诉苦，说他们有错误就检讨，但是要保证他们的工作。毛泽东一方面严厉批评军内造反派搞武斗，不按政策办事，另一方面又对这些军队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能够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自己。[18]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军内对待文革的两种不同态度的领导干部时，是讲究策略的，所采取的方式也是正当的。

　　另一种是在军队文革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军队文革开展起来以后，由于军队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也由于造反派没有掌握好政策，进行了武斗，因而导致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遭受了重大冲击，纷纷被批斗，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部队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如果得以实施势必对军队造成更大的冲击，使军队在担负维护国家安全和保卫文化大革命重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王、关、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垮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军队进行文革，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遭到冲击的时候，林彪对自己四野的老部下，遭受冲击的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伸出援助之手，使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以五一三事件为标志，林彪集团逐渐形成。[19]这个集团在掌握权力以后，开始对文革阳奉阴违，逐渐背离了文革路线，走上了同文革相对抗的道路，对文革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毛泽东又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九一三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通过文革清除军内走资派，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密切官兵关系，提高军队战斗力，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就是进行军队文革的必要性。尽管在调研和探索中对军队文革作出了必要的限制，在文革进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遭到了军内不少领导干部的反对，表现出严重的抵触情绪。同时，军内文革也出现了武斗，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局面。毛泽东既向军队领导人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又对军内造反派的过火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还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纠正文革进程中的错误，将军队文革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从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的要求出发，既要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清除军内走资派，又要使军队能够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保持军队的总体稳定。这就要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结合起来，使军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在斗争中将军队文革推向前进。

　　（三）军队是继续革命坚强后盾的重要表现。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起来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进行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那么，作为继续革命坚强后盾的军队，又是如何介入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提供支持和保护的呢？

　　1、首都工作组。

　　北京是发动文革的策源地。文革星火是从北京点燃后传播到全国各地去的。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动起来的。为了使文革在北京得以发动并能够顺利进行，就要加强北京的武装力量，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首都工作组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起来的，由周恩来具体领导，直接对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统一指挥首都北京的武装力量，严密监控社会动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这实际上就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设置了一道“防火墙”。

　　关于首都工作组的组成及其相关情况，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下设处理日常事务的办事机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扩编北京卫戍区，调两个陆军师到北京执行任务。[20]

　　五月十五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十八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周恩来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由于战备需要，后来没有动用一九三师，而是调动了驻怀柔的七○师。—引者注），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21]

　　首都工作组调动两个陆军师到北京后，对北京的武装力量重新进行了编排和部署，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由四个师组成。原中央警卫师改称为警卫第一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第二师，这两个师以执行城区和近郊区重点保卫目标的警卫任务为主，以部分兵力执行机动任务。调二十四军的第七○师为警卫第三师，该师仍驻怀柔地区。调第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第一八九师为警卫第四师。该师调来后部署在南苑、长辛店和北效的清河地区。这两个师以执行机动任务为主，用少数兵力执行北京郊区重点保卫目标的警卫任务。[22]

　　这样经过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兵力已经达到十万多人。但是首都工作组仍然担心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北京卫戍区掌握的兵力难以适应任务要求，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驻扎在高碑店的一一二师、天津的一九六师、宣化的一九三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卫戍区直接调动。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第一件事是清理整顿首都治安，清除不安全的隐患，重新制定首都安全方案，保证党中央的安全。首都工作组提出了对卫戍区部队的部署调整和整编安排：六月十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六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干部调配；六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区部队的调整。[23]

　　首都工作组要求北京卫戍区部队的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这个任务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代表北京卫戍区全体官兵宣誓时作了传达。[24]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北京卫戍区的扩编，调两个陆军师到北京加强警务，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极其秘密地进行的。当时，首都工作组是一个绝密的机构。在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说：“‘首都工作组’本身就是绝密，往北京调部队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绝对不能从我们这里走漏风声。更不能出一点什么纰漏。”为了保密起见，雷英夫还给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起了一个“编写组”的代号。五月二十六日首都工作组原定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会议。为了防止泄密，临到开会前夕又突然决定将会议地点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二楼东侧的一个茶炉房里召开。[25]由此可见，这一机构的决策及其行动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和首都安全预先做出的战略部署，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坚强后盾。

　　为什么要成立首都工作组呢？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当时党内形势严峻，党内外情况复杂多变，同时鉴于苏共党内在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一系列政变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为了严防突发事件的出现，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原先的首都武装警卫系统是否可靠，能否担负起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重任，能否适应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形势发展的要求，就不能不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一个迫切问题。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就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个实际行动。通过这个机构可以掌握新的机动兵力，加强北京的警卫力量。这不仅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使某些作乱者不敢轻举妄动，还可以作好必要的准备，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及时予以处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够得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才发动起来的。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北京卫戍区的扩编，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举措。文革是从北京开始的，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的文革对全国具有导向作用。鉴于这种情况，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都工作组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周恩来主管，叶剑英具体负责开展行动的。首都工作组制定了警卫首都的周密方案，迅速进行了部队的调动，完成了部队的部署，将北京的重点目标、要害地段置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控制之下，行动是迅捷地、秘密地、悄悄地进行的，在风平浪静中作好了准备。这个时候驻在北京周围的三个陆军师（即一一二师、一九三师、一九六师）是首都工作组的预备队，随时可以听从调遣，投入战斗。

　　正是作了这样严密的布控，在文革发动之际，北京才没有发生突发事件，也没有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及其所属部队就成为文革发动时期的坚强后盾。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夺权业已实行，形势趋于稳定的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完成了任务，就于一九六七年六月被撤销了。[26]成立首都工作组是文革发动的需要，撤销工作组也是因为工作组的任务完成了。这两者都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2、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革命教师和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潮涌京华，风满华夏。文革的星火从北京点燃，迅速向各地传播。这个时候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派出了工作组，要求在党委瘫痪的学校由工作组来领导运动。不论是学校党委还是工作组都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来行使职权的。派出工作组，形式上是一个方法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立场问题，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领导运动。这样在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运动的问题上，党中央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在毛泽东主导下，党中央撤销了工作组，由群众自发来进行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党内走资派是隐藏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握领导权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内走资派，还有一些被冲击的干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会调动军队、警察来镇压学生运动，扑灭文革的火焰，阻止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27]为了排除干扰，保证革命师生和知识分子的正义行动，促进文革的顺利发展，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八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28]这样就剥夺了党内走资派或受冲击的领导干部调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权力，使他们难以运用掌握的权力，通过合法的途径，调动军队和警察来镇压学生运动。这就为文革初期学生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国家机器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构成。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以军队为主要构成的国家机器是党内走资派手中权力的后盾。现在要求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来镇压学生运动，就剥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这样没有国家机器支持的党内走资派就如同“泥足巨人”一样，[29]失去了抗衡文革的力量。这就为文革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掌握着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支持革命师生和群众的造反运动。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要求军队和警察支持革命师生，但是在发出严禁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后，军队和警察就已经客观上站在了革命师生和造反群众一边，成为他们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文革保驾护航的。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文革是搞不起来的。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上。这样就束缚住了走资派的手脚，不仅使他们难以运用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阻止运动，还为革命师生和群众提供了坚强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没有军队作为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仅仅依靠革命师生和群众进行文革是不可能的，这样必然会被党内走资派以暴乱的名义血腥镇压下去，付出沉重代价，难以取得任何成果。因此我们说严禁运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和群众，实际上就剥去了党内走资派的“护身符”，给他们套上了一个“紧箍咒”，将他们锁定在革命学生和群众的炮火之下。能够做到这样，还是因为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起来的，军队和警察是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的缘故。

　　由此可以看到，文革开始的时候，发布严禁运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样就剥夺了党内走资派调动军队和警察的权力，使军队和警察成为文革进行的坚强后盾，为文革的进行创造了重要条件。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具体表现。

　　3、“三支两军”。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遏制，予以改变，就会严重阻碍文革的发展，甚至会出现失控，走向动乱。为了控制局势的恶化，将文革推向前进，在党政领导机关已经难以履行职能的情况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人民解放军介入文革，就成为实现稳定防止动荡保证文革顺利进行的必然选择。这对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三支两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的。

　　“三支两军”的内容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三支两军”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周恩来具体部署安排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30]

　　那么，“三支两军”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31]

　　我们看到，军队支左是在形势发生变化，党政机关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当然，军队支左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32]工农群众是在军队帮助下，自己打天下的。[33]毫无疑问，这个时候军队成为左派群众夺权的坚强后盾。

　　其实，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被夺权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往往是对文革抱有敌对情绪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不是在文革大潮中洗心革面改造自己，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拉拢一部分群众保护自己。有的人为了躲避冲击和批斗，干脆放弃了领导职责，采取主动罢官的方式，逃离工作岗位。还有的人穿上军装，跑到军队的大院里面躲了起来，于是中央军委才不得不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34]

　　全面夺权阶段，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处于无序状态，如果工业农业出现问题，文化大革命就难以进行下去了。这个时候维护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保持经济形势的稳定，就成为保证文化大革命能够进行下去的政治任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35]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三月三日在沈阳军区一份报告上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36]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还要进行支工、支农，制止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保持工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为文革的进行提供可靠保证。

　　各地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混乱，为了遏制混乱局面的蔓延，防止局势失控，消除无政府主义，恢复秩序的稳定，就要对发生混乱的地区和单位，进行军管，还要对学校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军训。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37]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38]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地区和单位才进行军事管制呢？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当时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省、市、自治区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39]

　　不仅要对混乱的省、市、自治区进行军事管制，就是对国务院部（委）、国防工业部门、科研院所，一旦出现失控的局面也要及时进行军事管制。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40]

　　在进行全面夺权的情况下，通过实行强有力的军事管制，制止了武斗，杜绝了文革向着动乱的方向发展，遏制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蔓延，保证了必要的秩序，防止了这些地区和单位走向失控，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

　　鉴于军队支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了规范支左部队的行为，防止支左部队随意行事，扭转支左方向，损害文革大局，一九六七年四月经毛泽东批准颁布了“军委十条”。“十条”要求支左部队要掌握政策，进行说服教育，做好群众工作。不准随着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捕人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才可实施。对待任何群众组织只能进行政治工作，都不准开枪。对待犯有错误的群众组织，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准随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采取重大行动前，要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41]这样就限制了支左部队的随意性，进一步规范了军队的行动，减少了部队因为政策不明造成的损失，使支左转入正常化轨道。

　　这个时候不仅军队参加文革，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重要工具的公安机关也为文革的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文件指出：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文件作出了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的六条具体规定。[42]

　　公安机关和军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重要工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为进行全面夺权保驾护航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在军队和公安机关的支持和保护下，才进行全面夺权的。没有军队和公安机关的保护，这样的夺权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遭到专政机构的镇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人民军队，是通过“三支两军”的方式来完成夺权任务的。

　　在全面夺权阶段，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职权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这样他们就难以动用军队和公安来保护自己。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不再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提供保护，反过来还支持左派群众造反，成为他们进行夺权的坚强后盾。从这里可以看到，专政工具掌握在谁手中，谁就能够行使职权。这对坚持文革的发展方向以及推进文革具有决定性意义。

　　军队要支持左派群众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43]当然，这种帮助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44]在夺权过程中，作为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不再为党政机关干部提供保护。只有在撤出了这个“保护伞”以后，才能使他们直接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群众能够在运动中考验干部、审查干部、罢免干部、选举干部。人民军队成为左派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坚强后盾。

　　在全面夺权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趁机自己罢官，躲了起来，还有人煽动经济主义歪风，这个时候群众组织之间也发生了严重的对峙和武斗事件，致使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滑坡，经济上陷于混乱状态。有人就想把工农业生产的失控转嫁给文革，迫使毛泽东中止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干部被打倒或躺倒不干造成的困难，消除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混乱局面，稳定经济形势，毛泽东要求人民解放军在支左的同时，还要进行支工、支农，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否则的话，如果工农业生产一旦遭到严重破坏，经济秩序被打破，就会导致天下大乱，不得不中止文革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支工、支农是保证文革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各派群众争斗不已，互相攻击，武斗频繁，整个局势存在失控的危险。这个时候为了防止极端情况的发生，制止动乱，实现稳定，就要由军队对失控的地区和单位进行军管，由军队负责起维护当地秩序的重任。这是在全面夺权的情况下，为了清除夺权造成的局势混乱，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必须采取的果断行动。同样，对大、中学校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军训，也是为了使他们消除派性，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必要行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复杂的原因，军队在执行“三支两军”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由于军队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群众组织又分裂为两派，因而在支左过程中大部分军队干部犯了错误，没有支持革命群众组织。这些军队支左干部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说服教育下，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才转变过来的。青海二二三事件和武汉七二○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两个极端事件而已。

　　造成支左出现错误的原因，既有认识上的，也有立场上的。一般来说，认识上的问题，一旦在认识提高以后，就会改变过来。但是立场上的转变，却存在着不少困难。当然，两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立场站错了，后来转变过来了，立场上的错误也可以按照认识上的错误来处理。毛泽东的主张就是这样。他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45]由此看来，支左过程中，犯了路线错误，转变过来就是了，不是存心要打倒哪一个军队干部。转变过来以前犯的错误属于认识错误，否则就是立场错误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全面夺权阶段军队是文革的坚强后盾，要为文革的进行保驾护航。“三支两军”就是其具体表现。虽然在全面夺权阶段，实行“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上来说军队还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说服教育中支持工农群众完成了全面夺权任务的。这对于文革的进行乃至于夺权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4、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

