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二附中一校友：终于证明113年前出生的我爸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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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证明113年前出生的我爸已经死了
2022.10

网上听说过证明“我爸是我爸”的难题，而我不但要证明我爸是我爸，还要证明113年前出生的我爸确实死了。

事情的起因是我弟弟的德国护照十年到期，去驻华使馆申领新护照。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做，也不是修改护照，可是这次德国使馆要求提供本人出生证明的公证书，公证处是指定的，然后还要取得外交部领事司认证处的认证，证明这份公证书和公证员是真的。
十年前换过一次护照，那时候派出所已经开具过出生日期证明，使馆应该有存档。不知道是社会进步了，还是中德关系发展到了新阶段，必须要重复完成这一要求，而且更严格。
爱国人士会说，你一个中国人拿着中国国籍不是更自豪吗？这事就扯远了。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我弟弟一帮年轻人非要艺术自由，按自己的意愿画画，主题、风格完全不符合文革时期的欣赏习惯，不可能被官方美术馆接受，他们就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的绿地花园搞户外展览，被警察没收了，他们走上长安街游行抗议，居然就没被枪扫，也没被棍子敲。当时的政局气氛有点乱，上头对这种“开放”的事件拿不准处理的力度，后来经过双方斡旋，竟然就把没收的艺术作品发还了，还给了一个地点让合法展出，叫《星星画展》，第二年又在中国美术馆这个最高艺术殿堂提供了第二届美展的场地，观看美展的人数破了中国美术馆的纪录。
好景不长，1983年，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全国严打”，这帮走邪路的艺术青年处在战栗之中，纷纷流亡海外，我弟弟受德国文化机构邀请远走他乡，只为安全生存和艺术随意。

话扯回来，德国使馆要求办个出生公证书要说也算不上多难的事，我接受委托，先去了派出所，开出了弟弟出生日期的证明，再去公证处交钱做了公证书，到外交部领事司认证处加盖认证章的时候遭到拒绝，被告知出生公证书里的父母姓名后面一定要加上“已故”两个字才行，这是例行规定，不容商讨。回到公证处，又被告知加“已故”两个字必须提供死亡证明，我出示我母亲的火化证明书也不行，这也是例行规定。再次去派出所办已故证明，怕不顺利，还找朋友跟派出所所长打了招呼，回话说：办到你满意为止。现在的派出所户籍大厅里办事的警员都很文明、客气，似乎有求必应，并不是通常担心的那样盛气凌人。户籍警依据户籍资料开具了母亲的去世日期，但是父亲在文革的时候因为是资本家，没有权力住在北京，被注销北京户口强制遣送到了山东农村老家，不久自杀身亡，尸骨无存，哪天死的也不知道。父亲的户口已不在册，明明知道113岁的人应该不存在，但是不能出具他的已故证明，这是原则，托谁也没用，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为了换个护照，莫非要远去山东老家获取父亲已故的证明？那村里没有任何亲戚，户口到底在哪个陌生的地方还是个未知。

公证员松口说如果父亲原单位档案里有已故的相关内容，单位肯出这个证明也行。

几十年前，父亲原单位把人弄死了，现在肯出这个证明吗？只好碰碰运气。
还好，管档案的吴师傅人不错，接待了我。首先，我用两个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证实了我爸是我爸，然后终于在档案里见到了对父亲55年前“非正常死亡”的调查报告。

1966年8月29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指挥部发布《第四号通令》，命令黑六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资）“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随即，有近十万人被逐出北京，遣往农村。
  
我家1952年迁到北京，我爸爸开了一家化工厂，应当是资本家，属于被驱逐之列，被所在单位押送到了老家，老家的人不认识他，再说也没收到安置他的费用，只好返回北京，住在厂区宿舍接受监督改造。
官方对这个大批驱逐贱民的运动给予认可，但执行中又觉不妥，在其授意下，同年9月9日，西纠又在《第七号通令》中命令：资本家、右派分子等人“不必离开北京”，随后有大批被遣送“份子”返回北京上访申诉。
次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该《办法》第6条中规定“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不准返回北京。这次的驱赶变成了官方指令。
当年7月，父亲被单位“造反派”再次押送回老家，因为像几乎所有当权派都被定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样，所有的资本家也都被单位造反派定成了反动资本家，尽管父亲一直上访不承认有“反动”立场，他在公私合营的时候还骄傲的说受到政府的表扬，还加入了“工商联”组织。

化工研究院党委在这份“结案”报告中故意把我父亲在村里不承认自己是反动资本家说成是“不承认是资本家”。
父亲自己一直还认为民族资本家是五星红旗中的一颗星呢。
该报告中说“只批斗了一次”，“被当地群众打了几下”就“上吊死亡”了，时间是1967年11月。“没有责任人”。

党委的结论中没有“平反”一词，也没有任何道歉。

十几年前我去过一次老家农村，听村里人私下说批斗我父亲之后，一个民兵干部强令脱下他的一身毛衣毛裤拿走了，那个年代，没有了这身御寒的衣服很难度过北方的寒冬，当夜，他把自己吊死在房梁上。垂死挣扎的时候不知道他想着自己的一生，想着亲人，还是想着尽快死去。
父亲死的时候61岁，没有工资，没有生存能力，像一粒烟尘，孤独飘散。

拿到这样的档案复印件，我没有任何质问和异议，只有对管档案的吴师傅表示感谢，因为以上档案足以证明我父亲确实死了。

我们只求活着的人能顺利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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