　　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工农群众夺权的坚强后盾。通过全面夺权，打破以前的政权机构以后，还要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在打破以前政权机构的过程中，军队站在工农群众一边。工农群众是在军队的支持下完成夺权任务的。没有军队的支持和帮助，夺权任务是难以顺利完成的。军队既然支持工农群众夺权，那么在打破了以前的政权机构以后，必然会为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提供支持和帮助。完成夺权任务以后，就要建立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就是支持建立新的政权机构的具体表现。

　　一九六八年三月，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46]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的原则，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这三个方面的代表是缺一不可的。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不仅是全面夺权过程中的后盾，也是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后盾。军队代表是代表军队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没有军队代表的参加，革命委员会就难以顺利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难以形成权威性。特别是在武斗频繁、派性严重和矛盾尖锐的省、市、自治区更是这样。在省、市、自治区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代表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有半数以上的军队代表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样军队代表就不仅是三结合的革委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事实上还在多数革委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军队执行“三支两军”的必然结果。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不仅支左，而且还支工、支农，进行军管、军训。这样军队在支持左派群众夺权的同时，还对失控的地区、机关和单位进行了军事管制，担负起维护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任务。这实际上就是接管了当地政权。这样军队不仅介入了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群众夺权，还掌握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左右着局势的发展。因而在夺权任务完成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中，不仅要有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参加，还要有军队代表参加。

　　从当时的态势及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来分析，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全面夺权是在军队的支持下进行的。不论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还是从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在当地政治、经济和军事中的地位，以及革命委员会权威的形成上来看，都需要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没有军队代表的参加，没有军队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坚强后盾，革命委员会就难以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难以获得巩固，形成必要的权威，发挥应有的作用，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及时完成工作和任务。因而从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及其效能上来说，军队代表的参加是必要的。这是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的必然结果，也是建立新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必然要求。

　　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直接听命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不论是执行“三支两军”还是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军队支持文革的实际行动。有了军队代表的参加，革命委员会不仅能够迅速建立起来，而且还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无产阶级的权威机构行使职权。

　　由此可以看到，全面夺权任务完成以后，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执行“三支两军”的必然结果。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革命委员会能够迅速建立起来，发挥权威作用的关键。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强后盾的缘故。在革命委员会业已建立起来，正常行使职能以后，军队的使命又是如何呢？我们下面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5、权归政，兵归营。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从文革的发动还是全面夺权乃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军队都是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47]这个时候军队介入文革的使命已经完成，下一步就要准备退出文革舞台了。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军队介入文革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人民军队，就要为继续革命提供保护，做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上来说，军队只有介入文革，才能发挥出坚强后盾的作用，保护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在全面夺权阶段，军队执行“三支两军”，成立革命委员会，已经直接控制了国家权力。这是文革得以发动，完成全面夺权乃至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可靠保障。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军队的支持和帮助，要想取得文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这里来说，当时军队介入文革是必要的。

　　军队介入文革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是文革得以进行并且取得成果的有力保障。随着全面夺权任务的完成，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急风暴雨式的文革已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个时候还要进行斗、批、改，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48]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军队支持文革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军队就要退出文革舞台，实现权归政，兵归营了。这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文革发动之际和全面夺权阶段，军队介入文革是必要的。在全面夺权的任务业已完成，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并得以正常运转以后，军队退出革命委员会，回归军营，让革命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恢复正常秩序，就成为斗、批、改阶段完成文革收尾任务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构成林彪事件形成的重要背景。

　　林彪集团是在军队介入文革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以杨、余、傅事件为标志，通过改组中央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49]随后，不论是在林彪“第一个号令”的问题上，还是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活动，都表明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已经形成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活动表明他们不愿意交出业已取得的权力，退归军营，而是想把全面夺权阶段以他们为代表的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保持下去，巩固既得利益。这就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出现了不合。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南巡期间谈话时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50]毛泽东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有的放矢，一针见血，情真意切，语重心长，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最终还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军队介入文革的背景下，林彪及其集团成员价值观念颠倒，背离文革路线，宗派主义盛行，个人利益膨胀的结果。当然，没有军队介入文革，林彪集团就难以形成，但不能因为形成了林彪集团，反过来就否定军队介入文革的正当性。军队介入文革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保驾护航，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这个时期形成的林彪集团，进而发生的林彪事件，不过是军队介入文革后出现的一股逆流。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尽管是在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发生的，但是与军队介入文革却没有内在的联系，不是军队介入文革的必然结果。因而利用这个事件来否定军队介入文革的必要性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加快了要求军队离开文革舞台的步伐。军队干部退出革命委员会，将权力交给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这个时候采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是其中的重要体现。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51]这样通过斗、批、改，军队干部退出革命委员会，最终停止了军队对地方政权的控制。

　　不论是军队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当年军队介入文革，是为了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扫除文革障碍，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军队退出文革，也是因为军队介入文革使命完成以后才采取的行动。我们既不能因为当初军队要介入文革，就反对后来退出文革，也不能因为后来军队要退出文革，就反对当初介入文革。不论是当初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因为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决定的。只要我们把军队介入文革和退出文革时面临的形势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当初军队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由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决定的。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来分析，不论是军队介入文革还是退出文革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在文革发展之际，军队就要顺发展潮流而动，介入文革，做文革的坚强后盾。当着文革的使命完成以后，军队就要自觉退出革命委员会，权归政，兵归营。这个时候如果拒绝这样做，图谋继续干预文革的行动，就成为违背文革发展潮流的逆流了。林彪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隐藏在共产党内，还是掌握着领导权的干部。因而文化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下才能够进行。这种后盾具体表现在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不得运用军队和警察镇压革命学生，“三支两军”，建立由军队干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等问题上。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来分析，不论是当初军队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就是说，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人民军队，不论是介入还是退出文革，都要服从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

　　（四）军队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因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不论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还是进行全面夺权乃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都是在军队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没有军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没有军队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革命随时都会被镇压下去。

　　如何理解军队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呢？这就要从军队文革和军队介入文革、军队介入和退出文革以及军队与工农群众在文革中的作用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文革进程中要处理好军队文革与军队介入文革的关系。如何解决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军队能否成为文化大革命坚强后盾的关键。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军队要介入文革，为文化大革命提供支持和帮助，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就要求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在军内进行文化大革命。鉴于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具有保证国家安全和文化大革命的双重任务，因而军队内部的文革就与地方的文革表现出重大不同。正是由于这样，才在进行文革的时机、范围以及在哪些单位进行夺权等问题上做出了严格规定。[52]

　　在军队文革的问题上要特别慎重，既要进行文革，又要维护军队的稳定。鉴于军队的特殊性，当着两者不可兼顾的时候，还要使军队文革服从军队稳定的需要，使军队在文革期间始终成为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这样既不能不顾军队的稳定，盲目推行文革，也不能以维护军队稳定为名，拒绝进行军队文革，要把进行军队文革和维护军队稳定结合起来，在文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推进文革。如果以维护军队稳定为名反对进行军队文革，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顾军队稳定而盲目进行军队文革，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既要反对拒绝进行军队文革的右倾机会主义，也要反对不顾军队稳定盲目推进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维护军队稳定的基础上，推动军队文革向前发展。

　　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打招呼，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53]同时，也不难理解七二○事件后，当有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了。[54]

　　我们不仅要处理好军队文革与军队介入文革的关系，同时还要认识到军队当初介入文革到后来退出文革的必要性。

　　不论是当初军队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由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所决定的。当初军队介入文革是为了保证文革的顺利发展，后来退出文革也是因为军队的使命业已完成，为了使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能够独立运转发挥作用。我们既不能因为当初军队介入了文革，就反对后来军队退出文革，也不能因为后来军队要退出文革，就认为当初军队介入文革是错误的。我们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对军队介入或者退出文革有一个辩证的认识，从文革形势的发展中认识到军队在文革发展的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作法。

　　在军队介入文革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是右的错误倾向。是否属于右的错误倾向，还是要从是促进还是阻碍文革的不同效果上来做出判断。犯了右的错误，会对于文革起着阻碍作用，反之亦然。右的错误倾向表现在反对军队介入或者退出文革上，也表现为军队支左过程中支错了对象，犯了路线错误。军队介入还是退出文革，不是出于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决定的。不论是当时军队介入还是后来退出文革，实际上都是有利于文革的发展进程。反之，则是对文革起阻碍作用。军队支错了对象，实际上不是促进而是阻止了文革的进程。

　　一种是“左”的错误倾向。军队支左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毛泽东一再要求军队要对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通过思想工作使群众转变过来，以便于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奋斗。[55]可是有一部分军队支左干部，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革命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上，采取了简单化甚至粗暴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结果激化了矛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当然“左”和右之间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联系的。极“左”有可能变成极右，进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比如林彪集团的形成及林彪事件的出现就是这样。这就要求提高警惕，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形“左”而实右倾向的发生。如果一旦发生了这样的错误，就要及早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军队当初介入文革到后来退出文革的必要性，同时还要正确区分军队和工农群众在文革中起到的不同作用。

　　尽管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程中起着后盾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说到底是起到了一个坚强后盾的作用，对文革进行的支持和帮助也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56]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进展，全面夺权得以实现，还是因为工农群众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是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才最终完成了全面夺权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文革的时候，要正确区分军队和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的不同作用，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界定。

　　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没有工农群众的参加，只是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要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将文革进行到底的。要想将文革进行到底，取得全面胜利，必须有工农群众的参加才行。[57]全面夺权是在工农群众的参加下才得以实现的。这样我们看到，工农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工农群众进行的夺权行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进行的。军队和公安为他们的夺权行动进行保护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支持和帮助，是他们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和保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做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不仅难以进行文化大革命，还会以造反惑乱破坏社会治安的罪名遭到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进行继续革命呢？因而文化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和支持下才能够进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是工农群众进行夺权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和支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做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要进行这样的继续革命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人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如同惊弓之鸟，反复地提醒人们要警惕文革复燃。这种杞人忧天的想法实在令人好笑，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又怎么能够搞得起来呢？

　　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作为继续革命的主力军，对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的保护、支持和帮助下发挥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进行继续革命的前提。工农群众是在这个前提下起到决定性作用，完成全面夺权任务的。尽管没有军队作为坚强后盾，这样的夺权不可能成功，但是必须看到文革舞台上进行全面夺权的主角是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而不是军队，不能将作为后盾的军队和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混为一谈，要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要从军队介入文革和自身文革的结合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当着两者难以调和的时候，要使军队自身文革服从于整个文革发展的大局。同时，还要认识到军队介入和退出文革，都是着眼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只有从文革形势的分析中，才有可能找到军队介入和退出文革的真正原因。

　　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是在军队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这是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军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要进行文革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军队的这种作用充其量也是起到了后盾的作用，是进行革命的前提和条件，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通过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而不是军队自身来完成夺权任务的。因而军队决不能取代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在文革中的作用。军队不过是革命群众进行文革的后盾、前提和条件，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才是取得文革成果的决定性因素。

　　这就要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揭示军队参加文革和自身进行文革的内在联系，弄清军队介入和退出文革的真正原因，正确认识和界定军队和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发展。

　　十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有两个：或者是革命胜利，向前发展；或者是革命失败，向后退却。向前发展是建成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向后退却是复辟资本主义，甚至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避免向后退却，争取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前途。

　　（一）建成社会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建成社会主义。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表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进行了三年还是十年呢？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呢？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呢？如何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呢？

　　1、三年，还是十年？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三年，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进行了三年还是十年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既没有说要进行三年，也没有提出进行十年，文革进行的时间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被延长的。

　　早在文革发动之际，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就在致江青的通信中说过“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1]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文革进行的时间，但是从七八年以后还要进行一次文革，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文革来分析，第一次文革进行的时间不会太长，当时并没有进行三年或十年文革的说法。

　　其实，原先预计要进行半年文革。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2]这是毛泽东对当初决策文革时间的回顾，并非是八月四日决定要搞半年文革。由此可以看到，在文革发动之际中央就做出了文革要搞半年的决定。到了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延长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3]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又做出了新的规定。他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4]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将文革的时间从元旦延长到春节，还认为文革可能要进行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原先计划用半年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开始到一九六七年元旦结束。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又从元旦延长到春节，再进一步延长到一年以后。虽然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但是这个时候文革的发展仍然遇到了重重困难，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仍然是消极对待文革，采取抗衡的态度，致使文革的发展遇到相当大的阻碍。[5]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取得成效，就不得不采取全面夺权的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预计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在夺权方面看出眉目，决出胜负，但是在夺权斗争中却发生了新的问题，致使文革的时间再一次被延长。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6]

　　夺权过程中的群众组织，这个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发生了两派乃至同派内部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局部地区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走向混乱。许多部队领导在支左过程中没有支持造反派，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严重错误，从而使局势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这样就使毛泽东预计在二、三、四月可以看出眉目的夺权时间不得不向后延长。这从周恩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7]

　　其实，后来即使到了五月份，在多数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仍然不成熟，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又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毛泽东对文革夺权阶段的时间才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提出了三年文革的观点。

　　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时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还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9]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了文革需要进行三年的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逐渐形成的。文革开始后，遭到了大批领导干部的抵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了全面夺权的斗争。在全面夺权阶段，也不是像原先设想的那么顺利，而是出现了严重的派系纷争、武斗和军队支左过程中的严重错误，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犯思想错误的，与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只能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个省一个省解决，致使夺权阶段不得不延长。[10]这就是毛泽东三年文革观点形成的背景。

　　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11]原先预计的斗、批、改阶段，时间并没有后来那么长，而是预计到一九六九年“夏季就差不多了”。[12]随着斗、批、改任务的完成，文革就要结束了。这就与毛泽东提出的三年文革的观点吻合了。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找到新的证据。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日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13]从这里又进一步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的信息。但是问题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斗、批、改阶段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斗、批、改自身的复杂性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意外情况的出现。斗、批、改是在全面夺权取得成功以后进行的，并没有经验可循，是在探索中取得进展的，因而时间不断被延长。同时，在这个阶段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发生了珍宝岛自卫还击战，严重的备战行动也影响到了斗、批、改的进程。这个时候林彪集团逐渐形成，他们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倾向日益显现。鉴于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已经严重威胁到文革的进程，这个时候处理林彪集团就成为维护文革成果的首要选择。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要处理林彪事件的遗留问题。这样林彪事件也严重影响了斗、批、改的进程。直到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文化大革命仍未完成。这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还有一点尾巴。”[14]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十大前夕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了。中共十大以后，就要进行斗、批、改的收尾工作了。这个时候，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确定人事安排，将文革成果制度化、法律化，在宪法上固定下来。这些任务完成以后，文化大革命就要适时结束了。但是在人事的安排上党中央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同时还有公安部长李震自杀等因素的影响，四届人大的召开又一次被推迟。[15]

　　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6]

　　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要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开好四届人大。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选举了国家领导人，巩固了文革的成果。四届人大以后，邓小平进行的整顿就是要完成文革的遗留任务，恢复正常秩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才支持邓小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但是邓小平却以整顿为名，行否定文革之实，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引起了毛泽东警觉和不满。[17]在做思想工作无效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因而文化大革命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结束。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并非是要搞三年、十年，既没有那么久，当然也不会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18]文革时间经历了从元旦推迟到春节，即从原先的半年推迟到多半年，后来又延长到一年多，最后确定为三年，实际上却搞了十年，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宣布结束。这就是文革时间发展的基本概况。

　　文革时间一再延长的原因，是由于文革遇到了重重的阻力，有的则是意外事件的干扰。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消极对待文革，于是才不得不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过程中又出现了严重的两派分裂，发生了武斗，军队在支左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错误，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这些问题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合在一起，一时直假难辩，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的进程。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以后，由于备战的因素，特别是祸起萧墙，文革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出现了林彪事件，致使斗、批、改的进程被延长。此后因为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上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四届人大的召开又一次被推迟。[19]在四届人大闭幕以后，本来文革就要进入尾声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就是完成文革收尾工作的实际行动，但是他却借整顿之机行否定文革之实，于是毛泽东才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致使文革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能够宣布结束。这就是文革时间一再被延长的原因。

　　说文革是三年的人，认为全面夺权完成后，文革就要结束了。他们只是将文革发动阶段和全面夺权阶段作为文革的时间范围，却没有注意到在全面夺权阶段完成以后，还要进行斗、批、改。这样就将斗、批、改阶段排除在文革的时间范围之外了。其实，文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斗、批、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全面夺权并非是文革必须经过的阶段。如果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的话，本来是不致于采取全面夺权这种激烈方式的。全面夺权不过是排除斗、批、改的障碍而已。在障碍排除以后，就要进行斗、批、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就不能只包括文革发动和全面夺权两个阶段，还要包括斗、批、改阶段。同时，我们从毛泽东在十大前夕说的文革还有一点尾巴和一九七四谈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的话，也可以表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三年。因而文革只有三年的说法是错误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十年而不是三年，当时狂风暴雨式的文革是三年。文革发动阶段、全面夺权阶段和斗、批、改阶段互为因果，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基本脉络。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没有经验可循以外，主要的还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的阻力，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革命群众是在冲破了重重阻力以后，才将文化大革命不断推向前进的。

　　2、胜利，还是失败？

　　前文我们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是三年还是十年，现在我们分析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了。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这样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到底能不能取得成功呢？毛泽东对形势的发展并不乐观，一度还比较忧虑，做好了失败和胜利的两手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20]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毛泽东先后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他到达武汉后，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做了思想政治工作，要他们承认错误，做好两派的工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事与愿违，还是发生了七二○事件。武汉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群众冲击毛泽东住地，殴打并绑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事态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打破惯例，坐飞机离开武汉，前往上海。那么，在七二○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七二○事件并没有使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他认为七二○事件使矛盾暴露出来了，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尽管这个事件使文革作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但是并没有改变整个文革大局的发展态势，扭转文革的发展方向。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总体形势是好的，向前发展的。从这里来说，在全国文革大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七二○事件不过是一个相对孤立的事件而已。这在毛泽东视察结束后，中共中央整理下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中表现了出来。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21]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当前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对于前一段发生的混乱，毛泽东认为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乱子暴露出了问题，在弄清事实真相以后，这些问题也就不难解决的。从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这在随后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22]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多数省的革命派占了多数，形势是好的。这使他对文革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他认为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现在则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这是毛泽东当时对文革形势发展的基本判断。

　　文革的形势正在沿着毛泽东预计的方向发展。到一九六八年九月，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建立起来了。全面夺权任务业已完成，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这个时候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时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23]

　　虽然毛泽东在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是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引发大家思考的，但是其意向则是明显的，对文化大革命是肯定的。他没有讳言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更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地承担了领导责任，还进一步包揽了别人应负的责任。这样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同志，将中央、地方以及军队领导同志解脱出来，以便于继续搞好斗、批、改，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毛泽东主持起草，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系统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过程、政策、斗批改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指明了文革发展的方向。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24]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高度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用事实说明了当时基层领导机构存在问题的严峻性，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必要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

　　随着文化大革命趋于尾声，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25]

　　从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来看，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这样说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他对于文化大革命成败的态度。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

　　九一三事件后，有人趁机攻击文革，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26]

　　这是在十大前夕毛泽东关于文革成败问题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到，他对文革失败论进行了批驳，认为文革揪出了刘、林集团，是一个伟大胜利。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大革命，就不能发现、打倒他们，这样他们隐藏在党内，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虽然当时党内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是不会影响大局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江青写信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时，毛泽东才在回信中做江青的思想工作，劝她要坚定信心，不要悲观，振奋精神，继续工作。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27]

　　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共十大以后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对文革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对前途是充满希望的。毛泽东对文革成败的最后评论表现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发表的系列谈话和指示中。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28]

　　这是毛泽东对文革成败做出的盖棺论定式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文革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对这三分错误，毛泽东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又作出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两个错误在造成严重损失的同时，客观上还是起到了进步作用的。

　　由此可以看到，不论是对文革还是文革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既没有全盘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又有若干肯定，形成了对于文革及其错误的辩证认识。这在客观上反映出毛泽东关于文革成败的观点。他认为虽然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误，但是总的来说文革是成功的，胜利的，而不是失败的。这是他在文革成败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底能否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做了两手准备的。根据当时面临的态势，他是把失败而不是胜利放在了第一位的。在全面夺权阶段，虽然发生了七二○事件，但是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文革发展形势的基本判断。通过七、八、九三个月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看到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文革的滚滚洪流，因而才做出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判断，还说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在党中央的文件特别是九大政治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在讲话中阐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表示要将文革进行到底。这个时候发生的林彪事件并没有中断文革的进程，文革反而是在克服了林彪事件的干扰和破坏以后才继续前进的。不论是毛泽东对文革做出的三七开评价，还是把文革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都反映出文革在他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尽管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少错误，但是文革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

　　3、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文革是十年而不是三年，文革是胜利了而不是失败了。文革是十年而不是三年，关键还是因为要进行斗、批、改的缘故。毛泽东对文革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他认为文革胜利了，而不是失败了。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排除了重重干扰以后，历经十年之久才得以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其目标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根源则是来自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否则的话，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看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社会主义只有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实现共产主义。要使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就必须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就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建立，就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因而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建立，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以后，才能够得以建成。这样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能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就成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因而我们说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就成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从这里可以看到，要想使社会主义得到健康发展，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要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就必须创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尚未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建成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也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具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二）复辟资本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然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论是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都是没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从这里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怀仁堂事变这个偶然性来实现的。

　　1、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冲动，而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29]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由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一般条件下生产力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条件下上层建筑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则起着决定性作用。[30]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只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有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否则的话，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并没有认识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更没有提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提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以后，苏联国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苏共内部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构成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经过日积月累变得更加严重，最终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酿成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3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情况下，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并最终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会变成私有制经济，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遭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自身经济文化落后，因而一旦复辟资本主义，就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形态）。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2、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同样会复辟资本主义。

　　前文我们研究了为什么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来研究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同样也会复辟资本主义。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到，能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如果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复辟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就不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样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还是具有重大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是在认识和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上表现出来。前者不仅认识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还进行了继续革命的实践，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取得了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革命创造了条件。后者不仅没有认识到应该进行继续革命，也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进行继续革命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更不可能为继续革命创造条件。

　　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虽然从名义上来说是无产阶级掌握着领导权，实际上各级领导权却不一定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是因为阶级矛盾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而且还占据着主要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正是因为这样，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候革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存在着胜负两种可能性。这就要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争取胜利，防止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是不稳固的。只有在进行多次继续革命以后，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维护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毛泽东去世前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以怀仁堂事变为标志，党内敌对文革的势力对文革阵营领导人进行了“斩首行动”，埋下了后来全盘否定文革的严重隐患，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随后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包产到户颠覆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基础严重动摇，在改革开放中大面积破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两极分化产生，黑恶势力死灰复燃，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从实践上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光辉，说明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与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存在重大不同，但是造成的实际后果却是一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不论是失败了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会破坏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酿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直至复辟资本主义。由此造所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又是发人深醒的。

　　3、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与偶然。

　　这里说的必然性，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种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的方式才能够得以实现。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然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才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化为泡影，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大规模地卷土重来，造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从这个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个必然性是通过一九七六年十月怀仁堂事变这个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怀仁堂事变的发生，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了大门。从这个方面来说，又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并非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党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势力暂时居于强势的结果。这种斗争围绕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展开，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长期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代表社会主义的一方在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去世后，党内斗争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卷土重来，以怀仁堂事变的方式终结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使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

　　其实，不论是毛泽东还是文革阵营其他领导人和成员，对于发生这样的事变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通信中就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32]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33]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戚本禹有一个发言，他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毛泽东让江青转告戚本禹，军队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34]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对张玉凤说：“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35]当张耀祠带领中央警卫团的士兵闯进江青的住地时，江青并没有感到惊讶，而是“早有思想准备”，在交出文件柜的钥匙后，以“惯常的姿态”上了红旗轿车，飘然而去。[36]一九七六年五月，张春桥在给徐景贤的一封短信中坦言“近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37]张春桥也对自己的女儿说过准备“千刀万刮”的话，后来女儿对于父亲的被捕“一点都不吃惊”。[38]

　　由此看来，毛泽东及文革阵营其他领导人和成员对于斗争的严酷性和结局是有着充分思想准备的。这就要采取措施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比如，文革发动的时候首都工作组的组建，杨余傅事件的出现，处理林彪集团问题，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让叶剑英休病假等等，就是采取措施维护文革成果防止极端事件出现的重大行动。

　　正是因为这样，饱经沧桑阅历丰富经历过多次激烈党内斗争的毛泽东，在对文革充满信心肯定文革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不能不忧虑地看到，党内缺乏既坚定执行文革路线又在党政军中具有权威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在他身后承担起巩固和发展文革成果的重任，不能不对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忠实程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党内力量对比的失衡给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影响表现出隐忧。当时文革成果的维护，在相当程度上来说，还是依赖于他的威望所系。广大工农群众虽然积极投身于文革，却对于文革的真谛尚未形成共识，反而在夺权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派系斗争。当时文革阵营的领导人虽然能够执行文革路线，但是在党内的权威尚未形成，同时他们也不注意在团结其他领导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文革成果。这样一旦他不在了，从党内斗争的现状出发，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的前景则令人忧虑。想到此，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多次潸然泪下，有时是痛哭失声。[39]虽然每一次的落泪是由具体场景引发的，但是这里面潜藏着一个共同的主要的原因，则是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及工农群众命运的隐忧。

　　毛泽东的隐忧决非杞人忧天，而是与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

　　从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来分析，当时有元老阵营、文革阵营和官僚阵营。元老阵营，是指党内有着较老资历而又漠视文革的高级领导干部。文革阵营，是指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代表的坚决拥护文革的高级领导干部。官僚阵营，是指党内官僚干部。他们在斗、批、改阶段虽然站了出来，却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达到革命干部的标准，而是抱着投机的心理，被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这三个阵营不仅存在着联系，而且还潜藏着矛盾。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二月逆流”，就是他们之间矛盾激化的重要表现。文革阵营和官僚阵营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矛盾。虽然在斗、批、改阶段，官僚干部以革命干部的身份站了出来，表示要拥护文革，被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却对文革口是心非，表现出三心二意的态度。这些人有感于全面夺权阶段特权被剥夺，个人被冲击、打倒的事实，从心里对文革表现出不满情绪。不过，限于当时的处境，这种不满还不敢公开表现出来而已。元老阵营和官僚阵营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于资格与资历的不同引发的。但是他们之间更多地还是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抵制文革对他们特权和利益的打击和剥夺上表现了出来。毛泽东去世后，这两个阵营以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合为标志，抛弃前嫌，共同行动，对文革阵营领导人隔离审查，夺取了政权。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他们本来是想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解决文革阵营领导人的。这在中央政治局内估计没有问题，但是在中央委员会内却没有把握。毛泽东去世后，王震受叶剑英委托，多次找陈云商量。陈云起初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但经过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40]华国锋、李先念、吴德也认为采取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来解决文革阵营领导人没有把握。[41]这样就只好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了。由此看来，对文革派领导人最终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采取隔离审查而不是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由于文革阵营力量强大的缘故。

　　这说明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是他通过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确立的中央人事布局和党内民主制度，仍然是雄风犹在，致使他们难以在党中央全会上凑够法定人数，最后在反复商量后才不得不放弃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而是冒着道义的风险采取了抓捕的方式。由此我们不能不感叹即使毛泽东去世了，他当年领导全党奠定的文革制度化成果仍然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有人可能会发出疑问，为什么他们敢于发动怀仁堂事变？怀仁堂事变又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

　　当时他们之所以敢于行动，而事变又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

　　原因之一，毛泽东逝世后，党内文革阵营与反文革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这就为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及其成功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王震就向叶剑英提议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这个时候叶剑英向王震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意思是说毛泽东在世时他们还不能动手，待毛泽东去世后再说。[42]由此可以看到，以当时毛泽东在党政军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即使处在重病之中，仍然是雄风犹在，具有强大的震慑力，令党内反对派不敢铤而走险，轻举妄动。假如毛泽东仍然在世，尽管他们心中不满，一般情况下还是不敢采取政变的方式来解决党内问题的。毛泽东去世后，他们“出现了一个投鼠不要忌器的有利条件”，[43]况且力量对比又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因而才敢于行动了。

　　原因之二，因为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没有既忠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又在党政军机构中具有权威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是支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令人惋惜的是，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在全面夺权以后，宗派主义日益严重，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由于他们在党内军内的特殊地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成为维护文革成果的首要选择，林彪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林彪一直是忠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以林彪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是绝没有人敢搞像怀仁堂事变之类的行动的。文革阵营领导人都是些资历较浅的新人，缺乏应有的资历和权威，虽然他们忠实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却没有能力来维护文革成果。而党内军内有声望的领导人，虽然具有权威，却反对或漠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就遇到了很大困难。

　　原因之三，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等一批党内官僚干部临阵倒戈，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虽然没有确定他为党的接班人，但是从他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安排来分析，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作为党的接班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没有想到是华国锋采取的行动。这从她被张耀祠宣布隔离审查后，把保险柜钥匙放入信封密封好，还在信封上亲笔书写“华国锋同志亲启”上反映出来。[44]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华国锋等人却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把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抓了起来，这就使得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遇到了极大困难。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华国锋等人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捍卫者，在捍卫文革这一大局下，又有什么样的矛盾和分歧不能够通过协商来予以解决呢？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以党中央的名义来开展行动，而使怀仁堂事变的发动者不论在组织原则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将陷于孤立地位，政变的真实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因为不管怎么样，总不能一个中央政治常委把其他三个常委给抓起来吧？由此看来，华国锋等官僚干部背叛文革，成为发生怀仁堂事变乃至于能够取得成功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原因之四，当时工农群众还处在蒙昧之中，没有真正觉醒过来，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毛泽东将文革作为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就是要通过文革来锻炼群众，提高广大青年对于修正主义的鉴别力和战斗力。一旦将来中国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广大人民群众就能够揭竿而起，自发行动起来，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大道上。[45]但实际上当怀仁堂事变发生的时候，只有上海打算有所行动，居然还是一个秀才朱永嘉提出来的，说要打出一个巴黎公社来，就是坚持一个礼拜也是胜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几位头头在反复商量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设想。[46]当时广大的工农群众虽然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口头上也讲着一旦文革失败，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的话，但是却没有能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真正理解文革的深远意义。当时的社会发展也没有为此提供现实的证据。这样他们就没有从思想上形成一旦修正主义上台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缺乏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觉性，难以形成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动性、自觉性，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这样在修正主义一旦上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就难以果断地行动起来，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形成遏制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社会力量。由此造成的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原因之五，文革成果还处在草创阶段，没有形成稳定、完善且被众人接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斗、批、改阶段，就是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权利，逐步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在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四届人大修改的宪法中表现了出来。尽管如此，这些民主政治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仍然不成熟，尚不稳定，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思想观念还没有真正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形成人民群众的共识和道德规范，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这样也就难以在制度和社会层面上产生强大的震慑力，阻止政变的发生。

　　原因之六，当时文革阵营领导人，没有从维护文革成果的大局出发，将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主动做好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反而在党内斗争中表现出小圈子的倾向，致使他们在高层斗争中陷于孤立。虽然他们在文革过程中立下新功，但是在中央的地位主要地还是依靠毛泽东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的。在全面夺权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如何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如何对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就要从大局出发，通过积极的党内斗争，主动地自觉地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将恢复工作的干部团结起来，认真搞好斗、批、改。当然，客观地说，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并不容易，存在很大难度。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反思自己存在的缺点错误，却对文革阵营领导人抱着敌对情绪，认为正是在文革阵营领导人的幕后指使下，自己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丧失了应该享有的特权和利益。当然，这个时候也存在着做好他们工作的条件。这些人既然要出来工作，起码表面上还是要表示拥护文革，认识自己存在的错误的。这无疑为文革阵营领导人做好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机会。这就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争取过来，团结起来。但是在这方面文革阵营领导人的工作却做得不够好。毛泽东多次对他们提出批评，要他们搞好团结，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在一起，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认为，有他在还好，一旦他不在了，如果文革阵营领导人不能够团结好多数干部，势必会陷于孤立，这样就使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毛泽东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要他们做好团结的工作，把文革成果巩固下来。[47]比如，一九七三年江青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批周会上说周恩来“迫不急待”，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这次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主张批林批孔批走后门，要三箭齐发。这些都属于过火的斗争，被毛泽东点名批评。[48]文革阵营领导人不能团结更多的人，致使他们陷于孤立，这也是事变发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怀仁堂事变得以发生并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文革阵营与反文革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党内没有既忠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又在党政军机构中具有权威的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批党内官僚干部临阵倒戈，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当时工农群众还处在蒙昧之中，没有真正觉醒过来，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文革成果还处在草创阶段，没有形成稳定、完善且被众人接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当时文革阵营领导人，没有从维护文革成果的大局出发，主动做好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致使他们在高层斗争中陷于孤立。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导致了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并取得了成功。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于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事变前他们进行了周密的策划，还征求了若干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些人中意见略有分歧），觉得有把握了以后才动手。[49]华国锋、叶剑英是决策者，汪东兴是执行者，李先念在其中扮演了联络员的角色。如果华国锋不参加就不能以中央名义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如果叶剑英不参加，即使抓捕以后也难以稳定局面；如果汪东兴不参加，就难以不费一枪一弹，比较顺利地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由此我们看到，在核心领导层，官僚阵营领导人和元老阵营领导人联合起来，对文革阵营领导人进行了“斩首行动”。但是事情并未结束，得利的渔翁还在后面。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七六年十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后来否定文革的先声。这个事件并非简单地抓捕几个文革阵营领导人，而是连带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坚持文革路线的领导干部遭到了清洗。这样就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清除了坚持文革路线的领导干部，为后来否定文革扫除了障碍。没有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在当时情况下要想否定文革是不可能的。事变发生后，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还打着拥护文革的旗号，没有立即否定文革，却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事变对以后颠覆文革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华国锋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作为怀仁堂事变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如果他是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本来是没有必要发动这个事变的。这是因为隔离审查的对象正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执行者，虽然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他们是党内公认的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标兵。即使华国锋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在文革路线一致的前提下，通过党内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有什么样的矛盾和分歧不能得到解决呢？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从大局出发，又有什么样的意见不能暂时予以保留呢？但是华国锋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践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与元老阵营达成一致意见后，将人民内部矛盾升格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抓捕的方式，对文革阵营领导人进行了“斩首行动”，给毛泽东苦心创造的文革成果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想一想共产党的历史，长征开始后，面对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遭受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党内表决时处于少数，但是他仍然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得到改变。[50]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阴谋诡计，擅自决定南下，情急之下彭德怀提出要扣押人质，武力解决问题，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说：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唯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党内斗争不能这样。[51]两相比较，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愤激的情绪油然而生。

　　令人惋惜的是，当时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还处于懵然无知的状态。当他们在宣传鼓惑下，载歌载舞，欢天喜地，陶醉于其中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自己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虽然这种不满在十二年以后终于爆发出来，却又被党内走资派和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利用，以此要挟共产党交出政权，最后才不得不调动军队将这个事件平息了下去。此后民间骤起的毛泽东热，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怀念领袖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自觉行动。

　　文革发动前夕，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时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52]怀仁堂事变及其以后发生的社会演变，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文革失败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私有制经济在中国占了主体地位，工农群众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这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恰恰又是由于怀仁堂事变引发的，从这方面来说又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又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从党内不同的力量对比、工农群众的懵然状态以及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力量的分化组合等方面来进行分析，这种偶然性的背后还是存在着文革失败的某种必然性的。

　　虽然怀仁堂事变以后，反文革的势力取得了胜利，文革失败了，但是斗争仍在进行，胜负尚未论定。

　　（三）斗争并未终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建成社会主义；一个是复辟资本主义。到底是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取决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成败，具体表现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如果成功了，就会建成社会主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如果失败了，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53]这就揭示了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修正主义上台后，必然会实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一九六五年五月重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在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中，就深刻地阐释了包产到户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被颠覆以后必然会导致工农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和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54]文革被否定以后的历史已经对此做出了证明。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不仅当时参加文革的亿万群众，就是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有对文革形成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了国家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又怎么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呢？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的任务，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这个时候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在共产党内怎么还会有一个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要将文革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惑着许多人。尽管他们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从思想上弄清毛泽东所阐述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真谛，这样就使继续革命的进行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和困难。

　　毛泽东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既肯定成绩，也不讳言错误，对文革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同时，他又对党内的斗争状况表示隐忧，极为担心一旦他不在了，文革的成果就会被否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55]毛泽东的隐忧终于不幸地变成了现实。在他去世后，以怀仁堂事变的发生为标志，文革阵营领导人被抓捕，造反派遭到了清洗，文革路线随后被彻底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

　　今天，当着文革被全盘否定以后，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在中国大地上有条不紊地复圆的时候，人们再回过头来审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就不能不承认那是先知的预言，智者的呐喊，慧者的告诫，大众的福音，穿过重重的迷雾一直透射到今天。为了避免广大工农群众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人民领袖毛泽东以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排除万难，坚持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狂涛中，以革命导师的硕硕风采带领广大群众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然，我们要正确地看待文革过程中出现的成绩和错误。作为亿万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求它没有错误，并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既不能因为肯定成绩而讳言错误，也不能因为出现了错误而否定成绩。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指导。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对文革中出现的成绩和错误进行辩证的分析，正确总结文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作为今后斗争的借鉴。

　　毛泽东把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人民毕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在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以后，继续革命的理论如同燧石一样放射出灿烂的光芒，透射到人们灵魂的深处，凝铸成思想的丰碑，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经历过三次伟大革命斗争实践活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精神洗礼的中国人民，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基础上，思想上正在走向成熟。“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6]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定会焕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砸碎资本主义的桎梏，使中国走上复兴社会主义的大道。从这个角度上说，前途是光明的，斗争并未终结。

　　十三、理论要点综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综述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继续革命的原因、性质、本质、实质、目标、任务、对象、动力、目的、方法、后盾、前途十二个要点，逻辑谨严，剖析深刻，博大精深，自成一体，构成了严密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范畴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却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既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基础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后，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还会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核心及其本质属性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存在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而且还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决定的。这场政治大革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脉相承，而又在巩固和发展前两次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因而我们称之为政治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革命目标的确定，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出发，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因而就要将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分为首要任务、重要任务和一般任务。这是根据这些任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的地位来划分的。首要任务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重要任务是反帝灭资，防止和平演变；一般任务是反封批孔，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必须把反修防修作为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这是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旦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分为首要革命对象、重要革命对象和一般革命对象。首要革命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重要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一般革命对象是地富反坏右。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运动的重点要对准党内走资派，防止转移斗争方向。对走资派要讲究政策。应当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虽然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与党内走资派比较起来，只能算是重要革命对象，而非首要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在过去的革命中已经被搞过一次了，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存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没有他们的政治地位。从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影响上来分析，他们显然没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用大，因而只能算是一般革命对象。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的力量。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及革命知识分子，构成了继续革命的动力。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干部是继续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革命知识分子吹响继续革命的号角。要正确认识并准确界定他们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开展文化大革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分为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斗私，批修”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根本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灵魂。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斗、批、改。具体目的是实现主要目的的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目的是斗、批、改的具体化。我们要从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统一中，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毛泽东原先是希望采取整风的方法来进行继续革命的，最后在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依靠群众，运用“四大”，进行文斗，由下至上，由点到面，由乱达治，通过全国性的演习，在循环往复中进行文化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要将军队自身的文革与整个文革大局结合起来，军队自身文革要服从整个文革发展的大局。军队是继续革命坚强后盾的重要表现：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实行“三支两军”；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权归政，兵归营。文化大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没有军队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要进行这样的继续革命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人提出要防范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种杞人忧天式的喧闹，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臆想，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建成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一个是复辟资本主义，甚至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取决于能否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从没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来分析，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怀仁堂事变这一历史偶然性来实现的。但是斗争并未终结。

　　由此我们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剖析，才能揭示出继续革命的真谛。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才认识到不仅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2]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将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

　　第五节从历史的演变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以上我们研究了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理论要点。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成败之间的关系呢？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又作出了什么样的验证呢？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共产党人究竟负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呢？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出现了三个里程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璀璨明珠，那么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说起。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

　　人们不仅要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里程碑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提出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起草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提出来的。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修改后，分别于一九六七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1]

　　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帝国主义时代下，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提出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和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承、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反修防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前两个里程碑。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前两个里程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呢？这两个里程碑的标志是什么呢？

　　1、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从巴黎公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外，主要的还是从理论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一八四八年二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方式，以及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主要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第一个里程碑的标志。

　　2、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时代在前进，马克思主义也在发展。一九○三年，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将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随后又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列宁针对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制定了相关的措施。由于列宁很快去世了，这种探索也就停止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在实现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完成了苏联工业化，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顺利地实现了战后的经济恢复，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了“半壁江山”。但是由于斯大林没有运用唯物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矛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能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致使人们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丧失了必要的警觉性，没有在体制上做出相应的构建，埋下了后来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在列宁主义的诞生上。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了一个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夺取了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苏联一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建成了社会主义，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样就使得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革命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这是列宁主义成为第二个里程碑的标志。

　　3、仍然没有解决了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解决的都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夺权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但是都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防止无产阶级政权变质和资本主义复辟等问题。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大事。

　　（三）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是前两个里程碑。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政权永不变质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大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新的回答。

　　1、时代召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参加和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但是在这方面却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上。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理论上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创立了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和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还从实践上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使革命精神转化成了现实的物质力量，使理想转化成了客观存在。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临的新的任务。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从实践上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问题，而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当时由于列宁去世的比较早，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虽然继续了列宁的遗志，将苏联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推向了前进，但是却也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将这个问题予以解决，没有认识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会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暴露出了问题，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如果这些隐患不能得到解决，那么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就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这就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做出有力的回答。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只是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却没有运用唯物史观对斯大林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然后提出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方略来，反而提出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建立一个“三无世界”，践踏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人虽然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但是却与赫鲁晓夫的路线并没有什么差别，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2]这样在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在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取得成就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是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吉拉斯的南斯拉夫人在《新阶级》一书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吉拉斯早年追随铁托革命，一起领导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战后担任过南联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是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却主张实行多党竞争的民主制，批评所谓南斯拉夫党内的斯大林思想。在被捕入狱后，吉拉斯写了《新阶级》一书。手稿秘密带到西方后，立即被奉为至宝，半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为了批判吉拉斯的修正主义观点，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年在内部出版发行了中译本。

　　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写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他们掌控了国家的一切资源，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看了以后，觉得吉拉斯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是很想似的，说得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把吉拉斯的观点作为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呢？他向同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关锋请教。关锋说，这不矛盾。吉拉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里面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并以此来整个地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则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特权阶级的发生和发展。[3]

　　从中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从实践上对此做出有力的回答。吉拉斯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是运用唯物史观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新途径，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必然现象，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就要展开对于吉拉斯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确立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从理论和实践上来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

　　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虽然他也进行了某些改革，但是却没有运用唯物史观，以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为切入口，对苏联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峻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通过系统的剖析，提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方略。这样就使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了迷茫。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就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实践出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大胆探索，进行争辩，产生共识，找到方案，做出对策，付诸行动，使世界社会主义能够得到健康发展。斯大林晚年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后来苏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历史的重担就落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2、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一系列问题。其实，早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联合发表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就对此作出了说明。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后发表的。为了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我们把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改写的一段文字引述如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改写的文字一律加重点号，—引者注）[4]

　　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没有能够解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去世的早，虽然发现了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够来得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虽然在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却在理论上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说明，并从实践上进行实质性的探索。这个艰巨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并由此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同时也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了“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提出反修防修，进行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才使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呢？

　　毛泽东思想虽然博大精深，是由诸多理论构成的逻辑谨严的体系，但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璀璨明珠。这是因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夺得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色彩，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突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而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则不然。这是要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不仅从理论上也要从实践上，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持政权性质不变的新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因而是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对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严峻考验。对于这个问题，不仅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回答，而且还要付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来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问题。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探索。其经验与教训有待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在反思中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

　　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一九五七年中国出现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剖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研究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指出了社会主义存在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和复辟资本主义两种可能性，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前途及其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5]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只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因而毛泽东提出单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6]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时候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这个时候的阶级矛盾主要存在于政治和思想范畴，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标准的。[7]

　　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这里关键是要界定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统一，大部分阶级矛盾是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8]这就要谨慎行事，既不能将阶级矛盾中的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也不能将其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将其中的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将其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要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保持高度警觉，制定了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措施，进行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随着时局的演变和探索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将继续革命的重点对准了党内走资派，提出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谆谆告诫全党：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了构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理论付诸于实践，转化成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实际行动。

　　不论是整风反右还是后来的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的“三反”“五反”和农村的“四清”，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探索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成绩而否认错误，也不能因为出现错误而否定成绩，而要进行科学的分析，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是在取得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又向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发起的冲锋，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创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而且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才是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

　　3、理论之树常青。

　　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树常青。这就如同巴黎公社失败了，其原则长存一样。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一样，[10]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创建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时候，更表现在被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时候。

　　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运动出发，为了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仅立足于唯物史观，而且逻辑谨严，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检验，显示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预见性，如同灯塔一样照亮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夜空。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继续革命的理论渊源来自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

　　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如果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难度要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难度更大。列宁曾经对此作出过精辟的说明。他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12]虽然列宁在这里说的是进行小生产活动的小业主，毫无疑问也包括私有观念。从与私有观念的决裂上来说，要比以前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难度大得多。

　　这是因为不论是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其实践文化大革命，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向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决战，破除几千年以来陈旧的社会陋俗。因而在继续革命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出现错误、曲折乃至于暂时的失败，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既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科学性，也不要因为承认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科学性，而否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从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中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复杂原因，进一步揭示出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能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来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就不仅从继续革命的理论构建上和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中，来认识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还要在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前提下，从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来不断完善继续革命的理论，使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树常青。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创立的。这个理论来源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又指导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辩证唯物论时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1]从中可以看到，阶级性和实践性，是辩证唯物论最显著的特点。这两个特点表现在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其实，这两个特点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辩证唯物论中存在，同样也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构成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鲜明特点。从阶级性上来说，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从实践性上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为继续革命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继续革命的实践指明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性和实践性这两个鲜明的特点来进行继续革命，从认识的深化中来完成继续革命。

　　既然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鲜明特点，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这两个鲜明的特点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阶级性。

　　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是要为工农阶级的利益服务。要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将革命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防止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将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在这方面继续革命的理论表现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1、为了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

　　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保障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基本权利，防止他们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两个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紧密团结起来，组成工农联盟，成为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工农两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还在政治上结成了巩固的同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工农两大阶级在经济上的同盟表现在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互动关系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进程。在国家工业化阶段，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提供资金、原料和劳动力，同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又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又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化提供了技术、人才和设备，成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这两者之间的发展形成密切的配合，良性的循环，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奇观。[2]

　　这不仅是工农联盟形成的物质基础，也是工农两大阶级国家主人翁地位的可靠保证。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忠实的同盟军。工农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主人翁地位，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工农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作后盾的。离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工农两大阶级就会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主人翁地位也就难以获得有效保障了。因而要想保障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人和人之间真正形成平等互助的阶级友爱关系，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践行按劳分配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工农联盟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存在的必要条件。

　　由此我们可能看到，要想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应运而生的。

　　从理论和实践的探究中我们发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防止他们由国家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否则的话，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了。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人和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以及按劳分配构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方式。一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破坏，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以及按劳分配原则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两极分化就会产生了。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这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工农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强大的监督制约力量，以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改造人的世界观，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后，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工农群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更为密切，形成了更为巩固的同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2、为了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因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表现为党内走资派，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由此可见，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构成。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表现，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一般说来，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由于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的决定性，也由于党内走资派掌握着权力，因而就要把党内走资派作为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

　　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是由于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存在和作用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所决定的，不将他们斗倒批臭，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建立不起来的。这就要运用“四大”，采取文斗而不是武斗的方式，和他们展开斗争。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将他们中的首要分子拉下马，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转变过来。通过革命斗争的淬炼，提高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力和鉴别力，使他们成为忠于信仰、目光敏锐、坚决果断、敢于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中的多数人，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不能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必然要求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要求，具体说来社会基本矛盾是根本原因，主要矛盾是主要原因，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直接原因。由此看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不是来自于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认真研究，冷静分析，抓住矛盾，深入剖析，敏锐认识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主动地自觉地投入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将矛头对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一旦条件适宜不仅自己会迅速由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同时还会在社会上培育出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这就要求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要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而不能转移斗争的主要方向。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围绕斗争的主要方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或公开地，或隐蔽地，或频繁地，或间歇地进行着活动，制造武斗，造谣惑众，转移斗争方向，使文化大革命偏离既定的轨道，走向混乱，以达到中止文革或者使文革流于形式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就要识破这些伎俩，采取果断行动予以制止，使打击的矛头始终对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防止他们转移运动方向。这是在继续革命过程中应该引起警觉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由此看来，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党内走资派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革命对象，而且党内走资派则是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这是因为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一旦掌握了领导权，具有了话语权，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因而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有清除这两个障碍，才能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

　　3、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种鲜明的阶级性表现在为了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个时候还要进行继续革命，进一步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两股政治力量，以党内走资派危害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思想取代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将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消灭掉，把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而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如果消灭了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又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得到巩固和发展。否则的话，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兴风作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样已经灭亡的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就会借尸还魂，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要想保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想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而我们说继续革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保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充分条件。

　　（三）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

　　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践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实践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呢？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不是依赖于主观的意愿，而是要靠社会实践的证明。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就在《实践论》中谈到了判定理论是否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3]

　　从中可以看到，判定理论或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样就不仅确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一文时，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形成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

　　这个判断不仅与《实践论》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的表述上更为简洁、明确，确定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理论是不是真理，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得到证明。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上做出的判断。这个唯一不是一次的意思，而是说真理正确与否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得以检验。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真理隐藏在现象背后，不是能够轻易发现的，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认识到。同样，认识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理，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种检验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5]

　　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有时失败了，不是因为不是真理，而是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比如，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原则是长存的。在该文中毛泽东还写道：“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6]

　　我们当然不能把由于实力对比差异所导致失败的真理当成谬误，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导致没有对事物本身的运动有一个正确的反映，致使失败的情况的存在。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坚定信念，提高认识，继续检验，做出判定，通过调查研究从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中来反映客观规律。

　　从客观规律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来划分，真理可以分为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客观规律被称为客观真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被称为主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以后，就会形成主观真理。从实践中来认识客观真理，通过实践来检验主观真理。主观真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其是否符合客观真理。

　　在客观真理、主观真理与实践的关系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7]

　　由此我们看到，客观真理在实践的过程中变成了主观真理，主观真理究竟是不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理论是主观真理的表现形式。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还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证明其是不是反映了客观实际。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已经具有了真理性。这是因为理论的产生来自于实践，是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考后，由感性认识发展到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运动规律的反映。这是人类自觉的能动性的表现。尽管理论已经包涵了真理性，但是也只有回到客观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客观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8]

　　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主观真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就武断地否认它的真理性，也不能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就直接视为客观真理。从中进一步认识到，主观真理具有能动性，能够作用于客观实践的发展，主观真理虽然包涵着真理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观真理，人的认识是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实践来验证。这就要在历史的具体的实践中来认识它的真理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认识不断趋于完善。

　　在真理与实践的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以真理没有经得起一次或几次实践的检验为理由，否认真理存在的客观性。从历史的辩证法中可以看到，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人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在斗争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其发展的方向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的力量对比及认识的局限所致。这个时候如果草率地以斗争胜负作出判断，就会忽视客观事物与人的认识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走向唯心论的陷阱。

　　二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就不具有真理的客观性。毫无疑问，真理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够得到检验。主观真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包涵着真理的因素。这个时候如果一味地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由而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存在，就会导致不可知论。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意识的能动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如果对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所包涵着的真理的客观性一概否认，那么正确的认识又是来自于何方呢？这样势必会否定意识的能动性，滑到形而上学的泥潭。

　　这就要求我们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将反对唯心论和反对形而上学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不论是发现真理还是检验真理，都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真理检验的过程中，要从当时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出发，经过缜密的思考来做出决定，而不能简单地以胜负来判断。同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仍然可能包涵着正确的认识，不能以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理由否定其存在的客观性。

　　2、在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中进行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又反作用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中逐渐得到丰富和发展，将继续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初萌芽于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次年中国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9]

　　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他进一步指出，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仅要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0]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1]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独立自主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附庸式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争论引发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且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12]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也有党内浮夸风和瞎指挥这些错误所致，要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加分析地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解释造成困难的原因，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保留态度，[13]要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解决这个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14]

　　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国内中央农村工作部、中联部和统战部也出现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修正主义。[15]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反修防修，开展继续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领导全党反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中苏大论战，而且还提出要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刘少奇的抵制和反对。[16]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使这种分歧暂时予以解决，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认为党内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17]

　　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提出要进行继续革命，而后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继续革命不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主观判断，而是他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深入思考后的结果。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创立的背景。

　　从中可以看到，进行继续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这种矛盾体系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不仅存在于党内，而且还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层，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就要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还开展了文化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得到验证、完善和发展。

　　3、实践检验之一——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的演变。

　　怀仁堂事变埋下了否定文革的基石。一九七八年后，文化大革命被作为一场内乱或动乱写入了党史和国史，遭到了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又如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中来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从实践中来检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理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展开，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这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前两条总路线主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第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斗争，表现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斗争上。[18]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表现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19]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的斗争上。[20]这种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斗争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十七年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种斗争从形式上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质上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斗争在经济基础领域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实现农业合作化（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单干风是在农业合作化上分歧的再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集中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在要不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生死攸关的大事。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非权力之争，更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以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21]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并不困难，这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表现了出来。但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22]刘少奇不过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出现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变动了刘少奇的职务，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再次出现。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改变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使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主动行动起来，践行民主权利，形成制约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在毛泽东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反对文革的势力乘机联合起来，发动了怀仁堂事变，对文革阵营领导人实行了“斩首行动”，随后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路线。其实，改革开放路线就是文革期间批判的刘邓路线。如果文革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开放路线就是错误的；如果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文革路线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开放的所谓“正义性”是建立在文革“非正义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肯定文革，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改革开放后，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是具有必然性的。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从实践中对这两条路线验证其真伪的时期。

　　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后进行的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虽然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收购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度获得改善，以前的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乡镇企业）由于惯性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年，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却成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回光返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最终被破产私有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三农”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魇，笼罩在农村的上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断裂。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破产，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严重动摇。这个时候匆忙实行的“拨改贷”和“利改锐”打乱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营的环境，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行无异于釜底抽薪。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物质刺激、资金挂帅、承包经营、减员增效成为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灵丹妙药。当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会想到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会大面积破产。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最终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资本，实行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先是消灭中小企业，而后是大中企业，最后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家经济中两种经济成分已经攻守易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丧失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急剧变化，广大工农群众也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颠覆的严重隐患。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涉及民生的这三大改革，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剥夺待尽，成为压在工农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他们失去固定工作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同时，又将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享有应得的成果，反而被视为“弱势群体”、“低端人口”，政治、经济及生存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状况。其实，孤立地、抽象地谈论开放是没有意义的。开放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民族经济的竞争力，是要利用外资而不能被外资所吞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折戟运十飞机，砍掉红旗轿车，停止芯片研制，造成了今天航空工业、轿车工业和信息工业的严重落后。中国航空飞的是外国飞机，轿车工业则是外国品牌独霸天下，信息工业“缺芯少魂”，产业安全受制于人。由于决策者秉承“造不如买”的买办路线，错误地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致使中国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中，已经有二十一个产业被外资控股，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能够换来技术，反而丧失了产业的控制权。现在又全面放开了制造业，取消外资入股中国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行业的股比限制。这种不设防的开放已经成为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就是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刘邓路线进行的检验。在刘邓路线的指导下，文革路线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我们不幸地看到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人和人之间平等友爱的关系被商品交易关系所取代，按资分配颠覆了按劳分配原则，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了劳动果实，却被中外资本家夺走，生活愈发艰难，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社会上出现了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化程度严重。历史的发展，已经对两条路线作出了评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从正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则是从反面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出了有力的论证。

　　4、实践检验之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对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又一次检验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西方的和平演变也好，还是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也罢，都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最终还是要通过苏联共产党这个内部因素来起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执政党，因而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通过共产党的变质来实现。这就要防止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24]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论战期间，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从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赫鲁晓夫集团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形成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25]这个历史性的预言在二十多年以后终于被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实践所证实。

　　其实，苏共亡党并非在朝夕之间，而是经过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集团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期。这是各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到底是发展生产力还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究竟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说明，进行继续革命不是不发展生产力，而是说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继续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得到保护和迅速发展。不论是斯大林时期还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在不少领域还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人民的幸福指数和社会福利保障远远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避免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6]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主张和平过渡，否定了苏联的历史，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进而形成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后来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苏共中央的领导权，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苏联历史，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解散了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颠覆。这说明苏共党内当时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苏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制定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实行后，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悲剧。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后，中国社教院的学者们痛定思痛，反思沉痛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编著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苏共亡党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苏共内部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27]其实这个特权阶层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就已经批判过，[28]毛泽东也在谈话中反复指出过这个特权阶层必然会产生修正主义。[29]这个特权阶层攫取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经过了几十年的发酵，终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中撕破了伪装，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苏共亡党导致苏联解体，引发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地区遭受巨大挫折。

　　苏共亡党，致使苏联丧失了坚强领导核心，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政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导致苏共蜕化变质，丧失了灵魂、凝聚力和战斗力，失去了执政地位，最后在八一九事件后被戈尔巴乔夫解散，酿成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东欧剧变也与苏共亡党密切相关。东欧诸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二战结束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取得政权的，执政后又照搬了苏联模式，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虽然有些国家（比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进行过探索，还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样苏共与苏联的存亡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就难以逃脱剧变的悲剧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地区遭受巨大挫折，这从反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用活生生的现实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年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斗争的正义性，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深刻预见性，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上的又一次检验。

　　5、实践出真知。

　　继续革命的理论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检验。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正面检验，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是反面检验。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正面检验表明，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失败的。[30]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外交方面发展的历史就是证明。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从反面表明，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不仅表现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了毁灭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上，还表现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上。十月革命的故乡最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当年中苏论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明预见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误，最终还是要依靠实践的检验。正面的检验固然可贵，反面的教训更为发人深思。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经济的攻守易形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真理而不是谬误。

　　实践出真知。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检验。文革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惨痛损失从反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令人婉惜的是，这种真理的光芒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来放射出来的。损失固然痛心，教训犹为深刻。经受住了正反两方面严峻考验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所认识，成为鼓舞他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实践的观点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特征。继续革命的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得到证明。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检验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以其强大的能动性推动着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奋勇前进。

　　（四）继续革命的理论永放光芒。

　　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出发，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创立的革命理论。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又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检验，以其独创性的成果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夜空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时代的发展在召唤着理论的创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及本国孟什维克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将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创立了列宁主义。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随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又把苏联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政党利用二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由此形成。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时代对共产党人提出的新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唯生产力论，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就能搞好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条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认为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这两条路线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是孤立地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矛盾运动中来认识，焦点是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哲学上来说，唯生产力论坚持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则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这是两条不同路线产生的哲学基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在实践上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唯生产力论会背离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发展，走向共产主义。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苏大论战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分歧和斗争，都是集中在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共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在国内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反修防修斗争中，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问题。这样就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毛泽东思想阶段。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论战不是偶然的，这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斗争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虽然在规模和范围上有所不同，但是却存在着统一性，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国际上的反修防修斗争，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这种斗争作出了历史的评判；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及社会的演变对此作出了历史的论定。

　　由此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真理的燧石是在实践的敲击下才放射出灿烂光芒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如同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以其磅礴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继续革命的理论永放光芒。

　　三、响应时代召唤，共产党人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斗争。

　　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光辉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当代共产党人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后，会以更加睿智的思想，饱满的热情，成熟的心态，投身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

　　（一）严峻的现实，沉痛的教训。

　　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承认挫折，认清现实，汲取教训，谋划未来，就成为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

　　毫无疑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巨大挫折。这一巨大挫折是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为标志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二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裂痕，经过中苏大论战，到六十年代中期陷于分裂，形成以苏共为首的右翼集团和以中共为首的左翼集团。此后中苏两党沿着各自不同的路线前进。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反修防修，开展社教运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去世后，以怀仁堂事变的发生为标志，文化大革命不幸夭折，随后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苏联共产党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进，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标志，造成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遭遇巨大挫折，进入了低潮。

　　这两个事件结局虽然相似，却有着重大不同。一个是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探索中遭遇的失败，一个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出现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败，就否定路线的正确，以及探索的必要性。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就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不论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的演变，还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都以活生生的现实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苏共没有在苏联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从这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而中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虽然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却以毛泽东去世怀仁堂事变的发生为标志，导致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致使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努力化为泡影，酿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结局。

　　这两种结局虽然都是因为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所造成的，但是其原因又有所不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由于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导致的失败，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遭到的毁灭性破坏，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结果。一个是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失败，虽然原因有所不同，其结果都是由于没有能够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所造成的。从这方面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是具有必然性的。由此进一步彰显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说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充分条件。

　　2、沉痛的教训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遗产。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的毁灭性破坏，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进入了低潮，留下了沉痛的教训。通过对沉痛教训的总结与分析，可以梳理事实，发现真相，坚定信心，少走弯路，指明今后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虽然无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能够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2]

　　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面临着内外资产阶级的侵袭与破坏。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特别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资产阶级要想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难以成功的。这个时候就要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不仅要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变化，保持高度警惕，还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相应的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一般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因素要超过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作用；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是执政党，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党内的因素要超过党外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中央的因素要超过地方的作用。因而就要将党内走资派作为运动的重点，尤其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去世前一再告诫全党：“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这些遗嘱式的教导穿过历史的时空，一直回响到今天，已经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参加到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觉悟，增强他们进行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战斗性，使他们成为遏制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强大力量。工农群众对继续革命的理解和觉悟程度，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试想，如果当时怀仁堂事变的发动者意识到一旦他们造成了事变，就会遭到以工农为主体的全国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迅速组织起来进行全国性的反抗，形成声势浩大波澜起伏震动全国的革命运动，那么又有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发动这样的事变呢？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决不仅仅是发动怀仁堂事变的若干人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工农群众对于继续革命的理解和觉悟程度，以及革命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对继续革命的思想认识水平决定的。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经十年之久革命运动的失败，简单地归结到发动怀仁堂事变的若干人身上，本身就违背了唯物史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怀仁堂事变不过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导火线而已。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对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仅仅进行理论上的宣传，政策上的灌输是不行的，而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教育以后，才能够使他们逐步走向成熟，形成坚定的阶级意识。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以后，才放射出灿烂的光辉，照亮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使他们真正认识到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保护自身根本利益的法宝，在阶级意识的萌发中化作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以饱满的激情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

　　正是因为这样，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反修防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不发展生产力，也不是不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要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进行考察，在解决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上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决不是抛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孤立地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使生产力偏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就是其中的沉痛教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工农群众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以及由此产生的两极分化也是其中的沉痛教训。

　　这些沉痛的教训，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继续革命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继续革命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二位的，两者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继续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迅速稳定地发展。否则的话，复辟了资本主义，就会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就是有力的证明。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个任务要由觉醒了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来完成。这是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种沉痛教训不仅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思想光辉，而且还成为今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中可以看到，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巨大挫折，进入低潮，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临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复杂的。这就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剖析中来吸取智慧和力量，把沉痛的教训作为今后进行革命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使悲剧以后不再重新出现。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巨大挫折，给各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使得一些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出现了悲观情绪。这个时候就要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回顾来透射未来。

　　1、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

　　真正的科学共产主义运动，是从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共产党人的宣言书，是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判决书，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革命的方式，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虽然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地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除了失败的巴黎公社以外，在夺取政权方面无产阶级始终没有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这是由于当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缘故。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逐步完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垄断组织出现了，调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不论是在民主制度上还是在生活待遇上，工人阶级的处境均有了重大改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和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才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逆流。恩格斯去世后，这股逆流在第二国际内部占了上风。第二国际正在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既定轨道，成为国际资产阶级操纵工人运动的工具。

　　这个时候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在第二国际内部处于劣势。在第二国际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斗争的核心，就是要不要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不要通过革命的方式，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分裂的危险。

　　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来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个时候似乎右派的主张更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但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新变化，发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做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的论断，为俄国十月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们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鼓励本国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战场上与自己的阶级兄弟——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厮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则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有利机会，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十月革命的胜利，经过了六十九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巴黎公社失败，经过了二十三年；从巴黎公社失败到十月革命胜利，经过了四十六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在与实践的结合中结出了硕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作为恩格斯去世以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担负起了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创立了列宁主义，建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抓住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共产主义理想出现了曙光。

　　2、从十月革命到文化大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打退了外国干涉军，镇压了内部叛乱，而后又通过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第三国际，支持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将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全球。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在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对抗美国的政治军事强国。这个时候苏联利用二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在进攻法西斯德国的时候，支持东欧地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运动，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式道路，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必然选择。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个伟大的标志性事件，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此基础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胜利，其实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取得的。从世界范围上来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5]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来分析，都没有超出列宁主义的范畴。但是时代的发展又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了新的课题。

　　这就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如何才能够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究竟还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以后，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全盛时期。但是，就在这全盛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蕴含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主要在中苏两党之间展开，最初是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表现出来，[6]最后发展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上的原则性分歧。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又发展到国家关系上，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还是服从苏共老子党的指挥棒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探索适应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而不能服从苏共的指挥棒。这在中苏两党之间关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分歧上表现了出来；[7]社会主义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鲜明地提了出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走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探索，却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嘲笑和攻击；[8]在继续革命的问题，中苏两党的分歧更是原则性的，在九评苏共中央信中作出了详细的论述。

　　本来，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后，兄弟党之间应该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通过内部讨论来使问题得到解决。退一步说，这些分歧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求同存异，保留意见，一般情况下是不致于影响到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但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却将两党之间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擅自撕毁两国签订的经济协议，撤走苏联专家，严重恶化了中苏关系。[9]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又在会谈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突然发布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挑起了公开论战。[1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才被迫应战，从防御转入反攻，中苏论战进入高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此后，中苏两国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苏联继续发展重工业，开展军备竞赛，一跃而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出兵阿富汗，苏联在全球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美国则是由于侵越战争失败，国内出现经济危机，从总体上处于防御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的改善就成为两国抵制苏联扩张维护自身安全的共同需要。

　　中苏论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后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亘古未有的雄伟气势，将广大劳动人民动员起来进行造反，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文革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以磅礴的气势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发起了摧枯拉朽式的冲锋，席卷了华夏，震撼着全球。这股红色的飓风，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法国的“五月风暴”和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性事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积极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还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将共产主义的影响力扩展到全球。

　　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欧洲发展到亚洲，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论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继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令人遗憾的是，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进入了低潮。

　　3、历史的启示。

　　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挫折中前进，从失败中走向胜利，在凯歌猛进中呈现出辉煌的局面。如果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比做一处威武雄壮的活剧，那么巴黎公社不过是一个序幕，十月革命则正式拉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大幕，文化大革命则使这处活剧走向了高潮。随后，在复杂的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在巨大挫折中走向了低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对立统一。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物的前进是以曲折为代价的，不经过曲折事物就不能前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在发展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曲折，走了一些弯路，甚至还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难以完成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因为遭受了挫折就对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信心，也不能因为一时顺利就盲目乐观，看不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遭受的曲折和困难。这就要运用辩证唯物论来武装头脑，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剖析中有一个辩证的认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工人阶级生活待遇改善，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社会稳定，修正主义猖獗的境况，列宁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于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应运而生。正是因为这样，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才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澎湃发展，在二战造成的有利时机下，中国及其它国家的革命先后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创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辉煌局面。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国际范围内仍然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国内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斗争反映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性质上来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苏共领导集团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道路，在其影响下的东欧集团也与苏共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过是一个时间早迟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探索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着一些失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被颠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出现巨大挫折，走向低潮。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诞生了列宁主义，而后进行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辉煌局面。中苏大论战就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将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虽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大革命最后失败了，但是继续革命的原则是长存的，其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今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思想的指导和实践的借鉴，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处于低潮。低潮是高潮的前奏，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是什么呢？

　　1、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毫无疑问，只有在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以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根本历史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那么，如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不是凯歌猛进战略进攻的时代，而是战略防御下的宣传发动储蓄力量的时期。共产党人就要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大计进行深入思考，坚定信念，积蓄力量，宣传群众，昭示未来。

　　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困境中，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左”倾冒险主义。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有些共产党人革命心切，不能认清这个现实，而是采取革命高潮时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出击，展开进攻，结果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一是右倾投降主义。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力量对比悬殊，于是理想信念动摇，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主张妥协退让，甚至投降。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有可能出现。这就要求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时刻注意防止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使革命力量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

　　真正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既不会动摇信念，失望悲观，也不会感情用事，盲目行动，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沉着应付，慎重行事，创造时机，果断出击，在退让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当然，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这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首先实现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人和人之间平等友爱的关系，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结，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居于指导地位。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是共产党人今后进行革命的宝贵精神遗产。只有在认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以后，才能为今后进行的革命提供鉴介，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这是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今天的共产党人必须从实际状况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从革命处于低潮以及力量对比处于劣势这个现实出发，来作出当前的革命发展规划，从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中来昭示今后革命的发展。要切实认识到在革命处于逆境的情况下，革命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进行。既不能急躁冒进，也不能消极悲观。只有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善谋造势，在斗争中稳定前进，才能为将来进行革命创造条件。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战场不是在书本里、网络中、讲坛上、沙龙间，而是在工厂、农村、田间、地头、工地、社区，在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中。在工农大众中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对他们身边的现成事例从理论上来作出说明，用革命理论的曙光照亮人民群众的心房，使他们从困惑中清醒过来，只有这样才能焕发出他们的革命激情，形成进行革命的强大力量。

　　宣传发动的过程，就是等待时机创造时机的时候。如同帝国主义时代出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由此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客观条件一样，今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一定还会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相似的客观条件。虽然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形式上也发生了若干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将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全球性的两极分化急剧发展，正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

　　现在，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贸联系的日益密切，互联网技术，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成，正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旧秩序，全球性的两极分化，以及发达国家内部严重的债务负担日益严重，也在加速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全球性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正在日益成熟。

　　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就是要为未来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当代的共产党人，为了加快革命形势的成熟，要进一步做好理论指导，深入基层，唤醒群众，宣传造势，创造时机，培养革命骨干，壮大阶级队伍。一旦革命时机到来的时候，共产党人就能够及时将群众组织起来，迅速发挥出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斗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也就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

　　2、共产主义曙光昭示着我们前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归宿是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这个问题，列宁主义实践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思想则是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13]

　　从唯物史观来透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前景是光明的。这种光明的前景并不意味着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曲折和错误，没有阴暗面。在社会制度剧烈变化的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出现局部性的失败、巨大的损失乃至于复辟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因为暂时一片光明而缺乏应对黑暗面的思想准备，也不能因为出现了黑暗面就对光明的前景丧失信心。这就要在黑暗中争取光明，在光明中做好应对黑暗的思想准备，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迎来共产主义的曙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第二国际内部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诞生了列宁主义，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两党之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诞生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磅礴的气势将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全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求一帆风顺，不发生曲折和磨难，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不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们，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将共产主义由一种理想变成了现实，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摆脱剥削和压迫指明了方向。他们的伟大贡献为今后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借鉴和吸取了以往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后，才能够步入发展的康庄大道。

　　人类历史的前进是需要奋斗和牺牲的。共产主义也是需要无数共产党人为之奋斗和牺牲才能够实现的。为了消灭剥削和压迫，使劳动人民摆脱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共产党人不仅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而且也要具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牺牲的革命精神，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这是一个悲壮的征程，也是一部英雄的史诗，更是一首争取劳动人民自由、解放和幸福的战斗凯歌。

　　文献索引

　　第一节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1、《列宁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6]，第31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第665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2]，第548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718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1515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329页。

　　7、《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吴冷西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3]，第784页。



　　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1]，第548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 年一月第一版。

　　[4]，第451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第431页至432页；[8]，第432页至434页；[9]，第431页 至432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719页至720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0]，第1345页，1554页；[11]，第1394页至1396页，1398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521页。

　　7、《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张化、 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二○○○年 一月第一版。

　　[5]，第94页。

　　8、《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 ○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6]，第669页至670页。

　　第三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28]，第46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18]，第304页至306页；[30]，第31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29]，[34]，第547页。

　　4、《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9]，第195页，196页， 200页；[32]，[35]，第139页。

　　5、《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1]，[17]，[20]，第135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7]，第541页。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5]，第1427页至1434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1]，第356页；[4]，[24]，第319页。

　　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0]，第431页至433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第214页；[3]，第215页；[31]，第207页；[43]，第230页； [44]，第23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2]，第134页至135页；[13]，第129页；[25]，第131页；[26]， 第131页至132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39]，第543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8]，第24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5]，第265页至266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6]，第59页。

　　16、《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1]，第413页至414页；[23]，第413页。

　　1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7]，第719页至720页。

　　18、《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7]，第996页至997页；[8]，第1228页至1260页，1366页至1384页；[22]，第894页，904页；[16]，第1367页，1373页；[33]，第1510页；[41]，第1390页，1393页；[42]，第1469页；[45]，第1254页至1255页。

　　19、《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40]，第724页至725页。

　　2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 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35页至47页，130页至150页，163页至180页，230页 至265页。

　　2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 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4]，第784页。

　　22、《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9]，第5页至6页。

　　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第320页，322页；[2]，第322页；[3]，第325页至326页；[4]，第326页至327页；[28]，第325页至3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8]，第475页；[25]，第475页；[38]，第356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2]，第216页；[39]，第205页至206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 月第一版。

　　[18]，[29]，[36]，第548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 年八月第一版。

　　[22]，第139页；[32]，第553页；[34]，第641页。

　　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 学习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二○○○年版。

　　[9]，第186页至187页；[24]，第179页至180页。

　　7、《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536页；[6]，第537页；[7]，第658页至659页；[10]，第717页；[11]，第615页；[13]，第639页至640页；[14]，第642页至643页；[15]，第645页；[16]，第647页；[17]，第650页至651页；[19]，第717页至718页；[20]，第718页至719页；[21]，第719页至720页；[26]，第815页；[27]，第721页；[37]，第717页至718页；[40]，第719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3]，第519页至521页；[30]，第326页至327页；[33]，第519页至521页。

　　9、《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31]，第886页；[35]，第887页。

　　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4]，第89页；[5]，第81页至82页；[16]，第90页，91页，92页至93页；[20]，第119页至120页，122页；[33]，第195页，208页；[38]，第208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25]，第424页至425页；[26]，第436页至437页；[31]，第418页；[35]，第438页，439页，426页，435页；[36]，第428页；[37]，第436页；[39]，第436页；[41]，第431页至433页；[110]，第426页；[113]，第431页至433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81]，第230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59]，第273页；[65]，第250页至251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 年八月第一版。

　　[73]，第139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54]，第366页至387页；[74]，第431页至432页；[75]，第405页至406页；[76]，第451页至452页；[108]，第69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80]，第196页至198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93]，第265页至266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2]，第90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3]，第487页。

　　11、《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236页，第252页至253页；[9]，第274页至275页；[13]，第344页至346页；[15]，第347页；[17]，第250页至263页；[19]，第374页；[21]，第356页至362页；[23]，第367页至372页；[30]，第372页至385页；[44]，第815页；[45]，第766页，796页至697页，第822页；[46]，第822页；[47]，第764页；[49]，第765页至766页，772页至774页，788页；[51]，787页，770页；[52]，第769页，771页，789页。

　　1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第1510页；[53]，第885页至965页；[55]，第980页；[57]，第983页；[60]，第1254页，1182页；[61]，1118页至1120页，1169页至1170页，1207页；[63]，第1207页至1209页；[66]，第1182页；[67]，1117页，1229页至1230页；[69]，第1241页；[70]，1238页，1254页；[71]，1247页，1182页；[77]，第1393页至1394页；[79]，第1259页至1260页；[82]，第1259页至1260页；[84]，第1326页至1327页，1339页，1342页，1344页；[85]，第1309页至1310页；[87]，第1313页至1314页；[88]，第1314页至1329页；[90]，第1333页，1342页，1350页；[91]，第1345页；[92]，第1367页；[94]，第1345页至1352页；[95]，第1370页至1374页；[96]，第1368页至1369页，1373页；[98]，第1327页，1376页至1377页；[99]，第1354页，1376页；[100]，第1352页，1357页，1375页至1376页；[101]，第1352页至1353页；[102]，1352页，1311页，1357页；[103]，第1354页；[104]，第1376页至1380页；[105]，第1383页；[107]，第1389页至1390页，1345页至1346页，1393页至1396页；[111]，第1339页，1343页至1344页；[112]，1254页，1182页；[117]，第1345页至1346页，1354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8]，第111页至115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9]，第258页，262页至264页。

　　1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8]，第13页，21页至22页。

　　16、《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64]，第421页，42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

　　[109]，第238页。

　　18、《陈云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陈群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五年六月第一版。

　　[68]，第1321页至1322页。

　　19、《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83]，第711页。

　　2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2]，第150页；[6]，第41页，42页至43页；[7]，第44页；[10]，第36页至39页；[11]，第39页，44页；[12]，第137页至141页；[14]，第135页至137页；[18]，第176页；[22]，第232页至233页；[24]，第237页；[27]，第238页；[28]，第238页至239页；[29]，第241页；[32]，第244页至245页；[34]，第246页；[40]，第248页；[48]，第347页，381页，390页；[50]，第369页；[115]，第37页至44页。

　　2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78]，第810页至811页。

　　22、《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56]，第257页。

　　23、《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版。

　　[97]，第370页。

　　24、《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62]，第257页至261页；[116]，第347页。

　　25、《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十月第一版。

　　[42]，[114]，第151页。

　　26、《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106]，第226页。

　　27、《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张素华著，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第八卷第一期， 2001年第1期，第57页至69页，2001年1月。

　　[86]，第59页。

　　四、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透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第206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719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1469页。

　　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3]，第886页至887页。

　　5、《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 编。

　　[4]，第164页。

　　第四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

　　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及认识工具。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1]，第325页至329页，344页至346页，595页，548页，316页至329页。

　　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第325页至3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5]，第665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3]，[6]，第548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4]，[7]，第1645页，1781页至1782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521页，223页。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8]，第3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7]，第547页。

　　3、《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9]，第139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2]，第407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5]，第344页至345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第194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433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第1345页，1550页，1554页；[6]，第1406页，1130页至1131页，1408页，1412页，1481页；[12]，第1393页至1394页；[13]，第1533页，1554页，1713页至1714页，1725页至1726页。

　　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10]，第447页，126页。

　　1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1]，第810页至811页。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2]，第451页；[3]，第451页至452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第485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510页。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4]，第325页至326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5]，第214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255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21页。

　　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1、《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第139页；[10]，第195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9]，第13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第477页至478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5]，1395页至1396页，1398页；[6]，1393页至1394页；[11]，第1027页至1028页；[13]，第1668页至1671页；[14]，第1429页；[15]，第1429页；[20]，第1681页；[21]，第1260。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521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第485页；[17]，第487页至488页，490页；[19]，第490页至491页。

　　7、《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下册）第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4]，第724页至725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三年九月第一版。

　　[18]，第5页至6页。

　　9、《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三月第一版。

　　[3]，第387页；[12]，第441页。

　　10、《人民日报》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7]。

　　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3]，第528页。

　　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0]，第342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5]，第225页，232页；[17]，第230页至231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8]，第579页；[10]，第550页至551页，606页；[25]，第58页至60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173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4]，第1395页至1396页；[5]，第1368至1371页；[7]，第1407页，1451页，1460页；[9]，第1529页；[13]，第1428页；[14]，第1255页；[18]，第1532页，1542页；[19]，第1405页，1417页；[22]，第1459页； [23]，第1366页；[24]，第1368页至1369页；[26]，第1459页；[27]，1344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第521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8]，第350页。

　　9、《刘少奇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12]，第1029页至1030页。

　　10、《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一版。

　　[11]，第370页。

　　1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21]，第283页。

　　12、《人民日报》，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2]。

　　13、《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1]，第4页。

　　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第565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30]，第384页至385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第144页；[8]，第87页至89页；[9]，第144页；[19]，第356页；[20]，第385页至386页；[22]，第386页；[35]，第365页。

　　4、毛传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第1462页；[4]，第1299页至1301页；[5]，第1418页；[6]，第1414页至1415页；[10]，第1438页至1439页；[11]，第1441页至1443页；[12]，第1433页；[13]，1489页至1490页；[14]，第1437页至1438页；[15]，第1468页；[16]，第1489页；[17]，第1490页；[18]，第1472页；[21]，第1506页；[23]，第1500页；[24]，第1469页至1470页，1479页，1485页；[26]，第1447页，1449页至1451页；[27]，第1460页至1462页；[34]，第1489页至1490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3]，第521页。

　　6、《周恩来传（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31]，第1201页，1208页1212页。

　　7、《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1]，第12页至13页，133页至134页，234页至235页；[32]，第389页至390页。

　　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28]，第121页，127页至129页。

　　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5]，第134页。

　　10、《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力。

　　[29]，第6页，4页。

　　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13]，第286页，293页；[184]，第6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40]，第547页。

　　3、《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39]，第139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7]，第659页至660页；[18]，第660页；[22]，第660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2]，第857页；[19]，[20]，第1004页至1005页；[21]，第1101 页；[44]，第857页；[110]，第869页至870页。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0]，第1512页；[29]，第1477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9]，第319页。

　　8、《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74]，第81页至85页。

　　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5]，第273页；[35]，第351页；[36]，第353页；[47]，第351页；[71]，第380页；[105]，第353页；[119]，第225页，271页至273页；[147]，第423页至424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

　　[34]，第497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23]，第344页至345页；[43]，第344页至345页；[46]，第340页；[33]，第548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72]，第390页至392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100]，第89页至90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8]，第24页至26页；[42]，第194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第115页；[5]，第434页；[6]，第83页；[7]，第107页；[14]， 第433页至434页；[48]，第54页；[57]，第556页；[60]，第475页至476页；[61]，第258页；[62]，第424页；[63]，第477页；[64]，第532页；[67]，第292页，322页；[75]，第105页；[81]，第606页；[82]，第359页；[83]，第403页；[91]，第426页；[92]，第532页；[94]，第436页；[103]，第573页至574页；[107]，第23页至30页；[120]，第435页；[121]，第530页；[122]，第531页；[124]，第545页；[125]，第54页；[126]，第542页至543页；[127]，第550页至551页；[128]，第557页；[129]，第54页，505页；[136]，第505页；[137]，第542页；[138]，第616页；[149]，第492页；[150]，第579页；[155]，第542页至543页；[156]，第550页至551页；[168]，第568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9]，第173页；[117]，第443页，446页，450页；[175]，第268页；[177]，第402页；[182]，第373页至374页。

　　17、《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4]，第665页至666页。

　　18、《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0]，1368页至1369页；[51]，第1447页，1451页；[52]，第1469页至1470页，1527页；[53]，第1527页；[55]，第1427页，1439页，1451页，1490页；[56]，第1526页；[59]，第1532页，第1549页，1554页；[65]，第1489页；[70]，第1427页；[73]，第1668页至1671页；[76]，第1517页至1518页；[77]，第1516页；[78]，第1517页；[79]，第1516页至1517页；[80]，第1532页；[90]，第1538页；[95]，第1554页；[98]，第1393页，1338页，1505页；[102]，第1389页；[108]，1331页；[123]，第1525页至1526页；[148]，第1430页；[151]，1460页，1470页；[152]，第1417页，1509页；[153]，第1529页；[154]，第1560页至1561页；[157]，第1532页；[158]，第1539页至1541页；[159]，第1543页至1544页；[162]，第1619页；[163]，1665页；[164]，第1532页；[167]，第1489页至1490页；[169]，第1655页，1665页；[171]，第1532页；[172]，第1561页至1563页；[174]，第1545页至1546页，1563页至1599页；[176]，第1666页至1668页，1695页至1709页；[178]，第1732页；[179]，第1717页，1739页；[181]，第1756页；[183]，1754页至1756页，1759页，1766页，1771页至1772页。

　　19、《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 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 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15]，扉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521页至193页。

　　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1]，第601页至605页；[45]，第285页，288页，361页，368页，372页；[49]，第380页，322页，314页；[101]，第350页；[106]，第263页至264页，285页，361页，402页，499页，540页至541页；[130]，第314页至315页；[131]，第322页；[132]，第380页至381页；[133]，第314页至315页；[134]，第322页；[135]，第380页至381页；[140]，第367页；[141]，第383页；[142]，第505页至506页；[143]，第521页至522页；[144]，第506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88页至89页；[2]，第24页；[4]，第28页；[37]，第129页至130页；[180]，第634页。

　　23、《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118]，第200页至201页；[160]，第251页至252页；[161]，第187页；[166]，第223页至226页，253页至271页。

　　24、《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稿（1966—1976）》第三卷，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九月第一版。

　　[145]，[146]，第87页。

　　25、《周恩来传（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26]，第1200页至1201页，1212页。

　　26、《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111]，第75页；

　　2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27]，第700页至701页，706页至707页；[104]，第809页，第846页。

　　2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66]，第79页至80页；[84]，第202页；[86]，第202页至203页；[87]，第203页；[93]，第196页。

　　29、《“文化大革命”史稿》金春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一版。

　　[96]，第310页至311页；[97]，第310页至312页；[99]，第318页至319页。

　　30、《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85]，第199页；[89]，第249页至250页。

　　31、《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165]，第490页至491页。

　　32、《人间有戏》汪曾祺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四月第一版。

　　[109]，第53页。

　　33、《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戴嘉枋著，知识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版。

　　[112]，第38页至40页；[113]，第148页，174页；[114]，第189页，224页，196页至220页；[115]，第224页至229页。

　　34、《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 六月第一版。

　　[28]，第370页。

　　35、《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三年九月第一版。

　　[11]，第31页；[54]，[173]，第5页至6页。

　　36、《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五年一月第一版。

　　[170]，第54页，45页，43页。

　　3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 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16]，第190页。

　　3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

　　[58]，第201页；[88]，第420页至421页；[139]，第540页。

　　39、《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三月第一版。

　　[41]，第441页至442页。

　　40、《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32]，[50]，第1页。

　　41、《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八年第四期。

　　[68]，第9页。

　　42、《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九年第十一期。

　　[116]，第68页。

　　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3]，第5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38]，第323页至325页；[39]，第337页至338页；[41]，467页至468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3]，第548页；[72]，第497页至49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80]，第102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9]，第207页；[60]，第71页；[74]，第73页至74页；[77]，第71页，73页；[78]，第351页至352页；[82]，第73页；[87]，第385页；[88]，第593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4]，第36页；[15]，第174页；[46]，[70]，第488页。

　　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84]，第719页至720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689页；[5]，第694页至695页；[36]，第671页；[40]，第634页；[65]，第634页。

　　9、《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1309页至1311页，1313页至1314页；[8]，第1327页至1329页；[9]，第1329页；[11]，第1350页；[12]，第1396页；[22]，第1388页至1389页；[24]，第1367页，1373页；[25]，第1377页，1354页至1357页；[26]，第1427页；[27]，第1423页，1465页，1468页至1470页，1486页至1487页；[28]，第1328页，1369页，1505页；[29]，第1388页，1390页至1391页；[30]，[31]，第1391页；[33]，第1433页；[44]，第1439页，1437页；[47]，第1469页，1518页；[48]，第1451页；[51]，第1508页至1509页，1529页；[52]，第1430页，1455页；[54]，第1458页至1459页；[55]，第1462页，1460页；[57]，第1440页至1441页，1486页；[58]，第1465页；[61]，第1469页；[62]，第1394页至1396页，1398页；[63]，1499页至1500页；[64]，第1508页至1509页；[66]，第1486页；[67]，第1486页至1487页；[68]，第1508页；[69]，第1509页；[73]，第1418页；[75]，第1418页；[76]，第1433页至1434页；[83]，第1509页，1529页；[85]，第1433至1434页；[86]，第1508页；[89]，第1531页至1533页，1770页至1771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0]，第264页；[17]，第333页至334页；[18]，第358页；[19]，第405页至406页；[20]，第447页至448页；[21]，第441页至442页；[23]，第445至446页；[53]，第596页，628页；[56]，第621页至622页，627页至628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5]，第44页；[81]，第88页至89页。

　　1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438页。

　　13、《彭真传》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2]，第1290页至1291页。

　　14、《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七月第一版。

　　[32]，第142页。

　　15、《胡乔木传》《胡乔木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71]，第919页。

　　16、《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50]，第79页至81页。

　　17、《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

　　[1]，第164页。

　　18、《怀念与回忆——教诲与思考》何载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二○○三年一月第一版。

　　[37]，第20页至21页。

　　19、《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59]，第175页至209页。

　　20、《“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6]，第62页。

　　21、《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九年五月第一版。

　　[79]，第13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五年一月第一版。

　　[91]，第32页。

　　23、《“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5]，第134页。

　　24、《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34]，第3页至4页；[42]，第4页至5页；[43]，第5页；[90]，第9页。

　　十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后盾。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3]，第547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第1074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5]，第1191页；[29]，第1191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43页；[9]，第205页，202页，226页至228页，306页至308页；[13]，第227页至228页；[14]，第205页；[15]，第202页；[16]，第205页；[17]，第227页至228页；[38]，第236页；[41]，第308页至309页；[46]，第477页；[52]，第205页，202页，226页至228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50]，第247页至248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8]，1481页至1483页，1474页至1475页；[28]，第1438页；[31]，第1474页至1475页；[33]，第1468页；[35]，第1476页；[36]，第1485页；[37]，第1476页至1477页；[39]，第1477页；[40]，第1479页；[43]，第1468页；[47]，第1527页；[51]，第1672页至1677页；[55]，第1474页至1475页，1488页，1494页；[57]，第1460页，1462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12页；[10]，第31页至32页；[11]，第12页；[27]，第1页至2页；[30]，第67页；[34]，第33页；[42]，第33页；[45]，第104页；[48]，第207页，148页至149页；[49]，第157页；[54]，第126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21]，第31页至32页。

　　9、《傅崇碧回忆录》傅崇碧著，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23]，第180页。

　　10、《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张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第一版。

　　[20]，第51页；[22]，第63页；[24]，第82页；[25]，第56页，64页至65页；[26]，第438页。

　　11、《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53]，第465页。

　　12、《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19]，第531页。

　　13、《“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4]，第125页；[12]，第109页；[32]，第125页；[44]，第125页；[56]，第125页。

　　14、《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7]，第9页。

　　十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56]，第9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30]，第325页至326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9]，第214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73页；[4]，第145页；[18]，第58页，60页；[21]，第385页；[32]，第73页；[45]，第73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6]，第402页；[27]，第373页；[28]，第488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27页；[3]，第1439页；[5]，第1449页至1451页，1459页至1462页；[6]，第1469页至1470页；[7]，第1477页至1479页；[8]，第1490页；[9]，第1504页至1506页；[10]，第1531页至1532页；[11]，第1527页；[12]，第1532页；[13]，第1547页；[14]，第1654页；[15]，[19]，第1666页至1668页；[20]，第1486页；[22]，第1507页至1508页；[23]，第1531页至1532页；[24]，第1554页；[25]，第1645页；[26]，第1654页；[39]，第1741页，1747页，1764页至1765页，1781页，1783页；[47]，第1695页至1697页，1693页，1711页；[48]，第1671页，1685页至1686页，1761页；[52]，第1393页；[55]，第1770页，1654页，1782页。

　　7、《陈云传》（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陈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五年六月第一版。

　　[43]，第1442页。

　　8、《陈云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 朱佳木、副主编 刘书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年六月第一版。

　　[40]，第204页。

　　9、《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下），范硕著，华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17]，第532页。

　　10、《王震传》（下），《王震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四月第一版。

　　[42]，第168页至169页。

　　11、《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访谈、整理：朱元石等，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四年一月第一版。

　　[41]，[49]，第237页至238页。

　　12、《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张耀祠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36]，第186页至187页；[44]，第186页至187页。

　　13、《张春桥狱中家书》张春桥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38]，第274页至275页。

　　14、《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33]，第408页。

　　15、《戚本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4]，第464页至465页。

　　16、《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徐景贤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37]，第402页至403页。

　　17、《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张江姚专案组编，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35]，第85页至86页。

　　18、《“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6]，第703页至708页。

　　19、《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三版。

　　[50]，第193页；[51]，第336页。

　　20、《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53]。

　　21、《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十月第一版。

　　[54]，第151页。

　　22、《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主编，陈之骅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31]，第303页至336页。

　　十三、理论要点综述。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2]，第548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487页。

　　第五节从历史的演变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11]，第293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2]，第154页至15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0]，第292页至293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5]，第326页；[6]，第548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第350页至351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9]，第1027页至1028页，1373页，1394页至1396页，1770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521页；[8]，第80页至82页，218页。

　　8、《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2]，第864页，879页。

　　9、《戚本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第669页至670页。

　　10、《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出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1]，第7页至8页。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3]，第284页；[8]，第292页至293页；[23]，第302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第431页至433页，437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9]，第204页至216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5]，第321页；[6]，第320页至321页；[7]， 324页至325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12]，第451页至452页；[22]，第451页至452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26]，第194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6]，第173页；[21]，第173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0]，第719页至720页，714页。

　　9、《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290页；[14]，第1169页至1170页，1182页，1184页至1260页；[17]，第1368页至1384页，1393页至1396页；[19]，第953页至1010页，1184页至1260页；[20]，第1309页至1387页；[29]，第1338页，1393页；[30]，第1654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521页。

　　1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13]，第426页。

　　1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8]，第130页至149页，230页至259页。

　　1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5]，第810页至811页。

　　14、《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三月第一版。

　　[25]，第385页至443页；[28]，第404页至411页。

　　15、《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主编 陈之骅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27]，第17页，303页至336页。

　　16、《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24]。

　　三、响应时代召唤，共产党人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斗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二版。

　　[11]，第286页，293页；[12]，第9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3]，第302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5]，第666页至672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6]，第477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1]，第548页，344页至345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8]，第390页至392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年谱》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第487页；[13]，第593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088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21页，223页。

　　10、《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7]，第163页至167页。

　　11、《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10]，第610页至612页，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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